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图书馆

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开始，我国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正式形成，邓小平关于农垦体制改革、经济发展、政治稳定和文化建设的一系列重要观点逐步提出，而中发［1986］8号文件则全面地总结了这些观点并将其系统化、具体化，这标志着邓小平农垦思想业已形成。这一时期，邓小平主要提出以下6个观点：
  1.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邓小平指出：“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首先是解放思想。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①我国农垦系统长期实行准军事化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思想尤为僵化，邓小平的这一观点对农垦系统是极其适用的。
  2.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作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在指导我国新时期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反复强调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要搞四个现代化建设，当然农垦工作也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1979年3月，邓小平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文指出：“我们当前以及今后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的主要任务是什么？一句话，就是搞现代化建设。能否实现四个现代化，决定着我们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在中国的现实条件下，搞好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就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你不抓住四个现代化，不从这个实际出发，就是脱离马克思主义，就是空谈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因为它代表着人民的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现在，每一个党员、团员，每一个爱国的公民，都必须在党和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克服一切困难，千方百计地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贡献出一切力量。”①
  1979年10月，邓小平在《关于经济工作的几点意见》一文中也说：“经济工作是当前最大的政治，经济问题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不只是当前，恐怕今后长期的工作重点都要放在经济工作上面。所谓政治，就是四个现代化。”②同月30日，他还指出：“同心同德地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全国人民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是决定祖国命运的千秋大业……对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有利还是有害，应当成为衡量一切工作的最根本的是非标准。”③
  1982年9月1日，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的开幕词中强调：“核心是经济建设，它是解决国际国内问题的基础。”①后来，邓小平还多次强调要坚定不移地以经济为中心，一心一意地搞好四个现代化，全国党政军民都要服从这个大局，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从这个中心。
  在肯定经济建设是我国当前和今后的中心任务的同时，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发展才是硬道理。
  “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国农垦系统过分突出了自己承担的军事和政治任务，偏离了经济建设中心，忽视了发展生产力，造成了严重亏损。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期间，就曾为扭转这种偏向作过努力。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一再强调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这应当是新时期农垦工作的重要指导思想。
