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图书馆

下面，就这一时期新疆出现的以维吾尔族农民群众为主的垦荒种地高潮本身，及这一时期新疆农垦事业继续获得发展的有关问题，作一些探讨。
  如前所述，道光十年（1830）在相继平定张格尔、玉素甫之乱后，清朝政府为了加强南疆地区，特别是南疆西四城地区的防御力量，维护这一地区的社会稳定，决定仿照天山北部乾隆中期迁徙内地军民屯田生产的做法，在南疆西四城迁徙安置内地农民群众垦荒屯田，实行传统的“寓兵于农”的屯垦政策，这便有了喀什噶尔地区的喀拉赫依和叶尔羌地区的巴尔楚克两地的垦荒种地活动。后来，虽然因各种原因这两地的垦荒种地活动不太成功，没有达到预期目的，但却是后来全疆各族军民，特别是天山南部维吾尔族农民群众垦荒种地高潮的前奏。不过，在道光二十年（1840）前后，新疆特别是天山南部维吾尔族地区之所以重新出现新的垦荒种地高潮，其原因却比清朝政府原来的想象要深刻得多。
  我们知道，在古代农业生产技术较为落后的情况下，我国农业生产中粮食的单位面积产量长期没有大的提高。清代新疆也同样如此，粮食亩产长期在100斤左右徘徊。①在这种情况下，人口的增加必然造成粮食供应的紧张，从而使原有的耕地不足。为了生存，无地或少地的农民群众便不得不另外开垦荒地，扩大耕地面积。道光二十年（1840）前后，新疆特别是天山南部维吾尔人地区兴起的垦荒种地高潮，便是我国古代农业生产中这种情况的重复和反映。
  关于清朝政府治理后新疆人口增长的情况，已有人做过一些工作。苗普生在《清代维吾尔人口考述》中说：“清初维吾尔族人口约计24万左右，即便再加上逃避赋役而隐匿的户口，也不会超过25万”，到道光十一年（1831）时，维吾尔族人口“达65万左右”。②在清朝政府治理新疆的约70年中，维吾尔族人口增加了约1.5倍。同期，新疆其他民族人口也有大幅度增加。以汉、回、满等族为主的乌鲁木齐地区为例：乾隆四十年（1775）时，各族军民总人口不到20万；到道光六年（1826）时，总人口已达约32万，③在50余年中增加了约0.6倍。伊犁地区的人口，除维吾尔族以外，据乾隆四十年（1775）成书的《伊江汇览》所载统计，约为7万人。到道光元年（1821），据《新疆识略》所载统计，增加到约10万人，也增加了约0.5倍。另外，再以哈密、吐鲁番两地维吾尔人口的增长为例。哈密、吐鲁番是清朝实行札萨克制度统治的地区，生产方式比较落后，维吾尔农民群众也比较穷苦，人口自然增殖应比较缓慢一些，但实际情况却不全这样。据《西域图志》卷三十三载：哈密“回民一千九百五十户，一万二千一百六十三名口”。同期，椿园在《西域闻见录》中也说，哈密维吾尔“寡弱不满二千家”。①可是，到道光二十二年（1842）林则徐被遣戍赴伊犁路过这里时，哈密“城内及附近回民约万余户”，②总人口达5万人左右，近70年中人口增加了约5倍。关于吐鲁番维吾尔人口增加的情况，据光绪十七年（1891）赴乌鲁木齐路过这里的陶葆廉说：“乾隆二十一年，缠回自瓜州西还，只八千余口。道光十二年，有二万一千余口。”③在70余年中，人口增加了1.5倍以上。这些都说明，清朝政府治理新疆后，由于社会基本保持了较长期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新疆人口一直都保持着较高的增长速度，特别是维吾尔族，人口自然增殖的速度更快。
  人口的迅速增加，对粮食需求的大量增多，使耕地不足的矛盾日益突出。这种情况，在清代文献中也不断反映出来。乾隆五十四年（1789），距从南疆各地迁徙维吾尔农民群众到伊犁屯田仅20余年，伊犁将军保宁便奏称，伊犁维吾尔人“生齿日繁，增垦地亩，情愿加交粮四千石”，便发生因人口增加而另要开垦土地安置的问题。又过了15年，到嘉庆九年（1804），伊犁将军松筠又奏称，当地维吾尔“生齿倍加，请将遣屯等处地亩拨给回子耕种”。④到道光二十年（1840）前后，又过了近40年，照此自然增殖速度，人口对土地的压力必然更大。