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图书馆 内容
龟兹，又称丘兹、丘慈、鸠兹、归兹、屈兹、屈茨、屈支、拘夷、苦先、苦叉、曲先等，梵文称Kuā，藏文称Kutsahiyui。
龟兹这一名词最早出现在班固的《汉书》中，称：“龟兹国，王治延城，去长安七千四百八十里。户六千九百七十，口八万一千三百一十七，胜兵二万一千七十六人。大都尉丞、辅国侯、安国侯、击胡侯、却胡都尉、击车师都尉、左右将、左右都尉、左右骑君、左右力辅君各一人，东西南北部千长各二人，却胡君三人，译长四人。南与精绝、东南与且末、西南与杆弥、北与乌孙、西与姑墨接。能铸冶，有铅。东至都护治所乌垒城三百五十里。”
但是，公元前的龟兹基本上处于匈奴控制之下。公元前101年，汉朝政府在取得对大宛战争的胜利之后，在西域设立使者校尉率领士卒在轮台、渠犁一带屯田。这样，汉朝政府的势力首次进入了龟兹地区。公元前59年，汉朝政府任命郑吉为西域地方的最高行政长官，称西域都护，秩比二千石，并设西域都护府于乌垒城（今轮台县境内）。这样，龟兹正式列入汉朝政府行政管辖之内。
公元1世纪，龟兹进入白氏王朝统治时期。据《后汉书》记载：和帝永元三年（公元91年）西域长史班超初破月氏，降服龟兹，遂废其王尤利多，立龟兹之侍子白霸为王。龟兹的白氏王朝似乎就是从此开始的。到汉安帝延光三年（公元124年），班超子班勇征服西域，当时，龟兹王为白英。又据《晋书》记载，晋武帝太康年间（公元280至289年），龟兹王为白山。而前秦苻坚的大将吕光攻杀之龟兹王，称为白纯（其妹即龟兹高僧鸠摩罗什的母亲）。《魏书》又称吕光杀白纯而立白震为龟兹王。更据《隋书》及《北史》的记载，隋大业中（公元605至616年）遣使入隋献贡的龟兹王名曰白苏尼咥。又据《唐书》记载开元七年（公元719年）薨殁之龟兹王为白莫苾，开元九年（公元727年）六月遣使来献狗马的龟兹王是白孝节。《悟空入竺记》中所记的龟兹王曰白环（悟空入竺时间为公元751至790年）。因此，从历史的记载来看，龟兹白氏王朝延续的时间很长，从公元1世纪一直到公元8世纪末，即到唐德宗贞元六年（公元790年）吐蕃攻陷安西之后，龟兹的政治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白氏王朝到这时才告结束，先后竟达700年之久。
公元1世纪时，匈奴人西迁，中亚地区出现了一个贵霜王国，国势强盛，其疆域北自花剌子模，南达文迪亚山，西起咸海，东至葱岭，成为横跨中亚和印度半岛西北部的大国。首都富楼沙，即今巴基斯坦之白沙瓦。贵霜王国的东边就是白氏王朝的龟兹。当时，商业经济发展的贵霜王国，为“丝绸之路”必经之地，西与安息、罗马，东与中国均有繁忙的贸易往来。而它与中国的往来一般是要经过龟兹的。公元2世纪初，国王迦腻色迦在位，大力提倡佛教，传曾召开第四次佛典结集，并派遣大批僧人去国外传教，其结果：一是在贵霜王国境内留下了很多佛教遗迹，二是佛教向东传播的速度加快了。据我国古文献的记载，公元3—4世纪时，有一些从这里去中国内地的高僧。也就在这个时候，贵霜王国北部的巴米羊地方修建了一批石窟。公元4—5世纪时，贵霜王国衰落，西边的波斯萨珊王朝兴起，使巴米羊石窟群受到了强烈的影响。巴米羊有两个大立佛，一个35米高，在东边，称东大像，开凿于公元3世纪；一个53米高，在西边，称西大像，开凿于公元5世纪，受到过萨珊文化的影响。而巴米羊的佛教艺术后来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龟兹石窟。
公元3—4世纪时，龟兹的经济发展很快，文化也随之发展起来了，用婆罗米字母书写的龟兹语已经出现，后人就称之为龟兹文。按婆罗米字母的形成可以追溯至公元前8世纪或公元前7世纪，当时闪米特人把这种字母传给印度商人，成为所有印度字母的祖先。婆罗米字母开始在中亚流行是公元前后的事，可是它在龟兹一直使用到公元10世纪左右。
公元5世纪时，芮芮和嚈哒先后威胁着龟兹。《宋书卷九十五·列传第五十五·索虏》中有如下的记载：“自索虏破慕容，据有中国，而芮芮虏有其故地，盖汉世匈奴之北庭也。芮芮一号大檀，又号檀檀，亦匈奴别种。自西路通京师，三万余里。僭称大号，部众殷强，岁时遣使诣京师，与中国抗礼。西域诸国焉耆、鄯善、龟兹、姑墨东道诸国，并役属之。”《梁书卷五十四·列传第四十八·诸夷》中有如下的记载：“元魏之居桑乾也，滑犹为小国，属芮芮。虽稍强大，征其旁国波斯、盘盘、罽宾、焉耆、龟兹、疏勒、姑墨、于阗、句盘等国，开地千余里。”芮芮后因内部分裂，逐渐衰微，至公元6世纪中叶，被突厥所吞并。而嚈哒的命运也与芮芮相似，于公元6世纪中叶，在突厥人和萨珊波斯人的夹攻下被灭亡，突厥人和萨珊王朝以阿姆河为界，各占其以东和以西的嚈哒领土。所以对龟兹来说，芮芮和嚈哒的威胁解除以后，突厥人的威胁又来了。《隋书卷八十四·列传第四十九·北狄》中有如下的记载：“西突厥者，木杆可汗之子大逻便也。与沙钵略有隙，因分为二，渐以强盛。东拒都斤，西越金山，龟兹、铁勒、伊吾及西域诸胡悉附之。”这种政治局面一直维持到公元7世纪中叶，由于唐王朝在龟兹设立了安西都护府才告结束。
安西都护府的治所离龟兹的库木吐拉石窟较近，加以武后时有3万名汉兵镇守于此，从而使中原文化在龟兹发展起来，今天我们在库木吐拉石窟看到类似敦煌初唐、盛唐时期的大量作品，就是这个原因。
到了公元790年，吐蕃势力强大，攻陷了安西都护府，把唐王朝的政治力量逐出了龟兹，于是就出现了吐蕃统治龟兹100多年的政治局面。由于吐蕃也信仰佛教，故而龟兹的佛教得以继续昌盛。但是吐蕃对龟兹的占领标志着白氏王朝的结束。
公元841年，居住在漠北的回鹘汗国发生内乱，黠戛斯兵10万骑攻入回鹘城，推翻了回鹘汗国。于是，回鹘诸部纷纷迁徙，有一部分迁到了安西都护府境内定居下来。公元857年，有一个庞特勤在安西称可汗，并向唐王朝报告了称汗的经过。唐宣宗派王端章册封该庞特勤为嗢禄登里罗汩没密施合俱禄毗伽怀建可汗。于是，龟兹就进入了回鹘化时期。
回鹘人原来就信仰佛教，所以在回鹘迁来龟兹以后，那里的佛教香火仍然不断。直至公元11世纪时，据《宋会要》的记载：“龟兹，回鹘之别种也，其国主身称师子王……（咸平）六年六月六日龟兹国僧义修献梵夹菩提印叶、念珠、舍利……（景德）元年十月，度龟兹国不报进为僧，从其请也……（天禧）五年七月，殿直白万进上言龟兹供延福等皆诈为外使，邀冀恩贾及乞赐经藏、金像等物……乾兴元年五月，龟兹国僧华严自西天至，以佛骨舍利、梵夹为献。”
公元1124年，契丹族的耶律大石在起尔漫称帝，史称黑契丹，又称西辽。西辽建都于虎思斡耳朵，疆域包括今新疆及其以西的广大区域。龟兹就此被控制在西辽手中。由于契丹人信仰佛教，故而西辽统治下的龟兹佛教依然昌盛。
公元13世纪初，蒙古人的势力进入龟兹。这时，伊斯兰的势力也进入到龟兹。蒙古人是信仰佛教的，于是两种宗教势力就在这里进行着激烈的斗争。这是龟兹的宗教文化大变动时期。这个时期延续了近两个世纪，一直到公元15世纪时，佛教在龟兹才最后被伊斯兰教所代替。
