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图书馆 内容
1.墓地时代
综合审视古墓沟墓地出土文物资料，它们有不少鲜见的个性特征：不见陶器，日常生活用品主要为草编器、木器；已知小麦种植，有了农业；不见金属工具、金属礼器，但出土了小铜片、小铜卷；在一具男尸腹部，发现过一件细石镞。
发掘刚结束，墓地木桩测年资料被新闻报导后，对墓地的年代曾经有过一次相当热烈的讨论①，认识得到深化。
墓地已见铜，尤其是大量完好留存在胡杨木柱、棺板上的工具加工迹痕②，没有锐利的金属工具，是难奏其功的，因此，虽然仍不会烧制陶器，还在使用着细石镞，但古墓沟人确已步入了青铜时代。
古墓沟人生存活动的绝对年代，经过大量、多次C14测年，可以说，他们是去今4000年前后生存、活动在罗布淖尔荒原、孔雀河下游的一支古代居民。我们以墓地第38号墓中出土之棺木、羊皮、毛线毯，经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C14实验室测定之结论为例，予以说明：
棺木，距今3660±80年，经树轮校正，距今3980年；
裹尸毛毯，距今3480±100年，经树轮校正，距今3765年；
盖棺羊皮，距今3615±170年，经树轮校正，距今3925年。
我们所以取这一结论，原因有二，一是它取同一墓中之不同材质的标本进行测定，结论可以说基本一致；二是参照、比较稍后铁板河、更后的小河墓地测年资料，年代结论也可以统一，所以判定这是可以接受的、接近实际的测年数据。
其他，如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C14实验室、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技术研究所C14实验室、南京大学地理系C14实验室之测年结论等，均见附录，此处不细述。
2.墓地居民
从墓地古尸，可以直觉墓主人非蒙古种人。但少数古尸标本的直觉印象，难以构成学术结论。所以判定他们非蒙古人种，更主要是根据韩康信教授完成的体质人类学的测量分析结论：“古墓沟墓地出土的人类头骨，属于人类种族中的欧洲人种（即高加索人种）”、“测量特征的比较表明，这些头骨与南西伯利亚、哈萨克斯坦、伏尔加河草原和咸海沿岸地带分布的铜器时代居民的头骨，同属原始欧洲人种的古欧洲人种类型”、“他们是迄今所知欧亚大陆上时代最早、分布位置最东的古欧洲人类型之一”、“和古楼兰居民的主体（欧洲人种印度—阿富汗类型）具有不同的种族起源关系”①。
根据目前有限的考古学资料，判定古墓沟居民的古代民族身份，实际是相当困难的。但也有学者就此进行过探讨，总倾向于认为古墓沟居民，可能属于吐火罗人。如徐文堪在其《吐火罗人起源研究》一书中，推测“这些早在三四千年前就已居住在塔里木盆地的白种人，实际上就是后来的吐火罗人”、“在汉文史料里……我们认为只有‘月氏’足以当之”②。王欣认为“塔里木盆地早期居民很可能就是原始印欧人群中的一支——吐火罗人”“古墓沟人可能就是吐火罗人的主体”③。黄文弼，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也曾在罗布淖尔发掘过这类戴尖帽、佩草篓的古冢，他在报导、分析这批古代居民的民族成分时，提出了他们是“斯基泰人”（古塞人）的遗存的观点④。
对于古墓沟人的古代居民的民族身份，不论说是斯基泰，还是吐火罗，均值得关注。但是否可以就目前考古资料做出最后判定，还是需要进一步斟酌、研究的。举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在古墓沟区42座墓葬中，明显就有7圈椭圆形列木封土与竖穴沙室之差异，而墓葬彼此破坏、叠压，说明这不同的群体，又是同一时段内的存在。其背后，还会有一系列相当不同的文化因素，如对“7”这数字的神秘崇拜等，这显示着文化的不同。而文化心理，在判定一个民族实体时，自然是绝对不能轻忽的最重要因素之一。虽然，从体质人类学测量分析结论，这两类墓葬的主人，从种族角度，都属古欧洲人类型。同一种族，分属不同民族，具有不同文化心态，是并不稀奇的。
