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嘴山市图书馆 内容
民国时期中国政局风起云涌，远在西北的宁夏亦未能置之事外。石嘴山地区是许多重大事件的发生地，见证了许多影响整个西北甚至民国史进程的重大历史事件，因而在宁夏民国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当辛亥革命的烈火从陕西扑面而来，宁夏地方官吏惶惶不可终日，民间人心浮动，革命形势一触即发。由于革命党人进入宁夏发展的时间较短，迟至1911年6月，兰州“西北革命同盟会”才派出同盟会员刘先质、吕锡有等人到宁夏开展工作。所以同盟会力量薄弱，尚不足以担当革命起义的力量。因此，在宁夏，革命所依靠的主要力量是会党势力。“宁夏革命同盟会支部”成立后，为加强与哥老会的合作，同盟会会员刘先质、吕锡有、陈海山、颜伯亭4人加入宁夏哥老会，并被推举为会党首领。哥老会首领高士秀、刘华堂等人也参加了同盟会并进入领导核心。双方密切合作，共同斗争，使哥老会由一般群众秘密的以“反清复明”为口号的斗争，转向公开的“排满革命”而接受资产阶级的领导及其提出的口号，成为宁夏辛亥革命的“坚实的基础”与骨干力量。按照计划，平罗哥老会首领王之滨、蒲春山、吴大炳，马跃川等人，率众起义，平罗起义地成功极大地推动了宁夏革命形式的发展。
民国建立后，由于缺乏有效管理，石嘴山地区匪患猖獗。马福祥叔侄倾力消除河套分裂势力和各类土匪势力，先后智擒王德尼玛，消灭来自内蒙古河套地区以及陕西北部、甘肃东部各种“独立队”以及伪皇“达尔六吉”势力的侵扰，至此，宁夏周边对马福祥统治宁夏有所威胁的各路武装力量基本上被肃清。北至河套，西到定远营，东至宁陕边界，南到陇东，基本上都处于马福祥叔侄的有效控制之下。
国民军入甘不仅是西北民国史上的重要事件，也对宁夏民国政治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时，也给石嘴山民国史留下极具色彩的一页。冯玉祥部入甘援陕时途经石嘴山地区，召集驻防官佐和主办兵站的郑万福、王万银等进行指示，要求一律取消外国洋人特权，废除免税条例。在平罗，他发表慷慨的爱国演讲，极大地鼓舞了群众，并题字“打倒贪官污吏”。会后冯玉祥率领军政官员到大街市上和学校做了视察，当即就责令集市贸易必须实行公买公卖，农、工、商一律合理交粮纳税；号召群众灭鼠；男子要剪发，妇女放足；把本城高级小学校办好，所有青少年都要上学读书，石嘴山乃至整个宁夏风气为之焕然一新。
之后不久，石嘴山地区又成为战场。相继发生苏马大战、孙马混战。马仲英竖起旗帜反抗国民军，于民国18年（1929年）四月十日弃民勤向东越阿拉善沙漠直指宁夏。为长期占据宁夏，决定向南布防大坝，北夺平罗城。4月29日，马仲英派安姓旅长率1000余人，连同当地随从共有3000余人，包围了平罗城。平罗驻军国民军苏雨生师的马福元（马大牛）团据城坚守。后吉鸿昌率部击败马仲英于宁夏省城，安旅长与马仲英败走，平罗城军民幸免于难。孙马混战由蒋介石一手导演，蒋介石为阻挠孙冯合作，便以国民政府名义，任命孙殿英为“青海西区屯垦督办”，令其率部队西移。一来可以削弱冯玉祥号召抗日的势力，二来可借孙殿英之力遏制西北诸马家族的势力。孙殿英也想凭借自己的实力，称雄西北，谋图更大的发展。诸马联合抗孙于宁夏银北地区，石嘴山地区是主要战场，为诸马抗孙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牺牲。
抗战中的石嘴山是绥西抗战的前沿阵地和后勤补给的供应地。在整个绥西抗战期间，石嘴山地区是宁夏抗击日军的门户前沿，也是抗日健儿的后勤补给基地，对部队休整、补充兵源起到重要作用。在战争中，后勤留守人员、伤员，都是转移到石嘴山地区和磴口县。当乌布浪口战斗失利后，马鸿宾也是将失职团长马钟以及该团二营营长马希舜锁押石嘴山黄渠桥撤职查办。宁夏战时所设的磴口、石嘴山、平罗、吴忠4所临时战地医院，有三家都在石嘴山地区。在军事上马鸿逵加强北部防御力量，将168师两个旅的4个步兵团调往石嘴山一带布防。在尾闸、磴口、三盛公及宁夏北部黄河渡口两岸及贺兰山一带构筑防御工事。自1937年冬天开始，在石嘴山一带分四期修筑国防工事。在石嘴山尾闸一带挖掘宽深数米的壕沟，上面覆盖浮土伪装，以阻止日军装甲车辆及重型武器通过；磴口、三盛公以北百余里内，断绝一切主要道路，横挖深壕，破坏日军进入宁夏的道路；宁夏北部黄河渡口两岸及贺兰山通道，均削为陡峭立壁；重要的通道口设置阻绝阵地，隐藏埋伏炮兵，阻击来犯日军。虽然布防带有消极防御的色彩，但对保护宁夏北方门户石嘴山而言则是积极的，亦凸显了石嘴山重要的战略地位。
石嘴山人民抗日热情高涨。“宁夏留平学生会”是在1929年至1937年期间由宁夏在北平求学的青年学生发起组织的一个群众性的学术团体，平罗籍学生殷占雄、雷启霖、谈尚彦等人，不仅是发起人，还是重要的领着者。学生会创办刊物，对宁夏的政治、教育等设施提出批评，揭露了军阀、官僚压榨宁夏人民的罪恶，并积极参加抗日爱国行动。平罗县的三次抗日爱国集会，反映了普通群众的爱国热情。石嘴山也是宁夏少战团活动的骨干地区之一。
石嘴山还是宁夏近代工商业的摇篮。石嘴山十大洋行的设立，看重了石嘴山在水陆交通之便和西北通往内地货物集散地的特殊地位。当时各家洋行将西北皮毛收购运抵石嘴山梳洗打包，然后由石嘴山装船水运至包头再改陆路运至天津，然后转口外销，牟取暴利。仅羊毛水运输出一项，每年约1000万公斤。至民国15年（1926年），自石嘴山运出羊毛共4亿多公斤，皮四千多万张。此外，大量甘草、煤炭、盐、碱、粮食、白麻、烟叶的输出，布匹、百货、茶、糖的输入等，也多通过水运进行。从而带动了石嘴山地区的发展，涌现出郑万福这样的一代义商。石嘴山地区煤铁资源开发也取得了相当的发展。民国期间（1931～1942年），宁夏省建设厅曾对贺兰山北部煤田地质及采煤等情况进行调查。1941年任绩、胡增壁对贺兰山北部进行调查，估测石嘴子（即石嘴山）等6处煤田储量为8569万吨。1942年，石嘴山、石炭井以及打磴口（即大武口）等地共有小煤窑30处，年产煤炭3.1万吨。据1956年的调查，仅石嘴山旧煤窑就有113眼，其中清朝开采的19眼、民国时期开采的74眼，日产煤合计约150吨，煤炭开采已形成一定规模。
民国时期，惠农、陶乐和磴口县的设立是宁夏石嘴山地区行政建制的大事。也都与民国政治风云变化有关。尤其是磴口县的设立，就是西北军入甘的直接结果。
中共在石嘴山市境内的早期活动也与西北军入甘援陕有关。中共党员刘伯坚、陈延年、刘志丹、谢子长、魏野畴、宣侠父等在国民军内担任重要职务，他们先后在磴口、下营子、平罗等地开展宣传活动。随后，中共平罗地下党组织成立，大量党员冒着生命危险开展工作。由于平罗地下党组织艰苦细致的工作，给1949年9月宁夏北部各县的解放和顺利接管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民国石嘴山教育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各类中小学校相继建立，并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尤其是绥宁师范的建立，更是推动了民国石嘴山地区教育事业的发展。
第一节 平罗辛亥革命起义
宁夏哥老会（会党）人的活动
清朝末年，清政府在西北的统治已经风雨飘摇，这里经济落后，剥削沉重，各种斗争前仆后继，从未停止过。在宁夏，统治大权掌握在满营将军台布、总兵张绍先、知府庆隆一些昏庸贪婪的官吏手中。他们残酷地压迫剥削人民。民不聊生，怨声载道，推翻清政府统治的情绪日渐高涨。当陕西革命烈火扑面而来，宁夏地方官吏惶惶不可终日，民间人心浮动，革命形势一触即发。由于革命党人进入宁夏发展的时间较短，迟至1911年6月，兰州“西北革命同盟会”才派出同盟会员刘先质、吕锡有等人到宁夏开展工作。所以同盟会力量薄弱，尚不足以担当革命起义的力量。因此，在宁夏，革命所依靠的主要力量是会党势力。
辛亥革命前夕，宁夏天灾人祸频繁，社会经济凋敝，人民极端贫困。各种反封建剥削、反外国经济掠夺的秘密结社，及其他形式的革命活动也愈来愈多。并呈现出新的特点。宁夏哥老会由南方传入，会党以哥老会中“洪帮”为主。“洪帮”自称为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的后裔，原以“反清复明”为宗旨，于南方数省秘密活动。清同治年间左宗棠为陕甘总督，镇压西北回族反清斗争，其率领的湘、鄂、皖、蜀军中的会党成分，便在这时传入宁夏。因为当时在湘鄂各军中，有不少下级官兵“大多是哥老会中人”，战后落籍西北各地，有的转业从政，有的从事手工业，但更多的由于失业而变为流民。哥老会会员，其民族成分亦甚为广泛，包括汉、回、蒙、满等族。随着社会矛盾的激化，反对封建剥削和压迫的不仅有哥老会，尚有刀会、黄表会等群众组织的反清斗争。
高士秀是宁夏参加哥老会最早、最知名的首领之一，也是宁夏辛亥革命的重要人物。高士秀，字志清，祖籍陕西定边。1896年生于宁夏府城（银川），幼年家境贫寒，以务农为生。八国联军入侵京津时期，在义和团“神助拳”掀起反帝斗争的影响下，他参加了“洪帮”哥老会，“喜舞剑，嗜骑射”，练就一身功夫。平日鄙视贪官，济困扶危，深为群众爱戴，誉为“府城英豪”。因参与“反洋教案”被宁夏官府通缉，遂转往陕北各地以及在伊盟、金灵一带进行神秘组织活动。辛亥革命前夕，宁夏东部与陕西北部的哥老会会众，拥护高士秀为头领，称他为“贺兰山主”，即以贺兰山为堂名称“贺兰山堂”，亦名“兴隆堂”。堂内设上下8部，共有10多个头目，都称“大爷”，并以“四海香”“五湖水”标志为“山、堂、海、水”，意为联合五湖四海“洪门”兄弟，共举义旗，“立国安邦”，具有农民革命的内容和应时的号召力。因高士秀在陕北、后套、金灵等地的哥老会中资格最老，加上武功超群，胆识谋略过人，又有众多的“洪门”兄弟，故被拥立为“龙头大爷”，即“坐堂大爷”。哥老会虽为地方反封建的帮会组织，又互不统属，各有“山堂”。但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共同打击的敌人是一致的。所以，各山堂“互通声息”，相互联系。如宁夏府城的刘华堂、刘照黎、王俊的“西泉山堂”，中卫的吴桂、殿钱忠，平罗的蒲春山、吴大炳、马跃川、哈明（回族）等，同属“洪门”的哥老会头目，斗争目标都是指向封建专制的大小统治者。据中卫县城发现的“西泉山堂”堂联“聚西北豪杰为华族请命，合世界大同与平民出头”的内容来分析，它已超出“洪门”哥老会原来秘密斗争的范围，明显受到孙中山民主思想的影响，略知民主共和的口号。从其革命纲领：“血心共立，定国安邦，异族同胞，共立朝纲”也可以佐证。他们的斗争不是孤立的，与各地有广泛的联系，打破了过去狭隘的地方性局限。如高士秀的“贺兰山堂”与陕西关中哥老会首领张云山的“通统山堂”，马秉乾的“秦凤山堂”“过往密切，声息相通”。可以说，宁夏辛亥革命的兴起，是与陕甘哥老会会众相互作用分不开的。据史料记载：陕西的哥老会、刀会、义和拳等“党羽布渭河一带”，陕甘两省地域毗连，双方哥老会又与同盟会革命党人“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在反清斗争中，互相联合组织的活动。哥老会成员多是破产农民、小手工业者和散兵流勇，为了生存和反抗官府，只有参加会党斗争才是“唯一途径”。所以，在武昌起义和陕西革命推动下，入会者日益增加。据记载，武昌起义后，宁夏地区参加哥老会的人“已有会众数千人”。当时甘肃地区，广大劳苦大众不堪忍受统治者的残暴统治和剥削，在辛亥革命的前几年，抗捐抗税的斗争此伏彼起。兰州、宁夏等地，亦时有出现革命标语贴满街头。连地方官吏也惶惶不安地说：“甘肃自七月初间，人心惶惶异常，匪党潜踪，变端呼吸，几有不可终日之势。”甘肃地区的革命条件日趋成熟，为辛亥革命在宁夏的爆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同盟会宁夏支部的建立
宁夏革命党人的活动，以及后来同盟会宁夏支部的建立，是和甘肃兰州革命党人的积极活动分不开的。根据《中国同盟会总章》规定：甘肃设同盟会分部。1906年，虽然在日本东京成立过陕甘同盟会支部，甘肃学生张赞元被委任为该支部事务员，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和困难，成立甘肃同盟会分会的计划并没有实现。“陕甘同盟会支部”虽然派人在甘肃有过活动，但在组织发展方面，也没有形成一股革命力量。1907年，清政府为了巩固其在新疆的统治，曾调湖北陆军第42标前往伊犁，途中先抵达兰州。这支新军的标统，即为著名的革命党人杨赞绪，他统率的这支新军队伍中革命分子甚多。另外，日知会在武昌被官府破坏后，也有不少革命党人加入新军，随之来到西北“另谋发展”。因西北边疆经济落后，交通闭塞，同盟会便经常派人至陕甘交通线一带活动。这样，民主革命思想逐渐在甘肃传播开来。革命党人在甘肃活动比较著名的有刘先质、朱松藩、彭大寿等人。革命党人在兰州期间联络会党，发动新军，积极宣传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主张和同盟会纲领。在此期间，革命党人经过多方面的努力和筹划，在兰州建立了以刘先质、彭大寿任总联络的“西北革命同盟会支部”。当时清政府在甘肃为培养新军人才，1906年将杨增新由河州知州，调至兰州担任甘肃新建的武备学堂总办。因杨增新曾任过中卫县知县，中卫生员苏芬（字岚卿）、宁夏府城的吕锡有等人被他招入兰州武备学堂学习军事，并参加了“西北革命同盟会”。1911年6月，在兰州的“西北革命同盟会”派出同盟会员刘先质、吕锡有、陈海山、颜伯亭等人，到宁夏开展工作。7月中旬，他们在宁夏府城一方面宣传“同盟会纲领”，并贴出醒目的革命标语和口号，另一方面深入群众联络各种社会阶层，发动绅、学、军、政界有识之士，如胡志笠、田丹屏、夏梓、王俊、刘复泰、袁宗刚、黄连升以及宁夏哥老会首领高士秀、刘华堂等50余人加入同盟会组织，并适应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及时建立了“宁夏革命同盟会支部”，刘先质任支部负责人。这样，宁夏有了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为领导的核心力量，分散的状况有所改变。同时，为加强与哥老会的合作，同盟会会员刘先质、吕锡有、陈海山、颜伯亭4人，加入宁夏哥老会，被哥老会热情地推举为会党首领。哥老会首领高士秀、刘华堂等人也参加了同盟会并进入领导核心。双方密切合作，共同斗争，使哥老会由一般群众秘密的“反清复明”为口号的斗争，转向公开的“排满革命”而接受资产阶级的领导及其提出的口号，成为宁夏辛亥革命的“坚实的基础”与骨干力量。“宁夏革命同盟会支部”的成立，给宁夏辛亥革命带来了生机与活力。由于革命党入和哥老会的密切合作，他们利用多种形式，在府城乡镇张贴革命标语，大力开展宣传活动，扩大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与此同时，他们深入城乡广大群众，发展组织革命力量，不仅到府城近郊大小清真寺、余家营等地回民聚居区活动，也秘密串联，争取各界进步人士的支持，加紧进行起义的各项准备工作。
平罗军民起义
1911年10月10日，湖北武昌新军发动辛亥革命首义成功。陕西西安于10月22日，率先在全国响应武昌，一举光复西安，成立革命政府。军政府中会党立即以鸡毛传帖促使宁夏会党响应。宁夏帮会首领刘华堂与各山主（帮会首领）及会友高士秀、普子久、马跃川、了照和尚等在岳武庙举行秘密集会，作出了立即起义的决定。宁夏府城和灵州民军起义的成功，鼓舞了宁夏南北各地各县人民。按照“岳武庙会议”的部署，平罗民军立即决定起义，各地的领导人是：平罗为王之滨、吴大炳，宝丰为哈明、王全贞，黄渠桥为杨生茂，头闸为董茂奎。提出了“顺南方，迎南军，杀赃官，除恶霸”的口号，约定11月1日在平罗发动起义，旗号“顺南”，起义标志“头包青头巾”，约定各处同时行动，以抢官僚、恶霸的当铺为开端。10月30日晚，起义民军头包青巾，手提大刀等武器，结队走上街头，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爆发了。民军打开了平罗城内的北当铺、黄渠桥的“永茂”“聚恒”等5家当铺，将缴获的衣服救济了穷人。11月1日，平罗哥老会首领王之滨、蒲春山、吴大炳，马跃川等人，率领县城和四乡的起义军，手持刀、枪、矛等兵器的马军、步兵2000余人，从四面八方拥进平罗县城。平罗清军参将谭华亭、守备金某、千总周尚敏等人逃匿民间。顷刻之间，清平罗县府土崩瓦解。民军打开了监狱，放出了囚犯，大街小巷房顶竖起了“顺南”小旗。平罗全境光复后，民军打开了粮仓，给民军和穷人发放了口粮，打开了武器库武装了民军队伍。起义过程中，宝丰的哈明、哈八虎、王全贞领导民军杀死了作恶多端且顽抗的县丞黄疤眼子。宁夏革命北路军防分统王占宾与马二虎率民军击败了驻在黄渠桥的一营骑兵。对负隅顽抗、不肯缴械的营官侯明俊俘获后处决，其余地方未动刀枪，无一人伤亡。
平罗起义成功后，宁夏革命军政府决定成立平罗顺南政府，并委任王之滨为知县，蒲春山为民军首领，马跃川为参将，吴大炳为师爷，孙柏岩为文案，哈明、周祥、董茂奎等为守备。11月21日早上，起义军在县城关帝庙内举行了平罗顺南政府成立与就职仪式大会，正式成立“顺南”政权。下午，举行了欢迎民军首领蒲春山的仪式。蒲春山由指挥部关帝庙乘马而出，两人牵马，两人扶镫，仪仗队分随左右，浩浩荡荡地进入县城中心，检阅了民军队伍和欢庆胜利的人民群众。民军在南教场筑坛，举行了祭旗仪式，蒲春山登坛拜过天地之后，由公正周绍武宣读了牒文，将趁火打劫、破坏社会治安的孙三子明正典刑。会上宣读了师爷吴大炳写就的安民告示。平罗光复后，街市井然，生活一如往常。
宁夏光复后，11月23日“支那宁夏革命军政府”正式成立。宁夏全境民军为推翻清政府的地方统治政权的斗争，已成燎原之势。平罗民军首领哈明、周祥率马步兵2000余人，会同宁夏民军攻打满城。满营立急派人向甘肃求援，陕甘总督长庚、陕西巡抚升允即从进攻陕西的西军（马安良部）抽调帮统循化营参将马麟，分统马政、兼游击马占奎等马步兵7营来宁夏镇压革命。宁夏总兵张治先亦由兰州潜回同心一带，挑唆当地团练崇义军向河东民军进攻。12月20日，马麒与满营清军会合后，迅速包围了府城，强攻不行，便派奸细混入城中，策动民军标统、原清军管带牟宪章和营官王成银、梁伏本等人率部叛变，他们将民军首领黄连升、李麻花、夏梓等10余人杀害，打开城门投降西军。西军攻破府城，民军首领张少棠、刘复泰、袁宗刚、马四虎等以及千余名民军官兵，都在激烈的战斗中壮烈牺牲。刘华堂等各率余部，突围出城，向平罗转移。
11月21日，马麒率领一部分西军北上进攻平罗，追击北撤的民军。退驻平罗的宁夏民军，与王之滨、马跃川等所部平罗民军一道，继续北撤至石嘴山，由于形势险恶，民军内部人心不稳，难以组织有效抵抗。12月23日，正是冬至。西军进城，逢人便杀，见人就砍，又放火烧毁了从沙家牌坊到岳王庙一道巷的数百间民房。知县李九波请求停止杀戮，但得到的回答是：“奉命屠城，不分良莠，一齐杀绝！”西军进行抢劫烧杀。从下午3点左右直至夜间掌灯时分，才下令停止。西军对平罗的血腥屠杀和抢劫掠夺，给平罗人民带来空前的灾难，犯下了滔天的罪行。据不完全统计，平罗民众被西军屠杀300余人，烧毁民房400多间。12月27日，马麒在血洗平罗后，又率西军继续向黄渠桥、石嘴山一带追击起义民军。到石嘴山后，“洋行”的老板和豪绅顶香迎接。西军扬言先杀3小时，再发3小时的“洋财”。经“洋行”老板再三乞求，并献上金银财宝，才免遭杀劫。但3小时“洋财”之亏，均由市民拿献。
革命失败后，隐蔽在乡下的民军首领蒲春山，在半月之后进平罗城进行活动，出城时不幸被捕，被刽子手用斧子将头砍下悬于城门之上。同日，民军师爷吴大炳也被西军捕拿，枭首于大街。宁夏民军首领刘华堂和平罗民军首领哈明撤退到平罗，又会同王之滨、马跃川、周祥等向后套撤退，计划到河东蒙古地区，重整队伍，继续坚持斗争。撤到石嘴山时，哈明在民军内讧时被刘华堂打死。王之滨在撤退时因家口重，行动迟缓，被西军追到三盛公，将全家14口人杀害，他本人过了黄河到内蒙古地区，也被当地反动势力杀害。平罗民军响应辛亥武昌起义成功，虽然新政权仅存29天就被西军扼杀，但他们的英勇壮举永载史册。
