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嘴山市图书馆

宁夏哥老会（会党）人的活动
  清朝末年，清政府在西北的统治已经风雨飘摇，这里经济落后，剥削沉重，各种斗争前仆后继，从未停止过。在宁夏，统治大权掌握在满营将军台布、总兵张绍先、知府庆隆一些昏庸贪婪的官吏手中。他们残酷地压迫剥削人民。民不聊生，怨声载道，推翻清政府统治的情绪日渐高涨。当陕西革命烈火扑面而来，宁夏地方官吏惶惶不可终日，民间人心浮动，革命形势一触即发。由于革命党人进入宁夏发展的时间较短，迟至1911年6月，兰州“西北革命同盟会”才派出同盟会员刘先质、吕锡有等人到宁夏开展工作。所以同盟会力量薄弱，尚不足以担当革命起义的力量。因此，在宁夏，革命所依靠的主要力量是会党势力。
  辛亥革命前夕，宁夏天灾人祸频繁，社会经济凋敝，人民极端贫困。各种反封建剥削、反外国经济掠夺的秘密结社，及其他形式的革命活动也愈来愈多。并呈现出新的特点。宁夏哥老会由南方传入，会党以哥老会中“洪帮”为主。“洪帮”自称为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的后裔，原以“反清复明”为宗旨，于南方数省秘密活动。清同治年间左宗棠为陕甘总督，镇压西北回族反清斗争，其率领的湘、鄂、皖、蜀军中的会党成分，便在这时传入宁夏。因为当时在湘鄂各军中，有不少下级官兵“大多是哥老会中人”，战后落籍西北各地，有的转业从政，有的从事手工业，但更多的由于失业而变为流民。哥老会会员，其民族成分亦甚为广泛，包括汉、回、蒙、满等族。随着社会矛盾的激化，反对封建剥削和压迫的不仅有哥老会，尚有刀会、黄表会等群众组织的反清斗争。
  高士秀是宁夏参加哥老会最早、最知名的首领之一，也是宁夏辛亥革命的重要人物。高士秀，字志清，祖籍陕西定边。1896年生于宁夏府城（银川），幼年家境贫寒，以务农为生。八国联军入侵京津时期，在义和团“神助拳”掀起反帝斗争的影响下，他参加了“洪帮”哥老会，“喜舞剑，嗜骑射”，练就一身功夫。平日鄙视贪官，济困扶危，深为群众爱戴，誉为“府城英豪”。因参与“反洋教案”被宁夏官府通缉，遂转往陕北各地以及在伊盟、金灵一带进行神秘组织活动。辛亥革命前夕，宁夏东部与陕西北部的哥老会会众，拥护高士秀为头领，称他为“贺兰山主”，即以贺兰山为堂名称“贺兰山堂”，亦名“兴隆堂”。堂内设上下8部，共有10多个头目，都称“大爷”，并以“四海香”“五湖水”标志为“山、堂、海、水”，意为联合五湖四海“洪门”兄弟，共举义旗，“立国安邦”，具有农民革命的内容和应时的号召力。因高士秀在陕北、后套、金灵等地的哥老会中资格最老，加上武功超群，胆识谋略过人，又有众多的“洪门”兄弟，故被拥立为“龙头大爷”，即“坐堂大爷”。哥老会虽为地方反封建的帮会组织，又互不统属，各有“山堂”。但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共同打击的敌人是一致的。所以，各山堂“互通声息”，相互联系。如宁夏府城的刘华堂、刘照黎、王俊的“西泉山堂”，中卫的吴桂、殿钱忠，平罗的蒲春山、吴大炳、马跃川、哈明（回族）等，同属“洪门”的哥老会头目，斗争目标都是指向封建专制的大小统治者。据中卫县城发现的“西泉山堂”堂联“聚西北豪杰为华族请命，合世界大同与平民出头”的内容来分析，它已超出“洪门”哥老会原来秘密斗争的范围，明显受到孙中山民主思想的影响，略知民主共和的口号。从其革命纲领：“血心共立，定国安邦，异族同胞，共立朝纲”也可以佐证。他们的斗争不是孤立的，与各地有广泛的联系，打破了过去狭隘的地方性局限。如高士秀的“贺兰山堂”与陕西关中哥老会首领张云山的“通统山堂”，马秉乾的“秦凤山堂”“过往密切，声息相通”。可以说，宁夏辛亥革命的兴起，是与陕甘哥老会会众相互作用分不开的。