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图书馆

光绪元年（1875），清朝政府任命陕甘总督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决定集中全国人力财力收复新疆，驱逐外来侵略者。到光绪八年（1882），经过军事、外交等各种斗争，新疆终于又回到了祖国的怀抱。清朝政府重新治理新疆后，特别是光绪十年（1884）新疆建省、实行与内地一致的统治制度后，在恢复和发展新疆经济的同时，对新疆的货币也进行了一系列的整顿。
  1.统一铜币。
  在收复新疆过程中，为了统一新疆货币、改变货币流通中的混乱状况，左宗棠命驻库车、阿克苏的帮办新疆军务大臣张曜筹办铸造货币，并从兰州“制造新式铜模，交张曜督局依法试制”，用压制法制造银币和铜币。光绪四年（1878）三月，库车善后局召集工匠78名，开始制钱。九月，阿克苏善后局召集工匠141名，也开炉制钱。库车所制红钱（仍称普尔钱）每枚重一钱三分，正面为“乾隆通宝”汉字，背面用满、汉文制“库车”二字。阿克苏所制红钱重一钱二分五厘，正面为“乾隆通宝”汉字，背面为满、维吾尔文“阿克苏”地名。二地所造钱皆为圆形方孔，为中国钱币系统。同时，在库车还铸造过一种“光绪银钱”的五分小银币，不过数量较少。后来，左宗棠说：这时制造的银、铜币“轮廓分明，字迹显朗，大小厚薄如一，与制钱相权，银为母，铜为子”，①流通效果还可以。
  左宗棠、张曜主持下的统一货币工作，限于当时的条件，只能是刚刚起步，货币发行数量既少，流通地区也不广。因此，光绪十年（1884）新疆建省后，刘锦棠在全疆范围内进行了更大规模的统一货币工作，决定把原只局限于在南疆流通的红钱（新普尔钱），大量铸造，推广到北疆地区，在全疆流通。
  光绪十年（1884）新疆建省后，废除了南疆地区长期存在的伯克制统治制度，大大缩小了伊犁将军的统治权限，全疆的统治制度与全国基本趋于一致。那么，在货币问题上，刘锦棠为什么不在全疆推行使用与内地一样的制钱，而要推广新疆所特有的红钱呢？对此刘锦棠向清朝政府作了两点说明：第一，由于10余年的战乱和外敌入侵，北疆地区原流通的制钱已经很少，加上铸造制钱的宝伊局早已不存在，新疆无大量的制钱供全疆使用；第二，也是最主要的，制造制钱的成本大大高于制造红钱的成本。“红钱五百文，计重四斤一两；制钱一千文，计重六斤四两。以钱合银，红钱五百文易银一两，制钱二千文易银一两，两相比较，制钱费铜多至两倍有奇。”这是因为在南疆地区，红钱一文长期抵制钱五文（这时为一比四）的缘故。在新疆铜价昂贵、铜源不足的情况下，铸造制钱的成本往往高于制钱价值的本身，而铸造红钱的成本则低于红钱价值本身，官府“尚属有赢”。清朝政府最后同意新疆“准用沿铸红钱，照常行使，一俟工商辐辏，物价日平，铜斤足供鼓铸，徐图改铸制钱，以为图一”。①
  刘锦棠在乌鲁木齐设立官钱局（宝新局），铸造红钱，在北疆地区流通。宝新局所需铜，除部分在乌鲁木齐附近山中采炼外，还从库车、拜城调运。据统计，宝新局每年铸红钱13200串左右，每串1000文，合26400挂，铸钱规模大大超过原伊犁宝伊局的铸钱规模（年1722串，折合红钱仅430挂）。另外，这一时期南疆的阿克苏局年铸红钱4000串左右，库车局年铸红钱11000串左右，喀什噶尔局年铸红钱2000串左右。这些新铸红钱，在天山南北流通，对于促进新疆货币的统一、商品经济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②
