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图书馆 内容
1959年以后，乌鲁木齐城市建设规划又上了一个新台阶，主要是两件事，一是修了自来水，二是进行大面积的绿化。
先说自来水。1958年底开始筹划，1959年春天在三甬碑打井建水厂，那时地下水位高，打下20来米就有水了。当时条件差，下的是清一色陶瓷管，最粗的50公分，细的只有20来公分，明知这样以后不够用，但没钱又没办法，只能是有多少钱干多少活，这就为以后的“拉链马路”留下了隐患。好在那时人口少，楼房又不多，边城人用上了自来水，自然也是一件大事了。
还是说绿化吧。1959年绿化是个高峰，全民动员，人人植树，那阵子真叫人高兴，眼看着一片片林子起来了，乌拉泊、羊毛湖、延安路、南公园、二工、三工……
最有成效的还是红山绿化。那是一座光秃秃的荒山，59年动员上万人，上山挖坑栽苗。山上绿化，要水，要引水上山就得有水泵和管道，当时一无所有。总不能让栽上的树全死掉，于是，我跑去找当时的自治区党委副书记曾涤，我说要两台泵，他一听是绿化就批了，可管子他让我自己去找。我来到市通用机械厂，要了些铸铁管，尽管砂眼多，有点儿渗水，但总比没有好。就是靠这两台泵和那些有砂眼的铁管拉开了红山绿化的序幕，当年栽下的幼苗，春天一片碧绿，叫人好开心呀！从那以后，年年义务植树，通过十多年的努力，终于有了今天的红山公园，有了丰茂的林木。
当年与红山同时绿化的还有妖魔山（雅玛里克山），但妖魔山的绿化失败了，为什么呢？这里有个科学问题。
当年人们植树热情非常高，有人提出在妖魔山上绿化一万亩，但山上没水怎么办？引水，条件不成熟。有人讲没水也栽树，能活多少算多少，也许是大跃进年代的劲儿还没过去，领导脑袋一热说种就种。好家伙，数万人上山挖抗植树，一层层、一排排鱼鳞坑挖好了。没有树苗，昨办？有人提出种树籽，种什么树籽呢？沙枣。好，我们从南疆运来了20吨沙枣，连肉带核囫囵个儿地播了进去。树籽要水，可没水，有人提出用消防车送水。领导一句话，消防车上来了，也叫邪门，那天城中刚好失火，就是找不到救火车……妖魔山大干了一场，结果一无所获。好在那精神一直鼓励着人们，对妖魔山绿化没间断，可能正是这种努力追求的精神，今天的妖魔山已经开始绿了。
那阵子绿化最大的困难还有一件就是缺树苗，自已没苗圃，树苗由石河子、玛纳斯供应。这么大一个城市没苗圃怎能行，于是我决心自己建一所苗圃园。我转呀转，发现四工有一片荒地，而且那儿有全市最大的污水处理厂，如果能利用处理的污水育苗，不是一举两得嘛！我的想法得到了市领导的支持，一下子搞了3000亩，两年后我们的树苗就自给有余了。现在这苗圃越办越好，不仅有普通树种，还有了不少观赏类型的树苗。现在看来，当时没花几个钱办了个大苗圃是对的，你看它对乌鲁木齐绿化多么重要，就连如今水塔山、清泉山绿化也有它的功劳呀！
你看我说得杂乱无章，可能是天性，一说到路、树，我就收不住了。你别见怪，这两样东西，已成了我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了。哎，说到这树，我还要啰嗦两句。一场文化大革命，毁掉了多少林木。1966年当时有80多万株树，文革结束，毁了三分之二，可惜呀可惜，那成片的林木，现在连痕迹都没啦，叫人心痛呀！
咱们说说1965年吧，这是辉煌的一年，因为自治区成立十周年，有许多献礼项目。我负责做了三件事，一是修河滩公路，二是建青山苑，三是改造人民广场。
提起河滩，1965年那是成片成堆的垃圾场，要拉走这些垃圾，恐怕车排成队一个月也拉不完。当时市领导决定修一条路，垃圾就埋在下面，两边栽上树。工程由我负责，还是老办法，义务劳动，万人大战河滩。那场面壮观呀，先后用了1个月时间修了一条西大桥到四桥的土石路，改变了河滩千百年来的旧面貌。以后1978年改扩建成柏油路，两端延伸到312国道。当然，今天建成了高速公路，更是鸟枪换炮了。
