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图书馆 内容
龟兹的自然地理决定了龟兹具有多种经济的成分。
龟兹北靠天山，天山中有许多矿藏，这使龟兹产生了冶炼业。《汉书·西域传》记载：“龟兹能铸铁，有铅；姑墨出铜。”《魏书·西域传》称龟兹“饶铜、铁、铅……”《唐书·西域传》称龟兹“出黄金”；《大唐西域记》则称龟兹“土产黄金、铜、铁、铅、锡。”《水经注·河水篇》引《释氏西域记》云：“屈茨北二百里有山，夜则火光，昼日但烟，人取此山石炭，冶此山铁，恒充三十六国用。故郭义恭广志：龟兹能铸冶，其水南流经赤莎山。”可见公元6世纪前，龟兹的冶炼业已经十分发达，其产品远销整个西域地区。至今在库车地区仍可以见到不少汉代的矿冶遗址。在库车县西北阿艾山曾发现一处冶铁遗址，遗址内出土有小坩锅、铁渣、矿石和陶（鼓风管道）等，有一件同出的灰陶三耳罐，就其形制判断，显然是汉代遗物。出土的陶与传世的“霸陵过氏”形制相同。在库车县东北可可沙发现汉代铁矿遗址一处。在距离可可沙十余公里的提克买克发现汉代炼铜遗址一处，范围约2平方公里。遗址内有瓦片、鼓风嘴、炼炉底、碎矿用的石碾、马槽等物及汉五铢钱两枚，遍地都是铜矿石和炼渣，炼渣内含铜量不少。在此附近的卡克马克还发现一所较小的铜矿遗址。〔2〕
尽管龟兹处于干旱的中亚地区，由于境内有四条大河及其支流与其他河流组成的水系网络，加上历代人民不断开发而形成的沟渠灌溉体系，使龟兹成为一个宜于农耕畜牧的地方。《汉书·西域传》中记载说：“都护治乌垒城，去阳关二千七百三十八里，与渠犁田官相近，土地肥饶，于西域为中，故都护治焉。”徐松在《西域水道记卷二》中也说：策特尔（即渠犁）与车尔楚（即捷枝）“两程之间，平原衍沃。南近（塔里木）河者，渠犁故地，北近（天）山者，乌垒故地。”
所以，龟兹的农业是比较发达的，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农作物品种较多。《隋书·西域传》记载龟兹“土多稻、粟、菽、麦……”《唐书·西域传》记载龟兹“土宜麻、麦、秔、稻……”《大唐西域记》记载：“屈支国……宜糜、麦、有粳稻……”按菽，就是大豆；秔、粳的异体字；糜，黍的一个变种。这样，古代龟兹就有稻、粟、豆、麦、黍、麻等农作物，稻中还分出粳稻。
麦类谷物的禾本科植物原产于中亚，现在甚至发现有野生的。古代的农民们培育了它们，此后就在这里继续生长下来。其他作物如水稻、豆等是从外地输入的。
二是水果品种较多。《大唐西域记》记载龟兹“出蒲萄、石榴，多梨、柰、桃、杏。”柰，俗名花红，又名沙果。
三是农民生活稳定。由于农田是依靠天山上冰雪溶化的水进行灌溉，不是依靠降雨来滋润作物，因而对天气条件的依赖较少，农作物的产量不会大起大落，农民的生活比较稳定。农民一般都居住在永久性定居点——村庄中的用土坯砌成的房子里，从事自给自足的小生产，农民中间也产生了贫富的分化。《旧唐书·西戎传》记载龟兹“有城郭屋宇，耕田畜牧为业。……有良马、封牛。饶葡萄酒，富室至数百石”，就是对古代龟兹农民生活状况的真实写照。
龟兹的畜牧业也是比较发达的。龟兹的畜牧业主要分布在山区，而不是分布在平原地区。这是因为由山区流入平原地区的水量只够分配于灌溉农田，不可能培育大片草地来放牧牛羊。只在山区或近山地带，那里有较高的降雨量，有较厚的植被，适宜于畜牧业的发展。牧民们住在用架子撑开的毡房里，当他们从一个牧场转移到另一个牧场时，能够拆下并且装到车子中。牧民们是经常流动的，他们用骆驼去驮运毡房和所有用具，用马匹去运送货物或在牧场中来回周游。母马和母牛用于繁殖和产奶。绵羊和山羊是牧民们的主要食品和主要财富。对此，我国古代文献中也有明确的记载。《旧唐书·西戎传》说：龟兹“有良马、封牛。”《唐书·西域传》说：龟兹“岁朔，斗羊马橐它七日，观胜负以卜岁盈耗云。”《酉阳杂俎》中说：“龟兹，元日斗羊、马、驼，为戏七日，观胜负，以占一年羊、马减耗繁息也《太平广记·龟兹》中也有同样的记载。