平罗乃至整个宁夏辛亥革命的最后失败，其原因首先是整个革命过程中，没有形成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革命党人虽然起了领导作用，但由于力量的薄弱，没有起到决定性作用。所以，当西军逼近时，革命军内部即出现混乱和迅速溃退的局面。其次，革命政府在建立政权、扩大革命成果方面，也出现了失误。革命党人采用暴力革命推翻清朝在宁夏的地方政权，但在建立革命军政府时，却与地方封建势力相妥协。他们信任少数封建官僚绅士，想借他们的“声望”来巩固革命政权。这与武昌起义地区的革命党人的态度有惊人的类似。就其结局来说，是辛亥革命的悲剧，也是资产阶级软弱的具体反映，失败是必然的。革命政权建立后，没有抓住战机及时组织力量乘胜追击，却忙于分配权力，这给敌人以可乘之机，对革命带来极大的不利。同时，与革命队伍不纯和贻误战机也有关。民军中大多数是未经训练的哥老会成员和刚募来的新军组成，武器陈旧又缺乏战斗经验，再加上革命党人刘先质的牺牲失去了指挥等原因，所以，失败不是偶然的。另外，宁夏辛亥革命的主要力量是会党。尽管他们在斗争中起了积极骨干作用，但会党毕竟是一种落后的组织，有其自身不能克服的弱点。当革命胜利时，为争权夺利，则会产生排挤革命党人的现象，军事实力基本掌握在哥老会手里。宁夏辛亥革命爆发后，虽然推举原宁夏道台孙廷寿为军政府都督，但是孙未到任，一切军政大权都由哥老会首领刘华堂控制。哥老会领导革命的胜利显然是不可能的。最后，在宁夏辛亥革命整个过程中，革命党人只热衷于推翻封建地主在政治上的统治，却没有摧毁地主阶级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由于未能解决农民土地问题，更不敢充分发动农民参加革命斗争，形成孤军奋战，失败势所难免。
第二节 马福祥叔侄消除河套分裂势力
智擒王德尼玛
辛亥革命后，清政府在宁夏的统治瓦解，而革命力量也遭到毁灭性打击，形成了暂时的权力真空。1912年8月，北洋政府任命马福祥为宁夏镇总兵，率昭武军13营赴任宁夏。马福祥就任后，首先面临的是内蒙古部分王公贵族和宗教上层人士的分裂活动。辛亥革命前后，沙俄趁中国政局动荡之际，加紧进行吞并中国蒙古地区的侵略活动，乘机策动外蒙古于1911年底宣布独立，号称“大蒙古帝国”，外蒙古活佛哲布尊丹巴自称“日光皇帝”。沙俄立即宣布承认，同时，要求清政府承认外蒙古“自治”，自顾不暇的清政府当时未予答复。1912年11月，沙俄强迫哲布尊丹马与之订立《俄蒙协约》及附约《俄蒙商务专案》，取得了在外蒙古驻军、练兵、收税、贸易、开设银行、发行货币、采矿、筑路、兴办邮电等特权。此后，沙俄又把侵略扩张的矛头指向我国内蒙古地区。1912年7月，沙俄策动了内蒙古哲里木盟王公叛乱。1913年，沙俄又在内蒙古全境挑起更大规模的武装叛乱，靠近宁夏今石嘴山市地区的伊克昭盟也被卷入。伊克昭盟达拉特旗扎萨克喇嘛王德尼玛在沙俄和外蒙古王公支持下起兵叛乱，反对北京政府。其活动范围在张家口以西的乌兰察布盟、伊克昭盟、阿拉善盟等广大西蒙地区，主要武装力量为2000多名骑兵。袁世凯派绥远驻军与之多次交锋，屡战不胜；后又命大同镇守使孔庚率晋军围剿，亦毫无进展。王德尼玛驻扎于五原、临河一带，在归绥、包头一线横行无阻，京包、包兰间水陆交通受阻，宁夏北部受到严重威胁。袁世凯在多次武力围剿王德尼玛不能奏效的情况下。令马福祥和阿拉善旗亲王塔旺布理特甲拉相机与王德尼玛讲和。1913年6月，马福祥请准晋京，6月8日率马万良、马继德等官兵百人，于宁夏起程，乘船沿黄河经石嘴山顺流而下，14日抵达磴口，与塔旺布里特甲拉会合后继续沿黄河东行。6月19日在官渠遇到王德尼玛部游骑数十人。马部擒获后讯问得知，王德尼玛驻扎于20里之外的喇嘛庙。马福祥下令全部释放这些骑兵，发还枪支马匹，同时派塔旺布理特甲拉手下的阿拉善旗班克总管安久前去见王德尼玛。王德尼玛带随从数人在麻尼渡上船会见马福祥，力劝马福祥共同行动，意图先破晋军追剿部队，再进袭包头，以图山西。马福祥佯表同情，约王德尼玛于汇德城（今临河县）再次相见，“共商大计”，伺机擒王。6月30日，马福祥一行抵达汇德城。7月2日，王德尼玛一行数人由黄河北岸驾舟过河至南岸，上了马福祥一行的大船。马福祥用计缴了王德尼玛枪后，将王德尼玛等数人生擒。7月8日，孔庚率军抵包头后，马福祥将王德尼玛交于晋军孔庚。马福祥智擒王德尼玛，使西蒙地区分裂叛乱活动受到沉重打击，一时群龙无首，不久即偃旗息鼓。袁世凯则以马福祥肃清边患有功，于同年9月下令改宁夏镇总兵为宁夏护军使，并节制鄂托克、乌审、阿拉善3旗军务，升任马福祥为宁夏护军使，直隶中央，不再受甘肃省管辖，同时授马福祥为陆军中将，颁给二等文虎之章。不久，北洋政府又开缺原宁夏将军常连职，以马福祥兼任宁夏将军。马福祥于1914年1月返宁，就任宁夏护军使。
河套剿匪
1914年马福祥就任宁夏护军使后，面临着来自内蒙古河套地区以及陕西北部、甘肃东部各种“独立队”的侵扰，这些成分庞杂的“独立队”对马福祥在宁夏的统治构成很大威胁，石嘴山地区是他们觊觎宁夏、经常窥扰的地方。
河套地区有广阔的天然牧场和肥沃的可耕地，人口稀少，蒙汉杂居。民国以来，失败的军阀头目、失意的官僚政客和各路散兵游勇充斥其间。晋绥两省对这里均无法实行有效的统治。因此。这里出现大大小小“拉竿”起事的武装组织，当地人称之为“独立队”“杆子队”，势力较大的独立队头目有弓占元、包永华、卢占奎、金占奎、白彦公、达赉公等。这些独立队行动迅速，攻城略地，打家劫舍，相互间无隶属关系，偶尔联合行动。他们没有明确的政治目标，有的打出“替天行道”的幌子，有的亮出“反袁”的旗帜。另有一些官逼民反的武装群众和辛亥革命中的会党残存势力，如退踞陕北的宁夏哥老会头目高士秀和甘肃环县的张九才等，也混杂其间，时而联合行动，时而各走他方。这些“独立队”从河套平原到陕北、陇东，以及宁夏北部石嘴山一带，到处为害。物产丰富的宁夏平原成为他们攻抢劫掠的重要目标。从1915年起，马福祥以其主要兵力驻守于贺兰山和石嘴山一带，以防这些“独立队”的入犯，以巩固其统治地盘。
1915年9月，弓占元为首的独立队，以狼山为根据地，在五原县东坡房起事，与在包绥一带活动的卢占奎、金占奎的独立队以及内蒙古会党头目白彦公、达赉公等遥相呼应，进据河套，威胁宁夏。马福祥令马鸿宾率部出石嘴山进入河套追剿。马鸿宾选精兵强将百余骑大败弓占元，并日夜兼程追杀至科尔布，弓占元被迫退入狼山。11月，弓占元复出狼山，与马鸿宾决战于汇德城（临河县），弓占元、包永华等头目被击毙，残部10余骑溃散。1915年底至1916年初，在包绥一带活动的卢占奎、金占奎、白彦公、达赉公等数支独立队由东向西，相继攻陷毕克齐、察素齐（今土默特左旗）、托克托、萨拉齐（今土默特右旗）等地。北洋政府批准马福祥呈请扩充军队的报告，建立甘肃新军7营，并令马福祥会办绥西军务。马福祥令马鸿宾率甘肃新军迎战。1916年2月，马鸿宾率骑兵与之一战于乌拉濠，再战于百家地，力挫卢、金所部，解五原城围。马福祥此时率部赴五原督战，与独立队数百人遭遇于苏海口、二分子，激战之后独立队败走。卢占奎因为屡败，便采用金占奎建议，决定转攻宁夏。马福祥得知后，急令马鸿宾率部兼程驰往灵州（今宁夏灵武市），令马鸿逵另率一支部队在盐池境内截击，马鸿逵部与卢、金的独立队一战于天池子，再战于清水营。马鸿逵不支，幸亏马福祥派李自正率1营人马赶到，双方激战数日，均伤亡惨重。卢、金二人又率部掉头南下，取道磁窑堡，欲经灵州、金积，直取同心城。1916年5月，卢、金所部在灵州境内大寨子中马鸿宾布下的埋伏，金占奎中弹身亡，卢占奎与残部四散逃离宁夏。
正当马福祥、马鸿宾率部与卢占奎、金占奎等数次激战之时，陕北的高士秀、张九才决定乘宁夏空虚之机，率部直取宁夏城。高士秀是辛亥革命灵州民军起义的主要领导人，辛亥革命后退居陕北。衰世凯称帝时，高及陕北革命党人一起，通电拥护云南护国军讨袁之举，并致力于反袁、反马的武装斗争。此次攻打宁夏城时，途中闻知灵州空虚，高士秀令张九才取横城，自己攻灵州。马福祥急令其兄马福寿带领营官马腾蛟、护军使署参谋余鼎铭、董召南等率部追堵。1916年元月，高士秀率部从乌审向西挺进中，夜宿于定边以北的鄂托克旗昭化庙时，深夜突遭伏兵袭击，伤亡惨重，高士秀率众突围，放弃了攻打灵州计划，被迫转入内蒙古活动。
进入内蒙古后，高士秀、张九才为笼络内蒙古上层部分王公贵族，以张九才部营长吴生彦（甘肃静宁人）诈称为清室后裔，拥立为“皇帝”，取名“达尔六吉”在蒙人中招摇撞骗。1916年底，袁世凯死后，高士秀便用假皇帝之诏令，联合蒙古诸部，发动乌兰脑包之战大挫绥军之后，又西渡黄河，进占磴口。1917年3月，高士秀召集各部首领，决定分三路再次攻打宁夏。马福祥急令马鸿宾、马彦龙、马万麒、马进忠等分路迎击，激战于三转子、八拉庙等处。3月下旬，高士秀部从石嘴山绕行进入贺兰山阴，战败后不得不退入山中。高部军师于凌云向马家军投降，高部重要将领张辅、苏学章、姚占奎、张占清及部众、眷属200余人均被俘，达尔六吉也被马鸿宾部在贺兰山中俘获，与其他被俘者一起押解至宁夏城，达尔六吉等19人被处死刑。高士秀率少数人马经由石嘴山渡过黄河，再度退往陕北。
至此，宁夏周边对马福祥统治宁夏有所威胁的各路武装力量基本上被肃清。北至河套，西到定远营，东至宁陕边界，南到陇东，基本上都处于马福祥的有效控制之下。1918年10月，北洋政府为奖励马福祥“功建虎节于朔方”的功绩，晋授其勋二位。他不仅在宁夏站稳了脚跟，得到北洋政府的重视，同时也被西北各界视为回族政治上的代表人物。
第三节 冯玉祥与石嘴山
国民军西进宁夏
1924年9月中旬，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当时任直系讨逆第三军总司令的冯玉祥于10月23日发动震惊全国的“北京政变”，囚禁了贿选“总统”曹锟。参加政变部队改称“国民革命军”，冯任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不久，冯玉祥和张作霖为协调平衡局势，请出段祺瑞担任“中华民国临时总执政”，主持政务。段祺瑞为了协调冯张之间的势力争夺，将津浦沿线至长江下游地区划为张作霖的势力范围，而将京绥线、京汉线一带分给冯玉祥控制。冯玉祥有意经营西北，自请兼西北边防督办。为取得西北回族军阀的支持，他特意让段任命马福祥为西北边防会办，为笼络西北诸马势力，并将马鸿逵部改编为陆军第七师，马鸿逵任师长。1925年2月，冯玉祥在张家口就任西北边防督办，通电取消国民军名称，改称“西北军”。为了减少国民军进军甘肃的阻力，国民军总政治部宣讲所派宣讲员冯静山、王辅臣2人由包头进入石嘴山，在宁夏沿途大力宣传革命形势和国民军入甘宗旨，并对沿途重要村镇进行社会调查。他们先后在磴口、石嘴山、下营子、平罗、立岗堡、宁夏城、广武城、石空堡、中卫县城、沙坡头、长流水等处召集大小会19场，使偏远闭塞的宁夏城乡人民第一次了解到许多国内外大事和反帝、反军阀的革命道理。与此同时，国民军第八混成旅旅长石友三率部从包头沿五原、磴口、石嘴山至宁夏城，将原大车道整修成公路。由石友三率工兵部队向西开路，边筑路边进军。当时从包头到石嘴山，还没有一条可以畅通的汽车公路，仅有一条人畜和牛车勉强可以通行的便道，而且沿线还是荆棘丛生，沙漠横阻。石友三按照指令亲临现场督工兵加紧铺路施工，填沟壑，筑桥梁，工程可谓艰巨。由于整训后的士兵个个精神振奋，他们在打倒贪官污吏、铲除帝国主义压迫的革命号召下，斗志高昂，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开拓出一条由包头经石嘴山至宁夏府城的包宁公路。这虽然只是一条简易公路，但它确是宁夏历史上第一条可通行机动车辆的公路。
1925年9月，国民军大将刘郁芬、蒋鸿遇，率主力部队开赴兰州，接管甘肃，就是沿这条公路西进的。当时在刘郁芬部任职的共产党员宣侠父、钱清泉等人，曾先行一步，沿途宣传群众，讲解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道理，让闭塞的石嘴山人民第一次听到这些新鲜的话题。
冯玉祥途经石嘴山
1926年9月17日，冯玉祥在绥远五原举行誓师大会，通电就任国民革命军联军总司令，率领全军参加北伐，并按照共产党人李大钊“进军西北，解困西安，出兵潼关，策应北伐”的建议，制定“固甘援陕，联晋围豫”的军事战略方案，于当年11月25日，率领总司令部从包头出发，11月27日到达石嘴山。石嘴山富绅郑万福（字海峰）闻讯组成欢迎大队，热烈欢迎冯玉祥。郑万福邀请冯将军到家中休息用餐。为尽地主之谊，特别“备有双鱼、双肉、双鸡鸭”的丰盛宴席。冯也不好托辞，只觉得“如此浪费，无谓也”。餐后即向平罗开进，顺便对沿河沿山的要隘地方一一作了视察，并根据地形地势布置了防御设施。冯玉祥在离开石嘴山时又召集驻防官佐和主办兵站的郑万福、王万银等进行指示，要求一律取消外国洋人特权，废除免税条例。驻守石嘴山的军政官佐都奉行冯玉祥将军指令，取缔了洋人特权。此后石嘴山的洋行关闭，教堂多数撤离迁往后套。为了酬谢郑万福、王万银对联军的支持，冯玉祥将军亲口允诺两人主持办好兵站，并任命郑万福为国民革命军联军参议，同时允许郑万福继续经营鄂托克旗碱湖作为经济上的报酬。
冯玉祥率部到达平罗后，在南门桥外公路两侧大碱滩上搭帐安营。县长王者宾和绅士刘青等前来迎接。冯见其面黄肌瘦，无精打采，知其必已吸食鸦片，且不理政事，总是前言不搭后语。当即训斥一顿，免去县长职务，令随军南下；同时委派杨慕翰接任县长。他又命令驻军团长高树勋、金变三通知城内工、商、市民百姓集中在关帝庙院内开会。发表慷慨的爱国演讲，极大地鼓舞了群众，激发起爱国热忱，并题字“打倒贪官污吏”，命令杨县长造匾挂在鼓楼上。会后冯玉祥率领军政官员到大街市上和学校做了视察，当即就责令集市贸易必须实行公买公卖，农、工、商一律合理交粮纳税；号召群众灭鼠；男子要剪发，妇女放足；把本城高级小学校办好，所有青少年都要上学读书。驻军官兵一律佩带“誓死救国”徽章和“不扰民、真爱民”的肩章，以示军纪和宗旨。招募新兵之事，责令高树勋办理，3天之内就有百余人报名参加。冯玉祥将军的这些言行都表明他和广大人民群众联系在一起，他以国民革命为号召，以打倒帝国主义和贪官污吏为前提，才赢得了人民群众的广泛拥护和支持。他把平罗—银川作为战略后方重地，并重视工、农、商业的发展；沿途招兵买马不断扩充兵力，加强整训，才取得了援陕战斗的胜利。他督军援陕路经平罗，虽逗留时间只有一天，然而给平罗人民群众留下的印象是极为深刻的。
第四节 宁夏近代工商业的摇篮
石嘴山十大洋行
太平天国革命失败后，资本主义列强利用与清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之便，将其侵略势力逐渐渗入中国内地，加紧对中国的经济掠夺。宁夏石嘴山因其地连内蒙古，扼水陆之要冲，处农牧富庶之胜地，蒙汉交错，贸易频繁。帝国主义对宁夏的经济掠夺，即始于石嘴山洋行的设立。
约在光绪六年（1880年），天津英商雇用了一名叫“葛秃子”者，在石嘴山地区以每百斤2两白银低价收购羊毛，雇用船只从沿黄河而下，运包头地区上岸，再转运至天津。经英商倒手后，以每百斤20两白银出手，获利巨大，葛秃子也由此而大发“羊财”。于是葛秃子正式与天津英商签订合同，在石嘴山成立第一家英商“高林洋行”，收购羊毛、羊皮。由于获利丰厚，引起外商注意，也先后来至石嘴山，建立洋行做皮毛以及其他生意。外商先后在石嘴山开设的洋行有10余家。
英商高林洋行 葛秃子
英商仁记洋行 赵宝鉴、张富平
英商新泰兴洋行 刘增庆、侯自明
英商天长仁洋行 鲍耀章
英商平和洋行 任寿昌
英商聚立洋行（由新泰兴分出） 宁小藩
英商隆茂洋行 张锡廷
英商明义洋行 陈金如
德商瑞记洋行（一战后为英商接收） 范华亭
德商兴隆洋行
其中，资本比较雄厚者有6家：仁记洋行、新秦兴洋行、天长仁洋行、平和洋行、瑞记洋行、兴隆洋行。各洋行的主子大部分居住于天津英租界，常住洋行的负责人是外国资本家的“买办”，都是天津人。各洋行均设有经理及副手数人，并在临近牧区的小城市设立“外庄”，负责联络收购。石嘴山各商行虽然都是中国人经营的，但是资本都是由外国洋行提供。天津总行向外地分行调拨资金，谓之“发标”。外地各行互相调拨，称之为“调标”。石嘴山洋行通过中国的买办，利用不平等条约规定的特权逃避厘税，并与封建官府勾结，垄断我国西北地区的皮毛业，长达40年之久。从洋行设立的“外庄”来看，他们经营的皮毛业，几乎囊括了西北的产毛区，这从下列各地设立的“外庄”可以说明。内蒙古：阿拉善旗、额济纳旗、伊克昭盟各旗。宁夏：银川、花马池、惠安堡、韦州、半个城、下马关、中卫、中宁、贺兰、平罗等地。甘肃：靖远、五坊寺、大庙、平番、海原、固原、黑城子。青海：西宁。陕西：三边。每至收毛季节，买办商人以最低的价格把牧民手中的皮毛收购而去。洋行每年收购羊毛约为2000万斤，羊皮、羊肉逐渐也在其大量收购掠夺之中。洋行从中大发其财，资本积累也迅速增长。他们进行盘剥和掠夺的方式：一是欺行霸市。由于当时宁夏地处边陲，交通不便，信息闭塞，与内地联系又不密切。根本不了解羊毛、皮革价格行情，洋行乘机施展欺骗手段，垄断货物价格，大肆掠夺牧民的财富。二是谎骗讹诈。一方面以所谓“行情不好”“质量成色太差”为由，以达到他们低价收购、高价卖出的目的。同时还利用实物勒索，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石嘴山各洋行联合起来借口“山西闹义和团，北路不通，停止收毛”，迫使牧民低价卖出。后来，洋行连现款也不愿支付，便用米、面、布、茶、糖等实物，换取牧民手中的羊毛，乘机大打折扣进行勒索。三是残酷掠夺，这是带有普遍性的一种手段。每年年初，石嘴山洋行即派小老板到牧区收购羊毛。美其名曰“贷银订毛”，而这个季节，正是牧民急需资金买草买料的最困难时期。他们春季贷款，要牧民秋季必须将羊毛卖给洋行，如不能抵偿预购之银，只好挂账，如此年复一年，牧民就被牢牢地束缚在洋行的合同上，任其剥削。由于帝国主义洋行在宁夏地区的巧取豪夺，各洋行资本积累急剧膨胀，其势力发展遍布西北，不仅垄断了西北地区的羊毛生意，同时严重桎梏了当地工商业的发展。宁夏经济的落后，是与帝国主义的掠夺分不开的。随着洋行的建立。外国的毛织品、布匹、火柴、烟、酒、糖等商品涌入宁夏，占据市场，致使甘宁等地的民族工商业和地方经济发展更为困难。
黄河水运
石嘴山市东靠黄河，水运发达。黄河自南而北从陶乐县明长城附近流入市境，经陶乐、平罗、惠农到石嘴山出境，再经乌海市，流往内蒙古自治区。市境河流总长146.9公里，水流平缓，可全部通航，占宁夏黄河流程的1/3以上。石嘴山以上河道每年可通航8个月（3月～11月），石嘴山以下因冰期较长，且有冰坝为患，通航期为7个月（4月～11月）。石嘴山地区因此“因渠以溉，水舂、河槽，用功省少，而军粮饶足”。自北魏开创大规模水运以来，历代兴盛不衰。到1958年包（包头）兰（兰州）铁路通车前，黄河水运承担着市境进出口物资总运量的70％。
外国洋商之所以选在石嘴山设立洋行，正是看重它水陆交通之便和西北通往内地货物集散地的特殊地位。当时各家洋行将西北皮毛收购运抵石嘴山梳洗打包，然后由石嘴山装船水运至包头再改陆路运至天津，然后转口外销，牟取暴利。仅羊毛水运输出一项，就达到每年约1000万公斤。至民国15年（1926年），自石嘴山运出羊毛共4亿多公斤，皮4000多万张。此外，大量甘草、煤炭、盐、碱、粮食、白麻、烟叶的输出，布匹、百货、茶、糖的输入等，也多通过水运进行。沿河一带农民，不少人兼营船运。据1918年有关石嘴山的资料载：“此间黄河有木船七百余只，往来包头、中卫之间。赴中卫，上水十天，下水四天；赴包头，上水十二天，下水八天。其来往包头者，下水多运皮毛、甘草、枸杞、麻之类；上水则运洋货、糖、茶、土磁等。”“大约河水开冻时，货物多由水运。约占全年十分之七，而车驼占十分之三。”（林竞《西北丛编》）
民国27年（1938年），宁夏当局统一管理河运，组织全省船业公会，令所有船户必须参加，否则不准营运。民国29年（1940年）元月，宁夏设河运管理局，下设河运队，将全省船户编为4队，平罗、磴口两县船户为第一队，有船78只。木船是近代石嘴山黄河上游民船航行的起点，上溯至中卫，下流至包头。据民国时期《宁夏省考察记》载，此间“帆船之大者，可载重三万余斤，小者则载重万余斤或数千斤”。石嘴子船运“船价：走包头春夏五六十两，秋六十两；走宁夏春夏二三十两，秋四五十两。走宁夏、包头、中卫三处，每船装运三万斤，因上下水而有多寡之别”。“石嘴子及定远营每百斤约五钱，下水船只可装甘草二万斤，盐三万斤，皮毛三万余斤”，由石嘴山至包头约6日。1918年此间航行船约700多艘，至1955年尚有木船500余只，每年运送货物2000多个航次，全线有拉船工人3500多人。1918年，兰州士绅组织陇绥轮船公司购得机动汽船两只，航行于兰州和石嘴山之间。1919年甘肃督军张广建也曾购汽船两艘，在石嘴山和包头之间上下水试航成功。
除船运外，还有一种皮筏运输，故称“浑脱”，即用整个牛、羊囫囵脱皮，内充空气，漂浮水面用以载重。明代文学家李开先《塞上曲》中有描写“浑脱”的诗句：“不用轻帆与短棹，浑脱飞渡只须臾。”后来人们又把若干个浑脱并在一起，上架木椽，用绳捆绑，使之成为一个整体，故浑脱又称“皮筏”。大型羊皮筏用460个皮囊组成，可载货15吨；小型羊皮筏由10余只皮囊组成，可载货400～500公斤。牛皮筏皮囊内一般不充空气，而以羊毛之类的轻货充之（运载羊毛尤如此），或填以干草，所以又称“草筏”。大型牛皮筏由128个皮囊组成，可载货20吨；中型由64个皮囊组成，可载货5吨。这是黄河上游古老的水上运输工具，至今在沿黄河的一些旅游景点上仍可以见到。
