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图书馆 内容
赵子和同志在自治州工作期间，坚定地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他坚定地站在各族人民的立场上，认真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为了巩固和发展各族人民的革命大团结，他首先加强党委“一班人”的团结，使党委成为带领全州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坚强堡垒。在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中，州委组织全州广大干部群众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党的民族政策，巩固和发展了新型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增强了各民族大团结。赵子和极力主张汉族、少数民族互相学习语言文字，对于破坏民族团结、分裂祖国的阶级敌人，则给予坚决打击。在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照耀下，共同的利益和革命目标，把全州各族工人、农牧民紧密联系在一起。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各族人民互相学习、互相帮助，共同战斗，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出现了许多民族团结的动人事迹。
赵子和同志充分信赖、大胆使用、积极培养本地区民族干部，依靠他们带领全州各族人民做好工作。他特别注重选拔培养民族干部，将他们充实到各级领导班子，发挥他们的作用。到1965年，自治州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部门工作的民族干部比1954年自治州成立时增加了1.8倍，占到当时干部总数的57%以上；少数民族出身的党员比自治州成立时增加了14.4倍，占全州党员总数的88.7%。州、县、乡政府一把手全由少数民族干部担任，民族干部在当时就已经成为各族领导班子中的骨干力量。
十年动乱期间，林彪“四人帮”残酷迫害干部，有些“造反派”要打倒赵子和同志，要他证明某干部在历史上做过坏事。赵子和同志怒而斥之，从没有写过一份违心的证明。他常说的一句话“这位干部我了解，是个好同志”。这种不屈服于压力、不怕迫害的精神，不仅保护了干部，而且发扬了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坚持了原则。“文革”中他遭受了残酷的打击和迫害，但他对党没有怨言，从没有动摇过对共产主义、对党和党的事业的信念。后来，在“解放”干部中，他恢复了党的生活和职务，一如既往地忠诚党的事业，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党的领导干部的高贵品质。
赵子和同志具有坚定的无产阶级党性，一贯顾全大局，勇挑重担，乐于助人。国家困难时期，他把灾区的困难，当作自己的困难，带领全州各族人民艰苦奋斗，共渡难关，发扬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爱国主义精神，从1960年到1964年，全州挤出440万公斤粮食，调出50万头商品畜支援关内灾区，为国家解决困难。这一光荣业绩永载史册，是全州各族人民的光荣，也是赵子和同志顾全大局，为国家建设做出贡献的具体表现。
廉洁奉公，勤政爱民，用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20年如一日。在他的身上，充分体现了共产党人的优良品质和老地下工作者的本色。
