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图书馆

光绪、宣统年间晚清时期的新疆，虽然建省后在管理体制上有较大变化，但在财政支出上，与同治朝以前没有多大差别。在总的格局上，仍然是“军费最巨，行政次之，教育、民政、司法等又次之，官业、交涉、实业费最少”。③
  1.军费开支。
  光绪初年收复新疆过程中，在新疆作战驻防的刘锦棠、金顺、张曜等部，多达80余营，加上其他一些军队，总兵力有6万人左右。据统计，这些军队“年支实饷为四百二十余万两”，再加各军的后勤供应，即“采运出款二百余万，合计为六百余万两”。①这笔军费开支中，除曾任乌鲁木齐都统、伊犁将军的金顺一军由专饷另外协济外，其他皆由左宗棠一手经理。
  光绪十年（1884）建省后，新疆军制进行改革，军队经过整顿裁减，额定人数为3.1万人左右，所需军费开支也大为减少。
  刘锦棠奏称：光绪十一年（1885）至十三年（1887），新疆军制正进行改革整顿之中，新疆巡抚所辖各军，“岁需勇饷银一百九十万两，制办军装器械银十六万两，善后经费银十四万两，共银二百二十万两。又由四分平余项下，另拨旗营经费银十万两。实共岁需银二百三十万两”。②这时，伊犁驻军还没进行改编。据伊犁将军金顺奏称：“伊犁旗绿各营，应以一万五千人为定额。”③不过，据次年亲往伊犁视事的刘锦棠奏称：“查明伊犁营勇马步二十八营旗，员弁勇丁共一万五百余名”，④比金顺原奏定的名额少4500名。据光绪初年左宗棠奏，驻防新疆的张曜一军共14营，“每月应支正杂饷银三万七千二百八十余两”，⑤那么一年应开支军费约44.7万两。照此估算，金顺所部28营，一年应开支军费约90万两。同时，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所属军队每年还要开支军费约20万两（后裁军定为年银16万两）。这样，建省初年，新疆每年开支军费约银340万两，比建省前每年军费支出少了约240万两。
  到光绪十五年（1889）前后，新疆军费开支进一步有所减少。光绪十四年（1888），在谈到新疆巡抚所属军费开支时，刘锦棠说：由于改革兵制，“将防营一律裁併，奏设抚提镇标”，军费开支是：“官弁兵勇俸饷等项，岁需银一百五十六万两，计减银三十四万两；添制军装器械岁需银十万两，计减银六万两；善后经营岁需银七万两，计减银七万两；两旗营俸饷等项需银六万五千两，计减银三万五千两。”⑥那么，到光绪十四年（1888）时，新疆巡抚所属驻军每年军费开支为179.5万两，比上年节省银50.5万两。这时，伊犁、塔城两地的军队也进行了整编。伊犁驻军由金顺原奏定的28营、1.5万名，压缩整编成马队9旗、步队13旗，“七千余名”。①由于军队人数减少了一半，因此军费开支每年也减半了一半，约为45万两。同时，塔城驻军由于裁减年军费开支也只有15万两左右。这样，到光绪十五年（1889）时，新疆整个军费开支已减少到年约230万两。
  到光绪二十二年（1896）时，新疆的军费开支为：新疆巡抚所属各军的“俸饷银一百五十六万两，军装器械银十万两”，“古城旗营经费银六万五千两”。伊犁将军所属各军的“俸饷银二十四万六千两，军装器械银二万两”。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所属各军的“俸饷军装器械驿站经费银十二万七千两”，②共约为211.8万两。
