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图书馆 内容
关于佛教传入龟兹的时间，现在尚无一定的看法。
羽田亨在《西域文明史概论》中说：佛教于何时流入西域地方？……原则上观之，大约系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前，殆无疑义。
羽溪了谛在《西域之佛教》中说：佛教传入龟兹之时期必与佛教传入中原之时，即汉明帝时同，或在此以前。
查尔斯·埃利奥特在《印度教与佛教史纲》中说：“目前还不能肯定佛教传入塔里木盆地和通常称之为中亚细亚的其他地区的确实年代，但是大约在基督纪元之时，它必然已经盛行于该地，因为佛教从那里传入中国不晚于公元一世纪中叶”。
吴焯在《从考古遗存看佛教传入西域的时间》一文中说：佛教传入西域的时间为公元2世纪上半叶班勇离开西域之后，在这之前民间可能通过商贾带进一些佛教艺术品，葱岭以西的佛教徒亦可能零星地随商旅进入塔里木盆地，但未流传开、也未造成影响。他还说：以于阗鄯善为主要传播地的丝路南道，其佛教传入的时间略早于以龟兹为主要传播地的北道。
吴焯的主要论点是：（1）“公元二世纪上半叶，新兴的贵霜帝国拓土开边，积极开展军事外交活动，着眼于葱岭以东（不管是否能实现）的汹汹气势。在这种情况下，佛教作为迦腻色迦的宠儿，随着日趋频繁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广泛的交往，在塔里木的绿洲地区发挥它的影响是完全可能的。”（2）“在于阗、鄯善一带发现的寺院遗址以及内部的壁画、雕塑，均不早于公元三世纪，即使在这之前，在没有寺院和佛像的情况下流通过佛教，时间怕也不会太早，总不会早于公元二世纪。”（3）“相对于南道的于阗，龟兹侧重于接受萨珊波斯的影响，如立鸟连珠纹、列雁以及菩萨天人头部两侧的飘带均来自于萨珊波斯。而萨珊波斯公元266年才建国，虽然艺术发展有一定的连续性，但上述几种纹样却是到萨珊朝才固定下来的。龟兹石窟的东西绝不会早于萨珊波斯的立国时间，换言之，即不会早于公元三世纪。”（4）“无论《汉书》还是《后汉书》皆无一字提及西域各国信仰佛教之事。班超自明帝永平十六年（公元73年）出使西域，至和帝永元十四年（公元102年）于西域都护任上告老回洛阳，几近三十年。班勇从小随父在西域生活，后又以安帝延光二年（公元123年）至安帝永建二年（公元127年）经略西域，经常往来于西域各国之间，说他们不了解当地的情况是不会令人信服的。班勇当时并非对佛教一无认识，他在记天竺国时，谓‘其人弱于月氏，修浮图道，不杀伐，遂以成俗。’倘若龟兹于阗等地也和天竺一样‘修浮屠道’，他是不会不记的。由此可证，至少班勇还在西域的时候，西域各国并未流传佛教。”〔8〕
由于吴焯是唯一提出佛教传入龟兹的明确时间——公元2世纪中叶的人，故而我们引证了他的四个主要论点作为参考。
其他的几位学者都没有提出佛教传入龟兹的明确时间，并且都说佛教传入龟兹的时间是在佛教传入中原之前或同时。
这样，由于佛教传入龟兹的问题是与佛教传入中国的问题联系在一起的，所以我们不得不探讨一下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问题。
季羡林先生说：“印度的佛教也在很早的时候就开始传入中国。即使我们撇开这一方面的传说不谈，例如关于印度来华高僧摄摩腾和竺法兰的传说，那末，至今我们可以根据下面这一事实来肯定，在公元前一世纪初佛教已经从印度传到中国来了。公元后六十五年，汉明帝在给楚王英的一道诏书里用了几个从印度来的借字：“浮屠”（就是“佛”，梵文是Buddha）、“伊蒲塞”（就是“居士”，梵文是upāsaka）、“桑门”（就是“和尚”，梵文是sramana）。这是佛教传入中国的最早的可靠的证据。”〔9〕
任继愈先生说：“佛教传入中国的可靠年代，是在西汉末年和东汉初年的时候。”〔10〕
汤用彤先生说：“盖佛教入华，约在西汉之末，势力始盛在东晋之初。”〔11〕
