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嘴山市图书馆

绥西抗战的前沿阵地
  中国西北地区对日本实施其侵华战略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日本占领东北以后，一直把控制东起察绥、西至宁夏甘新，封锁中国西北边疆，隔绝中苏关系作为主要战略目标。但日本缺乏足够兵力对如此广大的西北实行直接的军事占领。因而日本便积极培植汉奸势力，特别是“想利用蒙回藏民族，以似是而非的‘民族自决’理论，挑拨各民族间的情感，鼓动各民族间的战争，以实现‘以华制华’的故伎。然后挟其经济与政治军事力量，控制各弱小民族，以遂其预定的封锁计划”。日本设想的这条封锁线上，内蒙古最为重要。在日军的支持和操纵下，先后成立了“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蒙古军政府”，实行所谓“高度自治”。日军在绥蒙扶植傀儡的同时，不断注意与绥远、内蒙古相邻的宁夏。特别是绥远省主席傅作义坚持抵抗日本侵略，数次对来犯的伪军以迎头痛击，并于1936年11月一举攻克内蒙古伪军的巢穴百灵庙，给日本侵略阴谋造成极大阻力。日本便加紧拉拢宁夏省主席马鸿逵，企图南北夹击傅作义部，迫使其退出绥远。而且内蒙古之阿拉善、额济纳2旗军政隶于宁夏省政府，宁夏军民与陕甘绥抗日武装联为一气，向北深入内蒙古，足以粉碎日本封锁中国西北的阴谋。因此，宁夏当局的对日态度成为绥蒙及西北抗日形势变化发展的重要一环。
  日本诱降马鸿逵的原因，不仅在于他是地方军阀，还在于马家军作为回族上层的政治代表，企图利用诸马导演民族分裂的丑剧。但是日本没有看到，马家集团自清末到民国时代，不断调整自己的政策方针，与国民党政府形成了巩固的关系，获得了很大的政治权力，和日趋没落的蒙古王公有根本区别，也不是那些失意的汉奸政客所可比拟。更重要的是，回族的经济、政治及语言文化诸方面与汉族血肉相连，回族的历史和前途与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息息相关。在历史上，不仅广大回族人民是中华民族利益的坚决捍卫者，回族上层也是反对民族分裂的。这种民族的爱国向心力正是宁夏社会及马家军走上抗日道路的深刻的内在原因。卢沟桥事变后，日伪势力深入绥西，日军增兵包头，不断出动飞机轰炸宁夏，给宁夏人民生命财产造成巨大损失，同时也威胁马鸿逵政权，宁夏有被日军侵占的可能。马鸿逵在军事上加强北部防御力量，并命令各地方政府，要“注重民众自卫力量之培养，与一般民众之组训，以充实地方实力”（《十年来宁夏省政述要》）。将168师两个旅的4个步兵团由银南的灵武、吴忠调往银北的石嘴山一带布防。在尾闸、磴口、三盛公及宁夏北部黄河渡口两岸及贺兰山一带构筑防御工事。自1937年冬天开始，在石嘴山一带分四期修筑国防工事。在石嘴山尾闸一带挖掘宽深数米的壕沟，上面覆盖浮土伪装，以阻止日军装甲车辆及重型武器通过；磴口、三盛公以北百余里内，断绝一切主要道路，横挖深壕，破坏日军进入宁夏的道路；宁夏北部黄河渡口两岸及贺兰山通道，均削为陡峭立壁；重要的通道口设置阻绝阵地，隐藏埋伏炮兵，阻击来犯日军。
  在整个绥西抗战期间，石嘴山地区是宁夏抗击日军的门户前沿，也是抗日健儿的后勤补给基地，对部队休整、补充兵源起到重要作用。在战争中，后勤留守人员、伤员，都是转移至石嘴山地区和磴口县。当乌布浪口战斗失利后，马鸿宾也是将失职团长马钟以及该团二营营长马希舜锁押石嘴山黄渠桥撤职查办。宁夏战时所设的磴口、石嘴山、平罗、吴忠4所临时战地医院，有3家都在石嘴山地区。
  平罗籍学生的爱国进步与救亡活动
