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嘴山市图书馆

李怀林，长青村六队人，是崇岗山八堡大牧主李仁之孙。 他依仗是郭拴子的小舅子身份，称霸乡里，无恶不作。在那个人人都要当兵的年代里，他和大家一样，也被抓了兵，由于他的特殊身份，被郭司令领了去编在麾下，军装一领，放假走人，回家经营牧业，老婆孩子热炕头。他可是穿军装的现役军人，世上哪有这样的好事？偏偏李怀林就有。没办法，谁让人家有个当司令的姐夫呢。正因如此，他胆大包天，没有他不敢作的事情，人们见了他都绕着走。 李家以牧业为生，光是羊就四、五千只。羊多，名气也大，引来了许多以贩羊为业的生意人。和李家经常有生意来往的大多是宝丰的回民。 回民马某轻车熟路，一连赶了好几趟羊，生意作的红火。高兴之余，索性把下一趟的羊钱也预付了。当他又来赶羊时，李怀林起了歹意，即不想给羊又不想退钱，那可是白花花的袁大头呀。赖账也不行，这会找来无休止的麻烦。他顿起歹意，一不作二不休，随手捡起一块石头，向对方头上砸去------。 这事发生在解放前夕的1949年。被害人亲属明知事情原委，到哪里去告状？因为上面管此事的人就是李怀林的亲姐夫郭拴子，告状只能是自讨苦吃。 老天有眼，好在不久就解放了。杀人尝命，欠债还钱。天经地义。政府作主，百姓申冤。此案并不难破，李怀林难逃法网，枪毙。六、迟到的昭雪 提起傻贵贵，崇岗凡有点年纪的人，很少有不知道的。因为他太有名了。 傻贵贵本姓沙，平罗县城北二闸新村人氏。叫他傻贵贵的人并不知道他姓沙，而是因为看他傻里傻气就叫他傻贵贵。沙、傻同音，这样叫一音冠二，沙贵贵就成了傻贵贵。 傻贵贵其实并不傻，好、坏、亲、疏明白的很。说话不多，但口齿清析，一点不比常人差。 沙贵贵在崇岗一共出现过三次。 第一次是在二十世纪末的解放前夕，他是来给保长吴秉德家当长工的。这时的他大概不到二十岁，个子不高，干活有眼色，也踏实。长相也不错，是个挺惹人爱的小伙子。解放后回了家。 第二次到崇岗是土改以后的五十年代，还没搞合作化。此时的主人吴秉德已经在弥陀寺大火中烧死。地主长工竟然有了深厚感情，吃饭、睡觉还在原来的主人家打腾，这哪里还有一点阶级斗争的影子？不过，此时的主人已经是儿子吴天明，并且结婚有了媳妇。 原来的主人已经成了地主成分，他当然也不是来当长工。他每天起早贪黑，胡说乱侃，唱当时流行的歌，嘴里来啥唱啥，来啥说啥，一幅疯疯颠颠的样子，很是好笑。孩子们看的过瘾，跟在后面围成圈，排成队，热闹的很。他看谁不顺眼就骂谁，被骂者大多也不计较，一笑了之。 吃饭没有固定地点，到了谁家都给吃。晚上睡觉在吴天明家。 他最经常也最善长的动作是攀老墙，胆子大的敢在几丈高的老墙头上走来走去，孩子们在下面观望，像永远甩不掉的尾巴。此时傻贵贵大约二十多岁，谁也不把他当回事，就这样断断续续，时来时走，闹腾了大约一两年。给崇岗人留下很深的印象。 粮食紧张的那几年，由于众所周知的吃饭问题，他出不了远门，崇岗人差不多把傻贵贵忘记了。 傻贵贵第三次来崇岗是上世纪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六十年代末。此时由于“造反有理”的原因，社会混乱，人们的“自由”相对多了点。又由于粮食基本过了关，吃饭不算太大问题，傻贵贵又来到久违了的崇岗堡。还在吴天明家打腾，把这里当成自己的家。要来的东西都往家里拿。 还是老一套，爬墙、上树、唱歌、喊口号、骂人。口号因时而变，全是文化大革命的。“打倒杨静仁、打倒马玉槐，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等等，这些都是挂在嘴上的口号。