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图书馆

有清一代，新疆发生的自然灾害还有其他多种。其中清代文献资料有明确记载的诸如：风灾、鼠灾、疫灾、雷灾等。
  1.风灾。
  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复杂的地形地貌，使新疆成为我国多风灾的省区之一。尤其是每年的春、秋季节，某些地方8级以上的大风往往可以连刮数天，对农牧业生产、交通运输和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造成极大危害。⑨新疆塔城地区的阿拉山口、乌鲁木齐地区的达坂城、吐鲁番地区的“三十里风区”、“百里风区”，都是全国闻名的风区。对因大风造成的灾害，清代文献资料中亦有记载。
  光绪十二年（1886），新疆巡抚刘锦棠奏称，当年吐鲁番种植的棉花、高粱等，“被狂风吹折”，①损失严重。
  光绪二十九年（1903），吐鲁番地区“被风”，当地的“园地”，即种植的果树遭灾。②关于这次风灾，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新疆巡抚潘效苏的一次奏报中还有更详细的记载：“新疆吐鲁番厅于光绪二十九年三月二十七、八两日狂风大作，至二十九日夜寒冷异常，园地葡萄多被吹残冻伤，计沙河子等五处园地八千一百四十余亩冻坏者二千三百七十余亩。”③
  另外，新疆大风造成的灾害，往往又是与沙尘灾害联系在一起的。特别是在天山南部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边缘的各个绿洲地带，风灾往往就是风沙灾害。对此，刘星等：《新疆灾荒史》第25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99年）中，根据清代有关文献资料的记载，记述有一些这方面的内容，可以参阅。例如，该书记载说：“清乾隆二十六年（1761）二月，哈密大风，昼昏，降黄沙，人多病。”
  2.鼠灾。
  这里的鼠灾，主要指由于大批田鼠啃食庄稼而使农业生产造成严重减产的灾害。鼠灾是人类在从事农、牧业生产以来就一直存在的一种灾害，因此人类与鼠害的斗争也一直没有停止过。在我国不少民族用以纪年的动物中，都有鼠，可见鼠与人的关系非同一般。我国关于鼠的记载及与其有关的各种传说多不胜数。关于清代新疆鼠灾的情况，文献资料中也有不少记载。
  在清朝政府于新疆开办屯田之初，陕甘总督杨应琚等人在奏报巴里坤地区农业生产中的灾害时，就曾提到鼠灾一事。乾隆二十七年（1762），杨应琚说：“巴里坤招有商民六十七名，认垦近水易辟荒地三千七百九十余亩。……今年又试种小麦等项细粮。……虽今年偶值天旱、鼠耗，而此时刈获登场，约计收成尚有五分以上。”④同时，巴里坤办事大臣永宁在另一奏报中说：“巴里坤、奎素等处屯田，原派兵丁，加以挑选遣犯，共六百五十名，每名计种地二十二亩，共种地一万四千三百亩。……究因天旱、鼠伤，未免收成稍减。……当此初次试种，兼值天旱、鼠耗之年，而每亩尚收小麦四斗六升五合，核计收成将及五分。”①两人这里所说的“鼠耗”或“鼠伤”等，应该就是今天一般说的鼠灾。
  光绪十三年（1887），新疆巡抚刘锦棠在奏报中称，“镇西厅入秋以来，田鼠为害”。②关于这次鼠灾的详细情况，刘锦棠说：“据镇西厅同知甘承谟详称，……该厅于十九、二十至二十四、五等日，亲往各处履勘，查东路大泉，东、西渠，大黑沟，小黑沟，石人子，拱北尔，松树塘，北乡，坂坊沟，红旗沟等处，遍地鼠穴，早种之小麦、青稞、莞豆、油菜，均被啮断，苗脚仅存，并无收获。……东北沙山子、柳沟，早粮被鼠，迟粮被冻，较各处尤甚。”③从刘锦棠的话中可以看出，镇西厅即今巴里坤地区的这次鼠灾还是比较严重的。
  上述事例告诉我们，在清代新疆的农业生产中，鼠灾亦是不容忽视的重要灾害之一。
  3.疫灾。
  疫灾，指由烈性传染性疾病而引起的人员众多死亡的灾害，主要有天花、麻疹、霍乱、鼠疫等。④
  在目前所见到的清代文献资料中，已经发现有关于新疆疫灾的记载。例如，在《清仁宗实录》卷255，嘉庆十七年（1812）三月甲午条中载：“赏伊犁屯田疫灾回民麦石”。此处的“回民”，指当时在伊犁地区屯田种地的维吾尔人。虽然根据这条记载，我们还很难断定在当时的维吾尔人中到底是何种疾病流行。但是，这条记载可以告诉我们，当时在他们中间确实发生过疫情，并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损失。
  早在乾隆二十年（1755）前后清朝政府统一新疆过程中，在天山北部的卫拉特蒙古中就发生过一次比较大的疫灾。对此，魏源在《圣武记》卷四“乾隆荡平准部记”中载：经过数年战乱，卫拉特蒙古各部“计数十万户中，先痘死者十之四，继窜入俄罗斯、哈萨克者十之二，卒歼于大兵者十之三”。这里的“痘”，今天一般指水痘或天花，都是比较厉害的传染病。魏源这里所说的“痘”，应当是指天花。这在当时是一种很难预防的烈性传染病，在某一地区或某一人群中一旦此病流行，就会造成人员大批死亡。魏源的话虽然不一定十分准确，但在卫拉特蒙古中发生的这次疫情，造成蒙古族群众大批死亡则没有疑问，死亡人数至少应该超过10万。①
  乾隆三十一年（1766），即在清朝政府治理新疆、从内地大规模迁移各族军民到新疆驻守屯田不久，伊犁将军明瑞奏称：“伊犁去岁，索伦官兵染疫患病者多”。②在这期间，伊犁地区也曾发生过多次比较大的疫灾。嘉庆二年（1797），伊犁索伦营“闲散幼丁，因出痘伤损，挑甲不得壮丁”。③可见，索伦营一再发生的疫灾，已经严重地影响到该营人口的增长。后来的清代文献资料也记载说：索伦营“壮丁甚少，数年来遇有甲缺挑选之际，竟不得年壮之人”。④“伊犁索伦部落，长成闲散余丁甚少，不敷挑取马甲之用”。⑤为此，当局两次从伊犁地区的锡伯营中抽调260户、1279人进行补充。
  另外，清代文献资料中还有关于在牲畜中发生“疫灾”的记载。乾隆三十一年（1766），伊犁将军明瑞奏称：“伊犁去岁，索伦官兵染疫患病”的同时，还提到“人、畜俱遭灾疫”。⑥道光十八年（1838），伊犁将军奕山奏称：“伊犁察哈尔部落官私牲畜，被雪被瘟。”⑦从上述记载中，虽然还看不出当时在牲畜中流行的是何种疾病，但是这些疾病造成的牲畜死亡，必然会给当地的牧业生产带来不利的影响。
  在清代有关文献资料中，还有一些其他灾害的记载：嘉庆九年（1804），伊犁将军松筠奏称：“伊犁旗屯收获情况。……惟麦子今年春雨过多，致有黄疸，收成较歉。”①这里的“黄疸”，即麦子在结籽成熟时因雨水过多而发生的一种黄疸病。
  咸丰六年（1856），阿克苏办事大臣海朴奏称：“阿克苏城外药库，于七月初十日被雷火轰燃火药，震倒城垛房屋”，千总杨青越、巴总马秀和九名士兵被倒塌的房屋压死。②这里的“雷火”，即是雷电，可以称为雷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