在南疆地区，清朝当局于乾隆四十一年（1776）在阿克苏、赛哩木、拜城等地，“共查出二千六百十八户”“余丁”。⑤这里的“余丁”，就是长大成人后无地耕种的维吾尔族农民群众。当年，在叶尔羌、和阗也查出“成丁余口一千六十七户”，在库车、库尔勒、布古尔、沙雅等地，都查出众多的“成丁余口”。⑥在清朝政府治理新疆不到20年时，南疆维吾尔族地区已出现大批因人口增殖而无地可种的农民群众。以后，由于人口基数越来越大，人口绝对数额的增长速度也越来越快，对土地的压力更大。嘉庆十八年（1813），伊犁将军松筠在奏折中说：“查各城回子，生齿日繁，原种田亩收获交差之外，其孳生人口难于养赡”，①建议开垦新的荒地以解决耕地不足的问题。道光八年（1828），那彦成在南疆维吾尔族地区清查“私垦地”时也说：“回户生齿日繁，远近回庄多有私垦地亩”。②这些都说明，维吾尔族地区人口的迅速增长是该地区垦荒活动一直持续不断的主要原因。
  在以汉、回族军民为主的乌鲁木齐地区，乾隆朝后期由内地有组织、大规模迁徙农民群众到这里屯田生产基本停止以后，人口的增长主要也是自然增殖的结果。随着时间的推移，清朝政府治理新疆初期移居这里屯田生产军民的子弟逐渐长大成人，如前所述，其中的大部分也像他们的父辈一样务农生产。在乾隆朝后期，乌鲁木齐地区已经出现众多的“眷兵子弟分户”、“本处招募户民”认垦土地的情况。③到嘉庆、道光时期，先期到这里屯田生产的各族军民的第三代、第四代都已长大成家，人口更是有较大增加，耕地不足的矛盾也更为突出。据《三州辑略》卷三“赋税”载，在从嘉庆元年（1796）到嘉庆十一年（1806）的10余年中，乌鲁木齐地区除奇台、宜禾新安置少数“商民”屯田外，在其他各州、县新招集安置的770户屯田“民户”中，全都是从“本地招募”的。这些新认垦土地的民户，绝大部分即是因人口自然增殖而无地或少地耕种的新增人口。
  上述情况表明，在生产力较为落后的情况下，人口的增加是促进耕地面积扩大，从而带动农业生产发展的有力杠杆，而新疆长期大量可耕荒地的存在，又为各族农民群众持久不断地开垦土地提供了可能。二者结合起来，便出现了清代新疆农垦事业的不断发展，并获得显著成效。也正因如此，有清一代，新疆的农业生产，虽然在人均占有粮食和人均占有耕地方面一直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但单位面积产量却一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农业生产的发展，主要表现在耕地面积的不断扩大，而不是依靠精耕细作和提高单位面积产量。④

　齐清顺：《清代新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载《西北民族研究》1988年第2期。;　苗普生：《清代维吾尔人口考述》，载《新疆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　齐清顺：《清代新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载《西北民族研究》1988年第2期。乾隆四十年后，从内地有组织地大规模迁移人口到这一地区屯田生产已基本停止，增加的人口主要为自然增殖人口。;　椿园：《西域闻见录》卷一。;　林则徐：《林则徐集·日记》，中华书局，1984年。;　陶葆廉：《辛卯侍行记》卷六。;　祁韵士：《西陲总统事略》卷七，“回屯”。;　《清高宗实录》卷1010，乾隆四十一年六月丙午。;　《清高宗实录》卷1015，乾隆四十一年八月己未。;　松筠：《新疆识略》卷三，“南路舆图”。;　曹振镛等：《平定回疆剿擒逆裔方略》卷六十一，道光八年三月戊辰。;　佚名：《乌鲁木齐政略》，“户民”。;　详见齐清顺：《清代新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载《西北民族研究》1988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