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图书馆 内容
序白志军的《神探华庚》
侦探小说，在小说家族中是“晚辈”；在小说史上，无论其成就、地位、影响、数量均是“轻量级”；但其读者并不少，而且越来越受到读者的欢迎。
侦探小说问世以来，就带有流行小说的特征，其经典作家的经典作品，更是风靡久远。英国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探案，100多年来，始终吸引着千千万万的全世界读者；当代英国作家布莱明的“零零七”詹姆斯·邦德，借助影视改编，至今风靡全世界。2000年初，美国小说家史蒂芬·金推出的小说《子弹顺风车》，首创以“电子书”的形式在英特网上销售，第一天，成功上网登录下载的读者便高达40万人次，有意愿下载的更高达200万人次，使网络出现大塞车，创下网上售书难破的纪录。
侦探小说之所以深受读者青睐，就因为它们有以下几个共同特点：情节惊险、曲折、神秘，悬念迭出，高潮迭起，引人入胜，扣人心弦；塑造偶像式的英雄，他是正义的代言人，智慧和勇敢的化身，性格卓而不凡，具有男子汉的特质，成为读者崇拜的对象。这些特点，赋予了侦探小说极强的可读性。
任何一篇小说，作者都希望它流行，而能够流行的，却为数甚少。极强的可读性，使侦探小说得以流行；凡得以流行的小说，必有极强的可读性。
流行，在一定程度上是社会认可、接受的标志。小说得以流行，必然有与社会审美心理合拍之处。小说得以流行，类似于一种文学快餐，一种文学时尚，至少是一种值得研究的文学消费现象。
侦探小说不仅雅俗共赏，而且老少咸宜。罗斯福总统是个侦探小说迷，他说侦探小说“有智慧的美”；科学巨擘爱因斯坦认为阅读侦探小说是一种“很好的休息”；而一般读者，则大都认为读侦探小说“很刺激”。
侦探小说受到读者大众的欢迎，就是因为它遵循了可读性原则。没有可读性，就没有侦探小说。侦探小说以可读性为第一要义，以可读性为生命。换个角度来说，侦探小说以娱乐读者为主要目标，把文学的娱乐性功能张扬到极致。我们以为，这是侦探小说以及侦探小说理论对文学的一个贡献。当文学忘却了大众的阅读需求时，大众对文学的惩罚便来得干脆利索：拒绝阅读。这就是时下纯文学得不到“市场准入证”的主要原因之一。
《法治纵横》自1998年9月正式创刊以来，即把“法制文学”作为旗帜，罗织作家，以较大篇幅来耕耘“大众”的文学。一年多以来，已经有了一定量的积累；也拥有了如赵光鸣、肖陈、江水寒、彭正辉、李坛计等一批有实力的作者。从2000年第4期起，刊物连续推出了5篇白志军的推理小说《华庚系列探案》，令人耳目一新。
一般的侦探小说，多采用环扣相连式的情节结构方式，即从一个案件入手，发现一个可疑对象（线索），进行侦查分析；一个可疑对象（线索）被否定，又发现第二个可疑对象（线索），以此类推——前一个被否定，才发现、注意到下一个目标。这种常用的小说结构形式，可以把小说写得很精彩，但总是有套式之嫌。侦探推理小说，却常常是在几乎没有线索或线索飘若游丝让人难以把捉的情况下，运用逻辑推理、心理分析等手段，逐步接近事件真相。
这种结构方式，打破了单一的“发案——侦破——真相大白”的三步曲套路，产生了一种“智能碰撞”式的阅读体验。
如果说，一般的侦探小说，是隐匿于案件背后的种种未知因素以及侦探以何种手段去弄清这些未知因素激起了读者的探秘欲；那么，推理的侦探小说则是以侦探严密的推理激发读者的“智力参与”。读者的阅读过程往往会变成一种不自觉的参与侦探破案的过程，与侦探一起推断、否定、再推断，并不断验证该推断是否成立的“有趣”过程，一种“智力游戏”式的阅读过程。这种阅读，把被动的等待阅读转换成主动的破译，以“参与性”诱使读者一口气读下去，获得一种主动的阅读愉悦。这种文本，照顾了读者的心态和阅读反应，在重视接受主体的同时，也强化了作品本身的艺术张力。