一代义商郑万福
郑万福（1864～1936年），男，汉族，字海峰，原籍山西省榆次县郑家村人，出生于农民家庭。幼年随父外出，后在内蒙古鄂托克旗、包头等地谋生，曾到磴口一姓万的富商家做厨房帮工，在商店柜台上当学徒、记账先生。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郑万福妻兄张嘉荣主持石嘴山英商仁记洋行期间，把郑万福从磴口万家叫到洋行做“司秤”，后提升经管账目兼跑“外柜”。民国2年（1913年），郑万福受石嘴山英记新泰兴洋行聘请任外庄老板，掌管购销大权，成为一名洋行要员。民国12年（1923年）洋行萧条，洋行在天津的总行委托郑万福和一刘姓老板为洋行代理人，负责收尾工作。据记载，当年撤销时，仅新泰兴一家在各地欠收的账款就达70万～80万两银元。郑万福通过接管洋行结尾清理工作，从中获得了一大笔钱财，为其日后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经济基础。
郑万福有钱后致力于发展各项事业。办牧场。先后在鄂托克旗、布音高、太音高和铁格素等地建牧场饲养繁殖牛、羊、马、骆驼等，羊只最多时达7000～8000只。办农场。又在石嘴山河东白音陶亥一带开垦荒地，在黄河岸边修建水车，车水灌田，又在大后套（杭锦后旗）开荒地25顷。当时郑家垦荒种田计有5000～6000亩，每年收获粮食4000～5000石。经营碱湖。承包经营察汗淖、纳林淖两处碱湖，建立了“大兴碱业公司”，其土碱年销量一度达到300万～400万斤，年收入达4万～5万元。开办小煤窑。在经营碱湖期间，因需煤炭熬土碱，故在石嘴子以北开挖煤窑，后又在汝箕沟黑头寨和大峰沟两处各开一煤窑，产业不断发展，家境日益富裕，成为当年宁夏北部最有实力的地方巨绅。民国5～6年间（1916～1917年），郑万福大兴土木，修建占地面积6000多平方米的宅院，建造砖木结构的各式房屋100多间，取名“德荣堂”。郑万福有钱但不敛财，非常热心兴办地方公益事业。民国21年（1932年），郑万福报请宁夏水利厅同意，拿出数千银两，在石嘴山惠农渠尾一带新修一渠，可浇地4000多亩，解决了那里200多户农民种田用水和生活用水。他还多次捐款，帮助回民修建清真寺，资助地方修建寺庙等。郑万福还关心办教育，1931年利用自家房屋筹建一所学校，开办国文、地理、历史、英语等新课程，同时也资助石嘴山小学办学经费。郑万福还经常举办一些慈善救济事业，如放粮（施粥）、放钱等，救济灾民。石嘴山地处水陆要冲，为宁夏北部重要门户，军政各界一些重要人物如冯玉祥、吴佩孚、门致中、吉鸿昌、孙殿英、九世班禅、马鸿逵等，在途经石嘴山时均受到郑的款待。冯玉祥“入甘援陕”期间，郑万福在石嘴山的宅第曾成为冯部后勤供应处的站点之一，为部队购办粮草、蔬菜、烧柴、铺草等，给部队随行人员安排住房。后冯玉祥特任郑为“国民军联军总司令部参议”。在门致中、吉鸿昌、马鸿逵先后担任宁夏省主席期间，均委任郑为省府参议，因此当地人又称郑万福为“郑参议”。民国25年（1936年）二月，郑万福因病逝世于石嘴山家中。郑万福应该是宁夏第一代民族资本家，为发展宁夏的近代工业作出过突出贡献。石嘴山地方之所以成为宁夏近代工商业的摇篮，也与郑万福有一定的关系。
第五节 石嘴山地区战事
苏马之战
民国14年（1925年）八月，西北军刘郁芬部（时称国民军）控制甘肃政权后，与凉州（甘肃武威）镇守使马廷骧发生了摩擦，引起了战事，结果马廷骧失败。当时，马廷骧的同族马仲英竖起反抗旗帜，对抗国民军。刘郁芬派吉鸿昌师追击马仲英。马仲英退至民勤县后，探知宁夏门致中军队不多，城内空虚无备，遂于民国18年（1929年）四月十日弃民勤向东越阿拉善沙漠直指宁夏。同年4月12日晚，马仲英率骑兵2000余人越贺兰山，到达宁夏省城的西部。13日拂晓，马仲英率军攻破宁夏省城。马仲英为长期占据宁夏，决定向南布防大坝分守岭，北夺平罗城。4月29日，马仲英派安姓旅长率1000余人，连同当地随从共有3000余人，包围了平罗城。当时，平罗的驻军是国民军苏雨生师的马福元（马大牛）团。平罗县县长甄纪印与苏雨生、马福元召集山堡猎户枪手，连同兵士四五百人守城。在城墙上架有旧式土炮，土枪、刀矛、石块，还有用生铁茶壶自制的炸弹，用铁笼盛烟煤灌以洋油的照明灯，做好防守准备。马仲英部到达平罗后，连日攻城，苏军子弹缺乏，苏雨生与甄纪印为套取子弹，商定了假降之计，苏雨生亲赴宁夏城向马仲英“投降”，马仲英信以为真，并发给子弹3车，又派团长何某、县长张某随苏雨生前往平罗接洽投降事宜。张县长及随从卫兵8人，进城后被苏打死（何团长因故未进平罗城）。苏、甄动员官兵及民众坚守城池。马仲英上当后，遂严令安旅长指挥官兵登上城北玉皇阁及南城桥楼，居高临下，射击城内守军。守城军队用土炮轰南门桥楼，楼顶被轰塌。此役马军死亡200余人，士气大挫，城未攻陷。5月12日，吉鸿昌率部击败马仲英于宁夏省城，安旅长与马仲英败走，平罗城军民幸免于难。
孙马混战
孙殿英，名魁元，河南永城人。年轻时赌博贩毒，以封建会道门起家，投靠军阀张宗昌，曾任直鲁联军第十四军军长。北伐后投靠蒋介石，曾因“东陵盗墓”恶名远扬。中原大战后投于张学良门下，“九一八”事变后升任第四十一军军长，时人称其为“流氓军阀”。1933年5月，冯玉祥、方振武、吉鸿昌等在张家口成立祭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曾派人争取驻防在赤峰、独石口一带抗击日寇的孙殿英部合作抗日。同年6月。蒋介石为阻挠孙冯合作，便以国民政府名义，任命孙殿英为“青海西区屯垦督办”，令其率部队西移。蒋介石此举一来可以削弱冯玉祥号召抗日的势力，二来可借孙殿英之力遏制西北诸马家族的势力。孙殿英也想凭借自己的实力，称雄西北，谋图更大的发展。孙殿英的任命发表后，立即遭到宁夏、青海的马鸿逵、马步芳等的强烈反对，他们一面连续发出通电，要求国民政府收回成命，一面积极备战，以武力拒孙。尽管马鸿逵、马步芳、马鸿宾、马步青等之间矛盾重重。但在孙殿英进军西北的形势下，他们为了自己的共同利益一致联合起来抗拒孙殿英。孙部3万之众向绥西挺进，名为假道宁夏开赴青海西部就任，实则有“假途灭虢”之野心。当时国民政府驻甘肃绥靖主任兼甘肃省主席朱绍良节制甘、宁、青三省军务，持袖手旁观的态度。
在宁、青二马的坚决反对和再三请求下，蒋介石改变了态度，并命令北平军分会何应钦制止孙部西进，撤回磴口以北缩编。1934年1月13日，蒋介石电令马鸿逵、马步芳等：“孙魁元部，前已明令暂驻原地候令，如擅行冒进，除另电制止外，希秉承朱主任之命令，尽力防堵，勿稍瞻顾为要！”而孙殿英全军进退维艰，冰天雪地，已无退路可走，遂孤注一掷，继续向宁夏石嘴山扑来，由蒋介石一手导演的“孙马混战”并发了。
孙部进攻宁夏的统帅为孙殿英，前敌总指挥为刘月亭，下辖四十一军、骑兵军及杨耀峰骑兵师共6万余人，号称“十万人马”。孙部计划首先攻占石嘴山，掩护大军集中后，先以平罗为进攻目标，分三路进军。中路进攻平罗，左右两路深入平罗以南，消灭平罗败退的马军，骑兵迂回至平罗至宁夏城之间，扰乱和阻止马军增援部队。攻占平罗后，以主力进攻宁夏城，骑兵击溃马军骑兵后，深入至广武、中卫，切断马军退路，截留辎重、军火，并警戒甘肃援军，以便主力将诸马部队聚歼于宁夏城及其附近地区。西北联军方面以甘肃绥靖主任朱绍良为首组成的甘宁青拒孙联军，以马鸿逵、马鸿宾、马步芳的部队为左翼军，以邓宝珊的部队为右翼军，以胡宗南的第一师为总预备队（驻天水一带）。
1934年1月11日夜1时，孙部王遂庆特务团及杨耀峰骑兵1千余人，攻占磴口，收缴了马军35师纳连长一个连的枪械。13日下午2时，孙军步骑各部攻占石嘴山，袭击了马军十五路骑兵第一团各阵地。马军略事抗拒，即遵照原定诱敌深入的计划，节节撤退，以骄敌气。孙军长驱直入，占领宝丰、黄渠桥一带。14日～16日，孙军进至平罗城北附近各村庄。驻守平罗的马军十五路军独立第二旅旅长马宝琳、骑兵第一旅一团团长马魁率部迎击。孙军受重创后退据黄渠桥一带，掩护后续部队集中。此时平罗城、五香、通城等地守备部队积极构筑工事，严阵以待。17日拂晓，孙军约3千余骑，由黄河东“陶葫芦滩”（今陶乐县高仁镇南，月牙湖北）处，从冰桥过河，袭击李岗堡、清水堡一带马军十五路军独立第五团阵地。激战5小时，孙军伤亡甚多，即向东退。下午2时，孙军第二次反攻，马军仍由五团迎击，马军十五路军第一旅二团团长马光宗（旅长兼团长）率部由姚伏堡袭孙军侧背，砍死孙军连长王玉庆等、士兵百余名，缴获步枪40余支，手枪数支，马数十匹。马军伤亡官兵20余。孙军退据李岗堡东各寨。19日下午5时，孙军118师刘月亭全部、117师夏维礼旅及炮兵刘广德等部，将平罗城从东、西、北三面包围。晚10时，围城孙军117师杨干卿旅首先在城西打响。该旅阵地正处于马军玉皇阁、王家寨子两个防点的交叉网中，出师不利，伤亡很大。夜间，孙军炮兵轰击，步兵架云梯奋勇登城。城将破时，守军旅长马宝琳用手电照看城下，孙军误认为自己的军队登上了城（孙军原定登上城后，以手电为联络信号），即令停止炮击。马军趁机反击，歼灭了接近城垣的大部分孙军。20日拂晓，孙军重新开始炮击平罗城。马宝琳命令官兵观其形势，不予还击。至深夜，孙军四面并进，两面已抵达城根，终因马军猛烈的反击而败退。孙军彻夜炮击城墙，致使城垛多被击毁，马军冒着炮火随即补修，孙军攻城未果。孙军连日攻城不下，便留4个团的兵力继续围攻平罗城，主力在刘月亭的指挥下，南下进攻平罗辖地姚伏堡、五香堡、妄图截断宁夏城方面的援军。24日拂晓，孙军17师第一旅（旅长夏维礼）、119师特务团（团长王遂庆）及炮兵一营，进攻马宝琳旅四团第一营五香堡刘家寨、罗家寨阵地。孙军进攻时，马军采取近战取胜战术，待孙军接近战壕时，马军猛烈射击，激战2小时许，孙军伤亡百余人，退据张家寨。同时，孙军主力袭击马军四团及第三营阵地。马军主动出击冲锋肉搏，孙军伤亡甚多，于中午败退。孙军117师第二旅（旅长杨干卿）在前敌总指挥刘月亭的率领下，将马军第十五路军骑兵第一团包围于姚伏堡，激战至天黑，马军因寡不敌众，放弃阵地突围败北。25日中午，孙军全力再攻五香堡。先集中炮火猛轰梁家寨阵地，掩护步兵勇猛攻击前进。马军团长杨添霖督率所部拼命抗拒。双方迭次冲锋，混战至黄昏，马军砍毙孙军200余人，夺获大小枪50余支。孙军不支，向西南溃退。杨添霖奉命跟踪追击，截斩孙军队尾官兵甚多。孙军退至张亮堡，会合援军后据寨抵抗。16日激战终日，孙军伤亡500余人，马军团长杨添霖于此役战死。26日夜，孙军除留颛孙子瑜旅围攻平罗城外，其主力117师、118师及炮兵旅，由刘月亭指挥，利用唐徕渠作掩护，从渠道中秘密南下，直扑宁夏省城。2月18日中午，平罗守城马军派队袭击城西南角的朱家庄，激战2小时，孙军战死官兵百余人，其中营长1人，被俘20余人。此时，发现孙军自朱家庄向城内挖掘地道，马宝琳率领官兵在城外沟筑断沟，以防孙军将地道挖进城内。孙军连日炮击马军构筑断沟之队，马军则一部分还击掩护，一部分施工，24日，断沟竣工。3月17日，孙军以炽烈炮火攻平罗城北的玉皇阁及西北角。马旅营长马昌贵受重伤，营长余正朝也受伤10余处。但孙军在石嘴山和宁夏北部伤亡惨重，原计划被打破，锐气大挫。加之此时，蒋介石命令何应钦停发四十一军的饷项给养，何应钦给孙殿英发出“退出磴口，切实编遣”的电报。接着，蒋介石下令撤销青海西区屯垦督办公署，免去孙殿英本兼各职。孙殿英大势已去，所部官兵纷纷哗变。孙部师长丁绰庭、旅长杨干卿等率部投马，使孙军全线动摇。孙殿英自知败局已定，于3月19日下令总退却。马部分路追击，孙部溃不成军，一夜之间，被俘者达6000余人。孙部退至平罗城下，平罗守军马宝琳旅出城截击。3月22日，孙部残余人马被布防在石嘴山至三盛公一带的晋军吕汝骥旅缴械收编。蒋介石看孙军败局已定，便派飞机追踪轰炸。阎锡山部第70师按何应钦等人的剿孙计划进至三盛官堵截，蒋介石嫡系第一师袁璞旅到达中卫，待机坐收渔人之利。3月20日，马军兵分三路追击孙军，沿贺兰山麓向石嘴子迂回堵截。20日晨8时，飞机在洪广营、姚伏堡投下35磅炸弹两枚，炸死孙军骑兵200余人。11时，飞机在姚伏堡一带炸毁孙军辎重一部；12时许，飞机在平罗城东北角，投下35磅炸弹炸伤孙军甚多。21日，被围攻两个月的平罗城解围。22日，马军进至石嘴山一带，俘获孙军数千人，缴获武器弹药、军用品甚多，孙军下余不及半数之步骑官兵退至三盛宫一带，被晋军傅作义、赵承绶、王靖国部队全数缴械。至此，孙马宁夏混战遂告结束。
孙马混战以马家军胜利告终，巩固了宁青二马的军阀统治，但给宁夏战区，特别是北部石嘴山一带的人民造成了很大的灾难，无辜百姓死伤者达三四千人。战争期间，向居民征要提灯、布匹、棉花、抬伤兵等杂款。由于烽火遍地，城门久闭，交通断绝，居民饥寒交迫，冻饿致死者为数甚多。战后，庐舍田园，半为废墟，形成严重的兵灾区。根据当时的有关记载：“夏、朔、平、磴四县，被灾七万五千余户，灾民45.8万余人，炮火打伤的及冻饿而死者，5384人。此外，牲畜、农具、米粮、财物、房屋等项的损失，总计达两千多万元；无子种、耕畜，耽误农业生产的土地，计有九十七万余亩。”
第六节 抗战中的石嘴山
绥西抗战的前沿阵地
中国西北地区对日本实施其侵华战略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日本占领东北以后，一直把控制东起察绥、西至宁夏甘新，封锁中国西北边疆，隔绝中苏关系作为主要战略目标。但日本缺乏足够兵力对如此广大的西北实行直接的军事占领。因而日本便积极培植汉奸势力，特别是“想利用蒙回藏民族，以似是而非的‘民族自决’理论，挑拨各民族间的情感，鼓动各民族间的战争，以实现‘以华制华’的故伎。然后挟其经济与政治军事力量，控制各弱小民族，以遂其预定的封锁计划”。日本设想的这条封锁线上，内蒙古最为重要。在日军的支持和操纵下，先后成立了“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蒙古军政府”，实行所谓“高度自治”。日军在绥蒙扶植傀儡的同时，不断注意与绥远、内蒙古相邻的宁夏。特别是绥远省主席傅作义坚持抵抗日本侵略，数次对来犯的伪军以迎头痛击，并于1936年11月一举攻克内蒙古伪军的巢穴百灵庙，给日本侵略阴谋造成极大阻力。日本便加紧拉拢宁夏省主席马鸿逵，企图南北夹击傅作义部，迫使其退出绥远。而且内蒙古之阿拉善、额济纳2旗军政隶于宁夏省政府，宁夏军民与陕甘绥抗日武装联为一气，向北深入内蒙古，足以粉碎日本封锁中国西北的阴谋。因此，宁夏当局的对日态度成为绥蒙及西北抗日形势变化发展的重要一环。
日本诱降马鸿逵的原因，不仅在于他是地方军阀，还在于马家军作为回族上层的政治代表，企图利用诸马导演民族分裂的丑剧。但是日本没有看到，马家集团自清末到民国时代，不断调整自己的政策方针，与国民党政府形成了巩固的关系，获得了很大的政治权力，和日趋没落的蒙古王公有根本区别，也不是那些失意的汉奸政客所可比拟。更重要的是，回族的经济、政治及语言文化诸方面与汉族血肉相连，回族的历史和前途与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息息相关。在历史上，不仅广大回族人民是中华民族利益的坚决捍卫者，回族上层也是反对民族分裂的。这种民族的爱国向心力正是宁夏社会及马家军走上抗日道路的深刻的内在原因。卢沟桥事变后，日伪势力深入绥西，日军增兵包头，不断出动飞机轰炸宁夏，给宁夏人民生命财产造成巨大损失，同时也威胁马鸿逵政权，宁夏有被日军侵占的可能。马鸿逵在军事上加强北部防御力量，并命令各地方政府，要“注重民众自卫力量之培养，与一般民众之组训，以充实地方实力”（《十年来宁夏省政述要》）。将168师两个旅的4个步兵团由银南的灵武、吴忠调往银北的石嘴山一带布防。在尾闸、磴口、三盛公及宁夏北部黄河渡口两岸及贺兰山一带构筑防御工事。自1937年冬天开始，在石嘴山一带分四期修筑国防工事。在石嘴山尾闸一带挖掘宽深数米的壕沟，上面覆盖浮土伪装，以阻止日军装甲车辆及重型武器通过；磴口、三盛公以北百余里内，断绝一切主要道路，横挖深壕，破坏日军进入宁夏的道路；宁夏北部黄河渡口两岸及贺兰山通道，均削为陡峭立壁；重要的通道口设置阻绝阵地，隐藏埋伏炮兵，阻击来犯日军。
在整个绥西抗战期间，石嘴山地区是宁夏抗击日军的门户前沿，也是抗日健儿的后勤补给基地，对部队休整、补充兵源起到重要作用。在战争中，后勤留守人员、伤员，都是转移至石嘴山地区和磴口县。当乌布浪口战斗失利后，马鸿宾也是将失职团长马钟以及该团二营营长马希舜锁押石嘴山黄渠桥撤职查办。宁夏战时所设的磴口、石嘴山、平罗、吴忠4所临时战地医院，有3家都在石嘴山地区。
平罗籍学生的爱国进步与救亡活动
“宁夏留平学生会”是在1929年至1937年期间由宁夏在北平求学的青年学生发起组织的一个群众性的学术团体。其目的是以“砥砺学识、互相帮助、共同进步、共同提高”为宗旨。1929年宁夏留平学生中平罗籍的殷占雄、雷启霖、谈尚彦等和他县的两名同学，看到宁夏到北平求学人数逐渐增多，于是倡议组织“宁夏留平学生会”，以联络感情，砥砺学识，探讨家乡各项建设，建议督促地方政府更好地治理家乡。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筹备，并得到在北平工作的孙克廉、张明经等人的支持和赞助，于1929年8月正式成立了“宁夏留平学生会”。留平学生会成立后，选出的第一届委员会委员中有平罗籍的殷占雄、雷启霖、谈尚彦3人。1935年又选举了第二届委员会，其中有平罗籍的高尚信、阎廷栋。1936年5月第三次改选，选出的委员中有平罗籍的余占鳌（并兼任财务）、冒海瑜（兼任文书）。凡到北平求学的宁夏学生，只要赞成这个组织宗旨的均为学生会的成员。参加学生会的平罗籍成员中有在国立北平大学农学院的殷占雄，民国大学的高尚信、姚启圣、征克非（征后转入国立中央大学），俄文法商学院的阎廷栋，国立北平大学的余占鳌、王振刚（即王茜），天津河北学院的贺闻韶，广汉中学的田树琛，还有高继述、高尚文、刘廷栋、张华（女）、杨光浚、高自述、马寿桃、孙丕仁、路生衢等青年学生。
留平学生会的成员大都是宁夏中学和宁夏师范毕业的优秀学生，他们在宁夏读书时正是大革命时期。1926年冯玉祥在五原誓师，率领部队经宁夏、甘肃、陕西到中原参加北伐战争时，部队中共产党员们在宁夏撒下了革命的种子，每到一地就向学生和群众宣传革命思想，张贴革命标语，宁夏学生们接受了爱国主义的思想教育，有些人后来参加了共产党，积极引导学生会逐渐从狭隘的反对地方恶霸和封建军阀的统治斗争转入到反帝反封建、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人民群众的斗争中。为了促进学生学习文化知识，交流学术经验，经委员会决议，创办了《银光》月刊，推选殷占雄、雷启霖等负责筹办。1931年2月正式出版了第一期，《银光》月刊的发行对象主要是宁夏各机关的职员、学校师生及地方进步士绅等，他们读后大加赞许和鼓励，曾得到社会上的好评。1931年6月《银光》月刊又出了第二期。根据“团结精神，研究学识，唤起全宁睡民，改造阴恶环境，以扬文化，以臻文明”的创刊宗旨，对宁夏的政治、教育等设施提出了一些评论，阐述了国民议会选举代表的意义；揭露了军阀、官僚压榨宁夏人民的罪恶。因此，引起了宁夏人民的思想共鸣，一些青年学生和进步人士纷纷来信来稿，表示热烈支持。这些来信和来稿促使学生会的会员们在思想上不断有所提高，使斗争矛头直接指向宁夏的统治集团，引起了统治者的不满。1933年马鸿逵统治宁夏，千方百计地对学生会成员进行迫害，说学生会是共产党组织，留平学生是共产党分子，《银光》月刊是赤色刊物，等等。于是，马鸿逵统治集团一方面明令禁止刊物在宁夏发行；一方面暗地收买学生中的败类，从内部分化瓦解。在这种恶劣形势下，学生会采取了隐蔽活动的策略。为了转移视线，《银光》月刊出了3期后，于1933年更名为《曙光》月刊，接着又出了3期，于1936年更名为《塞北》，只出了1期，由于白色恐怖日甚，不得已只好在1936年年底被迫停刊。办刊经费先有会员们节衣缩食自由捐助，后有委员会决定进行募捐，办法是除在《银光》月刊上刊登募捐启事外，另外印刷捐册，派雷启霖、李雨村、谈尚彦3人回银川、平罗等地劝捐，先后共捐银币370多元，为办刊物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1932年至1935年，留平学生会在北平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组织了“读书会”和“反帝大同盟”。1932年，共产党员李天才从宁夏到北平求学，受党的委托，从学生会中吸收进步青年孙殿才、王绪祥（后改名张子华）、阎廷栋参加共产党，组织“读书会”学习马列主义及进步书刊。当时正是“九一八”事变后不久，北平的抗日救亡运动空前高涨，在党的领导下又组织了“反帝大同盟”，成立了东城和西城两个支部，宁夏留平学生会中的平罗籍学生高尚信（立天）、姚启圣等参加了西城支部，由张子华担任联络工作，经常于夜间张贴标语，散发传单，积极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活动。1935年在北平的“一二·九”运动中，平罗籍学生阎廷栋、王茜（原名王振刚）、余占鳌、贺闻韶等都参加了游行示威。
