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图书馆

1962年4月初，继苏联驻伊宁、乌鲁木齐领事馆在中国居民中大量发展苏侨之后，苏联边防部队又在新疆与苏联接壤的边界上打开口子，诱惑塔城、裕民、霍城、额敏等县居民携带牲畜逃往苏联。隔霍尔果斯河与幸福农场毗邻的苏联“老大哥”变成了修正主义、霸权主义者，睦邻友好关系骤变成对立僵持的紧张局面。兵团“三个队”的作用，更加突出地摆在了幸福农场干部职工的面前。
  1962年4月27～29日，霍城地区边民大量外逃。农场边境前沿人稀线长，地形复杂，与苏方相隔的霍尔果斯河河床平坦，河面平均宽6米，水深1米，最浅处只有20～30厘米，人畜畅通无阻。
  “伊塔事件”发生后，农场处在三面夹击之中。西边是苏联现代修正主义者，白天直升机巡逻往返不断，夜间探照灯来回扫射，照明弹、信号弹接连发射，地上汽车运送我方外逃边民。北边是霍城县东方公社民族社员，与农场只有一渠之隔，他们三五成群，无心生产，集体或零星外逃，夜间人喊马叫，活动频繁。东边是可克达拉民族连队，来自此方向的外逃分子，必须经过幸福农场，形势十分严峻。
  在紧张的形势面前，场党委响应兵团党委、兵团机运处党委号召，组织一个警卫班，去霍城县（老霍城）执行保卫县委、人委的任务。场长崔来小，战争年代腿负过伤，行走不便，坚持率领20余人，在霍城县以南，英塔尔一带执行劝阻边民外逃任务，经过多天白天黑夜、反复耐心劝阻，劝回外逃边民1365人，截回马、牛856匹（头），羊800多只，为国家挽回了损失。
  在复杂、激烈的斗争中，农场没有军队，没有武器，为适应斗争需要，场党委立即发动各单位组织自卫力量进行自卫，有的连队组成排，有的组成班。机耕连、基建连、铁工间连夜突击打制铁矛300把，分配到各单位。还有自制的短刀、大头棒，得心应手的坎土曼、铁锹都成了自卫武器。按单位驻地划分警戒地段，安排交通联络，规定了信号，做好了随时应付发生情况的准备。严密封锁场区，不准随意出进（外来人员没有证明不准进入农场，场内人员不经批准一律不准外出），有效制止了想发国难财的事件发生和外来谣言的传入。掌握部队思想动态，及时进行教育，维护部队基本稳定，保证了正常的生产秩序。为维护国家尊严，特意让东方红54在距中苏边境100余米地区进行作业，而不用德特54，长自己的志气，灭修正主义的威风。
  1962年4月24日，兵团机运处党委下发《关于组建值班部队与基干民兵的指示》，决定第一批值班部队组建一个营，汽二团霍城幸福农场组建一个值班民兵连。4月28日，场党委按三三制要求，迅速组建了一个以转业军人、支边青年和自动支边人员中的优秀分子组成的120人的值班连队。一个排驻霍城县党委、人委，一个排驻察布查尔，一个排驻场部，维护霍城县至察布查尔团结公社一线150千米边境线。幸福农场值班民兵连归属霍城民兵营，为农四师民兵独立第一营第四连。幸福农场有了第一个全副武装的值班武装民兵连队。
  农场白天继续组织生产，表现稳于泰山。夜间连队和各主要哨点除固定一定的警戒力量保卫驻地安全外，并组织部分民兵坐上汽车，沿场内公路跑遍全场，起到为职工壮胆助威、稳定人心的作用。并奉兵团指示，组建一个40余人的骑兵排，在可克达拉农场与幸福农场边界一线巡逻，对从此方向来的外来分子进行示威，巡逻中曾抓获两名外逃人员，交可克达拉农场三营处理。
  1962年6月25日，兵团机运处党委文件《关于迅速加强民兵建设的指示》，要求必须迅速扩建机运处民兵组织，全处组织12个值班民兵连，其中6个执行兵团统一调派，6个连队执行本单位、本范围的任务，幸福农场组建两个值班民兵连。10月，幸福农场在乔老克炮台组建了第二个值班民兵连。1963年机运处命名幸福农场两个民兵连为2301连和2304连值班民兵连，他们与1962年5月、7月分别组建的三道河边防站、黄旗马队边防站边防军一起肩负48千米边境线的防卫任务。
  幸福农场在霍城县边境真正起到了霍城县的屏障、可克达拉围墙的作用。
  苏联在煽动我边民外逃，在伊犁州党委人委策划反革命暴乱后，一直在边境上公开挑衅，扰乱边境治安。夜间，经常向我方打照明弹、信号弹，少则几十发，多则几百发；多次举行军事演习，枪口指向我场；派遣直升机越境巡逻侦察，鸣枪威胁。1962年至1964年5月，诱骗我场越境等严重事件200余起。1962年12月28日凌晨1时30分，从对方三道卡子放过警犬3只，咬死、咬伤我场大马3匹。1963年4月，违反惯例，在乔老克炮台以下霍尔果斯河内私设拦水坝，将霍尔果斯之流引向苏方，造成我方水源紧缺，影响农场农业生产。
