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原市图书馆

一九六四年深秋，从宁夏大学数学系毕业的年仅二十三岁的上海籍学生戚伟夫，乘坐在一辆南上的班车里，汽车在颠簸中前进，他心中充满了接受新生活考验的激情。越过巍峨蜿蜓的六盘山，他来到了西吉县，从此就投身于这个偏僻山区的教育工作。风风雨雨过了二十多个春秋，他总是和西吉人民同呼吸共命运，象老黄牛似的默默无闻耕耘在教育战线上……
  多干些工作，不但是对党和人民培育之恩的报答，也是对自己的检验，对知识的尊重。
  戚伟夫在西吉县报到后，被分配到了距县城五十公里路的兴隆公社创办农业中学。可是学校究竟咋办？校址在哪？吃住在哪？他都不知道。公社书记对此似乎並不太热心，他感到茫然，不知所措。当地的一位回族老大娘看他愁肠的样子，关切地问：“小伙子，你有啥难事？”他操着生硬的北方话把自己的情况说给大娘听，大娘听后高兴地说：“办学好啊，咱这地方连个象样的记工员都找不到，好事，好事，走，到我家吃住去。”他就这样来到了单民大队，算是有了个落脚点。大队给他腾出一间有门没窗户的旧库房做教室，房里尘土厚，光线暗，但他已经心满意足了。他打扫干净房子，在一些群众的帮助下，用土坯砌成泥台做“桌橙”。可学生又在哪儿呢？单明这地方是个回民聚居村庄，住户不少，但动员学生入学可不容易。他挨家去做说服工作，不少人家院里圈着条狗，见着生人就汪汪狂咬，他慌得不得了，可还是硬着头皮走东家串西家；逢着有男主人在，还会开门迎他进去，如果男人没在，屋里就传出女人的回答：“家里没有人……”一天天过去了，学生却寥寥无几，他心情更为焦急不安，夜晚，他沉思苦想：没有别的办法，只有以心换心，靠真诚换取群众的支持。于是，他买来了铁锨、背蒌、镰刀，天麻麻亮背着背蒌去荒野拾粪，社员上工时，他手绢里包几颗洋芋蛋，帮助队里担粪、收麦……在共同的劳动生活中，人们渐渐理解了他的心意，终于有十几户人家送孩子入了学。他站在讲台上，激动不已，决心把全部知识和精力献给这些孩子，就这样他常常白天和社员一起劳动，晚上给孩子上课。经过一段艰辛的工作，上学的孩子逐渐多了，学生也能念书会写字了，他的心里也产生了一种难以抑制的欣慰之情，经常没黑没明地工作着。
  谁料一九六七年，有人说他是刘少奇的孝子贤孙，执行修正主义黑路线，对他进行游街批判，讲课的权力也被剥夺了。他纯正的心灵蒙上了疑惑不解的阴影。但他没有放弃要重返讲台的念头，默默地等待着。一九六九年上级通知他去新营公社任教，他接到通知后急忙收拾行李，赶往新营。这里的群众对孩子念书比较重视，尽管学校只有一间容纳四十几名学生的教室，却有一百八十多名孩子前来报名。虽然教学条件还比较差，可他觉得非常欣慰。有一位刚分配来的大学生，一来学校就唉声叹气，可他却笑着说：“这条件就不错了。”那位大学生说：“你太容易满足。”他回答说：“我不是容易满足，而是要从山区的实际出发嘛！”学校人员少，他管灶，兼会计，一周排二十多节课，他也不推辞。
  第一次回上海探亲，他放下包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旧书店买教本。父母从宁夏返上海后八年了，久别重逢，都希望独生儿子在身边多逗留几天，可他却惦念着学校，惦念着学生，假没满，就提前返回了学校。课本不够，他就去收购站拣，去“防雨炮弹”厂的废纸堆里翻，当他看到有价值的书被撕毁裹着炸药射向天空，不禁觉得心里酸楚，感到激愤，内心油然而生出一种神圣的使命感。他认为，作为一名人民教师，不但要有传授和光大民族文化的职责，而且还要有捍卫和保护民族文化的义务，因此，他就大量地搜集资料，挤时间编写教材。当时，学校的劳动很频繁、很劳累，别人休息时，他也想躺在田埂上睡一会，可他想到学生当天的课没上，就在田头挂起小黑板，打起精神给学生讲课……
  人生中，生活和事业应该占有同样重要的位置，因为他有强烈的责任感，这就显得事业比什么都重要了。
  他结婚时二十八岁，妻子当时是城郊公社的一位普通女青年。婚后，小俩口住在用一元钱典来的一孔七平方米的小窑洞里，窑里没窗户，多半地被一盘炕占据，进门就得脱鞋上炕，一年四季，白天想看书就得打开门，不然窑里黑乎乎的什么也看不清楚。他的家离学校近五十里路，星期六风尘仆仆赶回家，星期天下午就急急忙忙往学校跑；由于经济实在拮据，没能力买一辆自行车，无论雨天，下雪天，星期天下午他都要步行按时赶回学校，从不耽误学生的课程。