由于龟兹有1000多年传播佛教的历史，所以在龟兹地区留下了许多石窟。但是，伊斯兰教反对崇拜偶像，这不仅使龟兹石窟长期湮没不闻，而且作为一种异端文化，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19世纪末，帝国主义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作为中国的一个组成部分的新疆当然不能幸免于难，于是一支支“探险队”从印度或中亚各地纷纷进入新疆，或测量地形，或察访民情，或勘探矿藏，或挖掘文物。龟兹石窟就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被人们重新发现了。
1871年，沙皇俄国趁浩罕头目阿古柏侵占天山南路的机会，出兵强占中国伊犁。清政府多次交涉，沙俄拒不撤兵。就在这样的政治形势下，沙俄军官普日热瓦尔斯基于1876年自伊犁东向越天山，循裕勒都斯河谷入塔里木盆地，到过龟兹地区。
1893年到1909年，瑞典人斯文赫定作了三次中亚之行，到过龟兹地区，进行过发掘。
从1900年开始到1916年为止，英国人斯坦因到库车、焉耆、吐鲁番等地进行了三次“考察”，发掘各地古代遗址。
1902年到1914年，德国人格伦威德尔、雷库克等人先后四次到库车、吐鲁番等地发掘、搜集到大批文物。
1903年到1910年，日本的大谷探险队先后三次赴新疆，“考察”的范围包括库车、吐鲁番、罗布淖尔、和田等地。
从1906年到1909年，法国人伯希和到中亚“探险”，在库车、吐鲁番等地发现了许多文物。
1910年，俄国人奥登堡组织了一个大规模的中亚探险队，到吐鲁番、焉耆、库车地区发掘，得到了许多有价值的考古资料。
这样，龟兹石窟又重新为世人所知。
在对龟兹石窟的考察和研究中，德国人和日本人走在前边。
19世纪末，德国柏林民族艺术博物馆发起组织一支“探险队”，到中国新疆考古。第一次于1902年开始，队长为格伦威德尔，他在欧洲以研究印度佛教考古著名。这次主要是在吐鲁番地区活动。第二次于1904年开始，队长为雷库克。这次主要是在吐鲁番和哈密地区活动。第三次于1905年开始，格伦威德尔先来中国，雷库克在1906年冬天来中国。1906年底，格伦威德尔与雷库克合在一起工作，工作地点主要为库车、焉耆、吐鲁番和哈密。格伦威德尔根据其第三次中国之行的成果，于1912年发表了他的研究报告，题目为《中国土耳其斯坦的古佛寺》（Altbuddhistische Kultstätten in Chinesisch Turkistan），这里涉及了有关龟兹石窟的内容。1920年，他又出版了一大册壁画图集，以《古代库车》（Alt-Kutscha）为标题，将在龟兹石窟中发现的壁画进行考古学与宗教学的研究。这是一本专门研究龟兹石窟的著作。1924年，他又把更庞大的著作《阿毗斯陀经中的魔鬼及其与中亚佛教造像的关系》（Die Teufel des Avesta und ihre Beziehungen Zur Ikonographie des Buddhismus Zentral-Asiens）刊行于世，把古代波斯辛德阿毗斯陀经（Zend-Avesta）有关系的摩罗斯（Marasch）狮子碑铭和剑碑铭的形式内容与佛教，尤其是西藏的密教和时轮派密咒（Kala-Cakratantra）有关系的地方推定出来，使我们看到龟兹石窟中所发现的佛像和佛画有些好像很受了伊朗文化的影响。
德国的“探险队”于1913年第四次来中国，由雷库克负责，主要是在库车地区活动，到1914年结束。此后，经过多年的研究，雷库克在从1922年到1926年的5年中间，陆续刊行了5卷本的《中亚晚期的佛教》（Die Buddhistische Spätantike Mittelasiens）：第1卷记载德国“探险队”在吐鲁番所发现的雕塑、其他宗教艺术品及其对艺术发展过程的解说。他认为那里的艺术本源是出于犍陀罗艺术的；第2卷记载关于摩尼教的小画的检核；第3卷先载库车和吐鲁番地区佛教石窟建筑上样式的调查，其次把在克孜尔、柏孜克里克等石窟壁画研究的成果公布于众；第4卷为克孜尔、柏孜克里克等石窟壁画的复制版集及其说明书；第5卷，于前两地之外，把库木吐拉、森木撒姆等处石窟里发现的佛教艺术品，如雕像、木版画佛像、菱格画、供养画、木制雕刻等的研究报告发表出来。这是雷库克有关龟兹石窟研究的最主要著作。
德国人写的其他有关龟兹石窟的重要著作有：雷库克的《中亚艺术史与文化史图说》（Bilderatlas zur Kunst und Kulturgeschichte Mittel-Asiens），雷库克的《东土耳其斯坦的地下宝藏》（Auf Hellas Spuren in Ostturkestan），瓦尔德施密特的《犍陀罗、库车、吐鲁番》（Gandhara，Kutscha，Turfan）等。
日本的“大谷探险队”第一次进中国是在1902年，当时除大谷光瑞本人外，并有他的弟子渡边哲信、堀贤雄、本多惠隆、井上弘园四人。大谷光瑞经西伯利亚铁道转入中亚，越过葱岭，与本多惠隆、井上弘园两人转赴印度考察，而由渡边哲信、堀贤雄赴新疆的库车、吐鲁番、于阗等地调查，于1905年3月经陕西回国。第二次探险在1908年，当时大谷光瑞派遣橘瑞超和野村荣三郎两人赴中亚地区考察，他们到了吐鲁番、库车、于阗、罗布淖尔和敦煌等地；第三次探险在1910年。橘瑞超经西伯利亚入新疆。1911年，大谷光瑞又派遣吉川小一郎到新疆。日本“大谷探险队”先后三次入新疆，都到过库车。其中第一次之行所得，多在库车周围石窟遗址发掘；第二次第三次之行所得，则以吐鲁番为中心，包括库车、于阗、罗布淖尔、敦煌的出土文书、文物等。
就在这三次中国之行的基础上，他们于1915年出版了《西域考古图谱》，于1935年出版了《新西域记》。这两部书是他们西域“探险”成绩的总报告。
除此以外，直接或间接与龟兹石窟有关的著作还有渡边哲信的《西域画聚成》、大谷光瑞的《新疆省发现的部分经卷》、橘瑞超的《新疆探险记》、香川默识的《西域考古图谱》等。再就是他们发表了大量有关龟兹石窟的论文，有小野玄妙的《于阗及龟兹附近的古代文明》、《降魔成道图研究》、《古代中亚佛教艺术疑议》、《龟兹语的大光明王本生及其古壁画》、《古代新疆的艺术》等；羽田亨的《新疆发掘佛画片断》、《龟兹于阗之研究》等；羽溪了谛的《赫色勒窟院的佛教美术》、《赫色勒窟院佛教美术问题》等；松本荣一的《赫色勒壁画天部图》、《东洋古代美术所见之日月星辰》、《瓦尔德施密特著〈库车的吐火罗期艺术〉》、《龟兹壁画片断》、《龟兹壁画片断二图》、《龟兹古代壁画》、《西域式佛像画与东方工匠》等；三才笹吉的《库车地方的涅槃艺术》，石滨纯太郎的《格伦威德尔著〈古代库车〉》，寺本婉雅的《古龟兹国洞窟壁文与好城国佛教》，望月信成的《古代库车佛教美术》，中井宗太郎的《中亚绘画考察》，堂谷宪男的《瓦尔德施密特著〈犍陀罗、库车、吐鲁番〉》，滨田的《东方艺术上之希腊印度影响》，松本文三郎的《佛教壁画》，和田新的《伊朗艺术遗址》，广岛敏雄的《赫色勒红窟洞》，藤枝晃的《雷库克：克孜尔千佛洞调查生活记略》，林平出的《克孜尔千佛洞壁画阿阇世王佛入灭感知图外二点》，泷精一的《新疆发掘的古画》，小森彦次的《中亚壁画》，矢吹庆辉的《库车附近克孜尔出土的壁画片断》，渡边海旭的《中亚探察与佛教艺术》，那波利贞的《库车克孜尔洞窟内的壁画》和《克孜尔发见的壁画鸭文锦花纹》，熊谷宣夫的《西域佛画的二三描法》，原田淑人的《新疆出土壁画所见灯树的风格》等。近年来，日本西域文化研究会还编撰了一套《西域文化研究》丛书，对研究龟兹石窟很有参考价值，特别是其中的第5卷。
