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原市图书馆 内容
接到采访杨家俊同志的任务，我既高兴又为难。高兴的是我的老相识被评为全国民族团结先进个人；为难的是他这个人爱干不爱说，尤其谈到他自己。
采访时，果然为难了。
人各有志嘛！
他，是位汉族同志，1956年春响应党的号召，为支援祖国西北教育事业，舍弃了繁华的大天津，来到了回族聚居的六盘山区泾源县。作为一名从教三十多年的老教师，先后多次出席过不同规模的先代会，按说是有不少可写的。据同他一起来的同事讲，当时是用咯咯吱吱的牛车从平凉把他们19位青年接到了这里，结果不出10年走掉了大半，如今只剩下三个人了。特别是杨家俊同志，当时组织已决定将他留在平凉，而他硬要到最艰苦地方来。我想仅此就值得大书一笔。谁知提及往事，他却淡淡一笑说：“其实，当初我也曾想过走，我姑夫那阵又在公安部，找个工作是不在话下的。但是一想到这个地方若大的村子没几个识字的人，那么高的小伙子没上过学、群众把我们当老师、当亲人的让到炕头上，有的还帮着背柴、挑水……便留了下来。留下的也未必是英雄，人各有志嘛！
他这个人啊！
千里有缘来相会，人生何处不相逢。他初到泾源被分到了乡下一所小学任教。看到人们对学习文化认识不足，大部分群众不愿送孩子上学，他就走村串户一次次地上门向家长讲述学习知识的重要，动员适龄儿童上学。为了便于接近群众，他严格约束自己，尊重回族生活习俗和信仰。每天早晨和同事们挨家挨户地把学生领来，中午放学又一个个地送回去，就这样他一天两趟五天十回地接送着接班人。开学初，有的学生交不起学费，他就垫上；学期中，有的孩子本子用完了，他就自己出钱买；有些孩子学习跟不上趟，他就苦口婆心地教，反来复去地辅；有些学生生病了，他就挤时间登门看望……随着时间的延伸，他同学生家长相互了解得更深了，同回族群众心贴得更紧了。
“文革”初期，城关小学一位学生上体育课不慎跌伤了腿医院里没有接骨的医生。正在接受审查、改造的他非常着急。听说兴盛红旗村有位会正骨的四类分子，他便冒着风险，翻梁过沟十余里，及时请来为学生治疗。事后有人问他，“你就不怕别人说你和反革命分子同流合污？”他说，那时没顾上想那么多，反正我就是这么个人。
就是这么个人，在“四清”、“文革”时期也未幸免。且不说在“四清”运动因他代管水灶短了2.50元下不了台，几经挨整；也不讲他小小的年纪离开天津，是不是为逃避劳动改造，（其实，到1978年才弄清他父亲原是一家洗染店的工人）而接受“文革”审查。单说在这个接骨眼上他的第二个小孩降生，虚弱的妻子急需照顾，冷酷的运动、扭曲了的人性，使他不敢离开软禁场所，这时竟然有人站了出来，代行亲人之责，替他侍候产妇。学校的回族大师赵志忠，白天买了鸡和蛋，半夜里端来合包蛋和鸡汤；回族职工童大荣给他家背来了木柴，并安慰说，不要怕，缺什么只管讲，我家是贫农。”爱人患了乳疮开刀，孩子没奶急得他团团转，是回族群众帮他熬面糊糊，是学校女教师刘香莲一天两三趟的跑来给孩子喂奶，并再三叮嘱他“不用怕，反正我已经“解放”了，延安、西安的界限我能分得清。”民族间的爱，同志间的情温暖了他的心，浓缩了异乡的情。赵志忠说的好“人心换人心嘛”。
总得干点事嘛！
1978年，春风又绿六盘山，好象他又焕发了青春。这一年，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又调回城关一小——自治区重点小学任校长和党支部书记。
群众的信赖和理解使他得到了满足，教育改革给了他驰骋的疆场。他凭着几十年教学实践的经验，奔驰在振兴民族地区教育事业上。照他的话说，他不想当先进，却无法抹去光荣榜上的名，他不想当典型，而城关一小却越来越典型。因为城关一小的教职工人心齐，每个人都干了每个人应该干的事；因为城关一小先后有27人次出席过区、地、县各种表彰会；因为他们自1982年以来年年升学率达到100%……。显然他们在抓教学管理、推动教改中取得了相当成绩。然而，问他是怎样抓的、改的、他两手一摊“事是大家干的，法是大家想的，全校五百多名学生，我有天大的本事也管不了噢！”
“听说1983年春节为介绍本校一位教师入党，需要了解他的社会历史，母亲病故你也没在跟前。”
——那也是巧合，本来我是要回去的，只是想等放了寒假，连同去北京的外调任务，回天津看看她老人家，谁知还没到家……
“还听说，你先后为七位教师举办过两次集体婚礼，当过红娘？”
——这有什么稀罕。您在泾源工作过多年，这里97％以上是回族群众。汉族青年教师要成家，大伙帮着牵个线、搭个桥，热热闹闹办办喜事，也是人之常情。
夜深了，离开他的家，望见明亮的路灯，引起我无限遐思，他这个人啊，追求的到底是什么呢！