  “宁夏留平学生会”是在1929年至1937年期间由宁夏在北平求学的青年学生发起组织的一个群众性的学术团体。其目的是以“砥砺学识、互相帮助、共同进步、共同提高”为宗旨。1929年宁夏留平学生中平罗籍的殷占雄、雷启霖、谈尚彦等和他县的两名同学，看到宁夏到北平求学人数逐渐增多，于是倡议组织“宁夏留平学生会”，以联络感情，砥砺学识，探讨家乡各项建设，建议督促地方政府更好地治理家乡。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筹备，并得到在北平工作的孙克廉、张明经等人的支持和赞助，于1929年8月正式成立了“宁夏留平学生会”。留平学生会成立后，选出的第一届委员会委员中有平罗籍的殷占雄、雷启霖、谈尚彦3人。1935年又选举了第二届委员会，其中有平罗籍的高尚信、阎廷栋。1936年5月第三次改选，选出的委员中有平罗籍的余占鳌（并兼任财务）、冒海瑜（兼任文书）。凡到北平求学的宁夏学生，只要赞成这个组织宗旨的均为学生会的成员。参加学生会的平罗籍成员中有在国立北平大学农学院的殷占雄，民国大学的高尚信、姚启圣、征克非（征后转入国立中央大学），俄文法商学院的阎廷栋，国立北平大学的余占鳌、王振刚（即王茜），天津河北学院的贺闻韶，广汉中学的田树琛，还有高继述、高尚文、刘廷栋、张华（女）、杨光浚、高自述、马寿桃、孙丕仁、路生衢等青年学生。
  留平学生会的成员大都是宁夏中学和宁夏师范毕业的优秀学生，他们在宁夏读书时正是大革命时期。1926年冯玉祥在五原誓师，率领部队经宁夏、甘肃、陕西到中原参加北伐战争时，部队中共产党员们在宁夏撒下了革命的种子，每到一地就向学生和群众宣传革命思想，张贴革命标语，宁夏学生们接受了爱国主义的思想教育，有些人后来参加了共产党，积极引导学生会逐渐从狭隘的反对地方恶霸和封建军阀的统治斗争转入到反帝反封建、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人民群众的斗争中。为了促进学生学习文化知识，交流学术经验，经委员会决议，创办了《银光》月刊，推选殷占雄、雷启霖等负责筹办。1931年2月正式出版了第一期，《银光》月刊的发行对象主要是宁夏各机关的职员、学校师生及地方进步士绅等，他们读后大加赞许和鼓励，曾得到社会上的好评。1931年6月《银光》月刊又出了第二期。根据“团结精神，研究学识，唤起全宁睡民，改造阴恶环境，以扬文化，以臻文明”的创刊宗旨，对宁夏的政治、教育等设施提出了一些评论，阐述了国民议会选举代表的意义；揭露了军阀、官僚压榨宁夏人民的罪恶。因此，引起了宁夏人民的思想共鸣，一些青年学生和进步人士纷纷来信来稿，表示热烈支持。这些来信和来稿促使学生会的会员们在思想上不断有所提高，使斗争矛头直接指向宁夏的统治集团，引起了统治者的不满。1933年马鸿逵统治宁夏，千方百计地对学生会成员进行迫害，说学生会是共产党组织，留平学生是共产党分子，《银光》月刊是赤色刊物，等等。于是，马鸿逵统治集团一方面明令禁止刊物在宁夏发行；一方面暗地收买学生中的败类，从内部分化瓦解。在这种恶劣形势下，学生会采取了隐蔽活动的策略。为了转移视线，《银光》月刊出了3期后，于1933年更名为《曙光》月刊，接着又出了3期，于1936年更名为《塞北》，只出了1期，由于白色恐怖日甚，不得已只好在1936年年底被迫停刊。办刊经费先有会员们节衣缩食自由捐助，后有委员会决定进行募捐，办法是除在《银光》月刊上刊登募捐启事外，另外印刷捐册，派雷启霖、李雨村、谈尚彦3人回银川、平罗等地劝捐，先后共捐银币370多元，为办刊物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1932年至1935年，留平学生会在北平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组织了“读书会”和“反帝大同盟”。1932年，共产党员李天才从宁夏到北平求学，受党的委托，从学生会中吸收进步青年孙殿才、王绪祥（后改名张子华）、阎廷栋参加共产党，组织“读书会”学习马列主义及进步书刊。当时正是“九一八”事变后不久，北平的抗日救亡运动空前高涨，在党的领导下又组织了“反帝大同盟”，成立了东城和西城两个支部，宁夏留平学生会中的平罗籍学生高尚信（立天）、姚启圣等参加了西城支部，由张子华担任联络工作，经常于夜间张贴标语，散发传单，积极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活动。1935年在北平的“一二·九”运动中，平罗籍学生阎廷栋、王茜（原名王振刚）、余占鳌、贺闻韶等都参加了游行示威。
  
  惠农、陶乐县的设立