除德国人和日本人外，俄国人普日热瓦尔斯基的《中亚行记》，奥登堡的《1909—1910年东突厥斯坦考察报告》，拜耶尔的《希腊—大夏史》，利符什茨的《中亚民族的伊兰语》，格兰托夫斯基的《贵霜地区的东伊兰系部族》，加富罗夫的《贵霜时代和世界文明》，李特文斯基的《中亚佛教史》；英国人斯坦因的《西域考古记》、《亚洲腹里考古记》、《契丹沙漠废迹》、《西域记》等；瑞典人斯文赫定的《亚洲经行记》、《亚洲沙碛中》等；法国人伯希和的《中亚的三年》、《伯希和在中亚探险报告书》等。此外还有英国人第赛的《在西藏和中国土耳其斯坦》，安鲍尔特的《在东土耳其斯坦的旅行》，斯克赖因的《中国的中亚》，丘奇的《中国的土耳其斯坦》，纳柴罗夫的《从喀什噶尔到克什米尔》等；美国人亨廷顿的《亚洲的脉搏，一次中亚的旅行》，索沃伯的《中国艺术的性质》，拉铁摩尔的《土耳其斯坦的重合》以及匈牙利人格鲁克的《突厥艺术》、印度人巴赞的《印度和中亚》、沙哈的《中亚的佛教和佛教文学》等。这些著作对于研究龟兹石窟都是必需的，其中特别是德国人刘茂才的著作《库车和它同中国的关系》（Kutscha und Seine Beziehungen zu China）尤为重要。
中国人最先考察龟兹石窟的是清代著名史地学家徐松，在他所著的《西域水道记》中记录了他当年考察库木吐拉石窟的情况。接着是黄文弼先生。他于1927年4月间由北平出发，经包头进入内蒙。7月20日从内蒙茂明安旗之亚木塞河畔向西进发，9月底到达额济勒河，休息月余，11月复由额济勒河畔西行，至1928年1月抵哈密。2月初由哈密出发，3月初到迪化。4月中旬由迪化去吐鲁番。在吐鲁番停留20余日，5月中旬向西进发，行经山中，6月初抵焉耆，工作40余日。7月中旬复由大道前进，8月底至库车，工作50余日。又由库车山中至拜城的克孜尔，工作两星期，乃由拜城至阿克苏，这时已是12月底了。黄文弼先生《蒙新考古报告》一文，曾详述其在龟兹地区的工作情况：“库车古龟兹国地，疆域甚大，包今之库车、沙雅、托克苏、拜城。余循序先考查库车之西面，经阿克苏至沙雅之北而南，抵塔里木河。复由沙雅之东而北，至托和鼐山中，而西返库车，行程七十余日。计掘拾铜铁诸器及泥塑像石型壁画等类，共十余箱。”“和色尔佛洞，当库车之北山，渭干河西源，经行其间。在河出入口处，依崖凿洞，石室林立。出口处，为库木吐拉之千佛洞，入口处为和色尔之千佛洞。和色尔佛洞较库木吐拉为多，惟中下二层，均被土人及东西游历人士剥掘尽净，惟上层尚未经前人到过。乃系绳凌空而上，工作十余日，计得木板经纸若干，皆印度系文书，此举为在焉耆库车工作之大者。此外在仑台库车间戈壁中踏查，发现古城古址，为外人所未至者，无虑数十，以及山川河流之方位移徙，详具余著《考查记》中，兹不备述。”黄文弼先生这次新疆之行，先后历时3年有余，经过许多艰难困苦，成功而归，所获极为丰富。后来他总结了龟兹地区的考古工作，在《禹贡半月刊》第4卷第6期上发表了《由考古上所见到的新疆在文化上之地位》，在《蒙藏旬刊》120期上发表了《新疆考古之发现与古代西域文化之关系》。他在这两篇文章中初步探讨了龟兹石窟佛教艺术的有关问题。因此可以说，黄文弼先生是我国系统地考察与研究龟兹石窟的第一位学者。
史岩先生在其所著的《东洋美术史》中也介绍过龟兹石窟壁画，但是他本人未亲历龟兹，他的研究是在外国人已发表的图片资料的基础上进行的，因此有很大的局限性。
郑振铎先生在《中国作家》第1期上发表了《论古西域画》的文章，这是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在柏林的古物陈列所看到格伦威德尔、雷库克等掠自新疆的石窟壁画时有感而发的作品。他在文中回顾了古代西域的历史，介绍了西方各国“探险队”对新疆石窟壁画的掠夺，对新疆佛教艺术包括龟兹壁画进行了初步的分析与研究。
再有顾颉刚先生的《佛教下之西北》一文，探讨了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与西域佛教的传播情况；葆光的《赫色尔千佛洞》一文则对克孜尔石窟作了简单的介绍。这两篇文章文字不多，着重于介绍情况，欠缺分析研究。
解放以后，我国学者对龟兹石窟的考察与研究更加重视。1953年9月，向达先生在第二届考古人员训练班上作了《新疆考古概况》的讲话。他指出：“公元前二世纪以后，新疆可分几个文化中心：吐鲁番—高昌文化；往西行为库车—龟兹文化；昆仑山北麓和阗—于阗文化；其东北为罗布淖尔—楼兰文化。”他还指出：“这四个文化各有不同，高昌在新疆最东边，靠近河西走廊，为中、印、伊三种文化融合之处，所出遗物可以证明。龟兹为印、伊文化较盛之区，发现有古印度文石刻。其地为丰富之绿洲，为古时西域的大国，晋时龟兹王宫，焕如神殿，其地人喜乐舞，与中国关系甚大，一直到今天库车之‘偎郎’仍很有名。于阗近印度，汉文化未到新疆时，为印度文化之区，公文用古印度文（怯卢字），佛教经典中亦时提及此国。楼兰近河西，由所出遗物可看到中国势力在此地之进退消长。总之，古代南疆是几个国家在此互相争雄的地区。公元前二世纪以前的南疆，印度、伊兰（摩尼教、景教）文化颇盛，公元前二世纪以后，汉文化向西发展，特别表现在高昌。七世纪（唐）时，中国势力更弥漫南疆。八世纪为阿刺伯所击败，一直到十四世纪左右，新疆逐渐成为回教文化区域。”在这里，向达先生从宏观的角度出发，把整个西域文化划分为四个中心，并且指出了每个文化中心的特征所在，如“龟兹为印、伊文化较盛之区”。这对龟兹石窟的考察与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向达先生在讲话中还说：“斯坦因从1900年开始在新疆工作，一直到1930年，前后四次，除最后一次因当地人民反对无所得外，前三次都是饱掠而去。他从葱岭到河西张掖，工作范围甚广，主要是测量，所测地图最为详密，可供军用，也可做建设、旅行、考古之用。报告中于各地水文、生物、矿产情况记载甚详。在敦煌附近的党河即曾测过每秒流量。由甘肃到楼兰，都曾大事发掘，得有许多古文书。南疆古文书经过他的搜掠，精华差不多都尽了。他的主要目的为调查葱岭喀什米尔地方，因为这地方在军事上极有价值，勘测由印度通向中亚的道路，因为英国深惧帝俄由北方入侵印度的缘故。”“1902年——1914年前后来中国考古的德国人甚多，勒柯克就来过两次，他是柏林博物馆派来的，主要工作地区为吐鲁番、库车。这两个地方的精美壁画都被他所剥去。他的掠夺方式极为凶狠，所剥去的壁画都复原陈列在柏林民族学博物馆。其中有库车一整个洞的壁画。曾写了两大部书，一部讲高昌，一部讲库车。德国人何以远来新疆，原因是19世纪末，德国曾发动大伊斯兰运动，联合伊斯兰教国家，意图在他的领导下，夺取世界霸权以对付英国。所以德国人之调查东西土耳其斯坦，是挂着考古幌子而别有用心的。”“橘瑞超，日本人，是日本黑龙会派来新疆，经天山南昆仑山北，到过敦煌和吐鲁番。在吐鲁番作过发掘工作，在敦煌掠去不少写经，其所得一部分尚存大连博物馆。”向达先生的这些话一方面指明了新疆文物（包括龟兹石窟）的历史特点，另一方面则揭示了斯坦因、雷库克、橘瑞超等人学术观点上的政治背景，为中国学者如何有批判地有分析地对待一些西方学者在研究龟兹石窟所持的观点指出了方向。