3.墓地居民经济生活状况
第一类型，有7圈椭圆形列木封土的墓葬，文化遗物大多朽蚀无存，经济生活状况主要以竖穴沙室墓中文物为依据展开分析。
墓地规模虽不大，但集中埋葬一处，表明墓地成员属于同一聚落（如同一氏族），有相对稳定的同一居处。这也是农业生产的前提。存在农业生产，种植小麦，这为出土麦粒所证实。小块田畦，只能在河谷台地近水处，便于引水灌溉。但我们并未发现他们的居处、农田。
与农业生产相结合，可能更具重要意义的是饲养牛、羊。但绝不见马，也不见猪。牛、羊数量不会很少，个别墓葬中随殉牛、羊角达26支。
狩猎、捕鱼，也是经济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环，别连毛线毯的骨锥，有用马鹿角为材料，说明马鹿是狩猎对象之一。大量骨珠，以禽骨为料，也说明狩猎是经济生活的重要补充。
家庭手工业生产，是经济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纺线、编织毛毯、擀毡、制帽、制鞋、加工皮革（如皮鞋）、编织草篓和簸箕，雕刻木人、人面型雕像，加工木器、骨器等等，都得手工进行。一些草篓编制得致密、工巧，展示花纹，木雕人像，头、身比例合适，人面型雕刻比例恰当，婴幼儿小毡鞋制作精细，为保暖，钻研、完成了内里粘毛的工艺……这些细节表明：它们虽只是家庭手工业的产品，但从事这类手工产品的匠师们，是工有专精、各怀长技的。并不是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完成生活中各种需用物品的。其内部如何组织、如何实现彼此分工、交换，以满足氏族聚落内所有成员的需要，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各展其能，分工、交换，对一个社会群体的进步、发展是有不可轻估之作用的。
孔雀河水系河谷两岸，是平沙、丛林，无石材、矿产，古墓沟氏族聚落成员中使用的铜器、玉珠，甚至只不过是显示了诱人纹理的自然卵石，都必须来自远方。玉珠，最近，也得来自三百公里以外的阿尔金山，或更远一点的昆仑山。铜器，可能得自更为遥远的中天山南北。
4.古墓沟墓地社会组织及生活状况
以竖穴沙室墓为据，进行具体分析。全墓地共36座墓葬，男性12人，女性13人，骨架朽损严重，性别难明者1人，婴幼儿13人。列表如下：
男、女性墓葬，分置墓地不同地点，不见男女墓穴相邻、相依的情形。而是男性墓、女性墓彼此相对集聚入葬。清楚表明，这时还没有出现比较稳定的个体家庭；全墓地，只见两座合葬墓，分别入葬二男性（M30其中一人腹部见细石镞）、三男性（M41），这两组男性，关系应比较密切。
由于并没有稳定的个体家庭，婴幼儿入葬处，也相对集中。未见出某一婴幼儿与某一特定女性相依相靠的情形。
还必须强调指出一点，从社会组织状况分析，虽属原始社会早期阶段，但社会成员间，对财富占有，实际也并不均平。如象征着财富的牛、羊，有的墓葬中见26支牛羊角，有的墓葬相对较少，也有不少墓葬则不见牛、羊角存在。同为毡帽，有的厚实、精细，有的则较薄、较粗。毛线毯，同样见出精粗、高下之别。玉珠，有人有多颗，有人则不见。
即使是人口稀少的原始社会阶段，不同氏族集团之间也存在矛盾、冲突。M30墓中一名中箭身亡的男子，明显就死在了与异己力量的激烈冲突之中。因此，可以想象，尚处原始社会阶段的古墓沟人，同样存在因利益冲突而导致的对抗，在同一氏族群体内，不同情况的个体，对生活资料的占有也并不均平、相同。
竖穴沙室墓中共出土39具骨架。其中1人因骨架朽蚀较重，性别难明。男女性别大略相当。婴幼儿死亡率十分高，占全聚落死亡总人数的三分之一。人口繁衍、增殖是全社会面临的紧迫问题，关系着氏族的兴衰、存亡。
社会生活状况，从衣、食、住、行等细节去分析。
