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嘴山市图书馆

太平天国革命失败后，资本主义列强利用与清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之便，将其侵略势力逐渐渗入中国内地，加紧对中国的经济掠夺。宁夏石嘴山因其地连内蒙古，扼水陆之要冲，处农牧富庶之胜地，蒙汉交错，贸易频繁。帝国主义对宁夏的经济掠夺，即始于石嘴山洋行的设立。
  约在光绪六年（1880年），天津英商雇用了一名叫“葛秃子”者，在石嘴山地区以每百斤2两白银低价收购羊毛，雇用船只从沿黄河而下，运包头地区上岸，再转运至天津。经英商倒手后，以每百斤20两白银出手，获利巨大，葛秃子也由此而大发“羊财”。于是葛秃子正式与天津英商签订合同，在石嘴山成立第一家英商“高林洋行”，收购羊毛、羊皮。由于获利丰厚，引起外商注意，也先后来至石嘴山，建立洋行做皮毛以及其他生意。外商先后在石嘴山开设的洋行有10余家。
  英商高林洋行 葛秃子
  英商仁记洋行 赵宝鉴、张富平
  英商新泰兴洋行 刘增庆、侯自明
  英商天长仁洋行 鲍耀章
  英商平和洋行 任寿昌
  英商聚立洋行（由新泰兴分出） 宁小藩
  英商隆茂洋行 张锡廷
  英商明义洋行 陈金如
  德商瑞记洋行（一战后为英商接收） 范华亭
  德商兴隆洋行
  其中，资本比较雄厚者有6家：仁记洋行、新秦兴洋行、天长仁洋行、平和洋行、瑞记洋行、兴隆洋行。各洋行的主子大部分居住于天津英租界，常住洋行的负责人是外国资本家的“买办”，都是天津人。各洋行均设有经理及副手数人，并在临近牧区的小城市设立“外庄”，负责联络收购。石嘴山各商行虽然都是中国人经营的，但是资本都是由外国洋行提供。天津总行向外地分行调拨资金，谓之“发标”。外地各行互相调拨，称之为“调标”。石嘴山洋行通过中国的买办，利用不平等条约规定的特权逃避厘税，并与封建官府勾结，垄断我国西北地区的皮毛业，长达40年之久。从洋行设立的“外庄”来看，他们经营的皮毛业，几乎囊括了西北的产毛区，这从下列各地设立的“外庄”可以说明。内蒙古：阿拉善旗、额济纳旗、伊克昭盟各旗。宁夏：银川、花马池、惠安堡、韦州、半个城、下马关、中卫、中宁、贺兰、平罗等地。甘肃：靖远、五坊寺、大庙、平番、海原、固原、黑城子。青海：西宁。陕西：三边。每至收毛季节，买办商人以最低的价格把牧民手中的皮毛收购而去。洋行每年收购羊毛约为2000万斤，羊皮、羊肉逐渐也在其大量收购掠夺之中。洋行从中大发其财，资本积累也迅速增长。他们进行盘剥和掠夺的方式：一是欺行霸市。由于当时宁夏地处边陲，交通不便，信息闭塞，与内地联系又不密切。根本不了解羊毛、皮革价格行情，洋行乘机施展欺骗手段，垄断货物价格，大肆掠夺牧民的财富。二是谎骗讹诈。一方面以所谓“行情不好”“质量成色太差”为由，以达到他们低价收购、高价卖出的目的。同时还利用实物勒索，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石嘴山各洋行联合起来借口“山西闹义和团，北路不通，停止收毛”，迫使牧民低价卖出。后来，洋行连现款也不愿支付，便用米、面、布、茶、糖等实物，换取牧民手中的羊毛，乘机大打折扣进行勒索。三是残酷掠夺，这是带有普遍性的一种手段。每年年初，石嘴山洋行即派小老板到牧区收购羊毛。美其名曰“贷银订毛”，而这个季节，正是牧民急需资金买草买料的最困难时期。他们春季贷款，要牧民秋季必须将羊毛卖给洋行，如不能抵偿预购之银，只好挂账，如此年复一年，牧民就被牢牢地束缚在洋行的合同上，任其剥削。由于帝国主义洋行在宁夏地区的巧取豪夺，各洋行资本积累急剧膨胀，其势力发展遍布西北，不仅垄断了西北地区的羊毛生意，同时严重桎梏了当地工商业的发展。宁夏经济的落后，是与帝国主义的掠夺分不开的。随着洋行的建立。外国的毛织品、布匹、火柴、烟、酒、糖等商品涌入宁夏，占据市场，致使甘宁等地的民族工商业和地方经济发展更为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