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图书馆

今天考古发现的大量文物证明，早在人类的远古时期，新疆居民与内地居民在石器打制、陶器制作以及人体的装饰等方面就有许多一致或相似的地方，说明那时新疆与内地就有各种文化交流活动；在中国古代传说中，有关于中华民族的先祖之一黄帝“西济积石，涉流沙，登于昆仑”，到达今新疆塔里木盆地南缘的内容。传说五帝之一的尧也“身涉流沙”，到过新疆，禹还向从新疆到内地活动的人学习过。至于前面提到的周穆王驾车西巡，到新疆与西王母相会的传说更是千古美谈。这些神话传说未必都真有其事，但反映的新疆与内地源远流长的文化往来则是无可置疑的。
  公元前1世纪张骞通西域及汉朝政府治理新疆后，新疆与内地的文化交流更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往来于丝绸之路上的新疆使者、商人在进行大规模物质交换的同时，也进行着频繁的文化交流活动。据史料记载，两汉时期，新疆各地民族上层贵族子弟中，许多人长驻长安、洛阳等地，学习汉语、汉文及内地的各种典章制度。为此，汉朝政府还在长安、洛阳设有专门接待新疆各地学习人员的驿馆。这些人学业完成返回新疆后，成了传播内地文化的积极带头人。龟兹王绛宾在内地学习完返回本地后，盖汉式宫殿，模仿汉朝制度、礼仪、服式，教龟兹人演奏内地的音乐，跳内地的舞蹈。莎车王延久居长安，对中原文化非常熟悉，返回莎车后仿照内地汉朝的典章制度治理地方，政绩斐然。同时，新疆独具风格的音乐、舞蹈等文化艺术也大量传入内地。新疆各民族演奏的胡琴、琵琶、笛、腰鼓等都是这时传入内地的。西汉著名音乐师李延年根据张骞从西域带回的套曲“摩诃兜勒”，创作了新的具有西域风格的28首套曲音乐，轰动了当时的中原地区。
  魏晋南北朝时期，特别是唐宋元时期，随着历史的前进、经济的发展和丝绸之路上中外经济交往的日益增多，新疆与内地的文化交流更为频繁。
  受内地文化的影响，新疆许多地区长期流行汉语、汉文，许多人都能用汉语交谈，上层人士中不少人还精通汉文。《北史西域传》说，高昌“有《诗》《论语》《孝经》，置官弟子，以相传授，虽习读之，而皆为胡语”。《诗经》、《论语》、《孝经》等都是内地儒家文化的经典，在这里成为民族子弟学习的课本。在和田的考古发掘中，发现了不少这一时期汉文的官方文书、过所（通行证）和登录簿。在出土的木简中，还有当地民族用汉文书写的书信。可见内地的汉文化已经深入到新疆许多民族的日常文化活动之中。由于内地军民多次在天山南北屯田生产，中国内地较为先进的冶铁技术、水利灌溉技术、造纸技术、蚕丝技术、印刷技术等都先后传入新疆。在新疆广为流传的关于中原公主远嫁和田王时，秘密地把蚕桑种子带到和田，教当地群众种桑养蚕的故事，生动地说明了内地生产技术传入新疆的事实。今天新疆石窟、墓穴中发现的大量唐代壁画、版画，人物体态丰满，衣着华丽，显然是吸收了同期内地绘画的创作经验和技巧。
  同样，这一时期新疆文化对内地文化的影响也十分明显。新疆传统的音乐、舞蹈、杂技等文化艺术以新的形式大量传入内地。据记载，在唐朝的著名10部乐中，就有新疆的“疏勒乐”、“龟兹乐”、“高昌乐”3部，其中龟兹乐“管弦伎乐，特善诸国”，最受内地群众欢迎。唐朝诗人王建在诗中形容中原洛阳群众学习新疆音乐情景时写道：“城头山鸡鸣角角，洛阳家家学胡乐”，可见新疆音乐对内地音乐发展影响之大。由新疆传入内地的胡旋舞、胡腾舞、柘枝舞，令内地人耳目一新，风靡一时，成为唐代诗人笔下描绘的话题。大诗人白居易在《胡旋女》诗中对“胡旋舞”描绘道：“胡旋女，胡旋女，心应弦，手应鼓。弦鼓一声双袖舞，回雪飘飘转蓬舞。左旋右转不知疲，于匝万周无已时。人间物类不可比，奔车轮缓旋风迟。”新疆姑娘跳舞时左右旋转的速度连旋风也自叹不如。唐代另一著名诗人刘禹锡在描述《柘枝舞》时写道：“鼓催残拍腰身软，汗透罗衣雨点花。”舞姿是多么优美动人。至于诗人李瑞对“胡腾舞”的描绘更具体生动：“桐布轻衫前后卷，葡萄长带一边垂。