  光绪二十三年（1897），特别是二十五年（1899）以后，由于新疆协饷收入出现越来越多的欠额，新疆财政出现大的赤字，驻军官兵的俸饷往往拖欠不发，因此这时的军费开支已很难有一个准确的统计数字。但有一个趋势则是必然的，在新疆因财政困难无银可支的情况下，军费开支的绝对数额也必将大大减少。仅从新疆驻军的数量上也可以看出这种趋势。例如新疆巡抚所属军队，建省初定额“马步一百一十一营旗，统共计二万八千余人”，但由于军费不足，屡次裁军节银，到光绪末年时只剩有不足“二万人”。③又例如伊犁将军所属各军，建省后经刘锦棠整编为“七千余名”，即“旧新满营及四爱曼兵额六千八百名，军标弁勇一千余名”，后经裁减，到光绪末年时，“共存满蒙标练兵勇六千二百余名”。④再例如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所属军队，光绪十四年（1888）“遣撤员弁勇夫共八百员名”，剩余的“精壮步队勇丁五百名，作为绥靖中营，精壮马队勇丁三百名，作为绥靖前后两营”，⑤一次即减少人员一半以上。军队的大量裁员，反过来又可以节省许多军费开支。
  光绪十年（1884）建省后，新疆因军制改革、整编军队使新疆的军费开支逐年有所下降，这对于缓解新疆的财政困难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到了后来，为了节省军费开支、解决财政困难而大量裁军，致使新疆原来额定的军队人员也达不到，甚至大量缺员，大大削弱了新疆的军事力量，既不利于新疆政局的稳定，更不利于中国西北边防的巩固，其后果是十分严重的。
  2.行政费开支。
  在光绪初年收复新疆过程中（一直到建省时），如前所述，在清朝政府重新治理的地区，均由左宗棠在各地设立的善后局管理各种行政事务。善后局是一种临时性的统治机构，其成员也多由左宗棠从军营派往，因此各地善后局官员的俸、养廉及其他开支银两，皆从西征军费中统一开支。例如刘锦棠在谈到新疆建省前的“善后”费用时，总是与军事费用并列在一起，均算为协饷由内地拨解。光绪八年（1882），刘锦棠奏：“臣自光绪六年冬奉命督办新疆军务，准大学士前任陕甘督臣左宗棠移交关外各营、局，年需军饷暨善后、采运各项经费银三百七十余万两。”在谈到当年他所属开支时，也是二者并计的：“臣部现存马步四十八营，总计勇饷、局费并哈密以西文武官员廉、俸及兵役、书吏、军台、驿站各项，应发经费，年需银二百七十余万两。”
  光绪十年（1884）新疆建省后，各道、府、厅、州、县机构相继设立。这些治理机构，皆为国家正式机构，官员由清朝政府正式任命，其各项行政费用开支也列入国家正式财政预算开支中。这笔行政费用开支，在新疆建省后的财政开支中，是仅次于军费的第二项重大费用开支。
  光绪十三年（1887）八月，刘锦棠在奏报新疆巡抚所属行政费用开支时说：“文职养廉银五万六千六百两，公费银一万七千九百二十两，加增公费银一万一千七百八十两，俸银三千三百八十余两，节役工食银七万六千五百一十余两，驿站夫马工料银一十万五千一百九十余两，……又岁需祭祀银二千三百八十余两。通共岁需银二十七万三千七百六十余两。零星杂支，尚不在内。”①这里还需说明几点：第一，光绪十三年（1887）时，伊塔道还未设置，因此伊犁、塔城两地的行政费开支还未计算在内；第二，镇迪道事务在新疆建省前属陕甘总督管辖，行政费用也由陕甘总督衙门支领。建省后，镇迪道改归新疆巡抚管辖，因此行政费用也由新疆省库支领；第三，建省后，乌鲁木齐设巡抚衙门、布政使衙门（按察使一职由镇迪道员兼），以及镇迪道、迪化府等衙门，仅这些机构每年行政费即将用银四五万两；第四，当时列入新疆行政费用开支的还有其他应属军费开支的少部分银两，例如：驻乌鲁木齐军队中上层将领的养廉银和俸银，从乌鲁木齐等地迁往古城安置的满营官兵的俸饷银等，不过，这部分开支不久即被转入军费开支中去。
