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图书馆

关于准噶尔汗国境内的生产情况，清代文献中多有记载，说：“准噶尔全境，不乏泉甘土肥种宜五谷之处，然不尙田作，惟以畜牧为业。”各部落首领，“各有分地，问富强者数牲畜多寡以对。饥食其肉，渴饮其酪，寒衣其皮，驰驱资其用，无一事不取给予牲畜”。②准噶尔汗国境内，“因山谷为城郭，水草为仓廪；以驼马牛羊为资产，猛犬为护卫，牲畜之肉为粮饭，潼乳酥酪为肴馐”。③因此，就整体来说，这一时期畜牧业仍然是卫拉特蒙古，包括准噶尔汗国经济的基础产业。谈这一时期准噶尔汗国经济的发展，首先，或者说主要的还是谈畜牧业生产的发展。而在当时，畜牧业生产的发展又主要体现在牧场面积的扩大和牲畜数量的增多。
  关于这一时期准噶尔汗国境内畜牧业的生产情况，椿园在《西域闻见录》中有一段大致的描述，说：“伊犁、乌鲁木齐、雅尔、著勒土斯、玛纳斯、巴彦岱之间，地广、草肥、水甘，易蕃牲畜”，“驼、马、牛、羊遍满山谷”。④以上所说的伊犁、乌鲁木齐、雅尔、玛纳斯、巴彦岱等地名，都在今天伊犁、乌鲁木齐、塔城等天山北部地区，这里从明朝末年起就已经是卫拉特蒙古各部的牧地，随后也是准噶尔汗国的主要牧地。但这里提到的“著勒土斯”，在清代文献中又写作“尤鲁都斯”、“裕勒都斯”等，则指今天天山南部的巴音布鲁克草原，是后来准噶尔军队控制“回部”后新扩大的牧地。另外，在噶尔丹、策妄阿拉布坦、噶尔丹策零时期，由于准噶尔军队对外战争不断获胜，在扩大自己控制地区的同时，也大大扩展了自己牧业生产的空间。他们在新控制的一些地区，强迫当地人放弃自己原有的土地，变为供准噶尔汗国军民牧养牲畜的牧场。例如，康熙三十九年（1700）策妄阿拉布坦派兵重新征服天山南部“回部”后，把天山南坡的喀喇沙尔（今焉耆回族自治县）一带原来维吾尔人耕种的土地，强行变成自己的牧场；又例如，18世纪初，策妄阿拉布坦派兵控制中亚楚河、塔拉斯河流域的一些地区后，也把这里变成了供准噶尔军队牧民使用的牧场。
  在牧场不断得到扩大的同时，准噶尔汗国境内牧养的牲畜数量也得到较大增加。噶尔丹策零执政时期，为了适应经济的发展，在汗国原来24个鄂拓克之外，又新增设了21个昂吉，这显然是生产发展和人口增多的一种反映。据当时文献记载，在噶尔丹策零执政时期，汗国中的“平民”一般拥有牲畜是：上等户，马五六十匹、牛四五十头、羊二三百只、驼十多只；中等户，马二三十匹、牛十多头、羊五六十只、驼数只；下等户一般也有一定数量的各种牲畜。比在此之前的噶尔丹时期，牲畜数量有了明显的增加。这一时期准噶尔汗国畜牧业获得比较大的发展，从其当时对清朝的贸易中也可以反映出来。乾隆五年（1740），清朝政府与准噶尔汗国达成协议，每四年在北京和肃州（今甘肃酒泉）两地双方开展互市贸易。但在实际贸易中，准噶尔汗国的贸易商队不仅每年都要数次前来贸易，而且驱赶前来交换的牲畜也往往大大超过双方商定的数额。例如，在乾隆六年（1741），准噶尔汗国的一支商队前往当时清军驻守的东科尔（今青海湟源县）进行贸易，一次就带来马1100多匹，驼1600多只。①又例如，九年（1744），准噶尔汗国的商队前来清朝控制的肃州（今甘肃酒泉）贸易，一次驱赶来交换的羊只就有23000余只。②据统计，在乾隆六年（1741）到乾隆十七年（1752）的10年间，准噶尔汗国的商队与清朝在肃州、东科尔等地开展了8次贸易，共提供了羊386012只，马13343匹、牛7199头、驼9424只。③这时的准噶尔汗国，如果没有畜牧业的较快发展，是不可能与清朝开展这样频繁而又大规模的贸易活动的。
  但是，也应该指出，这一时期准噶尔汗国畜牧业的发展，仅仅是牧地的扩大和在此基础上牲畜数量的增多，而传统的“随畜逐水草”生产方式并没有什么变化，仍然是一种比较粗放的、以游牧为主的生产方式。在这种生产方式中，人们必须随着季节的变化，跟随牲畜而不断迁徙，转移牧场，即所谓的“夏择平原，冬居暖谷”。①在准噶尔汗国境内的各个主要牧区，都大致分为夏牧场和冬牧场。夏牧场，卫拉特蒙古语（又叫“托忒语”）称为“锡林”，意即“夏窝子”，一般选择在水源充足、牧草茂盛、气候凉爽、地形开阔的山区；冬牧场，卫拉特蒙古语称为“玉木种”，意即“冬窝子”，一般在背风向阳、气候温暖的山谷。由于准噶尔汗国的主要牧地都分布在纬度较高的天山北部，受西北气流的强烈影响，春、秋两季时间较短，夏、冬两季较长。因此，每到春季冰雪消融、大地回暖时，牧民便驱赶牲畜，从“冬窝子”搬家，往夏牧场迁徙。当到达夏牧场时，夏天已经到来，牧民们便在夏牧场度过一年中最好的时光，牲畜也在这里迅速生长。到秋季来临、天气转凉时，牧民们便又从“夏窝子”搬家，往冬牧场迁徙。当到达冬牧场时，冬天已经到来，牧民们便在冬牧场度过难熬的冬天，一直要等到来年的春天，再进行新一轮的迁徙转场。这种传统粗放的游牧生产方式，一旦遇到大的自然灾害或战乱，就会造成牲畜的大批死亡，给生产的发展带来严重影响。例如，康熙五十三年（1714），伊犁地区“雪深三尺余”，遭遇大雪灾，造成“牲畜尽毙”，牧业生产遭受很大损失。②