平罗的3次抗日集会
抗日救国大会这次大会原为“抗日救国赈灾大会”，但在报省备案时没有赈灾内容，故为“抗日救国大会”。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9月20日，中国共产党和日本共产党发表联合声明，反对日本军的侵略行径。9月30日，中共为日军强占东三省发表了第二次宣言，提出“组织群众开展反帝运动，发动群众斗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组织东北游击队，直接给日本帝国主义以打击”（《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第二次宣言》）。为响应中共提出的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侵略者的号召，全国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怒潮。11月4日，平罗县在县城中山俱乐部（今鼓楼西）举行了“抗日救国大会”。是日，县城悬挂国旗，张贴标语、传单，出席大会的有十余个机关团体，还有宁夏一中宣传队、第六区高小宣传队及人民群众共2000人。在会上，一中宣传队、第六区高小学校宣传队的代表和县城高小学生代表作了讲演。演讲完毕，遂举行了抗日示威游行，人们手持小旗，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卖国贼”“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等口号。游行队伍返回中山俱乐部后，各校宣传队为民众演出了《朝鲜亡国》《万宝山惨案》《日本占领满洲》等新编剧，观众无不动容，群情激愤，“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此起彼伏。
庆祝湘北大捷1939年10月10日、11日，结合“双十节”纪念活动及孙中山先生伦敦蒙难纪念日，举行了两天以“庆祝湘北大捷”为中心的群众活动。日本军国主义者为急于达到灭亡我国的野心，于1939年至1941年底，对长沙发动了3次进攻，中国军队与日军在长沙以北汨罗江南展开激战（即长沙会战）。这次会战中国军队打败了日军的猖狂进攻，毙伤日军四五万人，夺得了“湘北会战”的大捷。在第一次会战之后，平罗县各族各界民众于1939年10月10日上午7时，在县城完小门前集会，示威声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参加集会者600余人。大会由县长康觉民主持，全县人民向革命先烈、抗战阵亡将士及死难同胞默哀3分钟后，由女校校长马采萍、男校校长刘廷栋及李梓、姚淑萤等同学作了抗日讲演。下午4时，由县城男、女两校和黄渠桥北校学生组织的“抗战后方服务团”联合演出宣传抗日的话剧，观众约2000人。下午7时，由县党、政、军、警各机关、学校、团体及民众约数千人，举行了提灯游行。所提灯型均深含抗战意识，有双十字型、牌坊型，还有汽车、飞机、坦克、炸弹等模型。游行队伍高呼抗日口号，高唱抗战歌曲，绕行各大街1周后，仍返回操场观看话剧表演。翌日（10月11日）下午4时，继续表演话剧；下午7时，又继续举行提灯及火炬游行。
庆祝抗日战争胜利全国人民救亡图存，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爱国旗帜下，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为基础，经过八年的浴血奋战，日军于1945年9月2日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的抗日战争取得了最后胜利。平罗县为庆祝抗日战争的胜利，召集了县特别会议。会议由国民党平罗县党部书记长郭泰山主持，召集运输站、宁生木厂、县政府、粮商处、看守所、县城男校、镇公所、回教协会、警察局、县城女校、县党部、三青团、地方税局、惠平地方法院、盐务局及三十一师等单位有关人员参加筹备会议。筹备会议最后议定：县筹备会设总务、宣传、游艺、警卫4组，其中总务由县政府、商会、镇公所、警察局担任，宣传由县党部、三青团、男女两校担任，游艺由政治部、男女两校、法院担任；鸣放的礼炮，由总务组负责包纸炮或土枪鸣放。庆祝日，从玉皇阁、鼓楼、城隍庙进行击鼓鸣钟。所举火炬，由各机关自备油绳、黄香、麻秆。男、女两校学生化装游行及讲演；国民党军队三十一师“胜利剧团”演出剧目3天；还有民众表演高跷、龙灯；各家门口挂彩灯；庆祝宣传机关出壁报、画报专号、刊物，书写和贴标语。游行路线由人民会场出发，经南牌楼北至羊肉街口，东向县政府折南至东牌楼，再西到县城高级小学。游行序列，由军乐队引导，随后为军队、保甲长、各机关、学校和民众。1945年9月3日，在县城举行了庆祝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盛会。这一天，北门外高搭彩台举行庆祝，晚间火炬、灯笼游行，并有舞狮、花船助兴，各商号、住户燃放鞭炮，热烈空前，参加盛会者和观众近万人。
少战团活动
卢沟桥事变后，平津沦陷，宁夏留平学生流亡各地，组织“西北流亡团”，后陆续返回宁夏。返宁学生通过宁夏省教育厅组成3支抗日宣传队深入宁夏各地宣传抗日。第一路由司以忠带领，到永宁、中宁等县宣传；第二路由征克非带领，赴金积、灵武各县宣传；第三路由梁飞彪带领，到贺兰、平罗、惠农、石嘴山等县宣传。这是宁夏首次大规模的抗日宣传活动，对推动宁夏社会的抗日斗争起了积极作用。返宁学生和中共派到宁夏的党员大部分在宁夏各学校任教。他们以学校为阵地，发动学生开展抗日活动。1937年7月，宁夏实验小学在校长高立天（即高尚信），教师侯亦人（即杨文海）、薛蒿山的组织带领下，上街游行示威。江苏省“新安少年长途修学旅行团”来到宁夏，引起宁夏各校师生的热烈响应，宁夏的抗日团体纷纷出现，先后建立了宁夏少年战地服务团、后方抗战服务团、农村抗战服务团、回民教长战时教育研究会、文化书社等组织。其中以宁夏少年战地服务团影响最大。
宁夏少年战地服务团分布于宁夏各中小学，宁夏实验小学和黄渠桥北校为其骨干。少战团以“爱护中华，赶走强盗”为宗旨，提出“火线就是操场，战地就是课堂，唤起民众一致抗日”的口号。发表《宣言》和《告西北同胞书》，制定团章，要求团员“不做亡国奴，不做汉奸，不做顺民”，服从组织，为抗战服务。宁夏实验小学少战团多次到马鸿逵公馆请愿，要求成立“西北少年战地服务团”，经过1个月斗争，马鸿逵被迫批准正式成立“宁夏少年战地服务团”，但不准出省活动。少战团取得了合法地位。宁夏实验小学少战团发展团员200多人走上街头，演唱抗战歌曲，演出《放下你的鞭子》《逃难到宁夏》《小放牛》等具有进步内容的话剧，在街头出版墙报，揭露日本侵略者的暴行。1938年春，宁夏少战团抽调一批骨干，组成巡回宣传队，由杨文海、薛云亭率领到吴忠、金积、灵武、中宁、中卫等地进行宣传，不久又与宁夏中学抗日宣传队相配合，由高立天、涂春林带领到立岗堡、姚伏堡、平罗、黄渠桥、石嘴山各地宣传。这些活动宣传了爱国主义，介绍抗战形势，在宁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平罗县黄渠桥北校的抗日宣传队亦改名为宁夏少年战地服务团分团，拥有团员100余人。同时在平罗县城小学校长刘廷栋和教员苏文（中共地下党员）、贺闻绍的组织下，成立了“少年农村服务团”，参加的师生有100余人。平罗成为宁夏抗日宣传最活跃的县。其他地区如石嘴山、宝丰、姚伏各地学校也都组织了抗日团体。各地少战团都有中共党员的指导和参与，在宣传抗日的同时，学生们还接受了进步思想的影响和教育，了解了边区的情况。有的进步教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30多名进步青年先后被送到延安学习，成为边区党组织与宁夏人民联系的主要桥梁。中共宁夏工委曾计划，一旦日本占领宁夏，即以在延安学习的人员为骨干，建立贺兰山抗日革命根据地，发动人民群众进行游击战争，把日本侵略军赶出宁夏。
马鸿逵十分警惕中共地下党在宁夏活动，尽管少战团取得了合法地位，它的活动却处处受到马鸿违特务便衣的刁难和阻碍。武汉失陷以后。马鸿逮加紧反共，密切监视进步师生的活动，逮捕共产党员和嫌疑人员。宁夏群众抗日运动开展困难，转入低潮。
第七节 惠农、陶乐和磴口县的设立
惠农、陶乐县的设立
惠农县 惠农县因清代开凿惠农渠得名，民国29年（1940年）建县时定名“惠农县”，民国30年（1941年）四月一日，宁夏省政府将平罗县北部8个乡划出设县，县治宝丰镇。辖境包括当时的上宝闸、下宝闸、南长渠、北长渠、里西河、外西河、通润、通惠、惠北、双渠、西永润、东永润、灵沙、渠阳、永屏、庙台、下省嵬、上省嵬、渠中、通丰、东永固、西永固池、西永固、西宝池、万宝池、尾闸、市口27堡和聚宝、万宝、宝马3屯，以及王泉口沟以北的贺兰山区，建县时划分为8个乡47堡639甲。民国34年（1945年），宁夏省政府在县境黄渠桥设置“第三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惠农县为辖县之一。
陶乐县 陶乐县位于市境东南部的黄河东岸、鄂尔多斯台地西缘，南北长98公里，东西宽7.5公里，东北与内蒙古鄂托克旗、乌海市、鄂托克前旗相连，南以明长城为界与灵武市毗邻，西滨黄河与银川郊区、贺兰县、平罗县和惠农县隔河相望，土地总面积909平方公里。明、清时期，陶乐长期为内蒙古鄂尔多斯部牧地。蒙语将县境和黄河两岸的滩地统称为“察汉托辉（护）”，意为“白色的湾子”。此后，人们将“察汉托辉（护）”又称为“托护（勒）滩”。再后来，又音转为“陶乐湖滩”。建县时又简化为“陶乐”做县名。河西农民陆续前往垦荒，逐渐形成沿河东岸的垦殖区，形成一定的人口规模。清末民初为平罗县东永惠堡辖。民国13年（1924年），绥远省主席马福祥建议设“沃野设治局”，派人到鄂旗大量开垦，并对以前租卖土地的农户进行行政管辖。这样，陶乐地区黄河东岸开垦面积达45平方公里。民国17年（1928年）宁夏设省后，就今陶乐县境归属与绥远省发生争端。民国18年（1929年）宁夏省在今县境置“宁夏省陶乐设治局”，治理河东新开垦土地，遭到绥远当局反对。绥远当局以陶乐湖滩与五堆子系鄂托克旗辖境，应属绥远省范围，于民国19年（1930年）八月，绥远省将该地改为“绥远省沃野设治局”，五堆子地段正式划归绥远管辖。民国26年（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绥远沦陷，宁夏当局即将县境纳入版图，置“陶乐设治局”，辖境南起横城，北至王元地，长150公里；东接鄂托克，西滨黄河，宽20公里，治所设今高仁镇。民国30年（1941年）七月十七日，陶乐设治局升为县，辖2乡13个行政村。民国34年（1945年），陶乐为宁夏第三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辖县之一。
磴口县的设立
民国13年（1924年），中国政局风起云涌。新年之初，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和帮助下，发表国民党改组宣言，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并积极准备北伐，铲除军阀统治。时北方仍在北洋军的控制下，直系头目曹锟于上年以重金收买国会议员，顺利当上了“贿选总统”，不久他就发动第二次直奉战争。10月，在直奉大战的关键时刻，直系将领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推翻了曹锟政府，让皖系首领段祺瑞出山，担任北京政府“临时执政”，并电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南北统一和建国大计。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不幸病逝于北京，和平建国受挫。不久，冯玉祥在直皖奉军阀的联合压迫下，无力在北京立足，于是把所部国民革命军改编为西北军，向西北退缩以保存实力。这时他就任西北边防督办兼甘肃省督办。1926年7月，广州革命政府誓师北伐，推动了全国革命的新高潮。其间，冯玉祥曾到苏联考察访问，接受苏联的军事援助，并在西北军中建立政工部门，欢迎国共两党革命青年主持西北军的政治工作。共产党员刘伯坚出任冯玉祥总政治部主任，宣侠父、钱清泉、刘志丹等大批共产党员都到冯军做政治工作。1926年9月17日，冯玉祥从苏联回国后立即在绥远五原（今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盟市五原县府所在地）举行誓师大会，通电全国，宣布西北军集体加入国民党，冯玉祥就任国民革命军联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率全军参加北伐。他还遵照李大钊送来的“固甘、援陕、联晋、图豫”八字方针，由绥向宁甘进军，以便占领西安，以大西北为根据地，东出潼关与南方北伐军在中原会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亦称“首都革命”，是一次反对军阀混战，给人民减轻痛苦的进步行动。“五原誓师”和参加北伐战争，更是一次革命行动。这个时期冯玉祥军事集团应该属于革命阵营的范畴，他的政治举措和军事活动的大方向总体上也是正确的。
国民革命军“五原誓师”加入北伐军行列之后，冯玉祥总部执行西进宁夏、入甘援陕的战略行动。冯军先在磴口设立兵站，为大军筹办粮食和运输工具。当他本人途经磴口一带时，看到这里优越的自然条件和农田水利开发的成绩，同时也目睹到在蒙古王公封建统治下，人民仍然身处奴隶的地位，尤其令他愤怒的是，外国天主教势力也俨然像“皇帝”一般操纵着地方一切大权。冯玉祥是一位具有强烈反帝反封建思想的爱国将领，曾在“首都革命”时把前清废帝溥仪赶出故宫，现在岂能容忍在民国体制下，还让封建残渣余孽与外国洋人在祖国的土地上为所欲为、横行霸道呢？他当即决定在这块土地上设立县治，定名为磴口县，指派总部工兵营营长吴奇峰负责代理县政，进行筹备。随后，他又以国民联军总司令名义为新设磴口县发出训令。训令全文如下：“平罗幅员辽阔，治理诸多困难，亟应于磴口地方添设县治，北自绥远临河界起，南至河拐子止，定名为磴口县。”并任命刘振远为县知事（县长），命令他“觅定县署地址，即日任事。”县府暂时寄驻于黄河西岸巴音牧仁苏木的广庆源商号，并打算修筑一座土城，后因阿拉善旗方阻止而未果。当时北伐尚未成功，各地行政建置和官员任命均由控制该地区的最高军事当局自行决定，所以磴口设县，业经冯玉祥批准就是既成的事实。直到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才于1929年1月30日，再以国民政府指令形式，补作批复，同意在平罗县境北设立磴口县，“应归宁夏省府管辖”，后因旗方把磴口设县一案状告到南京国民政府和蒙藏委员会，要求派人重新调查处理。蒙藏委员会曾派委员唐柯三实地调处，并经省旗双方同意达成八条解决办法：（一）保障磴口等处土地主权均为阿旗所有。（二）磴口设县治一案暂作悬案呈报中央，于相当时期撤出本旗境。（三）遇有关于地方特殊事件，经商征阿旗同意，广庆源县府办事处即行撤销。（四）磴口县各区区长须由人民公选，不由省旗双方委派。（五）磴口县境内除旧有正捐外，其他一切苛捐杂税一概不得征收，并不得增加任何名目。（六）宁夏省在阿旗境内土克木大水沟道、鲁等处所设税局，暂仍其旧，以2年为期。（七）中央每年津贴阿旗大洋3600元，令由宁夏省政府拨给。（八）遇有特殊情况，宁夏省必须派兵到磴口县境内驻扎，事先通知阿旗。以上八条显然对阿旗较为有利，但宁夏当局也是不可能真正去执行的。特别是抗战爆发以后，阿旗王爷达理札雅于1938年初被迫离开旗王府，被软禁于银川、兰州长达7年之久，于分设管理公署和巴格、苏木，并委派总管和达目尔、大小边官、佐领等官员进行控制。就连黄河沿岸农耕区的大片良田沃土，其所有权也控制在旗府手中。原先旗方以租赁的形式，租借给天主教方使用。各地教堂又将土地分配给教民耕种，征收一定地租。抗战胜利后，1946年夏，阿旗末代王爷达理札雅决定，从教堂手中收回黄河两岸的农田。他委派旗府政务处处长白诚禧、副处长罗永寿和磴口、四坝两总管等70余人组成收回旗地丈地工作团，白、罗任正副主任，驻三盛公开展清丈工作。经过使用马拉缰绳的原始丈量方法，计算出基本农田约40000亩，其他沙边、河滩和盐碱地未计面积。根据教会方的要求，除预留3000亩农地仍租给各教堂维持用度外，其余土地全部分给农民耕种，每年按四六分成，农民向当地巴格缴纳地租。磴口地区旗、县各自为政，一室二主的矛盾局面一直找不到有效的解决方法，最终还是苦了老百姓。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磴口人民才摆脱了西方洋教和封建王爷的双重统治与剥削，真正获得了完全解放。
第八节 石嘴山地区煤铁资源初步开发
历史上的石嘴山，地处贺兰山北段荒漠沙滩，环境恶劣，人迹罕见。但因地理位置险要，沿贺兰山有要口19处，驻兵扎营，设关把口。清朝时，石嘴山隶属平罗县。1941年4月，石嘴山矿区与石嘴山区地域大致相同。明末清初，石嘴山仅有五六户人家，依靠黄河渡口为生。1821年后，石嘴山因地处水（黄河）、旱（骆驼）交通要道而形成集镇。汉、蒙“每月交易三次”。开小煤窑也是该集镇上一业。后有山西人发现镇西南煤层中的陶土质优量大，迁居石嘴山经营粗瓷手工业。1887年以后，随着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石嘴山这个小镇也设立了外资洋行。洋人凭借免税特权，利用河运之便，集散内蒙古、宁夏、青海等地之皮毛。集镇人口随之增加，为历史上的极盛期。1927年冯玉祥驻军此地，取消洋人免税条例后，洋行倒闭，市面遂趋萧条。1933年年底到1934年初，孙殿英与马鸿逵在银川地区恶战3个月，石嘴山受到一次大浩劫。加上马鸿逵17年的军阀统治，至1949年宁夏解放前夕，石嘴山一派荒凉景象，居民仅千余人。
据传说，石嘴山的石喇叭一带，明朝末年有小煤窑土法挖煤。此说虽无籍可考，但据北宋末年的朱弁关于“石炭用于世久矣。然西北处处有之”的记载，证明西北地区采用煤炭在宋代已不鲜见。另据矿区7层煤滨河采空区小窑井口上盖着厚度为4.99米的冲积层这一事实，可以推断其开采年代之久远。据《通智石嘴山土神祠纪》记载，雍正四年（1726年），兵部侍郎通智奉命来平罗兴修惠农、昌润水渠工程以及修筑新渠、宝丰两县城时，曾在石嘴山开采煤炭用于施工。有“取煤炭不下十万车”“更取干泥，烧造瓷窑”等记载。清朝《殊批奏折》记载，乾隆五年（1740年），甘肃巡抚元展成奏：“宁夏府属灵州及中卫、平罗二县……俱有煤洞，历听庶民采取，以资日用”，说明早在雍正年间或之前，此处已有煤炭开采，用于炼铁及烧瓷等。而《平罗纪略》又称平罗之“石炭出北山石嘴山、打碨两口”。加之清代文人咏石嘴山的诗中，也有“煤洞云开野火红”的诗句，断定石嘴山煤炭，清朝时期即已开采可谓无疑。特别是1961年，在石嘴山二矿接收的原瓷厂小窑改扩建的小井五层煤老空区挖出了5具近乎木乃伊的尸体，身着清朝服饰，头留长发辫子，更可证明这是清朝年代死于非命的挖煤窑工。
对石嘴山的煤炭记叙还出于俄国学者俄布切夫、中国科学家翁文灏等人的著述以及1940年宁夏省政府建设厅张文漠、刘振中对石嘴山地段的调查报告中。张、刘在调查中首次获得了该区煤质的测定结果。民国期间（1931～1942年），宁夏省建设厅曾对贺兰山北部煤田地质及采煤等情况进行调查。1941年任绩、胡增壁对贺兰山北部进行调查，估测石嘴子（即石嘴山）等6处煤田储量为8569万吨。但他们对煤田滨临黄河能否开采，多谓不太乐观。据《十年来宁夏省政述要》记载，1942年，石嘴山、石炭井以及打磴口（即大武口）等地共有小煤窑30处，年产煤炭3.1万吨。当时，宁夏省建设厅为解决汝箕沟炼铁厂燃料问题，成立官商合办的德昌煤炭公司，日产煤10吨左右。据1956年的调查，仅石嘴山旧煤窑就有113眼，其中清朝开采的19眼、民国时期开采的74眼，日产煤合计约150吨，煤炭开采已形成一定规模。1942年李士林先生对宁夏全省烟煤进行过较细的勘察与记述，唯独未提石嘴山一笔，说明前人只知石嘴山有煤，而并不知其详细。但从1913年到宁夏解放前夕，在石嘴山地区及石炭井沟先后开建和停产的小煤窑百余处，其中石嘴山的老君庙、河拐子、下稍子、石喇叭、王泉沟、火坑眼、药王庙、山水沟一带就有小煤窑30余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下称建国前）的几百年间，石嘴山煤炭资源的开发，并未带来地区的繁荣和人民的幸福，相反，带来的只是广大煤窑工人的贫困、苦难和死亡。那时开煤窑的有两种人，一是本地贫民和外地流来的难民；另一种是财主和商人。这些小煤窑都是沿煤层露头开凿的辘轳井或斜井。挖煤用的是铁锹、刨镐、钎子、大锤等。由于生产条件落后，加之种种封建窑规，广大窑工形同囚犯，人身安全毫无保障。
