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图书馆

“呼岱达”，亦写作“胡岱达”或“呼岱依达”，即管理贸易商人的头目，所以又称为“商头”或“商目”。乾隆二十四年（1759）清朝政府治理新疆后，在南疆地区贸易的浩罕等外来商民中设置“呼岱达”进行管理。这时的“呼岱达”一般有清朝政府任命的阿奇木伯克在浩罕商人中挑选，其职责是协助阿奇木伯克管理浩罕等外来商民的活动，与浩罕统治者无关。
  但后来随着清朝与浩罕贸易的发展，“呼岱达”的作用越来越突出，浩罕统治者就想掌握“呼岱达”一职的任命权。嘉庆十九年（1814），浩罕统治者向清朝提出要在新疆的喀什噶尔等地方派遣“哈子伯克”充当“呼岱达”，管理浩罕自己商人的贸易活动。对此，嘉庆皇帝大为愤怒，在上谕中斥责浩罕说：“尔霍罕部落，不过边外小夷，天朝准令来往贸易，已属格外恩施，今尔敢为无厌之请。试思天朝之人，岂无在尔处贸易者，若在尔境内添设官员，稽查税务，向无此例。天朝尚不肯为越界之事，尔何得妄行生心，欲于天朝境内违例妄为，此后若恭顺小心，遵守法度，即当通饬各卡伦，不准尔处之人前来贸易。”①为此，浩罕在南疆贸易地区设立“呼岱达”一事便暂时不提了。
  但是，在道光十二年（1832）清朝政府与浩罕的交涉中，浩罕统治者又提出此事。如前所述，这时的清朝已经在走下坡路，对外交涉中妥协退让的事屡见不鲜，在容许浩罕等部在新疆免税贸易的同时，也在“抚绥藩属，大公至正”的幌子下，容许浩罕自己在南疆地区设立“呼岱达”。对此，《清宣宗实录》中记载：“长清等奏：查询霍罕遣使求立商头，抽收货税情形一折。览奏俱悉。此次霍罕伯克遣额尔沁、密尔扎阿依普进卡，照料贸易，并求在叶尔羌等城自派妥靠夷目，充当商头，抽取行用费钱。自可俯顺其请，准令仍旧设立。”②
  清朝政府允许浩罕在南疆地区自行设立“呼岱达”，管理本国商民贸易一事，不仅是一件严重有损中国主权之事，而且带来了严重的后果。从此浩罕商人在新疆贸易既不向清朝当局交税，又不受新疆当地官府管理，在新疆，尤其是在南疆地区成为一支居于清朝当局控制之外的特殊势力。对此，这一时期到过南疆地区的俄国人瓦里汉诺夫说：当时在喀什噶尔的浩罕人有约6000人，许多人在当地娶妻生子、购买房产、安家落户，如果加上他们的子女亲属，总人口可能有数万人。在喀什噶尔的“所有的外国人俯首听命于浩罕人，混血种亦不例外。这一情形连同浩罕对和卓施加影响和左右力，使他们在六城（南疆诸城）攫取了及其可观的势力，且施展这种威势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③后来，日本的佐口透先生在《18—19世纪新疆社会史研究》一书中也说：道光十年（1830）后，浩罕商人在回部获免税贸易特权，并许设商头（名曰“胡岱达”），自管内部事务，势力更盛，几垄断当地市场。在新疆买房置地、娶妻生子、家产万贯者，不乏其人。他们还和当地的官员商人勾结，“欺压当地人民，以至于成为一支在当地政治上也有影响的社会势力”。①这股势力不仅在南疆地区横行不法，肆意欺凌剥削当地的维吾尔等族群众商民，而且多次参与后来的和卓后裔作乱，严重地影响了新疆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

　《清仁宗实录》卷284，嘉庆十九年二月丙午。;　《清宣宗实录》卷235，道光十三年四月乙卯。浩罕在南疆地区公开设立“呼岱达”以后，“呼岱达”不但违法向浩罕商人收税，而且后来还向中亚的克什米尔、巴达克山等在南疆地区贸易的商人征税，造成严重后果。;　〔苏〕《瓦里汉诺夫选集》，阿拉木图，1958年，第526页。转引自潘志平：《中亚浩罕汗国与清代新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157页。;　〔日〕佐口透著、凌颂纯译：《18—19世纪新疆社会史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4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