勤奋好学，孜孜不倦。赵子和同志特别注重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刻苦钻研。不论工作多么忙，他每天都要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读点书，写点心得笔记，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经久不断。他最大的特点和很好的作风，是善于亲自动手。他的讲话材料、对上级党委会议精神的传达报告、蹲点搞社会调查、给区党委的报告、请示，都不要秘书代劳，都是自己动手写的。这种精神和作法确实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他能写善读，他作的报告、写的文章、立意不凡、别具一格。自治州成立初期，毛主席当时强调，对马克思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要求对干部的教育应确立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为指导方针，废除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义的方法。赵子和同志铭刻于心，并身体力行。他经常反复阅读马列和毛泽东同志的重要著作，力求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分析和解决客观实际层出不穷的新情况、新问题。他求知若渴，不仅精心钻研马克思主义，而且对历史、经济、政治、科技、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的知识，都注重学习和积累，以不断扩大自己的知识面，适应工作的需要。在自治州工作期间，为了提高干部的理论知识水平，他提出了学习、工作、调查研究“三结合”的要求，通过这三个环节，把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具体化，对干部队伍的培养和素质的提高起了重要作用。国家困难时期，他针对少数人否定社会主义、否定党的领导的倾向，写了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认识问题等方面的文章。文章中写道，只有用马克思义的理论作望远镜，才能正确认识和解决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所遇到的暂时困难，预见社会主义的光辉前景，从而坚定干部和群众的信心，振奋了精神，有力地推动了生产建设。
他团结同志，宽以待人。赵子和同志的一个突出特点为特别能团结人，他非常尊重同志，关心和爱护干部，从来不搞小山头，不搞小动作，常念人之功，善谅人之过。勇于承担责任。他担任书记的20年里，民主作风好，注意发挥班子集体的积极性、创造性，善于吸取各方面的意见，特别是听取不同的意见，把大家的智慧集中起来，把各方面的力量团结起来，形成整体合力。赵子和同志待人宽厚，有长者之风。他在农村牧区交了许多贫下中农朋友，知识分子、农牧民、基层干部经常来看望他，并亲切称他“老赵”。
联系群众，作风深入。赵子和同志求真务实、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尊重来自实践的经验。自治州成立后，正值合作化时期，他每年至少有半年时间亲临基层，深入农牧区，踏勘荒地、水源，亲自蹲点调查，掌握第一手材料，扑下身子抓落实。他心系群众，关心群众，与人民共患难，与各级干部同苦乐。1964年5月21日至24日，阿图什连下暴雨，发生特大洪灾，倒塌民房700多间，冲毁作物3000多亩，死亡牲畜100多只，并造成人员伤亡。为了人民的利益，他奔赴灾区，组织救灾抢险。他不辞疲劳，栉风沐雨，涉水过河，亲自察看灾情，拟定救灾方案，动员干部群众紧急救灾，解除了洪水的威胁。1955年4月15日至23日，乌恰县连续发生了7级强烈地震，康苏矿区设备损失了100多万元，乌恰县共倒塌房屋1089间，压死牲畜数万头。赵子和同志急速赶赴乌恰，深入受灾严重的乡村，指挥救灾工作，帮助灾区人民克服困难，恢复生产，重建家园。他对边远贫困山区人民怀着深厚的感情，每年都要深入到布伦口、木吉、恰尔隆、哈拉布拉克等乡村，实地察看边远山区人民的生活和生产情况。每到一地，他都向党政领导干部传达党中央的指示，要求各族干部全心全意为边远贫困地区的人民服务，尽快改变贫困面貌，并从财力上大力支持当地的生产建设。他在基层蹲得住，舍得花时间，住农牧民家，和群众同吃一锅饭，同点一灯油。在60年代，群众生活最困难时期，牧区人均月口粮只有7公斤，赵子和同志领导全州人民开展节约运动和助民生产，共同渡过了难关。群众赞扬说，共产党、人民政府给我们出主意、想办法，生活再苦，心里也甜。赵子和同志生活很简朴，经常粗茶淡饭，衣著俭朴。他外出只带秘书、翻译，一直是轻车简从，不准基层超标准招待。他严格执行党的廉政规定，廉洁自律。有时基层乡村、农牧民送来水果、肉食等，他都按市场价格如数付款，一分不少。赵子和有7个子女。他当州委书记时，总是严格要求子女凭自己的本事吃饭，干自己力所能及的工作，不搞歪门邪道。