  惠农县 惠农县因清代开凿惠农渠得名，民国29年（1940年）建县时定名“惠农县”，民国30年（1941年）四月一日，宁夏省政府将平罗县北部8个乡划出设县，县治宝丰镇。辖境包括当时的上宝闸、下宝闸、南长渠、北长渠、里西河、外西河、通润、通惠、惠北、双渠、西永润、东永润、灵沙、渠阳、永屏、庙台、下省嵬、上省嵬、渠中、通丰、东永固、西永固池、西永固、西宝池、万宝池、尾闸、市口27堡和聚宝、万宝、宝马3屯，以及王泉口沟以北的贺兰山区，建县时划分为8个乡47堡639甲。民国34年（1945年），宁夏省政府在县境黄渠桥设置“第三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惠农县为辖县之一。
  陶乐县 陶乐县位于市境东南部的黄河东岸、鄂尔多斯台地西缘，南北长98公里，东西宽7.5公里，东北与内蒙古鄂托克旗、乌海市、鄂托克前旗相连，南以明长城为界与灵武市毗邻，西滨黄河与银川郊区、贺兰县、平罗县和惠农县隔河相望，土地总面积909平方公里。明、清时期，陶乐长期为内蒙古鄂尔多斯部牧地。蒙语将县境和黄河两岸的滩地统称为“察汉托辉（护）”，意为“白色的湾子”。此后，人们将“察汉托辉（护）”又称为“托护（勒）滩”。再后来，又音转为“陶乐湖滩”。建县时又简化为“陶乐”做县名。河西农民陆续前往垦荒，逐渐形成沿河东岸的垦殖区，形成一定的人口规模。清末民初为平罗县东永惠堡辖。民国13年（1924年），绥远省主席马福祥建议设“沃野设治局”，派人到鄂旗大量开垦，并对以前租卖土地的农户进行行政管辖。这样，陶乐地区黄河东岸开垦面积达45平方公里。民国17年（1928年）宁夏设省后，就今陶乐县境归属与绥远省发生争端。民国18年（1929年）宁夏省在今县境置“宁夏省陶乐设治局”，治理河东新开垦土地，遭到绥远当局反对。绥远当局以陶乐湖滩与五堆子系鄂托克旗辖境，应属绥远省范围，于民国19年（1930年）八月，绥远省将该地改为“绥远省沃野设治局”，五堆子地段正式划归绥远管辖。民国26年（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绥远沦陷，宁夏当局即将县境纳入版图，置“陶乐设治局”，辖境南起横城，北至王元地，长150公里；东接鄂托克，西滨黄河，宽20公里，治所设今高仁镇。民国30年（1941年）七月十七日，陶乐设治局升为县，辖2乡13个行政村。民国34年（1945年），陶乐为宁夏第三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辖县之一。
  磴口县的设立
  民国13年（1924年），中国政局风起云涌。新年之初，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和帮助下，发表国民党改组宣言，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并积极准备北伐，铲除军阀统治。时北方仍在北洋军的控制下，直系头目曹锟于上年以重金收买国会议员，顺利当上了“贿选总统”，不久他就发动第二次直奉战争。10月，在直奉大战的关键时刻，直系将领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推翻了曹锟政府，让皖系首领段祺瑞出山，担任北京政府“临时执政”，并电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南北统一和建国大计。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不幸病逝于北京，和平建国受挫。不久，冯玉祥在直皖奉军阀的联合压迫下，无力在北京立足，于是把所部国民革命军改编为西北军，向西北退缩以保存实力。这时他就任西北边防督办兼甘肃省督办。1926年7月，广州革命政府誓师北伐，推动了全国革命的新高潮。其间，冯玉祥曾到苏联考察访问，接受苏联的军事援助，并在西北军中建立政工部门，欢迎国共两党革命青年主持西北军的政治工作。共产党员刘伯坚出任冯玉祥总政治部主任，宣侠父、钱清泉、刘志丹等大批共产党员都到冯军做政治工作。1926年9月17日，冯玉祥从苏联回国后立即在绥远五原（今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盟市五原县府所在地）举行誓师大会，通电全国，宣布西北军集体加入国民党，冯玉祥就任国民革命军联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率全军参加北伐。