衣：从保存比较完好的墓葬分析，尸体均裸体包覆于毛织线毯中，不见内衣、裤。由此可以大概推定，这时人们还没有内衣、内裤之发明。可以清楚肯定的情况是：人们都头戴尖顶毡帽，身披毛线毯。线毯幅宽可及2米，披覆裹体，可以无虑。足下穿牛皮鞋、毡鞋，牛皮未经鞣制、脱脂，相当坚硬。牛皮鞋多短腰。毛皮或向内或向外，均见。这类牛皮鞋，长期穿用，皮底损坏后，曾经不止一次补缀。毡鞋，多为婴幼儿穿用。毡质平匀，内壁还有用皮胶粘一层毛绒，更为保暖。
在罗布淖尔荒原，冬日严寒，仅此一身线毯披挂，是难以抗御寒冷的。冬日寒衣，只在M5一幼儿墓中稍见端倪：幼儿，同样包覆在线毯中。现场感觉幼儿遗体保存尚好，因而，连同棺木运回乌鲁木齐。最近（2010年8月），打开毛毯，发现肌体内脏均已朽坏，但在幼儿脚下，却发现一件皮裘上衣的部分残留（见前文说明）。这为了解古墓沟人入冬后的服饰提供了又一种珍贵资料。
食：小麦及其制品、乳酪、牛肉、羊肉、鱼，这是可以推定的食物。
小麦，随身草篓中不止一见，说明是主要食品。但未见粉碎加工工具，也没有发现陶器，这种淀粉物品，如何加工为食，仍是一个问题。
乳酪，瑞典考古学家贝格曼在1934年发掘孔雀河类同墓葬时，发现小草篓内有乳酪类遗渍，我们并未直接发现。
牛肉，M5曾发现未朽之牛肉块。酱红色，是难得之食品标本。
鱼，只是根据网罟实物所做推定。孔雀河中有鱼，水势不大，捕捞方便，也支持进行这一推定。
住：墓地附近，孔雀河谷地带，曾经十分仔细踏勘、搜寻。未见遗址迹痕。古墓沟人当年已有能力自由切断、砍削木材，知道以芦苇、罗布麻类搓绳，墓穴内发现过以粗绳捆缚木柱，以稳定沙土的工艺。这几个因素结合，在林中、草地盖造木架土屋，是并不困难的。但这类木质小屋，保存不易。虽有过不止一次的认真踏查，却未见一点迹痕。
行：我们十分注意搜寻过马的存在，未见一点迹象。国际学术界流行观点之一，是欧亚草原上青铜时代的雅利安游牧人驯马、制车，为远徙他乡，创造了条件。一般也认为孔雀河水系内青铜时代古欧洲种人群，或与这一移徙存在关联。但我们确未曾在相关考古遗存中觅见点滴马、车的消息。强调这一点，希望可助益于思考。
但从古墓沟人使用的玉珠，用为装饰的铜卷、小铜片，甚至虽未见文物，但确不能怀疑其存在的青铜工具分析，古墓沟人，也决不是只活动在孔雀河水系这一有限空间之内。他们与塔里木盆地南缘的阿尔金山、昆仑山，中部天山南北麓，都是有可能存在联系、交往的，否则，不能说明玉石、铜工具及青铜小饰件的存在。
装饰物：对美好事物的追求，对美的追求是人的天性。在环境相当寒苦，物质资料十分贫乏的孔雀河谷，在古墓沟这样一个人口稀少的小聚落内，人们也总在通过一些细节的处置，寻求美的形式，追求生活的欢乐。平常的禽骨，切割后成为细珠，圈在颈下、腕部，立刻可以变得光彩夺目；在骨珠间加串几颗玉石珠，会更显光泽照人。普通的毡帽，插上几根翎羽，素色毛线毯上，间杂几根红色毛线，普通骨、木锥改变一下柄部形式，刻上菱形线纹，普通草编小篓，穿插进光泽不同的麦秆，显示波纹、菱形图案，会更多吸引周围人们的眼光。只要稍加努力，任何单调、平常的环境，也会找到新的、美的形式，为平淡的生活增加不平凡的色彩。古墓沟人，在这一点上给我们的启示，既是细致、具体的，又是富含寓意，可以引人深刻思考的。
5.古墓沟人观念形态
（1）原始信仰。
在古墓沟人中，占统治地位的原始信仰是萨满崇拜。
生产力低下，随时随处都面对生存环境、异己社会力量的压迫，物质生活艰难，婴幼儿死亡率高，到处都有不可知力量在控制自身的命运。寻求超人间神力佑助，成为全聚落的共识。萨满崇拜，有了丰厚的土壤。也确实成为了古墓沟人当年占统治地位的信仰。
79LQ2M12，为一老年女性的墓葬，也是入葬了较多生活资料的墓葬。具有它墓不见的个性特点：①在竖穴沙室墓穴之上部，用立木板构成矩形框架，通达地面；②棺木两厢板以朱红色彩分别绘出三角形、平行斜线；③骨管35支，束系在死者腰际；④墓内除见一身高53厘米、梳辫、身穿毛布、绘彩女性雕像外，其他如草篓、锯齿形刻木、木碗、木槌、木杯、簸箕等物，是全墓地最为丰富的。
