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嘴山市图书馆

耗时费力声势浩大的四清运动并没有真正达到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目的，也不可能达到目的。原因很简单，自上而下的四清运动，从中央到地方都在各级党委的领导和控制之下，谁会自己整自己？在这种情况下，运动被整倒的干部几乎全部是级别很低的社队干部，运动的目的远远没有达到。 必须找到新的途径。 毛主席找到了这个途径，这就是只有一人领导的、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也就是后来的文化大革命。 如果说四清运动是有政府的群众运动，那么后来的文化大革命就是无政府的群众运动。 这种群众运动必须有一个基本条件：领导者要有绝对权威，否则就会变成动乱。这个领导者只有毛主席才可能胜任，但还要继续树立和加强这个权威，这就需要一个较长的树立过程。 这个过程早在反右和打倒彭德怀的庐山会议中就已经开始了。反右运动和庐山会议只是打倒的层次不同，没有本质区别，但都提高了毛主席的权威。 彭德怀是因为给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提意见而被打倒的。他提的意见内容基本正确，程序完全合法，甚至连毛泽东本人也不否认意见的正确性。 1963年，在彭德怀被打倒后的第四年，毛主席招见了他，并对他说：实践证明你是对的，但还不能平反。并且当场给彭德怀分配了西南大三线工作。究其原因，大概是因为伟大领袖不能犯错误，尤其不能犯后果严重的方向路线性的大错误，更不允许他的下级犯颜直上，公开斥责他的这种错误。道理很简单，如果给庐山会议平了反，无异于神州大地政治上的八级大地震。因为这会动摇伟大领袖在人民心目中至高无上永远正确的政治地位，进而动摇到党中央政治路线的正确性和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这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是绝对不能允许的。这种结果标志着一个现实——任何高官，不管他正确与错误，都在可能被打倒之例。也标志着另一个现实——正确和错误在政治斗争面前失去了它原来的意义，它们永远要在政治斗争需要面前缴械投降。 真理在哪里，此时的真理已被谬误踩在了脚下。 这仅仅是即将到来的，包括低标准饿死人在内的一系列灾难性后果的开始。这是中国几千年封建历史的惯性在起作用，合该如此，势不可挡，无法更改，也是中国老百姓必定要承受的历史灾难，不可避免。 树立毛主席的绝对权威还得有一个条件，这就是得有另一个人。这个人也必须有相当高的权威和号召力，并且在宣传毛主席的英明和伟大上能心领神会，不遗余力。这个人就是林彪，林彪符合这个条件，毛主席选中了林彪。 林彪的威信是毛主席树立起来的，这种树立早在庐山会议前便开始了。一九五八年林彪被增选为党中央副主席，一九五九年代彭德怀为国防部长。之后不久，他便大力号召全军、全国学习毛主席著作，他的野心也逐渐膨胀起来。威信也“高”的吓人。 一九六五年底，毛主席批准打到了最忠于自己的罗瑞卿等人。罗瑞卿等一批人的被打倒，斩断了试图挡住红太阳光辉的“乌鸦的翅膀”。因为总参谋长兼军委秘书长的罗瑞卿在签发林彪讲话稿时将毛泽东思想是“顶峰”、“最高”等字样删掉了，他认为这样的提法不符合马列主义。 罗瑞卿的罪名是只搞军事，不突出政治，实际上是不突出毛泽东思想。罗的这一做法，严重地束缚了林彪宣传和拔高毛泽东思想的手脚，必须打倒。 罗瑞卿等一批人（彭真、陆定一、杨尚昆等）的被打倒，林彪成为在党内、军内说一不二的人物，成为毛泽东思想的“捍卫者”，毛主席的“好学生”，党中央唯一的副主席，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和继承人。 林彪也不含糊，除每讲必说毛主席的伟大英明之外，大量印刷毛主席语录和老三篇（《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五十多种文字，印数三十亿，合全世界每人一本，超过了圣经的发行量。 林彪还发明了“活学活用”、“立竿见影”、“急用先学”等庸俗的学习方法，但就是这些庸俗的学习方法，“效果”却特别显著。毛主席成为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伟大导师，伟大统帅，伟大舵手，甚至几乎成为世界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绝对权威树立起来了，可以用最高指示指挥全国每个人的行为动作了，原来的党中央、毛主席变成毛主席、党中央了。二十世纪中叶发生在中国的造神运动任务完成了。在造神运动中，林彪的作用不可低估。到此，由一人领导的、自下而上的全国性的群众运动的条件完全成熟了，文化大革命一触即发。 那时候除了毛主席的书，没别的书，除了毛主席的歌，没别的歌。