  3.包括农垦在内的各条经济战线都要进行改革。
  1978年以前，我国农垦实行高度集权的、以行政管理为主的、军事色彩较浓的计划经济体制。各级农垦部门按照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原则，由主管机关统一管理所属国有农场和工建交商企业。国家通过各种计划、规定，集中了企业的人财物和生产经营的管理权，严格控制着企业的发展和方向。在建场初期艰苦的条件下，为集中人力、物力和财力，进行大规模建设，推动国营农场的发展，完成屯垦戍边等政治任务，这种管理体制曾发挥过重大的作用。但后来随着农垦经济的发展壮大，特别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这种体制的弊端越来越显露，成为农垦经济快速发展的严重障碍。因此，必须改革旧的农垦经济体制。
  1978年10月11日，邓小平指出：“各个经济战线不仅需要进行技术上的重大改革，而且需要进行制度上、组织上的重大改革。进行这些改革，是全国人民的长远利益所在，否则，我们不能摆脱目前生产技术和生产管理的落后状态。”①以后，他又多次指出经济改革的重要性。这就为农垦体制的改革提供了依据。
  在邓小平改革思想的指导下，我国农垦经济体制主要实行了下述改革。
  （1）实行财务包干制。1979年2月，国务院批转财政部、国家农垦总局《关于农垦企业实行财务包干的暂行规定》，规定从1979～1985年，对农垦企业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亏损不补，有利润自己发展生产，资金不足可以贷款的财务包干办法”。这个办法一直实行到1993年。这个办法实际是前面所说的邓小平1954年提出的财政包干方针在农垦系统的运用和发展。这项改革改变了国家对农场统收统支的财务制度，给陷入困境的农垦企业注入了生机和活力。它初步理顺了国家与企业的分配关系，克服了企业吃国家“大锅饭”的弊端，扩大了企业的自主权，调动了企业的积极性。
  （2）兴办农工商联合企业。农垦系统实行农工商综合经营，开始于1940年陕甘宁边区的大生产运动。1942年12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高干会上的报告指出：“边区留守兵团各部队中，以三五九旅的生产自给工作做得比较更好些。首先，三五九旅的领导同志掌握了以农业为第一位、工业与运输业为第二位、商业为第三位的方针……在三年的时间内，完成了很大的经济自给任务，建立了农业、工业、运输业与商业的一系列的比较完备的企业，打下了一个能够达到完全自给的经济基础。”②新中国成立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从成立之日就实行了农工商综合经营。但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绝大多数农场长期处于生产原料的地位，即使有一些工业和商业，也多是自给性的为农业和职工服务的。这既影响了企业的经济效益，也不利于农垦事业的发展。
  1978年9月15日，邓小平视察黑龙江垦区时指出：“农场不仅要搞粮食，要变成农工商联合企业，基本是农业加工，农业的技术改造，它可以搞种子基地，可以搞种子工厂，搞肥料工厂，农业最终是要工业化的。”①根据邓小平的指示，1978年9月，国务院在北京召开了人民公社、国营农场试办农工商联合企业座谈会。会议总结了国营农场历史上实行农工商综合经营的成功经验，借鉴南斯拉夫贝尔格莱德市郊贝克比农工商联合企业的经验，决定在我国试办农工商联合企业。
  农垦系统积极响应。1978年11月，国家农垦总局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农垦系统试办农工商联合企业座谈会，通过了《关于尽快把国营农场办成农工商联合企业的座谈纪要》。会议确定了36个试点单位。1978年12月，重庆市把市郊26个农牧场组织起来，成立了我国第一个农工商联合企业，即长江农工商联合企业公司。
  1979年7月，国务院转发《关于尽快把国营农场办成农工商联合企业的座谈纪要》，指出：“把国营农场办成农工商联合企业，是办好国营农场、加速农业现代化，逐步缩小三大差别的一项重大措施，也是解决城市副食品供应的一个重要途径。”②9月，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1985年以前，国营农场利润不上缴，用以扩大再生产，搞好多种经营，兴办农畜产品加工业，发展推销自己产品的商业，尽快建成农工商联合企业，在农业现代化中发挥示范带头作用。”③中央这两个文件的出台，有力地推动了农垦农工商联合企业的发展。
  1983年1月，中共中央发布的《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再次指出：“国营农、林、牧、渔场，是国家重要的商品生产基地，应实行经济责任制，农工商综合经营，努力增加商品产量，提高商品质量，做出更大的贡献。”①
  1983年8月7日，邓小平视察黑龙江友谊农场时说：“你们不仅要作商品粮基地，还要大力发展畜牧业、饲料工业。不然的话，搞那么多粮食，运输是个大问题，不光交粮难，运输也难哪！”“你们分离出这么多劳动力，要注意大搞多种经营哟，要多发展林业、林果业、畜牧业、渔业、加工业，全面提高社会劳动生产力。”②
