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图书馆 内容
新中国成立后，彻底推翻了压在人民大众头上的三座大山，建立了新型的人民政权，广大劳苦群众翻身解放，成为国家的主人。但一穷二白的面貌需要改变，百废待兴的任务十分艰巨。中国共产党在带领广大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需要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需要从实际出发的创新精神，也需要历史的经验与教训。于是，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修志工作得到继承和发扬。
新中国最早的地方志是1949年12月出版的《新筹云南通志》。1950年，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叶剑英派人收集资料，编成《广东海岛资料》一书。1952年，淮河水利委员会修成《淮河水道志》初稿。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期间，郭沫若、马寅初等学者和山东省代表提出“早早编修地方志”的建议。当年，黑龙江省兰西县组织编写的《兰西县志》成稿。1956年，国务院正式提出编纂地方志的任务，并列入《十二年哲学社会科学规划方案》之中。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下设地方志小组，负责指导全国的地方志工作，并下发了《关于新修地方志的几点意见》。从此，编修地方志工作在全国开展起来。据1960年国家档案局统计，已有20多个省、市、自治区的530多个县开展了修志工作，其中250个县编写出县志初稿，正式出版的志书有30多部。除三级志书外，还有不少单位和地区编写了专业志和基层单位志稿。这次修志，高潮刚起，“文化大革命”即至。受“文化大革命”的冲击，新中国第一次修志偃旗息鼓，半途而废。
五六十年代的修志是一次承前启后的有益尝试。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社会主义的历史条件下，第一次继承了中华民族的修志传统，使两千多年的优秀文化传统在新中国得到发扬。同时为80年代的修志提供了许多值得总结汲取的经验教训。
五六十年代的修志工作，用全面的辩证的眼光来审视，应该说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成功的经验有三点：
第一，马克思主义第一次成为地方志编纂的指导思想，从而使地方志的政治宗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地方志的指导思想就是地方志的政治立场，具有显著的时代特征。“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时代特征，在五六十年代的地方志中得到充分反映，实现了旧方志向新方志的质的飞跃。
第二，劳动人民及其改造客观世界和改造主观世界的丰功伟绩第一次成为志书记述的主体，从而使地方志内容发生了根本变化。中国地方志在民国以前，记述的重点是封建统治阶级的政治主张和伦理道德，是王侯将相、达官显贵和各级封建官吏的文治武功，没有劳动人民的一席之地，并且把敢于反抗封建统治的广大人民视为洪水猛兽，在他们的笔下被无情地贬诬。五六十年代的志书一改常习，广大劳动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成为志书的主人，成为推动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第一次在地方志中赢得了应有的历史地位。
第三，五六十年代的志书是新中国第一代社会主义新方志，从而为地方志之苑增添了绚丽的奇葩。我们经常说的旧方志，是与社会主义新方志比较而言的。那么，社会主义新方志何时诞生？准确地说，不是20世纪80年代，而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诞生第一代社会主义新方志的文化工程就是五六十年代的修志工作。
马列主义第一次成为地方志编纂的指导思想，广大劳动人民战天斗地，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第一次成为志书记述的主体，第一代社会主义新方志的诞生，这三个第一都是史无前例的，无与伦比的。因此，五六十年代的修志工作不仅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意义，而且具有志书质变的划时代意义。
五六十年代修志的历史意义应该充分肯定，所取得的成功经验也应该继承和发扬。但存在的问题和教训，也不应该忘记。第一，不稳定的社会环境导致修志工作的中断。历代修志，有一个基本规律，这就是社会稳，方志兴；社会乱，方志断。五六十年代之所以能形成新中国的第一次修志高潮，是因为人民政权建立并得到巩固，人心思上，社会安定，人们不仅需要物质文明的发展，也需要精神文明的发展。在这种形势下，修志就成了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工作，提上了议程，推动了发展。那么，五六十年代的修志工作为什么会半途而废？原因很简单，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冲击。动乱的年代、动荡的局势，导致五六十年代修志工作的中断。第二，左的思潮影响，导致志书（稿）质量不高。五六十年代修志，指导思想是正确的，这就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但在修志实践中，受当时“阶级斗争”和“大跃进”等左的思潮的影响，没有正确坚持马列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在志书（稿）质量上出现了一些问题。一是在政治上，以阶级斗争的观点审视、筛选入志资料。二是受浮夸风的影响，数字资料多有不实。三是志书（稿）内容有浓重的政治渲染色彩。四是多数志书（稿）内容比较简略。
五六十年代的志书（稿）存在不少问题，但也有一些质量较好的志书。如《浠水县简志》和《咸宁县简志》。这两部县志都是1958年正式出版的，虽为简志，但简而不漏，比较清晰地反映了本县的基本情况。