  按清朝惯例，各省的行政费用，一般应从本省的财政收入中去解决。新疆建省后，本地的收入主要是田赋和其他税收。据刘锦棠光绪十三年（1887）八月奏：新疆建省后，经布政使魏光焘清理整顿，新疆各地的财政收支有了一定的规章可循。每年的财政收入是：“通省田赋已垦熟地，岁征本色粮二十万三千二十余石，本色草一千三百九十五万八千二百余斤。粮以上下两色合计，并本色草束，约抵银十余万两。粮草折色银五万四千余两。地课银三千六百余两。此外杂税，如磨课房租税、契性税等项，并无定额，每岁约征银三万六七千两。南路试办土产货税，及哈密、古城设局抽收百货税，每岁亦约三万两之谱。通计岁入银不过三十万两上下。”①
  照刘锦棠所奏，新疆赋税收入不但可以满足行政费用的支出，而且还略有节余。但是，实际情况远非如此。刘锦棠对此也作了解释：新疆本地财政收入中数额最多的是田赋，但田赋中大部分征收的是本色粮、草，只有当这些粮、草被当地驻军领用购买时，才能变成可供支出的银两。而“新疆地方辽阔，各城相距甚远，断不能概行变卖，致仓廪空虚，缓急莫持，是有额之款，只折征粮草、地课两项银五万七千余两，其余税课增减无常”，皆靠不住。因此，新疆的赋税收入远不抵行政费的开支，二者“以入抵支，仍不敷银一十五万两有奇”。②超出的部分，刘锦棠不得不请求清朝政府将其并入军饷内，由内地作为协饷拨解。
  以后，随着新疆省各级统治机构的完善和增加，新疆行政费的开支也不断增多。其中主要有两次：
  光绪十二年（1886），刘锦棠奏准，增设伊塔道，管辖伊犁、塔城两地行政事务。伊塔道员驻伊犁，下辖伊犁府、塔城直隶厅、精河直隶厅以及绥定县、宁远县、博罗塔拉巡检等机构。其行政费开支办法是：“所有拟设各官，应需养廉公费，应请悉照新疆现行章程支给，仿照定章均准加给公费，以资办公。”③
  光绪二十八年（1902），巡抚饶应祺奏：新疆建省“迄今已十有八年，土户客籍，生齿日繁。……揆之今日形势，非增设厅、县，升设郡守，不足以宏治化而安边氓”。①经清朝政府同意，这次各地机构升调幅度较大，“凡升设府三，改直隶州一、州一，增厅一、县九、分县二”。②这些增、升、调的各级机构，行政开支办法是：“升设之知府，即仿照焉耆府例，仍旧征收钱粮管理讼狱，即以该直隶州旧有之养廉移为知府养廉。直隶厅改直隶州与知府亦然，其缺均优，原准公费悉行裁减。增设、分设之县，即以该州县原有之公费移作养廉。……其余有应添廉俸及县丞典史俸薪、书役工食、修理衙署仓廒监狱经费，拟仿照内地经征钱粮例，加收耗羡，酌留动支。”③
  另外，还根据各地实际情况，在光绪十年（1884）建省后，陆续设立了一些地方机构。例如光绪十二年（1886）增设的乌苏直隶厅等。④这些新增加机构的行政费开支数额虽然还不知道，但到光绪末年和宣统时期，新疆行政费的开支有较大的增加是没有疑问的。
  3.教育费开支。
  中国历来就有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清朝虽以武力定天下，但一旦巩固了在全国的统治，仍比较重视文化教育，在各省、县都设有专管文化教育的学政、训导等官吏。18世纪中期清朝政府治理新疆后，一些有识之士，为了培养人才，在各地开办了各种学校，从事各类性质的教育活动。在北疆汉、回、满等族军民生活的地区，普遍设立有“营学”、“乡学”、“义学”等。在南疆维吾尔族集中生活的地区，则设有专门学习伊斯兰经典的“经文学校”。这些学校，虽然也为新疆培养了一些人才，但总的来说，数量比较少，学习内容、方式比较落后。因此教育经费在整个新疆的财政开支中也只占有很小的比例。
