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图书馆 内容
佛教在公元前2世纪或公元前1世纪传入龟兹后，必然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传布，才有人信仰，才在龟兹流行起来。这个时间是相当长的。大约于公元3世纪时，龟兹佛教才进入鼎盛时期。
据《开元释教录》卷第2中记载：“沙门白延，西域人也，才明盖世，深解逾伦，以高贵乡公甘露三年（公元258年）戊寅，游化洛阳，止白马寺，出无量清净等经五部”。据《历代三宝记》卷第7记载：魏元帝（公元261—265年）时，西域沙门帛尸梨蜜多罗译出灌顶经等三部合十一卷。按梁《高僧传》卷一所记，帛尸梨蜜多罗为龟兹国王子，因“敝屣王位，悟心天启，遂为沙门”。据《出三藏记集》卷第八记载：晋武帝“太康七年（公元286年）8月10日，敦煌月支菩萨沙门法护，手执胡经口宣出正法华经二十七品，授优婆塞聂承远、张仕明、张仲政共笔受，竺德成、竺文盛、严威伯……等，共劝助欢喜，九月二日讫。天竺沙门竺力、龟兹居士帛元信共参校”。据《出三藏记集》卷第二记载：晋惠帝（公元291—306年）时，沙门帛法祖译出惟逮菩萨经一卷。
如上所述，公元3世纪时，龟兹之佛教徒来中原传教译经者已不绝于途，不仅有一般的沙门，还有王族的子弟和虔信的居民。对此，梁启超先生曾作过如下的结论：“后汉、三国以安息、月支、康居人为多；两晋以龟兹、罽宾人为多；南北朝则西藏诸国与印度人中分势力，隋唐则印度人居优势，而海南诸国亦有来者。”〔18〕这就是说，以后汉到隋唐的八九百年时间中，龟兹人只有在两晋时间来中原传教译经的最多。可以想见，当时的龟兹能够派出大量僧徒往中原传教，足见其佛教的信仰已经根深蒂固，佛教在龟兹已经十分兴旺发达了。故而《晋书·四夷传》记载：龟兹“俗有城郭，其城三重，中有佛塔庙千所。”《出三藏记集》卷十一记载：“拘夷国，寺甚多，修饰至丽，王宫雕镂立佛形象，与寺无异。”此书还具体地介绍了龟兹的佛寺与僧尼数目：即“达慕蓝（百七十僧），北山寺名致隶剑蓝（六十僧），剑慕王新蓝（五十僧），温宿王蓝（七十僧）……王新僧伽蓝（九十僧），阿丽蓝（百八十比丘尼），轮若干蓝（五十比丘尼），阿丽跋蓝（三十比丘尼），右三寺比丘尼统依舌弥受法戒。此三寺尼多是葱岭以东王族的妇女，为道远集斯寺，用法自整，大有检制。”所以，当时的龟兹不仅佛寺栉比，僧尼众多，佛教极为光盛，而且葱岭以东、塔里木盆地边缘诸国的王族子女都来此受戒学法，显然已成为当时西域的佛教中心了。
《晋书·四夷传》中所说的龟兹的“佛塔庙千所”以及《出三藏记集》卷十一中所说的龟兹的许多佛寺，至今仍有踪迹可寻。如克孜尔石窟第47号窟，用墙壁上的木楔做碳14测定，时间为距今1785±75年，树轮较正年代为1730±80年，当在公元3世纪中。〔19〕如森姆撒木石窟第36号窟，用墙壁上的木楔做碳14测定，时间为距今1890±120年，树轮校正年代为1845±125年，当在公元2至3世纪。〔20〕特别如《高僧传·鸠摩罗什传》所记鸠摩罗什未生之日，其母以有孕之身往雀离大寺“请斋听法”，据考证，这个雀离大寺即现在的库车东西苏巴什遗址。鸠摩罗什生于公元344年，苏巴什遗址碳14测定在公元3世纪左右，其间相差百年。雀离大寺为古代龟兹境内最大、最著名的寺院，道安《西域记》和玄奘《大唐西域记》均有记载。它建成以后，即成为龟兹佛教活动的中心，不断扩建，到罗什出生的时候已经很可观了。由此观之，雀离大寺建成的时间与苏巴什遗址碳14测定的时间是基本一致的，即为公元3世纪左右。〔21〕