1953年9月至12月，西北文化局新疆文物调查组对天山南路的文物进行了调查。调查结束后，武伯纶先生作了一个总结，题目为《新疆天山南路的文物调查》，文中对龟兹各石窟地理位置、石窟数量、窟中清理出的残存文物、残存壁画以及文字题记等作了粗略的说明，这是我国学者提供的有关龟兹石窟的一份最完整的资料。文中把新疆的石窟分成两个区域，一个是以库车为中心的龟兹区，一个是以吐鲁番为中心的高昌区。这种划分方法一直为以后国内学者研究新疆石窟时所采用。文中还就龟兹地区为什么保存着如此多石窟的原因进行了初步的分析。这些都有助于龟兹石窟研究工作的开展。
1957年9月至1958年8月，由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组成的一支新疆考古队调查了新疆的古城、遗址及寺庙约127处，并在焉耆、库车作了一些发掘工作，采集实物颇为丰富。这次考古工作是由黄文弼先生领导的，事后他写了《塔里木盆地考古记》一书和《新疆考古的发现》〔1〕、《略述龟兹都城问题》〔2〕等文章。在这些著作里，黄文弼先生虽然没有专门就龟兹石窟问题发表意见，但是他的论述、特别是关于龟兹古城和古遗址的论述为研究龟兹石窟提供了丰富的背景材料。
王子云先生发表的《新疆拜城赫色尔石窟》〔3〕一文，是解放以后我国学者发表的第一篇专论克孜尔石窟的文章。这篇文章与解放前葆光写的《赫色尔千佛洞》一文相比较，不仅内容更为丰富，论述更为详尽，而且从美学的角度分析了克孜尔石窟壁画的艺术特色，论证它与希腊、波斯和印度文化的关系以及它本身特具的民族色彩，论点上显得更为成熟周到。
同年，王子云先生又发表了《新疆赫色尔千佛洞的动物画》〔4〕一文，这是我国学者发表的第一篇专论石窟壁画中动物画的文章。这篇文章论述了石窟壁画作为一种佛教艺术为什么会出现动物画，以及这些动物画的艺术特色、这些动物画在佛教美术史上的地位等等，为我国学者研究宗教动物画开了先河。
1961年，中国佛教协会与敦煌文物研究所组成了新疆石窟调查组，调查了天山以南各石窟。阎文儒先生领导了这次调查。调查结束以后，他撰写了一系列的文章。
《现代佛学》1961年第5期上刊出了阎文儒先生的《新疆最大的石窟寺遗址——拜城克孜尔石窟》一文。在这篇文章中，阎文儒先生根据克孜尔石窟的建筑形式和壁画的内容及风格，把整个克孜尔石窟划分为四个时期：第一期后汉，第二期两晋，第三期南北朝到隋，第四期初唐。这是我国学者第一次对克孜尔石窟进行分期，这一分期法到现在仍为很多学者所承认。
翌年，阎文儒先生在《龟兹境内汉人开凿汉僧住持最多的一处石窟—库木土拉》〔5〕一文中，专题介绍了库木吐拉石窟，特别是深入探讨了库木吐拉石窟中表现出来的中原汉族文化成分，这在国内外学者对龟兹石窟的研究工作中还是第一次，它在某种程度上纠正了国外学者在研究龟兹石窟文化时强调希腊文化与犍陀罗文化的影响而忽视中原汉族文化的影响的倾向。因此，这篇文章不仅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对促进民族团结起了无可估量的作用。
在《文物》1962年第7、8期上又刊出了阎文儒先生的《新疆天山以南的石窟》一文。这篇文章对龟兹诸石窟：克孜尔石窟、森木塞姆石窟、玛扎伯哈石窟、克孜尕哈石窟和库木吐拉石窟都作了较详尽的论述，从窟形、壁画题材、艺术风格、图案花纹、文字题记等各个方面进行了考察。在此基础上划分了各个石窟的时期：克孜尔石窟为四期，即东汉、两晋、南北朝到隋、唐宋；森木塞姆石窟为四期，玛扎伯哈石窟为两期，克孜尕哈石窟为四期，库木吐拉石窟为三期，即两晋、南北朝到隋、唐到回鹘。阎文儒先生的这篇文章是我国学者研究龟兹石窟的一篇最重要的文章，事实上，从此以后，我国学者在从事龟兹石窟研究所撰写的文章中，大多数都离不开这篇文章的观点和资料。或许可以这么说，我国学者撰写的研究龟兹石窟的文章，至今没有一篇能够超过阎文儒先生这篇文章的水平。
自从阎文儒先生《新疆天山以南的石窟》这篇文章发表以后，我国就处在接连不断的一场又一场的政治运动中，宗教研究工作者受到了批判，宗教研究工作被撂在一边，因此，对龟兹石窟的研究工作也处于相对的沉寂时期。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各项工作拨乱反正，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重新贯彻执行，特别是随着党的改革、开放政策的宣布和实施，国际上掀起了一股丝绸之路热，地处丝绸之路的龟兹石窟又重新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重视，研究龟兹石窟之风又吹拂到戈壁沙滩。1979年，宿白先生带领四名研究生对龟兹石窟作了较长时间的考察，回去以后，与日本方面合作出版了一套龟兹壁画集，由于用日文出版，在日本发行，国内至今未见翻译本，故而其内容鲜为人知。《学习与思考》1981年第6期上发表了丁明夷同志的文章《关于克孜尔壁画的研究》，提出了克孜尔石窟新的分期法，即从5世纪到8世纪。丁明夷同志是宿白先生率领的考察组的成员之一，他在克孜尔石窟分期问题上的观点不同于阎文儒先生的观点。这是一种值得深入探讨的新观点。
进入80年代以后，国内外学者赴龟兹地区考察石窟的纷至沓来，有关龟兹石窟的研究文章也大量的见诸报章杂志。但是，应该指出的是，虽然到目前为止，龟兹石窟的研究工作正在不断深入，一些过去疑惑不解的问题正在逐渐得到澄清，可是，站在宏观的角度，对龟兹石窟进行综合性的研究，即把龟兹石窟的研究同龟兹地区的古城、古遗址、古器物、古文书等的研究结合起来，即把龟兹石窟的研究同印度和中亚地区的石窟的研究结合起来，这项工作还没有真正开始。因此，要想在龟兹石窟的研究中取得突破性的进展，我们还得做大量的艰苦的工作，还要坚持不懈地努力。
注：
〔1〕《考古》1959年第2期，1960年第2期。
〔2〕《文物》1962年第7、8期。
〔3〕《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2期。
〔4〕《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6期。