赵子和同志善于把党的政策变成群众的自觉行动，让群众自觉地执行党的政策。为此，他十分重视宣传党的政策。他特别注重利用党的报纸向群众广泛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指导实际工作。自治州成立之后，他以最快的速度创办了柯尔克孜、汉、维吾尔三种文字的《克孜勒苏报》。他经常结合党的中心工作，亲自撰写社论、评论员文章和个人署名文章，向群众宣传党的政策，指导工作。他还经常带着工作中的实际问题，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并将调查报告在报纸上发表，指导实际工作。在他的倡导和带动下，当时的县委书记、公社书记，大都积极为州报撰稿，反映情况、讨论问题、介绍经验，已成为一种时尚和领导者的责任，有不少文化程度并不高的公社书记，成为州报的优秀通讯员。赵书记亲自抓宣传，亲自抓报纸工作。一些重要稿件甚至是报纸的清样他都亲自审看。那一时期，《克孜勒苏报》办得十分活跃，充分发挥了党的喉舌作用。不少基层工作的领导，就是通过州报学习党的政策，抓实际工作的。
赵书记抓工作，力求把党的政策、上级的指示精神同自治州的实际情况紧密结合起来。要做到这一点，他必须十分熟悉自治州的情况，掌握第一手材料，特别是来自基层的广大群众的呼声和意愿。为此，他经常组织各种各样的调查研究，了解掌握真实情况，写出了不少有价值的报告。1954年12月到1955年3月，他带领工作组到乌恰县吉根乡蹲点试办建立南疆区第一牧业合作社。在4个月的建社过程中，他不辞辛苦，勤奋工作，从贯彻党在牧区的“不斗不分、不划阶级”及“牧主牧工两利”政策，到具体组织拟定牧业社章程，试办建立牧业社的各项事宜，都付出了很大的精力。他亲自执笔，总结了建社经验。这篇反映翻身后的少数民族积极要求组织起来，发展生产的强烈愿望和创办红光合作社的办社经验的调查报告，被收入由毛泽东主席亲自编辑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并加了编者按予以肯定和推荐。这篇调查报告对全自治区建立牧业社起了重要指导作用。1956年，他又带工作组在乌恰县四区（现托云乡）蹲点两个月，试办乌恰县公私合营牧场，为全自治区畜牧业社会主义改造总结了可供借鉴的经验。“老克州”的干部都知道，阿图什市阿湖乡的光明大队、松他克乡的瓦克瓦克大队，阿克陶县的玉麦乡、皮拉力乡，以及最远最偏僻的阿克陶县布伦口乡、阿合奇县喀拉布拉克乡，乌恰县膘尔托阔依乡都是他常蹲点的地方。他在自治州工作期间，自治区党委转发的《乌恰县四区建立公私合营牧场的总结》、《大办农业、大办粮食、实现农牧区农业持续跃进的调查》、《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保护和发展代牧牲畜的经验》、《乌恰县在牧区试办巴扎的成绩和经验》等有指导价值的材料，都是赵子和亲自蹲点调查、亲自动笔总结的成果。他对本地经济建设提出的一些重要意见，得到了自治区党委的认可和采纳，对推动全自治区的工作也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深入调查研究，了解群众疾苦和愿望，向上级党组织反映群众意见与要求，是赵子和同志一贯的作风。早在1952年他在南疆区党委工作时，就十分注重调查研究和理论研究，被同志们称为理论家。特别是在他负责土改工作后，对党的土改工作政策研究得比较深刻，执行政策比较稳妥，加之有他领导蓝田土改工作的经验，凡土改中遇到什么疑难问题，他都能按党的政策，提出客观地解决办法，是南疆区党委有名的“土改专家”。疏附县的帕哈太里克乡是他在土改中抓的重点地区，他曾长期住在那里，与当地群众建立了深厚的感情。通过土改运动以及赵子和同志一心一意为翻身农民服务的热情态度，翻身后分到土地的农民对党中央、毛主席有说不尽的感激之情。为此这里的维吾尔族农民就给毛主席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表达了翻身农民紧跟中国共产党的决心。很快毛主席亲自给这里的农民回了信。这件事也和赵子和同志以自己的言行在群众中树立的党的光辉形象有密切的关系。