他还遵照李大钊送来的“固甘、援陕、联晋、图豫”八字方针，由绥向宁甘进军，以便占领西安，以大西北为根据地，东出潼关与南方北伐军在中原会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亦称“首都革命”，是一次反对军阀混战，给人民减轻痛苦的进步行动。“五原誓师”和参加北伐战争，更是一次革命行动。这个时期冯玉祥军事集团应该属于革命阵营的范畴，他的政治举措和军事活动的大方向总体上也是正确的。
  国民革命军“五原誓师”加入北伐军行列之后，冯玉祥总部执行西进宁夏、入甘援陕的战略行动。冯军先在磴口设立兵站，为大军筹办粮食和运输工具。当他本人途经磴口一带时，看到这里优越的自然条件和农田水利开发的成绩，同时也目睹到在蒙古王公封建统治下，人民仍然身处奴隶的地位，尤其令他愤怒的是，外国天主教势力也俨然像“皇帝”一般操纵着地方一切大权。冯玉祥是一位具有强烈反帝反封建思想的爱国将领，曾在“首都革命”时把前清废帝溥仪赶出故宫，现在岂能容忍在民国体制下，还让封建残渣余孽与外国洋人在祖国的土地上为所欲为、横行霸道呢？他当即决定在这块土地上设立县治，定名为磴口县，指派总部工兵营营长吴奇峰负责代理县政，进行筹备。随后，他又以国民联军总司令名义为新设磴口县发出训令。训令全文如下：“平罗幅员辽阔，治理诸多困难，亟应于磴口地方添设县治，北自绥远临河界起，南至河拐子止，定名为磴口县。”并任命刘振远为县知事（县长），命令他“觅定县署地址，即日任事。”县府暂时寄驻于黄河西岸巴音牧仁苏木的广庆源商号，并打算修筑一座土城，后因阿拉善旗方阻止而未果。当时北伐尚未成功，各地行政建置和官员任命均由控制该地区的最高军事当局自行决定，所以磴口设县，业经冯玉祥批准就是既成的事实。直到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才于1929年1月30日，再以国民政府指令形式，补作批复，同意在平罗县境北设立磴口县，“应归宁夏省府管辖”，后因旗方把磴口设县一案状告到南京国民政府和蒙藏委员会，要求派人重新调查处理。蒙藏委员会曾派委员唐柯三实地调处，并经省旗双方同意达成八条解决办法：（一）保障磴口等处土地主权均为阿旗所有。（二）磴口设县治一案暂作悬案呈报中央，于相当时期撤出本旗境。（三）遇有关于地方特殊事件，经商征阿旗同意，广庆源县府办事处即行撤销。（四）磴口县各区区长须由人民公选，不由省旗双方委派。（五）磴口县境内除旧有正捐外，其他一切苛捐杂税一概不得征收，并不得增加任何名目。（六）宁夏省在阿旗境内土克木大水沟道、鲁等处所设税局，暂仍其旧，以2年为期。（七）中央每年津贴阿旗大洋3600元，令由宁夏省政府拨给。（八）遇有特殊情况，宁夏省必须派兵到磴口县境内驻扎，事先通知阿旗。以上八条显然对阿旗较为有利，但宁夏当局也是不可能真正去执行的。特别是抗战爆发以后，阿旗王爷达理札雅于1938年初被迫离开旗王府，被软禁于银川、兰州长达7年之久，于分设管理公署和巴格、苏木，并委派总管和达目尔、大小边官、佐领等官员进行控制。就连黄河沿岸农耕区的大片良田沃土，其所有权也控制在旗府手中。原先旗方以租赁的形式，租借给天主教方使用。各地教堂又将土地分配给教民耕种，征收一定地租。抗战胜利后，1946年夏，阿旗末代王爷达理札雅决定，从教堂手中收回黄河两岸的农田。他委派旗府政务处处长白诚禧、副处长罗永寿和磴口、四坝两总管等70余人组成收回旗地丈地工作团，白、罗任正副主任，驻三盛公开展清丈工作。经过使用马拉缰绳的原始丈量方法，计算出基本农田约40000亩，其他沙边、河滩和盐碱地未计面积。根据教会方的要求，除预留3000亩农地仍租给各教堂维持用度外，其余土地全部分给农民耕种，每年按四六分成，农民向当地巴格缴纳地租。磴口地区旗、县各自为政，一室二主的矛盾局面一直找不到有效的解决方法，最终还是苦了老百姓。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磴口人民才摆脱了西方洋教和封建王爷的双重统治与剥削，真正获得了完全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