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粮食作物

知识类型: 析出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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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出处: 《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志(上)》 图书
唯一号: 320020020210010875
颗粒名称: 第二节 粮食作物
分类号: S512;F326;S51
页数: 5
页码: 329-333
摘要: 【小麦】 巴州地区小麦种植历史悠久,为世界原始小麦种植地之一。在州境内的罗布淖尔地区、孔雀河下游、和硕县新塔拉等处出土的文物表明,4000年前已有小麦栽培,其品种分属普通小麦和圆锥麦两种,麦粒不大,尚欠饱满。
关键词: 平均亩产 春小麦 冬小麦 库尔勒 西域传

内容

【小麦】 巴州地区小麦种植历史悠久,为世界原始小麦种植地之一。在州境内的罗布淖尔地区、孔雀河下游、和硕县新塔拉等处出土的文物表明,4000年前已有小麦栽培,其品种分属普通小麦和圆锥麦两种,麦粒不大,尚欠饱满。
  汉代(前206~220),各种农具、耕作技术及中原地区的粮食籽种随屯田士卒进入巴州的渠犁、轮台、若羌一带,进一步促进了小麦种植业的发展。
  魏晋、南北朝时期,罗布泊地区的屯田仍以种植小麦为主,并且实行灌溉管理。在出土的汉简中,有明确的文字记载,如简牍cha.NO.753记“将张佥部见兵二十一人……,小麦三十七亩,已截二十七亩……”(简面),“将梁襄部见兵二十六人……小麦六十三亩,灌五十亩”(简背)。《魏书·西域传》载:“焉耆……土田良沃,谷有稻、粟、菽、麦”。可见,当时农业生产已初具规模。
  唐代,州境内的小麦生产已占有重要地位。若羌县米兰吐蕃族古戍堡中发掘出唐代小麦,同时出土的吐蕃文木简中也记载有分占耕地、种植小麦的内容。焉耆的“唐王城”内也发现过小麦及磨得很细的面粉。据《大唐西域记》载:“阿耆尼国(今焉耆地区)……引水为田,土宜糜、黍、宿麦(冬麦)……”。
  18世纪初叶,清朝在巴州地区大规模屯田,发展农业生产。据《西域图志》载:“喀喇沙尔(今焉耆)屯田七千四百四十亩”,“土宜粟、谷、小麦、青梨”。库尔勒、轮台、若羌普遍种植小麦,成为主要粮食作物,并在新品种试种和传播、改进耕作技术等方面积累了一定的经验。
  民国24~25年(1935~1936),焉耆部分地区开始使用从苏联引进的农用机械及冬小麦良种乌克兰0246,同时推行选种和药剂拌种方法。民国31年(1942),焉耆和库尔勒种植小麦71720亩,占全专区耕地面积67.98万亩的1.06%。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巴州地区小麦种植仍沿用旧的耕作方式,农区耕地“二牛抬杠”,人手撒种。在塔里木河边和博斯腾湖沿岸种“闯田”,每年利用洪水降落地带,骑马撒种,刺条拉磨,一次种后坐等收获。如遇洪水,则颗粒无收。小麦上场,以牛驴蹄踏脱粒,主要生产工具仅有镰刀和坎土曼。1949年,巴州小麦播种面积25.95万亩,占粮食作物总面积的60.24%,其中冬麦6.57万亩,春麦19.38万亩,总产量13.6万吨,占粮食作物总产的55.6%;冬小麦单产77公斤,春小麦单产44公斤,平均亩产52.5公斤。所产小麦不足本州居民食用,需从阿克苏地区调入补充。
  1951~1953年,增添牲畜和新式农具,兴修水利,扩大耕地,改进农作技术,推广白冬麦、黑芒麦、凉山大头春、红粒春等小麦优良品种,并在焉耆盆地试种冬麦,采用“摆耧”技术,使条播面积占到15~30%以上。小麦生产在短短3年跃上一个新台阶。1953年,全州小麦播种面积达到44.47万亩,冬小麦和春小麦单产分别提高到81公斤、71.5公斤,总产量上升到3.28万吨,人均占有口粮303公斤,较1950年增加135.5公斤,焉耆专区粮食开始自给。