1935年7月，宁夏建设厅提出应设立矿务局，专门管理全省矿业的勘探与开发，并派员赴各矿区调查，以拟定矿业发展实施方案。省林矿局开展工作之后，主要抓了旧煤窑的调查整顿和各种矿产资源的勘测工作。前一项工作中对宁夏现有煤窑的生产设施、规模、面积、经营状况、交通条件等进行了逐一考察，同时对他们的营业手续和税务进行了整理。1938年宣布旧执照作废，重新划定矿区，发放新照，加强税务管理。1940年11月又公布煤炭价格，禁止强行截收煤炭，哄抬煤价。当时煤窑以汝箕沟产量最大，但因道路失修，仅靠畜力驮运，限制了生产。1940年秋冬，建设厅令平罗县政府组织民夫修筑汝箕沟道路。其费用由各矿商分摊承担，改善了该矿区的交通条件。矿产资源的勘测主要目的是探明宁夏各地矿藏的分布、地质构造、矿石成分等情况，以便为开采提供资料依据。林矿局派出技术人员，着重对贺兰山南石段各点，中卫县单梁山、照壁山，中宁银洞梁，中卫上下河沿，贺兰山北段等处进行了勘探，初步掌握了上述各处所藏铁、铅、硫磺、煤田、大理石等资源的分布与储量及道路状况。其中铁矿资源受到当局的极大重视，查明中宁、同心、平罗、阿拉善等处均有铁矿，而中卫照壁山、麦堆山，中宁银洞梁、老牛湾，平罗红土山5处矿石经中央工业试验所化验证明含铁量均在40％以上。选定平罗汝箕沟老柜地方先行设厂试炼。由于机器无从购置，便以山西土法冶炼，筑小方炉3座，招雇工人30余名，自1942年8月开始试炼，由省建设厅向马鸿逵借贷10万元充作试办费。这次试炼生产历时6个月，共炼出特等铁200斤、头等铁800斤、二等铁3000斤、毛铁11000斤，其质量足可作为制铸军锅农具的材料。马鸿逵等见有利可图，遂于1943年2月成立兰鑫炼铁股份有限公司，集股300万元。马鸿逵任董事长，马继德、李云祥、李翰园任董事。该公司决定以汝箕沟之试炼厂为其第一炼铁厂，采用圆炉冶烘，以干炭为燃料；在大武口设第二炼铁厂，采用小方炉炼铁，生产生铁，故附设铸造部。第一厂每日出产原铁2000斤、净铁700斤、条铁350斤；第二厂每日出产生铁500斤，虽多次铸锅，均未成功。两厂大量使用兵工，1944年春调拨200余名士兵分配两厂，以无偿劳动力从事生产。但这些士兵既不懂技术，又缺少劳动积极性，反而影响了生产的顺利进行。
第九节 中共在石嘴山地区早期活动
中国共产党在石嘴山境内的早期活动与西北军入甘援陕有关。冯玉祥五原誓师后，组织国民军联军，确定“固甘、援陕、联晋、图豫”的方针，部队由绥远入甘，建立西北根据地，出击中原。中共北方局、南方局先后派遣200多名共产党员到国民军工作，其中包括陈延年、刘志丹、谢子长、魏野畴、宣侠父等著名的中共党员。中共党员刘伯坚担任国民军总政治部主任。冯玉祥部政治工作主要由以国民党员公开身份出面的中国共产党党员负责。因此，国民军所到之处都有共产党人的活动。五原誓师之前，国民军已派宣传员为部队西进作宣传。1925年9月宣讲员冯静山、王辅臣等由包头至宁夏，沿途宣讲革命形势。他们先后在磴口、下营子、平罗、立岗堡、宁夏城、广武城、石空堡、中卫县城、沙坡头、长流水等处召集大小会19场，使宁夏城乡人民了解国内外大事和反帝、反军阀的道理。接着，国民军第一军第二师刘郁芬部作为先遣部队由包头入甘。共产党员宣侠父、钱清泉等随军到宁夏，一路进行演讲、散发传单和宣传革命道理。当他们在平罗县城目睹县知事由清朝装束的亲兵拥卫其骡车奔驰而过时，愤怒地向群众指出这骡车是一口棺材，里面是具皇帝时代的骸尸，它已经死去14年，并向群众说明中国已是民主主义的时代，所有皇帝时代的一切仪式，都在扫除之列。这些宣传对闭塞的下层群众无疑起了振聋发聩的作用。国民军控制西北之后，宁夏地区成为冯玉祥部的后方基地。该部政治部主任刘伯坚等共产党员，在石嘴山、黄渠桥、平罗县县城进行了反帝、反封建、反军阀的宣传，并号召民众起来打倒土豪劣绅和贪官污吏，铲除军阀，赶走帝国主义强盗。冯玉祥撤了为官不正的县长王者宾的职务，并写了“打倒贪官污吏”6个大字，令新任县长杨慕翰造匾挂在钟鼓楼北门的上方。当时在甘肃省第五中学、第八师范（设在银川）上学的平罗籍学生阎廷栋、征克非、叶松林、雷启霖、高尚信、谈尚彦、刘棠琛等人，参加了国民联军总政治部在银川举办的马列主义学习班，学习了《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接受了马列主义教育。
1927年5月，叶松林由中共宁夏特别支部负责人李临铭和白虹剑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宁夏国民党当局驱除共产党员出境，中共宁夏特别支部被迫解散。叶松林由组织化名为宁固知，回平罗继续开展活动。中共宁夏特别支部负责人马云垄，由叶松林、刘棠琛掩护也来到平罗，先后在宝丰、石嘴山小学以任教作掩护，从事地下工作。1929年9月底，陕西警备骑兵旅二团连长石英秀（石子俊）和西北地方军谷连舫等部由靖边开往平罗，投靠驻姚伏的冯玉祥部骑兵第四师。师长苏雨生收编谷部为第八旅，谷任旅长；石部为第九旅，石任旅长。1930年1月，中共陕北特委利用苏雨生部队扩充之机会，先后派谢子长、刘志丹、张秀山、张东胶、牛化东等60多名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进入第四师，同正在谷、石两旅搞兵运工作的共产党员高岗等一道进行兵运工作。时该部十五团（团长王子元）驻姚伏，陕北特委又派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40多名，成立了学兵队，张东胶任大队长，高岗任分队长，并在学兵队成立了中共特别支部，张东胶任书记，高岗任副书记，曹育华、李树林、薛应昌分别任组织、宣传和青年委员，有党员30多人。1930年5月，应马鸿宾请求，冯玉祥令苏雨生部开赴平凉。在该部的中共特别支部及其党员亦离宁赴甘。1930年，在共产党员王绪祥等人的领导下成立留平学生会，学生会组织留平学生学习《共产党宣言》《资本论》《论坛》等革命书刊，创办《银光》期刊，后改为《曙光》，每期都传递到平罗，向平罗传播革命思想。同年冬，阎廷栋由孙殿才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6年5月，红军西征向宁夏、甘肃进军，中共中央白区工作部派共产党员王幼平（化名吕义）来宁夏视察，先后在银川、中卫等地活动。7月初，马鸿逵搜捕共产党人，王幼平在处境艰险时，持王绪祥（在中共中央工作，与袁金章在北京上学的同学）的亲笔信面见在国民党宁夏省党部任科长的进步人士袁金章（袁丽生），袁派高尚信（高立天）护送王到平罗县。高向国民党平罗县党务特派员高尚智（高哲夫）介绍，说王幼平是他在北平上学时期的同学，高尚智安排王住在县党部。王在平罗又经高尚信介绍认识了曾在北平上学时参加过革命活动的姚启圣，王向姚公开了自己的身份和来宁夏的目的。然后改名王华堂，持高尚信托县党部文牍王登瀛写的路条，充作党部录事，以回山东奔丧为由，离开平罗县，混过了沿途军警的多次盘查，安全到达绥远。
“七七”事变后，中共宁夏工委成立，李仰南（化名杨学文）任工委书记，杨一木（化名杨寿亭）、苏文（化名陆平）任委员。1937年11月，李仰南、何广宽到银川面见袁金章。袁得知中共宁夏工委的任务是宣传抗日，送一部分人赴延安学习，若宁夏失陷后准备上贺兰山打游击，逼马鸿逵抗日，袁遂让宁夏省立实验小学校长高立天（高尚信，平罗人）将李仰南安排到该校任庶务主任作掩护。袁又通过黄渠桥教师王振刚（王茜）结识了李仰南和何广宽。王振刚将何广宽带到平罗与进步人士雷启霖、李冲和、贺闻韶等人建立了直接关系。在此期间，宁夏工委派李维均到驻黄渠桥、尾闸、石嘴山一带的马英才部队搞兵运工作。1937年秋，江苏新安旅行团来平罗县，利用讲演和放电影等形式揭露日军侵华的罪行，宣传抗日，唤起民众。一些进步知识分子与学生也加入了宣传队伍。1937年冬，何广宽、雷启霖、王振刚（王茜）、贺闻韶等人到贺兰山察看地形，作日军侵占宁夏后上山打游击的准备。1938年元旦，王振刚、贺闻韶同雷启霖到石嘴山见马鸿逵部驻军旅长马英才，争取马参加抗日，马接受了进步人士的主张。1938年初，经王振刚、高立天，宁夏中学教务长阎廷栋，平罗高小校长刘廷栋、教师贺闻韶等人向省教育厅推荐，由北京回宁的平罗籍进步知识分子余占鳌接任平罗县教育科长。余接任科长后，按王振刚、刘廷栋、贺闻韶等人的建议，将平罗县各主要小学的校长由进步知识分子接任。雍生善（雍明非）任黄渠桥北校校长，叶松林任石嘴山小学校长，刘棠琛任宝丰小学校长，谈尚庸任姚伏小学校长。此举为掩护党的地下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1938年2月，中共三边特委派杨一木等一批共产党员到宁夏。袁金章通过王振刚等人将杨一木安排到黄渠桥二小任教，李万（李宜成）安排到石嘴山小学任教，李平山（李叶平、蒙兴中）安排到宝丰小学任教，苏文（陆平）由雷启霖介绍到马英才旅当文书。苏文组织读书会宣传抗日，被敌人怀疑。为了安全起见，又由王振刚、贺闻韶安排到平罗县城小学任教。在此期间，杨一木通过当地知名人士结识了马英才，并向边区党委要了一个军事测绘秘书，搞情报，测地形，绘制作战地图。杨一木还同马英才到贺兰山马部前沿阵地察看地形，做抗日打游击的准备工作。同年3月，杨一木发展黄渠桥二小教师郭英教（又名郭育三）、李振声（又名李东甫）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郭英教又发展学生常凤翔加入中国共产党，成立了中共黄渠桥支部，支部负责人杨一木。李平山发展宝丰小学校长王福寿（王南山），李万发展石嘴山小学学生王延（沈耀龙、沈存志）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了中共石嘴山支部，支部负责人李平山。并与共产党员苏文和进步知识分子贺闻韶、雍生善等人先后在姚伏、平罗县城、黄渠桥、宝丰、石嘴山小学成立“少年战地服务团”宣传抗日救亡思想。地下党组织还向全县师生与进步人士散发了《向导》《抗战》《群众》《民意》《解放》《全民抗战》《抗战文艺》《文艺阵地》《大众哲学》《新华日报》《青年自学丛书》等报纸杂志。1938年4月，中共宁夏工委选送平罗籍的贺闻韶（李少白）、王振刚（王茜）入延安抗大学习。贺与王于同年7月在抗大加入中国共产党。10月，贺闻韶被派回平罗，仍在县城小学任教，从事抗日救亡运动。1938年秋，苏文因被特务跟踪不宜久留，奉命离开平罗，临行时将县城小学学生杨生桂（又名汪毓彬）、王学文（又名王承业）、李发春（又名李力）带到延安进入边区中学学习。1938年9月，在地下党组织领导下，“平罗县教师战时教育研究会”成立。教研会团结教育界进步人士，推动了全县的抗日救亡运动。
1938年冬，特务马子成在黄渠桥发现了杨一木，因杨一木在陕北认识马子成，而且互知身份，杨觉得情况异常，速将工作向郭英教和童山斗作了交代，便与李振声连夜离开黄渠桥北校，撤往定边县。后，李万、李平山、王延等也相继暴露，也都撤往延安。1939年春，李仰南在平罗重建了中共黄渠桥支部，党员有郭英教、贺闻韶、常凤翔，支部负责人郭英教。新建了中共宝丰、石嘴山地区回民支部，党员有王福寿、马如焕等人，支部负责人王福寿。1939年冬，崔景岳来宁夏接任中共宁夏工委书记。崔景岳与李仰南在黄渠桥郭英教家里完成了交接任务。1940年4月，由于叛徒告密，宁夏地下党的组织遭到破坏。工委书记崔景岳等共产党人被捕。特务李郁华、军警联合督察处科长徐宝璋、牟坤同与平罗县警察局局长郭忠厚带宪兵、警察、特务到黄渠桥抓捕郭英教时，郭英教于前一天由雍生善、童山斗护送过黄河进入绥西。敌人扑空后，先后在平罗、黄渠桥、宝丰、石嘴山等地逮捕了雍生善、童山斗、杨天伟、党廉清、郭铎教、蒋春芳、马兴龙、叶松林、李如檀、雷润霖、高立天、余占鳌、王福清、李翱凤、冒海珠等进步人士。被捕人士经进步人士营救，部分陆续出狱，一部分到宁夏解放时方获出狱。
1946年，中共宁夏工委重新成立。1947年中共宁夏工委三段地分工委王延派郑尚仁（平罗姚伏高荣人）、仇思成（平罗正闸人）到平罗、贺兰做地下工作。1948年初，中共宁夏工委书记赵忠国（孙殿才）派张继珍（平罗新民人）回平罗以做木工、卖盐作掩护搞地下工作，向工委传送马鸿逵部在平罗一带的驻军及地方上的情报。由于地下党组织艰苦细致的工作，给1949年9月宁夏北部各县的解放和顺利接管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第十节 民国时期石嘴山教育
中小学教育
黄渠桥小学 民国11年（1922年），黄渠桥绅士梁兆麟（清末贡生）创办了黄渠桥小学，自任校长。校址设在黄渠桥北街关帝庙，聘请王卓如、王克正任教师。民国15年（1926年），冯玉祥部大军过境时学校作为临时宿营地，便暂时停办。以后又改在老君庙开学，时称“北校”，也叫黄渠桥一小。民国22年（1933年），罗光吉任校长时和黄渠桥南校（二小）合并，称为黄渠桥小学。随后有党清廉、梁振纲、张进孝等人与地方热心教育的人士联合，推请当时的区长郭英杰出面担任名誉校长，大家情愿不拿薪金，义务教学，也要把原来的“北校”仍然单独办下去。这样过了半年，适逢教育厅厅长葛武棨路过此地，回省后遂批准命名为黄渠桥第二完小（此时南校为第一完小）。民国26年（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雍生善担任校长，这时该校有4个班、6个年级，学生百名左右。民国27年（1938年）初，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派杨一木来宁夏，通过雷启霖、王茜的关系，到平罗黄渠桥北校任教，开展地下工作，后被特务发现，从此，这个学校被马鸿逵的特务看成是共产党地下工作的联络点，时刻在进行监视。民国29年（1940年）春，马鸿逵的特务机关——宁夏军警联合督察处，到宁北一带搜捕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仅黄渠桥北校就逮捕了校长雍生善，教员杨天伟、童山斗、党廉清、郭铎教、刘振彦，学生王振平共7人。一时学校无人管理，陷于停滞状态。这时，当地热心教育的人士张德治出面负责组织，教学得以照常进行。后来有东北沦陷区的知识分子组织的“第十教师服务团”来宁，由该团成员于铎任校长，并将该校应届毕业生编成1个初中班进行教学。抗日战争时期的黄渠桥北校，为抗日救国宣传书写了光辉的一页。1949年解放时，黄渠桥北校由熊振武任校长。这时学校有6个班，教员8人，学生120余人。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各项事业的发展，人民生活的改善，黄渠桥北校相应地得到发展。1951年10月熊振武被评为模范教师，出席了宁夏省第一次模范教育工作者会议。这时学校已发展到16个班，有教职工14人，学生520多人。到秋季开学时，将南校并入黄渠桥北校合为一个学校，校名为“黄渠桥完小”。从此再无南、北或一、二两校之称了。
平罗女子小学 民国19年（1930年），平罗县教育局长李冲和在任期间，为革除旧俗，兴办女子教育，创办了平罗县城女子小学，并自任校长。从此，为县城及附近的女孩子带来了读书上学之便。在此之前，平罗只有个别女子到银川、兰州去上学。
平罗县城女子小学，设于县城鼓楼西南角下文庙后院，校门向北，设6个年级、4个班，学生100人左右。初创时，因五六年级学生较少，便同其他年级合为复式班进行教学，有时合到男校同年级进行教学。到民国29年，学生人数不断增加，五、六年级单独开班教学。学生人数最多时也只有160人。平罗女校先后毕业的学生，只有少数家境好的考入银川女子中学或宁夏师范继续深造。1941～1942年，惠农中学和国立绥宁师范相继在黄渠桥镇建立后，平罗地区的女子考入中等学校的人数才逐渐有所增加，但在新中国成立前，很少有升入高等院校的。女校出去的学生，在师范、中学毕业或肄业，多数回到家乡从事教育工作，如张瑜、李善淑、吴思珍、冯素珍等，都先后在县城小学和女校任教。1948年秋，平罗县城女子小学改为平罗简易师范附属小学，男女兼收，学生人数随之大增。新中国成立后改为县城第二完小。
平罗学社 民国初年，就读于宁夏府城“五中八师”的平罗籍学生雷启霖、高尚智、高尚信等人，由于深受五四运动反帝、反封建新思想的教育启发，于1924年在平罗发起了揭露本县知事王之臣贪污受贿的风潮。他们书写标语、集会演说，用铁的事实痛斥了王之臣的丑行。迫于舆论的压力，朔方道尹（宁夏最高长官）令王之臣退出赃款2000元（银圆），作为困难学生的补助。为妥善处理王之臣退回的2000元赃款，平罗县教育局组织成立了“平罗学社”，规定凡在外地就读的平罗县籍学生家庭困难，经调查属实者便给予补助。该学社自1925年成立至1931年，款已全部用完，学社撤销。平罗学社虽然成立时间短，但还是起到了一定作用。例如一些在外地就读的家庭困难的学生，得到了一小部分补助费，便鼓励其完成中学、师范的学业，走上了工作岗位。他们也影响带动了周围的一些人求知上进。1934年秋，宁夏中学高中三年级全班仅有13名学生，平罗县籍就有贺闻韶、雷润霖、李如檀、王振刚、张光华（女）、冒海榆、俞占鳌、路生衢、司以忠、司维章（司以忠、司维章原系平罗县高荣堡西甲人，于1933年春调整县界划归宁夏县）等10人。平罗县的这10名高中三年级学生中，家庭极困难的要数王振刚了，他省吃俭用，克服一切困难，学习非常认真踏实，高中毕业后，工作了一段时间，便与贺闻韶奔赴革命圣地延安，参加抗大学习。其他8人中，除李如檀等二三人外，均上了大学。1949年以前，平罗先后有大学毕业生50多人。在宁夏各县中，除盐池、同心、磴口、陶乐4个县外，平罗县经济状况不比其他各县好，而培养出大学生50多人，很大程度上与平罗学社有直接或间接关系。
平罗中学 平罗中学始建于民国35年（1946年），当时由高尚信发起，联名阎廷栋、冒良辰、丁富润等，向当时的宁夏省教育厅要求，成立一所中等学校，教育厅于1946年7月批准成立“宁夏省立平罗简易师范”（四年制）。高尚信任校长。办学伊始，条件十分艰苦，一无经费，二无设备，三缺教师，最初校址在县城北门外玉皇阁上，全校仅有1个教学班，21名学生，几名教师。校址于1946年秋季由玉皇阁迁到南门外现在平罗中学所在地。1949年宁夏解放时，共有4个教学班，学生176人，教职工16人（其中教师12人）。1954年改名为平罗中学。
黄渠桥中学 平罗县黄渠桥中学（前身为惠农中学），创办于民国29年（1940年），当时在黄渠桥一完小（北校）任教的于铎、宋雪村等人将该校毕业的学生10余人组成了一个初中班，以宣传抗日为主，兼学国语、数学等课。民国30年（1941年），地方上热心教育的人士张德、李冲和、马赞宏积极支持，创办了惠农初级中学，首任校长于铎，校址设在娘娘庙。但校舍设备严重不足，便动员群众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很快建起教室9间，办公室3间，学生宿舍10间，并购置了课桌凳。招收初中一年级学生45人（平罗、惠农两县的小学毕业生），开设国文、数学、英语、公民等课。到民国33年（1944年），全校共有3个年级，3个教学班，拥有学生100余人。民国35年（1946年）春，刘堂琛任惠农中学第四任校长。在他的倡导和地方热心人士及惠农县政府的支持下，在黄渠桥东面的沙滩上筹建新学校，建起了一所较正规的学校，有教室4座，办公室14间，教师宿舍12间，学生宿舍20间，伙房5间。民国36年（1947年）又建成礼堂28间。当时有初中3个年级，3个教学班，学生120余人，教师10多人。课程开设有国文、数学、英文、物理、化学、历史、美术等。除原有教师外，有的年级的数学、物理、化学等课聘请绥宁师范的教师兼任教学，1名英语教师是刘堂琛校长从外地聘请来的。马鸿逵为了维护其独裁统治，便大肆抓兵，在校学生也不能幸免，多被抓去当兵，再加上平罗简易师范的建立，使惠农中学的学生逐渐减少。新中国成立后，该学校历经变革，现为平罗县黄渠桥中学。
