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图书馆

新疆地处北半球的中纬度，居亚欧大陆腹地，离海洋遥远。由海洋输送到大陆上空的水汽，经沿途跋涉，高山阻挡，抵达新疆时已成强弩之末，形成了典型的温带干旱气候。因此，在新疆的各种自然灾害中，旱灾最为突出。由于其一般时间长、范围广，所以对农业生产，以及牧业、林业的生产危害最大，也最严重。对此，清代文献中有不少记载。①据有人统计，在从雍正元年（1723）到宣统三年（1911）的近200年中，新疆共“有13次大旱”。②
  乾隆二十七年（1762），即清朝在新疆大规模开展屯田不久，陕甘总督杨应琚、巴里坤办事大臣永宁先后奏称：由于“天旱”等原因，巴里坤地区的“兵屯”和“民屯”等农业生产，都遭到不同程度的灾害，粮食产量仅相当于常年的“五分”上下，即减产近一半左右。③以后，关于新疆各地遭受旱灾的记载在清代的文献资料中便不断出现。诸如：
  嘉庆十五年（1810），伊犁将军晋昌奏称：近年当地气候变暖，冬季降雪较常年偏少，山区积雪融化又较早，造成盛夏之时河水减少，以致使地势较高或离水较远的土地灌溉困难，不少土地减产，仅当地满营所种植的杂粮一项，“收成分数较之上年尚未及半”，即减产一半以上。①
  嘉庆十七年（1812），南疆的喀什地区遭受“旱灾”，②农业收成大幅减产。次年，当地农民连种子都无法筹集，官府不得不向受灾农民发贷种子以救急播种。
  道光十四年（1834），北疆的宜禾县（当时属乌鲁木齐地区的镇迪道）“被旱”，当地农民不仅无法缴纳赋粮，而且连吃粮都发生困难。次年，当地官府为了救灾，不仅免除了这部分农民应上缴的赋粮，而且还给受灾农民贷发“半年口粮”。③
  道光二十三年（1843），伊犁发生旱灾，维吾尔农民所耕种的土地“被旱”，粮食歉收，无法归还当年所借官府贷发的籽种。④二十七年（1847），伊犁又发生旱灾，维吾尔农民耕种的土地再次“被旱”，粮食歉收更为严重，引起当地“粮价昂贵”，当局不得不“平粜仓贮麦石”，以平议粮价。⑤
  清朝末年，关于新疆各地遭受旱灾的文献记载不仅更多，而且也更详细。
  光绪十一年（1885），新疆巡抚刘锦棠奏称：“本年春、夏以来，新疆北路雨泽稀少”，发生大面积旱灾。灾情严重的奇台县，“自播种之后，夏、秋二麦多未发生，即间茁萌芽，亦半多黄萎。……户民种地五万九百七十八亩二分二厘，所种禾苗全无收获。即间有收获，籽粒亦多属秕稃，磨不成面。”⑥同时，乌鲁木齐地区镇迪道所属的迪化州、昌吉县、阜康县、绥来县（今玛纳斯县）等其他各县也都不同程度地遭受旱灾。其中受灾比较严重的土地，迪化州有7500余亩，昌吉县有2800余亩，阜康县有4400余亩，绥来县有13000余亩。另外，呼图壁巡检所属还有2600余亩土地受旱。上述各地虽然受害程度不同，但皆因此“收成实属歉簿”而无疑。⑦这一时期，明确记载“被旱”成灾的还有：光绪十四年（1888），“镇西、绥来二厅县”，⑧即今天新疆的巴里坤、玛纳斯等地区；光绪十九年（1893），新疆的“奇台县”；光绪二十六年（1900），新疆的“奇台县、镇西厅”等。
  频繁不断的旱灾不但会给新疆的农业生产造成严重损失，而且也往往会给牧业生产带来重大影响。光绪三十年（1904）伊犁将军马亮等奏称：当时伊犁牧场有马、牛、羊等牲畜数万头只，由厄鲁特营蒙古族官兵牧放。“去冬雪小，本年春、夏之交，天气亢旱，牧场水早枯干，各场马、牛设法移牧，受伤尚属无多。惟羊只一项，正当孳生之时，水草不旺，不独羔羊缺乳，十难存一，即乳牛倒毙亦多。”①这次旱灾对伊犁地区的牧业生产究竟带来多大影响，根据现有资料虽然很难做出准确评估，但从当年的羊羔存活率仅为1/10左右（即文中的“十难存一”）的情况来看，灾情是比较严重的。
  另外，宣统三年（1911），科布多参赞大臣奏称：去年，科布多参赞大臣所管属的“察哈尔右翼四旗因旱成灾”；所属的扎哈沁部蒙古也在“去年亢旱无雨”，而发生旱灾。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