在早期原始社会阶段，女性往往是萨满角色的承担者。她们的女性身份，被赋予了具有诞生生命的能力。所以视此墓中老年女性为聚落中的萨满，还考虑到如下细节：①腰际饰一圈骨管。是萨满作法时最主要的道具。作法时，骨管摆动、发出声响，很多原始民族的萨满，都用着这类道具①。②墓穴上部构筑通达地面的矩形木框架，为萨满灵魂通天入地铺就了阶梯。③墓穴木棺上的朱红色彩绘，是高山、大地的象征，与萨满需要的天地空间，似乎可以呼应。
（2）崇拜神秘数字“7”。
古墓沟墓地另一类型墓葬，具有7圈椭圆形列木，列木圈外四向如光线散射的列木柱，也总取7根木桩，完整构成太阳形图像。“7”这个数，在这一天象图形中，具有不同寻常的个性。
对“7”这个数的崇拜，是遍及亚欧大陆、渗透在许多原始文化之中的②。
从古墓沟墓地图像观察，“7”这个神秘数字，与“天”“太阳”存在密切关联。
在萨满崇拜中，认为天穹、人间、冥间世界，各具三层，第7层以上是天界。从这个角度分析古墓沟7圈椭圆形列木，似乎可以捕捉到早期先民赋予在“7”这个神秘数字上寄托的文化内核。也可以看到“萨满”崇拜的灵魂。
（3）古墓沟墓地，可以说墓墓、人人均见麻黄。这是一个需要深究的文化现象。
原始先民在寻求与神交通的过程中，每每需要借助迷幻药的帮助。古印度、伊朗人崇尚的迷幻药，《梨俱吠陀》中称为“苏麻”（Soma），《阿维斯塔》中称为“豪麻”（Homa）。国际学术界，很长一个时期，对此展开过认真研究，目前，渐趋一致的认识是，“苏麻”、“豪麻”是同一种迷幻性质的药物，主要成分就是含有生物碱的麻黄汁③。古墓沟人如何使用麻黄，自然不见于任何文献著录，但《梨俱吠陀》、《阿维斯塔》的记录富含启示：它们可能是与兴奋剂、迷幻剂存在关联的。在萨满巫术过程中，麻黄，大概会是不可或缺的一种药用植物。
6.古墓沟发掘资料展示的生态环境
根据古墓沟发掘资料，可以看到四千年前，这里已经是一片十分干旱的土地。浅埋的墓葬，毛布、草篓、木杯、锯齿形刻木等有机物，甚至个别人体，都没有朽烂，清楚提示这里是十分干燥、少有水分的土地。
但即使如是，河谷地带仍有适宜于人们生存活动的空间。源自天山的孔雀河，长年清水流淌，下泻向烟波浩淼的罗布淖尔湖。河水中有游鱼来去。河谷两岸，胡杨、灰杨林茂密，红柳、芦苇等耐盐、耐旱植物分布，其间灰兔、黄羊出没，丛林中马鹿栖止。远离河谷的荒漠上，丛丛麻黄草，葱绿连片，远接天际。在孔雀河谷两岸，有一块又一块不大的田畦，可以种植小麦，取孔雀河水灌溉，并无困难。草丛中、树林下，一群群牛羊，自由走动。深楔在牛角上的木钉，清楚标明它们所属的主人。
胡杨、灰杨树丛丛密密，可以随意砍伐，为生者盖屋，为死者营墓送葬，还有平日炊煮、烧烤，均无困难。树太多、人很少，那个时段，曾是怎么用都不会发生危机的。
这一形势，一直延续到公元二、三世纪。在出土的楼兰王国时期的佉卢文中，已见有人感到植被林木紧张，必须加以管理。如春天不能伐树，不能砍伐林木大枝。这中间，也就经历了两千年左右的时光。两千年，对一个人，是太久长的历史；但对地球人而言，也只不过是短暂一瞬。
发展到今天，环境变化自然更为惨烈：孔雀河，已经没有了水，胡杨、灰杨也失掉了踪迹，红柳成了灰土堆。只有星星点点的小丛麻黄，还可以在荒原上觅见踪影。
发掘古墓沟，站在墓地上，遥想当年，俯视今天，确难禁思绪连篇。
综合审视古墓沟墓地出土文物资料，它们有不少鲜见的个性特征：不见陶器，日常生活用品主要为草编器、木器；已知小麦种植，有了农业；不见金属工具、金属礼器，但出土了小铜片、小铜卷；在一具男尸腹部，发现过一件细石镞。
发掘刚结束，墓地木桩测年资料被新闻报导后，对墓地的年代曾经有过一次相当热烈的讨论①，认识得到深化。
墓地已见铜，尤其是大量完好留存在胡杨木柱、棺板上的工具加工迹痕②，没有锐利的金属工具，是难奏其功的，因此，虽然仍不会烧制陶器，还在使用着细石镞，但古墓沟人确已步入了青铜时代。
古墓沟人生存活动的绝对年代，经过大量、多次C14测年，可以说，他们是去今4000年前后生存、活动在罗布淖尔荒原、孔雀河下游的一支古代居民。我们以墓地第38号墓中出土之棺木、羊皮、毛线毯，经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C14实验室测定之结论为例，予以说明：