平罗县城关一小 平罗县城关第一小学校，简称“平罗一小”，前身是清代的兴平书院（后改名又新书院），位于平罗县城西大街南侧，迄今已有200多年的历史。民国4年（1915年）知事王之臣在任期间，将“又新书院”更名为“本城高等小学堂”。民国12年（1922年），知事廖元估将“学堂”更名为“本城高等小学校”，当时计有讲堂9间，宿舍31间，操场1处；设校长1人，教员3人，在校学生110多人；办学经费除原学租外，又将全县的羊捐、木捐、炭捐、当捐等项收人纳入。民国13年（1924年），学校更名“本城高级小学校”。民国18年（1929年），宁夏建省，学校名称更改为“平罗县第一高级小学校”。校长孟尚义，学识渊博，治学严谨，乐育英才，忠心耿耿。为了办好学校，提高教学质量，他聘请了一批宁夏“五中八师”的优秀毕业生来校任教，从而端正了校风，提高了教学质量，算术考试成绩曾名列全甘肃省第一，培养出了一批有名的学生。例如高尚信、阎廷栋、谈尚彦、殷占雄、姚启圣、征克非等人都先后在该校就读过。民国20年（1931年），校长罗光吉请准县上拨款，由热心公益的人士刘清负责，对部分讲堂、宿舍进行翻修。民国26年（1937年），校长刘廷栋，鉴于学生逐年增多，校舍不足，请县上拨款，增建教室9间，宿舍9间。学校更名为“平罗县城第一完全小学校”。当时正值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中共地下工作者杨一木、苏文（化名陆平）等来宁。陆平曾于1937年秋到平罗一小任教。受江苏省“新安旅行团”的影响，平罗一小师生的抗日爱国热情激增，在陆平、贺闻韶等同志的积极努力下，学校也相应组织开展了宣传活动，推动了平罗抗日救亡活动发展。
师范教育
国立绥宁师范学校，是在抗日战争时期，于民国31年（1941年）三月，由国民政府教育部决定，在宁夏黄渠桥设立的一所学校。这所学校由国民政府教育部边疆教育司直接管理，直接拨给经费。该校专为绥远、宁夏两省培养师资力量，招收绥宁两省学生，故名“国立绥宁师范”。原校址在今宁夏平罗县黄渠桥镇文化站之北（惠农渠黄渠桥原桥头之北），东西约200米、南北约700米的地方。这所学校是20世纪40年代在宁夏地区有较大影响的学校之一。于民国31年（1941年）三月间首任校长边振方从重庆到宁夏筹措建校事宜。4月间泥、木工开始施工，至同年9月1日录取第一期新生入学上课时，建校工作基本完成。建成教室24间，办公室12间，师生宿舍（含教职工家属住房）70多间，食堂餐厅10多间和其他用房，共约140间，都是砖土木结构的平房，占地近百亩。民国32年（1943年）上半年又建成礼堂24间，此后至新中国成立，再没有添建校舍。
由于这所学校是部直属管理并直接拨付经费，因此教职工的待遇比当地教职工较优，该校师资力量也较强。第一任校长边振方，第二任校长王志毅，第三任校长王抡魁，都是当时国内较有建树的学者，教师多为名牌大学毕业或肄业，且多有教学实践经验，深得学生尊崇。教师学生的待遇全系公费，因而招收新生的成绩比当地的中学要高。当年在绥远的陕坝和宁夏的银川、黄渠桥等地设考场，共招生150人，其中简师100名，普师50名。学生全部享受公费待遇，学制简师四年，普师三年。以后每年招生，简师为2个班，普师为1个班，直到民国37年（1948年）。广大学生勤奋刻苦，努力学习，教学质量也比较好。绥宁师范历任校长、主任和教师大多毕业于全国名牌大学，在专业上颇有造诣。学校设校务委员会，负责研究学校重大问题，如聘请教师、招生、授课、实习、毕业分配等。校务委员会下设一室、三处及附属小学。校长办公室：管理全校行政事务和教学情况、公文办理、对外联系等，贯彻执行校务委员会的各项决定。教导处：专管全校教学工作、课程安排、教学进度、入学注册、月考、期中考、期末考及毕业考试等。训育处：专管学生的品德教育，如礼貌、纪律、考勤、奖惩等。总务处：专管财务、基建、设备、师生住宿、伙食、医疗等。为了方便本校毕业生实习，绥宁师范还建立了一所附属高小。教师除聘请社会上的知名教师外，多从毕业生中选留优秀生，校址在黄渠桥镇。
绥宁师范管理正规，纪律严明，学风严谨。普师三年修完国文、数学、物理、化学、历史、地理、生物、伦理学、教育心理学、教育概论、教材教法、蒙文、音乐、体育、美术、军训等16门课程。简师四年修完国文、算术、公民、博物、历史、地理、代数、生理卫生、几何、物理、化学、农村经济、植物、动物、儿童心理学、教育心理学、教育概论、教育行政、蒙文、教材教法、书法、音乐、体育、美术、军训等25门课程。民国38年（1949年）上半年，解放战争已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国民党政府已至崩溃覆没之际，国民政府教育部给该校的经费又不能及时拨到，加之物价飞涨，致使教职工生活不能保障，学生伙食日渐难以维持，暑假中有部分教师自行离校，校长王抡魁也携眷自行离校，这时解放军已进军到宁夏境南，学校形成了自行解散的局面。1949年9月23日宁夏解放，军管会派刘廷栋为军代表，接管绥宁师范学校和惠农中学，并决定把该校与惠农中学合并，其普师学生送原宁夏师范就读，简师各级
学生，除将四年级（46级）保留一个师范班，留惠农中学学习至毕业外，其余（47级、48级）学生与惠农中学同年级按级合班。至此，绥宁师范学校宣告停办。绥宁师范兴教9年，先后就读者近千人，毕业6个班，共300多人；简师毕业12个班，共600多人。这些学生来自全国17个省、市，其中宁夏学生约占50％。他们毕业或肄业后大多服务于边疆教育事业。
当辛亥革命的烈火从陕西扑面而来，宁夏地方官吏惶惶不可终日，民间人心浮动，革命形势一触即发。由于革命党人进入宁夏发展的时间较短，迟至1911年6月，兰州“西北革命同盟会”才派出同盟会员刘先质、吕锡有等人到宁夏开展工作。所以同盟会力量薄弱，尚不足以担当革命起义的力量。因此，在宁夏，革命所依靠的主要力量是会党势力。“宁夏革命同盟会支部”成立后，为加强与哥老会的合作，同盟会会员刘先质、吕锡有、陈海山、颜伯亭4人加入宁夏哥老会，并被推举为会党首领。哥老会首领高士秀、刘华堂等人也参加了同盟会并进入领导核心。双方密切合作，共同斗争，使哥老会由一般群众秘密的以“反清复明”为口号的斗争，转向公开的“排满革命”而接受资产阶级的领导及其提出的口号，成为宁夏辛亥革命的“坚实的基础”与骨干力量。按照计划，平罗哥老会首领王之滨、蒲春山、吴大炳，马跃川等人，率众起义，平罗起义地成功极大地推动了宁夏革命形式的发展。
民国建立后，由于缺乏有效管理，石嘴山地区匪患猖獗。马福祥叔侄倾力消除河套分裂势力和各类土匪势力，先后智擒王德尼玛，消灭来自内蒙古河套地区以及陕西北部、甘肃东部各种“独立队”以及伪皇“达尔六吉”势力的侵扰，至此，宁夏周边对马福祥统治宁夏有所威胁的各路武装力量基本上被肃清。北至河套，西到定远营，东至宁陕边界，南到陇东，基本上都处于马福祥叔侄的有效控制之下。
国民军入甘不仅是西北民国史上的重要事件，也对宁夏民国政治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时，也给石嘴山民国史留下极具色彩的一页。冯玉祥部入甘援陕时途经石嘴山地区，召集驻防官佐和主办兵站的郑万福、王万银等进行指示，要求一律取消外国洋人特权，废除免税条例。在平罗，他发表慷慨的爱国演讲，极大地鼓舞了群众，并题字“打倒贪官污吏”。会后冯玉祥率领军政官员到大街市上和学校做了视察，当即就责令集市贸易必须实行公买公卖，农、工、商一律合理交粮纳税；号召群众灭鼠；男子要剪发，妇女放足；把本城高级小学校办好，所有青少年都要上学读书，石嘴山乃至整个宁夏风气为之焕然一新。
之后不久，石嘴山地区又成为战场。相继发生苏马大战、孙马混战。马仲英竖起旗帜反抗国民军，于民国18年（1929年）四月十日弃民勤向东越阿拉善沙漠直指宁夏。为长期占据宁夏，决定向南布防大坝，北夺平罗城。4月29日，马仲英派安姓旅长率1000余人，连同当地随从共有3000余人，包围了平罗城。平罗驻军国民军苏雨生师的马福元（马大牛）团据城坚守。后吉鸿昌率部击败马仲英于宁夏省城，安旅长与马仲英败走，平罗城军民幸免于难。孙马混战由蒋介石一手导演，蒋介石为阻挠孙冯合作，便以国民政府名义，任命孙殿英为“青海西区屯垦督办”，令其率部队西移。一来可以削弱冯玉祥号召抗日的势力，二来可借孙殿英之力遏制西北诸马家族的势力。孙殿英也想凭借自己的实力，称雄西北，谋图更大的发展。诸马联合抗孙于宁夏银北地区，石嘴山地区是主要战场，为诸马抗孙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牺牲。
抗战中的石嘴山是绥西抗战的前沿阵地和后勤补给的供应地。在整个绥西抗战期间，石嘴山地区是宁夏抗击日军的门户前沿，也是抗日健儿的后勤补给基地，对部队休整、补充兵源起到重要作用。在战争中，后勤留守人员、伤员，都是转移到石嘴山地区和磴口县。当乌布浪口战斗失利后，马鸿宾也是将失职团长马钟以及该团二营营长马希舜锁押石嘴山黄渠桥撤职查办。宁夏战时所设的磴口、石嘴山、平罗、吴忠4所临时战地医院，有三家都在石嘴山地区。在军事上马鸿逵加强北部防御力量，将168师两个旅的4个步兵团调往石嘴山一带布防。在尾闸、磴口、三盛公及宁夏北部黄河渡口两岸及贺兰山一带构筑防御工事。自1937年冬天开始，在石嘴山一带分四期修筑国防工事。在石嘴山尾闸一带挖掘宽深数米的壕沟，上面覆盖浮土伪装，以阻止日军装甲车辆及重型武器通过；磴口、三盛公以北百余里内，断绝一切主要道路，横挖深壕，破坏日军进入宁夏的道路；宁夏北部黄河渡口两岸及贺兰山通道，均削为陡峭立壁；重要的通道口设置阻绝阵地，隐藏埋伏炮兵，阻击来犯日军。虽然布防带有消极防御的色彩，但对保护宁夏北方门户石嘴山而言则是积极的，亦凸显了石嘴山重要的战略地位。
石嘴山人民抗日热情高涨。“宁夏留平学生会”是在1929年至1937年期间由宁夏在北平求学的青年学生发起组织的一个群众性的学术团体，平罗籍学生殷占雄、雷启霖、谈尚彦等人，不仅是发起人，还是重要的领着者。学生会创办刊物，对宁夏的政治、教育等设施提出批评，揭露了军阀、官僚压榨宁夏人民的罪恶，并积极参加抗日爱国行动。平罗县的三次抗日爱国集会，反映了普通群众的爱国热情。石嘴山也是宁夏少战团活动的骨干地区之一。
石嘴山还是宁夏近代工商业的摇篮。石嘴山十大洋行的设立，看重了石嘴山在水陆交通之便和西北通往内地货物集散地的特殊地位。当时各家洋行将西北皮毛收购运抵石嘴山梳洗打包，然后由石嘴山装船水运至包头再改陆路运至天津，然后转口外销，牟取暴利。仅羊毛水运输出一项，每年约1000万公斤。至民国15年（1926年），自石嘴山运出羊毛共4亿多公斤，皮四千多万张。此外，大量甘草、煤炭、盐、碱、粮食、白麻、烟叶的输出，布匹、百货、茶、糖的输入等，也多通过水运进行。从而带动了石嘴山地区的发展，涌现出郑万福这样的一代义商。石嘴山地区煤铁资源开发也取得了相当的发展。民国期间（1931～1942年），宁夏省建设厅曾对贺兰山北部煤田地质及采煤等情况进行调查。1941年任绩、胡增壁对贺兰山北部进行调查，估测石嘴子（即石嘴山）等6处煤田储量为8569万吨。1942年，石嘴山、石炭井以及打磴口（即大武口）等地共有小煤窑30处，年产煤炭3.1万吨。据1956年的调查，仅石嘴山旧煤窑就有113眼，其中清朝开采的19眼、民国时期开采的74眼，日产煤合计约150吨，煤炭开采已形成一定规模。
民国时期，惠农、陶乐和磴口县的设立是宁夏石嘴山地区行政建制的大事。也都与民国政治风云变化有关。尤其是磴口县的设立，就是西北军入甘的直接结果。
中共在石嘴山市境内的早期活动也与西北军入甘援陕有关。中共党员刘伯坚、陈延年、刘志丹、谢子长、魏野畴、宣侠父等在国民军内担任重要职务，他们先后在磴口、下营子、平罗等地开展宣传活动。随后，中共平罗地下党组织成立，大量党员冒着生命危险开展工作。由于平罗地下党组织艰苦细致的工作，给1949年9月宁夏北部各县的解放和顺利接管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民国石嘴山教育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各类中小学校相继建立，并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尤其是绥宁师范的建立，更是推动了民国石嘴山地区教育事业的发展。
第一节 平罗辛亥革命起义
宁夏哥老会（会党）人的活动
清朝末年，清政府在西北的统治已经风雨飘摇，这里经济落后，剥削沉重，各种斗争前仆后继，从未停止过。在宁夏，统治大权掌握在满营将军台布、总兵张绍先、知府庆隆一些昏庸贪婪的官吏手中。他们残酷地压迫剥削人民。民不聊生，怨声载道，推翻清政府统治的情绪日渐高涨。当陕西革命烈火扑面而来，宁夏地方官吏惶惶不可终日，民间人心浮动，革命形势一触即发。由于革命党人进入宁夏发展的时间较短，迟至1911年6月，兰州“西北革命同盟会”才派出同盟会员刘先质、吕锡有等人到宁夏开展工作。所以同盟会力量薄弱，尚不足以担当革命起义的力量。因此，在宁夏，革命所依靠的主要力量是会党势力。
辛亥革命前夕，宁夏天灾人祸频繁，社会经济凋敝，人民极端贫困。各种反封建剥削、反外国经济掠夺的秘密结社，及其他形式的革命活动也愈来愈多。并呈现出新的特点。宁夏哥老会由南方传入，会党以哥老会中“洪帮”为主。“洪帮”自称为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的后裔，原以“反清复明”为宗旨，于南方数省秘密活动。清同治年间左宗棠为陕甘总督，镇压西北回族反清斗争，其率领的湘、鄂、皖、蜀军中的会党成分，便在这时传入宁夏。因为当时在湘鄂各军中，有不少下级官兵“大多是哥老会中人”，战后落籍西北各地，有的转业从政，有的从事手工业，但更多的由于失业而变为流民。哥老会会员，其民族成分亦甚为广泛，包括汉、回、蒙、满等族。随着社会矛盾的激化，反对封建剥削和压迫的不仅有哥老会，尚有刀会、黄表会等群众组织的反清斗争。
高士秀是宁夏参加哥老会最早、最知名的首领之一，也是宁夏辛亥革命的重要人物。高士秀，字志清，祖籍陕西定边。1896年生于宁夏府城（银川），幼年家境贫寒，以务农为生。八国联军入侵京津时期，在义和团“神助拳”掀起反帝斗争的影响下，他参加了“洪帮”哥老会，“喜舞剑，嗜骑射”，练就一身功夫。平日鄙视贪官，济困扶危，深为群众爱戴，誉为“府城英豪”。因参与“反洋教案”被宁夏官府通缉，遂转往陕北各地以及在伊盟、金灵一带进行神秘组织活动。辛亥革命前夕，宁夏东部与陕西北部的哥老会会众，拥护高士秀为头领，称他为“贺兰山主”，即以贺兰山为堂名称“贺兰山堂”，亦名“兴隆堂”。堂内设上下8部，共有10多个头目，都称“大爷”，并以“四海香”“五湖水”标志为“山、堂、海、水”，意为联合五湖四海“洪门”兄弟，共举义旗，“立国安邦”，具有农民革命的内容和应时的号召力。因高士秀在陕北、后套、金灵等地的哥老会中资格最老，加上武功超群，胆识谋略过人，又有众多的“洪门”兄弟，故被拥立为“龙头大爷”，即“坐堂大爷”。哥老会虽为地方反封建的帮会组织，又互不统属，各有“山堂”。但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共同打击的敌人是一致的。所以，各山堂“互通声息”，相互联系。如宁夏府城的刘华堂、刘照黎、王俊的“西泉山堂”，中卫的吴桂、殿钱忠，平罗的蒲春山、吴大炳、马跃川、哈明（回族）等，同属“洪门”的哥老会头目，斗争目标都是指向封建专制的大小统治者。据中卫县城发现的“西泉山堂”堂联“聚西北豪杰为华族请命，合世界大同与平民出头”的内容来分析，它已超出“洪门”哥老会原来秘密斗争的范围，明显受到孙中山民主思想的影响，略知民主共和的口号。从其革命纲领：“血心共立，定国安邦，异族同胞，共立朝纲”也可以佐证。他们的斗争不是孤立的，与各地有广泛的联系，打破了过去狭隘的地方性局限。如高士秀的“贺兰山堂”与陕西关中哥老会首领张云山的“通统山堂”，马秉乾的“秦凤山堂”“过往密切，声息相通”。可以说，宁夏辛亥革命的兴起，是与陕甘哥老会会众相互作用分不开的。据史料记载：陕西的哥老会、刀会、义和拳等“党羽布渭河一带”，陕甘两省地域毗连，双方哥老会又与同盟会革命党人“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在反清斗争中，互相联合组织的活动。哥老会成员多是破产农民、小手工业者和散兵流勇，为了生存和反抗官府，只有参加会党斗争才是“唯一途径”。所以，在武昌起义和陕西革命推动下，入会者日益增加。据记载，武昌起义后，宁夏地区参加哥老会的人“已有会众数千人”。当时甘肃地区，广大劳苦大众不堪忍受统治者的残暴统治和剥削，在辛亥革命的前几年，抗捐抗税的斗争此伏彼起。兰州、宁夏等地，亦时有出现革命标语贴满街头。连地方官吏也惶惶不安地说：“甘肃自七月初间，人心惶惶异常，匪党潜踪，变端呼吸，几有不可终日之势。”甘肃地区的革命条件日趋成熟，为辛亥革命在宁夏的爆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同盟会宁夏支部的建立
宁夏革命党人的活动，以及后来同盟会宁夏支部的建立，是和甘肃兰州革命党人的积极活动分不开的。根据《中国同盟会总章》规定：甘肃设同盟会分部。1906年，虽然在日本东京成立过陕甘同盟会支部，甘肃学生张赞元被委任为该支部事务员，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和困难，成立甘肃同盟会分会的计划并没有实现。“陕甘同盟会支部”虽然派人在甘肃有过活动，但在组织发展方面，也没有形成一股革命力量。1907年，清政府为了巩固其在新疆的统治，曾调湖北陆军第42标前往伊犁，途中先抵达兰州。这支新军的标统，即为著名的革命党人杨赞绪，他统率的这支新军队伍中革命分子甚多。另外，日知会在武昌被官府破坏后，也有不少革命党人加入新军，随之来到西北“另谋发展”。因西北边疆经济落后，交通闭塞，同盟会便经常派人至陕甘交通线一带活动。这样，民主革命思想逐渐在甘肃传播开来。革命党人在甘肃活动比较著名的有刘先质、朱松藩、彭大寿等人。革命党人在兰州期间联络会党，发动新军，积极宣传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主张和同盟会纲领。在此期间，革命党人经过多方面的努力和筹划，在兰州建立了以刘先质、彭大寿任总联络的“西北革命同盟会支部”。当时清政府在甘肃为培养新军人才，1906年将杨增新由河州知州，调至兰州担任甘肃新建的武备学堂总办。因杨增新曾任过中卫县知县，中卫生员苏芬（字岚卿）、宁夏府城的吕锡有等人被他招入兰州武备学堂学习军事，并参加了“西北革命同盟会”。1911年6月，在兰州的“西北革命同盟会”派出同盟会员刘先质、吕锡有、陈海山、颜伯亭等人，到宁夏开展工作。7月中旬，他们在宁夏府城一方面宣传“同盟会纲领”，并贴出醒目的革命标语和口号，另一方面深入群众联络各种社会阶层，发动绅、学、军、政界有识之士，如胡志笠、田丹屏、夏梓、王俊、刘复泰、袁宗刚、黄连升以及宁夏哥老会首领高士秀、刘华堂等50余人加入同盟会组织，并适应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及时建立了“宁夏革命同盟会支部”，刘先质任支部负责人。这样，宁夏有了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为领导的核心力量，分散的状况有所改变。同时，为加强与哥老会的合作，同盟会会员刘先质、吕锡有、陈海山、颜伯亭4人，加入宁夏哥老会，被哥老会热情地推举为会党首领。哥老会首领高士秀、刘华堂等人也参加了同盟会并进入领导核心。双方密切合作，共同斗争，使哥老会由一般群众秘密的“反清复明”为口号的斗争，转向公开的“排满革命”而接受资产阶级的领导及其提出的口号，成为宁夏辛亥革命的“坚实的基础”与骨干力量。“宁夏革命同盟会支部”的成立，给宁夏辛亥革命带来了生机与活力。由于革命党入和哥老会的密切合作，他们利用多种形式，在府城乡镇张贴革命标语，大力开展宣传活动，扩大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与此同时，他们深入城乡广大群众，发展组织革命力量，不仅到府城近郊大小清真寺、余家营等地回民聚居区活动，也秘密串联，争取各界进步人士的支持，加紧进行起义的各项准备工作。
平罗军民起义
1911年10月10日，湖北武昌新军发动辛亥革命首义成功。陕西西安于10月22日，率先在全国响应武昌，一举光复西安，成立革命政府。军政府中会党立即以鸡毛传帖促使宁夏会党响应。宁夏帮会首领刘华堂与各山主（帮会首领）及会友高士秀、普子久、马跃川、了照和尚等在岳武庙举行秘密集会，作出了立即起义的决定。宁夏府城和灵州民军起义的成功，鼓舞了宁夏南北各地各县人民。按照“岳武庙会议”的部署，平罗民军立即决定起义，各地的领导人是：平罗为王之滨、吴大炳，宝丰为哈明、王全贞，黄渠桥为杨生茂，头闸为董茂奎。提出了“顺南方，迎南军，杀赃官，除恶霸”的口号，约定11月1日在平罗发动起义，旗号“顺南”，起义标志“头包青头巾”，约定各处同时行动，以抢官僚、恶霸的当铺为开端。10月30日晚，起义民军头包青巾，手提大刀等武器，结队走上街头，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爆发了。民军打开了平罗城内的北当铺、黄渠桥的“永茂”“聚恒”等5家当铺，将缴获的衣服救济了穷人。11月1日，平罗哥老会首领王之滨、蒲春山、吴大炳，马跃川等人，率领县城和四乡的起义军，手持刀、枪、矛等兵器的马军、步兵2000余人，从四面八方拥进平罗县城。平罗清军参将谭华亭、守备金某、千总周尚敏等人逃匿民间。顷刻之间，清平罗县府土崩瓦解。民军打开了监狱，放出了囚犯，大街小巷房顶竖起了“顺南”小旗。平罗全境光复后，民军打开了粮仓，给民军和穷人发放了口粮，打开了武器库武装了民军队伍。起义过程中，宝丰的哈明、哈八虎、王全贞领导民军杀死了作恶多端且顽抗的县丞黄疤眼子。宁夏革命北路军防分统王占宾与马二虎率民军击败了驻在黄渠桥的一营骑兵。对负隅顽抗、不肯缴械的营官侯明俊俘获后处决，其余地方未动刀枪，无一人伤亡。