羽田亨说：“佛教何时传入中国？诸说纷纭，学术上最贵重者为所谓《魏略》的记载，据此记录知在前汉末期哀帝元寿元年，……”〔12〕
吴焯说：“关于内地佛教传入的时间，文献记载都比较早，其中‘永平求法’之说，基本上可信。因而，定在公元一世纪后半叶当无疑问。”〔13〕
这样，季羡林先生定的时间最早，为公元前1世纪初。羽田亨氏与此相同。任继愈和汤用彤两位先生则定为公元1世纪初，而吴焯同志定为公元1世纪后半叶。三者之间在时间上相差并不远，但是，这里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即佛教是从印度直接传入中国？还是通过西域间接传入中国？因为它与我们所讨论的问题密切相关。
季羡林先生说：“佛教是公元前传入中国的，具体的时间现在还无法确定。最初不是直接从印度传来的，而是间接经过中央亚细亚和新疆一带的、有些今天名义上已经不存在的民族，如大月氏、安息、康居等国传入的。这从最初译经者的姓名以及梵文译音中可以清楚地看到。”〔14〕
吕澂先生说：“佛学传入中国是在二世纪中叶，传入内地之前，还应当有一个时期在西域流通。”〔15〕
汤用彤先生说：“汉晋之间，佛教来自西域，月氏、于阗、龟兹为其时重镇。”〔16〕
羽田亨氏说：“是则西域之佛教的传播，必前于公元前二年，盖其地为中国与西方各国交通必经之地，且富于宗教信仰的‘伊兰’系人种据居，佛教至此当先为树立，而后方始传播东方，波及中国，自可置信。”〔17〕
查尔斯·埃利奥特说：“佛教输入中国的路线不止一条。它首先从中亚细亚经过陆路传入中国，佛教从这条路线传入中国的正式年代是公元62年，但是在此以前中国境内或许已有佛教，虽然未被国家加以承认。”〔18〕
这些都是主张中国佛教从西域间接传入的说法的，对此，季羡林先生还在《吐火罗语的发现与考释及其在中印文化交流中的作用》〔19〕一文中作了进一步的阐述，他说：“最早的汉文里的印度文借字都不是直接从梵文译过来的，而是经过中亚古代语言，特别是吐火罗语的媒介。但是这个事实在吐火罗语发现以前是无从知道的。人们发现这些借字的音和梵文不相符合，于是就武断地说它是‘讹’或者是‘讹略’。事实上是既不‘讹’，也不‘讹略’，只是来源不同而已。这事实告诉我们，在中印文化交流的初期，我们两国不完全是直接来往，使用吐火罗语的这个部族曾在中间起过桥梁作用。今天我们都认识到中印文化交流对这两个伟大民族所起的作用，我们两个民族都承认彼此学习了许多东西，饮水思源，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些曾经沟通中印文化的吐火罗人。”注：“我上面举的全是佛经里的例子，因为我们目前只有这些材料。我并不是说，佛经就能代表印度文化。”
为了论证季羡林先生上述说法的正确性，我们在这里再来引用两段文章。一是东初先生在《龟兹国之佛教》一文中说的：“汉译佛典音译中，与其说是梵语音写，无宁说龟兹语音写。举例来说：沙门，梵语Snamana，龟兹语Samane。沙弥，梵语Snamanera，龟兹语Sanmir。波逸提（意译为“堕”，佛教戒律。一种轻罪，犯者经忏悔可灭罪），梵语为Payantiha，龟兹语为Payti，诸如此类不胜枚举。又对“出家”两字的译语：梵语Pnaunajya为前进意，龟兹语Ostmamlalne含有出家之意。外道，梵语Mithyaelnsti谬见意，龟兹语Pannaññ有外之意。灭，梵语Sama、Santi为和之义，龟兹语Kes有息之意。所以这些汉译词句，并非依梵语原本直译出来，因梵语原本先译成龟兹语，或中亚的土语。初期来华传教之西域高僧，就依照此类土语所记写佛典，传译为汉语，因之佛典中若干经典，乃从龟兹、于阗，乃至胡语等译成，并非直译自梵文，甚为明显。”〔20〕一是中央民族学院少数民族语言系编《古代突厥文献选读第二部分（上）·回鹘文献》中说的：“与南疆古代民族不同（他们对汉族的早期佛教曾给予很大的影响，例如汉文的佛教用语‘和尚’借自古代和田语的hiarxang，‘出家’译自古代库车语Ost-mem），突厥最早是通过汉族认识佛教的。”