  光绪初年，在清军收复新疆、办理地方善后工作中，左宗棠提出由官府出钱，在南疆召维吾尔儿童进学校学习汉语、汉文的主张。左宗棠说：“新疆戡定已久，而汉、回彼此杆格不入，官民隔阂，政令难施，一切条教均籍回目传宣，壅蔽特甚。将欲化彼殊俗，同我华风，非分建义塾，令回童读书识字、通晓语言不可。”学习的内容，由浅入深，先学《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等，再学《孝经》《小学》等，最后学《六经》，并同时学习汉文书法。据光绪六年（1880）四月左宗棠奏报，新疆“兴建义塾已三十七处”。①继左宗棠之后，刘锦棠主持新疆军政事务，对教育仍比较重视，使新疆的“义塾”（又称“义学”、“学堂”）扩大到南北疆各地，其总数也增加到“七十七堂”。刘锦棠为鼓励儿童入学，还制定了鼓励措施，对学习成绩良好者，由官府考核后，给予“生监顶戴”，②以备以后启用。左宗棠、刘锦棠在各地兴办“义塾”开支的费用，都作为军费中的“善后经费”作正报销。具体是每所“义塾”中，“塾师一员，月支薪水银二十两，加给津贴硃墨油烛银四两。又每塾师准给跟丁一名，日支口食银一钱。每塾塾童十五六名至二十名不等。所有各塾童应需书籍，均由后路各台局购运散发，所需纸笔墨砚，均由各城局就地按照时价购发应用”。③照此估算，每所“义塾”仅“塾师”即老师一名，年支银就达288两，加上学生的费用，每年总支银300两以上。刘锦棠奏称，建省前全疆有“义塾”77所，那么全疆一年教育费开支总数当在银23000两以上。
  光绪十年（1884）新疆建省后，各地“义塾”继续举办。据刘锦棠于光绪十二年（1886）奏报：“行之数年，渐知向化。……近日乡民竟有带领子弟，恳求入塾者”，可见，办学的效果还是明显的。许多入学的维吾尔族儿童经过学习后，“多能诵习经书，讲解文义”，④为新疆培养了一批少数民族人才。同时，随着新疆建省的完成，各地都设立了专门管理文化教育的官员，更使全疆的教育走上正轨。值得一提的是，为了培养外交翻译人才，光绪十三年（1887）还在乌鲁木齐设立“俄文馆”。关于建省后教育费的开支数额，当不会少于建省前的教育费数额。
  光绪末年和宣统年间，在举办的各种“新政”中，废科举、办学堂是一个重要内容。这一时期仅在省城乌鲁木齐兴办的比较著名的学堂有：省官立法政学堂，省官立实业教员讲习所，省官立中学堂，省官立初级师范学堂，省官立巡警学堂，省官立中俄学堂，省官立将弁学堂，省官立陆军小学堂，另外还有迪化府兴办的学堂2所和迪化县兴办的小学堂25所。据《新疆图志》卷三十九载，这一时期全疆共兴办的各类学堂多达600余所。这些学堂中，虽然其中有个别名不符实，但多数还是办得可以的，特别是由省、府、州、县官办的学堂，为新疆培养了不少人才。这些学堂经费的来源，主要由官府拨款和就地筹款两部分，但不管怎样，其总数加起来，当是一笔可观的数额。对此，《新疆图志》卷七十九中有较翔实记载。这里仅举几例：光绪三十二年（1906）兴办的官立省法政学堂，学员60名，年开支银12363两；宣统元年（1909）兴办的省立实业教员讲习所，学员120名，年开支银17534两；光绪三十三年（1907）兴办的省立陆军小学堂，学员270名，年开支银19000余两；宣统元年（1909）兴办的省立巡警学堂，学员105名，年开支银19470两；宣统二年（1910）伊犁兴办的满营两等小学堂，学员50名，年开支银2885两；迪化府兴办的2个学堂，官府财政拨款年银3360两，就地筹款4744两；迪化县兴办的25所学堂，学生262名，官府财政拨款年银6803两，就地筹款5653两。