棺木，距今3660±80年，经树轮校正，距今3980年；
裹尸毛毯，距今3480±100年，经树轮校正，距今3765年；
盖棺羊皮，距今3615±170年，经树轮校正，距今3925年。
我们所以取这一结论，原因有二，一是它取同一墓中之不同材质的标本进行测定，结论可以说基本一致；二是参照、比较稍后铁板河、更后的小河墓地测年资料，年代结论也可以统一，所以判定这是可以接受的、接近实际的测年数据。
其他，如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C14实验室、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技术研究所C14实验室、南京大学地理系C14实验室之测年结论等，均见附录，此处不细述。
2.墓地居民
从墓地古尸，可以直觉墓主人非蒙古种人。但少数古尸标本的直觉印象，难以构成学术结论。所以判定他们非蒙古人种，更主要是根据韩康信教授完成的体质人类学的测量分析结论：“古墓沟墓地出土的人类头骨，属于人类种族中的欧洲人种（即高加索人种）”、“测量特征的比较表明，这些头骨与南西伯利亚、哈萨克斯坦、伏尔加河草原和咸海沿岸地带分布的铜器时代居民的头骨，同属原始欧洲人种的古欧洲人种类型”、“他们是迄今所知欧亚大陆上时代最早、分布位置最东的古欧洲人类型之一”、“和古楼兰居民的主体（欧洲人种印度—阿富汗类型）具有不同的种族起源关系”①。
根据目前有限的考古学资料，判定古墓沟居民的古代民族身份，实际是相当困难的。但也有学者就此进行过探讨，总倾向于认为古墓沟居民，可能属于吐火罗人。如徐文堪在其《吐火罗人起源研究》一书中，推测“这些早在三四千年前就已居住在塔里木盆地的白种人，实际上就是后来的吐火罗人”、“在汉文史料里……我们认为只有‘月氏’足以当之”②。王欣认为“塔里木盆地早期居民很可能就是原始印欧人群中的一支——吐火罗人”“古墓沟人可能就是吐火罗人的主体”③。黄文弼，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也曾在罗布淖尔发掘过这类戴尖帽、佩草篓的古冢，他在报导、分析这批古代居民的民族成分时，提出了他们是“斯基泰人”（古塞人）的遗存的观点④。
对于古墓沟人的古代居民的民族身份，不论说是斯基泰，还是吐火罗，均值得关注。但是否可以就目前考古资料做出最后判定，还是需要进一步斟酌、研究的。举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在古墓沟区42座墓葬中，明显就有7圈椭圆形列木封土与竖穴沙室之差异，而墓葬彼此破坏、叠压，说明这不同的群体，又是同一时段内的存在。其背后，还会有一系列相当不同的文化因素，如对“7”这数字的神秘崇拜等，这显示着文化的不同。而文化心理，在判定一个民族实体时，自然是绝对不能轻忽的最重要因素之一。虽然，从体质人类学测量分析结论，这两类墓葬的主人，从种族角度，都属古欧洲人类型。同一种族，分属不同民族，具有不同文化心态，是并不稀奇的。
3.墓地居民经济生活状况
第一类型，有7圈椭圆形列木封土的墓葬，文化遗物大多朽蚀无存，经济生活状况主要以竖穴沙室墓中文物为依据展开分析。
墓地规模虽不大，但集中埋葬一处，表明墓地成员属于同一聚落（如同一氏族），有相对稳定的同一居处。这也是农业生产的前提。存在农业生产，种植小麦，这为出土麦粒所证实。小块田畦，只能在河谷台地近水处，便于引水灌溉。但我们并未发现他们的居处、农田。
与农业生产相结合，可能更具重要意义的是饲养牛、羊。但绝不见马，也不见猪。牛、羊数量不会很少，个别墓葬中随殉牛、羊角达26支。
狩猎、捕鱼，也是经济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环，别连毛线毯的骨锥，有用马鹿角为材料，说明马鹿是狩猎对象之一。大量骨珠，以禽骨为料，也说明狩猎是经济生活的重要补充。