所以说，中国佛教通过西域间接传入的论点是有相当根据的。
但是，吴焯同志说：“内地佛教的传入较西域为早，是由印度直接传入的”。他的这个论点的论据是“最近重读季羡林先生的《浮屠与佛》”〔21〕得出来的。他引用了季羡林先生的如下一段话：“我觉得，我们可以作下面的推测，中国同佛教最初发生关系，我们虽然不能确定究竟在什么时候，但一定很早，而且据我的看法，还是直接的；换句话说，就是没经过西域小国的媒介。我的意见并不是说，佛教从印度飞到中国来的。它可能是从海道来的，也可能是陆路来的。即使从陆路经过中亚小国而到中国，这些小国最初还没有什么作用，只是佛教到中国来的过路而已。当时很可能已经有了直接从印度俗语译过来的经典。《四十二章经》大概就是其中之一。“浮屠”一名词的形成一定就在这个时候。……到了汉末三国时候，西域许多小国的高僧和居士都到中国来传教，象安士高、支谦、支娄迦讦、安玄、支曜、康巨、康孟祥等是其中最著名的。到了这时候，西域小国对佛教入华才真有了影响。……‘佛’一个名词的成立一定就在这时期。”〔22〕
《浮屠与佛》这篇文章季羡林先生写成于1947年10月，而季羡林先生另一篇写成于1980年4月的文章《玄奘与〈大唐西域记〉—校注〈大唐西域记〉前言》中却说：“佛教是公元前传入中国的，具体的时间现在还无法确定。最初不是直接从印度传来的，而是间接经过中央亚细亚和新疆一带的，有些今天名义上已经不存在的民族，如大月支、安息、康居等国传入的。”〔23〕
这样，在两篇文章的观点互有牴牾的情况下，我认为应选择其最近发表的为是。
经过上面比较详细的论述，我们能否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中国佛教传入的时间大约在公元前后之间，而中国佛教是通过西域各国从印度间接传入的，所以佛教传入龟兹的时间比传入中国的时间为早，大约在公元前1世纪或公元前2世纪，即在阿育王立佛教为国教，在国内建8.4万座寺塔，在华氏城主持佛教第三次结集并派遣传教师去四方传布佛教以后发生的。
羽田亨在《西域文明史概论》中说：佛教于何时流入西域地方？……原则上观之，大约系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前，殆无疑义。
羽溪了谛在《西域之佛教》中说：佛教传入龟兹之时期必与佛教传入中原之时，即汉明帝时同，或在此以前。
查尔斯·埃利奥特在《印度教与佛教史纲》中说：“目前还不能肯定佛教传入塔里木盆地和通常称之为中亚细亚的其他地区的确实年代，但是大约在基督纪元之时，它必然已经盛行于该地，因为佛教从那里传入中国不晚于公元一世纪中叶”。
吴焯在《从考古遗存看佛教传入西域的时间》一文中说：佛教传入西域的时间为公元2世纪上半叶班勇离开西域之后，在这之前民间可能通过商贾带进一些佛教艺术品，葱岭以西的佛教徒亦可能零星地随商旅进入塔里木盆地，但未流传开、也未造成影响。他还说：以于阗鄯善为主要传播地的丝路南道，其佛教传入的时间略早于以龟兹为主要传播地的北道。
吴焯的主要论点是：（1）“公元二世纪上半叶，新兴的贵霜帝国拓土开边，积极开展军事外交活动，着眼于葱岭以东（不管是否能实现）的汹汹气势。在这种情况下，佛教作为迦腻色迦的宠儿，随着日趋频繁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广泛的交往，在塔里木的绿洲地区发挥它的影响是完全可能的。”（2）“在于阗、鄯善一带发现的寺院遗址以及内部的壁画、雕塑，均不早于公元三世纪，即使在这之前，在没有寺院和佛像的情况下流通过佛教，时间怕也不会太早，总不会早于公元二世纪。”（3）“相对于南道的于阗，龟兹侧重于接受萨珊波斯的影响，如立鸟连珠纹、列雁以及菩萨天人头部两侧的飘带均来自于萨珊波斯。而萨珊波斯公元266年才建国，虽然艺术发展有一定的连续性，但上述几种纹样却是到萨珊朝才固定下来的。龟兹石窟的东西绝不会早于萨珊波斯的立国时间，换言之，即不会早于公元三世纪。”（4）“无论《汉书》还是《后汉书》皆无一字提及西域各国信仰佛教之事。