  总之，晚清时期新疆的教育费开支，随着建省后教育事业的发展，数额越来越大。特别是举办“新政”后，随着新疆近代学堂的兴建和教育的进一步普及，新疆教育费的开支更多，在新疆整个财政开支中所占比例自然也越来越大。
  4.实业费开支。
  光绪初年清朝政府重新治理新疆后，除了为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投入大批资金外，为了恢复牧业生产和发展其他方面的生产，也曾投入了部分资金。在光绪末年至宣统年间，为了创办“新政”，发展新疆的工商业，新疆更投入了不少资金。在这些资金中，许多都是从新疆财政中拨给。例如：
  光绪二十年（1894），伊犁将军长庚奏准：“拨经费银七万二千两，购买孳生马、羊”，①交给当地穷苦的蒙古军民牧放，一方面解决他们的生计问题，一方面恢复当地的牧业生产。
  光绪二十三年（1897），巡抚饶应祺从内地购买“制造火弹、银圆、红钱机器，分别筹款立案”，②这笔款从新疆财政中支出。一直到民国初年，这些机器还能使用，“专制步枪、野炮所需之弹子”。③
  光绪二十八年（1902），喀什噶尔道员袁鸿佑，仿内地之法开采金矿，“官商合资”，设立公司，“由公家认筹股金二万两”。④在这之前，巡抚饶应祺在塔城喀图山与俄国人合开金矿，也由官方投入银10万两作为股本，后亏损停办。光绪二十九年（1903）巡抚潘效苏又设立宝新公司，“拨官本万余金”开采喀图山金矿。①
  光绪三十二年（1906），伊犁将军长庚看到吐鲁番每年产棉花数百万斤，“俄人购运织布，仍售中国，获利无算”，便打算在吐鲁番设立纺织厂，“购办机器，设局自制，以挽利权”。②这项计划后来虽未能全部实现，但曾投入过不少资金。同年，巡抚潘效苏为开采提炼独山子的石油，从俄国订购了机器设备，聘请技术工人。后虽因技术不过关效果不理想，但也投入了一些资金。③
  光绪三十四年（1908），伊犁创办“官商合资制革有限公司”。这个公司在伊犁将军长庚支持下，“专制各项皮张，运销中俄各处，议定成本银25万两，官股一半，该商自认一半”。这里的“该商”，指原籍阿图什，这时在伊犁经商致富的维吾尔人玉山巴依。“官股”，即从伊犁当局的财政中支付。这个公司经办的“伊犁玉山巴依制革厂”，从德国购买了机器设备，聘请了外国工程技术人员，很快投入生产，生产效益不错，一直存在到1949年以后，为近代新疆首家比较成功的民族工业。
  5.其他临时性开支。
  在新疆的财政开支中，还有其他一些临时性的费用支出。这些钱款加起来，数量也相当可观。例如：
  光绪十二年（1886）新疆建省后的第三年，乌鲁木齐定为省城，但因遭战乱破坏，乌鲁木齐原有的巩宁、迪化两城几乎已成废墟。为此，刘锦棠等向清朝政府申请专款银92200余两，进行乌鲁木齐城的重建，其中修建城池“应用银六万三千二百余两，又创建抚臣衙署估银二万九千余两”。④在这同时，对各地被破坏的城池衙署也进行了大规模的修建。由于开支过多，刘锦棠一再向清朝政府申请专款以供开支。光绪十三年（1887），刘锦棠一次用银37.4万余两，整修各地城池衙署。据他奏报，共“城工十三起、衙署十五起”，“共用营工三百数十万”。刘锦棠说：在修建各地城池衙署中，由于动员了各地的驻军参加劳动，“节省银五十余万两”，以上开支，只是施工所必需的材料、民工费用。⑤