帐前跪作本音语，拾襟搅袖为君舞。安西旧牧收泪看，洛下词人抄曲与。扬眉动目踏花毡，红汗交流珠帽偏。醉却东倾又西倒，双靴柔弱满灯前。环行急蹴皆应节，反手叉腰如却月。丝嗣忽奏一曲终，鸣鸣画角城头发。”除此之外，内地群众对新疆传入的服饰、绘画、雕刻等文化艺术也十分喜爱。汉族中男人“着胡帽胡服”成为一种时髦，连上层社会中的妇女也有“着胡衣胡帽者”。为此，唐代有“明朝腊日官家出，随驾先须点内人；回鹘衣装回鹘马，就中偏称小腰身”的诗句。唐朝以前，中原绘画多以线条为主。自从新疆尉迟乙僧凹凸画派技巧传入中原地区后，对内地画坛人物画影响很大，大大提高了内地的绘画技巧，丰富了绘画内容。新疆的宗教文化对内地宗教文化影响更大，至今保存比较完整、最能体现佛教文化的内地石窟艺术，与新疆的石窟艺术有明显的承袭关系。对此，我国著名史学家向达先生说：“内地现存的诸石窟艺术，如敦煌千佛洞，安西万佛峡，临夏炳灵寺，天水麦积山，以及云冈、龙门诸地，在壁画、雕塑、石窟寺结构诸方面，处处与新疆拜城、库车、焉耆、吐鲁番诸地的石窟艺术，有先后承袭关系。”这一时期内地的长安、洛阳等中心城市，由于新疆商人群众人数众多，竟造成这些地方出现“胡音胡骑与胡状，五十年来竞纷泊”的现象，可见新疆文化在内地影响之大。
  清朝时期，中央政府对新疆的治理进一步加强，内地汉、回、满、锡伯、索伦等族军民大批移居新疆驻防屯田。同时，新疆一些民族上层王公和办事人员也常住内地（主要集中在北京），新疆维吾尔、蒙古等族的王公伯克也定期到北京朝觐，每年还有更多的各族商人到内地经商，再加上交通、通信等各种设施的逐步改善，新疆与祖国内地的文化交往已超过以往任何历史时期。即使在新疆本地区，由于各族群众长期友好相处，互相学习影响，因而在语言、文字、饮食、服饰、音乐、舞蹈等各个方面，往往已很难分出彼此。汉语、汉文不但是回、锡伯、满等族军民常用的语言文字，而且在维吾尔、蒙古等族中也有许多人运用自如。哈密等地的维吾尔上层人士中，“能识汉文并中国算法”，汉语文水平已相当高。同样，在新疆生活的许多汉族人也能通晓维吾尔语言文字。到新疆仅数年的林则徐就能熟练地使用维吾尔语中的一些词汇写诗。在清朝政府组织大批人力编纂的大型语言辞书《五体清文鉴》和《西域同文志》两书中，就包含了许多精通维吾尔、汉、满、蒙古语言文字的新疆学者的辛勤劳动。在新疆，经常可以看到各族群众共同高唱、起舞的热烈场面，反映了新疆地区文化已是新疆各民族共同的文化。
  总之，新疆与祖国内地的文化交流不但源远流长，而且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交流的范围越来越广，内容越来越丰富，从而互相影响、互相融合、共同发展，逐渐成为中华民族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主要参考资料：
  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编：《新疆简史》（第一册），新疆人民出版社，1980年。
  新疆教委新疆历史教材编写组编：《新疆地方史》，新疆大学出版社，1992年。
  刘志霄著：《维吾尔族历史》（上册），民族出版社，1985年。
  殷晴主编：《新疆经济开发史研究》（上、下册），新疆人民出版社，1992年、1995年。
  杨建新著：《中国西北少数民族史》，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
  吴蔼宸选辑：《历代西域诗钞》，新疆人民出版社，1982年。
  陈良著：《丝路史话》，甘肃人民出版社，1983年。
  杨建新等著：《丝绸之路》，甘肃人民出版社，1981年。
  向达著：《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
  （原文载《新疆民族经济文化发展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