  邓小平关于国营农场要变成农工商联合企业的论述，丰富和发展了他在1962年提出的国营农场要搞多种经营的思想，促进了我国农垦农工商联合企业的发展。
  （3）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兴办家庭农场。实行财务包干制，从财务盈亏上解决了农垦企业吃国家“大锅饭”的问题，调动了企业的生产经营积极性。但在国营农场内部，职工吃企业“大锅饭”的问题并没有解决。为了调动农垦职工的积极性，克服分配问题上的平均主义，邓小平主张实行生产责任制和家庭联产承包制。
  早在1962年5月，邓小平在怎样办好国营农场的讲话中就说：“农场必须有几定：有定员、定额和责任制、经济核算制，才算办企业。”③
  1978年12月，他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一文中，详尽地论述了责任制问题。首先，他指出加强责任制的重要性。他说：“在管理制度上，当前要特别注意加强责任制。现在，各地的企业事业单位中，党和国家的各级机关中，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无人负责，名曰集体负责，实际上等于无人负责。一项工作布置之后，落实了没有，无人过问，结果好坏，谁也不管。所以急需建立严格的责任制。”①接着，他讲了加强责任制的具体内容：“任何一项任务、一个建设项目，都要实行定任务、定人员、定数量、定质量、定时间等几定制度。”②无论奖励或处分，都要落到具体的个人才行。怎样加强责任制？他讲了三点意见：一要扩大管理人员的权限，责任到人就要权力到人。各有各的责任，各有各的权力，别人不能侵犯。二要善于选用人员，量才授予职责。要发现、培养、重用专家，提高专家的政治地位和物质待遇。三是严格考核，赏罚分明。所有的企业、学校、研究单位、机关都要有对工作的评比和考核，都要根据工作成绩的大小、好坏，有赏有罚，有升有降。“总之，要通过加强责任制，通过赏罚分明，在各条战线上形成你追我赶、争当先进、奋发向上的风气”③。
  1983年6月，邓小平指出无论工业还是农业都要实行责任制。他说：“打破‘大锅饭’的政策不会变。工业有工业的特点，农业有农业的特点，具体经验不能搬用，但基本原则是搞责任制，这点是肯定的。”④1985年4月，他讲到农村改革时，充分肯定了责任制：“改革首先是从农村做起的，农村改革的内容总的说就是搞责任制，抛弃吃‘大锅饭’的办法，调动农民的积极性。”⑤实践证明农村改革是成功的，实行生产责任制是正确的。
  按照邓小平的指示，国营农场早就提出实行生产责任制，但多次遭到“左”的错误干扰，长期无法执行。1962年，全国农垦工作会议肯定“定包奖”责任制能适应农业生产特点，但不久因批判“三自一包”责任制被取消。1965年4月，党中央重申农场对生产队应实行“三定一奖”责任制，但在十年动乱中责任制被当作“唯生产力论”加以批判。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垦企业开始大刀阔斧地改革。1979年10月，农垦部在武汉召开的全国国营农场经营管理会上，确定了农场对生产队实行“定包奖”责任制，在生产队内部实行“任务到人、责任到人、定额计分、以分计奖”的责任制。1980年，全国各大垦区普遍推行了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调动了职工的生产积极性。
  1981～1982年，内蒙古、黑龙江、湖北、新疆等省区的部分国营农场借鉴农村改革的成功经验，开始实行以大包干到户为主要形式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即在农场统一管理下，把各项主要生产、经营指标包干到户，实行“定额上缴，费用自理，缴够国家的、留足企业的，剩下都是职工自己的”。这种制度实现了责权利三结合，职工劳动与经营成果直接挂钩，职工有了经营自主权，大大调动了承包户的生产积极性。1983年，大包干制在全国各大垦区普遍推行。
  1983年8月，全国农垦工作汇报会在新疆石河子市召开，会议总结了包干到户的经验，提出在国营农场内部兴办职工家庭农场，实行大农场套小农场的双层经营体制。9月25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七师一三一团职工耿千里创办了我国第一个职工家庭农场。11月19日，国家农牧渔业部颁发了《关于在国营农场兴办职工家庭农场的意见》。1984年1月1日，中共中央1号文件《关于1984年农村工作的通知》指出：“国营农场应继续进行改革，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办好家庭农场。机械化水平较高，不便家庭承包的，也可实行机组承包。”①此后，全国各垦区大办家庭农场，普遍建立大农场套小农场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家庭农场逐渐成为我国国营农场联产承包的主要形式。