一般而言，推理小说，其开端总是纷繁杂乱毫无头绪的，侦探以其超人的智能，揭开智能化的犯罪真相；作者以推理推动小说的叙事展开。
白志军的《金雕奇案》，讲述了一个奇怪的故事：草原上连续发生金雕袭击羊群的事件，一只硕大的金雕从山里飞来，由东到西，每天袭击一家牧民羊群的一只羊，而且只啄掉羊的眼睛。哈萨克人自古以来就把金雕视为朋友或神鸟，因此有人认为金雕啄羊眼，是真主发怒或真主托金雕惩罚有孽债的人。华庚认为，野金雕不会有意识、有顺序地袭击羊眼；那只金雕是人驯养的，它的行为是由人操纵的。驯养人为什么让金雕专门袭击羊眼呢？他的真实目标是人，是人的眼睛。被袭击人可能目睹驯养人的罪行，一旦罪行暴露，驯养人难逃厄运；仇人失去眼睛，等于闭上嘴，有灭口性质。其结果果然如此。这篇小说使用的是演绎推理和归纳推理。演绎推理，是从一般性前提推出特殊性结论。演绎推理主要是三段论，即由两个包含着一个共同项的性质判断推出一个新的性质判断的推理。《金雕奇案》中，华庚的推理思路是这样的：所有的野金雕都不会有意识、有顺序地攻击羊眼——这只金雕有意识、有顺序地攻击羊眼——那么，它必定是人驯养的；其行为是由人操纵的。第一个层次的推理成立后，第二个层次的推理是这样的：这只金雕专门袭击羊眼，却又突然停止；那么，可能意味着驯养人确定了新的袭击目标；新目标可能是人的眼睛。驯养人要金雕袭击某人的眼睛，而之所以选择人的眼睛作为伤害目标；是因为被袭击人可能目睹驯养人的罪行。演绎推理的判断得出后，进入下一步：附近二十多家的人家都不是这只大金雕的主人；那么，大金雕驯养人就可能是罪犯。如此一步一步将线索进行归纳推理，结论就逐步显现出来了。这是归纳推理，从个别性中推断出一般性的结论。演绎推理和归纳推理都是推理小说常用的推理方法，白志军在《金雕奇案》中比较娴熟地运用了这两种推理方法，推理的严密使文本结构严密，以推理的进行推动情节的发展。
《神秘的死亡》，则是日方运用类比、演绎推理，华庚运用回溯推理的智能角逐。日方侦探松田的类比推理认为，即使一个非常愚蠢的人面临沙漠风暴的袭击，都会本能地趴倒在地，躲避沙石的袭击，保全自己的生命；石原是一个非常有探险经验的科学家，因而他不会迎风而立，任凭沙石把他打得全身二十几处骨折而死。日方侦探宫本的演绎推理认为：如果在松软的沙丘上，即使被风沙吹得打滚，也不可能导致骨折；如果风沙中夹带石块，也只能打在羽绒服上，羽绒服和身体软组织保护着骨骼，沙石只能使双手、头部受伤，也不可能导致骨折；事发现场有风蚀土垛，他可以躲在土垛后以避开沙石袭击；总之沙漠风暴不可能致使石原二十余处骨折，骨折与风暴无关；那么，石原的骨折只能是外力所致；这个外力应该是人为的，因为在沙漠中不可能有其他外力因素。
华庚则认为，用条件反射以及一般人的习惯思维方式或思维定式来推断石原是牵强附会的。石原生性怪僻，固执己见，行为常被奇思怪想所支配，甚至近乎疯狂。他的60多篇研究论文中，有55篇是他通过探险得来的成果；因此，石原此行是带着课题来的。石原认为大漠“孤烟”不是烽烟、狼粪点燃的烟，而是一种大漠特有的难以想象的东西。事发时，大漠中出现过龙卷风（当地报纸报道过当时出现历史罕见的浮尘天气是佐证）；龙卷风拔地而起，石原认为那就是“孤烟”，欣喜若狂挺身摄像；结果被龙卷风吸卷到高处摔下，导致骨折并死亡。华庚从结果入手，结合他对死者个性的了解以及他丰富的大漠知识进行推断：先判断出石原是带着破译“孤烟”的课题来探险；又从后援证实当时频频出现小旋风以及当时报纸报道发生浮尘天气推断，事发时可能发生“龙卷风”；再联系石原的秉性和行为方式，推断他为发现“孤烟”的谜底而狂喜，最终被龙卷风吸卷到高空而摔下。于是，结论出来了，石原系死于自然外力。华庚的推理，明显高于日方，并最终使以推理著称的天才侦探宫本折服。