家庭手工业生产，是经济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纺线、编织毛毯、擀毡、制帽、制鞋、加工皮革（如皮鞋）、编织草篓和簸箕，雕刻木人、人面型雕像，加工木器、骨器等等，都得手工进行。一些草篓编制得致密、工巧，展示花纹，木雕人像，头、身比例合适，人面型雕刻比例恰当，婴幼儿小毡鞋制作精细，为保暖，钻研、完成了内里粘毛的工艺……这些细节表明：它们虽只是家庭手工业的产品，但从事这类手工产品的匠师们，是工有专精、各怀长技的。并不是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完成生活中各种需用物品的。其内部如何组织、如何实现彼此分工、交换，以满足氏族聚落内所有成员的需要，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各展其能，分工、交换，对一个社会群体的进步、发展是有不可轻估之作用的。
孔雀河水系河谷两岸，是平沙、丛林，无石材、矿产，古墓沟氏族聚落成员中使用的铜器、玉珠，甚至只不过是显示了诱人纹理的自然卵石，都必须来自远方。玉珠，最近，也得来自三百公里以外的阿尔金山，或更远一点的昆仑山。铜器，可能得自更为遥远的中天山南北。
4.古墓沟墓地社会组织及生活状况
以竖穴沙室墓为据，进行具体分析。全墓地共36座墓葬，男性12人，女性13人，骨架朽损严重，性别难明者1人，婴幼儿13人。列表如下：
男、女性墓葬，分置墓地不同地点，不见男女墓穴相邻、相依的情形。而是男性墓、女性墓彼此相对集聚入葬。清楚表明，这时还没有出现比较稳定的个体家庭；全墓地，只见两座合葬墓，分别入葬二男性（M30其中一人腹部见细石镞）、三男性（M41），这两组男性，关系应比较密切。
由于并没有稳定的个体家庭，婴幼儿入葬处，也相对集中。未见出某一婴幼儿与某一特定女性相依相靠的情形。
还必须强调指出一点，从社会组织状况分析，虽属原始社会早期阶段，但社会成员间，对财富占有，实际也并不均平。如象征着财富的牛、羊，有的墓葬中见26支牛羊角，有的墓葬相对较少，也有不少墓葬则不见牛、羊角存在。同为毡帽，有的厚实、精细，有的则较薄、较粗。毛线毯，同样见出精粗、高下之别。玉珠，有人有多颗，有人则不见。
即使是人口稀少的原始社会阶段，不同氏族集团之间也存在矛盾、冲突。M30墓中一名中箭身亡的男子，明显就死在了与异己力量的激烈冲突之中。因此，可以想象，尚处原始社会阶段的古墓沟人，同样存在因利益冲突而导致的对抗，在同一氏族群体内，不同情况的个体，对生活资料的占有也并不均平、相同。
竖穴沙室墓中共出土39具骨架。其中1人因骨架朽蚀较重，性别难明。男女性别大略相当。婴幼儿死亡率十分高，占全聚落死亡总人数的三分之一。人口繁衍、增殖是全社会面临的紧迫问题，关系着氏族的兴衰、存亡。
社会生活状况，从衣、食、住、行等细节去分析。
衣：从保存比较完好的墓葬分析，尸体均裸体包覆于毛织线毯中，不见内衣、裤。由此可以大概推定，这时人们还没有内衣、内裤之发明。可以清楚肯定的情况是：人们都头戴尖顶毡帽，身披毛线毯。线毯幅宽可及2米，披覆裹体，可以无虑。足下穿牛皮鞋、毡鞋，牛皮未经鞣制、脱脂，相当坚硬。牛皮鞋多短腰。毛皮或向内或向外，均见。这类牛皮鞋，长期穿用，皮底损坏后，曾经不止一次补缀。毡鞋，多为婴幼儿穿用。毡质平匀，内壁还有用皮胶粘一层毛绒，更为保暖。
在罗布淖尔荒原，冬日严寒，仅此一身线毯披挂，是难以抗御寒冷的。冬日寒衣，只在M5一幼儿墓中稍见端倪：幼儿，同样包覆在线毯中。现场感觉幼儿遗体保存尚好，因而，连同棺木运回乌鲁木齐。最近（2010年8月），打开毛毯，发现肌体内脏均已朽坏，但在幼儿脚下，却发现一件皮裘上衣的部分残留（见前文说明）。这为了解古墓沟人入冬后的服饰提供了又一种珍贵资料。
食：小麦及其制品、乳酪、牛肉、羊肉、鱼，这是可以推定的食物。
小麦，随身草篓中不止一见，说明是主要食品。但未见粉碎加工工具，也没有发现陶器，这种淀粉物品，如何加工为食，仍是一个问题。