  （4）推行场（厂）长、经理承包经营责任制。农垦企业的改革不仅要解决职工吃企业“大锅饭”的问题，而且要彻底解决企业吃国家“大锅饭”的问题。国营农场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兴办家庭农场，克服了职工吃企业“大锅饭”的弊端。国家对农垦企业实行财务包干，虽然在财务盈亏上打破了农垦企业的“大锅饭”，但农垦企业吃国家“大锅饭”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为此，全国农垦继实行财务包干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后，又推行了场（厂）长、经理承包经营责任制改革。事实上，邓小平关于实行责任制的论述，不仅指对企事业单位一般工作人员实行责任制，更重要的，是指对企事业单位的管理人员实行责任制，这在他1978年《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一文中关于责任制的讲话中表现得非常明显。1980年，他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中历数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中存在的弊端，更为明确地提出要建立场（厂）长、经理负责制。根据邓小平的论述和中央的统一部署，农垦系统从1984年开始进行场（厂）长、经理负责制的试点，1987年后全面推开。这项改革的全面推行，极大地调动了农垦企业管理者的生产经营积极性、主动性，大大提高了企业的经济效益。
  （5）农垦各级领导班子要实现“四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为了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邓小平多次提出要使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1983年他在黑龙江垦区视察，当垦区负责同志汇报到办大学、中专进行职工教育，提高干部、职工素质时，邓小平赞扬说：“你们抓对了，但要抓紧、抓实，还要使各级领导班子年轻化。”又说：“农场级干部活动在第一线，工作任务重，很辛苦，更需要年轻力壮些，尽快争取平均不超过40岁才好。”①这表明邓小平对农垦干部素质的提高和年轻化十分关心。
  1979～1987年，在邓小平农垦思想的指引下，农垦系统还进行了调整产业结构，加快第二、三产业的发展；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实行多种分配方式；转换企业经营机制，扩大企业自主权；实行对外开放，发展外向型经济等多项改革。
  4.农垦要为边疆的稳定和发展做出新贡献。
  “文化大革命”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屯垦戍边事业创造了辉煌的业绩。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破坏，1975年兵团体制被撤销。兵团撤销后，对新疆的稳定和发展产生了不利的影响。为了促进边疆的稳定和发展，邓小平亲自批准恢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他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是稳定新疆的核心，恢复起来很有必要，兵团要为新疆的稳定和发展做出新的贡献。邓小平的指示反映出他对边疆的屯垦戍边工作的高度重视，对边疆农垦重要政治地位的充分肯定，对边疆垦区的殷切期望。
  5.农垦要在科技引进和推广方面起带头作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高度重视科技工作，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论断。1981年8月，他到新疆石河子垦区视察，当看到地膜覆盖技术产生了良好的效益，并得知这项技术是由王震引进时，他满口称赞王震在新疆带了个好头。1983年8月，他在黑龙江垦区友谊农场视察时指出，要引进良种繁育技术，下决心自己搞繁育良种的技术，良种繁育出来后，要规定不论农村或农场，都必须用农场种子公司的种子。
  6.要优先办好农垦教育，努力提高农垦干部、职工的素质。
  邓小平1983年视察黑龙江垦区的讲话清楚地表达了这个思想。根据这个指示，党中央、国务院及农垦主管部门多次就发展农垦教育作出部署，大大促进了农垦教育事业的发展。
  在邓小平农垦思想的指引下，1986年3月2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了经中央书记处反复讨论的农牧渔业部《关于农垦经济体制改革问题的报告》，转发全国农垦系统贯彻执行。这个文件以邓小平农垦思想为指导，系统地阐述了新时期农垦改革和发展的重大问题，充分体现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的农垦思想，标志着邓小平农垦思想完全形成。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指出：农垦当前的任务是继续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使农垦系统的巨大经济潜力进一步发挥出来。当前的改革要围绕增强企业活力这一中心环节，着重解决好国家和企业、企业和职工的经济关系问题。各级政府主管部门要按照国家规定，把应该下放的权力下放给农垦企业，使其真正成为独立核算、自负盈亏、自主经营的经济实体，不吃国家的“大锅饭”。在农垦企业内部，要围绕兴办职工家庭农场和推行各种经济承包制度，完善大农场套小农场的双层经营体制，破除企业内部的“大锅饭”，把职工家庭经营的积极性同农场统一组织产前、产后服务的优越性结合起来，充分发挥农垦企业在资源、技术、机械装备等方面的优势，创造出最佳的经济效果。至于农垦企业的隶属关系，一般不要变动。
