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图书馆

衡量一个地区农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高低，除以上两点外，还有一项重要指标——劳动生产率，即平均每个劳动力所能够达到的收获量（这里指粮食数量）。
  在新疆办理屯田之初的乾隆二十三年（1758），屯田大臣永贵就乌鲁木齐地区兵屯情况奏报清政府说：
  兆惠所议屯田收成分数，每人垦田二十五亩，所收谷石，可给八九人之食。询问官兵等，俱称必系成熟之地，一家有四五人助力，方如前数，若一人垦田，即尽力不过十四五亩，可食三四人等语。④
  另据嘉庆十四年（1809）编纂成书的《西陲总统事略》卷七载，伊犁兵屯：
  每名若收细粮十八石，除本身食用，尚可食养五人，请照现在议叙之例给予议叙。
  这里的十八石“细粮”，相当于20石原粮，是可以获得“议叙”的较好收成，一般情况下达不到这个水平，和永贵所说的“一人垦田……可食三四人”基本相同。
  如果仍以人均年耗粮580斤计算，那么兵屯一人年产粮“可食三四人”，约在2000斤左右，合16.67石（仍照120斤一石折算）。尽管清政府在上谕中不太同意永贵等人的说法，但以后事实证明，这种说法是比较符合新疆农业生产实际情况的。
  乌鲁木齐、昌吉地区的兵屯（即乌鲁木齐提标中、左、右三营屯区），据《西域图志》卷三十二载，共“屯田六万五千三百四十八亩”，“屯兵三千一百九十九名”，收获量从表三中可知约在7.7分，那么年共收粮在48000余石，人均产量15.4石左右。
  伊犁地区的兵屯，据《西陲总统事略》卷五载：“乾隆三十五年（1770）将军伊勒图奏定，屯田兵每名收获粮二十八石以上者，给两月盐菜银两；十八石以上者，该管官员议叙，兵丁赏给一月盐菜银两；十五石者功过相抵。”屯兵人年收粮15石就可以不受罚了，这说明大部分屯兵年收粮不会超出这个数字太多，否则奖励就失去了本来的作用。因此正常年景下，人均收粮约在15—18石之间，应该说比较合乎真实情况。
  巴里坤由于地势较高，自然条件差，人均收粮也少。据《新疆识略》卷二载：“现今屯兵五百名，每年交粮四千八百五十石零”，人均年交粮9.6石。
  以上是北疆几个主要兵屯点人均产粮数。关于南疆几个兵屯点人均产粮情况，以哈密、喀喇沙尔、乌什三地为例：
  据《哈密志》卷十八、卷二十七载：塔尔纳沁共屯兵162名，种地遣犯130名，年“共收获京斗小麦四千一百四石五斗九升”，人均收粮约13.7京石。考虑到“京石”比“石”略大，遣犯种地和收获比屯兵少等原因（遣犯中老弱较多），如此折算，屯兵人产粮当在15石上下。
  据《回疆通志》卷十载：喀喇沙尔共屯兵302名，年“缴纳粮五千九百五十二石一斗七升”，人均产粮19.7石。
  据《回疆通志》卷九载：乌什“屯田兵二百五十名……岁交大小麦共五千一百余石”，人均产粮20.4石。
  由上可知，清代新疆兵屯，大部分地区人均年产粮在15—20石之间。
  兵屯与民屯或南疆维吾尔族农民种地相比，条件一般要好些：士兵身体强壮，种子、农具、耕畜由国家提供，土地往往也处于水源充足、土质较好的地方，因此人均产粮应该高于一般农民。但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清代屯田的实际状况表明，兵屯效果往往还不如民屯和其他农民种田的效果。这是因为：农民分到土地后，成为这块土地的主人，比较爱惜地力，产量长期比较稳定。而屯兵种的是国家所有的“公田”，没有所有权，掠夺式的经营方式使土地肥力很快下降；农民收获的粮食除缴固定的赋税外，剩余部分全部归己，生产积极性较高。而屯兵生产的粮食，除本身食用外，全部上缴国库，生产好坏与本身利益关系不大，因此不关心生产；农民种地，往往全家帮忙（老人、妇女、小孩），生产率高，而屯兵种地，只身一个，无人“协力”，大小事都要自己干，生产率自然就低。因此，农民种地所产的粮食有时还高于兵屯人均产粮数。
  清代北疆民屯，一般户给地30亩，土地升科后亩交赋一斗左右，①一家农民在30亩土地上，缴粮赋近3石，五口之家年耗粮约26石，共产粮约30石才能维持一家人的温饱。伊犁维吾尔族农民，户年交粮16石以上，五口之家年耗粮近26石，那么一户农民年产量40石左右才能维持一家人的温饱。南疆维吾尔族农民情况大致也如此（南疆维吾尔族地区赋税制度主要有“什一制”和“对分制”，这里只是笼统地说）。按五口之家有一个男整劳力、两个女或老半劳动力计算，每个劳动力年产量也在15—20石之间，与兵屯差不多。