这样，我们可以比较肯定地说，到公元3世纪时，龟兹佛教即进入鼎盛时期。这个时期延续得很长，一直到公元8世纪末。
公元4世纪时，龟兹有僧尼1万人。〔22〕根据班固《汉书》的记载，龟兹有“户六千九百七十，口八万一千三百一十七，胜兵二万一千七十六人。”班固成《汉书》于公元1世纪，当时龟兹的人口为男女老幼八万一千余人。到公元4世纪时，经过300年来的发展，龟兹的人口必然有所增加。至于增加到什么程度，则无史料可寻。我们假定，300年中龟兹的人口增加了一倍。那么，16万余口男女老幼中有1万人当僧尼，其比例仍是相当惊人的。
到公元7世纪上半叶，玄奘赴龟兹时，龟兹有“伽蓝百余所，僧徒五千余人”。〔23〕这与《晋书·四夷传》所记龟兹有“佛塔庙千所”以及梁《高僧传》卷二《鸠摩罗什传》所记龟兹有僧尼1万人的情况相比较，似乎龟兹的佛教已经今不如昔了。其实不然，因为《晋书·四夷传》所记的是“佛塔庙千所”，而《大唐西域记》所记的是“伽蓝百余所”，这两者是有区别的。所谓的“伽蓝”，梵汉并举作“僧园”、“僧院”，指的是包括土地、建筑物在内寺院的总称。在伽蓝内，把佛塔、小庙都包括进去了。再是，我们不能光以僧尼人数的多少来衡量佛教的繁荣程度，我们还要看佛教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深入到社会各个阶层的程度。《大唐西域记》记载：“屈支国……大城西门外、路左右，各有立佛像，高九十余尺。于此像前，建五年一大会处。为岁秋分数十日间，举国僧徒皆来会集，上自君王，下至士庶，指废俗务，奉持斋戒，受经听法。温日忘疲……常以月十五日、晦日，国王、大臣谋议国事，访及高僧，然后宣布。”可见，那时的龟兹佛教是如此深入到统治阶级的生活之中，以至“捐废俗务，奉持斋戒”，“谋议国事，访及高僧”，其虔信的程度确非一般。《大唐西域记》又记：“诸僧伽蓝，庄严佛像，莹以珍宝，饰之锦绮，载诸辇舆，谓之行像，动以千数，云集会所。”“阿奢理贰伽蓝唐言奇特，庭宇显敞，佛像工饰，僧徒肃穆，精勤匪怠，并是耆艾宿德，博学高才。远方俊彦，慕义至止。国王大臣，士庶豪右，四事供养，久而弥敬。”可见，当时龟兹社会中的各个阶层，“国王、大臣、士庶、豪右”，对佛教都是“久而弥敬”，其中“行像”的宗教仪式，更是规模巨大，充分显示了佛教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和力量。
玄奘以后约100年左右，慧超赴龟兹，在其所著的《往五天竺国传》中有如下的记载：“又从疏勒东行一月，至龟兹国，即是安西大都护府，汉国兵马大都集处。此龟兹国，足寺足僧，行小乘法，食肉及葱韭等也。”