据史料记载：陕西的哥老会、刀会、义和拳等“党羽布渭河一带”，陕甘两省地域毗连，双方哥老会又与同盟会革命党人“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在反清斗争中，互相联合组织的活动。哥老会成员多是破产农民、小手工业者和散兵流勇，为了生存和反抗官府，只有参加会党斗争才是“唯一途径”。所以，在武昌起义和陕西革命推动下，入会者日益增加。据记载，武昌起义后，宁夏地区参加哥老会的人“已有会众数千人”。当时甘肃地区，广大劳苦大众不堪忍受统治者的残暴统治和剥削，在辛亥革命的前几年，抗捐抗税的斗争此伏彼起。兰州、宁夏等地，亦时有出现革命标语贴满街头。连地方官吏也惶惶不安地说：“甘肃自七月初间，人心惶惶异常，匪党潜踪，变端呼吸，几有不可终日之势。”甘肃地区的革命条件日趋成熟，为辛亥革命在宁夏的爆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同盟会宁夏支部的建立
  宁夏革命党人的活动，以及后来同盟会宁夏支部的建立，是和甘肃兰州革命党人的积极活动分不开的。根据《中国同盟会总章》规定：甘肃设同盟会分部。1906年，虽然在日本东京成立过陕甘同盟会支部，甘肃学生张赞元被委任为该支部事务员，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和困难，成立甘肃同盟会分会的计划并没有实现。“陕甘同盟会支部”虽然派人在甘肃有过活动，但在组织发展方面，也没有形成一股革命力量。1907年，清政府为了巩固其在新疆的统治，曾调湖北陆军第42标前往伊犁，途中先抵达兰州。这支新军的标统，即为著名的革命党人杨赞绪，他统率的这支新军队伍中革命分子甚多。另外，日知会在武昌被官府破坏后，也有不少革命党人加入新军，随之来到西北“另谋发展”。因西北边疆经济落后，交通闭塞，同盟会便经常派人至陕甘交通线一带活动。这样，民主革命思想逐渐在甘肃传播开来。革命党人在甘肃活动比较著名的有刘先质、朱松藩、彭大寿等人。革命党人在兰州期间联络会党，发动新军，积极宣传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主张和同盟会纲领。在此期间，革命党人经过多方面的努力和筹划，在兰州建立了以刘先质、彭大寿任总联络的“西北革命同盟会支部”。当时清政府在甘肃为培养新军人才，1906年将杨增新由河州知州，调至兰州担任甘肃新建的武备学堂总办。因杨增新曾任过中卫县知县，中卫生员苏芬（字岚卿）、宁夏府城的吕锡有等人被他招入兰州武备学堂学习军事，并参加了“西北革命同盟会”。1911年6月，在兰州的“西北革命同盟会”派出同盟会员刘先质、吕锡有、陈海山、颜伯亭等人，到宁夏开展工作。7月中旬，他们在宁夏府城一方面宣传“同盟会纲领”，并贴出醒目的革命标语和口号，另一方面深入群众联络各种社会阶层，发动绅、学、军、政界有识之士，如胡志笠、田丹屏、夏梓、王俊、刘复泰、袁宗刚、黄连升以及宁夏哥老会首领高士秀、刘华堂等50余人加入同盟会组织，并适应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及时建立了“宁夏革命同盟会支部”，刘先质任支部负责人。这样，宁夏有了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为领导的核心力量，分散的状况有所改变。同时，为加强与哥老会的合作，同盟会会员刘先质、吕锡有、陈海山、颜伯亭4人，加入宁夏哥老会，被哥老会热情地推举为会党首领。哥老会首领高士秀、刘华堂等人也参加了同盟会并进入领导核心。双方密切合作，共同斗争，使哥老会由一般群众秘密的“反清复明”为口号的斗争，转向公开的“排满革命”而接受资产阶级的领导及其提出的口号，成为宁夏辛亥革命的“坚实的基础”与骨干力量。