龟兹的商业更是兴旺发达。龟兹的商业分为纵向和横向两种类型。由于龟兹所处的特殊地理条件，把它分成绿洲、沙漠和山地等三个不同的地区。绿洲地区是灌溉农业区域，居民以定居的农民为主，还有从事手工业的工匠和其他城市居民。沙漠地区生长着一些干旱植物，当春天里这些植物短暂地开花繁殖时，住在沙漠边缘的畜牧者们把羊群赶到这里放牧。他们是一些半游牧者，即在放牧羊群的同时还经营着农业。由于地处沙漠边缘，自然条件差，单纯依靠农业不能温饱自足，故而既从事农业，又从事畜牧，以互相补充，求得生活上的自给。山地区域则完全是游牧者的天下，因为那里天气寒冷，又变化无常，加上地势较陡，无法从事农耕。这样，农民、手工业者和畜牧者之间由于其出产不同，需要互相进行交换，就产生了山地与绿洲之间的贸易。这种商业活动是在龟兹的国境内进行，是山地与绿洲之间的交易，所以称之为纵向商业。
横向商业是指龟兹与其邻人接触，互相进行贸易活动。所以，这种商业是外向型的。
龟兹的外向型商业的发展，即横向型商业的发展远远超过其国境内进行的纵向型商业，这是跟它的地理条件密切相关的。
龟兹位于塔里木盆地北缘。而在塔里木盆地边缘诸国中，人类生活地方只限于那些分布在沙漠周围的若干绿洲上。因为绿洲面积窄小，四面多被沙漠包围，有如大海中的孤岛，所以居民全力利用水来抵抗沙漠的威胁，这是以绿洲为生活场所的最大依靠，若没有这个依靠，或者河流被沙漠侵吞，则整个绿洲就会面临毁灭的命运，楼兰和尼雅等遗址就说明了这一点。作为唯一生活基地的绿洲，虽经不断的努力而被保全下来，但是无奈河水和地下水都是有限的，因此耕地的开拓就有一定的限度，所以生活资料也是很不充足的。在这种情况下，假如绿洲居民仅仅依靠很少的耕地，就不能提供更多的财富，于是商业成了龟兹居民的一项重要活动，加上地处十字路口的优越条件，使龟兹的横向型商业十分兴旺发达。马克思曾说：“古代的商业民族存在的状况，就像伊壁鸠鲁的神存在于世界的空隙中，或者不如说，像犹太人存在于波兰社会的缝隙中一样。最初的独立的、颇为发达的商业城市和商业民族的商业是作为纯粹的转运贸易建立在生产民族的野蛮状态的基础上的，这些商业城市和商业民族对这些生产民族起着中介人的作用。”〔3〕事实正是如此，由于“惟龟兹据三十六国之中”〔4〕，草原地带以放牧牛、马和羊为全部生计的游牧民族需要交换农业民族的产品，而中国商队以河西为走廊往来于中、南、西亚，西方的商队为着追求丝绸和瓷器远道来到中国，他们都是以塔里木盆地边缘诸绿洲之桥进行交流的，龟兹在其中担任了重要的角色。如1966年在吐鲁番阿斯塔那的一座出有咸亨四年（公元673年）墓志和麟德二年（公元665年）文书的墓葬中出土的纸鞋里，拆出了一片《高昌县上安西都护府牒》残纸，记载了商人们在从弓月城向龟兹运输丝绸织品途中发生了纠纷而向西州长史进行控诉，由高昌县上报安西都护府。残纸中有如下的文句：
上缺“在弓月城举取二百七十五匹绢向龟”
上缺“駞两头牛四头驴一头百匹绢价□”
上缺“□□别有百匹绢价财物及□鞍衣裳”
上缺“调度其李三两个相共从弓月城向龟兹”
上缺“□绍谨得款□弓月城欲发来日”
上缺“共毕娑相打促将向城是无”〔5〕