  他们的大孩子刚刚会爬，妻子就要去参加劳动，没人带领孩子，他就在炕墙上钉一根木桩，用绳子把孩子拴起来；时间长了，孩子见绳子就躲，就哭闹，他心里虽然也不好受，可为了生活，为了事业，他还是坚持这样做了。
  一次，风云突变，天空中阴云密布，眼看就要下雨，他骑着自行车往学校办的林场赶，那儿距学校有七里路程，有一个教学点，他每天都往返十几里去给学生讲课。骑车赶到半路，
  磅沱大雨如浇似注，一刹时，道路泥泞，自行车向前驶一截，车胎就被泥淤死，路旁找枝小棍都没有，他只好用手抠，走走抠抠，后来干脆就扛着自行车爬坡。校办林场门前有条深沟，他毫不犹豫连车带人滑脱下去。但对面坡爬起来更吃力，爬一截滑下来一截，他索性将自行车立在沟底，双手深深抠进泥土里，艰难地往上攀，待走进教室，已浑身湿透。欣喜的是没误点，按时给同学们讲了课。
  妻子生二儿子那天，附近的社员来到小窑洞里叫他帮助队里测量水渠，因为农民有三百亩麦子急着灌水。他拿起用几元钱买来的水准尺改制的“水准仪”就跟来人去了，天擦麻黑，才回到家里，妻子看着他那疲惫的样子，嗔怪他，他只是对妻子歉疚的笑笑。为了把所学知识运用在实践中，他就用这架土仪器，在西吉这块土地上，测量过水库、渠道，平整过田地，为当地群众办了不少事。
  只要需要，我就干。共产党员哪里需要哪里去，这不是一句客套话，这话也没过时。
  几度春秋，几番风雨。兴隆——新营——西吉中学。他就是守着这块贫瘠的土地。多年来，他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可他还是那么认真，假期里，别人都在休息，他却将洋芋切成了几何图形，上面用红、蓝墨水画上许多线，精心准备高中立体几何课，假期结束时，新学期的课基本已准备好了，可他为了把数学课中许多抽象的概念具体形象地教给学生，又找了许多废铁丝，自己动手制作了各种几何教具，供自己和其他教师用。
  他平日待人和气，性格内向，可心里却充满着激情。担任班主任时，有的学生嫌洗刷痰盂脏，他就亲自洗刷教室的痰盂。他努力钻研《教育学》、《心理学》等学科，把班里学生的思想性格进行归类，采取相适应的教学方法，并组织起书法、美来、生物等课外活动小组，参观县气象站，游览火石寨山林……几个月就改变了这个原来的后进班的面貌。他说：“学校单纯注重学生学习成绩不行，培养学生，必须将智育、德育、美育、体育结合起来。如果一切为了考大学，考上的固然好，考不上的呢？这可是大多数学生啊。”因此，他很重视帮助学生树立明确的学习态度和正确的生活目的。虽然干这些工作花费精力，但他认为这是老师的职责。他常说：“当教师要时常为学生、家长、社会着想。”为了献身教育事业，他刻苦地钻研业务，他与西中教师徐耕田、邵学之合作完成的“中小学数学教学的衔接”的教研论文，在西北五省、区被评为优秀论文。
  如今，他心里仍然有好多、好多事，大部分是工作上的，也有一部分属于自己生活上的——老母亲七十岁高龄了，身体不太好，独身一人在上海，老人家一生就他这么一个独苗苗。父亲谢世时他不在身边，母亲的生活多年来一直靠邻居帮忙照料。在山区工作，母亲支持他，邻居们理解他，回想起来，他总是感激不已。因此，他每次给母亲写信，总是报喜不报忧，说西吉的山好、水好，西吉的人民更好，唯独没提及他住过的那七平方米的小窑洞，艰苦的生活，还有他的一双视网膜严重萎缩的眼睛。西吉县医院说他已经不适应干教师工作，上海一家医院也是这么说的，可他却把医院证明锁起来了。他是相信医生诊断的，可是他又不听从大夫的劝阻，还是一个劲看书，马克恩的《数学手稿》、英国出版的《数学应用基础》、日本出版的《几何学辞典》……他都读过，还编写了许多数学辅助材料，有些用于本校教学，有些刊登在有关杂志上。妻子警告他：“你再这样没日没夜地干，眼睛可要真的坏了啊！”可是，他只是笑笑，继续干他热爱的事业。
  戚伟夫的事迹登报了，照片上了光荣榜，他剪裁下来寄给母亲。母亲回信鼓励他，这使他的心和西吉这块土地贴得更紧了，他决心把自己的一生都贡献给这里的教育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