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图书馆

金蒲城乃戊校尉的治所，整个山北屯区都归其统辖，事实上乃是汉朝管理天山北麓东段的军政中心，耿恭移师疏勒之前原驻于此，创造了以毒箭击退匈奴的辉煌胜利。而在确定其具体地望之前，首须解决其城名的由来问题。
  金蒲之名，西汉无闻，却另有金附之名出现。汉宣帝地节二年（前68）：“汉遣侍郎郑吉、校尉司马憙将免刑罪人田渠犁，积谷，欲以攻车师……王闻汉兵且至，北走匈奴求救，匈奴未为发兵。王来还，与贵人苏犹议欲降汉，恐不见信。苏犹教王击匈奴边国小蒲类，斩首，略其人民，以降吉。车师旁小金附国随汉军后盗车师，车师王复自请击破金附。”①“金附”之名的初现与车师王“北走匈奴求救”有关，且前加小字，后加国字，显然是一个山北小国，这时，以蒲类为盟主的山北六国部族联盟名义虽存，实际上已被分化为若干小国，蒲类分化为蒲类国、蒲类后国、移支，小蒲类、乌贪訾离等国即为其例。传文中将车师王“击匈奴边国小蒲类”与“小金附国随汉军后盗车师”并提，且前后承接，必有内在因果关系，说明金附与小蒲类关系密切，据此判断，金附似乎也是蒲类分化出来的诸小邦之一。
  蒲类在经济发展水平上虽然高于车师，并且有了相对稳定的聚落，如兰州湾子原始聚落、四道沟原始聚落等，却未必建有城堡。天山北麓城堡必定是汉屯田兵所建，其时间上限最早不会超过神爵二年（前60），至东汉时期，金蒲城之名始浮现于史册。见于《后汉书》卷19，耿恭传：“始置西域都护、戊己校尉，乃以恭为戊己校尉，屯后王部金蒲城。”耿恭字伯宗，与耿秉为堂兄弟，共出武将世家。“恭至部，移檄乌孙，示汉威德，大昆弥以下皆欢喜，遣使献名马，及奉宣帝时所赐公主博具，愿遣子入侍。恭乃发使赍金帛，迎其侍子。”①永平十八年，北匈奴大举来犯，杀车师后王安得，另册涿鞮为后部王，联兵攻金蒲城，揭开了山北屯区保卫战的历史序幕：“恭乘城搏战，以毒药傅矢。传语匈奴曰：‘汉家箭神，其中疮者必有异。’因发强弩射之。虏中矢者，视创皆沸，遂大惊。会天暴风雨，随雨击之，杀伤甚众。匈奴震怖，相谓曰：‘汉兵神，真可畏也！’遂解去。”而在同书《西域传》中却记为金满城：“自敦煌西出玉门、阳关，涉鄯善，北通伊吾千余里，自伊吾北通车师前部高昌壁千二百里，自高昌壁北通后部金满城五百里。此其西域之门户也，故戊己校尉更互屯焉。”同地异名，一作金蒲，一作金满，究竟孰正孰误呢？学术界曾为此争论不休。
  清代学者大都认为金满之名是对的，金蒲则是错的；又唐朝庭州下属有金满县，今吉木萨尔（济木萨）仍存此音的千古遗响。这一名称显然是金满一脉相承的历史继续，故《新疆建置志》认为：“汉金满之名，既沿至唐，则唐亦呼金满可知，唯吐鲁番回鹘相继据有，文字不同，辗转讹变，遂译为济木萨，此三字急读之，与金满县同。”岑仲勉却独以为金蒲之名无误，认为金蒲城名就是承袭金附国名而来。其实，这一争论意义不大。清人钱大昕早已指出，古无轻唇音，上古时期凡轻唇音皆读为重唇，金附之“附”属轻唇非纽（f），汉代读音作滂纽（P），则金附、金蒲的音读完全相同，必为同名异译无疑，此国既可配合汉军，寇掠车师，必与之毗邻，如在天山北麓，应即位于柳谷通道的北端，与车师后部牙庭务涂谷相近。至东汉初年，金附国名消失，金蒲城名出现，说明耿恭屯田的金蒲城应即古金附国故地，并以该国故址作为戊己校尉的驻地。