〔5〕《现代佛学》1962年第4期。
龟兹这一名词最早出现在班固的《汉书》中，称：“龟兹国，王治延城，去长安七千四百八十里。户六千九百七十，口八万一千三百一十七，胜兵二万一千七十六人。大都尉丞、辅国侯、安国侯、击胡侯、却胡都尉、击车师都尉、左右将、左右都尉、左右骑君、左右力辅君各一人，东西南北部千长各二人，却胡君三人，译长四人。南与精绝、东南与且末、西南与杆弥、北与乌孙、西与姑墨接。能铸冶，有铅。东至都护治所乌垒城三百五十里。”
但是，公元前的龟兹基本上处于匈奴控制之下。公元前101年，汉朝政府在取得对大宛战争的胜利之后，在西域设立使者校尉率领士卒在轮台、渠犁一带屯田。这样，汉朝政府的势力首次进入了龟兹地区。公元前59年，汉朝政府任命郑吉为西域地方的最高行政长官，称西域都护，秩比二千石，并设西域都护府于乌垒城（今轮台县境内）。这样，龟兹正式列入汉朝政府行政管辖之内。
公元1世纪，龟兹进入白氏王朝统治时期。据《后汉书》记载：和帝永元三年（公元91年）西域长史班超初破月氏，降服龟兹，遂废其王尤利多，立龟兹之侍子白霸为王。龟兹的白氏王朝似乎就是从此开始的。到汉安帝延光三年（公元124年），班超子班勇征服西域，当时，龟兹王为白英。又据《晋书》记载，晋武帝太康年间（公元280至289年），龟兹王为白山。而前秦苻坚的大将吕光攻杀之龟兹王，称为白纯（其妹即龟兹高僧鸠摩罗什的母亲）。《魏书》又称吕光杀白纯而立白震为龟兹王。更据《隋书》及《北史》的记载，隋大业中（公元605至616年）遣使入隋献贡的龟兹王名曰白苏尼咥。又据《唐书》记载开元七年（公元719年）薨殁之龟兹王为白莫苾，开元九年（公元727年）六月遣使来献狗马的龟兹王是白孝节。《悟空入竺记》中所记的龟兹王曰白环（悟空入竺时间为公元751至790年）。因此，从历史的记载来看，龟兹白氏王朝延续的时间很长，从公元1世纪一直到公元8世纪末，即到唐德宗贞元六年（公元790年）吐蕃攻陷安西之后，龟兹的政治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白氏王朝到这时才告结束，先后竟达700年之久。
公元1世纪时，匈奴人西迁，中亚地区出现了一个贵霜王国，国势强盛，其疆域北自花剌子模，南达文迪亚山，西起咸海，东至葱岭，成为横跨中亚和印度半岛西北部的大国。首都富楼沙，即今巴基斯坦之白沙瓦。贵霜王国的东边就是白氏王朝的龟兹。当时，商业经济发展的贵霜王国，为“丝绸之路”必经之地，西与安息、罗马，东与中国均有繁忙的贸易往来。而它与中国的往来一般是要经过龟兹的。公元2世纪初，国王迦腻色迦在位，大力提倡佛教，传曾召开第四次佛典结集，并派遣大批僧人去国外传教，其结果：一是在贵霜王国境内留下了很多佛教遗迹，二是佛教向东传播的速度加快了。据我国古文献的记载，公元3—4世纪时，有一些从这里去中国内地的高僧。也就在这个时候，贵霜王国北部的巴米羊地方修建了一批石窟。公元4—5世纪时，贵霜王国衰落，西边的波斯萨珊王朝兴起，使巴米羊石窟群受到了强烈的影响。巴米羊有两个大立佛，一个35米高，在东边，称东大像，开凿于公元3世纪；一个53米高，在西边，称西大像，开凿于公元5世纪，受到过萨珊文化的影响。而巴米羊的佛教艺术后来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龟兹石窟。
公元3—4世纪时，龟兹的经济发展很快，文化也随之发展起来了，用婆罗米字母书写的龟兹语已经出现，后人就称之为龟兹文。按婆罗米字母的形成可以追溯至公元前8世纪或公元前7世纪，当时闪米特人把这种字母传给印度商人，成为所有印度字母的祖先。婆罗米字母开始在中亚流行是公元前后的事，可是它在龟兹一直使用到公元10世纪左右。
公元5世纪时，芮芮和嚈哒先后威胁着龟兹。《宋书卷九十五·列传第五十五·索虏》中有如下的记载：“自索虏破慕容，据有中国，而芮芮虏有其故地，盖汉世匈奴之北庭也。芮芮一号大檀，又号檀檀，亦匈奴别种。自西路通京师，三万余里。僭称大号，部众殷强，岁时遣使诣京师，与中国抗礼。西域诸国焉耆、鄯善、龟兹、姑墨东道诸国，并役属之。”《梁书卷五十四·列传第四十八·诸夷》中有如下的记载：“元魏之居桑乾也，滑犹为小国，属芮芮。虽稍强大，征其旁国波斯、盘盘、罽宾、焉耆、龟兹、疏勒、姑墨、于阗、句盘等国，开地千余里。”芮芮后因内部分裂，逐渐衰微，至公元6世纪中叶，被突厥所吞并。而嚈哒的命运也与芮芮相似，于公元6世纪中叶，在突厥人和萨珊波斯人的夹攻下被灭亡，突厥人和萨珊王朝以阿姆河为界，各占其以东和以西的嚈哒领土。所以对龟兹来说，芮芮和嚈哒的威胁解除以后，突厥人的威胁又来了。《隋书卷八十四·列传第四十九·北狄》中有如下的记载：“西突厥者，木杆可汗之子大逻便也。与沙钵略有隙，因分为二，渐以强盛。东拒都斤，西越金山，龟兹、铁勒、伊吾及西域诸胡悉附之。”这种政治局面一直维持到公元7世纪中叶，由于唐王朝在龟兹设立了安西都护府才告结束。
安西都护府的治所离龟兹的库木吐拉石窟较近，加以武后时有3万名汉兵镇守于此，从而使中原文化在龟兹发展起来，今天我们在库木吐拉石窟看到类似敦煌初唐、盛唐时期的大量作品，就是这个原因。
到了公元790年，吐蕃势力强大，攻陷了安西都护府，把唐王朝的政治力量逐出了龟兹，于是就出现了吐蕃统治龟兹100多年的政治局面。由于吐蕃也信仰佛教，故而龟兹的佛教得以继续昌盛。但是吐蕃对龟兹的占领标志着白氏王朝的结束。
公元841年，居住在漠北的回鹘汗国发生内乱，黠戛斯兵10万骑攻入回鹘城，推翻了回鹘汗国。于是，回鹘诸部纷纷迁徙，有一部分迁到了安西都护府境内定居下来。公元857年，有一个庞特勤在安西称可汗，并向唐王朝报告了称汗的经过。唐宣宗派王端章册封该庞特勤为嗢禄登里罗汩没密施合俱禄毗伽怀建可汗。于是，龟兹就进入了回鹘化时期。
回鹘人原来就信仰佛教，所以在回鹘迁来龟兹以后，那里的佛教香火仍然不断。直至公元11世纪时，据《宋会要》的记载：“龟兹，回鹘之别种也，其国主身称师子王……（咸平）六年六月六日龟兹国僧义修献梵夹菩提印叶、念珠、舍利……（景德）元年十月，度龟兹国不报进为僧，从其请也……（天禧）五年七月，殿直白万进上言龟兹供延福等皆诈为外使，邀冀恩贾及乞赐经藏、金像等物……乾兴元年五月，龟兹国僧华严自西天至，以佛骨舍利、梵夹为献。”
公元1124年，契丹族的耶律大石在起尔漫称帝，史称黑契丹，又称西辽。西辽建都于虎思斡耳朵，疆域包括今新疆及其以西的广大区域。龟兹就此被控制在西辽手中。由于契丹人信仰佛教，故而西辽统治下的龟兹佛教依然昌盛。
公元13世纪初，蒙古人的势力进入龟兹。这时，伊斯兰的势力也进入到龟兹。蒙古人是信仰佛教的，于是两种宗教势力就在这里进行着激烈的斗争。这是龟兹的宗教文化大变动时期。这个时期延续了近两个世纪，一直到公元15世纪时，佛教在龟兹才最后被伊斯兰教所代替。