人人自危，既要表现强烈的“无产阶级”斗争意识（斗他人），又要防止自己挨了斗。说话硬梆梆，脸上阴沉沉，谈恋爱都变了味。 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是红卫兵，其数量以千万计，主要成员是青少年学生， 他们思想单纯容易发动，一点就着。 红卫兵的天职是造反，除了毛主席、林彪副主席外，谁的反都可以造。 这实际上已经规定了被打倒的对象。 造反的形式是打乱社会秩序、“踢开党委闹革命”、“砸烂公、检、法”、“破坏旧世界，建设新世界”；打倒“一切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向一切封、资、修宣战”；采用的方法是批判、揪斗、抄家、游街、坐土飞机。 先是揪斗牛鬼蛇神，破四旧。崇岗的庙大多就是这个时候拆掉的。 崇岗的牛鬼蛇神以教师为主，被斗的最惨的人是吴天顺，韩凤鸣，杨光福、赵雪英，赵晓林等人。戴高帽子，画鬼脸子，用绳子牵着走村串户游乡。赵雪英还被扒掉皮鞋，在满是石子的路上和长满了蒺藜的山坡上，像猴子一样地被拉着游走，惨不忍睹。 好在这是无领导的群众行为，不下结论，不做组织处理，工资照发，最后不了了之。比当年右派的下场好一些。 红卫兵是自发的群众组织，受到党中央、毛主席的极力肯定和推崇。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起了至关重要的决定性作用。没有红卫兵文化大革命便无从说起。1966年，毛主席曾八次在天安门广场接见全国的红卫兵，可见其重要性。 红卫兵组织头目自选，由极“优秀”的极左分子担任。小的叫战斗队，大的叫兵团，再大一点的就叫野战军，指挥部，总司令部等。名称都是最好听的，最有革命性的，最能贴紧毛主席的。如井冈山兵团，百万雄师等。五花八门，以各自的红袖章为标志。 崇岗大队也有造反派组织，名称“起风雷”战斗队，队长是李玉柱。为了表现造反派组织的存在，最有效的表现形式就是揪斗当权派，夺权。“起风雷”战斗队联合其他大队造反组织，揪斗公社书记朱清文、社长李生良。朱清文的三根肋骨被××一拳打断。 踢开党委闹革命，新生的革命政权叫革命委员会。委员由革命干部、造反派代表、革命群众代表组成，称为三结合的领导班子。 一九六八年，崇岗公社革委会成立。革命干部代表张明为革委会主任，造反派代表任国政任副主任，革命群众代表吴国柱等任革委会委员。 “起风雷”战斗队队长李玉柱当上了崇岗大队的革委会主任。 文化大革命中文斗不少，武斗不断，无辜死了很多人。崇岗也不例外，汝箕沟造反组织的李进义（下庙人）就在玉皇阁武斗中中枪弹死亡。白送了一条命。 十年浩劫，罄竹难书，损失无法估量，怎样评说都不过分。 如果把文化大革命比做一台大戏，姚文元的《批海瑞罢官》就是拉开的一面大幕。《中共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通知》（简称5. 16通知）就是敲响了开场锣鼓。红卫兵的造反、串联算是演员登场了。毛主席的八次接见红卫兵就是这场戏的一次次的高潮迭起。九大的召开，刘少奇，邓小平等人的被打倒，观众把戏才算是看明白了。林彪摔死在外蒙古温都尔汗，戏进入了尾声。四人帮被粉碎，这场戏才算是真正地偃旗息鼓了。 文化大革命是社教（四清）运动的扩大和提升，社教运动是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开场和前奏。二者没有性质区别，都是“阶级斗争”的衍生物。 文化大革命名副其实，它就是革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命。文艺节目被封杀了，八亿人看八个戏；四大名著成为封资修而被违禁、焚烧，孔圣人被批的体无完肤；“我们都是炎黄子孙”这几个字被定为阶级调和主义而严厉批判，宗教活动到了地下；传统节日没有了，对联成了封资修。文化越高越反动，文化越低越革命。上学都没必要了。 顺便说说文化大革命产生的社会基础。 文化大革命这样一个历时十年，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也很可能是绝后的一场社会动乱，所造成的损失无法估量。 这场运动之所以能够产生、发动，发展，表面上看，是领导者错误发动，被林彪、四人帮等一伙野心家、阴谋家所利用了的一场浩劫。但这样说未免太简单化了，这样大的社会动乱，这样一个每个中国人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发了疯似的参与其中的大运动，绝不是少数几个人的运作所能做到的，它必然有深刻、广泛的社会基础。 一、生产资料高度公有化，这是最主要的社会因素。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个人没有任何生产资料，完全失去了谋求生计的权利和可能。人们的生计完全掌握在干部的手里，行动完全听上级的指挥，上级又听更上级的。参加斗争大会也给记工分、发工资，何乐不为，不去行吗？大串联坐火车不要钱，还管吃管住，这样的免费旅游谁个不去？如果当时是自负盈亏，自谋生计的经济体制，这些事都可能吗？