弓月屡见于我国史籍记录的7世纪中叶的事迹中，其地在今新疆西部伊犁河北伊宁附近，属古乌孙之地。可见，古代龟兹人起着一个国际商人的角色，难怪《后汉书·西域传》中描写说：“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
龟兹人民以“田耕畜牧为业”，加上繁忙的商业活动，使社会经济迅速发展起来。特别是从公元1世纪到8世纪末这七八百年的时间中，社会环境比较安定，这对龟兹的经济发展也提供了甚为有利的条件。尽管它多次受到外族的入侵，但总的政治形势是安定的，国内政权基本上没有发生什么变动。龟兹的白氏王朝一直延续了700年之久。在白氏王朝统治的这段时间内，正是龟兹历史上政治形势最安定的时期，也是龟兹历史上的“太平盛世”。
政治的安定必然会促进经济的发展，而经济的发展，也必然会造成财富的增加。
《晋书·四夷传》记载说：龟兹“俗有城郭，其城三重……王宫壮丽，焕若神居”。又据《旧唐书·西戎传》记载说：“其王以锦蒙顶，著锦袍金宝带，坐金狮子床”。《大唐西域记》也记载说：龟兹“国大都城周十七八里”。《册府元龟》卷958中更说：“后秦吕光伐西域，龟兹其王出奔，光入其城，城有三重，外城与长安城等，室屋壮丽，饰以琅开金玉……”由此可见，白氏王朝时的龟兹是很富有的，这不仅仅表现在都城的宏伟、宫室的华丽和国王的奢侈上，还反映在人民生活的富裕上。这方面的材料在历史文献中虽不多见，但从一鳞半爪的文字中仍可以窥见其端倪。如“婆罗遮并服狗头猴面，男女无昼夜歌舞，八月十五日行象及索为戏”〔6〕，如“屈支国……管弦伎乐，特善诸国”〔7〕等。总之，由于经济发展，当时的龟兹已经进入了历史上的文化鼎盛时期。
根据《魏书·西域传》关于龟兹“税赋准地征租，无田者则税银钱”，以及《大唐西域记》关于“屈支国……货用金钱、银钱、小铜钱”的记载，说明南北朝时，在龟兹地区，封建制已经代替了奴隶制，商品生产有了较大的发展。此时，龟兹王国已经建立了比较强大的经济基础。
龟兹北靠天山，天山中有许多矿藏，这使龟兹产生了冶炼业。《汉书·西域传》记载：“龟兹能铸铁，有铅；姑墨出铜。”《魏书·西域传》称龟兹“饶铜、铁、铅……”《唐书·西域传》称龟兹“出黄金”；《大唐西域记》则称龟兹“土产黄金、铜、铁、铅、锡。”《水经注·河水篇》引《释氏西域记》云：“屈茨北二百里有山，夜则火光，昼日但烟，人取此山石炭，冶此山铁，恒充三十六国用。故郭义恭广志：龟兹能铸冶，其水南流经赤莎山。”可见公元6世纪前，龟兹的冶炼业已经十分发达，其产品远销整个西域地区。至今在库车地区仍可以见到不少汉代的矿冶遗址。在库车县西北阿艾山曾发现一处冶铁遗址，遗址内出土有小坩锅、铁渣、矿石和陶（鼓风管道）等，有一件同出的灰陶三耳罐，就其形制判断，显然是汉代遗物。出土的陶与传世的“霸陵过氏”形制相同。在库车县东北可可沙发现汉代铁矿遗址一处。在距离可可沙十余公里的提克买克发现汉代炼铜遗址一处，范围约2平方公里。遗址内有瓦片、鼓风嘴、炼炉底、碎矿用的石碾、马槽等物及汉五铢钱两枚，遍地都是铜矿石和炼渣，炼渣内含铜量不少。在此附近的卡克马克还发现一所较小的铜矿遗址。〔2〕
尽管龟兹处于干旱的中亚地区，由于境内有四条大河及其支流与其他河流组成的水系网络，加上历代人民不断开发而形成的沟渠灌溉体系，使龟兹成为一个宜于农耕畜牧的地方。《汉书·西域传》中记载说：“都护治乌垒城，去阳关二千七百三十八里，与渠犁田官相近，土地肥饶，于西域为中，故都护治焉。”徐松在《西域水道记卷二》中也说：策特尔（即渠犁）与车尔楚（即捷枝）“两程之间，平原衍沃。南近（塔里木）河者，渠犁故地，北近（天）山者，乌垒故地。”