可见金蒲乃是汉代该城的正名，至于金满则似金蒲的音变。古汉语中p、b与m之间常有互讹的现象，如《史记》中所记魏将武蒲、《汉书》中则作武满，至唐朝这种互讹的现象更为突出，如突厥语“baγa”明白应当音译为巴贺，却译为莫贺，磨延啜之本音乃Bayancur，本应音译为巴颜啜，却译为磨延啜。故汉代的金蒲至唐已讹为金满，于阗文亦作connond，由之创建了金满县，故岑仲勉指出：“今比以《汉书》金附，知耿恭所守之城实为金蒲，不应金满，大抵唐初所见《后汉书》已有误写为满者，当日考古立县，未加细勘，遂设金满，此金满一名所自起也。”
  汉金蒲与唐金满虽有名称上的嬗变关系，并非一地。清人不审，已往往把它们混淆不分。至今仍有不少学者仍然继续因循清人的错误，认为汉金满城即唐金满县，亦即护堡子北庭古城①。曾经亲履新疆进行考察的清人徐松有一段话值得我们注意。在《汉书西域传补证》一书中他曾明确指出：“今济木萨城北五里有破城，为唐都护府遗址，而城南十五里入山，是今城的唐城之南，汉城又在今城之南也。”易言之，唐金满在今吉木萨尔县城北，而汉金蒲则在今吉木萨尔县城南。天山北麓的考古实践也表明，这一地区文明的发展存在着山前地带向平原地带推进的鲜明特点，汉代以前的古代遗址大都位于山前地带，南北朝至隋唐以后的遗址才开始出现于中部平原之上，早期的草原丝路实质上也是穿行于山前地带的山谷丝路，至南北朝隋唐时期真正的平原丝路才正式形成。据此判断，汉金蒲城虽然是吉木萨尔建城史的开端，并同北庭古城存在着历史渊源关系，却一南一北，并非一地，亦非一城。
  那么，汉金蒲的具体地望究竟何在呢？对此，东汉初开西域，都护陈睦驻交河，校尉关宠驻柳中，耿恭在山北屯田，必与山南汉军各驻地有路可通，且相距不远，方可倚为势援，进可以攻，退可以守，依此判断，汉金蒲城只能位于天山北麓傍山谷地之中，其中位扼南通吐鲁番谷口的泉子街乡最具形胜。此乡位于唐柳谷通道，亦即《西州图经》所记他地道的北端出口处，乃连接汉车师、前后部，唐西、庭二州的交通咽喉地段。《新唐书》卷40，地理志西州交河县记其路线为：“自县北八十里有龙泉馆，又北入谷百三十里，经柳谷，度金沙岭，百六十里，经石会汉戍，至北庭都护府城。”《西州图经》则谓之他地道：“右道出交河县界，至西北，向柳谷，通庭州四百五十里，足水草，通车马。”《王延德使高昌记》：“历交河州，凡六日至金岭口，宝货所出。又两日至汉家砦，又五日上金岭……度岭一日，至北庭。”阿斯塔那与哈拉和卓唐代墓葬出土的长行马文书中所见酸枣戍、柳谷镇等地名皆在此条线上，或即王延德行记中之汉家砦。柳谷当指吉木萨尔县泉子街通道，我曾步行穿越过这一古道。具体路线乃自今吐鲁番西北的交河古城西北沿河逆上，途经红柳河，三岔口，入天山山谷，由石窑子登山，历小雪山、大雪山至极顶，沿坡下山，至庭州境，历六道桥、五道桥、四道桥、三道桥、二道桥、由头道桥出山，经今泉子街山口汉戍金满城故墟，吉木萨尔千佛洞，即宋之高台寺，北上而至北庭，即今吉木萨尔护堡子古城①。1987年我首次赴泉子街考察了当地所称的“三连城”。所指就是这里存在的三座古堡，自南而北依次是东大龙沟古城，韭菜园子古城、小西沟古城，其中大龙沟古城太小，文化层又薄，韭菜园子古城已毁，重点考察了小西沟古城。1988年初步提出了汉金蒲城就是吉木萨尔小西沟古城的主张②。自2005年接受吉木萨尔县委写作任务以来，又分别与县文物局局长郭夏、李功仁及北庭画院朱丹等一起，数次复勘了这一古城，结合古城规模形制，地下文物发现、文化层厚薄，参考有关考古记录及研究成果，进一步确信这一考证无误。