  1954年后,巴州的小麦栽培技术有了新的改进,农村普遍推广使用新式耕犁,淘汰“土犁”,深翻土地,库尔勒等部分地区用拖拉机深耕,采用“田选、秧选、筛选和单收、单贮等方法选种。其中焉耆、和静、和硕三县选育的良种,年达1000~1350吨,小麦生长期的灌溉从漫灌、串灌,开始向畦灌过渡,大力积造农家肥和土制化肥,施肥面积达到70~80%以上。特别是农二师农场采用现代化机械耕作技术,给当地少数民族农民起了很好的示范作用。1956年,全州小麦播种面积39.02万亩,其中冬小麦16.96万亩,单产99.5公斤,春小麦22.06万亩,单产78公斤。小麦平均单产87公斤,比1953年增加13.5公斤,总产3.4万吨,增产3.8%。
  1958年开始,在秋水有限的情况下,盲目扩大小麦种植面积,又在水位高、泛碱重、不宜种冬麦的焉耆地区扩种冬麦,加上自然灾害,造成单产直线下降。1961年,全州冬麦面积扩大到77.12万亩,平均单产仅38公斤。尉犁、若羌两县在刚开荒的土地上种植冬小麦,因春寒和碱害,死亡损失过半。是年,全州小麦各种自然灾害面积达30多万亩,占播种面积的一半以上,单产比1956年减少56.33%,总产减少14%。
  1962年,农业生产管理部门开始注意小麦生产的合理布局,干部到基层蹲点,种试验田、种子田、丰产田,搞调查研究,总结出“冬麦四不宜”规律,即新垦土地洗盐未达标、地下水位高春季翻碱、牲畜冬季集中放牧地和春寒严重秋水不足的地段不宜种冬麦。同时,冬春麦的布局趋向区域化,焉耆盆地主要为春麦区,库尔勒、尉犁、若羌、且末为冬春麦混作区。春麦主要推广喀什白皮品种,种植覆盖面一度达到100%。1966年,小麦平均亩产达到79公斤。
  1979年,开始推行联产计酬承包责任制,冬小麦单产92.5公斤,春小麦106公斤,平均单产103公斤,首次突破100公斤关。1983年,全州播种小麦81.19万亩,有秋翻绿肥地20万亩、施底肥地27.1万亩、带肥下种的45.22万亩,分别占总面积的25%、33.4%和55.7%。当年小麦总产18.53万吨,比1982年净增3.08万吨,增长19.9%,平均单产166.3公斤,比1982年净增24.5公斤。另外,部分地区出现高产田,清水河农场七队种植的230亩小麦,单产达562公斤。
  1985年,小麦生产注重良种推广,全州播种面积77万亩。其中冬小麦良种推广面积10.08万亩,占冬小麦种植面积17.52万亩的57.5%;春小麦良种推广面积49.7万亩,占春小麦种植面积58.3万亩的85.2%。春小麦主要产区焉耆盆地,北部以春麦墨巴—65为主,南部以解放3号和喀什白皮为主。由于因地制宜推广良种,是年全州小麦总产20万吨,其中冬小麦单产165公斤,提高16公斤,春小麦单产183公斤,提高20.5公斤。全州小麦人均占有量为255.02公斤。
  1990年,是巴州农业生产第十三个丰收年,全州小麦播种面积71.05万亩,总产22.9万吨,平均单产237公斤,全州城乡人均占有小麦面积1.12亩、小麦271.03公斤。
  【水稻】 巴州境内水稻栽培的历史悠久。西汉时,州境内的城郭诸国即“粪治田园,种稻”(《汉书·西域传》)。魏晋南北朝时期,焉耆国“土田良沃,谷有稻、粟、菽、麦”(《魏书·西域传》),耕作方式未见著录。唐、宋、元、明时期的水稻栽培,无资可证。清代随军流落在巴州境内的天津及两湖客商,举办商屯,发展稻作,其中“湘人工艺稻,深耕灌种,亩收十钟。”但当地维吾尔族农民种稻,采用粗放的栽培方法,水耕撒种,不作畦,不插秧,不除草,曾创造出断水曝秧灭草的方法。民国4年(1915),巴州境内稻谷总产12.61万市石,每亩平均0.97市石。至民国32年(1943),焉耆行政区水稻总产10.78万石,总产仅次于小麦。