乳酪，瑞典考古学家贝格曼在1934年发掘孔雀河类同墓葬时，发现小草篓内有乳酪类遗渍，我们并未直接发现。
牛肉，M5曾发现未朽之牛肉块。酱红色，是难得之食品标本。
鱼，只是根据网罟实物所做推定。孔雀河中有鱼，水势不大，捕捞方便，也支持进行这一推定。
住：墓地附近，孔雀河谷地带，曾经十分仔细踏勘、搜寻。未见遗址迹痕。古墓沟人当年已有能力自由切断、砍削木材，知道以芦苇、罗布麻类搓绳，墓穴内发现过以粗绳捆缚木柱，以稳定沙土的工艺。这几个因素结合，在林中、草地盖造木架土屋，是并不困难的。但这类木质小屋，保存不易。虽有过不止一次的认真踏查，却未见一点迹痕。
行：我们十分注意搜寻过马的存在，未见一点迹象。国际学术界流行观点之一，是欧亚草原上青铜时代的雅利安游牧人驯马、制车，为远徙他乡，创造了条件。一般也认为孔雀河水系内青铜时代古欧洲种人群，或与这一移徙存在关联。但我们确未曾在相关考古遗存中觅见点滴马、车的消息。强调这一点，希望可助益于思考。
但从古墓沟人使用的玉珠，用为装饰的铜卷、小铜片，甚至虽未见文物，但确不能怀疑其存在的青铜工具分析，古墓沟人，也决不是只活动在孔雀河水系这一有限空间之内。他们与塔里木盆地南缘的阿尔金山、昆仑山，中部天山南北麓，都是有可能存在联系、交往的，否则，不能说明玉石、铜工具及青铜小饰件的存在。
装饰物：对美好事物的追求，对美的追求是人的天性。在环境相当寒苦，物质资料十分贫乏的孔雀河谷，在古墓沟这样一个人口稀少的小聚落内，人们也总在通过一些细节的处置，寻求美的形式，追求生活的欢乐。平常的禽骨，切割后成为细珠，圈在颈下、腕部，立刻可以变得光彩夺目；在骨珠间加串几颗玉石珠，会更显光泽照人。普通的毡帽，插上几根翎羽，素色毛线毯上，间杂几根红色毛线，普通骨、木锥改变一下柄部形式，刻上菱形线纹，普通草编小篓，穿插进光泽不同的麦秆，显示波纹、菱形图案，会更多吸引周围人们的眼光。只要稍加努力，任何单调、平常的环境，也会找到新的、美的形式，为平淡的生活增加不平凡的色彩。古墓沟人，在这一点上给我们的启示，既是细致、具体的，又是富含寓意，可以引人深刻思考的。
5.古墓沟人观念形态
（1）原始信仰。
在古墓沟人中，占统治地位的原始信仰是萨满崇拜。
生产力低下，随时随处都面对生存环境、异己社会力量的压迫，物质生活艰难，婴幼儿死亡率高，到处都有不可知力量在控制自身的命运。寻求超人间神力佑助，成为全聚落的共识。萨满崇拜，有了丰厚的土壤。也确实成为了古墓沟人当年占统治地位的信仰。
79LQ2M12，为一老年女性的墓葬，也是入葬了较多生活资料的墓葬。具有它墓不见的个性特点：①在竖穴沙室墓穴之上部，用立木板构成矩形框架，通达地面；②棺木两厢板以朱红色彩分别绘出三角形、平行斜线；③骨管35支，束系在死者腰际；④墓内除见一身高53厘米、梳辫、身穿毛布、绘彩女性雕像外，其他如草篓、锯齿形刻木、木碗、木槌、木杯、簸箕等物，是全墓地最为丰富的。
在早期原始社会阶段，女性往往是萨满角色的承担者。她们的女性身份，被赋予了具有诞生生命的能力。所以视此墓中老年女性为聚落中的萨满，还考虑到如下细节：①腰际饰一圈骨管。是萨满作法时最主要的道具。作法时，骨管摆动、发出声响，很多原始民族的萨满，都用着这类道具①。②墓穴上部构筑通达地面的矩形木框架，为萨满灵魂通天入地铺就了阶梯。③墓穴木棺上的朱红色彩绘，是高山、大地的象征，与萨满需要的天地空间，似乎可以呼应。
（2）崇拜神秘数字“7”。
古墓沟墓地另一类型墓葬，具有7圈椭圆形列木，列木圈外四向如光线散射的列木柱，也总取7根木桩，完整构成太阳形图像。“7”这个数，在这一天象图形中，具有不同寻常的个性。
对“7”这个数的崇拜，是遍及亚欧大陆、渗透在许多原始文化之中的②。
从古墓沟墓地图像观察，“7”这个神秘数字，与“天”“太阳”存在密切关联。
在萨满崇拜中，认为天穹、人间、冥间世界，各具三层，第7层以上是天界。从这个角度分析古墓沟7圈椭圆形列木，似乎可以捕捉到早期先民赋予在“7”这个神秘数字上寄托的文化内核。也可以看到“萨满”崇拜的灵魂。
（3）古墓沟墓地，可以说墓墓、人人均见麻黄。这是一个需要深究的文化现象。