  但是，刘锦棠统一全疆铜币的工作也遇到不少困难。除技术、资金外，主要是在伊犁地区没能推行。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行政管理体制上的不顺；二是俄国的经济侵略。新疆建省后，伊犁将军虽然不再“总统”全疆军政事务，但由于清朝惯例，在伊犁地区仍有较大权力，新疆巡抚很难过问伊犁地区的事务，所置伊塔道也无法正常行使职权。伊犁将军色楞额等人不同意在伊犁地区流通红钱，刘锦棠也无可奈何；光绪八年（1882），俄国虽被迫把伊犁交还中国，但根据不平等的《中俄伊犁条约》，在伊犁地区仍有许多特权，经济方面的侵略更进一步深入，可以把含铜较高的红钱套购去，改铸“俄普”获利，如果在伊犁流通红钱，必将造成大量外流。③最后，清朝政府决定在伊犁地区仍流通制钱，所需制钱由陕甘拨送（共5万串）。据说这种制钱含铅量高，不易销毁重铸。伊犁当局为了推动制钱在当地流通，抵制俄国的“俄普”，还曾拨银56000两作为补贴。这样，刘锦棠统一新疆铜币的计划在新疆地区一直没能实现。
  2.铸造新式银元。
  我们知道，清代实行的是以银两为主、银钱并行的货币制度，在国家社会大宗的货币结算中，多以银两为单位。但是，白银的大小、重量、成色等很难确定，切割、熔合也不容易，再加上清代各地的秤又很不统一，因此白银在流通中十分不便，也往往给一些投机者以可乘之机。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早已开始铸大小、成色、重量一定，便于携带、识别、流通的银元以代替银锭或银块。清朝中、后期，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外国银元也流入内地各省。受此影响，内地一些省份在光绪朝以前就已经开始铸造银元。
  如前所述，在光绪初年收复新疆过程中，左宗棠、张曜等曾在库车、阿克苏铸造过少量类似阿古柏时期“天罡”的小银元（亦称光绪小天罡）。随后，喀什噶尔、和阗也铸造过类似的小银元。这一时期各地铸造的小银元，上面都有满、汉、维吾尔三种文字，已不同于阿古柏时期的“天罡”。不过，由于各种原因，各地铸造的这些“光绪小天罡”，大多比较粗糙，不但形状不规整，而且文字也有错，与近代意义上的银元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当时左宗棠曾想法改制，因成本过高而停止。
  光绪十年（1884）新疆建省后，在全疆推行红钱以统一铜币的同时，也仿照内地铸造银元。《新疆图志》卷三十五载：“（光绪）十五年，已设行省，巡抚魏光焘查有库车缠匠以敏解制机铸，拟仿东南各省行使洋银，委藩库大使刘承泽督工铸造银圆。每银百两，以五成配铸五钱、三钱重之银圆，以五成配铸为二钱重银圆。其法因乎天罡而规模较大，花样文字悉求精工。开铸之初，每月铸银七千两。”据此可知，新疆铸造的这批银元共有三种，由于是仿照内地银元铸造，自然属近代新式的银元。不过，这批银元仍有明显的新疆地区民族特色，正面用汉、满、维吾尔三种文字铸银元的重量和造币地点、时间。同时，这批银元背面有两条弯曲环绕的龙。据穆渊先生考证：“新疆这种盘龙图案的新式银元，在当时的中国实为首创。它比目前海内外钱币学界公认的中国最早的新式银元——广东‘龙洋’早了半年左右。”①
  由于银元在货币流通中的优越性，在这之后，新疆其他地区也先后铸造银元。光绪十八年（1892），喀什噶尔道疏附县维吾尔族上层人士库鲁班等三人，以当地群众使用银两不便为由，请求铸造银元。道员李宗宾命人试办，铸重一钱、二钱、三钱等三种银元。次年，又命人铸重五钱的银元。这批银元，均铸有汉、维吾尔两种文字，正面铸“光绪银圆”四个大字，正背面另铸有银元面值、铸造地名、铸造时间。银元四周有阿拉伯风格的对称叶状纹或九朵花图案。①
  光绪十九年（1893），阿克苏道员黄光达因当地兵民用银两流通不便，派人“设炉鼓铸银元”，由喀什调工匠10人，负责技术工作，“先铸造铜模，每元重一钱、二钱、三钱、五钱，分为四等”。此银元“一面铸光绪银圆几钱字样，另加阿城二字，以示区别，一面铸花草、中译缠文”。②从文字叙述看，阿克苏所铸银元与喀什所铸银元式样差不多。但是，据遗存实物看，二者也有区别，除时间、地名不同外，阿克苏银元上的“银圆”二字，改铸为“银元”，这在新疆还是首次。据载，阿克苏在不到一年时间里，共用银4万余两改铸银元，可见所铸银元数量不少。
