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图书馆

新疆各地金矿丰富，按种类分，主要有山金和沙金两种。18世纪中期清朝政府治理新疆后，曾在一些地方开设“金厂”，组织各地军民采金，规模较大的有：
  1.和阗金厂。乾隆二十四年（1759），在确定和阗地区征收赋税数额时，参赞大臣舒赫德奏称：“采金三百户，每年照旧例，交金六十两。”②这里提到的“旧例”，即指在清朝平定大小和卓叛乱之前，可见，这“三百户”采金的维吾尔人，在清朝政府治理新疆之前就是专门以采金为生的。后来和阗地区的采金活动一直没有停止。到清朝灭亡前夕，这里仍然有比较大的金厂4个，年产黄金增加到四、五千两。③
  2.乌鲁木齐金厂。乾隆三十六年（1771），乌鲁木齐办事大臣徐绩拿获在奎屯、呼图壁私采黄金的民人周一强等，收缴黄金二两余。清朝政府得到这一报告后，命当地派绿营千总2员，带士兵200人到这里试采金，当年采得“碎金二十七两三钱”。次年，又采“碎金三十四两二钱八分七厘”。因采金效益不好，在第三年，乌鲁木齐当局把采金官兵撤回，并于当地“设卡查禁，俟有识认金矿之人，能以多获之时，再行招商开采交税”。④但是，官府的禁采措施并没有完全生效，民间仍有一些人到这里私自采金。与此同时，乌鲁木齐、昌吉一带又发现了一些新的金矿。
  乾隆四十七年（1782），乌鲁木齐都统明亮奏称：“迪化州所属南山一带，并奎屯河、呼图壁、玛纳斯、库尔喀喇乌苏等处，依山傍水间产金砂。设立司金局，发给民人路票，入山淘洗金砂，交纳金课。”①从此，乌鲁木齐地区的民间采金活动合法化。次年，乌鲁木齐的司金局撤销，各地的采金活动归镇迪道所属的各州县管理。据嘉庆十二年（1807）成书的《三州辑略》卷九“物产门”载：迪化州属的各金厂采金人数（时称“金夫”）是：东沟口厂190名，水西沟厂173名，白杨沟厂50名，绣沙嘴厂70名，头屯厂55名，骆驼脖厂25名，大西沟厂90名，以上金夫共653名，每月每名金夫向官府交课金3分，共交“课金一十九两五钱九分”。昌吉县属各金厂采金人数是：三屯厂23名，呼图壁厂23名，共47名，每人每月交课金3分，共交“课金一两四钱一分”。绥来县（今玛纳斯县）属各金厂采金人数是：乌兰乌苏博罗屯古厂22名，红栅厂48名，达子桥厂34名，共104名，每人每月交课金3分，共交“课金三两一钱二分”。库尔喀喇乌苏（今乌苏县）属各金厂采金人数是：济尔噶朗厂209名，奎屯厂210名，共419名，每人每月交课金3分，共交“课金一十二两五钱七分”。这时的乌鲁木齐地区“各处金厂通共金夫一千二百二十三名，每月共应收课金三十六两六钱九分”。②每年的“课金”收入为440余两。按当时的“课金”为2/10征收计算，那么，这时乌鲁木齐地区的年黄金产量大致应在8000两以上。因此，不管是从采金的人数来说，还是从产量来说，这时乌鲁木齐地区“金厂”的规模都不算小。
  3.塔城金厂。塔尔巴哈台地区的喀图山（又写作“喀布图山”或“达尔达木图山”）金矿，属山金，不仅分布面积大，而且储藏丰富，早就有人在这里私采。由于这里地处沿边地区，与哈萨克等接壤，清朝政府怕影响当地社会不稳，长期进行封禁，对私自到这里采金的民人进行驱赶。一直到嘉庆六年（1801）伊犁将军保宁奏称解禁喀图山金矿时，还遭到清廷的严厉驳斥，说他们“沾沾目前小利，并不计及久远”，命其“将产金处所，严行封禁”。①但是，每年仍有不少内地和新疆的民人到这里私自采金。
  嘉庆十八年（1813），这时的清朝政府早已经从其“康乾盛世”的顶峰跌落下来，财政困难日益突出，对新疆每年200余万两白银的协饷供应感到力不从心，在一次上谕中要新疆节俭开源，“不须取资内地者，约有若干”。②次年，吏部尚书英和上奏说：“新疆矿厂，自开辟以来，未经发泄，旺盛可知，如办理有效，足敷该处兵饷，则内地经费日见宽舒”，③请开放新疆“矿禁”，增加新疆财政收入，减少内地协饷供应。在这种形势下，清朝政府决定改变以往做法，开放喀图山金矿，制定有关章程，“听民试采”。