在自治州工作的20年中，赵书记的足迹遍及自治州的山山水水，几乎是每一个偏僻的角落，都留下了这位州委书记的足迹。赵子和有两次最艰险的行程，一是帕米尔深处的社会调查。那是1955年秋，他率领的8人工作组从阿图什出发，先是乘戛斯车到乌帕尔，然后骑马经布伦口区的奥依塔克、盖孜、布伦口、苏巴什四乡。在苏巴什乡住了15天，进行有关发展牧业生产的综合性调查，他分别召开了有乡村干部、青年、妇女等参加的各类会议，甚至一家一户、一个毡房一个毡房地与牧民谈心，了解情况，集累第一手资料。然后到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利用县委机要科的电台，将调查的材料和自己的看法分别汇报给州党委和中共新疆省委办公厅。
离开塔什库尔干县城之后，他们一行又骑马向恰尔隆和塔尔乡进发。这里要翻越几道冰大坂，还要翻过海拔4000多米、空气稀薄的“头疼山”。悬崖峭壁上的羊肠小道，道路狭窄，行走十分危险，十分困难，常常要牵着马爬过，加上高山缺氧所引起的强烈反应，让人头晕眼花，四肢无力，浑身发软。他们就是这样冒着生命危险，穿过了漫漫的无人区，进入了塔尔乡，然后又经恰尔隆、克孜勒陶乡至英吉沙县返回阿图什，行程30多天。高山强烈的紫外线，刺骨的寒风，使每一个人的身上都蜕了一层皮。
还有一次艰险的行程是天山峡谷中的阿合奇哈拉布拉克的社会调查。那也是50年代中期的一个秋天，赵书记一行从阿图什出发，乘车到阿克苏地区的乌什县城，他们从这里弃车乘马，先到牙满苏柯尔克孜聚居区考察，然后北上直至别迭里山口的边界地区，然后又顺托什干河谷溯河而上，经库兰萨日克、色帕巴衣、吾曲到阿合奇县城，听取了县委领导的汇报和看望了干部群众之后，又继续沿河而上，经苏木塔什、哈拉奇到达了哈拉布拉克乡。在这里住了10多天，并到了边境地区的贡古鲁克、加尔特等山口考察边防，然后返回哈拉奇、翻喀拉铁克山大坂，经哈拉峻返回阿图什。这一次行程两千多公里，往返一个多月，所行多雪山大坂，甚至是人迹罕至的无人区。
对于探险家来说，冒着生命危险，在这样险恶的道路上冒一次险也就满足了。但赵子和书记不是探险家，他大可不必去冒这样的险，但他还是去了，而且将帕米尔深山中的苏巴什村和天山峡谷中的哈拉布拉克村，选作他长期蹲点调研的地方，经常到这两个自治州最偏远、交通条件最差、道路最危险和生活条件最差的山区小村去调查研究，听取这里牧民们的意见和呼声。赵子和同志冒着生命危险不止一次地到这些地方去，不是去探险，而是去工作。因为他是共产党的州委书记，他忘不了他领导下的这边远山区的牧民。他要把党的温暖和关怀，送到这些牧民之中去，他还要把这些牧民的愿望和要求带给党组织；他要用他的实际行动，让生活在祖国最边远山区的人民，感受到作为一个共和国公民所享有的神圣权利和肩负的神圣义务。
他坚定地站在各族人民的立场上，认真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为了巩固和发展各族人民的革命大团结，他首先加强党委“一班人”的团结，使党委成为带领全州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坚强堡垒。在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中，州委组织全州广大干部群众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党的民族政策，巩固和发展了新型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增强了各民族大团结。赵子和极力主张汉族、少数民族互相学习语言文字，对于破坏民族团结、分裂祖国的阶级敌人，则给予坚决打击。在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照耀下，共同的利益和革命目标，把全州各族工人、农牧民紧密联系在一起。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各族人民互相学习、互相帮助，共同战斗，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出现了许多民族团结的动人事迹。
赵子和同志充分信赖、大胆使用、积极培养本地区民族干部，依靠他们带领全州各族人民做好工作。他特别注重选拔培养民族干部，将他们充实到各级领导班子，发挥他们的作用。到1965年，自治州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部门工作的民族干部比1954年自治州成立时增加了1.8倍，占到当时干部总数的57%以上；少数民族出身的党员比自治州成立时增加了14.4倍，占全州党员总数的88.7%。州、县、乡政府一把手全由少数民族干部担任，民族干部在当时就已经成为各族领导班子中的骨干力量。