  小西沟遗址①前已述及，位于吉木萨尔县山前地带，泉子街镇大龙沟流经的一个谷间高地上，土名贼疙疸梁，是在小西沟原始聚落遗址基础上兴建的汉代城堡。地当交通要冲，由此东南行，即入天山谷道，可至吐鲁番，其路应即唐之柳谷通道或他地道。该城正在南通天山谷道的西侧，遗址呈北高南低的微倾斜趋势，东面本是一片临近榆树沟的树林，当年曾盗贼出没，贼疙疸梁或因此得名。西临大龙沟，宛如一条天然的护城河，河床与遗址表面的相对高度达70米。南倚天山，北面台地陡峭，形势险绝，正可俯瞰开阔的平地，具有古代军事城堡的天然形胜。自此经过的乡间公路仰视，长长城垣一字排开，分外雄壮。城呈不太规则的方形，据陶片分布范围测量，遗址南北长700米、东西宽400米，城墙东西300米，南北180米，城为夯制而成，属典型的汉式建筑，在以上泉子街三连城中规模最大。因岁月侵蚀，城墙残高已不足1米，且断续残缺。城内出土文物极丰，既有金石并用时期的原始陶器、石器，又有典型的汉代文物。根据水冲积剖面观察，很容易发现距地表1米以下就是文化层，堆积极厚，远远超过与之相邻的大龙沟古城与韭菜园子古城，且有上下之别。除我以外，到此考察过的学者很多，根据阚耀平、阎顺的考察报告，这是一座具有历史连续性的遗址。遗址土层堆积厚达五层，表层厚约1米，二层为基本文化层（灰烬层与烘烤层），厚约30厘米，有些地点为二层，中间夹5～25厘米的黄土。三层为黄土，厚度1.1米。四层：棕黄色黏土，厚度2米。五层由胶结不好的灰色砾石和砂组成，厚度大于10米。碳14测定为一个具有历史连续性的遗址。上层为古城遗址，年代为2039±104年B、P，相当于西汉，下层为彩陶与金石共存的早期文化遗址，年代为2340±80年B、P，说明该遗址兴起于春秋、战国时期，废弃于东汉中期以后，①其重要意义赫然可见。但是，阚、阎文中最后得出的史学结论却是由于将疏勒城错误地定在东大龙沟古城，将小西沟定为车师后部牙庭务涂谷。按西汉宣帝之前，今吉木萨尔、奇台、木垒诸县的主体居民一直是蒲类人、卑陆人，以及由蒲类分化出来的金附人，车师的一支迁入天山北麓乃是西汉末年的事，且小西沟古城明显是以汉式夯筑法建成，车师后部则乃游牧部族，其牙庭未必建有城堡，即使建有城堡，也不会采用夯筑方式和方形结构，可见将小西沟古城定为务涂谷的结论同碳14测定所得年代学数据明显矛盾。
  那么，怎样判定小西沟遗址和小西沟古城的历史蕴涵呢？结合这是一个具有历史连续性的遗址判断，我认为其下层文化应即古代塞人蒲类及其衍生的金附国，其上层古城应即汉戊校尉的治所金蒲城。前者同下层文化的碳14年代数据相合，后者不但同上层文化的碳14年代数据相合，而且其地理方位，城堡的建筑形制、地势特征也都同文献记载若相符契，且历年来出土文物极为丰富。其中除了金石并用时期的文化遗存之外，汉代风格的文物也已出现。其中夯打版筑乃汉式建筑的基本特征，此城就是以这种方法筑成的，从而排除了当地族群筑城的可能性。城中轮制残片多为灰陶，饰蓝纹、堆纹，时代较晚，具有汉代风格。如此多的生活器皿在这里出土，证实城中驻兵必定不少，城中还出土了长砖、大方砖等汉代建筑材料，同奇台石城子所见汉砖类似。1959～1960年，城中还出土过五铢钱、铁刀、灯等遗物及汉瓦四方。21世纪初，又出土了汉代的半两钱和五铢钱，并流入古币市场，足以确证此城乃在古金附国原始聚落的基础上扩建为汉代驻军城堡。此城位居吉木萨尔县山前地带，取道唐之他地道（即汉之联系车师前后部的山间谷道），与汉西域都护陈睦驻守的高昌壁南北相望，无疑就是戊校尉耿恭的治所和最初抗击北匈奴的据点。