“宁夏革命同盟会支部”的成立，给宁夏辛亥革命带来了生机与活力。由于革命党入和哥老会的密切合作，他们利用多种形式，在府城乡镇张贴革命标语，大力开展宣传活动，扩大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与此同时，他们深入城乡广大群众，发展组织革命力量，不仅到府城近郊大小清真寺、余家营等地回民聚居区活动，也秘密串联，争取各界进步人士的支持，加紧进行起义的各项准备工作。
  平罗军民起义
  1911年10月10日，湖北武昌新军发动辛亥革命首义成功。陕西西安于10月22日，率先在全国响应武昌，一举光复西安，成立革命政府。军政府中会党立即以鸡毛传帖促使宁夏会党响应。宁夏帮会首领刘华堂与各山主（帮会首领）及会友高士秀、普子久、马跃川、了照和尚等在岳武庙举行秘密集会，作出了立即起义的决定。宁夏府城和灵州民军起义的成功，鼓舞了宁夏南北各地各县人民。按照“岳武庙会议”的部署，平罗民军立即决定起义，各地的领导人是：平罗为王之滨、吴大炳，宝丰为哈明、王全贞，黄渠桥为杨生茂，头闸为董茂奎。提出了“顺南方，迎南军，杀赃官，除恶霸”的口号，约定11月1日在平罗发动起义，旗号“顺南”，起义标志“头包青头巾”，约定各处同时行动，以抢官僚、恶霸的当铺为开端。10月30日晚，起义民军头包青巾，手提大刀等武器，结队走上街头，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爆发了。民军打开了平罗城内的北当铺、黄渠桥的“永茂”“聚恒”等5家当铺，将缴获的衣服救济了穷人。11月1日，平罗哥老会首领王之滨、蒲春山、吴大炳，马跃川等人，率领县城和四乡的起义军，手持刀、枪、矛等兵器的马军、步兵2000余人，从四面八方拥进平罗县城。平罗清军参将谭华亭、守备金某、千总周尚敏等人逃匿民间。顷刻之间，清平罗县府土崩瓦解。民军打开了监狱，放出了囚犯，大街小巷房顶竖起了“顺南”小旗。平罗全境光复后，民军打开了粮仓，给民军和穷人发放了口粮，打开了武器库武装了民军队伍。起义过程中，宝丰的哈明、哈八虎、王全贞领导民军杀死了作恶多端且顽抗的县丞黄疤眼子。宁夏革命北路军防分统王占宾与马二虎率民军击败了驻在黄渠桥的一营骑兵。对负隅顽抗、不肯缴械的营官侯明俊俘获后处决，其余地方未动刀枪，无一人伤亡。
  平罗起义成功后，宁夏革命军政府决定成立平罗顺南政府，并委任王之滨为知县，蒲春山为民军首领，马跃川为参将，吴大炳为师爷，孙柏岩为文案，哈明、周祥、董茂奎等为守备。11月21日早上，起义军在县城关帝庙内举行了平罗顺南政府成立与就职仪式大会，正式成立“顺南”政权。下午，举行了欢迎民军首领蒲春山的仪式。蒲春山由指挥部关帝庙乘马而出，两人牵马，两人扶镫，仪仗队分随左右，浩浩荡荡地进入县城中心，检阅了民军队伍和欢庆胜利的人民群众。民军在南教场筑坛，举行了祭旗仪式，蒲春山登坛拜过天地之后，由公正周绍武宣读了牒文，将趁火打劫、破坏社会治安的孙三子明正典刑。会上宣读了师爷吴大炳写就的安民告示。平罗光复后，街市井然，生活一如往常。
  宁夏光复后，11月23日“支那宁夏革命军政府”正式成立。宁夏全境民军为推翻清政府的地方统治政权的斗争，已成燎原之势。平罗民军首领哈明、周祥率马步兵2000余人，会同宁夏民军攻打满城。满营立急派人向甘肃求援，陕甘总督长庚、陕西巡抚升允即从进攻陕西的西军（马安良部）抽调帮统循化营参将马麟，分统马政、兼游击马占奎等马步兵7营来宁夏镇压革命。宁夏总兵张治先亦由兰州潜回同心一带，挑唆当地团练崇义军向河东民军进攻。12月20日，马麒与满营清军会合后，迅速包围了府城，强攻不行，便派奸细混入城中，策动民军标统、原清军管带牟宪章和营官王成银、梁伏本等人率部叛变，他们将民军首领黄连升、李麻花、夏梓等10余人杀害，打开城门投降西军。西军攻破府城，民军首领张少棠、刘复泰、袁宗刚、马四虎等以及千余名民军官兵，都在激烈的战斗中壮烈牺牲。刘华堂等各率余部，突围出城，向平罗转移。
