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原市图书馆

马天堂
  《文心雕龙·物色》中说诗既要“穷理”，也要“穷形”。我以为当今的杂文创作也应该如此，形理兼备，用具体可感的艺术形象感染人，打动人，达到说理论争的目的。
  鲁迅的杂文之所以有强大的艺术魅力，很重要的是说理善于塑造各种不同类的“形”，刻划种种“社会相”，使形理交融为一。他笔下有媚态的猫，有狺狺狂吠的犬，有以拉矢为业的苍蝇，有吮人血的蚊子等等。引类作比，画出一类人的本相，生动可感，加深了人们的认识和感受。尤以狗的“形”最淋漓尽致：或画相，或状物，或绘形，或拟声，可谓穷狗之形。揭露了那些“卑劣、无耻、虚伪而又残酷的刽子手和奴才的假面具”（何凝：《鲁迅杂感选集序言》），“穷形”中“穷理”，比单纯乏味的“穷理”更具说服力、吸引力。
  对于复杂的思想、观念、理论的论述，他也总尽可能让抽象的“理”附着于可感的“形”。在“通体都是矛盾”、愚昧落后的旧中国，到处滋生可悲又可笑的精神胜利法，鲁迅如实描写，给予揭露嘲讽。他把当时所谓的“国粹”、“文明”比作毒疮烂疤，幽默地讽刺说：“红肿之处，艳如桃花，溃烂之时，美如乳酪”（《热风·三十七》）。鲁迅先生的杂文到处闪烁着哲学家的思辨，跳跃着文学家的想象，“穷理”、“穷形”交融为一，开一代杂文之风，无疑是杂文创作的典范。
  今天有些杂文，不是象哲学讲义一样用枯燥乏味的名词作纯客观说理，就是站在圈子外板起面孔训人；用“形象和图画说话”的不多，用“三段论说话”的不少（别林斯基语），重视了“穷理”，忽视了“穷形”，使人“败了兴”“倒了胃口”。
  杂文针砭时势，提出自己对社会、人生的见解。既要“穷理”，也要“穷形”，用形象和图画去组织诗意，在幽默中挖掘生活情趣，向幽远深阔处寻找哲理之花，这才是杂文艺术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