  但是，以上只是农民为维持一家温饱所必须产粮的最低水平。农民为增加收入，换取其他生活必需品，还必须在这些土地上生产更多的粮食，这也是农民种地效果往往高于兵屯效果的原因之一。更重要的是，由于新疆地广人稀，可耕地甚多，农民为增加粮食生产，往往在官方分配的土地以外，另开垦种植一部分“私地”，收入完全归己。以昌吉为例，据《三州辑略》卷三统计，乾隆五十年（1785）时共有3481户农民，种官地（国家分配的土地）105890亩，另私垦地59677亩，平均每户有官地30余亩，私垦地17余亩，私垦地超过政府分配注册土地的一半以上。北疆其他各地也大致如此。农民私垦地的大量存在，使每户生产的粮食大为增加，因此农民平均每个劳动力生产的粮食大大超过15石或20石。如果以昌吉为例，按土地面积计算，农民人均年产粮可达25—30石之间。
  新疆人均年产粮比较高，从各地的粮食价格上也可以反映出来。乾隆三十五年（1770）时（民屯开办才数年），乌鲁木齐地区就已经出现了“近缘年岁丰收，户民将粮入市场价交官，而籴者甚少，每小麦一石，减至价银五钱，尚难售卖”的粮食供大于求的局面。①嘉庆时期，清政府在上谕中也说：“乌鲁木齐地方，向来粮价最为平减，即稍贵之时，尚比内地为贱。”②“新疆地方，天气温暖，食物价贱”。③伊犁就因国库粮食积压太多发生霉变，曾多次裁减部分兵屯。一直到清朝政府治理新疆后期，即使在人口迅速增加、人均占有耕地面积减少的南疆，粮食也往往供大于求，从而造成粮价偏低。光绪末年，新疆巡抚陶模在奏折中就说：南疆“各城富于粮食，艰于转运，百物昂贵，米麦独贱。……年岁中稔，市价低于例价”。④
  为了进一步说明以上问题，我们仍用1949年前后新疆一些地区的人均产粮作些推算。奇台县三区开垦乡共有“三百三十八个全劳动力和九十一个半劳动力，要种全乡九十七戽三角地，如果以两个半劳动力折合一个全劳动力，每个全劳动力要种约合五十二亩地”。这里可能把歇种地也计算在内了，否则一个人是种不了这样多地的（前面永贵的话也说明这一点）。如果按当地常用的“歇一种一”耕作方法计算，每个劳动力每年种地有26亩，亩产仍照表三中当地（古城）平均1.33石统计，人均年产粮约在34.6石。这个数字比较高。前面提到的伊犁地区宁西县贫农旦旦会，与人合种（其实是两家合种，以下同），秋后共收小麦、高粱、胡麻100石，每家分50石；伊宁巴彦岱农民乌斯满、莫合买提两家合种，秋后共收小麦150斛，每家分粮75斛，合47石。如果仍按每家一个整劳力、两个半劳动力折算，以上伊犁地区人均产粮约在25石左右。⑤墨玉县夏合勒克乡是南疆生产力较落后的一个地区，一直到1949年仍严重保留着农奴制生产的残余。据调查，1949年这个乡272户农奴，共“耕种八千五百九十二亩熟地，收获七万七千三百余秤（每秤合十六老斤）粮食（各种粗细粮在内）以及棉花和葡萄、瓜果等”。仍以120斤为1石计，平均户产粮36石余，人均产粮18石余。南疆疏附县赛满区，贫农阿希木，全家六口人，种地14亩1分，年收入“九十六秤麦子，九十六秤高粱，六秤大米，三秤半带籽棉花”。同区的佃中农哈木吐的，全家五口人，种地27.5亩，年共收“二百二十九秤麦子”。⑥以上两家，前者共收获粮33石余，后者共收粮38石余（当地“每秤二十老斤”）。两家人口不同，土地亩数相差也较大，但收粮总数却比较接近，人均都在18石左右（贫苦农民由于土地少，所以多种高产的杂粮以维持生活）。
  综上所述，基本可以看出，清代新疆的劳动生产率，北疆一般在25—30石之间，南疆由于人均土地较少，人均产粮也略少，一般在15—20石之间。
  这一时期全国的平均劳动生产率，《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一书中这样叙述：明朝时，“在江南，一个壮劳动力的常年劳动生产率为米20石，在北方，约只有江南的一半。到清中期，我们有理由相信，农民的劳动生产率比明后期下降了”。关于明朝的劳动生产率，该书引叙陈振汉的研究成果时说：明末清初时，“一个壮年农夫常年劳动所能耕种的水田，最多不过10亩左右，10亩较好的水田年产米约20石，因此，他的常年劳动生产率即为米20石（约合谷40余石）。这是江南地区。北方旱田，一个劳动力可耕七八十亩，但亩产量只是江南的十分之一二，他们的劳动生产率也只有江南的一半”。①根据以上两段话可知，清代内地的劳动生产率，南方（水稻为主）低于40石，北方（小麦为主）低于20石。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清代新疆的劳动生产率，与全国（北方）相比，北疆高于全国水平，南疆约等于全国水平。
  我们知道，清朝康、雍、乾、嘉时期，我国人口迅速增长，道光时期已达4亿左右。而当时全国耕地面积，据统计，长期停留在10亿亩上下，清中期人均占有耕地下降到2.5亩左右，同期新疆人均占有耕地要高于以上数倍。因此，虽然新疆在单位面积产量上比内地一些省区略低，但每个劳动力生产的粮食却高于内地许多省区。在全国生产力都没有大的突破的基础上，新疆人均占有耕地多的优势大大超过了亩产偏低的劣势，这是清朝中后期当内地许多省区一再发生粮荒的时候，新疆粮食却仍然长期供大于求的一个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