  光绪二十九年（1903），新疆巡抚潘效苏鉴于喀什、阿克苏两地铸造银元效果良好，军民均感方便，乐于使用，命在省城乌鲁木齐（迪化）铸造银圆，“仿照喀什从前定章，每湘平银百两准除火耗五钱，铸成银元一百，实重以九十七两五钱为定，盈余二两，津贴匠工等费。其制造银圆轻重式样，亦照阿、喀两城旧章，分铸五钱、三钱、二钱三号，均匀搭用。最小一钱者毋需仿造。银元阳面中铸‘光绪银圆’四字，右铸‘迪化’二字，左铸‘几钱’二字。阴面中间仍缠文光绪银圆、迪化、几钱八字，左右铸花文环绕”。③
  光绪三十一年（1905），受内地的影响，新疆各地铸造的银元上不再铸阿拉伯风格的对称花纹，而改为左右弯曲的两条龙（故又称为“龙洋”），正面文字，也由原来的“光绪银圆”改为“光绪元宝”。汉、维吾尔文字铸造的地名、年代虽仍保留，但排列上也有变化。
  清朝灭亡前的宣统年间，新疆各地为解决财政困难，又铸造了样式各异的银元，如“宣统银圆”、“宣统元宝”、“宣统银币”、“饷银”、“银圆”等，另外还发现有少数带有英文的新疆造银元。
  总之，这一时期新疆铸造的银元，不但带有明显的民族、地区特色，如有维吾尔文和阿拉伯伊斯兰风格的花边图案以及仍采用旧的两、钱、分等单位计量（内地采用元、角、分等）等，而且品种式样也较多，既有省城铸造的也有地方铸造的。同时，由于新疆远离内地，银元铸造技术上也主要是采取土法铸造，一直到宣统末年在乌鲁木齐才出现机器制造的银元。
  据穆渊先生在《清代新疆货币史》一书中的估算（第176页），这一时期新疆制造各式银元共用银500万两以上，以每两可铸银圆2、3枚（包括五钱、三钱、二钱等）计算，至少在1100万枚以上。按当时新疆200万人口左右平均，每人所拥有的银元数目已相当可观。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新疆由于经济发展相对比较落后，又加上财政长期不能自立，因此在金融事业的发展上也相对落后于内地一些省区。咸丰、同治年间政治的动乱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停滞，特别是外来势力的入侵，更使新疆的金融事业遭到很大破坏。光绪初年清朝收复新疆后，特别是光绪十年（1884）新疆建省后，随着政局的相对稳定和经济的逐步恢复发展，新疆的金融事业经过整顿后也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在国内外的影响下，新疆金融事业在发展过程中，逐步、缓慢地向近代化的金融体制靠拢，这是过去新疆金融事业中从未出现的新气象。后来，虽然由于财政困难加剧出现一些问题，但新疆金融事业逐步近代化的趋势是明显的，也是无法改变的。

　袁大化等：《新疆图志》卷九十一，“敬陈新疆善后事宜折”。;　刘锦棠：《刘襄勤公奏稿》卷十三，“新疆暂难规复制钱折”。;　据穆渊《清代新疆货币史》书中的统计，建省后至宣统时期新疆共铸红钱为551338串，合551338901文。;　后来，红钱外流仍很严重。王树枏说：“新疆地接俄壤，钱质既佳，难保不流入外洋。不然全疆鼓铸钱文，就设省以后论，迄于今廿余载，年复一年，当必钱满为患。乌有此，此其所以为红钱不济之由来欤。”（袁大化等：《新疆图志》卷三十四）;　穆渊：《清代新疆货币史》，新疆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59页。;　袁大化等：《新疆图志》卷三十五载：“一面铸光绪银圆数字样，一面铸花草、中译缠文，以资认识，而杜剪边各弊。”;　袁大化等：《新疆图志》卷三十五，“食货四”。;　袁大化等：《新疆图志》卷三十五，“食货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