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原市图书馆 内容
（四）
陆惟善当年曾是周恩来总理医疗组的成员，在周总理的病榻前工作过9个多月。那是他有生以来，心情最沉重的时期。
1972年5月，周总理经京、津、沪三地的著名专家确诊为癌症后，即报告毛主席。毛主席曾指定由叶剑英、汪东兴、邓颖超和张春桥主管领导医疗组的工作。由于病情复杂，周折甚多和多次手术，周总理从1974年5 月住院后，除前述中央领导小组成员外，邓小平、李先念也参加领导和听取汇报，审定治疗方案。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周总理本人也参与治疗方案的审定，邓颖超同志在周总理住院期间，每天都听取汇报，直接参加医疗组的讨论，对于重大治疗也都在场。
四届人大开过后，周总理由于过度劳累，病情继续恶化，每日便血不止。3月间，发现大肠内接近肝部位有一肿瘤。陆惟善正是此时参加了周总理医疗组的工作。
周总理医疗组的成员，都是经中央政治局审查同意，并征求过周总理和邓颖超意见，最后报毛主席批准的。
3月底，陆惟善参加了周总理的手术。
9月20日，陆惟善再次参加周总理的手术。在进入手术室时，周总理大声说道：“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显然，周总理很清楚他当时病情的严重程度，手术中，医生们发现周总理身上的癌瘤已经全身扩散，无法根治。为此，邓小平同志当即指示医疗组：“减少痛苦，延长生命。”为了减少癌瘤对周总理的折磨，医生们尽目力所及，切除了能见到的癌瘤。
手术后，周总理的病情仍在急剧恶化，不但病痛在折磨他，国内的政治形势也再度发生逆转。“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象恶性肿瘤样迅速扩大到全国各地、各部门。形势在一天天恶化，这是对周总理精神上最大的折磨。
陆惟善和其他医疗组成员，每日分两班轮流守护在周总理身旁，监视着病情的发展。
10月下旬，他参加了周总理的最后一次手术。
眼见周总理的病况日渐加重，医疗组成员心中的滋味是难以用言语形容的。他们已想尽了一切办法，应用了中外一切可以应用的治疗手段。看到周总理为癌症的剧烈疼痛昏过去时，他们难受得心如刀绞。为了减少周总理的痛苦，他们不得不使用安眠药和止痛针。
1976年1月7日晚11时，处于弥留之际的周总理从昏迷中醒来，微微睁开双眼，他声音微弱地对身边的医护人员说：“我这里没有什么事了，你们还是去照顾别的生病的同志，那里更需要你们。”这是周总理所说的最后几句话，随后就昏迷过去。医生们噙着泪水，竭尽全力进行抢救，但是他们未能把周总理的心跳延续下去。1月8日9时57分，周恩来总理与世长辞。
在全国人民沉痛悼念周总理时，“四人帮”则加紧诋毁周总理，急于抢班夺权的阴谋活动。陆惟善在周总理病榻前工作时发现：每当周总理病情恶化，无论昼夜，第一个赶到医院的总是邓小平，最后一个到场的准是江青。
他不知中央里有个祸国殃民的“四人帮”，但他从报纸上和文件里感到了反对周总理逆流的存在。周总理逝世，毛主席重病在身，中国将向何处去，怎能不令全国人民忧心忡忡？
“此时不抗争，等待何日？” 1976年3月28 日，陆惟善拿起为病员开处方的笔，饱蘸一腔怒火，不顾个人安危，狠狠向那些心怀鬼胎的小丑们掷去：“谁反对敬爱的周总理都不会有好下场！中国2800万党员不答应！中国8亿人民不答应！……”
他把写给当时《人民日报》的这封信投入信箱后，曾郑重地对家人嘱咐：“如果哪天我被叫走，你们谁也不要打听我的下落，就当我又出差了。”他将换洗衣服和常用药品装入一只黑色人造革提包，做好了入狱坐牢的准备……
“四人帮”被粉碎之后，他写的那封信被《人民日报》摘登出来。但他却未作一字表白，只是把放入提包中的换洗衣物悄然取出来。
1979年4月，当选为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的陆惟善，有幸随邓颖超副委员长率领的人大代表团赴日本，参加京都岚山的周总理诗碑揭幕仪式。旅途中，邓颖超同志特嘱秘书把陆惟善叫到身旁合影，这不仅是邓大姐对陆惟善本人的关心，也体现了邓大姐对医务界同志们的关怀，因为陆惟善是代表团中的医务界代表。
陆惟善能下地活动了，但是经过这次手术，他却很难再拿手术刀。不过他要做的事情仍很多，他是中央医疗保健组成员、解放军总医院专家组副组长，他参加治疗会诊、编审工作、带研究生……他要把自己生命的最后光热留给世界。
（摘自《新观察》1988年11期）