这就是说，到公元8世纪上半叶，龟兹佛教仍兴盛不衰。显然，这是和龟兹白氏王朝诸王大力支持和虔诚信仰佛教分不开的。梁《高僧传》卷2记载，鸠摩罗什受法归来，“龟兹王躬往温宿迎什还国，广说诸经，四远学宗，莫之能抗……龟兹王为造金师子座，以大乘，锦褥铺云，会什升，王皆长跪座侧，令什践而登焉，其见重如此。”公元5世纪初，罽宾沙门法秀“曾挂锡于龟兹国，龟兹国王因梦得神告，遂遇以殊礼，就之受法戒”。〔24〕公元7世纪初，南印度沙门法密“至龟兹国，亦停五寺，又住二年，仍为彼僧讲释前论。其王笃好大乘，多所开悟，留引之心，旦夕相造。”〔25〕
公元8世纪中叶以后，唐朝中央政府的力量由于安史之乱被大大削弱，无法保持龟兹已有的稳定的政治局面，突厥、吐蕃相继侵凌，社会动荡不安，龟兹的佛教也开始衰落。《资治通鉴》卷223中说：“唐自武德以来，开拓边境，地连西域，皆置都督、府、州、县。开元中，置朔方、陇右、河西、安西、北庭诸节度使以统之，岁发山东丁壮为戍卒，缯帛为军资，开屯田，供糗粮，设监牧，畜马牛，军城戍逻，万里相望。及安禄山反，边兵精锐者皆征发入援，谓之行营，所留兵单弱，胡虏稍蚕食之；数年间，西北数十州相继沦没，自凤翔以西，邠州以北，皆为左袵矣。”至今，在克孜尔石窟的岩壁上留有这方面的历史见证。克孜尔石窟第220号窟的岩壁刻有“天宝十三载十月十五日程泽礼□□”与“大历四年□□□”的汉文题记。克孜尔石窟第222号窟的岩壁上刻有“贞元十年□□”的汉文题记。这些题记都是刻写在当时已经废弃了的石窟之中的。对此，阎文儒先生曾说：“从天宝十三载、贞元十年的题记，43窟‘坚行’、‘惠灯’等游僧的题记来看，起码有些窟，唐代已经废弃了”。〔27〕
到了分元790年，吐蕃占领龟兹以及后来的回鹘迁入龟兹，那里的佛教香火虽然绵延不断，但是经过这些动乱，龟兹的佛教从兴盛走向衰落，龟兹佛教的鼎盛时期结束了。
据《开元释教录》卷第2中记载：“沙门白延，西域人也，才明盖世，深解逾伦，以高贵乡公甘露三年（公元258年）戊寅，游化洛阳，止白马寺，出无量清净等经五部”。据《历代三宝记》卷第7记载：魏元帝（公元261—265年）时，西域沙门帛尸梨蜜多罗译出灌顶经等三部合十一卷。按梁《高僧传》卷一所记，帛尸梨蜜多罗为龟兹国王子，因“敝屣王位，悟心天启，遂为沙门”。据《出三藏记集》卷第八记载：晋武帝“太康七年（公元286年）8月10日，敦煌月支菩萨沙门法护，手执胡经口宣出正法华经二十七品，授优婆塞聂承远、张仕明、张仲政共笔受，竺德成、竺文盛、严威伯……等，共劝助欢喜，九月二日讫。天竺沙门竺力、龟兹居士帛元信共参校”。据《出三藏记集》卷第二记载：晋惠帝（公元291—306年）时，沙门帛法祖译出惟逮菩萨经一卷。
如上所述，公元3世纪时，龟兹之佛教徒来中原传教译经者已不绝于途，不仅有一般的沙门，还有王族的子弟和虔信的居民。对此，梁启超先生曾作过如下的结论：“后汉、三国以安息、月支、康居人为多；两晋以龟兹、罽宾人为多；南北朝则西藏诸国与印度人中分势力，隋唐则印度人居优势，而海南诸国亦有来者。”〔18〕这就是说，以后汉到隋唐的八九百年时间中，龟兹人只有在两晋时间来中原传教译经的最多。可以想见，当时的龟兹能够派出大量僧徒往中原传教，足见其佛教的信仰已经根深蒂固，佛教在龟兹已经十分兴旺发达了。