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嘴山市图书馆

一石激起千层浪，农业合作化这样一个触动每个人灵魂的大变革，它像掀开了思想体系的潘多拉盒子。能自动接受这种变革的人并不多，有叫好拥护的，也有反对骂娘的，嘴里不敢说心里不满的，五花八门，不一而举。最主要的是高级社并没有带来宣传中所期待的农业的丰收和人民生活的提高，相反，大多数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下降了。也就是右派分子们所认为的“今不如昔”。 对领导这场社会变革的干部们来说，工作不是那么得心应手的，因为他们靠强制手段来推进农业合作化，干群关系紧张似在情理之中。 党中央对农业合作化的决心是十分坚定的，各级政府都不敢怠慢。为了快速推进农业合作化进程，干部们只能强迫命令，官僚主义作风便不可避免，并成为社会问题。 党中央很快就发现了这些问题，并试图用整风提意见的形式，改变官僚主义作风，以和谐干群关系，后来的实践证明这是不可能的。 1957年夏天，整风运动开始。 首先发动群众给干部和政府各项工作提意见，初衷是好的。当时提出的口号是：“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言者无罪、闻者足戒”，这是对接受意见的同志的要求。对提意见同志的要求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这些口号是很正确的，也是很能鼓舞人心的。但后来的事实却完全违背了这些好听的口号。 矫枉过正，在提意见的过程中，不可能要求提意见者都是和风细雨、恰如其分。不可避免有一些过激，甚至是不好听的言词，这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但当时的党中央领导小题大做，错误地认为这些人以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党的领导为目的。问题的性质立刻发生了可怕的变化，提意见的人立刻变成反党份子惨遭打击，接受意见的人摇身变为捍卫党的勇士。整风运动好听的动员口号变成了引蛇出洞的必要手段。整风运动变成反右运动，这是人们所始料不及的。 会议记录成为右派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铁证，他们统统被冠以“资产阶级右派份子”。 右派分子多的很，提个意见，发个牢骚，敲个怪话，甚至耍个骄傲，都可能成为当右派的理由。大武口村雷敬业的右派帽子名额竟然是领导摊派的。据资料载，全国右派55万多，占当时全国干部总数的百分之八点五（《风云七十年》）。 平罗县右派101名，崇岗地区4名。三名教师：刘鸿泰、李俊英、范万寿，一名党校学员：雷敬业。 当了右派分子的人一律是知识分子，一个农民也没有。知识分子们被压的透不过气来，知识越多，危险性越大。这是对文化的摧残，知识的否定，文明的践踏。 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论多的很，但主要是“合作化搞糟了”、“今不如昔”、“党天下”等这几条。 右派们的下场是可想而知的，在被斗的焉头焉脑、人气全无之后，最少也是开除公职，管制劳动。右派们‘反动’言论是各式各样的，但农业合作化是这场运动的起因和主线。也就是拥护和反对社会主义的问题。 如果说这些右派们反对合作化，但反对合作化的人绝不仅仅是这几个右派分子，数量多得很，右派分子只是当了他们的代言人。右派们犯了言论罪，受的都是行政处分，他们不是罪犯，法院管不了，但比罪犯还不如。 反右运动是钳嘴运动。运动过后，社会一片肃杀之气。有右派分子们的深刻教训，给干部、党员和政府提意见的声音听不见了，人们失去了说真话的基本权利，到处是一片叫好拥护声。具有讽刺性的漫画绝了迹，甚至连《一个鸡蛋的家当》、《狼和小羊》等一类常见的讽刺童话也成了违禁文字，据说，因为它们讽刺了反右运动和社会主义。后来产生的大跃进、大炼钢铁、人民公社大锅饭等一系列连续严重的极左错误，于没人敢提意见而不能及时纠正有密切关系。反右运动贻害无穷，它甚至为后来的文化大革命起了导引和政治奠基作用，它实际上是主要针对党外知识分子的一场较小规模的文化大革命。 整风反右运动的根本起因是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国是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这样大的生产资料大变革，无异于960万平方公里的大地震。这样一个改天换地的大变革，妄图用强迫命令、打击压服的手段在短期内完成，还不准有反对的声音，这本身就不可能。付出的代价必然是惨痛的。这是历史的教训，要用历史作代价的，这个代价太大了。 反右运动的发生，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历时28年，参与者抛头颅，撒热血，爬雪山、过草地、吃草根、树皮，打日本，牺牲者数以千万计。其艰苦卓绝，世界没有。革命成功，政权来的太不容易了，倍感珍惜。 解放后，这些人放下枪杆，便进入社会各个领域。由于久搞武装斗争，文化很少，便出现了不会看病的当了医院院长，不会唱戏的当了剧团团长等很多类似现象。于是便有了“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甚至要他们下台的“反动”言论。这就涉及到党的领导权问题了，这是一个十分严重而敏感的问题。28年的赴死奋斗，劳苦功高，盼的就是革命成功掌握政权这一天。 因此，领导权问题是绝对不允许讨论的问题。一场斗争不可避免，胜负还没开始就已经决定了。 这些老革命捍卫了党的领导，成为反右运动的功臣。谁也没想到，几年之后，他们过不了那种“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关，成为资产阶级民主派而被打倒，下场比右派更惨。这是必然的，因为他们和绝大多数农民一样，都是小农经济的基本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