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图书馆

乾隆二十四年（1759）大小和卓叛乱失败后，大和卓波罗尼都有一子萨木萨克流亡于中亚的浩罕、布哈拉等地。清朝政府曾多次要求浩罕引渡萨木萨克及其他和卓后裔，但均遭浩罕统治者拒绝。乾隆朝后期，萨木萨克长大成人，不断派人进入南疆，在维吾尔人中寻求支持，阴谋作乱。嘉庆时期，萨木萨克的几个儿子也逐渐长大成人，活动更为频繁，多次派人进入南疆，煽动自己的支持者作乱。但是，由于当时清朝防守严密，和卓后裔的上述活动均未引起严重后果。萨木萨克死后，遗有三个儿子：玉素甫、张格尔和巴布顶。特别是老二张格尔，野心极大，活动能力也较强，在浩罕支持下，从嘉庆末年便不断带领追随者进入卡伦，袭扰作乱。在从嘉庆二十五年（1820）到道光八年（1828）的9年中，先后4次率众入卡作乱。特别是道光六年（1826年）至道光七年（1827年）张格尔的第三次作乱，时间长、规模大，不但完全攻占了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叶尔羌、和阗等南疆西四城，而且波及南疆东四城的阿克苏、乌什等地。乱军所到之处，烧杀抢掠，使当地经济遭受严重破坏。清朝政府从全国抽调军队4万余名，几乎动员了全国的人力物力，才平定了张格尔的作乱，最后活捉张格尔，押解至北京处死。但是，在平定张格尔之乱后不到两年，即道光十年（1830），南疆又发生浩罕扶持张格尔之兄玉素甫的作乱。浩罕军队数万人入侵南疆，攻城略地，烧杀抢劫，先后攻占喀什噶尔、英吉沙尔两地的回城，使当地经济再次遭到严重的破坏。清朝政府为此不得不再次出动军队、筹集经费进行平乱。
  和卓后裔张格尔、玉素甫之乱及浩罕军队的入侵虽然皆被清军平定和击退，但也暴露了清朝政府在南疆地区治理中的一些问题。在痛定思痛之后，清朝政府中有人开始反省过去在南疆实行的一些治理政策，并提出了许多改进的措施。例如，当时派往南疆办理平定张格尔之乱善后事宜的直隶总督、钦差大臣那彦成就建议：对新疆各级官员实行更严格的考核制度，以阻止官员的违法乱纪和贪污腐化；维吾尔族中的伯克仍实行严格的回避制度，防止其结党营私和盘剥维吾尔农民群众；增加新疆官员的养廉银，以减少他们的非法收入；没收浩罕商人财产、驱逐浩罕商人，防止在浩罕入侵或和卓后裔作乱时他们内应为乱，等等。
  但是，张格尔、玉素甫等人在南疆作乱一再得逞于一时一地的原因，重要的一点，则是清朝政府长期实行的“北重南轻”的治理政策造成的。如前所述，清朝政府治理新疆后，军队绝大部分驻防天山北部，天山南部只有少量的定期换防部队，军事力量较弱。另外，对内地到新疆屯田生产的汉、回等族农民群众，清朝政府只准他们到天山北部安家落户，而不许他们到天山南部；即使内地商人到天山南部贸易，也不许携眷长住。这种民族隔离的治理政策，削弱了清朝政府在南疆地区治理的基础。为了加强南疆地区的防御力量和治理基础，驻喀什噶尔的扬威将军长龄建议应该像天山北部那样，实行“屯田之法”，寓兵于农，在南疆召集安置内地军民屯田生产。清朝政府对长龄的建议大加赞许，在谕旨中说：“如试种有效，皆知地利可守，安家者渐多，有愿入伍者，即准其充食名粮。收一眷兵，即撤一换防兵额。其防兵在戍既久，有自愿徙眷安家者，亦听其便，数年之后，可成一半眷兵一半换防之局，节费自属不少。且既有眷兵，即有余丁，种地之人日多，挑兵之人不患其寡。彼时换防之额，不难陆续撤回内地。所谓以回疆物产，供回疆兵糈，兵民日益蕃昌，则回心日益固结。是屯田一事，实为安边便民足食足兵之良法。俱照所依办理。”①
  清朝政府设计的这个“屯田之法”和“寓兵于农”的思想，即利用内地汉、回族军民到南疆地区屯田生产，以增强南疆地区治理防御力量的思想，影响着清朝政府治理新疆中期（道光朝）新疆农垦事业发展的始终，特别是对道光朝中期南疆农垦事业的发展，影响更大。

　《清宣宗实录》卷197，道光十一年九月戊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