不过，他这次的活动范围明显扩大了，不限于崇岗一地，二闸、高庄、黄渠桥等地到处走，名声比过去大多了。他的末日也同时来到了。 1970年，随着九大的召开和林彪在党内接班人地位的确定，林副统帅为了检验和显示这个权利的真实性和可靠性，主政中央的他，公布了当年的一号文件。 一号文件的主要内容是开展一打三反运动。一打是打击反革命分子。三反是反贪污、反浪费、反多吃多占。重点是打击反革命。 反革命的标志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林副主席以及扰乱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秩序。 沙贵贵扯不上反对毛主席和林副主席，但他装疯卖傻，胡言乱语，严重损毁了社会主义形象，极大地丑化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大好形势，实属罪大恶极。对这种社会垃圾和社会毒瘤，必欲除之而后快。 在极端强化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势下，沙贵贵以及很多和沙贵贵大致情况相同的人，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牺牲品。 当时的县保卫部门逮捕了沙贵贵。经法医鉴定，沙贵贵神经正常，没有任何精神疾病，他的行为纯属故意装疯卖傻，丢人现眼扰乱社会秩序，罪大恶极，罪该万死。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审判定罪的最高权力机关竟然是革命委员会常委会议。无法可依，常委们举手一致通过枪毙沙贵贵。 沙贵贵胆子其实尿的很，临上刑场时，腿子抖的己不能走路，被行刑者硬拖上法场，还尿了裤子。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人民政府重新甄别了沙贵贵一案，认为属于无罪错杀。 沙贵贵未婚，无子女。政府只向亲属们表示了道歉。道歉表示党要建设法制社会的决心，难能可贵，值得称赞。但道歉对死者沙贵贵本人已耗无意义，它来的太迟了。最多是迟到的昭雪。 七、和死神擦了肩的人 1950年秋天，随着郭拴子等一批重要土匪在银川枪毙，建国初期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广泛深入开展。崇岗地区的镇反工作和郭拴子反革命土匪爆乱紧密联系。除上山当土匪有人命者一律镇压枪毙外，对虽未上山当土匪，但和土匪有紧密联系，给土匪以重要情报和物资支持者，也一律严惩不贷。二道渠乡（六乡）乡长马占元首当其冲。 马占元，二道渠马家大院人氏，解放前当过多年保长。当保长期间，只是例行公事地催公粮、派夫、催税，按政策规定派兵，并无恶迹。 1949年，崇岗解放。在当时缺少干部的情况下，新政府使用了大量原伪职人员，马占元便是其中之一。 马占元被任命为第五区第六乡（二道渠）乡长，成为共产党领导下的基层干部。 几乎就在同时，郭拴子判乱为匪。此时社会混乱，地方政权很不巩固。土匪十分猖獗，飘忽不定，不时到达山八堡的任何角落。土匪很需要人员和物资补充，尤其需要粮食和鞋子，这些都要到沿山各村去征集。 马占元既是过去的保长又是现在的乡长，群众声望高，号召力强，这是土匪们最理想的联系人。郭拴子到二道渠，给马占元下了命令：限期送上粮食和鞋子，保质保量，如有差误，杀其全家。 谁都知道，郭拴子可是说一不二的汉子，杀人不眨眼。在此之前，下庙、上庙、潮湖等地的四、五位乡长、村长，刚刚倒在了郭拴子枪口之下，而且有名有姓，谁不胆寒？