  这里还要说明的是，准噶尔汗国各个兀鲁斯或者部落都有自己比较固定的牧地，其迁徙转场等生产活动，一般都必须在自己兀鲁斯或者部落所属的牧地内进行，不能随意“越界”，否则将会受到惩罚。《蒙古—卫拉特法典》第123条中规定：“土地为一定的部落或（鄂拓克）使用收益，在一定的鄂拓克内部，无论是爱玛克全体或个人，均不许变更居住地（游牧地），爱玛克长变更全爱玛克的游牧地时，要科以财产刑。”③不过，由于卫拉特蒙古人中氏族制残余比较牢固，因此就一般的牧民而言，平时的生产活动都是在自己的“和屯”内进行。①即使在冬季为了寻找牧草居住比较分散的时候，也往往是以“阿寅勒”的形式集体进行活动。
  在准噶尔汗国各部落牧养的牲畜中，主要有羊、马、牛、驼等，尤其是羊的数量最多。据后人研究：当时卫拉特蒙古人牧养的羊，主要是蒙古羊，而且以绵羊为多。这种羊不仅体型较大，而且肉肥美，毛细长，很适宜牧民生活的需要，并且是对外贸易、交换其他生活用品的主要物品。卫拉特蒙古人特别善于养马，有一套比较丰富的经验。据雍正朝末年和乾隆朝初年两次出使准噶尔汗国的清朝政府使臣阿克敦记载：卫拉特四部的蒙古人把“驼、马、牛、羊分牧之。……准噶尔善于牧马，日蕃滋部落”。②在这时卫拉特蒙古人牧养的马匹中，以蒙古马为主，另外有一部分哈萨克马。蒙古马躯体虽然比较小，但耐寒，能吃苦，奔跑时迅速而平稳。尤其是阿尔泰地区牧养的蒙古马，还比较适宜在山区行走奔跑。哈萨克马比较高大威武，奔跑速度快，多在伊犁、塔尔巴哈台地区牧养。噶尔丹策零执政准噶尔汗国时，曾多次把哈萨克马作为贡品献给清朝政府，为此，乾隆皇帝还写诗称赞。在卫拉特蒙古人牧养的牛中，主要是黄牛（又称“山牛”）。这种牛既可以为广大牧民提供肉、乳等食品，也可以拉车，其皮经过加工后还可以制作各种皮具。同时，在这一时期卫拉特蒙古人牧养的牛中，还有一部分水牛和牦牛。当时到过准噶尔汗国的一个外国人就曾记述说：“他们有许多马匹、牡牛，还有水牛和绵羊。”③乾隆四年（1739），准噶尔汗国使臣哈柳进京纳贡，从北京返回肃州办理贸易时，对清朝政府官员王大章说：“我有毛牛一千只，将毛牛带来变卖如何？”④这里的“毛牛”，即是“牦牛”。准噶尔汗国中牧养的骆驼数量虽然没有以上几种牲畜多，但它在牧民生产、生活中的作用却不可或缺。戈壁沙漠中的长途运输、牧民的迁徙转场都离不开骆驼，驼奶、驼毛都是牧民生活中必须的物品。据当时人的记载，这一时期卫拉特蒙古牧民牧养的骆驼大多是双峰驼。《蒙古—卫拉特法典》中规定：盗窃一只骆驼，要罚“十五九（牲畜）”；盗窃一匹骟马罚“十九”；盗窃一斗牛，或者二岁的马，或者绵羊一只，罚“六九”。①可见骆驼在当时卫拉特蒙古人看来是牲畜中最值钱的。另外，这一时期卫拉特蒙古人中牧养的还有驴、骡等牲畜，但数量不多。

　傅恒等：《西域图志》卷三十九，“风俗”。;　王大枢：《西征录》卷三。;　椿园：《西域闻见录》卷五，“准噶尔叛亡纪略”。;　傅恒等：《平定准噶尔方略》前编，卷四十六。;　傅恒等：《平定准噶尔方略》前编，卷四十七。;　马大正等：《卫拉特蒙古史纲》，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03页。;　傅恒等：《西域图志》卷三十九，“风俗”。;　《清圣祖实录》卷263，康熙五十四年五月壬子。;　梁赞诺夫斯基：《蒙古习惯法之研究》，1931年日文版，第63—75页。转引自蔡家艺：《清代新疆社会经济史纲》，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9页。;　关于“和屯”的性质和功能，指具有近亲血缘关系的十几户或数十户牧民组成的一个共同在一起进行生产、生活的集体组织，意为“游牧村落”。;　阿克敦：《德阴堂集》卷八“准噶尔歌”。;　〔苏〕伊·亚·兹拉特金：《准噶尔汗国史》，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110页。;　军机处录副奏折，第2288卷7号。转引自蔡家艺：《清代新疆社会经济史纲》，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7页。;　成崇德、那仁朝克图《：清代卫拉特蒙古及其〈蒙古—卫拉特法典〉研究》，载《卫拉特研究》2005年第3、4期。这里的“十五九”“、十九”“、六九”等，指十五个“九”的牲畜。一个“九”的牲畜，是各种牲畜共九头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