十年动乱期间，林彪“四人帮”残酷迫害干部，有些“造反派”要打倒赵子和同志，要他证明某干部在历史上做过坏事。赵子和同志怒而斥之，从没有写过一份违心的证明。他常说的一句话“这位干部我了解，是个好同志”。这种不屈服于压力、不怕迫害的精神，不仅保护了干部，而且发扬了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坚持了原则。“文革”中他遭受了残酷的打击和迫害，但他对党没有怨言，从没有动摇过对共产主义、对党和党的事业的信念。后来，在“解放”干部中，他恢复了党的生活和职务，一如既往地忠诚党的事业，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党的领导干部的高贵品质。
赵子和同志具有坚定的无产阶级党性，一贯顾全大局，勇挑重担，乐于助人。国家困难时期，他把灾区的困难，当作自己的困难，带领全州各族人民艰苦奋斗，共渡难关，发扬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爱国主义精神，从1960年到1964年，全州挤出440万公斤粮食，调出50万头商品畜支援关内灾区，为国家解决困难。这一光荣业绩永载史册，是全州各族人民的光荣，也是赵子和同志顾全大局，为国家建设做出贡献的具体表现。
廉洁奉公，勤政爱民，用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20年如一日。在他的身上，充分体现了共产党人的优良品质和老地下工作者的本色。
勤奋好学，孜孜不倦。赵子和同志特别注重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刻苦钻研。不论工作多么忙，他每天都要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读点书，写点心得笔记，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经久不断。他最大的特点和很好的作风，是善于亲自动手。他的讲话材料、对上级党委会议精神的传达报告、蹲点搞社会调查、给区党委的报告、请示，都不要秘书代劳，都是自己动手写的。这种精神和作法确实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他能写善读，他作的报告、写的文章、立意不凡、别具一格。自治州成立初期，毛主席当时强调，对马克思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要求对干部的教育应确立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为指导方针，废除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义的方法。赵子和同志铭刻于心，并身体力行。他经常反复阅读马列和毛泽东同志的重要著作，力求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分析和解决客观实际层出不穷的新情况、新问题。他求知若渴，不仅精心钻研马克思主义，而且对历史、经济、政治、科技、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的知识，都注重学习和积累，以不断扩大自己的知识面，适应工作的需要。在自治州工作期间，为了提高干部的理论知识水平，他提出了学习、工作、调查研究“三结合”的要求，通过这三个环节，把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具体化，对干部队伍的培养和素质的提高起了重要作用。国家困难时期，他针对少数人否定社会主义、否定党的领导的倾向，写了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认识问题等方面的文章。文章中写道，只有用马克思义的理论作望远镜，才能正确认识和解决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所遇到的暂时困难，预见社会主义的光辉前景，从而坚定干部和群众的信心，振奋了精神，有力地推动了生产建设。
他团结同志，宽以待人。赵子和同志的一个突出特点为特别能团结人，他非常尊重同志，关心和爱护干部，从来不搞小山头，不搞小动作，常念人之功，善谅人之过。勇于承担责任。他担任书记的20年里，民主作风好，注意发挥班子集体的积极性、创造性，善于吸取各方面的意见，特别是听取不同的意见，把大家的智慧集中起来，把各方面的力量团结起来，形成整体合力。赵子和同志待人宽厚，有长者之风。他在农村牧区交了许多贫下中农朋友，知识分子、农牧民、基层干部经常来看望他，并亲切称他“老赵”。