  农垦企业要坚持农工商运综合经营的方向，发展与社会各方面，与周围农村的经济联系，处理好与周围农民的利益关系，帮助和带动周围农民共同走向富裕。各级党委和人民政府要把农垦企业作为发展当地经济的一支重要力量，加强对农垦事业的领导。在指导农垦改革中，要吸取农村改革的经验，要注意农垦企业的特点，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农垦企业发展的新道路。
  农牧渔业部的报告讲了8个问题：
  1.农垦企业在新时期的方针和任务。
  农垦经济发展的主要目标是建立合理的产业结构，使农垦系统的工农业总产值保持年递增10%的发展速度，争取提前实现翻两番的战略目标。到20世纪末，橡胶年产量达到45万吨，做到国内基本自给；大中城市的牛奶敞开供应；大豆、棉花、畜产品等出口商品大幅度增长，努力为国家多出口、多创汇。
  农垦企业的方针是依靠政策和科学，充分利用垦区资源，努力挖掘内部潜力，加强技术改造，改善生产条件，提高产量、质量和劳动生产率，实行农工商运综合经营，不断提高经济效益，逐步提高职工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团结周围农民，发展经济联合，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农业、发展农村商品经济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农垦企业的基本任务是把农垦企业建成三个基地一个中心，即稳定的内外贸商品生产基地，农业实现专业化、商品化、现代化的示范基地，大城市和工矿区的副食品生产、加工和供应基地，农场要成为当地农村先进技术和优良品种推广、产品加工、运输和销售的服务中心。边疆垦区要继续承担屯垦戍边的任务，大力帮助兄弟民族繁荣经济、文化。
  2.改革农垦经济体制。
  农垦经济体制改革的根本方向应当是政企分开、简政放权。改革的重点，一是改革农垦企业内部的经营管理，调动职工的生产积极性，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强企业活力。二是处理好农垦企业同当地群众利益的关系，帮助周围农民发展生产，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国家行政机关对农垦企业要进行宏观控制，多用经济手段引导，多用经济法规管理，减少行政干预。各级农垦行政管理部门不得自己经营企业，以免放松管理和服务，同基层争利。行政管理部门要简政、放权、消肿，把应当属于企业的经营自主权放给企业，使农垦企业真正成为独立核算、自负盈亏、自主经营、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经济实体。
  省级农垦行政管理机构，除省一级政府批准的兼有行政和企业两种职能外，其余都要按照政企分开、简政放权的原则，进行改组分设。
  农垦企业在服从国家计划和有关规定的前提下，有6种自主权，一有权选择经营方式，二有权安排自己的产供销活动，三有权支配自留资金，四有权自行任免、聘用本企业的工作人员，五有权自行决定用工办法和工资、奖励方式，六有权确定本企业产品价格等。农场内的政权建设应坚持精简的原则，一般可在农场内设立乡或镇政权组织，纳入当地政权序列。农场内的政权机构不干预企业的自主经营。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也必须精简各级领导机构，改变领导方法，对所属企业下放生产经营权。
  3.认真办好家庭农场。
  农垦企业建立大农场套小农场的双层经营结构，从根本上改革农垦企业内部的经营管理，既发挥了农场的优越性和机械化的优势，又调动了小农场各方面的积极性、主动性，充分挖掘农场的劳动力潜力和资源潜力，变粗放经营为集约经营。因此，种植业、养殖业、小型加工业及其他适合承包到户的生产、服务行业，都可承包或租赁给职工，办成家庭农场、家庭工厂。应鼓励职工承包荒山、荒地和水面，兴办开发性的家庭农场。联产承包的规模和形式要因地制宜，要有利于发挥劳动效益、规模效益和技术效益。兴办家庭农场后，要改革农机管理制度，改善农机服务。农场职工无力购买的大中型农业机械，可由农机专业户或机组承包，按照合同为家庭农场服务。
  国营农场是国家投资建设的，承包合同要体现国家计划要求，兼顾国家、企业、职工三者的利益。家庭农场承包者按合同规定，在完成上缴国家和农场的任务后，其余收入均归自己。凡由农场垫付生产资金或生产费用的，产品要交农场处理。承包者除按国家规定纳税外，征收其他费用要定项限额，具体办法由省级农垦主管部门制定。承包人上缴的利润指标，应按土地等级、占用生产资料状况、经营内容、历年生产水平、盈利水平等因素合理确定。
  农场场部机构要根据生产专业化和社会化的需要设置，建立和发展产前、产中、产后服务体系，通过物资供应、经济信息、技术推广、植保、水利、机械、兽医及产品的加工、储运、销售等方面的服务，加强同小农场的经济联系。同时，要面向社会，为附近农民服务。大农场对小农场的农业技术指导，除有物质投入的技术措施应收费外，一般不收费。农场的科技人员要努力为本场服务，不应要求他们自谋工资。鼓励科技人员同小农场签订合同，搞技术承包，分享经济效益。
  农场应减少管理层次，精简行政人员，以减轻职工负担。
  4.改革农垦工商服务行业的经营体制。