青山苑当年也是一个大垃圾堆，又脏又臭，起初那儿有个小庙，庙坍了就成了垃圾场。又是群众义务劳动，这垃圾拉了一个多月，我们在那里植树建亭，终于成了今天绿茵茵的依山傍水的小风景区了。
说到改建广场工程，那我是有感情的。第一次建广场是我的人生起点，这一次由我主持改建，而且区党委书记王恩茂向我当面做了详细交待，我真有一种当家做主人的神圣责任感。部队派来一个团为我们清理土石方，整整干了半个月。我按照方案，将广场三分之一开辟成绿化带和游园区，种植了树木，修建了花园，并创作了民族团结的大型群雕设计方案，广场将面貌一新。
真是天有不测风云，就在我精力旺盛、准备实施大盘绿化计划的时候，那场灾难性的“革命”来临了。抓我、斗我、批判我，说我“培植修正主义的花草是讲享受，就是修正主义分子”“反动权威”，跟谁讲理去呢？只好进学习班，下乡劳动改造，上“五·七”干校，一折腾就是十年呀。这中间也想做一些工作，但无力回天，真是人祸大于天灾呀！
1971年我从“五·七”干校回来，分到了规划处工作，还是老本行，负责城市规划。
1975年到76年，我被派去搞乌河防洪工程和乌拉泊水库除险工作规划设计，忙了一年。对这项工作，我是太小心了。因为1953年8月3日一场百年不遇的大洪水沿河滩滚滚而下，好象千军万马，冲毁了河堤，冲毁了河上的三座大桥，河两岸交通阻隔，我是目击者，也是抗洪的指挥者之一。所以在这个工程中，我们特别认真。那年修建了一个泄洪道，可泄100立方水。又修了一条引渠，可引50立方水进红雁池水库，还有50立方水可放进和平渠，这样3000立方的水库压力就小多了，加大了保险系数。
说到这里我还要说两句，长江大水是个信号，你别看乌鲁木齐缺水，一旦遇上大洪水可不得了，所以无论何时对乌拉泊水库的监测和防洪措施都不能放松。
嗨，我这个人一辈子没干过什么大事，但干什么都很认真。我不是战略家，但每件具体工作，我都要做得有头有尾。岁月不饶人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担任规划设计院领导工作，我的任务主要是带年轻人，冲锋陷阵的机会少了，但我的心还在路、树、工程和规划上……
先说自来水。1958年底开始筹划，1959年春天在三甬碑打井建水厂，那时地下水位高，打下20来米就有水了。当时条件差，下的是清一色陶瓷管，最粗的50公分，细的只有20来公分，明知这样以后不够用，但没钱又没办法，只能是有多少钱干多少活，这就为以后的“拉链马路”留下了隐患。好在那时人口少，楼房又不多，边城人用上了自来水，自然也是一件大事了。
还是说绿化吧。1959年绿化是个高峰，全民动员，人人植树，那阵子真叫人高兴，眼看着一片片林子起来了，乌拉泊、羊毛湖、延安路、南公园、二工、三工……
最有成效的还是红山绿化。那是一座光秃秃的荒山，59年动员上万人，上山挖坑栽苗。山上绿化，要水，要引水上山就得有水泵和管道，当时一无所有。总不能让栽上的树全死掉，于是，我跑去找当时的自治区党委副书记曾涤，我说要两台泵，他一听是绿化就批了，可管子他让我自己去找。我来到市通用机械厂，要了些铸铁管，尽管砂眼多，有点儿渗水，但总比没有好。就是靠这两台泵和那些有砂眼的铁管拉开了红山绿化的序幕，当年栽下的幼苗，春天一片碧绿，叫人好开心呀！从那以后，年年义务植树，通过十多年的努力，终于有了今天的红山公园，有了丰茂的林木。
当年与红山同时绿化的还有妖魔山（雅玛里克山），但妖魔山的绿化失败了，为什么呢？这里有个科学问题。
当年人们植树热情非常高，有人提出在妖魔山上绿化一万亩，但山上没水怎么办？引水，条件不成熟。有人讲没水也栽树，能活多少算多少，也许是大跃进年代的劲儿还没过去，领导脑袋一热说种就种。好家伙，数万人上山挖抗植树，一层层、一排排鱼鳞坑挖好了。没有树苗，昨办？有人提出种树籽，种什么树籽呢？沙枣。好，我们从南疆运来了20吨沙枣，连肉带核囫囵个儿地播了进去。树籽要水，可没水，有人提出用消防车送水。领导一句话，消防车上来了，也叫邪门，那天城中刚好失火，就是找不到救火车……妖魔山大干了一场，结果一无所获。好在那精神一直鼓励着人们，对妖魔山绿化没间断，可能正是这种努力追求的精神，今天的妖魔山已经开始绿了。