班超自明帝永平十六年（公元73年）出使西域，至和帝永元十四年（公元102年）于西域都护任上告老回洛阳，几近三十年。班勇从小随父在西域生活，后又以安帝延光二年（公元123年）至安帝永建二年（公元127年）经略西域，经常往来于西域各国之间，说他们不了解当地的情况是不会令人信服的。班勇当时并非对佛教一无认识，他在记天竺国时，谓‘其人弱于月氏，修浮图道，不杀伐，遂以成俗。’倘若龟兹于阗等地也和天竺一样‘修浮屠道’，他是不会不记的。由此可证，至少班勇还在西域的时候，西域各国并未流传佛教。”〔8〕
由于吴焯是唯一提出佛教传入龟兹的明确时间——公元2世纪中叶的人，故而我们引证了他的四个主要论点作为参考。
其他的几位学者都没有提出佛教传入龟兹的明确时间，并且都说佛教传入龟兹的时间是在佛教传入中原之前或同时。
这样，由于佛教传入龟兹的问题是与佛教传入中国的问题联系在一起的，所以我们不得不探讨一下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问题。
季羡林先生说：“印度的佛教也在很早的时候就开始传入中国。即使我们撇开这一方面的传说不谈，例如关于印度来华高僧摄摩腾和竺法兰的传说，那末，至今我们可以根据下面这一事实来肯定，在公元前一世纪初佛教已经从印度传到中国来了。公元后六十五年，汉明帝在给楚王英的一道诏书里用了几个从印度来的借字：“浮屠”（就是“佛”，梵文是Buddha）、“伊蒲塞”（就是“居士”，梵文是upāsaka）、“桑门”（就是“和尚”，梵文是sramana）。这是佛教传入中国的最早的可靠的证据。”〔9〕
任继愈先生说：“佛教传入中国的可靠年代，是在西汉末年和东汉初年的时候。”〔10〕
汤用彤先生说：“盖佛教入华，约在西汉之末，势力始盛在东晋之初。”〔11〕
羽田亨说：“佛教何时传入中国？诸说纷纭，学术上最贵重者为所谓《魏略》的记载，据此记录知在前汉末期哀帝元寿元年，……”〔12〕
吴焯说：“关于内地佛教传入的时间，文献记载都比较早，其中‘永平求法’之说，基本上可信。因而，定在公元一世纪后半叶当无疑问。”〔13〕
这样，季羡林先生定的时间最早，为公元前1世纪初。羽田亨氏与此相同。任继愈和汤用彤两位先生则定为公元1世纪初，而吴焯同志定为公元1世纪后半叶。三者之间在时间上相差并不远，但是，这里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即佛教是从印度直接传入中国？还是通过西域间接传入中国？因为它与我们所讨论的问题密切相关。
季羡林先生说：“佛教是公元前传入中国的，具体的时间现在还无法确定。最初不是直接从印度传来的，而是间接经过中央亚细亚和新疆一带的、有些今天名义上已经不存在的民族，如大月氏、安息、康居等国传入的。这从最初译经者的姓名以及梵文译音中可以清楚地看到。”〔14〕
吕澂先生说：“佛学传入中国是在二世纪中叶，传入内地之前，还应当有一个时期在西域流通。”〔15〕
汤用彤先生说：“汉晋之间，佛教来自西域，月氏、于阗、龟兹为其时重镇。”〔16〕
羽田亨氏说：“是则西域之佛教的传播，必前于公元前二年，盖其地为中国与西方各国交通必经之地，且富于宗教信仰的‘伊兰’系人种据居，佛教至此当先为树立，而后方始传播东方，波及中国，自可置信。”〔17〕
查尔斯·埃利奥特说：“佛教输入中国的路线不止一条。它首先从中亚细亚经过陆路传入中国，佛教从这条路线传入中国的正式年代是公元62年，但是在此以前中国境内或许已有佛教，虽然未被国家加以承认。”〔18〕