哪个人放下自家田里黄了的麦子不割，去参加毫无意义、毫无好处的批斗会，他可能是得了神经病。哪个老板敢把雇工放出去搞串联？致于什么游行、集会、造反、打倒，也统统见鬼去吧，任何人的发动、指挥都没有用。 生产资料高度公有化造就了纯而又纯的计划经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成为产生专制政治的温床，只有专制政治才能使文化大革命产生有了可能。 这是一个深刻的教训，是否可以这样说：多一份民营经济就多一份民主政治，民主政治是当今社会前进的真正动力。 二、新中国成立后，全国性的政治运动接二连三，层出不穷，但这些政治运动无非分两大类，即“五七式”和“六六式”，这是按运动发生时间划分的。如果按运动性质划分，可简单划分为“整党外群众式”和“整党内干部式。” 五七式运动以1957年反右运动为代表，其挨整的对象主要是党外知识分子、人民群众和民主人士，目的是巩固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地位。具体效果是：反对的声音没有了，敲怪话的不敢了。干部，尤其是党内干部的权威得到很大提高。谁敢给党员提意见，小心挨整。 党的领导地位更巩固了，政令统一，群众成了驯服的“工具”，干部好当多了，运动的目的完全达到。 事情都有两面性，物极必反。这些“人民公仆”的地位巩固之后，他们沾沾自喜，气指颐使，自我感觉良好，得意于已经取得的行政职务与工资级别，心思逐渐运用于怎样继续升迁上。尽管有焦裕禄当榜样，但不起根本作用。在那个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里，他们养尊处优之余，居然也产生了标准很低的腐败现象。干部们的工资虽然不很高，但他们的生活水平比一般群众尤其是人民公社社员那是天上地下。干部像神仙一样，永远可望而不可及。要知道，公社社员辛苦一年，很多人连一分钱也见不到。那年月，穷到了极点的人民群众，必然产生对现实社会普遍的不满情绪。对现实社会的不满实际上是对政府政策的不满，对政府的不满必然落实到对干部、官员的不满上。这无形中就产生了官僚阶层和平民阶层的对立，产生了老百姓对干部的逆反、妒忌甚至仇恨心理，给文化大革命产生埋下了大量种子，只等机会到来。当时产生于崇岗地区的一句顺口溜，形象地说明了这一社会现象：“社员三两粮，拄着拐棍扶着墙；干部三两粮，又娶媳妇又盖房’’。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中所说的一句话：“官做大了，薪水高了，说话爱训人。现在群众起来了，搞的他们很狼狈。”这说明中央高层对这一社会现象早有察觉。 文化大革命是广大人民群众对自身处境极端不满和对干部阶层嫉妒、仇恨相结合的社会产物。它象火药筒，只是谁来点的问题了。 “六六式”运动以整党的领导干部为中心，目的是揪出社会主义的蛀虫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巩固已经实行多年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体制。 广大人民群众对政府、干部的普遍不满情绪，成为这场文化大革命之所以能够迅速发动，迅速漫延，普通老百姓和青年学生普遍参与、支持、响应的一场群众性运动的社会基础。毛主席明察秋毫，恰当地、适时地利 用了这个社会基础。 尽管老百姓对打倒的干部们并不了解，甚至一无所知，但他们的心理状态中暗藏着对被打倒干部的“活该”二字，并不同情。否则，不会出现那么多对造反非常热衷，“一点就着”，甚至“抱薪凑火”的红卫兵。这是老百姓对现实社会不满，对干部心理不平衡的必然反应；是极想迅速改变现实社会、从而改变个人命运的结果。他们错误地把文化大革命当成改变自身命运的难得机会，说想要变天也不过分，因为老百姓太苦了。他们把自己的苦难和政府的政策直接联系在一起，和当权的干部们直接联系在一起。他（她）们想借文化大革命的东风多少改变一下自己苦难的处境和地位，这当然是痴心妄想。文革中，打在当权派身上那些雨点般的拳头，是老百姓们的愤恨变成的，于“四人帮”并无太大关系。四人帮只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工具而己。 打断朱清文肋骨的社员对朱清文一无所知，他拳头打的是干部，不是朱清文，就是这个道理。 今天的情况不同了，“天”真的“变”了，老百姓中比乡长、县长、市长还有钱的人有的是，干部算甚么。当然，今天老百姓也恨贪官污吏，但贪官污吏的“贪”于老百姓的日子不发生直接关系，何况老百姓们的日子越来越红火了，对自己的生活和前途基本上是满意的。这和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社会情况完全是两码事。 综上所述，“五七式”运动是“六六式”运动产生的前提和原因，“六 六”式运动是“五七”式运动的伏笔和必然结果。没有“五七式”运动就 没有“六六式”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