陆惟善当年曾是周恩来总理医疗组的成员，在周总理的病榻前工作过9个多月。那是他有生以来，心情最沉重的时期。
1972年5月，周总理经京、津、沪三地的著名专家确诊为癌症后，即报告毛主席。毛主席曾指定由叶剑英、汪东兴、邓颖超和张春桥主管领导医疗组的工作。由于病情复杂，周折甚多和多次手术，周总理从1974年5 月住院后，除前述中央领导小组成员外，邓小平、李先念也参加领导和听取汇报，审定治疗方案。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周总理本人也参与治疗方案的审定，邓颖超同志在周总理住院期间，每天都听取汇报，直接参加医疗组的讨论，对于重大治疗也都在场。
四届人大开过后，周总理由于过度劳累，病情继续恶化，每日便血不止。3月间，发现大肠内接近肝部位有一肿瘤。陆惟善正是此时参加了周总理医疗组的工作。
周总理医疗组的成员，都是经中央政治局审查同意，并征求过周总理和邓颖超意见，最后报毛主席批准的。
3月底，陆惟善参加了周总理的手术。
9月20日，陆惟善再次参加周总理的手术。在进入手术室时，周总理大声说道：“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显然，周总理很清楚他当时病情的严重程度，手术中，医生们发现周总理身上的癌瘤已经全身扩散，无法根治。为此，邓小平同志当即指示医疗组：“减少痛苦，延长生命。”为了减少癌瘤对周总理的折磨，医生们尽目力所及，切除了能见到的癌瘤。
手术后，周总理的病情仍在急剧恶化，不但病痛在折磨他，国内的政治形势也再度发生逆转。“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象恶性肿瘤样迅速扩大到全国各地、各部门。形势在一天天恶化，这是对周总理精神上最大的折磨。
陆惟善和其他医疗组成员，每日分两班轮流守护在周总理身旁，监视着病情的发展。
10月下旬，他参加了周总理的最后一次手术。
眼见周总理的病况日渐加重，医疗组成员心中的滋味是难以用言语形容的。他们已想尽了一切办法，应用了中外一切可以应用的治疗手段。看到周总理为癌症的剧烈疼痛昏过去时，他们难受得心如刀绞。为了减少周总理的痛苦，他们不得不使用安眠药和止痛针。
1976年1月7日晚11时，处于弥留之际的周总理从昏迷中醒来，微微睁开双眼，他声音微弱地对身边的医护人员说：“我这里没有什么事了，你们还是去照顾别的生病的同志，那里更需要你们。”这是周总理所说的最后几句话，随后就昏迷过去。医生们噙着泪水，竭尽全力进行抢救，但是他们未能把周总理的心跳延续下去。1月8日9时57分，周恩来总理与世长辞。
在全国人民沉痛悼念周总理时，“四人帮”则加紧诋毁周总理，急于抢班夺权的阴谋活动。陆惟善在周总理病榻前工作时发现：每当周总理病情恶化，无论昼夜，第一个赶到医院的总是邓小平，最后一个到场的准是江青。
他不知中央里有个祸国殃民的“四人帮”，但他从报纸上和文件里感到了反对周总理逆流的存在。周总理逝世，毛主席重病在身，中国将向何处去，怎能不令全国人民忧心忡忡？
“此时不抗争，等待何日？” 1976年3月28 日，陆惟善拿起为病员开处方的笔，饱蘸一腔怒火，不顾个人安危，狠狠向那些心怀鬼胎的小丑们掷去：“谁反对敬爱的周总理都不会有好下场！中国2800万党员不答应！中国8亿人民不答应！……”
他把写给当时《人民日报》的这封信投入信箱后，曾郑重地对家人嘱咐：“如果哪天我被叫走，你们谁也不要打听我的下落，就当我又出差了。”他将换洗衣服和常用药品装入一只黑色人造革提包，做好了入狱坐牢的准备……
“四人帮”被粉碎之后，他写的那封信被《人民日报》摘登出来。但他却未作一字表白，只是把放入提包中的换洗衣物悄然取出来。
1979年4月，当选为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的陆惟善，有幸随邓颖超副委员长率领的人大代表团赴日本，参加京都岚山的周总理诗碑揭幕仪式。旅途中，邓颖超同志特嘱秘书把陆惟善叫到身旁合影，这不仅是邓大姐对陆惟善本人的关心，也体现了邓大姐对医务界同志们的关怀，因为陆惟善是代表团中的医务界代表。
陆惟善能下地活动了，但是经过这次手术，他却很难再拿手术刀。不过他要做的事情仍很多，他是中央医疗保健组成员、解放军总医院专家组副组长，他参加治疗会诊、编审工作、带研究生……他要把自己生命的最后光热留给世界。
（摘自《新观察》1988年1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