  嘉庆十九年（1814）七月，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松富奏称：喀图山金矿开禁以来，“该厂设立商头六名，实在试采金砂人夫一千零六十二名，俱已按名放票外，所有运水担柴做饭各项夫役，亦一并散放小票，以便稽查。……仿造奎屯金厂之例，每名一年抽课金三钱六分，通共每年可收课金三百八十余两”。④后来，因该厂采金之人不断变化，每年官府所收课金数量也不一样。例如，嘉庆二十四年（1819）四月，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贡楚克扎布奏称：“自嘉庆二十三年正月起，至十二月底止，共刨夫九百零六名，每名每月循例照原奏抽收课金三分，每月收课金二十七两一钱八分，计一岁共收课金三百二十六两一钱六分。”⑤
  以上都是记录在案的官办金厂。除此以外，在新疆不少地方私自采金的活动一直都存在，有的地方规模还相当大。例如，乾隆四十九年（1784）正月，乌鲁木齐都统海禄奏称：“古城（今奇台县）迤北相距七百余里瑚图斯地方，有山西人刘通，聚集千数人在彼私开金厂，俱由奇台、古城买运口粮到厂。”当局派兵驱赶，一次就捉拿内地与新疆私采的金夫“六百七十一名”，缴获黄金100余两，以及大批用来采金的牲畜物资。当年，新疆当局又派兵在“巴里坤西北红柳峡地方”，驱赶拿获“四百二十三名”私采黄金的民人，缴获大量黄金及采金物资。同期，在乌鲁木齐、塔尔巴哈台等地区，都发现有人数众多的内地及新疆私采黄金的民众。①（当时的阿勒泰地区，私采黄金的现象同样一直严重存在。但这时的阿勒泰地区属乌里雅苏台将军之下的科布多参赞大臣管属，这里不做叙述）

　《清高宗实录》卷602，乾隆二十四年十二月辛巳。;　《于阗县乡土志》“物产”载：“于阗金矿最富，现以土法采取，每年可得四、五千两。”;　佚名：《乌鲁木齐政略》，“金厂”。载王希隆：《新疆文献四种辑注考述》，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78页。对此，《清高宗实录》卷910，乾隆三十七年六月庚午条载，采金官兵为“一百二十名”。;　和瑛《：三州辑略》卷九“，物产门”。;　在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等编纂的《清代的矿业》下册第523—540页（中华书局，1983年）中，对乌鲁木齐金厂的经营情况有更翔实的记载，其中包括比较完整的《采金章程》。当时在乌鲁木齐地区的其他地方，私采黄金的状况一直比较严重，因此，当时采金的总量应该大大超过以上官府的统计数字。;　《清仁宗实录》卷80，嘉庆六年三月甲申。;　《清仁宗实录》卷280，嘉庆十八年十二月戊戌。;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等编纂：《清代的矿业》（下册），中华书局，1983年，第535页。;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等编纂：《清代的矿业》（下册），中华书局，1983年，第534页。;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等编纂：《清代的矿业》（下册），中华书局，1983年，第532页。后来，塔城的喀图山金矿经过几次大的变化，采金人数最多时达上万人，少时亦有数百人，采金活动一直到清朝末年都没有停止。;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等编纂：《清代的矿业》（下册），中华书局，1983年，第523—5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