（韩瑞峰）
采访时，果然为难了。
人各有志嘛！
他，是位汉族同志，1956年春响应党的号召，为支援祖国西北教育事业，舍弃了繁华的大天津，来到了回族聚居的六盘山区泾源县。作为一名从教三十多年的老教师，先后多次出席过不同规模的先代会，按说是有不少可写的。据同他一起来的同事讲，当时是用咯咯吱吱的牛车从平凉把他们19位青年接到了这里，结果不出10年走掉了大半，如今只剩下三个人了。特别是杨家俊同志，当时组织已决定将他留在平凉，而他硬要到最艰苦地方来。我想仅此就值得大书一笔。谁知提及往事，他却淡淡一笑说：“其实，当初我也曾想过走，我姑夫那阵又在公安部，找个工作是不在话下的。但是一想到这个地方若大的村子没几个识字的人，那么高的小伙子没上过学、群众把我们当老师、当亲人的让到炕头上，有的还帮着背柴、挑水……便留了下来。留下的也未必是英雄，人各有志嘛！
他这个人啊！
千里有缘来相会，人生何处不相逢。他初到泾源被分到了乡下一所小学任教。看到人们对学习文化认识不足，大部分群众不愿送孩子上学，他就走村串户一次次地上门向家长讲述学习知识的重要，动员适龄儿童上学。为了便于接近群众，他严格约束自己，尊重回族生活习俗和信仰。每天早晨和同事们挨家挨户地把学生领来，中午放学又一个个地送回去，就这样他一天两趟五天十回地接送着接班人。开学初，有的学生交不起学费，他就垫上；学期中，有的孩子本子用完了，他就自己出钱买；有些孩子学习跟不上趟，他就苦口婆心地教，反来复去地辅；有些学生生病了，他就挤时间登门看望……随着时间的延伸，他同学生家长相互了解得更深了，同回族群众心贴得更紧了。
“文革”初期，城关小学一位学生上体育课不慎跌伤了腿医院里没有接骨的医生。正在接受审查、改造的他非常着急。听说兴盛红旗村有位会正骨的四类分子，他便冒着风险，翻梁过沟十余里，及时请来为学生治疗。事后有人问他，“你就不怕别人说你和反革命分子同流合污？”他说，那时没顾上想那么多，反正我就是这么个人。
就是这么个人，在“四清”、“文革”时期也未幸免。且不说在“四清”运动因他代管水灶短了2.50元下不了台，几经挨整；也不讲他小小的年纪离开天津，是不是为逃避劳动改造，（其实，到1978年才弄清他父亲原是一家洗染店的工人）而接受“文革”审查。单说在这个接骨眼上他的第二个小孩降生，虚弱的妻子急需照顾，冷酷的运动、扭曲了的人性，使他不敢离开软禁场所，这时竟然有人站了出来，代行亲人之责，替他侍候产妇。学校的回族大师赵志忠，白天买了鸡和蛋，半夜里端来合包蛋和鸡汤；回族职工童大荣给他家背来了木柴，并安慰说，不要怕，缺什么只管讲，我家是贫农。”爱人患了乳疮开刀，孩子没奶急得他团团转，是回族群众帮他熬面糊糊，是学校女教师刘香莲一天两三趟的跑来给孩子喂奶，并再三叮嘱他“不用怕，反正我已经“解放”了，延安、西安的界限我能分得清。”民族间的爱，同志间的情温暖了他的心，浓缩了异乡的情。赵志忠说的好“人心换人心嘛”。
总得干点事嘛！
1978年，春风又绿六盘山，好象他又焕发了青春。这一年，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又调回城关一小——自治区重点小学任校长和党支部书记。
群众的信赖和理解使他得到了满足，教育改革给了他驰骋的疆场。他凭着几十年教学实践的经验，奔驰在振兴民族地区教育事业上。照他的话说，他不想当先进，却无法抹去光荣榜上的名，他不想当典型，而城关一小却越来越典型。因为城关一小的教职工人心齐，每个人都干了每个人应该干的事；因为城关一小先后有27人次出席过区、地、县各种表彰会；因为他们自1982年以来年年升学率达到100%……。显然他们在抓教学管理、推动教改中取得了相当成绩。然而，问他是怎样抓的、改的、他两手一摊“事是大家干的，法是大家想的，全校五百多名学生，我有天大的本事也管不了噢！”
“听说1983年春节为介绍本校一位教师入党，需要了解他的社会历史，母亲病故你也没在跟前。”
——那也是巧合，本来我是要回去的，只是想等放了寒假，连同去北京的外调任务，回天津看看她老人家，谁知还没到家……
“还听说，你先后为七位教师举办过两次集体婚礼，当过红娘？”
——这有什么稀罕。您在泾源工作过多年，这里97％以上是回族群众。汉族青年教师要成家，大伙帮着牵个线、搭个桥，热热闹闹办办喜事，也是人之常情。
夜深了，离开他的家，望见明亮的路灯，引起我无限遐思，他这个人啊，追求的到底是什么呢！
（韩瑞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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