何况还要搭上全家人的性命。 马占元不敢怠慢，他知道，这是共产党的乡干部不能干的事情，但也是没办法的事情。权衡利弊，他还是应付了郭拴子给他安排的任务，毕竟人命关天呀。 在大是大非面前，没有两全其美的结果。他的行为得到了郭拴子的首肯，但决不会得到法律的谅解。不要说他是共产党的乡干部，就是普通老百姓，这种明目张胆地支持土匪的叛乱行为也要受到法律的严惩。 1950年，在严厉镇压反革命分子的运动中，随着郭拴子的被剿灭，马占元在劫难逃，首先被抓了起来。 当时的政策是：快抓、快审、快执行。没过几天，平罗县政府通知家属，马占元已判死刑，明天执行，准备收尸。 晴天霹雳，马家人惊得一时没了主意，不知如何是好。稍作镇定之后，有人提出时间不等人，无论如何要有所行动。经大伙商量，女人们在家准备丧事。男人们分两组，一组到平罗打探消息，作收尸的前期准备。另一组在家准备运尸的工具、设备。牛车不可用，七、八十里路，颠簸的太厉害，决定用驴驮单架。一前一后两头驴，一左一右两根椽子，椽子上面放门板。 第二天一早赶驴出发，刚走过牛圈子，迎面来了从平罗回家报信的人。他们带来了天大的好消息：刚刚接到通知，马占元的死刑改判为有期徒刑十八年。老天有眼，死里逃生，感谢共产党毛主席救命之恩，也救了马占元一家老小。 后来才得知，由于肃反运动扩大化，导致政策过左，杀人太多，中央很快觉察到问题的严重性，并立即作出指示：对可杀可不杀者应该不杀。马占元正属此例。昨天接到上级指示，今天及时通知了犯人家属。天哪，一日之差，人鬼之间。 马占元在负刑期间认真改造，表现良好，学了一手瓦工技术，多次获奖。十八年刑期减为十五年，于1965年刑满释放。之后，他带领生产队社员在煤机厂包工盖房，为队里作出了贡献。这期间，还带出了一批瓦工徒弟，后来马家多出瓦工，就是这个原因。 无独有偶，长青一队的任风来也曾死里逃生，不过和马占元经历完全不同。 任风来解放前当过大乡乡长，管崇岗、下庙、二道渠三个乡，权势显赫，威震四方。权中生利，敛财有道，几年大乡长下来，已是家大业大，银元、元宝对他来说已不是稀罕之物。他仗势欺人，虽不能说恶贯满盈，但也民愤不小。 解放后，他一下子变得无官无权，凭着对新政府的仇恨，1950年郭拴子为匪时，极尽能事，为郭拴子提供了很多物质和情报支持。 郭拴子覆灭后，他是首要反革命分子和镇压对象。按当时情况估计，枪毙没啥问题。但当人民政府下令抓捕他时，他却连夜潜逃不见踪影。后虽大力搜寻，终无结果，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似从人间蒸发了一样。 1961年，像从天上掉下来似的，任风来突然回到家里。 原来，1950年人民政府正要准备抓捕他时，他早有预感，背上金银细软，连夜逃往山后，藏在阿拉善左旗北寺隔壁一个蒙古喇嘛的住所里。他和喇嘛的关系非同一般，当然，金银财宝起了决定性作用。喇嘛的屋里十分僻静，这一躲就是十余年。不是低标准不会回来。 时过境迁，十多年前郭拴子土匪叛乱一案，早己物是人非，撤案多年。阿弥陀佛，提心吊胆地回到家里却甚事没有。这是他做梦也没想到的。此时社会的主要任务是如何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走出低标准阴影。任风来通匪一案从下到上无人问津。好像他根本没有通匪这回事，只是一般性的成为了四类分子被劳动教养了一阵子，这些都于当年的通匪案应受刑法制裁没有关系。他最终逃脱了法律的严惩。当然，最主要的原因是任风来没有具体的人命官司，只是土匪的极力支持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