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图书馆

我从小就具有较强的艺术天赋，在上中学时迷上了画画，高考时美术成绩最突出，所以高考填志愿时，我的第一志愿选的是“美术”，第二志愿是“建筑”，第三志愿是“地质”。然而，建国初期我国地质人才奇缺，所以我被“地质女神”召唤，发展成为地质科学的坚强一员。
  1955年我在北京参加“五一”劳动节游行，在天安门广场见到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后，就和爱人舒若瑜及20多位同班的大学毕业生，响应祖国“支援边疆、建设边疆”的号召，背上行李，带着爱情，带着走向边疆的梦想，穿越华北中原，踏上从北京到乌鲁木齐的行程。
  我们由北京坐火车到甘肃省兰州市，又从兰州坐火车到武威，再从甘肃的武威坐卡车到新疆的乌鲁木齐，行程千余公里。由于全是土路，汽车每天只能行驶120公里，20多人挤坐在大车箱的行李上，颠簸前行。骄阳似火，尘土飞扬，无遮无揽，饥渴难耐。下车后灰尘满面，只看见黑洞洞的两只大眼睛。长途跋涉一个多月，终于到达了乌鲁木齐。
  到了乌鲁木齐市，兴奋一扫长途的疲惫，新奇地注视着一切。当时的西大桥是木材搭起来的桥，下面是河漫滩，除分散的几条溪流外，尽是鹅卵石，太重的车还得从下面河床上走。
  当时街上最好的房子是解放路的中国人民银行，其他多是矮小的房子且二楼多是木头架起的。友好路还不通，记忆中好像连公交车也没有，我们看电影必须从地质局走到明园向西拐，才能绕道西大桥进城。到电影院看电影，来回得走三个小时。
  看见这一切，我们感到地质工作者责任重大，只有多找矿、找大矿，大力开发新疆的矿产资源，才能改变这一切。
  1956年，我在南疆工作时，大队保卫处处长带领民族解放军到营地驻扎，日夜站岗守护着我们的营地，说暴乱分子要抢我们的枪支和弹药，叫我们待在帐篷里面不要出来。一直待了三天，暴乱分子被我们抓到了，才解除了警戒。这一切深深感动了我们，有民族解放军保卫我们，更给我们壮了胆，还怕什么。
  年轻的我们壮志满怀，什么都不怕。1957年，我在皮山县的昆仑山工作。昆仑深涧幽谷，山高难跃。我们顺河谷向前走，路没有了，向周围张望，这才发现下面是幽谷和湍急的河水；上面是悬崖绝壁，不能攀登，但我们必须越过幽谷顺河而上。幸好见到了在悬崖上土著居民遗留下的栈道，木料是否枯朽无从得知。若枯朽了，下面是万丈深渊，摔下去必然粉身碎骨。生死在此一决，为了完成任务，死活也得搏一回。地质队员们一个个向前爬行，幸好安全通过。从此，我们叫这一段路为“老虎口”。
  1958—1959年，是“大跃进”和困难时期，要求区域地质工作连年翻番。当时我们在哈密，两人一组跑路线，每天取两袋重砂，扛在肩上，要跑20公里长的地质路线。因为是困难时期，每人每月粮食只有20斤。年轻人食量大，烈日下繁重的野外工作，又饿又累，体力透支严重，晕倒是常常发生的事，这些我们都坚持下来了，还找到不少的矿。
  1960年，我在七角井工作，夜里帐篷被雪压垮了自己却一点也不知道，醒来时发现自己几乎被埋在雪里，冻得无法忍受。当年，我拥有作为新疆青年代表之一参加北京“十一”观礼的机会，因区域地质工作要翻番而选择了放弃。
  1964年，“四清”运动来了，我稀里糊涂地被戴上了“白专道路第一、管卡压第一、专家第一、工程师第一”的“四个第一”帽子，被猛批一通。班子“烂了”，我作为“可教育的子女”，进入了新班子。
  1966—1967年“文化大革命”时我再遭劫难，不仅剥夺了我工作的权利，而且“大队总工程师”名称也被撸掉，我由“四个第一”发展到“四大罪状”——“混进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反动学术权威”、“苏修宠儿”、“走资派”，经常被戴高帽子、挂牌子游街，坐“喷气式”挨批斗。我一下子就由先进生产者、总工程师变成了被游街批判的对象。我不明白自己放弃美术、歌舞等各项爱好，一心扑在找矿上有什么错？！为新疆奉献自己的青春和才智有什么错？！我灰心了，将一大摞有关地质的调查材料、自己描的地质素描图交了出去。想不到，我的美术、音乐等文艺才能却被突然发现。
  于是，我开始在一些人的命令下，整天画毛主席像。晚上我还得给“文革”宣传队的歌剧创作曲谱。我那一直未得到修炼、伸展的特长被扭曲地发挥着……但恰恰是这种阴差阳错，发挥了我的艺术才能。
  1972年，我被解放了，下放到空气稀薄的阿尔金山大队当连长。有一天夜间突然惊醒，意识到呼吸困难，缺氧导致憋醒，怕再缺氧睡过去，只有睁着眼睛熬到天明。
  翻车的事我经历过三次。其中一次是分队发现了新矿，我带上爆破工一起下队去矿区。在路上，车突然“呼哧”一下子就翻了，当时脑子一片空白，被吓得面色如土的爆破工战战兢兢地说：“还……还好，雷管还没爆炸！”这时，大家才想起车上还拉着雷管，一个个不寒而栗，真是命不该绝啊！
  我当区调队总工期间，先后几次将在野外不幸牺牲的同志接回驻地。我的1个同班同学在一场突如其来的高山暴风雨里，活活地被雷电击死。我的3个战友因为卡车的水箱偶然失水，渴死在沙漠里。当飞机终于找到他们时，已成了3具干尸。有3位是被额尔齐斯河河水淹死的，还有1位是在天山南坡翻越陡岩时摔死的。在区调大队有许多同志为了他们忠爱的地质事业而献身，其中最小的仅有19岁。他们的牺牲，使我和同志们悲痛万分，历史将永远铭记他们。
  有一次，我骑着马翻越昆仑山，马蹄打滑，我从马背上滚落在地，满身伤痛地爬起来一看，我那心爱的马却血迹斑斑地躺在地上，睁着一双死眼。我忍着悲伤将它埋葬在山上，让它的灵魂与昆仑共存。是的，地质考察队员的事业是冒险家的事业；地质考察队员的生活是流浪者的生活。但是，我却从中寻找到了非同寻常的快乐。这种快乐是一般人无法体味到的。
  或许有人会问是什么样的快乐呢？
  我觉得至少有三种快乐：一种是探险和游戏的快乐。我所到达的地方所看到的种种神奇的自然景观是一般人一辈子都看不到的。另一种是探索地球奥妙的快乐。我们从地层结构中看到人类历史的沧海桑田，从地质构造中看到躲藏在大地深处五彩纷呈的矿产，一个发现，一场惊喜。还有一种快乐便是收获的快乐。当我们的第一行脚印探过去，后面崛起一片片工厂，有说不出的幸福和满足。
  区域地质调查工作，是为了消灭新疆的地质空白区，发现更多的矿产资源。区调采样点布署在哪里，地质队员就必须到达哪里，穿越戈壁沙漠、冰川峭壁，吃苦、牺牲自然在所难免，可敬的地质队员们选择了无怨无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