  农垦工业、商业、服务行业要实行全民、集体、个人一起上的方针。在坚持全民所有制占主导地位的前提下，支持办集体工业、商业，鼓励职工个人办厂、设店、开作坊。农场原有的小型工商业可承包给职工集体、个人经营，服务行业可由职工家庭自营。农垦工业要积极发展横向经济联合，但不要改变企业的隶属关系。农垦商业要做好供销服务，实行经营承包，单独核算、定额上缴、自负盈亏。鼓励农垦企业扩大对外贸易，要根据国家规定给予一定的出口权。经济特区、对外开放城市、有边贸的边疆垦区，要面向国内外两个市场，逐步形成贸工农型生产结构。
  5.改革农垦企业的管理制度。
  在产品管理上，除橡胶产品保留指令性计划外，其他各种产品和出口商品都要通过执行经济合同，保证完成国家的收购、出口任务。
  中央和地方的农垦投资主要用于重点商品基地建设和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一般农场的农业建设主要靠本企业的积累。
  改革劳动工资制度，凡同农场签订承包经营合同，实行定额上交、自负盈亏的职工，不再发工资和奖金，但仍是国家职工、保留工资等级。没有实行承包经营的农垦工业企业，应建立多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奖勤罚懒。需要补充新工人时，可公开招工，择优录用，实行合同制。
  改革住房制度，过去建的职工家属宿舍，可作价卖给职工。今后新建职工住房，由农场统一规划，分配建房基地，由职工自建或自建公助。
  6.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搞好两个文明建设，进行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教育，摆正国家、企业、个人之间的关系，提倡良好的职业道德，提倡勤劳致富。
  7.改善场群关系。
  垦区的干部要树立全局观点，发展同当地农民的合作联营，共同走向富裕。农场要通过推广良种良畜、进行技术指导、实行经济联合等形式，帮助周围农民发展生产，改善场群关系。地方政府要加强对农民进行遵纪守法教育，保护农场的国家财产和职工的正常生产。
  8.加强农场领导班子建设。
  各级党委和人民政府要加强对农垦的领导，纳入工作日程，列入统一规划，从政策措施上促进农场的改革和发展。要加强各级农垦领导班子的建设，干部队伍要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
  从内容上看，在党的十三大以前，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农牧渔业部《关于农垦经济体制改革问题的报告》的通知，即中发［1986］8号文件，系统地总结和反映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的农垦思想，标志着邓小平农垦思想已经完全形成。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1页。;《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2～163页。;《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94页。;《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08～209页。;《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页。;《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36页。;《农垦工作文件资料选编》，农业出版社1983年版，第4页。;《当代中国的农垦事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72页。;《农垦工作文件资料选编》，农业出版社1983年版，第951页。;《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75页。;《坚持改革、开放、搞活》，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81页。;《农垦工作文件资料选编》1983～1990年，第162～163页。;《农垦工作文件资料选编》，农业出版社1983年版，第535页。;《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50页。;《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51页。;《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51～152页。;《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9页。;《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17页。;《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农村政策文件选集》，第75页。;《农垦工作文件资料选编》1983～1990年，第16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