联系群众，作风深入。赵子和同志求真务实、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尊重来自实践的经验。自治州成立后，正值合作化时期，他每年至少有半年时间亲临基层，深入农牧区，踏勘荒地、水源，亲自蹲点调查，掌握第一手材料，扑下身子抓落实。他心系群众，关心群众，与人民共患难，与各级干部同苦乐。1964年5月21日至24日，阿图什连下暴雨，发生特大洪灾，倒塌民房700多间，冲毁作物3000多亩，死亡牲畜100多只，并造成人员伤亡。为了人民的利益，他奔赴灾区，组织救灾抢险。他不辞疲劳，栉风沐雨，涉水过河，亲自察看灾情，拟定救灾方案，动员干部群众紧急救灾，解除了洪水的威胁。1955年4月15日至23日，乌恰县连续发生了7级强烈地震，康苏矿区设备损失了100多万元，乌恰县共倒塌房屋1089间，压死牲畜数万头。赵子和同志急速赶赴乌恰，深入受灾严重的乡村，指挥救灾工作，帮助灾区人民克服困难，恢复生产，重建家园。他对边远贫困山区人民怀着深厚的感情，每年都要深入到布伦口、木吉、恰尔隆、哈拉布拉克等乡村，实地察看边远山区人民的生活和生产情况。每到一地，他都向党政领导干部传达党中央的指示，要求各族干部全心全意为边远贫困地区的人民服务，尽快改变贫困面貌，并从财力上大力支持当地的生产建设。他在基层蹲得住，舍得花时间，住农牧民家，和群众同吃一锅饭，同点一灯油。在60年代，群众生活最困难时期，牧区人均月口粮只有7公斤，赵子和同志领导全州人民开展节约运动和助民生产，共同渡过了难关。群众赞扬说，共产党、人民政府给我们出主意、想办法，生活再苦，心里也甜。赵子和同志生活很简朴，经常粗茶淡饭，衣著俭朴。他外出只带秘书、翻译，一直是轻车简从，不准基层超标准招待。他严格执行党的廉政规定，廉洁自律。有时基层乡村、农牧民送来水果、肉食等，他都按市场价格如数付款，一分不少。赵子和有7个子女。他当州委书记时，总是严格要求子女凭自己的本事吃饭，干自己力所能及的工作，不搞歪门邪道。
赵子和同志善于把党的政策变成群众的自觉行动，让群众自觉地执行党的政策。为此，他十分重视宣传党的政策。他特别注重利用党的报纸向群众广泛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指导实际工作。自治州成立之后，他以最快的速度创办了柯尔克孜、汉、维吾尔三种文字的《克孜勒苏报》。他经常结合党的中心工作，亲自撰写社论、评论员文章和个人署名文章，向群众宣传党的政策，指导工作。他还经常带着工作中的实际问题，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并将调查报告在报纸上发表，指导实际工作。在他的倡导和带动下，当时的县委书记、公社书记，大都积极为州报撰稿，反映情况、讨论问题、介绍经验，已成为一种时尚和领导者的责任，有不少文化程度并不高的公社书记，成为州报的优秀通讯员。赵书记亲自抓宣传，亲自抓报纸工作。一些重要稿件甚至是报纸的清样他都亲自审看。那一时期，《克孜勒苏报》办得十分活跃，充分发挥了党的喉舌作用。不少基层工作的领导，就是通过州报学习党的政策，抓实际工作的。
赵书记抓工作，力求把党的政策、上级的指示精神同自治州的实际情况紧密结合起来。要做到这一点，他必须十分熟悉自治州的情况，掌握第一手材料，特别是来自基层的广大群众的呼声和意愿。为此，他经常组织各种各样的调查研究，了解掌握真实情况，写出了不少有价值的报告。1954年12月到1955年3月，他带领工作组到乌恰县吉根乡蹲点试办建立南疆区第一牧业合作社。在4个月的建社过程中，他不辞辛苦，勤奋工作，从贯彻党在牧区的“不斗不分、不划阶级”及“牧主牧工两利”政策，到具体组织拟定牧业社章程，试办建立牧业社的各项事宜，都付出了很大的精力。他亲自执笔，总结了建社经验。这篇反映翻身后的少数民族积极要求组织起来，发展生产的强烈愿望和创办红光合作社的办社经验的调查报告，被收入由毛泽东主席亲自编辑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并加了编者按予以肯定和推荐。这篇调查报告对全自治区建立牧业社起了重要指导作用。1956年，他又带工作组在乌恰县四区（现托云乡）蹲点两个月，试办乌恰县公私合营牧场，为全自治区畜牧业社会主义改造总结了可供借鉴的经验。“老克州”的干部都知道，阿图什市阿湖乡的光明大队、松他克乡的瓦克瓦克大队，阿克陶县的玉麦乡、皮拉力乡，以及最远最偏僻的阿克陶县布伦口乡、阿合奇县喀拉布拉克乡，乌恰县膘尔托阔依乡都是他常蹲点的地方。