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图书馆

乌云即将过去，阳光普照大地。1973年初春，我终于摆脱了“文革”的阴霾，第一批被组织恢复了党籍，从关了七年的“牛棚”里解放了出来，并摘掉了头上那顶“特务”、“走资派”的帽子。时隔不久，时任自治区农办主任的铁木尔·达瓦买提（后为自治区政府主席）交给我一项临时性工作——筹备八省区春小麦协作会。我满口答应。那时我太激动了，重见天日的心情难以用言语表达：“靠边”多年，实在尝够了没有工作的滋味，“文革”中挨斗挨打还可以忍受，唯独不让工作，怎么也受不了。我越来越感到来日苦短，自己为人民做的事太少，绝不能再让时光白白流逝。返回后，我深入农口选择典型，帮助农技人员总结经验，组织筛选论文，连筹备带开会，一气忙活了半年多。会议开得十分成功，受到各省区代表的赞扬。铁木尔同志发现自己找对了人，又接连让我组织筹办两次全疆性农业科技方面的会议，于是我提出了新疆小麦持续增产的三项八条措施，被政府采纳，发布全区组织实施，为新疆农业的百废待兴打响了一炮。
  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的召开，迎来了科学界的春天。那年我已年逾花甲，却像千千万万知识分子一样，政治上获得第二次生命。1979年3月，上级任命我为自治区农委副主任、农业区划委副主任，分管区划和科技工作。我认为，查清全区农业资源，研究科学的开发治理方案，制定合理的农业经济结构和生产布局，维护生态平衡，把握可持续协调发展，环境保护等，是关系发展农业生产的全局性工作，是战略措施，为造福子孙后代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
  按照自治区农委的统一部署，我把农业资源调查和农业区划工作有计划地逐步铺开：
  1979年8月，我组织带领一批专业人员在昌吉县进行县级农业区划试点，并举办农业区划干部培训班，以这批专业人员为骨干，从昌吉县延伸到北疆的三个地区八个县，波及南疆三地州三十个县，分期分批开展区划调查，截至1981年底，全疆县级农业区划工作全部结束。与此同时，我又主持组织有关农业科技工作者编写了29万字的《新疆综合农业区划报告》。新疆的农业资源调查和农业区划工作，质量较高，又注重调查和区划成果的应用，成为全国区划工作搞得较好的省区之一，这些经验受到了国家农委的重视，并批转各省区参改借鉴。
  1981年8月，由我担任塔里木河综合科学考察队队长对该河进行实地考察。这支队伍的成员大都是我区水利、土壤、沙漠、林业、地理、气象、动植物等方面的骨干研究力量。这个队长，是我再三请缨争来的。大家知道，塔里木河进行是我国最长的内陆河，她的源流和支流遍及南疆各地州，如生命之泉滋润着南疆的片片绿洲，养育着在这里生息繁衍的南疆人民。塔河的主干道，还阻挡着大沙漠的北移。但是，多少年来，没有对南疆任何一条河做过综合规划，近似原始的开发状况使这里本来就很脆弱的生态环境变得更加恶化。自治区党委、政府对该河的考察治理早有考虑。我曾向党委提出查清南疆水系资源状况的建议，这才争取到队长的“官衔”。
  1981年5月25日，就在科考队出发的当天，我却因为急性尿潴留住院了。一直在忙工作，每一个细微的环节都考虑到了，但是忘记了一直折磨我的低烧。在考察队整装待发的时候，我因为连续24小时不能排尿，不得不到医院治疗，医生告诉我必须要动手术。这一次我急坏了，科考在即，我怎么能让同事们奔赴在科考前线，而自己却躺在病床上。手术做完不久，我就急着要去考察队。当时自治区党委主管农业的李嘉玉书记对我说：“必须有医生证明才能放你出去。”证明拿来了，李嘉玉同志看了后，扬了扬手中的证明，说：“你一定是走后门弄来的。”我得意地笑了。8月3日，科考队终于启程了。虽然伤口上还贴着胶布，但是我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一踏上汽车，“不能下基层，不能骑马、走路，不能劳累”的医嘱，便随着窗外的晨风被我置于脑后。
  从这天起，连续奋战了5年。我带着科考队跑遍了南疆5个地州、42个县市，从和田河下游与叶尔羌河两河江河口出发，沿和田河向上游进发，行程2.5万公里。春去秋来，在干枯的塔里木河床边，我和队员们一起喝着苦涩的咸水。南疆的夏季，酷热难挡，开车的小伙子光着膀子还不停地冒汗，我和大家一样每天工作十一二个小时。徒步考察时，翻沙包，钻荆棘，我从未落后。赶不到下一个营地，我们就住草棚，露宿胡杨林。迷路状况时常发生，困难常常伴随着探索者的脚步。我们渡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我并不是不知道苦，不知道累，不知道危险，并非不知道自己年逾古稀，还患有高血压、右肾积水等病症，但是我知道我必须要竭尽全力。
  在那些日子，我的心情就像塔里木河夏日的洪水，奔突翻涌难以平静。在塔里木河边，我访问了世居此地放牧的一户牧民。这家牧民住的是用红柳枝搭起来的简易泥棚，喝着头一年发洪水时淤积下来的死水，又苦又咸。握着这位白发老翁的手，我的眼睛湿润了，心里难过极了。我拉着老人在泥棚前留了影。我暗暗对自己说：要时时记住南疆人民的生活还没有全部富裕，还有少数边远地区的牧民过着这样低水平的生活，塔河沿岸牧民人居收入还不足50元。在塔河中游，我看到，这里没有水利设施，没有调节工程，洪水下来时，人们随意扒口子灌草场，大水漫流，无边无际。在乌斯满河一带，总共只有2万多人，3万亩耕地，数万头牲畜，每年却要用去20多亿方水，相当于10条乌鲁木齐河或两条玛纳斯河的流量，多么惊人的浪费。在塔河下游，有200多公里断流的河床正在被流沙阻塞，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和库鲁克大沙漠的合拢，在悄悄吞噬着塔河下游的绿色走廊。沿岸牧民迫于断水纷纷搬家。作为长期从事农业工作的干部，我的心里一阵阵酸楚并下定决心：必须采取综合治理方案。上游不管中游，中游不管下游的现象应该尽快纠正。我们要为子孙万代负责，为新疆的历史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