值得一提的是1960年出版的《昌黎方言志》。这部志书是河北省《昌黎县志》编委会与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联合编纂的，全书36万字，是中国第一部方言专志。在志书的编写中，作者深入昌黎县100多个点进行了详细的调查研究，然后将调研的资料进行科学编排后，编纂而成。因此，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和使用价值。
新中国最早的地方志是1949年12月出版的《新筹云南通志》。1950年，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叶剑英派人收集资料，编成《广东海岛资料》一书。1952年，淮河水利委员会修成《淮河水道志》初稿。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期间，郭沫若、马寅初等学者和山东省代表提出“早早编修地方志”的建议。当年，黑龙江省兰西县组织编写的《兰西县志》成稿。1956年，国务院正式提出编纂地方志的任务，并列入《十二年哲学社会科学规划方案》之中。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下设地方志小组，负责指导全国的地方志工作，并下发了《关于新修地方志的几点意见》。从此，编修地方志工作在全国开展起来。据1960年国家档案局统计，已有20多个省、市、自治区的530多个县开展了修志工作，其中250个县编写出县志初稿，正式出版的志书有30多部。除三级志书外，还有不少单位和地区编写了专业志和基层单位志稿。这次修志，高潮刚起，“文化大革命”即至。受“文化大革命”的冲击，新中国第一次修志偃旗息鼓，半途而废。
五六十年代的修志是一次承前启后的有益尝试。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社会主义的历史条件下，第一次继承了中华民族的修志传统，使两千多年的优秀文化传统在新中国得到发扬。同时为80年代的修志提供了许多值得总结汲取的经验教训。
五六十年代的修志工作，用全面的辩证的眼光来审视，应该说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成功的经验有三点：
第一，马克思主义第一次成为地方志编纂的指导思想，从而使地方志的政治宗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地方志的指导思想就是地方志的政治立场，具有显著的时代特征。“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时代特征，在五六十年代的地方志中得到充分反映，实现了旧方志向新方志的质的飞跃。
第二，劳动人民及其改造客观世界和改造主观世界的丰功伟绩第一次成为志书记述的主体，从而使地方志内容发生了根本变化。中国地方志在民国以前，记述的重点是封建统治阶级的政治主张和伦理道德，是王侯将相、达官显贵和各级封建官吏的文治武功，没有劳动人民的一席之地，并且把敢于反抗封建统治的广大人民视为洪水猛兽，在他们的笔下被无情地贬诬。五六十年代的志书一改常习，广大劳动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成为志书的主人，成为推动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第一次在地方志中赢得了应有的历史地位。
第三，五六十年代的志书是新中国第一代社会主义新方志，从而为地方志之苑增添了绚丽的奇葩。我们经常说的旧方志，是与社会主义新方志比较而言的。那么，社会主义新方志何时诞生？准确地说，不是20世纪80年代，而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诞生第一代社会主义新方志的文化工程就是五六十年代的修志工作。
马列主义第一次成为地方志编纂的指导思想，广大劳动人民战天斗地，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第一次成为志书记述的主体，第一代社会主义新方志的诞生，这三个第一都是史无前例的，无与伦比的。因此，五六十年代的修志工作不仅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意义，而且具有志书质变的划时代意义。
五六十年代修志的历史意义应该充分肯定，所取得的成功经验也应该继承和发扬。但存在的问题和教训，也不应该忘记。第一，不稳定的社会环境导致修志工作的中断。历代修志，有一个基本规律，这就是社会稳，方志兴；社会乱，方志断。五六十年代之所以能形成新中国的第一次修志高潮，是因为人民政权建立并得到巩固，人心思上，社会安定，人们不仅需要物质文明的发展，也需要精神文明的发展。在这种形势下，修志就成了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工作，提上了议程，推动了发展。那么，五六十年代的修志工作为什么会半途而废？原因很简单，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冲击。动乱的年代、动荡的局势，导致五六十年代修志工作的中断。第二，左的思潮影响，导致志书（稿）质量不高。五六十年代修志，指导思想是正确的，这就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但在修志实践中，受当时“阶级斗争”和“大跃进”等左的思潮的影响，没有正确坚持马列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在志书（稿）质量上出现了一些问题。一是在政治上，以阶级斗争的观点审视、筛选入志资料。二是受浮夸风的影响，数字资料多有不实。三是志书（稿）内容有浓重的政治渲染色彩。四是多数志书（稿）内容比较简略。
五六十年代的志书（稿）存在不少问题，但也有一些质量较好的志书。如《浠水县简志》和《咸宁县简志》。这两部县志都是1958年正式出版的，虽为简志，但简而不漏，比较清晰地反映了本县的基本情况。
值得一提的是1960年出版的《昌黎方言志》。这部志书是河北省《昌黎县志》编委会与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联合编纂的，全书36万字，是中国第一部方言专志。在志书的编写中，作者深入昌黎县100多个点进行了详细的调查研究，然后将调研的资料进行科学编排后，编纂而成。因此，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和使用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