一般地来说，推理小说常用的演绎推理、归纳推理、类比推理、回溯推理，白志军的作品都进行了熟练运用，几种方法结合使用，共同推进情节向纵深发展，这是作品获得成功之所在。
但是，小说的缺憾也是明显的。
首先，侦探小说的正面人物常常具有独特的性格，以高超的智慧和独特的性格合成偶像式的英雄形象。华庚的个性被淹没在推理情节中，人性的东西难以凸现。不过，在侦探小说史上，凡是光彩夺目、影响深远的大侦探，几乎都是由多篇或系列作品完成的。我们毕竟才看到白志军的11篇作品，或许，华庚这个人物将在《神探华庚》系列作品中不断丰满起来。
其次，作品较多地滞留在推理中，尤其是《神秘的死亡》，基本上是在会场里完成，这必然导致作品缺乏社会性，真实感也明显不强。中国的推理小说，不应该走纯推理的路子，这会失去我们的读者；而应该融推理、勘查、调查及所有侦查手段为一体，弱化西方推理小说的纯理性，强化实地侦破的感性化内容；或者，以理性的推理为一条线，以感性的勘查、调查、分析、追踪为另一条线；两条线一明一暗，一主一辅，相互镶嵌。这样，一可增强社会性、真实感；二可加强可读性，更合乎国人的阅读习惯。
这些评说，本身也可能太理性化，读白志军的这些作品，总体感觉是兴奋的、愉快的。白志军写侦探（推理）小说的感觉好极了！在他的作品中，你几乎找不出任何推理过程的破绽，每篇作品的构思几乎都严密得如同真实案件；不是真实事件，怎能如此浑然天成、天衣无缝？能讲述这些故事的，如果不是亲历的办案人，就是一个虚构的天才！我是先读作品而后识白志军的，认识之后，方知白志军恰好是这两种人的重合。他从事公安工作18年，亲手办过几百起刑事案件，任公安局副局长两年，而致力于写小说则是他调离公安战线以后的短短3年，其起点之高、悟性之好，足见先天才华与后天实践积累之深厚。厚积薄发之作，岂能不好！有读者四处搜寻白志军的作品，便是明证！
为人作序，汗颜；只好以读者的评价作结：华庚就是中国的福尔摩斯。
这个评价，可谓精彩、精练。
蔡宇知
侦探小说，在小说家族中是“晚辈”；在小说史上，无论其成就、地位、影响、数量均是“轻量级”；但其读者并不少，而且越来越受到读者的欢迎。
侦探小说问世以来，就带有流行小说的特征，其经典作家的经典作品，更是风靡久远。英国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探案，100多年来，始终吸引着千千万万的全世界读者；当代英国作家布莱明的“零零七”詹姆斯·邦德，借助影视改编，至今风靡全世界。2000年初，美国小说家史蒂芬·金推出的小说《子弹顺风车》，首创以“电子书”的形式在英特网上销售，第一天，成功上网登录下载的读者便高达40万人次，有意愿下载的更高达200万人次，使网络出现大塞车，创下网上售书难破的纪录。
侦探小说之所以深受读者青睐，就因为它们有以下几个共同特点：情节惊险、曲折、神秘，悬念迭出，高潮迭起，引人入胜，扣人心弦；塑造偶像式的英雄，他是正义的代言人，智慧和勇敢的化身，性格卓而不凡，具有男子汉的特质，成为读者崇拜的对象。这些特点，赋予了侦探小说极强的可读性。
任何一篇小说，作者都希望它流行，而能够流行的，却为数甚少。极强的可读性，使侦探小说得以流行；凡得以流行的小说，必有极强的可读性。
流行，在一定程度上是社会认可、接受的标志。小说得以流行，必然有与社会审美心理合拍之处。小说得以流行，类似于一种文学快餐，一种文学时尚，至少是一种值得研究的文学消费现象。
侦探小说不仅雅俗共赏，而且老少咸宜。罗斯福总统是个侦探小说迷，他说侦探小说“有智慧的美”；科学巨擘爱因斯坦认为阅读侦探小说是一种“很好的休息”；而一般读者，则大都认为读侦探小说“很刺激”。