平罗起义成功后，宁夏革命军政府决定成立平罗顺南政府，并委任王之滨为知县，蒲春山为民军首领，马跃川为参将，吴大炳为师爷，孙柏岩为文案，哈明、周祥、董茂奎等为守备。11月21日早上，起义军在县城关帝庙内举行了平罗顺南政府成立与就职仪式大会，正式成立“顺南”政权。下午，举行了欢迎民军首领蒲春山的仪式。蒲春山由指挥部关帝庙乘马而出，两人牵马，两人扶镫，仪仗队分随左右，浩浩荡荡地进入县城中心，检阅了民军队伍和欢庆胜利的人民群众。民军在南教场筑坛，举行了祭旗仪式，蒲春山登坛拜过天地之后，由公正周绍武宣读了牒文，将趁火打劫、破坏社会治安的孙三子明正典刑。会上宣读了师爷吴大炳写就的安民告示。平罗光复后，街市井然，生活一如往常。
宁夏光复后，11月23日“支那宁夏革命军政府”正式成立。宁夏全境民军为推翻清政府的地方统治政权的斗争，已成燎原之势。平罗民军首领哈明、周祥率马步兵2000余人，会同宁夏民军攻打满城。满营立急派人向甘肃求援，陕甘总督长庚、陕西巡抚升允即从进攻陕西的西军（马安良部）抽调帮统循化营参将马麟，分统马政、兼游击马占奎等马步兵7营来宁夏镇压革命。宁夏总兵张治先亦由兰州潜回同心一带，挑唆当地团练崇义军向河东民军进攻。12月20日，马麒与满营清军会合后，迅速包围了府城，强攻不行，便派奸细混入城中，策动民军标统、原清军管带牟宪章和营官王成银、梁伏本等人率部叛变，他们将民军首领黄连升、李麻花、夏梓等10余人杀害，打开城门投降西军。西军攻破府城，民军首领张少棠、刘复泰、袁宗刚、马四虎等以及千余名民军官兵，都在激烈的战斗中壮烈牺牲。刘华堂等各率余部，突围出城，向平罗转移。
11月21日，马麒率领一部分西军北上进攻平罗，追击北撤的民军。退驻平罗的宁夏民军，与王之滨、马跃川等所部平罗民军一道，继续北撤至石嘴山，由于形势险恶，民军内部人心不稳，难以组织有效抵抗。12月23日，正是冬至。西军进城，逢人便杀，见人就砍，又放火烧毁了从沙家牌坊到岳王庙一道巷的数百间民房。知县李九波请求停止杀戮，但得到的回答是：“奉命屠城，不分良莠，一齐杀绝！”西军进行抢劫烧杀。从下午3点左右直至夜间掌灯时分，才下令停止。西军对平罗的血腥屠杀和抢劫掠夺，给平罗人民带来空前的灾难，犯下了滔天的罪行。据不完全统计，平罗民众被西军屠杀300余人，烧毁民房400多间。12月27日，马麒在血洗平罗后，又率西军继续向黄渠桥、石嘴山一带追击起义民军。到石嘴山后，“洋行”的老板和豪绅顶香迎接。西军扬言先杀3小时，再发3小时的“洋财”。经“洋行”老板再三乞求，并献上金银财宝，才免遭杀劫。但3小时“洋财”之亏，均由市民拿献。
革命失败后，隐蔽在乡下的民军首领蒲春山，在半月之后进平罗城进行活动，出城时不幸被捕，被刽子手用斧子将头砍下悬于城门之上。同日，民军师爷吴大炳也被西军捕拿，枭首于大街。宁夏民军首领刘华堂和平罗民军首领哈明撤退到平罗，又会同王之滨、马跃川、周祥等向后套撤退，计划到河东蒙古地区，重整队伍，继续坚持斗争。撤到石嘴山时，哈明在民军内讧时被刘华堂打死。王之滨在撤退时因家口重，行动迟缓，被西军追到三盛公，将全家14口人杀害，他本人过了黄河到内蒙古地区，也被当地反动势力杀害。平罗民军响应辛亥武昌起义成功，虽然新政权仅存29天就被西军扼杀，但他们的英勇壮举永载史册。
平罗乃至整个宁夏辛亥革命的最后失败，其原因首先是整个革命过程中，没有形成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革命党人虽然起了领导作用，但由于力量的薄弱，没有起到决定性作用。所以，当西军逼近时，革命军内部即出现混乱和迅速溃退的局面。其次，革命政府在建立政权、扩大革命成果方面，也出现了失误。革命党人采用暴力革命推翻清朝在宁夏的地方政权，但在建立革命军政府时，却与地方封建势力相妥协。他们信任少数封建官僚绅士，想借他们的“声望”来巩固革命政权。这与武昌起义地区的革命党人的态度有惊人的类似。就其结局来说，是辛亥革命的悲剧，也是资产阶级软弱的具体反映，失败是必然的。革命政权建立后，没有抓住战机及时组织力量乘胜追击，却忙于分配权力，这给敌人以可乘之机，对革命带来极大的不利。同时，与革命队伍不纯和贻误战机也有关。民军中大多数是未经训练的哥老会成员和刚募来的新军组成，武器陈旧又缺乏战斗经验，再加上革命党人刘先质的牺牲失去了指挥等原因，所以，失败不是偶然的。另外，宁夏辛亥革命的主要力量是会党。尽管他们在斗争中起了积极骨干作用，但会党毕竟是一种落后的组织，有其自身不能克服的弱点。当革命胜利时，为争权夺利，则会产生排挤革命党人的现象，军事实力基本掌握在哥老会手里。宁夏辛亥革命爆发后，虽然推举原宁夏道台孙廷寿为军政府都督，但是孙未到任，一切军政大权都由哥老会首领刘华堂控制。哥老会领导革命的胜利显然是不可能的。最后，在宁夏辛亥革命整个过程中，革命党人只热衷于推翻封建地主在政治上的统治，却没有摧毁地主阶级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由于未能解决农民土地问题，更不敢充分发动农民参加革命斗争，形成孤军奋战，失败势所难免。
第二节 马福祥叔侄消除河套分裂势力
智擒王德尼玛
辛亥革命后，清政府在宁夏的统治瓦解，而革命力量也遭到毁灭性打击，形成了暂时的权力真空。1912年8月，北洋政府任命马福祥为宁夏镇总兵，率昭武军13营赴任宁夏。马福祥就任后，首先面临的是内蒙古部分王公贵族和宗教上层人士的分裂活动。辛亥革命前后，沙俄趁中国政局动荡之际，加紧进行吞并中国蒙古地区的侵略活动，乘机策动外蒙古于1911年底宣布独立，号称“大蒙古帝国”，外蒙古活佛哲布尊丹巴自称“日光皇帝”。沙俄立即宣布承认，同时，要求清政府承认外蒙古“自治”，自顾不暇的清政府当时未予答复。1912年11月，沙俄强迫哲布尊丹马与之订立《俄蒙协约》及附约《俄蒙商务专案》，取得了在外蒙古驻军、练兵、收税、贸易、开设银行、发行货币、采矿、筑路、兴办邮电等特权。此后，沙俄又把侵略扩张的矛头指向我国内蒙古地区。1912年7月，沙俄策动了内蒙古哲里木盟王公叛乱。1913年，沙俄又在内蒙古全境挑起更大规模的武装叛乱，靠近宁夏今石嘴山市地区的伊克昭盟也被卷入。伊克昭盟达拉特旗扎萨克喇嘛王德尼玛在沙俄和外蒙古王公支持下起兵叛乱，反对北京政府。其活动范围在张家口以西的乌兰察布盟、伊克昭盟、阿拉善盟等广大西蒙地区，主要武装力量为2000多名骑兵。袁世凯派绥远驻军与之多次交锋，屡战不胜；后又命大同镇守使孔庚率晋军围剿，亦毫无进展。王德尼玛驻扎于五原、临河一带，在归绥、包头一线横行无阻，京包、包兰间水陆交通受阻，宁夏北部受到严重威胁。袁世凯在多次武力围剿王德尼玛不能奏效的情况下。令马福祥和阿拉善旗亲王塔旺布理特甲拉相机与王德尼玛讲和。1913年6月，马福祥请准晋京，6月8日率马万良、马继德等官兵百人，于宁夏起程，乘船沿黄河经石嘴山顺流而下，14日抵达磴口，与塔旺布里特甲拉会合后继续沿黄河东行。6月19日在官渠遇到王德尼玛部游骑数十人。马部擒获后讯问得知，王德尼玛驻扎于20里之外的喇嘛庙。马福祥下令全部释放这些骑兵，发还枪支马匹，同时派塔旺布理特甲拉手下的阿拉善旗班克总管安久前去见王德尼玛。王德尼玛带随从数人在麻尼渡上船会见马福祥，力劝马福祥共同行动，意图先破晋军追剿部队，再进袭包头，以图山西。马福祥佯表同情，约王德尼玛于汇德城（今临河县）再次相见，“共商大计”，伺机擒王。6月30日，马福祥一行抵达汇德城。7月2日，王德尼玛一行数人由黄河北岸驾舟过河至南岸，上了马福祥一行的大船。马福祥用计缴了王德尼玛枪后，将王德尼玛等数人生擒。7月8日，孔庚率军抵包头后，马福祥将王德尼玛交于晋军孔庚。马福祥智擒王德尼玛，使西蒙地区分裂叛乱活动受到沉重打击，一时群龙无首，不久即偃旗息鼓。袁世凯则以马福祥肃清边患有功，于同年9月下令改宁夏镇总兵为宁夏护军使，并节制鄂托克、乌审、阿拉善3旗军务，升任马福祥为宁夏护军使，直隶中央，不再受甘肃省管辖，同时授马福祥为陆军中将，颁给二等文虎之章。不久，北洋政府又开缺原宁夏将军常连职，以马福祥兼任宁夏将军。马福祥于1914年1月返宁，就任宁夏护军使。
河套剿匪
1914年马福祥就任宁夏护军使后，面临着来自内蒙古河套地区以及陕西北部、甘肃东部各种“独立队”的侵扰，这些成分庞杂的“独立队”对马福祥在宁夏的统治构成很大威胁，石嘴山地区是他们觊觎宁夏、经常窥扰的地方。
河套地区有广阔的天然牧场和肥沃的可耕地，人口稀少，蒙汉杂居。民国以来，失败的军阀头目、失意的官僚政客和各路散兵游勇充斥其间。晋绥两省对这里均无法实行有效的统治。因此。这里出现大大小小“拉竿”起事的武装组织，当地人称之为“独立队”“杆子队”，势力较大的独立队头目有弓占元、包永华、卢占奎、金占奎、白彦公、达赉公等。这些独立队行动迅速，攻城略地，打家劫舍，相互间无隶属关系，偶尔联合行动。他们没有明确的政治目标，有的打出“替天行道”的幌子，有的亮出“反袁”的旗帜。另有一些官逼民反的武装群众和辛亥革命中的会党残存势力，如退踞陕北的宁夏哥老会头目高士秀和甘肃环县的张九才等，也混杂其间，时而联合行动，时而各走他方。这些“独立队”从河套平原到陕北、陇东，以及宁夏北部石嘴山一带，到处为害。物产丰富的宁夏平原成为他们攻抢劫掠的重要目标。从1915年起，马福祥以其主要兵力驻守于贺兰山和石嘴山一带，以防这些“独立队”的入犯，以巩固其统治地盘。
1915年9月，弓占元为首的独立队，以狼山为根据地，在五原县东坡房起事，与在包绥一带活动的卢占奎、金占奎的独立队以及内蒙古会党头目白彦公、达赉公等遥相呼应，进据河套，威胁宁夏。马福祥令马鸿宾率部出石嘴山进入河套追剿。马鸿宾选精兵强将百余骑大败弓占元，并日夜兼程追杀至科尔布，弓占元被迫退入狼山。11月，弓占元复出狼山，与马鸿宾决战于汇德城（临河县），弓占元、包永华等头目被击毙，残部10余骑溃散。1915年底至1916年初，在包绥一带活动的卢占奎、金占奎、白彦公、达赉公等数支独立队由东向西，相继攻陷毕克齐、察素齐（今土默特左旗）、托克托、萨拉齐（今土默特右旗）等地。北洋政府批准马福祥呈请扩充军队的报告，建立甘肃新军7营，并令马福祥会办绥西军务。马福祥令马鸿宾率甘肃新军迎战。1916年2月，马鸿宾率骑兵与之一战于乌拉濠，再战于百家地，力挫卢、金所部，解五原城围。马福祥此时率部赴五原督战，与独立队数百人遭遇于苏海口、二分子，激战之后独立队败走。卢占奎因为屡败，便采用金占奎建议，决定转攻宁夏。马福祥得知后，急令马鸿宾率部兼程驰往灵州（今宁夏灵武市），令马鸿逵另率一支部队在盐池境内截击，马鸿逵部与卢、金的独立队一战于天池子，再战于清水营。马鸿逵不支，幸亏马福祥派李自正率1营人马赶到，双方激战数日，均伤亡惨重。卢、金二人又率部掉头南下，取道磁窑堡，欲经灵州、金积，直取同心城。1916年5月，卢、金所部在灵州境内大寨子中马鸿宾布下的埋伏，金占奎中弹身亡，卢占奎与残部四散逃离宁夏。
正当马福祥、马鸿宾率部与卢占奎、金占奎等数次激战之时，陕北的高士秀、张九才决定乘宁夏空虚之机，率部直取宁夏城。高士秀是辛亥革命灵州民军起义的主要领导人，辛亥革命后退居陕北。衰世凯称帝时，高及陕北革命党人一起，通电拥护云南护国军讨袁之举，并致力于反袁、反马的武装斗争。此次攻打宁夏城时，途中闻知灵州空虚，高士秀令张九才取横城，自己攻灵州。马福祥急令其兄马福寿带领营官马腾蛟、护军使署参谋余鼎铭、董召南等率部追堵。1916年元月，高士秀率部从乌审向西挺进中，夜宿于定边以北的鄂托克旗昭化庙时，深夜突遭伏兵袭击，伤亡惨重，高士秀率众突围，放弃了攻打灵州计划，被迫转入内蒙古活动。
进入内蒙古后，高士秀、张九才为笼络内蒙古上层部分王公贵族，以张九才部营长吴生彦（甘肃静宁人）诈称为清室后裔，拥立为“皇帝”，取名“达尔六吉”在蒙人中招摇撞骗。1916年底，袁世凯死后，高士秀便用假皇帝之诏令，联合蒙古诸部，发动乌兰脑包之战大挫绥军之后，又西渡黄河，进占磴口。1917年3月，高士秀召集各部首领，决定分三路再次攻打宁夏。马福祥急令马鸿宾、马彦龙、马万麒、马进忠等分路迎击，激战于三转子、八拉庙等处。3月下旬，高士秀部从石嘴山绕行进入贺兰山阴，战败后不得不退入山中。高部军师于凌云向马家军投降，高部重要将领张辅、苏学章、姚占奎、张占清及部众、眷属200余人均被俘，达尔六吉也被马鸿宾部在贺兰山中俘获，与其他被俘者一起押解至宁夏城，达尔六吉等19人被处死刑。高士秀率少数人马经由石嘴山渡过黄河，再度退往陕北。
至此，宁夏周边对马福祥统治宁夏有所威胁的各路武装力量基本上被肃清。北至河套，西到定远营，东至宁陕边界，南到陇东，基本上都处于马福祥的有效控制之下。1918年10月，北洋政府为奖励马福祥“功建虎节于朔方”的功绩，晋授其勋二位。他不仅在宁夏站稳了脚跟，得到北洋政府的重视，同时也被西北各界视为回族政治上的代表人物。
第三节 冯玉祥与石嘴山
国民军西进宁夏
1924年9月中旬，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当时任直系讨逆第三军总司令的冯玉祥于10月23日发动震惊全国的“北京政变”，囚禁了贿选“总统”曹锟。参加政变部队改称“国民革命军”，冯任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不久，冯玉祥和张作霖为协调平衡局势，请出段祺瑞担任“中华民国临时总执政”，主持政务。段祺瑞为了协调冯张之间的势力争夺，将津浦沿线至长江下游地区划为张作霖的势力范围，而将京绥线、京汉线一带分给冯玉祥控制。冯玉祥有意经营西北，自请兼西北边防督办。为取得西北回族军阀的支持，他特意让段任命马福祥为西北边防会办，为笼络西北诸马势力，并将马鸿逵部改编为陆军第七师，马鸿逵任师长。1925年2月，冯玉祥在张家口就任西北边防督办，通电取消国民军名称，改称“西北军”。为了减少国民军进军甘肃的阻力，国民军总政治部宣讲所派宣讲员冯静山、王辅臣2人由包头进入石嘴山，在宁夏沿途大力宣传革命形势和国民军入甘宗旨，并对沿途重要村镇进行社会调查。他们先后在磴口、石嘴山、下营子、平罗、立岗堡、宁夏城、广武城、石空堡、中卫县城、沙坡头、长流水等处召集大小会19场，使偏远闭塞的宁夏城乡人民第一次了解到许多国内外大事和反帝、反军阀的革命道理。与此同时，国民军第八混成旅旅长石友三率部从包头沿五原、磴口、石嘴山至宁夏城，将原大车道整修成公路。由石友三率工兵部队向西开路，边筑路边进军。当时从包头到石嘴山，还没有一条可以畅通的汽车公路，仅有一条人畜和牛车勉强可以通行的便道，而且沿线还是荆棘丛生，沙漠横阻。石友三按照指令亲临现场督工兵加紧铺路施工，填沟壑，筑桥梁，工程可谓艰巨。由于整训后的士兵个个精神振奋，他们在打倒贪官污吏、铲除帝国主义压迫的革命号召下，斗志高昂，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开拓出一条由包头经石嘴山至宁夏府城的包宁公路。这虽然只是一条简易公路，但它确是宁夏历史上第一条可通行机动车辆的公路。
1925年9月，国民军大将刘郁芬、蒋鸿遇，率主力部队开赴兰州，接管甘肃，就是沿这条公路西进的。当时在刘郁芬部任职的共产党员宣侠父、钱清泉等人，曾先行一步，沿途宣传群众，讲解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道理，让闭塞的石嘴山人民第一次听到这些新鲜的话题。
冯玉祥途经石嘴山
1926年9月17日，冯玉祥在绥远五原举行誓师大会，通电就任国民革命军联军总司令，率领全军参加北伐，并按照共产党人李大钊“进军西北，解困西安，出兵潼关，策应北伐”的建议，制定“固甘援陕，联晋围豫”的军事战略方案，于当年11月25日，率领总司令部从包头出发，11月27日到达石嘴山。石嘴山富绅郑万福（字海峰）闻讯组成欢迎大队，热烈欢迎冯玉祥。郑万福邀请冯将军到家中休息用餐。为尽地主之谊，特别“备有双鱼、双肉、双鸡鸭”的丰盛宴席。冯也不好托辞，只觉得“如此浪费，无谓也”。餐后即向平罗开进，顺便对沿河沿山的要隘地方一一作了视察，并根据地形地势布置了防御设施。冯玉祥在离开石嘴山时又召集驻防官佐和主办兵站的郑万福、王万银等进行指示，要求一律取消外国洋人特权，废除免税条例。驻守石嘴山的军政官佐都奉行冯玉祥将军指令，取缔了洋人特权。此后石嘴山的洋行关闭，教堂多数撤离迁往后套。为了酬谢郑万福、王万银对联军的支持，冯玉祥将军亲口允诺两人主持办好兵站，并任命郑万福为国民革命军联军参议，同时允许郑万福继续经营鄂托克旗碱湖作为经济上的报酬。
冯玉祥率部到达平罗后，在南门桥外公路两侧大碱滩上搭帐安营。县长王者宾和绅士刘青等前来迎接。冯见其面黄肌瘦，无精打采，知其必已吸食鸦片，且不理政事，总是前言不搭后语。当即训斥一顿，免去县长职务，令随军南下；同时委派杨慕翰接任县长。他又命令驻军团长高树勋、金变三通知城内工、商、市民百姓集中在关帝庙院内开会。发表慷慨的爱国演讲，极大地鼓舞了群众，激发起爱国热忱，并题字“打倒贪官污吏”，命令杨县长造匾挂在鼓楼上。会后冯玉祥率领军政官员到大街市上和学校做了视察，当即就责令集市贸易必须实行公买公卖，农、工、商一律合理交粮纳税；号召群众灭鼠；男子要剪发，妇女放足；把本城高级小学校办好，所有青少年都要上学读书。驻军官兵一律佩带“誓死救国”徽章和“不扰民、真爱民”的肩章，以示军纪和宗旨。招募新兵之事，责令高树勋办理，3天之内就有百余人报名参加。冯玉祥将军的这些言行都表明他和广大人民群众联系在一起，他以国民革命为号召，以打倒帝国主义和贪官污吏为前提，才赢得了人民群众的广泛拥护和支持。他把平罗—银川作为战略后方重地，并重视工、农、商业的发展；沿途招兵买马不断扩充兵力，加强整训，才取得了援陕战斗的胜利。他督军援陕路经平罗，虽逗留时间只有一天，然而给平罗人民群众留下的印象是极为深刻的。
第四节 宁夏近代工商业的摇篮
石嘴山十大洋行
太平天国革命失败后，资本主义列强利用与清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之便，将其侵略势力逐渐渗入中国内地，加紧对中国的经济掠夺。宁夏石嘴山因其地连内蒙古，扼水陆之要冲，处农牧富庶之胜地，蒙汉交错，贸易频繁。帝国主义对宁夏的经济掠夺，即始于石嘴山洋行的设立。
约在光绪六年（1880年），天津英商雇用了一名叫“葛秃子”者，在石嘴山地区以每百斤2两白银低价收购羊毛，雇用船只从沿黄河而下，运包头地区上岸，再转运至天津。经英商倒手后，以每百斤20两白银出手，获利巨大，葛秃子也由此而大发“羊财”。于是葛秃子正式与天津英商签订合同，在石嘴山成立第一家英商“高林洋行”，收购羊毛、羊皮。由于获利丰厚，引起外商注意，也先后来至石嘴山，建立洋行做皮毛以及其他生意。外商先后在石嘴山开设的洋行有10余家。
英商高林洋行 葛秃子
英商仁记洋行 赵宝鉴、张富平
英商新泰兴洋行 刘增庆、侯自明
英商天长仁洋行 鲍耀章
英商平和洋行 任寿昌
英商聚立洋行（由新泰兴分出） 宁小藩
英商隆茂洋行 张锡廷
英商明义洋行 陈金如
德商瑞记洋行（一战后为英商接收） 范华亭
德商兴隆洋行