  苏方还经常派遣人员潜入农场境内，有时深入境内五六千米，搞破坏活动。1962年5月7日10时，派两人骑马潜伏在农场苇湖中，五连马车拉苇子接近苇湖时，还向赶车人招手，赶车人回连报告时，两人钻进苇湖溜走了。6月20日晚20点至23点40分，苏方河口哨所与乔老克哨所连续向我方打信号弹、照明弹200余发，同时，派出四人骑马深入农场境内300余米，约1小时左右拐回。7月，五连麦场西边发现5个灯光，并有人说话声音，待场派人去围捕时已返回。1963年夏季，多次在七连、九连驻地附近打信号弹。
  在对外复杂多变的形势下，内部被打倒的敌人认为时机已到，活动有所抬头，以霍城公安局为主，破获了东风公社莫河乡社员欧阳明福为首的反革命组织——民主党，企图夺取武器，进行阶级报复。此案犯身在东风公社，但同场内少数坏分子来往密切。
  面对国内外复杂斗争形势，场党委坚持反修斗争与生产并重的原则，对职工进行阶级与阶级斗争的教育，辨明方向，明确斗争前途和必胜信心。提出一人“三员”（生产员、对内对外监督员、战斗员），要求全体职工，特别是分散在外放牧和水管所职工，一面搞好生产，一面守卫边防，一面劳动，一面观察瞭望，发现可疑情况和可疑人员及时追查，及时报告，做到有人有哨，人到哪里，哪里就是哨，开始形成“家家是哨所、人人是哨兵，走路是巡逻、劳动是放哨”的严密防卫网，有效地控制和打击了犯罪分子的潜出、潜入活动。
  采取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原则进行军事布置。对2301、2304这两个值班民兵连队，集中由场调动指挥，在坚持生产的同时，抓好军事训练，提高军事素质，随时准备应付突发事件发生。另外，各生产单位组织民兵，负责内卫，维护本地秩序。
  根据上级指示，内迁不适合在边境人员。1962～1964年5月，共内迁4批，计210人，纯化了边境人员队伍。组织农场家属和子校儿童（暑假）站岗放哨，守卫边防。全场组织家属483名、儿童181人，按照各连地形，结合斗争任务和要求，设立三种哨点（白天瞭望、夜间潜伏、交通路口负责盘查），全场共建立哨点55个。在边境形势紧张、情况复杂情况下，农忙季节轮流值班站岗放哨，维护了农场稳定。六连在“5·29”事件中和1963年抓捕潜出人员时，组织家属30余名，在连队附近站岗放哨100多天，出动200余人次，共盘查行人198人次，抓获坏人3名。1962年和1963年暑假，场子女学校组织少年儿童在14个单位设立固定哨点，场部设立游动哨，盘查过往可疑人员，提高了儿童守卫祖国边防的自觉性，增强了保卫祖国边防的意识。
  为严密封锁禁区，阻击武装回窜，防止潜逃，应付突发事件，场党委根据地形情况和各连地理位置，划分责任地段，建立请示报告检查等制度，逐步实现组织领导、实力布置、发动群众三落实，筑起了一道群众性的边防封锁线。一次，九连三排家属晚上8点多钟下班途中，发现一外来人员从附近经过，形迹可疑，当即上前盘问，因对方回答不出所在单位的领导姓名，将其带到1千米以外的连部，直到查清其真实身份才回去休息。1963年10月的一个清晨，四连一打鱼班发现伊犁河漂下来一块木板，仔细观察发现木板上有个黑点活动，赶紧撑船去追赶，因河水回落，船被搁浅，这时木板已漂远，班长随即决定，留部分人推船，自己带领4名职工从岸上追赶，终于将木板挡住，抓捕一名手持凶器企图越境的逃犯。1962年至1964年上半年，共堵截零星越境外逃人员18次55人，有效制止了反坏分子的流窜外逃活动，
  按照中央“严守边防、维持现状、不主动惹事、不挑起边境冲突”和“坚持原则、后发制人、坚持斗争、留有余地、坚持团结、反对分裂”的边防方针，划清苏联领导集团与苏联人民的界限，既严密封锁中苏边境，又维护与巩固同苏联人民的友好情谊。
  发现苏方跑过来的牲畜或发现来历不明的牲畜，经查证确系苏方的及时赶回。对一些来历不明的牲畜，及时报告场部和边防站，处理前精心喂养，职工称为“优待外宾”。一次，从界河跑过来两只羊，放羊的老头儿远远看着，不敢向前。三连下地劳动的一名职工看到后，放下坎土曼给赶过去，老人感激地把大拇指举得高高的。又一次，一名维吾尔族牧民赶了一群羊在界河饮水，一下跑过来4只羊，该连职工看到后，从400多米远的地里跑过来给赶过去，牧工感激得连声说：“热合买提，热合买提。”几年中，主动给苏方赶回越入我境的马28次536匹，牛15次63头，羊5次27只。