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焉耆专区水稻种植面积1.35万亩,其中库尔勒7000亩、轮台3200亩,且末3000亩,焉耆、尉犁等县均未种稻,品种为当地农家品种黑白芒,栽培方法落后,亩产只38.5公斤。50年代,水稻栽培面积逐步扩大,因缺乏盐碱区大面积种植水稻的经验,亩产徘徊在100公斤以下。1958年,盲目扩大水稻面积,受灾害损失严重。1960年,全州种植水稻13.13万亩,总产2515.5吨,平均亩产只19.16公斤,只收回种子。1962年,巴州调整稻作布局,以库鲁克塔格山为分界,压缩东部焉耆地区的水稻面积,扩大西部库尔勒、轮台、尉犁、且末地区的水稻面积,到1965年,全州水稻面积(不包括农二师)减少到3.13万亩,较1960年减少76.16%,而总产达到2213吨,单产达到70.7公斤。1966年水稻总产上升至3980吨,单产为69.5公斤。“文化大革命”时期,水稻管理粗放,水稻生产持续滑坡。到1969年,总产2022吨,单产54公斤,分别较1966年下降49.2%和23.62%。
  70年代,巴州从农垦团场引进“矮丰二号”和“农垦21”水稻良种,并借鉴二十九团场在重盐碱地上夺取丰收的经验,平整土地,种稻洗盐,水旱轮作,建立灌排站,全面加强田间管理。到1978年,全州7.57万亩水稻,平均单产225公斤。
  80年代,对土地大量增加投入,改进灌溉管理,压缩面积,主攻单产。到1990年,全州的5.76万亩水稻,总产1.54万吨,平均单产266.9公斤。
  【豆类】 西汉时期,巴州境内即“种五谷蒲桃诸果”(《汉书·西域传》),作为“五谷”之一的“菽”(豆类总称),受当地重视。张骞通西域,将蚕豆引入内地,名为“胡豆”。两汉以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内地的大豆、扁豆等被屯垦军队引入巴州境内。
  民国4年(1915),焉耆豆类总产5305市石,其中大豆3683市石、扁豆1622市石。民国33年(1944),焉耆地区种植大豆1800亩、豌豆1500亩,总产豆类3300市担。其他蚕豆、库尔勒黑豆、饲用麻豌豆等农民在田边地角有少量种植。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1950年只库尔勒种植大豆800亩,亩产20.5公斤,总产16.4吨。到1956年,焉耆、库尔勒、尉犁3县有大豆面积5800亩,亩产58公斤,总产336.4吨。从1958年开始,豆类面积忽增忽减,单产呈逐年下降趋势。1961年,全州豆类面积只2600亩,平均亩产只8.5公斤,总产跌落到22.1吨的低谷。1962年,州、县农业管理部门调整作物结构,大豆栽培面积逐年上升,至1965年,全州豆类面积4900亩,亩产36公斤,总产176.4吨。“文化大革命”期间,大豆面积起伏不定,单产在40公斤以下。
  1977年以后,棉花与豆类争地,由于棉花经济价值高,大豆栽培面积由1977年的8300亩逐年减少,单产却大幅度稳定上升,1977年为123.4公斤,1978年为133.5公斤,1980年为141公斤,1987年为192公斤。1990年,大豆栽培面积只1200亩,总产达到488吨,平均亩产创406.6公斤的纪录,单产较1965年提高10.29倍。
  【玉米及其他杂粮】 巴州境内种植的杂粮,主要有玉米,其次为大麦、谷子、高粱等。糜、谷在《汉书·西域传》中已有记载。玉米的栽培,始于清代中期以后,较其他杂粮为晚。楼兰古城出土的魏晋木简中,记载有:“将张佥部见兵二十一人,大麦二顷,已截(整治)二十亩,下(糜)九十亩,溉七十亩,小麦二十七亩,已截二十九亩。”(简面),“将梁襄部见兵二十六人,大麦六十六亩,已截五十亩,下(糜)八十亩,溉七十亩,小麦只十三亩,溉五十亩……(简背)”。《北史·西域传》记载:“焉耆土田良沃,谷多稻粟、菽麦”。《大唐西域记》说阿耆尼国(焉耆)“土宜糜麦”。清代焉耆、轮台、新平(今尉犁)、若羌的《乡土志》中所列的作物种类,与《喀喇沙尔事宜》所载的相同,“土产稻米、二麦(大麦、小麦)”。民国4年(1915),巴州境内杂粮收获量为139639市石,其中玉米137321市担,糜子2179市担,高粱139市石,其中且末收获玉米87099石,占全地区玉米产量的63.4%。民国33年(1944),杂粮总收获量为190896市石,其中玉米为188970市石,占杂粮总产的98.99%。