所以，龟兹的农业是比较发达的，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农作物品种较多。《隋书·西域传》记载龟兹“土多稻、粟、菽、麦……”《唐书·西域传》记载龟兹“土宜麻、麦、秔、稻……”《大唐西域记》记载：“屈支国……宜糜、麦、有粳稻……”按菽，就是大豆；秔、粳的异体字；糜，黍的一个变种。这样，古代龟兹就有稻、粟、豆、麦、黍、麻等农作物，稻中还分出粳稻。
麦类谷物的禾本科植物原产于中亚，现在甚至发现有野生的。古代的农民们培育了它们，此后就在这里继续生长下来。其他作物如水稻、豆等是从外地输入的。
二是水果品种较多。《大唐西域记》记载龟兹“出蒲萄、石榴，多梨、柰、桃、杏。”柰，俗名花红，又名沙果。
三是农民生活稳定。由于农田是依靠天山上冰雪溶化的水进行灌溉，不是依靠降雨来滋润作物，因而对天气条件的依赖较少，农作物的产量不会大起大落，农民的生活比较稳定。农民一般都居住在永久性定居点——村庄中的用土坯砌成的房子里，从事自给自足的小生产，农民中间也产生了贫富的分化。《旧唐书·西戎传》记载龟兹“有城郭屋宇，耕田畜牧为业。……有良马、封牛。饶葡萄酒，富室至数百石”，就是对古代龟兹农民生活状况的真实写照。
龟兹的畜牧业也是比较发达的。龟兹的畜牧业主要分布在山区，而不是分布在平原地区。这是因为由山区流入平原地区的水量只够分配于灌溉农田，不可能培育大片草地来放牧牛羊。只在山区或近山地带，那里有较高的降雨量，有较厚的植被，适宜于畜牧业的发展。牧民们住在用架子撑开的毡房里，当他们从一个牧场转移到另一个牧场时，能够拆下并且装到车子中。牧民们是经常流动的，他们用骆驼去驮运毡房和所有用具，用马匹去运送货物或在牧场中来回周游。母马和母牛用于繁殖和产奶。绵羊和山羊是牧民们的主要食品和主要财富。对此，我国古代文献中也有明确的记载。《旧唐书·西戎传》说：龟兹“有良马、封牛。”《唐书·西域传》说：龟兹“岁朔，斗羊马橐它七日，观胜负以卜岁盈耗云。”《酉阳杂俎》中说：“龟兹，元日斗羊、马、驼，为戏七日，观胜负，以占一年羊、马减耗繁息也《太平广记·龟兹》中也有同样的记载。
龟兹的商业更是兴旺发达。龟兹的商业分为纵向和横向两种类型。由于龟兹所处的特殊地理条件，把它分成绿洲、沙漠和山地等三个不同的地区。绿洲地区是灌溉农业区域，居民以定居的农民为主，还有从事手工业的工匠和其他城市居民。沙漠地区生长着一些干旱植物，当春天里这些植物短暂地开花繁殖时，住在沙漠边缘的畜牧者们把羊群赶到这里放牧。他们是一些半游牧者，即在放牧羊群的同时还经营着农业。由于地处沙漠边缘，自然条件差，单纯依靠农业不能温饱自足，故而既从事农业，又从事畜牧，以互相补充，求得生活上的自给。山地区域则完全是游牧者的天下，因为那里天气寒冷，又变化无常，加上地势较陡，无法从事农耕。这样，农民、手工业者和畜牧者之间由于其出产不同，需要互相进行交换，就产生了山地与绿洲之间的贸易。这种商业活动是在龟兹的国境内进行，是山地与绿洲之间的交易，所以称之为纵向商业。
横向商业是指龟兹与其邻人接触，互相进行贸易活动。所以，这种商业是外向型的。
龟兹的外向型商业的发展，即横向型商业的发展远远超过其国境内进行的纵向型商业，这是跟它的地理条件密切相关的。