故而《晋书·四夷传》记载：龟兹“俗有城郭，其城三重，中有佛塔庙千所。”《出三藏记集》卷十一记载：“拘夷国，寺甚多，修饰至丽，王宫雕镂立佛形象，与寺无异。”此书还具体地介绍了龟兹的佛寺与僧尼数目：即“达慕蓝（百七十僧），北山寺名致隶剑蓝（六十僧），剑慕王新蓝（五十僧），温宿王蓝（七十僧）……王新僧伽蓝（九十僧），阿丽蓝（百八十比丘尼），轮若干蓝（五十比丘尼），阿丽跋蓝（三十比丘尼），右三寺比丘尼统依舌弥受法戒。此三寺尼多是葱岭以东王族的妇女，为道远集斯寺，用法自整，大有检制。”所以，当时的龟兹不仅佛寺栉比，僧尼众多，佛教极为光盛，而且葱岭以东、塔里木盆地边缘诸国的王族子女都来此受戒学法，显然已成为当时西域的佛教中心了。
《晋书·四夷传》中所说的龟兹的“佛塔庙千所”以及《出三藏记集》卷十一中所说的龟兹的许多佛寺，至今仍有踪迹可寻。如克孜尔石窟第47号窟，用墙壁上的木楔做碳14测定，时间为距今1785±75年，树轮较正年代为1730±80年，当在公元3世纪中。〔19〕如森姆撒木石窟第36号窟，用墙壁上的木楔做碳14测定，时间为距今1890±120年，树轮校正年代为1845±125年，当在公元2至3世纪。〔20〕特别如《高僧传·鸠摩罗什传》所记鸠摩罗什未生之日，其母以有孕之身往雀离大寺“请斋听法”，据考证，这个雀离大寺即现在的库车东西苏巴什遗址。鸠摩罗什生于公元344年，苏巴什遗址碳14测定在公元3世纪左右，其间相差百年。雀离大寺为古代龟兹境内最大、最著名的寺院，道安《西域记》和玄奘《大唐西域记》均有记载。它建成以后，即成为龟兹佛教活动的中心，不断扩建，到罗什出生的时候已经很可观了。由此观之，雀离大寺建成的时间与苏巴什遗址碳14测定的时间是基本一致的，即为公元3世纪左右。〔21〕
这样，我们可以比较肯定地说，到公元3世纪时，龟兹佛教即进入鼎盛时期。这个时期延续得很长，一直到公元8世纪末。
公元4世纪时，龟兹有僧尼1万人。〔22〕根据班固《汉书》的记载，龟兹有“户六千九百七十，口八万一千三百一十七，胜兵二万一千七十六人。”班固成《汉书》于公元1世纪，当时龟兹的人口为男女老幼八万一千余人。到公元4世纪时，经过300年来的发展，龟兹的人口必然有所增加。至于增加到什么程度，则无史料可寻。我们假定，300年中龟兹的人口增加了一倍。那么，16万余口男女老幼中有1万人当僧尼，其比例仍是相当惊人的。
到公元7世纪上半叶，玄奘赴龟兹时，龟兹有“伽蓝百余所，僧徒五千余人”。〔23〕这与《晋书·四夷传》所记龟兹有“佛塔庙千所”以及梁《高僧传》卷二《鸠摩罗什传》所记龟兹有僧尼1万人的情况相比较，似乎龟兹的佛教已经今不如昔了。其实不然，因为《晋书·四夷传》所记的是“佛塔庙千所”，而《大唐西域记》所记的是“伽蓝百余所”，这两者是有区别的。所谓的“伽蓝”，梵汉并举作“僧园”、“僧院”，指的是包括土地、建筑物在内寺院的总称。在伽蓝内，把佛塔、小庙都包括进去了。再是，我们不能光以僧尼人数的多少来衡量佛教的繁荣程度，我们还要看佛教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深入到社会各个阶层的程度。《大唐西域记》记载：“屈支国……大城西门外、路左右，各有立佛像，高九十余尺。