由于龟兹有1000多年传播佛教的历史，所以在龟兹地区留下了许多石窟。但是，伊斯兰教反对崇拜偶像，这不仅使龟兹石窟长期湮没不闻，而且作为一种异端文化，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19世纪末，帝国主义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作为中国的一个组成部分的新疆当然不能幸免于难，于是一支支“探险队”从印度或中亚各地纷纷进入新疆，或测量地形，或察访民情，或勘探矿藏，或挖掘文物。龟兹石窟就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被人们重新发现了。
1871年，沙皇俄国趁浩罕头目阿古柏侵占天山南路的机会，出兵强占中国伊犁。清政府多次交涉，沙俄拒不撤兵。就在这样的政治形势下，沙俄军官普日热瓦尔斯基于1876年自伊犁东向越天山，循裕勒都斯河谷入塔里木盆地，到过龟兹地区。
1893年到1909年，瑞典人斯文赫定作了三次中亚之行，到过龟兹地区，进行过发掘。
从1900年开始到1916年为止，英国人斯坦因到库车、焉耆、吐鲁番等地进行了三次“考察”，发掘各地古代遗址。
1902年到1914年，德国人格伦威德尔、雷库克等人先后四次到库车、吐鲁番等地发掘、搜集到大批文物。
1903年到1910年，日本的大谷探险队先后三次赴新疆，“考察”的范围包括库车、吐鲁番、罗布淖尔、和田等地。
从1906年到1909年，法国人伯希和到中亚“探险”，在库车、吐鲁番等地发现了许多文物。
1910年，俄国人奥登堡组织了一个大规模的中亚探险队，到吐鲁番、焉耆、库车地区发掘，得到了许多有价值的考古资料。
这样，龟兹石窟又重新为世人所知。
在对龟兹石窟的考察和研究中，德国人和日本人走在前边。
19世纪末，德国柏林民族艺术博物馆发起组织一支“探险队”，到中国新疆考古。第一次于1902年开始，队长为格伦威德尔，他在欧洲以研究印度佛教考古著名。这次主要是在吐鲁番地区活动。第二次于1904年开始，队长为雷库克。这次主要是在吐鲁番和哈密地区活动。第三次于1905年开始，格伦威德尔先来中国，雷库克在1906年冬天来中国。1906年底，格伦威德尔与雷库克合在一起工作，工作地点主要为库车、焉耆、吐鲁番和哈密。格伦威德尔根据其第三次中国之行的成果，于1912年发表了他的研究报告，题目为《中国土耳其斯坦的古佛寺》（Altbuddhistische Kultstätten in Chinesisch Turkistan），这里涉及了有关龟兹石窟的内容。1920年，他又出版了一大册壁画图集，以《古代库车》（Alt-Kutscha）为标题，将在龟兹石窟中发现的壁画进行考古学与宗教学的研究。这是一本专门研究龟兹石窟的著作。1924年，他又把更庞大的著作《阿毗斯陀经中的魔鬼及其与中亚佛教造像的关系》（Die Teufel des Avesta und ihre Beziehungen Zur Ikonographie des Buddhismus Zentral-Asiens）刊行于世，把古代波斯辛德阿毗斯陀经（Zend-Avesta）有关系的摩罗斯（Marasch）狮子碑铭和剑碑铭的形式内容与佛教，尤其是西藏的密教和时轮派密咒（Kala-Cakratantra）有关系的地方推定出来，使我们看到龟兹石窟中所发现的佛像和佛画有些好像很受了伊朗文化的影响。
德国的“探险队”于1913年第四次来中国，由雷库克负责，主要是在库车地区活动，到1914年结束。此后，经过多年的研究，雷库克在从1922年到1926年的5年中间，陆续刊行了5卷本的《中亚晚期的佛教》（Die Buddhistische Spätantike Mittelasiens）：第1卷记载德国“探险队”在吐鲁番所发现的雕塑、其他宗教艺术品及其对艺术发展过程的解说。他认为那里的艺术本源是出于犍陀罗艺术的；第2卷记载关于摩尼教的小画的检核；第3卷先载库车和吐鲁番地区佛教石窟建筑上样式的调查，其次把在克孜尔、柏孜克里克等石窟壁画研究的成果公布于众；第4卷为克孜尔、柏孜克里克等石窟壁画的复制版集及其说明书；第5卷，于前两地之外，把库木吐拉、森木撒姆等处石窟里发现的佛教艺术品，如雕像、木版画佛像、菱格画、供养画、木制雕刻等的研究报告发表出来。这是雷库克有关龟兹石窟研究的最主要著作。
德国人写的其他有关龟兹石窟的重要著作有：雷库克的《中亚艺术史与文化史图说》（Bilderatlas zur Kunst und Kulturgeschichte Mittel-Asiens），雷库克的《东土耳其斯坦的地下宝藏》（Auf Hellas Spuren in Ostturkestan），瓦尔德施密特的《犍陀罗、库车、吐鲁番》（Gandhara，Kutscha，Turfan）等。
日本的“大谷探险队”第一次进中国是在1902年，当时除大谷光瑞本人外，并有他的弟子渡边哲信、堀贤雄、本多惠隆、井上弘园四人。大谷光瑞经西伯利亚铁道转入中亚，越过葱岭，与本多惠隆、井上弘园两人转赴印度考察，而由渡边哲信、堀贤雄赴新疆的库车、吐鲁番、于阗等地调查，于1905年3月经陕西回国。第二次探险在1908年，当时大谷光瑞派遣橘瑞超和野村荣三郎两人赴中亚地区考察，他们到了吐鲁番、库车、于阗、罗布淖尔和敦煌等地；第三次探险在1910年。橘瑞超经西伯利亚入新疆。1911年，大谷光瑞又派遣吉川小一郎到新疆。日本“大谷探险队”先后三次入新疆，都到过库车。其中第一次之行所得，多在库车周围石窟遗址发掘；第二次第三次之行所得，则以吐鲁番为中心，包括库车、于阗、罗布淖尔、敦煌的出土文书、文物等。
就在这三次中国之行的基础上，他们于1915年出版了《西域考古图谱》，于1935年出版了《新西域记》。这两部书是他们西域“探险”成绩的总报告。
除此以外，直接或间接与龟兹石窟有关的著作还有渡边哲信的《西域画聚成》、大谷光瑞的《新疆省发现的部分经卷》、橘瑞超的《新疆探险记》、香川默识的《西域考古图谱》等。再就是他们发表了大量有关龟兹石窟的论文，有小野玄妙的《于阗及龟兹附近的古代文明》、《降魔成道图研究》、《古代中亚佛教艺术疑议》、《龟兹语的大光明王本生及其古壁画》、《古代新疆的艺术》等；羽田亨的《新疆发掘佛画片断》、《龟兹于阗之研究》等；羽溪了谛的《赫色勒窟院的佛教美术》、《赫色勒窟院佛教美术问题》等；松本荣一的《赫色勒壁画天部图》、《东洋古代美术所见之日月星辰》、《瓦尔德施密特著〈库车的吐火罗期艺术〉》、《龟兹壁画片断》、《龟兹壁画片断二图》、《龟兹古代壁画》、《西域式佛像画与东方工匠》等；三才笹吉的《库车地方的涅槃艺术》，石滨纯太郎的《格伦威德尔著〈古代库车〉》，寺本婉雅的《古龟兹国洞窟壁文与好城国佛教》，望月信成的《古代库车佛教美术》，中井宗太郎的《中亚绘画考察》，堂谷宪男的《瓦尔德施密特著〈犍陀罗、库车、吐鲁番〉》，滨田的《东方艺术上之希腊印度影响》，松本文三郎的《佛教壁画》，和田新的《伊朗艺术遗址》，广岛敏雄的《赫色勒红窟洞》，藤枝晃的《雷库克：克孜尔千佛洞调查生活记略》，林平出的《克孜尔千佛洞壁画阿阇世王佛入灭感知图外二点》，泷精一的《新疆发掘的古画》，小森彦次的《中亚壁画》，矢吹庆辉的《库车附近克孜尔出土的壁画片断》，渡边海旭的《中亚探察与佛教艺术》，那波利贞的《库车克孜尔洞窟内的壁画》和《克孜尔发见的壁画鸭文锦花纹》，熊谷宣夫的《西域佛画的二三描法》，原田淑人的《新疆出土壁画所见灯树的风格》等。近年来，日本西域文化研究会还编撰了一套《西域文化研究》丛书，对研究龟兹石窟很有参考价值，特别是其中的第5卷。