  1949年,焉耆专区的杂粮面积15.54万亩,总产杂粮10336.75吨,其中玉米14.09万亩,总产9510.75吨。占杂粮总产的92%。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1950~1951年,玉米占杂粮面积的90%以上,焉耆大黄玉米和小黄玉米为主栽品种,这两个农家品种,品质好,但产量低。1950年,农二师由苏联引进“白马齿”和由内地引进“金皇后”等新品种,向农民敞开供应,并派出技术指导组,协助地方改进栽培技术,变撒播为条播,增施肥料,合理密植,加强中耕除草及培垅作业,玉米亩产逐年提高。1954年,全州种植玉米17.23万亩,总产1.68万吨,平均亩产97.5公斤。
  1960年,在“左”的思想影响下,全州玉米面积一举扩大到34.52万亩,因耕作管理粗放,玉米总产跌落到1.54万吨的低谷,亩产只44.6公斤,与1957年比较,面积增加28.9%,总产却下降44.7%。同年8.39万亩糜谷,亩产23.5公斤;7500亩大麦,亩产32公斤;3.41万亩高粱,平均亩产只3公斤。
  1962年,全州对农作物的布局进行调整,压缩塔里木盆地各县的高粱面积,发挥焉耆盆地玉米生产的优势,加强田间管理,改进耕作技术,至1965年,全州有34.79万亩玉米,平均亩产120.5公斤;8500亩大麦,单产50公斤;2.36万亩糜谷,单产54公斤;200亩高粱,单产90公斤。较1960年成倍增长。“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杂粮单产逐年滑坡,1969年,玉米单产只81.5公斤。1975年,全州玉米平均亩产127.3公斤。
  1981年,全州种植玉米26.25万亩,较上年减少6.05万亩,而总产增至4.77万吨,较上年增加906.5吨。1982年以后,玉米种植面积在25~30万亩之间,单产逐年稳定增长。1990年,全州种植玉米30.52万亩,平均亩产284公斤,总产8.67万吨;种植杂粮8800亩,平均亩产180.9公斤。

知识出处

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志(上)

《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志(上)》

出版者:当代中国出版社

出版地:1994

《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志》全面地记述了巴州的发展变化情况和前进的历程。本志记述了巴州独特的自然地理概貌、丰富的物产资源和浓郁的风土人情,显现了中国最大的自然保护区— —阿尔金山自然保护区、中国最大的高原天鹅湖自然保护区— —巴音布鲁克天鹅湖自然保护区、中国最大的胡杨林自然保护区— —塔里木胡杨森林自然保护区和中国最大的内陆淡水湖— —博斯腾湖神奇迷离的自然景色,展示了古“丝绸之路”楼兰故国的风貌和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灿烂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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