  汉代的戊己校尉制度屡有变化，在汉明帝初通西域时期，戊己校尉本已分化为戊、己两校尉，至二通西域指班超任西域都护时期，又恢复了戊己校尉的建置，并在天山北麓增置了戊部候这一新官职：“（永元）三年（91），班超遂定西域，因以超为都护，居龟兹。复置戊己校尉，领兵五百人，居车师前部高昌壁。又置戊部候，居车师后部候城，相去五百里。”①
  至史称“三通西域”的班勇主政时期，以西域长史官号驻节柳中，对车师前、后部全面加强控制。恢复山北屯田，复置戊校尉与戊部候。至东汉末年，阿罗多任车师后部王时期，发动叛乱，戊校尉、戊部候、后部候、且固城、后部候城等官名、城名开始浮现于历史地平面。《后汉书》卷88，西域传记云：“永兴元年（153），车师后部王阿罗多与戊部候严皓不相得，遂忿戾反畔，攻围汉屯田且固城，杀伤吏士。后部候炭遮领余人畔阿罗多，诣汉吏降。阿罗多迫急，将其母妻子，从百余骑亡走北匈奴中，敦煌太守宋亮上立后部故王军就质子卑君为后部王。后阿罗多复从匈奴中还，与卑君争国，颇收其国人。戊校尉阎详虑其招引北虏，将乱西域，乃开信告示，许复为王，阿罗多乃诣详降。于是收夺所赐卑君印绶，更立阿罗多为王，仍将卑君还敦煌，以后部人三百帐别属役之，食其税。”自此，车师后部又分化为二。这是一段非常重要的记载。传文中“戊校尉阎详”仍是决定天山北麓全局的汉军最高长官，说明戊校尉建置仍存，其治所显然仍是金蒲城。戊部候严皓，候者，斥候也，应是低于戊校尉阎详的天山北麓屯田长官。据《续汉书·百官一》将军条：“部校尉一人，比二千石……部下有曲，曲有军候一人，比六百石。曲下有屯，屯长一人，比二百石。”又悬泉汉简②中充分证实曲候乃校尉的属吏，故有“赐校尉钱，人五万……候，人三万”的记载。戊校尉阎详的官阶应为秩二千石的部校尉，戊部候严皓的官阶为秩六百石的曲军候，候的下属机构就是直接管理屯兵的屯长了。传文中记载车师后部王阿罗多就是因为与戊部候严皓发生矛盾才起兵反汉，“攻围汉屯田且固城”，则且固城就是戊部候严皓驻节的斥候城。复据《后汉书·西域传》，“又置戊部候，居车师后部候城”，则车师后部候城或后部候城也是戊部候的驻地，且固城亦即车师后部候城或后部候城，这三个名称实为一城。应当指出的是，戊部候与后部候在官阶上虽然都属校尉的属吏曲候，但性质迥然有异。“戊部候”由汉人出任，“后部候”则由车师亲汉派首领炭遮充任，车师是游牧族群，其王犹建牙山谷，这位领有汉朝后部候官名的车师贵族首领炭遮并不住在后部候城，只有汉人出任的戊部候才实际驻节于后部候城，亦即且固城中。可见至迟永建三年至永兴元年（91～153年）汉朝在山北屯田又有了新发展，并在金蒲城之外，又新建了斥候之堡且固城或后部候城。这个新建的斥候城（且固城）同金蒲城一样，都是隔山与高昌壁相望，相距都是500里，说明金蒲城与且固城（后部候城）都位于今吉木萨尔县的山前地带，而且相距甚近，必定同在泉子街乡。