除德国人和日本人外，俄国人普日热瓦尔斯基的《中亚行记》，奥登堡的《1909—1910年东突厥斯坦考察报告》，拜耶尔的《希腊—大夏史》，利符什茨的《中亚民族的伊兰语》，格兰托夫斯基的《贵霜地区的东伊兰系部族》，加富罗夫的《贵霜时代和世界文明》，李特文斯基的《中亚佛教史》；英国人斯坦因的《西域考古记》、《亚洲腹里考古记》、《契丹沙漠废迹》、《西域记》等；瑞典人斯文赫定的《亚洲经行记》、《亚洲沙碛中》等；法国人伯希和的《中亚的三年》、《伯希和在中亚探险报告书》等。此外还有英国人第赛的《在西藏和中国土耳其斯坦》，安鲍尔特的《在东土耳其斯坦的旅行》，斯克赖因的《中国的中亚》，丘奇的《中国的土耳其斯坦》，纳柴罗夫的《从喀什噶尔到克什米尔》等；美国人亨廷顿的《亚洲的脉搏，一次中亚的旅行》，索沃伯的《中国艺术的性质》，拉铁摩尔的《土耳其斯坦的重合》以及匈牙利人格鲁克的《突厥艺术》、印度人巴赞的《印度和中亚》、沙哈的《中亚的佛教和佛教文学》等。这些著作对于研究龟兹石窟都是必需的，其中特别是德国人刘茂才的著作《库车和它同中国的关系》（Kutscha und Seine Beziehungen zu China）尤为重要。
中国人最先考察龟兹石窟的是清代著名史地学家徐松，在他所著的《西域水道记》中记录了他当年考察库木吐拉石窟的情况。接着是黄文弼先生。他于1927年4月间由北平出发，经包头进入内蒙。7月20日从内蒙茂明安旗之亚木塞河畔向西进发，9月底到达额济勒河，休息月余，11月复由额济勒河畔西行，至1928年1月抵哈密。2月初由哈密出发，3月初到迪化。4月中旬由迪化去吐鲁番。在吐鲁番停留20余日，5月中旬向西进发，行经山中，6月初抵焉耆，工作40余日。7月中旬复由大道前进，8月底至库车，工作50余日。又由库车山中至拜城的克孜尔，工作两星期，乃由拜城至阿克苏，这时已是12月底了。黄文弼先生《蒙新考古报告》一文，曾详述其在龟兹地区的工作情况：“库车古龟兹国地，疆域甚大，包今之库车、沙雅、托克苏、拜城。余循序先考查库车之西面，经阿克苏至沙雅之北而南，抵塔里木河。复由沙雅之东而北，至托和鼐山中，而西返库车，行程七十余日。计掘拾铜铁诸器及泥塑像石型壁画等类，共十余箱。”“和色尔佛洞，当库车之北山，渭干河西源，经行其间。在河出入口处，依崖凿洞，石室林立。出口处，为库木吐拉之千佛洞，入口处为和色尔之千佛洞。和色尔佛洞较库木吐拉为多，惟中下二层，均被土人及东西游历人士剥掘尽净，惟上层尚未经前人到过。乃系绳凌空而上，工作十余日，计得木板经纸若干，皆印度系文书，此举为在焉耆库车工作之大者。此外在仑台库车间戈壁中踏查，发现古城古址，为外人所未至者，无虑数十，以及山川河流之方位移徙，详具余著《考查记》中，兹不备述。”黄文弼先生这次新疆之行，先后历时3年有余，经过许多艰难困苦，成功而归，所获极为丰富。后来他总结了龟兹地区的考古工作，在《禹贡半月刊》第4卷第6期上发表了《由考古上所见到的新疆在文化上之地位》，在《蒙藏旬刊》120期上发表了《新疆考古之发现与古代西域文化之关系》。他在这两篇文章中初步探讨了龟兹石窟佛教艺术的有关问题。因此可以说，黄文弼先生是我国系统地考察与研究龟兹石窟的第一位学者。
史岩先生在其所著的《东洋美术史》中也介绍过龟兹石窟壁画，但是他本人未亲历龟兹，他的研究是在外国人已发表的图片资料的基础上进行的，因此有很大的局限性。
郑振铎先生在《中国作家》第1期上发表了《论古西域画》的文章，这是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在柏林的古物陈列所看到格伦威德尔、雷库克等掠自新疆的石窟壁画时有感而发的作品。他在文中回顾了古代西域的历史，介绍了西方各国“探险队”对新疆石窟壁画的掠夺，对新疆佛教艺术包括龟兹壁画进行了初步的分析与研究。
再有顾颉刚先生的《佛教下之西北》一文，探讨了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与西域佛教的传播情况；葆光的《赫色尔千佛洞》一文则对克孜尔石窟作了简单的介绍。这两篇文章文字不多，着重于介绍情况，欠缺分析研究。
解放以后，我国学者对龟兹石窟的考察与研究更加重视。1953年9月，向达先生在第二届考古人员训练班上作了《新疆考古概况》的讲话。他指出：“公元前二世纪以后，新疆可分几个文化中心：吐鲁番—高昌文化；往西行为库车—龟兹文化；昆仑山北麓和阗—于阗文化；其东北为罗布淖尔—楼兰文化。”他还指出：“这四个文化各有不同，高昌在新疆最东边，靠近河西走廊，为中、印、伊三种文化融合之处，所出遗物可以证明。龟兹为印、伊文化较盛之区，发现有古印度文石刻。其地为丰富之绿洲，为古时西域的大国，晋时龟兹王宫，焕如神殿，其地人喜乐舞，与中国关系甚大，一直到今天库车之‘偎郎’仍很有名。于阗近印度，汉文化未到新疆时，为印度文化之区，公文用古印度文（怯卢字），佛教经典中亦时提及此国。楼兰近河西，由所出遗物可看到中国势力在此地之进退消长。总之，古代南疆是几个国家在此互相争雄的地区。公元前二世纪以前的南疆，印度、伊兰（摩尼教、景教）文化颇盛，公元前二世纪以后，汉文化向西发展，特别表现在高昌。七世纪（唐）时，中国势力更弥漫南疆。八世纪为阿刺伯所击败，一直到十四世纪左右，新疆逐渐成为回教文化区域。”在这里，向达先生从宏观的角度出发，把整个西域文化划分为四个中心，并且指出了每个文化中心的特征所在，如“龟兹为印、伊文化较盛之区”。这对龟兹石窟的考察与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向达先生在讲话中还说：“斯坦因从1900年开始在新疆工作，一直到1930年，前后四次，除最后一次因当地人民反对无所得外，前三次都是饱掠而去。他从葱岭到河西张掖，工作范围甚广，主要是测量，所测地图最为详密，可供军用，也可做建设、旅行、考古之用。报告中于各地水文、生物、矿产情况记载甚详。在敦煌附近的党河即曾测过每秒流量。由甘肃到楼兰，都曾大事发掘，得有许多古文书。南疆古文书经过他的搜掠，精华差不多都尽了。他的主要目的为调查葱岭喀什米尔地方，因为这地方在军事上极有价值，勘测由印度通向中亚的道路，因为英国深惧帝俄由北方入侵印度的缘故。”“1902年——1914年前后来中国考古的德国人甚多，勒柯克就来过两次，他是柏林博物馆派来的，主要工作地区为吐鲁番、库车。这两个地方的精美壁画都被他所剥去。他的掠夺方式极为凶狠，所剥去的壁画都复原陈列在柏林民族学博物馆。其中有库车一整个洞的壁画。曾写了两大部书，一部讲高昌，一部讲库车。德国人何以远来新疆，原因是19世纪末，德国曾发动大伊斯兰运动，联合伊斯兰教国家，意图在他的领导下，夺取世界霸权以对付英国。所以德国人之调查东西土耳其斯坦，是挂着考古幌子而别有用心的。”“橘瑞超，日本人，是日本黑龙会派来新疆，经天山南昆仑山北，到过敦煌和吐鲁番。在吐鲁番作过发掘工作，在敦煌掠去不少写经，其所得一部分尚存大连博物馆。”向达先生的这些话一方面指明了新疆文物（包括龟兹石窟）的历史特点，另一方面则揭示了斯坦因、雷库克、橘瑞超等人学术观点上的政治背景，为中国学者如何有批判地有分析地对待一些西方学者在研究龟兹石窟所持的观点指出了方向。
