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嘴山市图书馆

双反运动是宁夏独有的，以反地方民族主义，反坏人、坏事为宗旨的政治运动，简称双反运动。崇岗老百姓叫大绑人运动，名字叫的很形象。其受害人数之多、范围之广史无前例。 反对“地方民族主义”运动只在上层和干部中开展和存在，与基层工人、社员关系甚小。 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之初，干部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原来甘肃、宁夏的老人手；另一部分是从北京市机关中调来宁夏的京城派。反对地方民族主义运动实际上是干部中的派性斗争，以京城派占上风为终结点。这个结果是必然的，不会是另一种结果。被打倒的干部都冠以“地方民族主义分子”而遭到迫害。运动本身加强了中央集权。 反坏人、坏事的运动在基层老百姓中普遍展开，受害者甚众。 双反运动发生在低标准最关键的一九六0年。运动的产生、发展与低标准有着密切的背景联系，是低标准的派生物。 “衣食足而知廉耻”。在那个人人都饿到极限，要饭都找不到地点的年月里，什么文明、礼貌、道德、义务早就到了九霄云外，为了活命，甚至视法律于不顾。偷的、摸的、贪的、怠工的、骂娘的，五花八门，混乱不堪。严重影响了社会秩序与人民公社的存在和发展，问题十分严重，不能坐视不管。 当时的自治区领导们不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认为混乱局面是因为坏人太多造成的，便下令在全区范围内开展一场政治运动，打击坏人、坏事，整顿社会秩序，以保卫人民公社为目的。 这场运动的主要形式是抓捕、集训、劳教、劳改。 由于‘坏人’太多，谁是坏人又无章可循，便按人口比例给各基层单位摊派坏人指标。连平罗中学的学生也摊派了两个坏人，一个劳改，另一个劳教。哪个单位完不成抓坏人的任务，领导就是坏人。 在这种政策的驱使下，‘坏人’立刻多了起来。谁偷了西瓜、掰了玉米，谁拔了萝卜，谁敲了怪话，顶撞了干部，甚至谁不顺眼，便都成了被抓的对象。汝矿工人王占江走路中将路边烂铁桶一脚踢下沟里，立即成为坏人被抓了起来。 兰丰大队召开群众大会要抓坏人了。坏人早就内定有数，只等一声断喝了。王生福被内定为坏人。他在会场中一棵躺倒的大柳树上坐着，其人特征是嘴上长着小胡子。大会开始了，一通讲话之后，接着便要抓人了。只听一声高喊：“把柳树上坐的那个小胡子抓起来！”民兵们便立即行动。抓来一看，根本不是要抓的那个人，此时的王生福刚离开柳树，另一个长小胡子的贾鸿彦刚坐在大柳树上便成了替死鬼。其荒唐程度可见一斑。 坏人多极了，只是送到县集训队的就有2044人，剧院挤满了还不够（平罗县志）。各公社、大队集训的人就更多了，只崇岗大队集训队就有一、二十人。专设一灶，由民兵看押管理，集训地点在现崇富九队李风来大寨子。 这些被抓的坏人劳动强度很高，思想压力大，又正值低标准，死亡率就高，许多人就没有活着回来。崇富十队的余云就死在了县集训队。更奇的是，这些坏人没有一个是经过法院审判的。 一九六二年至一九七零年，陆续给在县集训队立案的人平了反纠了错。 各公社、大队集训的“坏人”不了了之。 双反运动在人民群众中造成了极坏的影响，损害了党群关系和党的执政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