原始先民在寻求与神交通的过程中，每每需要借助迷幻药的帮助。古印度、伊朗人崇尚的迷幻药，《梨俱吠陀》中称为“苏麻”（Soma），《阿维斯塔》中称为“豪麻”（Homa）。国际学术界，很长一个时期，对此展开过认真研究，目前，渐趋一致的认识是，“苏麻”、“豪麻”是同一种迷幻性质的药物，主要成分就是含有生物碱的麻黄汁③。古墓沟人如何使用麻黄，自然不见于任何文献著录，但《梨俱吠陀》、《阿维斯塔》的记录富含启示：它们可能是与兴奋剂、迷幻剂存在关联的。在萨满巫术过程中，麻黄，大概会是不可或缺的一种药用植物。
6.古墓沟发掘资料展示的生态环境
根据古墓沟发掘资料，可以看到四千年前，这里已经是一片十分干旱的土地。浅埋的墓葬，毛布、草篓、木杯、锯齿形刻木等有机物，甚至个别人体，都没有朽烂，清楚提示这里是十分干燥、少有水分的土地。
但即使如是，河谷地带仍有适宜于人们生存活动的空间。源自天山的孔雀河，长年清水流淌，下泻向烟波浩淼的罗布淖尔湖。河水中有游鱼来去。河谷两岸，胡杨、灰杨林茂密，红柳、芦苇等耐盐、耐旱植物分布，其间灰兔、黄羊出没，丛林中马鹿栖止。远离河谷的荒漠上，丛丛麻黄草，葱绿连片，远接天际。在孔雀河谷两岸，有一块又一块不大的田畦，可以种植小麦，取孔雀河水灌溉，并无困难。草丛中、树林下，一群群牛羊，自由走动。深楔在牛角上的木钉，清楚标明它们所属的主人。
胡杨、灰杨树丛丛密密，可以随意砍伐，为生者盖屋，为死者营墓送葬，还有平日炊煮、烧烤，均无困难。树太多、人很少，那个时段，曾是怎么用都不会发生危机的。
这一形势，一直延续到公元二、三世纪。在出土的楼兰王国时期的佉卢文中，已见有人感到植被林木紧张，必须加以管理。如春天不能伐树，不能砍伐林木大枝。这中间，也就经历了两千年左右的时光。两千年，对一个人，是太久长的历史；但对地球人而言，也只不过是短暂一瞬。
发展到今天，环境变化自然更为惨烈：孔雀河，已经没有了水，胡杨、灰杨也失掉了踪迹，红柳成了灰土堆。只有星星点点的小丛麻黄，还可以在荒原上觅见踪影。
发掘古墓沟，站在墓地上，遥想当年，俯视今天，确难禁思绪连篇。
附注
参见附录，王炳华《孔雀河古墓沟发掘及其初步研究》，《新疆社会科学研究》1983年1期，第117～127页。; 整理过程中，曾经取M7、M12、M23、M24、M29、M38、M41七座保存较好的木棺厢板、盖板、立柱，认真检视其上工具痕迹，共记录了十分清晰之砍削痕迹240组。可以看到，刀具砍痕刃部宽有1.5厘米、2.7厘米、3.2厘米、4厘米、4.2厘米、4.4厘米、5.2厘米、5.5厘米、7.0厘米，砍削进深有1.3厘米、2.7厘米、3.8厘米、4.0厘米、5厘米、7.0厘米、7.7厘米之别，最大一组数据为刃宽达7.0厘米、砍削进深最深达10.5厘米。在材质致密、坚硬的胡杨树上，能一次砍进10厘米深，金属工具必然会是比较厚重、刃部应是十分锐利的。; 见附录，韩康信《孔雀河古墓沟墓地人骨研究》，原刊《考古学报》1986年3期，第361～384页，其修订稿，见于《丝绸之路古代种族研究》，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9年，23～55页。; 徐文堪《吐火罗人起源研究》总论，北京：昆仑出版社，2005年，第21页。; 王欣《塔里木盆地南部的古代居民》，《新疆文物》2003年1期，85～89页。; 黄文弼《罗布淖尔考古记》，国立北平大学研究院出版，1944年。; 孟慧英《中国北方民族萨满教》，附图，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 王炳华《说“七”——求索青铜时代孔雀河绿洲居民的精神世界》，《西域历史语言研究集刊》第五辑，第15～32页；叶舒宽《人日之谜：中国上古创世神话发掘》，《中国文化》创刊号，第84～92页。; 霍本《苏麻——豪麻问题，有关这个讨论的导言性概说和评论》，陈昊译、荣新江校，载《西域文史》第1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