  1964年6月1～4日，伊犁哈萨克自治州边防委员会在幸福农场召开边防现场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十师、七师、五师、四师主管边防工作的领导（或业务）干部，还有阿勒泰、博乐、塔城等军分区干部，共80余人。另外，兵团武装处、新疆军区也派人参加了会议。特别是伊犁地区党委何书记，伊犁军区司令员廖振铎自始至终参加会议。
  这次会议的主要精神以毛泽东主席关于新疆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七条指示为指导思想。会上，除幸福农场和其他两个单位作了经验介绍，何书记、廖司令员作了主要指示，副司令员任书田就有关边防工作作了专题发言。他在发言中说：“伊犁州各边防农场对中央、自治区两次边防会议精神的传达贯彻都是认真的，出现了新的气象，突出的表现是：广大人民和职工的生产情绪大大提高，生活水平有所改善，遵守边防政策，保卫边防的各项工作逐渐深入人心。因此，违反边防政策的现象，不仅数量大大减少，而且性质有所变化。”接着列举1964年1～5月与1963年同期人、畜越境明显减少数据实例进行比较，并对幸福农场边防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和很高评价。他说，一是领导重视，把生产和边防工作看得同等重要，两个都是第一。各单位学幸福农场的经验，首先就要学习这一条。二是造成群众声势，这一条非常符合中央和自治区边防会议精神，也符合毛主席全民皆兵的思想。把家属、小孩、地里劳动的职工，分散在外放牧、看水的工人都动员起来，提高警惕，监视敌人，在边防形成严密的封锁网。三是将边防治安工作与生产紧密结合，这一条很重要，解决了一个带方向性的问题，过去没有这个方面的经验，现在幸福农场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四是有组织、有制度。总之，已形成了比较完整的一套，所以，不仅做好了边防治安工作，而且获得了农副业生产的发展，是一个搞好边防治安工作的标兵农场，是整个北疆地区边境农场的方向，值得兄弟团场学习。
  最后，副司令员任书田指出整个边境农场在边防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认识问题。对边防斗争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对搞好边防工作和边境建设必须依靠广大群众认识不足，对执行边防政策的利害关系认识不足。二是工作问题。工作发展不平衡，普遍存在不深不细、不够具体的情况，因此边境还不稳定，违反边防政策的现象不断发生，外逃还未杜绝。他要求边境农场要搞好建设，繁荣经济，改善生活，突出毛主席“一年比一年好，这边比那边好”的指示。他强调，边防农场对边防政策不仅不能违反，而且要成为政策的维护者和执行者。另外，还对值班民兵应负的军事责任提出了要求。
  1960年农场组建时，一面借用公社的撂荒地、休闲地和弃耕地，一面开荒造田建立起来，并取得了当年开荒种田当年收获粮食的好成绩。1962年伊塔事件后，伊犁地区党委又将霍城县东风公社、霍城县牧场靠边境的土地和草场划归幸福农场。在农场种子紧缺和渠系不配套时，地方公社借给种子，提供渠道引水浇地。农场的建立和发展离不开地方政府和各族人民的支持和帮助。
  农场将对地方的支援和帮助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予以高度重视。1960年底，归还东风公社土地1400公顷。1961年支援霍城县人民公社开垦荒地1326.7公顷，折合人民币20多万元；将技术娴熟的拖拉机驾驶员调去地方拖拉机站工作；支援夏收人工2181个，计1.72万元；收割小麦19.7公顷，拔草11.7公顷；赠送马拉收割机4架，去公社巡回医疗75天，为社员看病1264人次。
  1962年“5·29”事件中，霍城县边民大量外逃时，农场派出民兵保卫霍城县党委、人委和察布查尔县团结公社一线150千米边境线，劝阻霍城县外逃边民1365人，截回牲畜1656头（只），维护了边境，保护了国家财产。
  每逢春节、古尔邦节等节日，场领导都会带上礼品、演出队或电影到县、人民公社住地进行慰问，密切兵地关系，共谋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