龟兹位于塔里木盆地北缘。而在塔里木盆地边缘诸国中，人类生活地方只限于那些分布在沙漠周围的若干绿洲上。因为绿洲面积窄小，四面多被沙漠包围，有如大海中的孤岛，所以居民全力利用水来抵抗沙漠的威胁，这是以绿洲为生活场所的最大依靠，若没有这个依靠，或者河流被沙漠侵吞，则整个绿洲就会面临毁灭的命运，楼兰和尼雅等遗址就说明了这一点。作为唯一生活基地的绿洲，虽经不断的努力而被保全下来，但是无奈河水和地下水都是有限的，因此耕地的开拓就有一定的限度，所以生活资料也是很不充足的。在这种情况下，假如绿洲居民仅仅依靠很少的耕地，就不能提供更多的财富，于是商业成了龟兹居民的一项重要活动，加上地处十字路口的优越条件，使龟兹的横向型商业十分兴旺发达。马克思曾说：“古代的商业民族存在的状况，就像伊壁鸠鲁的神存在于世界的空隙中，或者不如说，像犹太人存在于波兰社会的缝隙中一样。最初的独立的、颇为发达的商业城市和商业民族的商业是作为纯粹的转运贸易建立在生产民族的野蛮状态的基础上的，这些商业城市和商业民族对这些生产民族起着中介人的作用。”〔3〕事实正是如此，由于“惟龟兹据三十六国之中”〔4〕，草原地带以放牧牛、马和羊为全部生计的游牧民族需要交换农业民族的产品，而中国商队以河西为走廊往来于中、南、西亚，西方的商队为着追求丝绸和瓷器远道来到中国，他们都是以塔里木盆地边缘诸绿洲之桥进行交流的，龟兹在其中担任了重要的角色。如1966年在吐鲁番阿斯塔那的一座出有咸亨四年（公元673年）墓志和麟德二年（公元665年）文书的墓葬中出土的纸鞋里，拆出了一片《高昌县上安西都护府牒》残纸，记载了商人们在从弓月城向龟兹运输丝绸织品途中发生了纠纷而向西州长史进行控诉，由高昌县上报安西都护府。残纸中有如下的文句：
上缺“在弓月城举取二百七十五匹绢向龟”
上缺“駞两头牛四头驴一头百匹绢价□”
上缺“□□别有百匹绢价财物及□鞍衣裳”
上缺“调度其李三两个相共从弓月城向龟兹”
上缺“□绍谨得款□弓月城欲发来日”
上缺“共毕娑相打促将向城是无”〔5〕
弓月屡见于我国史籍记录的7世纪中叶的事迹中，其地在今新疆西部伊犁河北伊宁附近，属古乌孙之地。可见，古代龟兹人起着一个国际商人的角色，难怪《后汉书·西域传》中描写说：“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
龟兹人民以“田耕畜牧为业”，加上繁忙的商业活动，使社会经济迅速发展起来。特别是从公元1世纪到8世纪末这七八百年的时间中，社会环境比较安定，这对龟兹的经济发展也提供了甚为有利的条件。尽管它多次受到外族的入侵，但总的政治形势是安定的，国内政权基本上没有发生什么变动。龟兹的白氏王朝一直延续了700年之久。在白氏王朝统治的这段时间内，正是龟兹历史上政治形势最安定的时期，也是龟兹历史上的“太平盛世”。
政治的安定必然会促进经济的发展，而经济的发展，也必然会造成财富的增加。
《晋书·四夷传》记载说：龟兹“俗有城郭，其城三重……王宫壮丽，焕若神居”。又据《旧唐书·西戎传》记载说：“其王以锦蒙顶，著锦袍金宝带，坐金狮子床”。《大唐西域记》也记载说：龟兹“国大都城周十七八里”。《册府元龟》卷958中更说：“后秦吕光伐西域，龟兹其王出奔，光入其城，城有三重，外城与长安城等，室屋壮丽，饰以琅开金玉……”由此可见，白氏王朝时的龟兹是很富有的，这不仅仅表现在都城的宏伟、宫室的华丽和国王的奢侈上，还反映在人民生活的富裕上。这方面的材料在历史文献中虽不多见，但从一鳞半爪的文字中仍可以窥见其端倪。如“婆罗遮并服狗头猴面，男女无昼夜歌舞，八月十五日行象及索为戏”〔6〕，如“屈支国……管弦伎乐，特善诸国”〔7〕等。总之，由于经济发展，当时的龟兹已经进入了历史上的文化鼎盛时期。
根据《魏书·西域传》关于龟兹“税赋准地征租，无田者则税银钱”，以及《大唐西域记》关于“屈支国……货用金钱、银钱、小铜钱”的记载，说明南北朝时，在龟兹地区，封建制已经代替了奴隶制，商品生产有了较大的发展。此时，龟兹王国已经建立了比较强大的经济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