侦探小说受到读者大众的欢迎，就是因为它遵循了可读性原则。没有可读性，就没有侦探小说。侦探小说以可读性为第一要义，以可读性为生命。换个角度来说，侦探小说以娱乐读者为主要目标，把文学的娱乐性功能张扬到极致。我们以为，这是侦探小说以及侦探小说理论对文学的一个贡献。当文学忘却了大众的阅读需求时，大众对文学的惩罚便来得干脆利索：拒绝阅读。这就是时下纯文学得不到“市场准入证”的主要原因之一。
《法治纵横》自1998年9月正式创刊以来，即把“法制文学”作为旗帜，罗织作家，以较大篇幅来耕耘“大众”的文学。一年多以来，已经有了一定量的积累；也拥有了如赵光鸣、肖陈、江水寒、彭正辉、李坛计等一批有实力的作者。从2000年第4期起，刊物连续推出了5篇白志军的推理小说《华庚系列探案》，令人耳目一新。
一般的侦探小说，多采用环扣相连式的情节结构方式，即从一个案件入手，发现一个可疑对象（线索），进行侦查分析；一个可疑对象（线索）被否定，又发现第二个可疑对象（线索），以此类推——前一个被否定，才发现、注意到下一个目标。这种常用的小说结构形式，可以把小说写得很精彩，但总是有套式之嫌。侦探推理小说，却常常是在几乎没有线索或线索飘若游丝让人难以把捉的情况下，运用逻辑推理、心理分析等手段，逐步接近事件真相。
这种结构方式，打破了单一的“发案——侦破——真相大白”的三步曲套路，产生了一种“智能碰撞”式的阅读体验。
如果说，一般的侦探小说，是隐匿于案件背后的种种未知因素以及侦探以何种手段去弄清这些未知因素激起了读者的探秘欲；那么，推理的侦探小说则是以侦探严密的推理激发读者的“智力参与”。读者的阅读过程往往会变成一种不自觉的参与侦探破案的过程，与侦探一起推断、否定、再推断，并不断验证该推断是否成立的“有趣”过程，一种“智力游戏”式的阅读过程。这种阅读，把被动的等待阅读转换成主动的破译，以“参与性”诱使读者一口气读下去，获得一种主动的阅读愉悦。这种文本，照顾了读者的心态和阅读反应，在重视接受主体的同时，也强化了作品本身的艺术张力。
一般而言，推理小说，其开端总是纷繁杂乱毫无头绪的，侦探以其超人的智能，揭开智能化的犯罪真相；作者以推理推动小说的叙事展开。
白志军的《金雕奇案》，讲述了一个奇怪的故事：草原上连续发生金雕袭击羊群的事件，一只硕大的金雕从山里飞来，由东到西，每天袭击一家牧民羊群的一只羊，而且只啄掉羊的眼睛。哈萨克人自古以来就把金雕视为朋友或神鸟，因此有人认为金雕啄羊眼，是真主发怒或真主托金雕惩罚有孽债的人。华庚认为，野金雕不会有意识、有顺序地袭击羊眼；那只金雕是人驯养的，它的行为是由人操纵的。驯养人为什么让金雕专门袭击羊眼呢？他的真实目标是人，是人的眼睛。被袭击人可能目睹驯养人的罪行，一旦罪行暴露，驯养人难逃厄运；仇人失去眼睛，等于闭上嘴，有灭口性质。其结果果然如此。这篇小说使用的是演绎推理和归纳推理。演绎推理，是从一般性前提推出特殊性结论。演绎推理主要是三段论，即由两个包含着一个共同项的性质判断推出一个新的性质判断的推理。《金雕奇案》中，华庚的推理思路是这样的：所有的野金雕都不会有意识、有顺序地攻击羊眼——这只金雕有意识、有顺序地攻击羊眼——那么，它必定是人驯养的；其行为是由人操纵的。第一个层次的推理成立后，第二个层次的推理是这样的：这只金雕专门袭击羊眼，却又突然停止；那么，可能意味着驯养人确定了新的袭击目标；新目标可能是人的眼睛。驯养人要金雕袭击某人的眼睛，而之所以选择人的眼睛作为伤害目标；是因为被袭击人可能目睹驯养人的罪行。演绎推理的判断得出后，进入下一步：附近二十多家的人家都不是这只大金雕的主人；那么，大金雕驯养人就可能是罪犯。如此一步一步将线索进行归纳推理，结论就逐步显现出来了。这是归纳推理，从个别性中推断出一般性的结论。演绎推理和归纳推理都是推理小说常用的推理方法，白志军在《金雕奇案》中比较娴熟地运用了这两种推理方法，推理的严密使文本结构严密，以推理的进行推动情节的发展。