  11月21日，马麒率领一部分西军北上进攻平罗，追击北撤的民军。退驻平罗的宁夏民军，与王之滨、马跃川等所部平罗民军一道，继续北撤至石嘴山，由于形势险恶，民军内部人心不稳，难以组织有效抵抗。12月23日，正是冬至。西军进城，逢人便杀，见人就砍，又放火烧毁了从沙家牌坊到岳王庙一道巷的数百间民房。知县李九波请求停止杀戮，但得到的回答是：“奉命屠城，不分良莠，一齐杀绝！”西军进行抢劫烧杀。从下午3点左右直至夜间掌灯时分，才下令停止。西军对平罗的血腥屠杀和抢劫掠夺，给平罗人民带来空前的灾难，犯下了滔天的罪行。据不完全统计，平罗民众被西军屠杀300余人，烧毁民房400多间。12月27日，马麒在血洗平罗后，又率西军继续向黄渠桥、石嘴山一带追击起义民军。到石嘴山后，“洋行”的老板和豪绅顶香迎接。西军扬言先杀3小时，再发3小时的“洋财”。经“洋行”老板再三乞求，并献上金银财宝，才免遭杀劫。但3小时“洋财”之亏，均由市民拿献。
  革命失败后，隐蔽在乡下的民军首领蒲春山，在半月之后进平罗城进行活动，出城时不幸被捕，被刽子手用斧子将头砍下悬于城门之上。同日，民军师爷吴大炳也被西军捕拿，枭首于大街。宁夏民军首领刘华堂和平罗民军首领哈明撤退到平罗，又会同王之滨、马跃川、周祥等向后套撤退，计划到河东蒙古地区，重整队伍，继续坚持斗争。撤到石嘴山时，哈明在民军内讧时被刘华堂打死。王之滨在撤退时因家口重，行动迟缓，被西军追到三盛公，将全家14口人杀害，他本人过了黄河到内蒙古地区，也被当地反动势力杀害。平罗民军响应辛亥武昌起义成功，虽然新政权仅存29天就被西军扼杀，但他们的英勇壮举永载史册。
  平罗乃至整个宁夏辛亥革命的最后失败，其原因首先是整个革命过程中，没有形成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革命党人虽然起了领导作用，但由于力量的薄弱，没有起到决定性作用。所以，当西军逼近时，革命军内部即出现混乱和迅速溃退的局面。其次，革命政府在建立政权、扩大革命成果方面，也出现了失误。革命党人采用暴力革命推翻清朝在宁夏的地方政权，但在建立革命军政府时，却与地方封建势力相妥协。他们信任少数封建官僚绅士，想借他们的“声望”来巩固革命政权。这与武昌起义地区的革命党人的态度有惊人的类似。就其结局来说，是辛亥革命的悲剧，也是资产阶级软弱的具体反映，失败是必然的。革命政权建立后，没有抓住战机及时组织力量乘胜追击，却忙于分配权力，这给敌人以可乘之机，对革命带来极大的不利。同时，与革命队伍不纯和贻误战机也有关。民军中大多数是未经训练的哥老会成员和刚募来的新军组成，武器陈旧又缺乏战斗经验，再加上革命党人刘先质的牺牲失去了指挥等原因，所以，失败不是偶然的。另外，宁夏辛亥革命的主要力量是会党。尽管他们在斗争中起了积极骨干作用，但会党毕竟是一种落后的组织，有其自身不能克服的弱点。当革命胜利时，为争权夺利，则会产生排挤革命党人的现象，军事实力基本掌握在哥老会手里。宁夏辛亥革命爆发后，虽然推举原宁夏道台孙廷寿为军政府都督，但是孙未到任，一切军政大权都由哥老会首领刘华堂控制。哥老会领导革命的胜利显然是不可能的。最后，在宁夏辛亥革命整个过程中，革命党人只热衷于推翻封建地主在政治上的统治，却没有摧毁地主阶级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由于未能解决农民土地问题，更不敢充分发动农民参加革命斗争，形成孤军奋战，失败势所难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