1953年9月至12月，西北文化局新疆文物调查组对天山南路的文物进行了调查。调查结束后，武伯纶先生作了一个总结，题目为《新疆天山南路的文物调查》，文中对龟兹各石窟地理位置、石窟数量、窟中清理出的残存文物、残存壁画以及文字题记等作了粗略的说明，这是我国学者提供的有关龟兹石窟的一份最完整的资料。文中把新疆的石窟分成两个区域，一个是以库车为中心的龟兹区，一个是以吐鲁番为中心的高昌区。这种划分方法一直为以后国内学者研究新疆石窟时所采用。文中还就龟兹地区为什么保存着如此多石窟的原因进行了初步的分析。这些都有助于龟兹石窟研究工作的开展。
1957年9月至1958年8月，由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组成的一支新疆考古队调查了新疆的古城、遗址及寺庙约127处，并在焉耆、库车作了一些发掘工作，采集实物颇为丰富。这次考古工作是由黄文弼先生领导的，事后他写了《塔里木盆地考古记》一书和《新疆考古的发现》〔1〕、《略述龟兹都城问题》〔2〕等文章。在这些著作里，黄文弼先生虽然没有专门就龟兹石窟问题发表意见，但是他的论述、特别是关于龟兹古城和古遗址的论述为研究龟兹石窟提供了丰富的背景材料。
王子云先生发表的《新疆拜城赫色尔石窟》〔3〕一文，是解放以后我国学者发表的第一篇专论克孜尔石窟的文章。这篇文章与解放前葆光写的《赫色尔千佛洞》一文相比较，不仅内容更为丰富，论述更为详尽，而且从美学的角度分析了克孜尔石窟壁画的艺术特色，论证它与希腊、波斯和印度文化的关系以及它本身特具的民族色彩，论点上显得更为成熟周到。
同年，王子云先生又发表了《新疆赫色尔千佛洞的动物画》〔4〕一文，这是我国学者发表的第一篇专论石窟壁画中动物画的文章。这篇文章论述了石窟壁画作为一种佛教艺术为什么会出现动物画，以及这些动物画的艺术特色、这些动物画在佛教美术史上的地位等等，为我国学者研究宗教动物画开了先河。
1961年，中国佛教协会与敦煌文物研究所组成了新疆石窟调查组，调查了天山以南各石窟。阎文儒先生领导了这次调查。调查结束以后，他撰写了一系列的文章。
《现代佛学》1961年第5期上刊出了阎文儒先生的《新疆最大的石窟寺遗址——拜城克孜尔石窟》一文。在这篇文章中，阎文儒先生根据克孜尔石窟的建筑形式和壁画的内容及风格，把整个克孜尔石窟划分为四个时期：第一期后汉，第二期两晋，第三期南北朝到隋，第四期初唐。这是我国学者第一次对克孜尔石窟进行分期，这一分期法到现在仍为很多学者所承认。
翌年，阎文儒先生在《龟兹境内汉人开凿汉僧住持最多的一处石窟—库木土拉》〔5〕一文中，专题介绍了库木吐拉石窟，特别是深入探讨了库木吐拉石窟中表现出来的中原汉族文化成分，这在国内外学者对龟兹石窟的研究工作中还是第一次，它在某种程度上纠正了国外学者在研究龟兹石窟文化时强调希腊文化与犍陀罗文化的影响而忽视中原汉族文化的影响的倾向。因此，这篇文章不仅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对促进民族团结起了无可估量的作用。
在《文物》1962年第7、8期上又刊出了阎文儒先生的《新疆天山以南的石窟》一文。这篇文章对龟兹诸石窟：克孜尔石窟、森木塞姆石窟、玛扎伯哈石窟、克孜尕哈石窟和库木吐拉石窟都作了较详尽的论述，从窟形、壁画题材、艺术风格、图案花纹、文字题记等各个方面进行了考察。在此基础上划分了各个石窟的时期：克孜尔石窟为四期，即东汉、两晋、南北朝到隋、唐宋；森木塞姆石窟为四期，玛扎伯哈石窟为两期，克孜尕哈石窟为四期，库木吐拉石窟为三期，即两晋、南北朝到隋、唐到回鹘。阎文儒先生的这篇文章是我国学者研究龟兹石窟的一篇最重要的文章，事实上，从此以后，我国学者在从事龟兹石窟研究所撰写的文章中，大多数都离不开这篇文章的观点和资料。或许可以这么说，我国学者撰写的研究龟兹石窟的文章，至今没有一篇能够超过阎文儒先生这篇文章的水平。
自从阎文儒先生《新疆天山以南的石窟》这篇文章发表以后，我国就处在接连不断的一场又一场的政治运动中，宗教研究工作者受到了批判，宗教研究工作被撂在一边，因此，对龟兹石窟的研究工作也处于相对的沉寂时期。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各项工作拨乱反正，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重新贯彻执行，特别是随着党的改革、开放政策的宣布和实施，国际上掀起了一股丝绸之路热，地处丝绸之路的龟兹石窟又重新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重视，研究龟兹石窟之风又吹拂到戈壁沙滩。1979年，宿白先生带领四名研究生对龟兹石窟作了较长时间的考察，回去以后，与日本方面合作出版了一套龟兹壁画集，由于用日文出版，在日本发行，国内至今未见翻译本，故而其内容鲜为人知。《学习与思考》1981年第6期上发表了丁明夷同志的文章《关于克孜尔壁画的研究》，提出了克孜尔石窟新的分期法，即从5世纪到8世纪。丁明夷同志是宿白先生率领的考察组的成员之一，他在克孜尔石窟分期问题上的观点不同于阎文儒先生的观点。这是一种值得深入探讨的新观点。
进入80年代以后，国内外学者赴龟兹地区考察石窟的纷至沓来，有关龟兹石窟的研究文章也大量的见诸报章杂志。但是，应该指出的是，虽然到目前为止，龟兹石窟的研究工作正在不断深入，一些过去疑惑不解的问题正在逐渐得到澄清，可是，站在宏观的角度，对龟兹石窟进行综合性的研究，即把龟兹石窟的研究同龟兹地区的古城、古遗址、古器物、古文书等的研究结合起来，即把龟兹石窟的研究同印度和中亚地区的石窟的研究结合起来，这项工作还没有真正开始。因此，要想在龟兹石窟的研究中取得突破性的进展，我们还得做大量的艰苦的工作，还要坚持不懈地努力。
注：
〔1〕《考古》1959年第2期，1960年第2期。
〔2〕《文物》1962年第7、8期。
〔3〕《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2期。
〔4〕《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6期。
〔5〕《现代佛学》1962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