那阵子绿化最大的困难还有一件就是缺树苗，自已没苗圃，树苗由石河子、玛纳斯供应。这么大一个城市没苗圃怎能行，于是我决心自己建一所苗圃园。我转呀转，发现四工有一片荒地，而且那儿有全市最大的污水处理厂，如果能利用处理的污水育苗，不是一举两得嘛！我的想法得到了市领导的支持，一下子搞了3000亩，两年后我们的树苗就自给有余了。现在这苗圃越办越好，不仅有普通树种，还有了不少观赏类型的树苗。现在看来，当时没花几个钱办了个大苗圃是对的，你看它对乌鲁木齐绿化多么重要，就连如今水塔山、清泉山绿化也有它的功劳呀！
你看我说得杂乱无章，可能是天性，一说到路、树，我就收不住了。你别见怪，这两样东西，已成了我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了。哎，说到这树，我还要啰嗦两句。一场文化大革命，毁掉了多少林木。1966年当时有80多万株树，文革结束，毁了三分之二，可惜呀可惜，那成片的林木，现在连痕迹都没啦，叫人心痛呀！
咱们说说1965年吧，这是辉煌的一年，因为自治区成立十周年，有许多献礼项目。我负责做了三件事，一是修河滩公路，二是建青山苑，三是改造人民广场。
提起河滩，1965年那是成片成堆的垃圾场，要拉走这些垃圾，恐怕车排成队一个月也拉不完。当时市领导决定修一条路，垃圾就埋在下面，两边栽上树。工程由我负责，还是老办法，义务劳动，万人大战河滩。那场面壮观呀，先后用了1个月时间修了一条西大桥到四桥的土石路，改变了河滩千百年来的旧面貌。以后1978年改扩建成柏油路，两端延伸到312国道。当然，今天建成了高速公路，更是鸟枪换炮了。
青山苑当年也是一个大垃圾堆，又脏又臭，起初那儿有个小庙，庙坍了就成了垃圾场。又是群众义务劳动，这垃圾拉了一个多月，我们在那里植树建亭，终于成了今天绿茵茵的依山傍水的小风景区了。
说到改建广场工程，那我是有感情的。第一次建广场是我的人生起点，这一次由我主持改建，而且区党委书记王恩茂向我当面做了详细交待，我真有一种当家做主人的神圣责任感。部队派来一个团为我们清理土石方，整整干了半个月。我按照方案，将广场三分之一开辟成绿化带和游园区，种植了树木，修建了花园，并创作了民族团结的大型群雕设计方案，广场将面貌一新。
真是天有不测风云，就在我精力旺盛、准备实施大盘绿化计划的时候，那场灾难性的“革命”来临了。抓我、斗我、批判我，说我“培植修正主义的花草是讲享受，就是修正主义分子”“反动权威”，跟谁讲理去呢？只好进学习班，下乡劳动改造，上“五·七”干校，一折腾就是十年呀。这中间也想做一些工作，但无力回天，真是人祸大于天灾呀！
1971年我从“五·七”干校回来，分到了规划处工作，还是老本行，负责城市规划。
1975年到76年，我被派去搞乌河防洪工程和乌拉泊水库除险工作规划设计，忙了一年。对这项工作，我是太小心了。因为1953年8月3日一场百年不遇的大洪水沿河滩滚滚而下，好象千军万马，冲毁了河堤，冲毁了河上的三座大桥，河两岸交通阻隔，我是目击者，也是抗洪的指挥者之一。所以在这个工程中，我们特别认真。那年修建了一个泄洪道，可泄100立方水。又修了一条引渠，可引50立方水进红雁池水库，还有50立方水可放进和平渠，这样3000立方的水库压力就小多了，加大了保险系数。
说到这里我还要说两句，长江大水是个信号，你别看乌鲁木齐缺水，一旦遇上大洪水可不得了，所以无论何时对乌拉泊水库的监测和防洪措施都不能放松。
嗨，我这个人一辈子没干过什么大事，但干什么都很认真。我不是战略家，但每件具体工作，我都要做得有头有尾。岁月不饶人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担任规划设计院领导工作，我的任务主要是带年轻人，冲锋陷阵的机会少了，但我的心还在路、树、工程和规划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