这些都是主张中国佛教从西域间接传入的说法的，对此，季羡林先生还在《吐火罗语的发现与考释及其在中印文化交流中的作用》〔19〕一文中作了进一步的阐述，他说：“最早的汉文里的印度文借字都不是直接从梵文译过来的，而是经过中亚古代语言，特别是吐火罗语的媒介。但是这个事实在吐火罗语发现以前是无从知道的。人们发现这些借字的音和梵文不相符合，于是就武断地说它是‘讹’或者是‘讹略’。事实上是既不‘讹’，也不‘讹略’，只是来源不同而已。这事实告诉我们，在中印文化交流的初期，我们两国不完全是直接来往，使用吐火罗语的这个部族曾在中间起过桥梁作用。今天我们都认识到中印文化交流对这两个伟大民族所起的作用，我们两个民族都承认彼此学习了许多东西，饮水思源，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些曾经沟通中印文化的吐火罗人。”注：“我上面举的全是佛经里的例子，因为我们目前只有这些材料。我并不是说，佛经就能代表印度文化。”
为了论证季羡林先生上述说法的正确性，我们在这里再来引用两段文章。一是东初先生在《龟兹国之佛教》一文中说的：“汉译佛典音译中，与其说是梵语音写，无宁说龟兹语音写。举例来说：沙门，梵语Snamana，龟兹语Samane。沙弥，梵语Snamanera，龟兹语Sanmir。波逸提（意译为“堕”，佛教戒律。一种轻罪，犯者经忏悔可灭罪），梵语为Payantiha，龟兹语为Payti，诸如此类不胜枚举。又对“出家”两字的译语：梵语Pnaunajya为前进意，龟兹语Ostmamlalne含有出家之意。外道，梵语Mithyaelnsti谬见意，龟兹语Pannaññ有外之意。灭，梵语Sama、Santi为和之义，龟兹语Kes有息之意。所以这些汉译词句，并非依梵语原本直译出来，因梵语原本先译成龟兹语，或中亚的土语。初期来华传教之西域高僧，就依照此类土语所记写佛典，传译为汉语，因之佛典中若干经典，乃从龟兹、于阗，乃至胡语等译成，并非直译自梵文，甚为明显。”〔20〕一是中央民族学院少数民族语言系编《古代突厥文献选读第二部分（上）·回鹘文献》中说的：“与南疆古代民族不同（他们对汉族的早期佛教曾给予很大的影响，例如汉文的佛教用语‘和尚’借自古代和田语的hiarxang，‘出家’译自古代库车语Ost-mem），突厥最早是通过汉族认识佛教的。”
所以说，中国佛教通过西域间接传入的论点是有相当根据的。
但是，吴焯同志说：“内地佛教的传入较西域为早，是由印度直接传入的”。他的这个论点的论据是“最近重读季羡林先生的《浮屠与佛》”〔21〕得出来的。他引用了季羡林先生的如下一段话：“我觉得，我们可以作下面的推测，中国同佛教最初发生关系，我们虽然不能确定究竟在什么时候，但一定很早，而且据我的看法，还是直接的；换句话说，就是没经过西域小国的媒介。我的意见并不是说，佛教从印度飞到中国来的。它可能是从海道来的，也可能是陆路来的。即使从陆路经过中亚小国而到中国，这些小国最初还没有什么作用，只是佛教到中国来的过路而已。当时很可能已经有了直接从印度俗语译过来的经典。《四十二章经》大概就是其中之一。“浮屠”一名词的形成一定就在这个时候。……到了汉末三国时候，西域许多小国的高僧和居士都到中国来传教，象安士高、支谦、支娄迦讦、安玄、支曜、康巨、康孟祥等是其中最著名的。到了这时候，西域小国对佛教入华才真有了影响。……‘佛’一个名词的成立一定就在这时期。”〔22〕
《浮屠与佛》这篇文章季羡林先生写成于1947年10月，而季羡林先生另一篇写成于1980年4月的文章《玄奘与〈大唐西域记〉—校注〈大唐西域记〉前言》中却说：“佛教是公元前传入中国的，具体的时间现在还无法确定。最初不是直接从印度传来的，而是间接经过中央亚细亚和新疆一带的，有些今天名义上已经不存在的民族，如大月支、安息、康居等国传入的。”〔23〕
这样，在两篇文章的观点互有牴牾的情况下，我认为应选择其最近发表的为是。
经过上面比较详细的论述，我们能否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中国佛教传入的时间大约在公元前后之间，而中国佛教是通过西域各国从印度间接传入的，所以佛教传入龟兹的时间比传入中国的时间为早，大约在公元前1世纪或公元前2世纪，即在阿育王立佛教为国教，在国内建8.4万座寺塔，在华氏城主持佛教第三次结集并派遣传教师去四方传布佛教以后发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