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图书馆

为了缓解严重的财政困难，新疆各地除加紧对各族农民群众的赋税征收、搜刮钱财外，便是赶铸大面值的钱币，滥发“当百、当五十、当十、当五大钱”等事便层出不穷，以解燃眉之急。
  早在道光八年（1828）平定张格尔之乱中，清朝政府从内地调集数万军队进入南疆地区，并筹集数百万银两作为军费运往南疆地区，从而造成这一地区一时的“钱贵银贱”的现象。为了解决南疆一时出现的“钱贵银贱”现象，那彦成就提出在阿克苏等地铸造“当十”面值的大额红钱（新普尔钱），供官兵使用。那彦成的做法，虽然缓解了南疆暂时出现的“钱贵银贱”矛盾，但却开创了清代新疆铸大钱的恶劣先例。不过，道光八年（1828）所铸的大钱，数量不多，流通时间也比较短，因此对新疆金融市场的冲击不大。
  但是，咸丰朝以后新疆各地铸造的大钱，不但面值越来越大，数量越来越多，而且流通时间长、流通范围广，对新疆金融市场的冲击就非同一般了。
  咸丰五年（1855），叶尔羌参赞大臣常清奏称，为了解决协饷不足、财政困难，提出在南疆地区实行“折征加铸，以济兵饷”的建议。对这里的“加铸”钱币，清朝政府在上谕中说：“至加铸原以裕饷。叶尔羌所属，及乌什、喀什噶尔两城，既经采有铜苗，可资鼓铸，应令该大臣，商同各城大臣，广行开采，加炉鼓铸各项大钱，分成搭放兵饷，以济银两之不足。”①从此，在南疆地区铸造大钱不仅合法化，而且越来越严重。
  咸丰六年（1856），乌鲁木齐都统倭什珲布奏称：“满洲营支放五成兵饷，拟搭大钱。”②咸丰八年（1858），倭什珲布又奏称：要乌鲁木齐的“宝迪局鼓铸大钱”，③发放给当地的军民百姓。这样，“铸大钱”就从南疆地区进一步扩大到北疆地区，使“大钱”的流通范围进一步扩大。
  在这一时期，南疆的库车、阿克苏、喀什噶尔、叶尔羌等地，在咸丰、同治年间，都铸造了大量的“当十”、“当五十”、“当百”大面额的红钱。据《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等书载：④咸丰三年（1853），阿克苏首先铸“当十”钱（重一钱五分），“当五十”钱（重二钱五分）。咸丰四年（1854），叶尔羌开始铸“当十”钱（重一钱九分）、“当五十”钱（重五钱）、“当百”钱（重一两）；同时，阿克苏也开始铸“当百”钱（重六钱五分）。咸丰五年（1855），喀什噶尔开始铸“当十”钱（重一钱五分）、“当五十”钱（重四钱二分）、“当百”钱（重六钱五分）。咸丰六年（1856），库车开始铸“当十”钱（重一钱五分）、“当五十”钱（重四钱二分）、“当百”钱（重六钱五分）。在流通制钱的北疆地区，受同期内地铸大钱的影响，从咸丰三年（1853年）开始也铸造了大量的大面值制钱。伊犁宝伊局铸“当十”钱（重一两四钱）、“当十五”钱（重八钱）、“当百钱”（重一两四钱）、“当千”钱（重二两）。乌鲁木齐组建钱局（宝迪局），除铸“当十”钱（重二分）、“当五十”钱以外，还铸“当八”、“当八十”两种钱。另外，由于铜源不足，伊犁这一时期还铸过以铁为原料的“当十”、“当五十”大钱。
  新疆各地滥铸大钱，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物价上升、货币贬值，最终受害的还是各族军民，也极大地破坏了新疆经济的发展，是导致同治三年（1864）新疆各族农民群众暴动的重要原因之一。

　《清文宗实录》卷158，咸丰五年二月己亥。;　《清文宗实录》卷208，咸丰六年九月戊寅。;　《清文宗实录》卷272，咸丰八年十二月辛酉。;　转引自董庆煊：《新疆近二百年钱币图说》，《新疆金融》增刊，198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