前文业已述及，在被我考证为金蒲城所在的小西沟古城之南仅8公里，确实存在着一座较小的戍堡——东大龙沟古城，地理坐标：东经89°06'36"，北纬43°44'49"，海拔1660米。东、西两面临河，地形狭长而平坦，城略呈长方形（图见125页）；仅存西墙、北墙西段和南墙西段，东墙无存，基迹依稀可辨。西墙方向北偏东35度，长约60米，北墙约85米，南墙约95米。城墙夯筑，夯层7～11厘米，夯土中夹有小砾石与碎骨，残高1.7～3米，底部宽4～5米，顶宽1.5～1.8米。南北墙有豁口，似为城门。南豁口两侧有里凸的土坯建筑残迹，似为后建之门墩或瓮城。傍山临涧，具有军事要塞性质（图见124页），残垣犹清晰可辨，明显是金蒲城的斥候之堡。地表陶片多为夹砂红、灰陶，文化层不厚，时代晚于小西沟古城。据此判断，东大龙沟古城似即东汉时期的戊部候所驻之且固城，亦即后部候城。有学者曾将此城定为耿恭据守的疏勒城①，并云：“据当地群众介绍，过去城内曾发现过铁刀、五铢钱、灯等遗物。因时间关系，对这座古城未及仔细调查，尚不能确定其时代。但是，由于该古城的位置与《后汉书·耿恭传》所记已基本吻合，因此，这座古城之前身（古城延续使用时间似较长）很可能就是疏勒城的所在地。”①孟先生是我最敬重的考古学家和私交甚笃的朋友，但所做这一论断乃在其学术起步期，实在过于匆忙。此说的实质就是不承认耿恭在抗击匈奴的过程中曾经发生过驻地的转移。这是同史书记载相悖的。果如是，则此泉子街咫尺之地，同时就有两座汉城存在，且此城极小，文化层极薄，出土文物也不多，耿恭根本没有必要从原驻大城金蒲，退守到这么小的一座城堡中去，加之其城较金蒲城的位置更南，更加靠近他地道口，这时山南陈睦一军已全师覆没，焉耆等匈奴诸属国军随时都可北上与匈奴会师，合攻此城，岂不自寻灭亡。足证东大龙沟古城绝不可能是疏勒城的所在地。至于所云：“过去城内曾发现过铁刀、五铢钱、灯等遗物。”并非孟先生亲见，而是得自地方传闻。其实，这些遗物的真正出土地点并非东大龙沟古城，而是前已述及的小西沟古城。东大龙沟古城实与疏勒城无干，而是东汉时期的戊部候所驻之且固城，亦即后部候城。

《汉书》，卷96，西域传。;《后汉书》，卷19。;孟凡人《北庭史地研究》、王素《高昌史稿》、王仲翔《耿恭保卫的疏勒城究竟在哪里——兼与柳用能同志商榷》，《北庭文史》第二辑，皆持此说。;《他地道考察记》，《中国西部文学》，1998年，第2期。;薛宗正：《金蒲、疏勒、务涂谷考》，《新疆文物》，1988年，第2期。;详见阚耀平、阎顺报告及昌吉回族自治州文物普查报告。;《吉木萨尔县小西沟遗址的初步调查》，《新疆文物》，1992年，第4期。;《汉书》，卷88。;参阅张德芳：《从悬泉汉简看两汉西域屯田及其意义》，《敦煌研究》，2001年第3期。胡平生、张德芳：《敦煌悬泉汉简释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孟凡人：《北庭史地研究·车师后部史研究·疏勒城的方位》，新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阚耀平、阎顺：《吉木萨尔县小西沟遗址的初步调查》亦宗其说，载《新疆文物》，1992年，第4期。;孟凡人：《北庭史地研究·车师后部史研究·疏勒城的方位》，新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