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嘴山市图书馆

今天，凡五十岁以上的崇岗人，都不会忘记前进农场水稻的救命之恩。衣食足而知荣耻，在那个大家都饿的面有菜色、腿脚浮肿的低标准日子里，，人们失去了基本的道德底线，甚至视法律于不顾，明目张胆地到前进农场偷稻子。 前进农场的水稻种植，数以万亩计，由于政策的缘故，守着金山饿肚子。人少、地多、饥饿、机械化程度低，秋收速度十分缓慢。每年‘五一’之后，打碾任务还没完成。这就给崇岗人以足够的作案时间和方便的作案条件。 晚上九、十点出发，身缠麻袋，腰系麻绳，左手拈一根棒槌，右手持一把镰刀，走五六里便到。 最先是在田里割稻穗子，一会儿便满载而归，连夜对稻穗进行‘深加工’。 后来干脆到堆满稻捆的场上偷。一把抓着根朝上的稻捆使劲往地上擞。撤下来的全是稻粒，比穗子好多了，不用‘深加工’。第二天就可以上碾子碾稻米了。 也有人举报，大队书记装着没看见，一眼睁一眼闭。没办法，法不责众。再说人心都是肉长的。 还有人更聪明，出发时烙一块饼，到时候往看场人的手里一塞，双方立即会意，看场的变成了放哨的。别怪，看场的老乡也正饿得够呛呢。 在那个连麸皮都奇缺的日子里，居然能吃上白米干饭，真是奇迹。尽管饭里还有带皮的稻粒。 几顿饱饭以后，浮肿的腿脚好了许多，浮肿原来不是病。 前进农场的稻子救了崇岗人的命，偷稻子行为遍及长胜墩以南的各个大队。不然的话，五十岁以上的崇岗人肯定没有今天这么多。偷稻子这营生到1962年分发自留地之后基本结束。 低标准产生的原因有三种说法。 一种是说因连续三年自然灾害。“苏湖熟天下足”，中国地大物博，西方不亮东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比整个欧洲还大的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广袤肥沃的土地上同时连续三年受大灾，这样大的受灾面积，这样严重的灾害事故，整个地球上巩怕都不会发生。谁会相信？为什么分了点自留地就不再饿死人，自留地难道不受灾？据后来气象部门统计，那时期自然灾害和其它年份平均值差不多，并无特别之处。（广西电视台2011年）。崇岗地区就没受什么灾，宁夏也没有。 另一说法是因为给苏联还债，而且说的神乎其神。说什么苏联人把中国用来还债的鸡蛋、苹果用网子严查，个小的不要。 这实在把中国老百姓抬的太高了，这些东西当时的中国高级干部都很难见到，怎么能成为饿死人的原因呢？中国老百姓是因为没有白菜、萝卜、山药蛋而饿死的呀。且不说人家苏联根本不要你哪锅碗瓢盆，白菜、萝卜、山药蛋再加带皮的杂粮。谁都知道债务是橡皮筋，哪有把六亿多人逼上绝路的债务？谁能用老百姓的生命去还债？把责任一推六二五给了苏修和老天，是最聪明不过的做法了。中国的老百姓太老实了。 建国之初，经历了八年抗日战争和三年解放战争，早已经千疮百孔的新中国，又经历了出兵百万历时三年的抗美援朝战争。其开支之大，负担之重，远非区区苏联债务可比。此时的人民生活不但没受影响反而大幅提高，成为建国之初短崭而辉煌的黄金年代(1950-1956)，这怎样解释？ 真正的原因是刘少奇主席说的一句老实话：“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是人民公社经济体制上的“大锅饭”造成的吃饭不要钱的空想社会主义，严重违反了经济规律。先是以大队为核算单位，后改进为“三级所有，队（小队）为基础”，但“锅”还是大的很。吃饭不要钱的结果一定是没饭吃，这是真理。 解放后最初的六七年里（1950至1956），老百姓生产生活一年一变样，芝麻开花节节高，1956年达到顶峰。老百姓的日子是从1958年开始跌入低谷饿死人的，为什么恰好和人民公社诞生的日子同年，这难道还不明白吗。 表面上看，人人都是人民公社的主人，实际上谁都对公社不负责任，也负不了责任。“主人”们失去了对土地的经营权和产品的支配权，一切都是上面说了算。 1959年，不知是哪个上级敢想敢干，命令崇岗大队种冬小麦。由于种子是春小麦，第二年颗粒无收，拿老百姓的生命开了个大玩笑。这样的事情屡屡发生。为了杜绝此类事情，生产队普遍配备了老农这一职务，当然，也不起太大作用。 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造成了生产资料公有制和生活资料私有制之间的深刻矛盾，这是一个在当时条件下根本无法调和的矛盾。在这个矛盾的驱使下，人们只关心生活资料而不去关心生产资料，也没资格关心生产资料。哪能不挨饿？公社社员对土地、牲口失去了感情，土地失去了主人，无论啥时候都好不了。 一个婆姨因丢了一只老母鸡，在街上骂了小半天。正在这时，听说生产队的大骡子死了，赶紧拉着孩子到队上去分肉，这才不骂了。 这种“婆姨”当时在中国有多少？谁心里都明白。大家都抱着这种心态，日子能过好吗？ 计划经济使中国人基本上失去了人身自由，每个人都固定在一个十分狭小的范围内，离开此地就没有饭吃。农民的饭碗都端在各级干部的手中，干部给他们的只有谁也说不清是什么东西的“工分”。社员完全失去了养家糊口的手段和权力，不准经营除挣工分以外的任何事情，哪能不饿死人？ 简单地说，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化，是导致低标准、饿死人的根本原因，其他都不是。中国人真正吃饱饭的日子(1982)为什么正好和人民公社解体的日子同年？ 有一种现象值得一说，这就是低标准时期的社会稳定问题。 历史上凡社会大动乱都出自大灾荒，反之亦然。低标准三年里，虽也有小规模骚乱（青海、甘南、西藏），但社会大局基本稳定。此时虽然有大量人口无序异常流动，但大都是从河南、安徽重灾区来贺兰山矿区找饭吃的小年轻。这些人后来都成为当地常住人口，没有影响政府的正常管理，没有出现大的社会动荡，这是历史上少有的现象。其原因主要有两点： 一、尽管如此，人们对中国共产党任然抱有极大的希望和信任，相信在党的领导下，会度过难关的，老百姓很理解政府没有粮食的困难。 二、这也是最重要的。绝对平均的分配方式，严格的规章制度，在低标准面前没有特殊人群。县长也饿的肚子呱呱叫，干部很少不廉洁的。老百姓肚子虽饿心理平衡，没有久积心中的怒气，“物不患寡而患不公”这句古代名言在当时的中国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三、专政工具的稳定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