《神秘的死亡》，则是日方运用类比、演绎推理，华庚运用回溯推理的智能角逐。日方侦探松田的类比推理认为，即使一个非常愚蠢的人面临沙漠风暴的袭击，都会本能地趴倒在地，躲避沙石的袭击，保全自己的生命；石原是一个非常有探险经验的科学家，因而他不会迎风而立，任凭沙石把他打得全身二十几处骨折而死。日方侦探宫本的演绎推理认为：如果在松软的沙丘上，即使被风沙吹得打滚，也不可能导致骨折；如果风沙中夹带石块，也只能打在羽绒服上，羽绒服和身体软组织保护着骨骼，沙石只能使双手、头部受伤，也不可能导致骨折；事发现场有风蚀土垛，他可以躲在土垛后以避开沙石袭击；总之沙漠风暴不可能致使石原二十余处骨折，骨折与风暴无关；那么，石原的骨折只能是外力所致；这个外力应该是人为的，因为在沙漠中不可能有其他外力因素。
华庚则认为，用条件反射以及一般人的习惯思维方式或思维定式来推断石原是牵强附会的。石原生性怪僻，固执己见，行为常被奇思怪想所支配，甚至近乎疯狂。他的60多篇研究论文中，有55篇是他通过探险得来的成果；因此，石原此行是带着课题来的。石原认为大漠“孤烟”不是烽烟、狼粪点燃的烟，而是一种大漠特有的难以想象的东西。事发时，大漠中出现过龙卷风（当地报纸报道过当时出现历史罕见的浮尘天气是佐证）；龙卷风拔地而起，石原认为那就是“孤烟”，欣喜若狂挺身摄像；结果被龙卷风吸卷到高处摔下，导致骨折并死亡。华庚从结果入手，结合他对死者个性的了解以及他丰富的大漠知识进行推断：先判断出石原是带着破译“孤烟”的课题来探险；又从后援证实当时频频出现小旋风以及当时报纸报道发生浮尘天气推断，事发时可能发生“龙卷风”；再联系石原的秉性和行为方式，推断他为发现“孤烟”的谜底而狂喜，最终被龙卷风吸卷到高空而摔下。于是，结论出来了，石原系死于自然外力。华庚的推理，明显高于日方，并最终使以推理著称的天才侦探宫本折服。
一般地来说，推理小说常用的演绎推理、归纳推理、类比推理、回溯推理，白志军的作品都进行了熟练运用，几种方法结合使用，共同推进情节向纵深发展，这是作品获得成功之所在。
但是，小说的缺憾也是明显的。
首先，侦探小说的正面人物常常具有独特的性格，以高超的智慧和独特的性格合成偶像式的英雄形象。华庚的个性被淹没在推理情节中，人性的东西难以凸现。不过，在侦探小说史上，凡是光彩夺目、影响深远的大侦探，几乎都是由多篇或系列作品完成的。我们毕竟才看到白志军的11篇作品，或许，华庚这个人物将在《神探华庚》系列作品中不断丰满起来。
其次，作品较多地滞留在推理中，尤其是《神秘的死亡》，基本上是在会场里完成，这必然导致作品缺乏社会性，真实感也明显不强。中国的推理小说，不应该走纯推理的路子，这会失去我们的读者；而应该融推理、勘查、调查及所有侦查手段为一体，弱化西方推理小说的纯理性，强化实地侦破的感性化内容；或者，以理性的推理为一条线，以感性的勘查、调查、分析、追踪为另一条线；两条线一明一暗，一主一辅，相互镶嵌。这样，一可增强社会性、真实感；二可加强可读性，更合乎国人的阅读习惯。
这些评说，本身也可能太理性化，读白志军的这些作品，总体感觉是兴奋的、愉快的。白志军写侦探（推理）小说的感觉好极了！在他的作品中，你几乎找不出任何推理过程的破绽，每篇作品的构思几乎都严密得如同真实案件；不是真实事件，怎能如此浑然天成、天衣无缝？能讲述这些故事的，如果不是亲历的办案人，就是一个虚构的天才！我是先读作品而后识白志军的，认识之后，方知白志军恰好是这两种人的重合。他从事公安工作18年，亲手办过几百起刑事案件，任公安局副局长两年，而致力于写小说则是他调离公安战线以后的短短3年，其起点之高、悟性之好，足见先天才华与后天实践积累之深厚。厚积薄发之作，岂能不好！有读者四处搜寻白志军的作品，便是明证！
为人作序，汗颜；只好以读者的评价作结：华庚就是中国的福尔摩斯。
这个评价，可谓精彩、精练。
蔡宇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