他在自治州工作期间，自治区党委转发的《乌恰县四区建立公私合营牧场的总结》、《大办农业、大办粮食、实现农牧区农业持续跃进的调查》、《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保护和发展代牧牲畜的经验》、《乌恰县在牧区试办巴扎的成绩和经验》等有指导价值的材料，都是赵子和亲自蹲点调查、亲自动笔总结的成果。他对本地经济建设提出的一些重要意见，得到了自治区党委的认可和采纳，对推动全自治区的工作也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深入调查研究，了解群众疾苦和愿望，向上级党组织反映群众意见与要求，是赵子和同志一贯的作风。早在1952年他在南疆区党委工作时，就十分注重调查研究和理论研究，被同志们称为理论家。特别是在他负责土改工作后，对党的土改工作政策研究得比较深刻，执行政策比较稳妥，加之有他领导蓝田土改工作的经验，凡土改中遇到什么疑难问题，他都能按党的政策，提出客观地解决办法，是南疆区党委有名的“土改专家”。疏附县的帕哈太里克乡是他在土改中抓的重点地区，他曾长期住在那里，与当地群众建立了深厚的感情。通过土改运动以及赵子和同志一心一意为翻身农民服务的热情态度，翻身后分到土地的农民对党中央、毛主席有说不尽的感激之情。为此这里的维吾尔族农民就给毛主席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表达了翻身农民紧跟中国共产党的决心。很快毛主席亲自给这里的农民回了信。这件事也和赵子和同志以自己的言行在群众中树立的党的光辉形象有密切的关系。
在自治州工作的20年中，赵书记的足迹遍及自治州的山山水水，几乎是每一个偏僻的角落，都留下了这位州委书记的足迹。赵子和有两次最艰险的行程，一是帕米尔深处的社会调查。那是1955年秋，他率领的8人工作组从阿图什出发，先是乘戛斯车到乌帕尔，然后骑马经布伦口区的奥依塔克、盖孜、布伦口、苏巴什四乡。在苏巴什乡住了15天，进行有关发展牧业生产的综合性调查，他分别召开了有乡村干部、青年、妇女等参加的各类会议，甚至一家一户、一个毡房一个毡房地与牧民谈心，了解情况，集累第一手资料。然后到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利用县委机要科的电台，将调查的材料和自己的看法分别汇报给州党委和中共新疆省委办公厅。
离开塔什库尔干县城之后，他们一行又骑马向恰尔隆和塔尔乡进发。这里要翻越几道冰大坂，还要翻过海拔4000多米、空气稀薄的“头疼山”。悬崖峭壁上的羊肠小道，道路狭窄，行走十分危险，十分困难，常常要牵着马爬过，加上高山缺氧所引起的强烈反应，让人头晕眼花，四肢无力，浑身发软。他们就是这样冒着生命危险，穿过了漫漫的无人区，进入了塔尔乡，然后又经恰尔隆、克孜勒陶乡至英吉沙县返回阿图什，行程30多天。高山强烈的紫外线，刺骨的寒风，使每一个人的身上都蜕了一层皮。
还有一次艰险的行程是天山峡谷中的阿合奇哈拉布拉克的社会调查。那也是50年代中期的一个秋天，赵书记一行从阿图什出发，乘车到阿克苏地区的乌什县城，他们从这里弃车乘马，先到牙满苏柯尔克孜聚居区考察，然后北上直至别迭里山口的边界地区，然后又顺托什干河谷溯河而上，经库兰萨日克、色帕巴衣、吾曲到阿合奇县城，听取了县委领导的汇报和看望了干部群众之后，又继续沿河而上，经苏木塔什、哈拉奇到达了哈拉布拉克乡。在这里住了10多天，并到了边境地区的贡古鲁克、加尔特等山口考察边防，然后返回哈拉奇、翻喀拉铁克山大坂，经哈拉峻返回阿图什。这一次行程两千多公里，往返一个多月，所行多雪山大坂，甚至是人迹罕至的无人区。
对于探险家来说，冒着生命危险，在这样险恶的道路上冒一次险也就满足了。但赵子和书记不是探险家，他大可不必去冒这样的险，但他还是去了，而且将帕米尔深山中的苏巴什村和天山峡谷中的哈拉布拉克村，选作他长期蹲点调研的地方，经常到这两个自治州最偏远、交通条件最差、道路最危险和生活条件最差的山区小村去调查研究，听取这里牧民们的意见和呼声。赵子和同志冒着生命危险不止一次地到这些地方去，不是去探险，而是去工作。因为他是共产党的州委书记，他忘不了他领导下的这边远山区的牧民。他要把党的温暖和关怀，送到这些牧民之中去，他还要把这些牧民的愿望和要求带给党组织；他要用他的实际行动，让生活在祖国最边远山区的人民，感受到作为一个共和国公民所享有的神圣权利和肩负的神圣义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