  光绪十一年（1885），伊犁因金顺管理不善而发生兵变，刘锦棠奉命赴伊犁办理善后。清朝政府为此拨专款银30万两，让刘锦棠带往伊犁，作为当地军队整编费。后来，因军事需要，清朝政府也曾多次拨专款以供急用。
  光绪十八年（1892），新疆准备架设电线，开展电报业务，共需银约16万两左右。这笔钱经巡抚陶模奏准，由北京户部拨专款“银一十万两，交李鸿章派员购办电器”，另外由新疆从征收的赋税中自筹银5万两，由沿途各州县“预采材料以备取用”。①次年新疆有线电报建成，为了维持日常费用，陶模从新疆财政中每年提“银二万七千余两”，以供开支。②
  光绪十九年（1893），新疆为了安置蒙古棍噶扎拉参部众于乌苏，特“由善后项下拨给经费银四千两”，③整修当地佛殿寺庙，供蒙古群众进行宗教活动。
  综上所述，晚清新疆财政支出状况，与同治朝以前财政支出状况没什么大的区别，庞大的军费开支压得新疆财政喘不过气来，使新疆不可能有过多的财力从事经济、文化的建设。光绪末年到宣统年间，由于“新政”的兴办，新疆虽然从困难的财政中拿出部分钱发展实业，兴办教育，但由于种种原因，其效果却比较有限。

　《清朝续文献通考》卷六十八。;　王宏志：《平定西北回乱粮饷之筹划与转运研究》，台湾正中书局，民国61年（1972年）。;　刘锦棠：《刘襄勤公奏稿》卷十四。;　奕诉等：《平定陕西甘肃新疆回匪方略》卷三一八。;　刘锦棠：《刘襄勤公奏稿》卷十。;　左宗棠：《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四十五。;　刘锦棠：《刘襄勤公奏稿》卷十四。;　刘锦棠：《刘襄勤公奏稿》卷十；《清德宗实录》卷226，光绪十二年四月辛未。;　陶模：《陶勤肃公奏议遗稿》卷四。;　袁大化等：《新疆图志》卷一〇五。;　马亮、广福等：《伊犁将军马广奏议》光绪二十九年。;　《清德宗实录》卷252，光绪十四年正月辛巳。;　刘锦棠：《刘襄勤公奏稿》卷十三。;　刘锦棠：《刘襄勤公奏稿》卷十三。;　刘锦棠：《刘襄勤公奏稿》卷十三。;　刘锦棠：《刘襄勤公奏稿》卷十二。后来，由于伊犁将军的干扰，伊塔道行使职权受到限制。;　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卷一七五，中华书局，1958年。;　袁大化等：《新疆图志》卷一。;　袁大化等：《新疆图志》卷一〇五。;　袁大化等：《新疆图志》卷一〇五。;　袁大化等：《新疆图志》卷九十七。;　刘锦棠：《刘襄勤公奏稿》卷三。不过这一措施因清朝政府不同意而未实行。刘锦棠采取了其他鼓励措施。;　刘锦棠：《刘襄勤公奏稿》卷三。;　刘锦棠：《刘襄勤公奏稿》卷十一。;　袁大化等：《新疆图志》卷二十八。;　《清德宗实录》卷404，光绪二十三年四月庚辰。;　谢彬：《新疆游记》，新疆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59页。;　袁大化等：《新疆图志》卷二十九。;　袁大化等：《新疆图志》卷二十九。;　《清德宗实录》卷568，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　《新疆文史资料选辑》第五辑，新疆人民出版社，1980年。;　刘锦棠：《刘襄勤公奏稿》卷十。;　刘锦棠：《刘襄勤公奏稿》卷十三。;　陶模：《陶勤肃公奏议遗稿》卷二。;　陶模：《陶勤肃公奏议遗稿》卷三。;　陶模：《陶勤肃公奏议遗稿》卷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