于此像前，建五年一大会处。为岁秋分数十日间，举国僧徒皆来会集，上自君王，下至士庶，指废俗务，奉持斋戒，受经听法。温日忘疲……常以月十五日、晦日，国王、大臣谋议国事，访及高僧，然后宣布。”可见，那时的龟兹佛教是如此深入到统治阶级的生活之中，以至“捐废俗务，奉持斋戒”，“谋议国事，访及高僧”，其虔信的程度确非一般。《大唐西域记》又记：“诸僧伽蓝，庄严佛像，莹以珍宝，饰之锦绮，载诸辇舆，谓之行像，动以千数，云集会所。”“阿奢理贰伽蓝唐言奇特，庭宇显敞，佛像工饰，僧徒肃穆，精勤匪怠，并是耆艾宿德，博学高才。远方俊彦，慕义至止。国王大臣，士庶豪右，四事供养，久而弥敬。”可见，当时龟兹社会中的各个阶层，“国王、大臣、士庶、豪右”，对佛教都是“久而弥敬”，其中“行像”的宗教仪式，更是规模巨大，充分显示了佛教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和力量。
玄奘以后约100年左右，慧超赴龟兹，在其所著的《往五天竺国传》中有如下的记载：“又从疏勒东行一月，至龟兹国，即是安西大都护府，汉国兵马大都集处。此龟兹国，足寺足僧，行小乘法，食肉及葱韭等也。”
这就是说，到公元8世纪上半叶，龟兹佛教仍兴盛不衰。显然，这是和龟兹白氏王朝诸王大力支持和虔诚信仰佛教分不开的。梁《高僧传》卷2记载，鸠摩罗什受法归来，“龟兹王躬往温宿迎什还国，广说诸经，四远学宗，莫之能抗……龟兹王为造金师子座，以大乘，锦褥铺云，会什升，王皆长跪座侧，令什践而登焉，其见重如此。”公元5世纪初，罽宾沙门法秀“曾挂锡于龟兹国，龟兹国王因梦得神告，遂遇以殊礼，就之受法戒”。〔24〕公元7世纪初，南印度沙门法密“至龟兹国，亦停五寺，又住二年，仍为彼僧讲释前论。其王笃好大乘，多所开悟，留引之心，旦夕相造。”〔25〕
公元8世纪中叶以后，唐朝中央政府的力量由于安史之乱被大大削弱，无法保持龟兹已有的稳定的政治局面，突厥、吐蕃相继侵凌，社会动荡不安，龟兹的佛教也开始衰落。《资治通鉴》卷223中说：“唐自武德以来，开拓边境，地连西域，皆置都督、府、州、县。开元中，置朔方、陇右、河西、安西、北庭诸节度使以统之，岁发山东丁壮为戍卒，缯帛为军资，开屯田，供糗粮，设监牧，畜马牛，军城戍逻，万里相望。及安禄山反，边兵精锐者皆征发入援，谓之行营，所留兵单弱，胡虏稍蚕食之；数年间，西北数十州相继沦没，自凤翔以西，邠州以北，皆为左袵矣。”至今，在克孜尔石窟的岩壁上留有这方面的历史见证。克孜尔石窟第220号窟的岩壁刻有“天宝十三载十月十五日程泽礼□□”与“大历四年□□□”的汉文题记。克孜尔石窟第222号窟的岩壁上刻有“贞元十年□□”的汉文题记。这些题记都是刻写在当时已经废弃了的石窟之中的。对此，阎文儒先生曾说：“从天宝十三载、贞元十年的题记，43窟‘坚行’、‘惠灯’等游僧的题记来看，起码有些窟，唐代已经废弃了”。〔27〕
到了分元790年，吐蕃占领龟兹以及后来的回鹘迁入龟兹，那里的佛教香火虽然绵延不断，但是经过这些动乱，龟兹的佛教从兴盛走向衰落，龟兹佛教的鼎盛时期结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