其中，资本比较雄厚者有6家：仁记洋行、新秦兴洋行、天长仁洋行、平和洋行、瑞记洋行、兴隆洋行。各洋行的主子大部分居住于天津英租界，常住洋行的负责人是外国资本家的“买办”，都是天津人。各洋行均设有经理及副手数人，并在临近牧区的小城市设立“外庄”，负责联络收购。石嘴山各商行虽然都是中国人经营的，但是资本都是由外国洋行提供。天津总行向外地分行调拨资金，谓之“发标”。外地各行互相调拨，称之为“调标”。石嘴山洋行通过中国的买办，利用不平等条约规定的特权逃避厘税，并与封建官府勾结，垄断我国西北地区的皮毛业，长达40年之久。从洋行设立的“外庄”来看，他们经营的皮毛业，几乎囊括了西北的产毛区，这从下列各地设立的“外庄”可以说明。内蒙古：阿拉善旗、额济纳旗、伊克昭盟各旗。宁夏：银川、花马池、惠安堡、韦州、半个城、下马关、中卫、中宁、贺兰、平罗等地。甘肃：靖远、五坊寺、大庙、平番、海原、固原、黑城子。青海：西宁。陕西：三边。每至收毛季节，买办商人以最低的价格把牧民手中的皮毛收购而去。洋行每年收购羊毛约为2000万斤，羊皮、羊肉逐渐也在其大量收购掠夺之中。洋行从中大发其财，资本积累也迅速增长。他们进行盘剥和掠夺的方式：一是欺行霸市。由于当时宁夏地处边陲，交通不便，信息闭塞，与内地联系又不密切。根本不了解羊毛、皮革价格行情，洋行乘机施展欺骗手段，垄断货物价格，大肆掠夺牧民的财富。二是谎骗讹诈。一方面以所谓“行情不好”“质量成色太差”为由，以达到他们低价收购、高价卖出的目的。同时还利用实物勒索，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石嘴山各洋行联合起来借口“山西闹义和团，北路不通，停止收毛”，迫使牧民低价卖出。后来，洋行连现款也不愿支付，便用米、面、布、茶、糖等实物，换取牧民手中的羊毛，乘机大打折扣进行勒索。三是残酷掠夺，这是带有普遍性的一种手段。每年年初，石嘴山洋行即派小老板到牧区收购羊毛。美其名曰“贷银订毛”，而这个季节，正是牧民急需资金买草买料的最困难时期。他们春季贷款，要牧民秋季必须将羊毛卖给洋行，如不能抵偿预购之银，只好挂账，如此年复一年，牧民就被牢牢地束缚在洋行的合同上，任其剥削。由于帝国主义洋行在宁夏地区的巧取豪夺，各洋行资本积累急剧膨胀，其势力发展遍布西北，不仅垄断了西北地区的羊毛生意，同时严重桎梏了当地工商业的发展。宁夏经济的落后，是与帝国主义的掠夺分不开的。随着洋行的建立。外国的毛织品、布匹、火柴、烟、酒、糖等商品涌入宁夏，占据市场，致使甘宁等地的民族工商业和地方经济发展更为困难。
黄河水运
石嘴山市东靠黄河，水运发达。黄河自南而北从陶乐县明长城附近流入市境，经陶乐、平罗、惠农到石嘴山出境，再经乌海市，流往内蒙古自治区。市境河流总长146.9公里，水流平缓，可全部通航，占宁夏黄河流程的1/3以上。石嘴山以上河道每年可通航8个月（3月～11月），石嘴山以下因冰期较长，且有冰坝为患，通航期为7个月（4月～11月）。石嘴山地区因此“因渠以溉，水舂、河槽，用功省少，而军粮饶足”。自北魏开创大规模水运以来，历代兴盛不衰。到1958年包（包头）兰（兰州）铁路通车前，黄河水运承担着市境进出口物资总运量的70％。
外国洋商之所以选在石嘴山设立洋行，正是看重它水陆交通之便和西北通往内地货物集散地的特殊地位。当时各家洋行将西北皮毛收购运抵石嘴山梳洗打包，然后由石嘴山装船水运至包头再改陆路运至天津，然后转口外销，牟取暴利。仅羊毛水运输出一项，就达到每年约1000万公斤。至民国15年（1926年），自石嘴山运出羊毛共4亿多公斤，皮4000多万张。此外，大量甘草、煤炭、盐、碱、粮食、白麻、烟叶的输出，布匹、百货、茶、糖的输入等，也多通过水运进行。沿河一带农民，不少人兼营船运。据1918年有关石嘴山的资料载：“此间黄河有木船七百余只，往来包头、中卫之间。赴中卫，上水十天，下水四天；赴包头，上水十二天，下水八天。其来往包头者，下水多运皮毛、甘草、枸杞、麻之类；上水则运洋货、糖、茶、土磁等。”“大约河水开冻时，货物多由水运。约占全年十分之七，而车驼占十分之三。”（林竞《西北丛编》）
民国27年（1938年），宁夏当局统一管理河运，组织全省船业公会，令所有船户必须参加，否则不准营运。民国29年（1940年）元月，宁夏设河运管理局，下设河运队，将全省船户编为4队，平罗、磴口两县船户为第一队，有船78只。木船是近代石嘴山黄河上游民船航行的起点，上溯至中卫，下流至包头。据民国时期《宁夏省考察记》载，此间“帆船之大者，可载重三万余斤，小者则载重万余斤或数千斤”。石嘴子船运“船价：走包头春夏五六十两，秋六十两；走宁夏春夏二三十两，秋四五十两。走宁夏、包头、中卫三处，每船装运三万斤，因上下水而有多寡之别”。“石嘴子及定远营每百斤约五钱，下水船只可装甘草二万斤，盐三万斤，皮毛三万余斤”，由石嘴山至包头约6日。1918年此间航行船约700多艘，至1955年尚有木船500余只，每年运送货物2000多个航次，全线有拉船工人3500多人。1918年，兰州士绅组织陇绥轮船公司购得机动汽船两只，航行于兰州和石嘴山之间。1919年甘肃督军张广建也曾购汽船两艘，在石嘴山和包头之间上下水试航成功。
除船运外，还有一种皮筏运输，故称“浑脱”，即用整个牛、羊囫囵脱皮，内充空气，漂浮水面用以载重。明代文学家李开先《塞上曲》中有描写“浑脱”的诗句：“不用轻帆与短棹，浑脱飞渡只须臾。”后来人们又把若干个浑脱并在一起，上架木椽，用绳捆绑，使之成为一个整体，故浑脱又称“皮筏”。大型羊皮筏用460个皮囊组成，可载货15吨；小型羊皮筏由10余只皮囊组成，可载货400～500公斤。牛皮筏皮囊内一般不充空气，而以羊毛之类的轻货充之（运载羊毛尤如此），或填以干草，所以又称“草筏”。大型牛皮筏由128个皮囊组成，可载货20吨；中型由64个皮囊组成，可载货5吨。这是黄河上游古老的水上运输工具，至今在沿黄河的一些旅游景点上仍可以见到。
一代义商郑万福
郑万福（1864～1936年），男，汉族，字海峰，原籍山西省榆次县郑家村人，出生于农民家庭。幼年随父外出，后在内蒙古鄂托克旗、包头等地谋生，曾到磴口一姓万的富商家做厨房帮工，在商店柜台上当学徒、记账先生。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郑万福妻兄张嘉荣主持石嘴山英商仁记洋行期间，把郑万福从磴口万家叫到洋行做“司秤”，后提升经管账目兼跑“外柜”。民国2年（1913年），郑万福受石嘴山英记新泰兴洋行聘请任外庄老板，掌管购销大权，成为一名洋行要员。民国12年（1923年）洋行萧条，洋行在天津的总行委托郑万福和一刘姓老板为洋行代理人，负责收尾工作。据记载，当年撤销时，仅新泰兴一家在各地欠收的账款就达70万～80万两银元。郑万福通过接管洋行结尾清理工作，从中获得了一大笔钱财，为其日后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经济基础。
郑万福有钱后致力于发展各项事业。办牧场。先后在鄂托克旗、布音高、太音高和铁格素等地建牧场饲养繁殖牛、羊、马、骆驼等，羊只最多时达7000～8000只。办农场。又在石嘴山河东白音陶亥一带开垦荒地，在黄河岸边修建水车，车水灌田，又在大后套（杭锦后旗）开荒地25顷。当时郑家垦荒种田计有5000～6000亩，每年收获粮食4000～5000石。经营碱湖。承包经营察汗淖、纳林淖两处碱湖，建立了“大兴碱业公司”，其土碱年销量一度达到300万～400万斤，年收入达4万～5万元。开办小煤窑。在经营碱湖期间，因需煤炭熬土碱，故在石嘴子以北开挖煤窑，后又在汝箕沟黑头寨和大峰沟两处各开一煤窑，产业不断发展，家境日益富裕，成为当年宁夏北部最有实力的地方巨绅。民国5～6年间（1916～1917年），郑万福大兴土木，修建占地面积6000多平方米的宅院，建造砖木结构的各式房屋100多间，取名“德荣堂”。郑万福有钱但不敛财，非常热心兴办地方公益事业。民国21年（1932年），郑万福报请宁夏水利厅同意，拿出数千银两，在石嘴山惠农渠尾一带新修一渠，可浇地4000多亩，解决了那里200多户农民种田用水和生活用水。他还多次捐款，帮助回民修建清真寺，资助地方修建寺庙等。郑万福还关心办教育，1931年利用自家房屋筹建一所学校，开办国文、地理、历史、英语等新课程，同时也资助石嘴山小学办学经费。郑万福还经常举办一些慈善救济事业，如放粮（施粥）、放钱等，救济灾民。石嘴山地处水陆要冲，为宁夏北部重要门户，军政各界一些重要人物如冯玉祥、吴佩孚、门致中、吉鸿昌、孙殿英、九世班禅、马鸿逵等，在途经石嘴山时均受到郑的款待。冯玉祥“入甘援陕”期间，郑万福在石嘴山的宅第曾成为冯部后勤供应处的站点之一，为部队购办粮草、蔬菜、烧柴、铺草等，给部队随行人员安排住房。后冯玉祥特任郑为“国民军联军总司令部参议”。在门致中、吉鸿昌、马鸿逵先后担任宁夏省主席期间，均委任郑为省府参议，因此当地人又称郑万福为“郑参议”。民国25年（1936年）二月，郑万福因病逝世于石嘴山家中。郑万福应该是宁夏第一代民族资本家，为发展宁夏的近代工业作出过突出贡献。石嘴山地方之所以成为宁夏近代工商业的摇篮，也与郑万福有一定的关系。
第五节 石嘴山地区战事
苏马之战
民国14年（1925年）八月，西北军刘郁芬部（时称国民军）控制甘肃政权后，与凉州（甘肃武威）镇守使马廷骧发生了摩擦，引起了战事，结果马廷骧失败。当时，马廷骧的同族马仲英竖起反抗旗帜，对抗国民军。刘郁芬派吉鸿昌师追击马仲英。马仲英退至民勤县后，探知宁夏门致中军队不多，城内空虚无备，遂于民国18年（1929年）四月十日弃民勤向东越阿拉善沙漠直指宁夏。同年4月12日晚，马仲英率骑兵2000余人越贺兰山，到达宁夏省城的西部。13日拂晓，马仲英率军攻破宁夏省城。马仲英为长期占据宁夏，决定向南布防大坝分守岭，北夺平罗城。4月29日，马仲英派安姓旅长率1000余人，连同当地随从共有3000余人，包围了平罗城。当时，平罗的驻军是国民军苏雨生师的马福元（马大牛）团。平罗县县长甄纪印与苏雨生、马福元召集山堡猎户枪手，连同兵士四五百人守城。在城墙上架有旧式土炮，土枪、刀矛、石块，还有用生铁茶壶自制的炸弹，用铁笼盛烟煤灌以洋油的照明灯，做好防守准备。马仲英部到达平罗后，连日攻城，苏军子弹缺乏，苏雨生与甄纪印为套取子弹，商定了假降之计，苏雨生亲赴宁夏城向马仲英“投降”，马仲英信以为真，并发给子弹3车，又派团长何某、县长张某随苏雨生前往平罗接洽投降事宜。张县长及随从卫兵8人，进城后被苏打死（何团长因故未进平罗城）。苏、甄动员官兵及民众坚守城池。马仲英上当后，遂严令安旅长指挥官兵登上城北玉皇阁及南城桥楼，居高临下，射击城内守军。守城军队用土炮轰南门桥楼，楼顶被轰塌。此役马军死亡200余人，士气大挫，城未攻陷。5月12日，吉鸿昌率部击败马仲英于宁夏省城，安旅长与马仲英败走，平罗城军民幸免于难。
孙马混战
孙殿英，名魁元，河南永城人。年轻时赌博贩毒，以封建会道门起家，投靠军阀张宗昌，曾任直鲁联军第十四军军长。北伐后投靠蒋介石，曾因“东陵盗墓”恶名远扬。中原大战后投于张学良门下，“九一八”事变后升任第四十一军军长，时人称其为“流氓军阀”。1933年5月，冯玉祥、方振武、吉鸿昌等在张家口成立祭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曾派人争取驻防在赤峰、独石口一带抗击日寇的孙殿英部合作抗日。同年6月。蒋介石为阻挠孙冯合作，便以国民政府名义，任命孙殿英为“青海西区屯垦督办”，令其率部队西移。蒋介石此举一来可以削弱冯玉祥号召抗日的势力，二来可借孙殿英之力遏制西北诸马家族的势力。孙殿英也想凭借自己的实力，称雄西北，谋图更大的发展。孙殿英的任命发表后，立即遭到宁夏、青海的马鸿逵、马步芳等的强烈反对，他们一面连续发出通电，要求国民政府收回成命，一面积极备战，以武力拒孙。尽管马鸿逵、马步芳、马鸿宾、马步青等之间矛盾重重。但在孙殿英进军西北的形势下，他们为了自己的共同利益一致联合起来抗拒孙殿英。孙部3万之众向绥西挺进，名为假道宁夏开赴青海西部就任，实则有“假途灭虢”之野心。当时国民政府驻甘肃绥靖主任兼甘肃省主席朱绍良节制甘、宁、青三省军务，持袖手旁观的态度。
在宁、青二马的坚决反对和再三请求下，蒋介石改变了态度，并命令北平军分会何应钦制止孙部西进，撤回磴口以北缩编。1934年1月13日，蒋介石电令马鸿逵、马步芳等：“孙魁元部，前已明令暂驻原地候令，如擅行冒进，除另电制止外，希秉承朱主任之命令，尽力防堵，勿稍瞻顾为要！”而孙殿英全军进退维艰，冰天雪地，已无退路可走，遂孤注一掷，继续向宁夏石嘴山扑来，由蒋介石一手导演的“孙马混战”并发了。
孙部进攻宁夏的统帅为孙殿英，前敌总指挥为刘月亭，下辖四十一军、骑兵军及杨耀峰骑兵师共6万余人，号称“十万人马”。孙部计划首先攻占石嘴山，掩护大军集中后，先以平罗为进攻目标，分三路进军。中路进攻平罗，左右两路深入平罗以南，消灭平罗败退的马军，骑兵迂回至平罗至宁夏城之间，扰乱和阻止马军增援部队。攻占平罗后，以主力进攻宁夏城，骑兵击溃马军骑兵后，深入至广武、中卫，切断马军退路，截留辎重、军火，并警戒甘肃援军，以便主力将诸马部队聚歼于宁夏城及其附近地区。西北联军方面以甘肃绥靖主任朱绍良为首组成的甘宁青拒孙联军，以马鸿逵、马鸿宾、马步芳的部队为左翼军，以邓宝珊的部队为右翼军，以胡宗南的第一师为总预备队（驻天水一带）。
1934年1月11日夜1时，孙部王遂庆特务团及杨耀峰骑兵1千余人，攻占磴口，收缴了马军35师纳连长一个连的枪械。13日下午2时，孙军步骑各部攻占石嘴山，袭击了马军十五路骑兵第一团各阵地。马军略事抗拒，即遵照原定诱敌深入的计划，节节撤退，以骄敌气。孙军长驱直入，占领宝丰、黄渠桥一带。14日～16日，孙军进至平罗城北附近各村庄。驻守平罗的马军十五路军独立第二旅旅长马宝琳、骑兵第一旅一团团长马魁率部迎击。孙军受重创后退据黄渠桥一带，掩护后续部队集中。此时平罗城、五香、通城等地守备部队积极构筑工事，严阵以待。17日拂晓，孙军约3千余骑，由黄河东“陶葫芦滩”（今陶乐县高仁镇南，月牙湖北）处，从冰桥过河，袭击李岗堡、清水堡一带马军十五路军独立第五团阵地。激战5小时，孙军伤亡甚多，即向东退。下午2时，孙军第二次反攻，马军仍由五团迎击，马军十五路军第一旅二团团长马光宗（旅长兼团长）率部由姚伏堡袭孙军侧背，砍死孙军连长王玉庆等、士兵百余名，缴获步枪40余支，手枪数支，马数十匹。马军伤亡官兵20余。孙军退据李岗堡东各寨。19日下午5时，孙军118师刘月亭全部、117师夏维礼旅及炮兵刘广德等部，将平罗城从东、西、北三面包围。晚10时，围城孙军117师杨干卿旅首先在城西打响。该旅阵地正处于马军玉皇阁、王家寨子两个防点的交叉网中，出师不利，伤亡很大。夜间，孙军炮兵轰击，步兵架云梯奋勇登城。城将破时，守军旅长马宝琳用手电照看城下，孙军误认为自己的军队登上了城（孙军原定登上城后，以手电为联络信号），即令停止炮击。马军趁机反击，歼灭了接近城垣的大部分孙军。20日拂晓，孙军重新开始炮击平罗城。马宝琳命令官兵观其形势，不予还击。至深夜，孙军四面并进，两面已抵达城根，终因马军猛烈的反击而败退。孙军彻夜炮击城墙，致使城垛多被击毁，马军冒着炮火随即补修，孙军攻城未果。孙军连日攻城不下，便留4个团的兵力继续围攻平罗城，主力在刘月亭的指挥下，南下进攻平罗辖地姚伏堡、五香堡、妄图截断宁夏城方面的援军。24日拂晓，孙军17师第一旅（旅长夏维礼）、119师特务团（团长王遂庆）及炮兵一营，进攻马宝琳旅四团第一营五香堡刘家寨、罗家寨阵地。孙军进攻时，马军采取近战取胜战术，待孙军接近战壕时，马军猛烈射击，激战2小时许，孙军伤亡百余人，退据张家寨。同时，孙军主力袭击马军四团及第三营阵地。马军主动出击冲锋肉搏，孙军伤亡甚多，于中午败退。孙军117师第二旅（旅长杨干卿）在前敌总指挥刘月亭的率领下，将马军第十五路军骑兵第一团包围于姚伏堡，激战至天黑，马军因寡不敌众，放弃阵地突围败北。25日中午，孙军全力再攻五香堡。先集中炮火猛轰梁家寨阵地，掩护步兵勇猛攻击前进。马军团长杨添霖督率所部拼命抗拒。双方迭次冲锋，混战至黄昏，马军砍毙孙军200余人，夺获大小枪50余支。孙军不支，向西南溃退。杨添霖奉命跟踪追击，截斩孙军队尾官兵甚多。孙军退至张亮堡，会合援军后据寨抵抗。16日激战终日，孙军伤亡500余人，马军团长杨添霖于此役战死。26日夜，孙军除留颛孙子瑜旅围攻平罗城外，其主力117师、118师及炮兵旅，由刘月亭指挥，利用唐徕渠作掩护，从渠道中秘密南下，直扑宁夏省城。2月18日中午，平罗守城马军派队袭击城西南角的朱家庄，激战2小时，孙军战死官兵百余人，其中营长1人，被俘20余人。此时，发现孙军自朱家庄向城内挖掘地道，马宝琳率领官兵在城外沟筑断沟，以防孙军将地道挖进城内。孙军连日炮击马军构筑断沟之队，马军则一部分还击掩护，一部分施工，24日，断沟竣工。3月17日，孙军以炽烈炮火攻平罗城北的玉皇阁及西北角。马旅营长马昌贵受重伤，营长余正朝也受伤10余处。但孙军在石嘴山和宁夏北部伤亡惨重，原计划被打破，锐气大挫。加之此时，蒋介石命令何应钦停发四十一军的饷项给养，何应钦给孙殿英发出“退出磴口，切实编遣”的电报。接着，蒋介石下令撤销青海西区屯垦督办公署，免去孙殿英本兼各职。孙殿英大势已去，所部官兵纷纷哗变。孙部师长丁绰庭、旅长杨干卿等率部投马，使孙军全线动摇。孙殿英自知败局已定，于3月19日下令总退却。马部分路追击，孙部溃不成军，一夜之间，被俘者达6000余人。孙部退至平罗城下，平罗守军马宝琳旅出城截击。3月22日，孙部残余人马被布防在石嘴山至三盛公一带的晋军吕汝骥旅缴械收编。蒋介石看孙军败局已定，便派飞机追踪轰炸。阎锡山部第70师按何应钦等人的剿孙计划进至三盛官堵截，蒋介石嫡系第一师袁璞旅到达中卫，待机坐收渔人之利。3月20日，马军兵分三路追击孙军，沿贺兰山麓向石嘴子迂回堵截。20日晨8时，飞机在洪广营、姚伏堡投下35磅炸弹两枚，炸死孙军骑兵200余人。11时，飞机在姚伏堡一带炸毁孙军辎重一部；12时许，飞机在平罗城东北角，投下35磅炸弹炸伤孙军甚多。21日，被围攻两个月的平罗城解围。22日，马军进至石嘴山一带，俘获孙军数千人，缴获武器弹药、军用品甚多，孙军下余不及半数之步骑官兵退至三盛宫一带，被晋军傅作义、赵承绶、王靖国部队全数缴械。至此，孙马宁夏混战遂告结束。
孙马混战以马家军胜利告终，巩固了宁青二马的军阀统治，但给宁夏战区，特别是北部石嘴山一带的人民造成了很大的灾难，无辜百姓死伤者达三四千人。战争期间，向居民征要提灯、布匹、棉花、抬伤兵等杂款。由于烽火遍地，城门久闭，交通断绝，居民饥寒交迫，冻饿致死者为数甚多。战后，庐舍田园，半为废墟，形成严重的兵灾区。根据当时的有关记载：“夏、朔、平、磴四县，被灾七万五千余户，灾民45.8万余人，炮火打伤的及冻饿而死者，5384人。此外，牲畜、农具、米粮、财物、房屋等项的损失，总计达两千多万元；无子种、耕畜，耽误农业生产的土地，计有九十七万余亩。”
第六节 抗战中的石嘴山
绥西抗战的前沿阵地
中国西北地区对日本实施其侵华战略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日本占领东北以后，一直把控制东起察绥、西至宁夏甘新，封锁中国西北边疆，隔绝中苏关系作为主要战略目标。但日本缺乏足够兵力对如此广大的西北实行直接的军事占领。因而日本便积极培植汉奸势力，特别是“想利用蒙回藏民族，以似是而非的‘民族自决’理论，挑拨各民族间的情感，鼓动各民族间的战争，以实现‘以华制华’的故伎。然后挟其经济与政治军事力量，控制各弱小民族，以遂其预定的封锁计划”。日本设想的这条封锁线上，内蒙古最为重要。在日军的支持和操纵下，先后成立了“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蒙古军政府”，实行所谓“高度自治”。日军在绥蒙扶植傀儡的同时，不断注意与绥远、内蒙古相邻的宁夏。特别是绥远省主席傅作义坚持抵抗日本侵略，数次对来犯的伪军以迎头痛击，并于1936年11月一举攻克内蒙古伪军的巢穴百灵庙，给日本侵略阴谋造成极大阻力。日本便加紧拉拢宁夏省主席马鸿逵，企图南北夹击傅作义部，迫使其退出绥远。而且内蒙古之阿拉善、额济纳2旗军政隶于宁夏省政府，宁夏军民与陕甘绥抗日武装联为一气，向北深入内蒙古，足以粉碎日本封锁中国西北的阴谋。因此，宁夏当局的对日态度成为绥蒙及西北抗日形势变化发展的重要一环。
日本诱降马鸿逵的原因，不仅在于他是地方军阀，还在于马家军作为回族上层的政治代表，企图利用诸马导演民族分裂的丑剧。但是日本没有看到，马家集团自清末到民国时代，不断调整自己的政策方针，与国民党政府形成了巩固的关系，获得了很大的政治权力，和日趋没落的蒙古王公有根本区别，也不是那些失意的汉奸政客所可比拟。更重要的是，回族的经济、政治及语言文化诸方面与汉族血肉相连，回族的历史和前途与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息息相关。在历史上，不仅广大回族人民是中华民族利益的坚决捍卫者，回族上层也是反对民族分裂的。这种民族的爱国向心力正是宁夏社会及马家军走上抗日道路的深刻的内在原因。卢沟桥事变后，日伪势力深入绥西，日军增兵包头，不断出动飞机轰炸宁夏，给宁夏人民生命财产造成巨大损失，同时也威胁马鸿逵政权，宁夏有被日军侵占的可能。马鸿逵在军事上加强北部防御力量，并命令各地方政府，要“注重民众自卫力量之培养，与一般民众之组训，以充实地方实力”（《十年来宁夏省政述要》）。将168师两个旅的4个步兵团由银南的灵武、吴忠调往银北的石嘴山一带布防。在尾闸、磴口、三盛公及宁夏北部黄河渡口两岸及贺兰山一带构筑防御工事。自1937年冬天开始，在石嘴山一带分四期修筑国防工事。在石嘴山尾闸一带挖掘宽深数米的壕沟，上面覆盖浮土伪装，以阻止日军装甲车辆及重型武器通过；磴口、三盛公以北百余里内，断绝一切主要道路，横挖深壕，破坏日军进入宁夏的道路；宁夏北部黄河渡口两岸及贺兰山通道，均削为陡峭立壁；重要的通道口设置阻绝阵地，隐藏埋伏炮兵，阻击来犯日军。
在整个绥西抗战期间，石嘴山地区是宁夏抗击日军的门户前沿，也是抗日健儿的后勤补给基地，对部队休整、补充兵源起到重要作用。在战争中，后勤留守人员、伤员，都是转移至石嘴山地区和磴口县。当乌布浪口战斗失利后，马鸿宾也是将失职团长马钟以及该团二营营长马希舜锁押石嘴山黄渠桥撤职查办。宁夏战时所设的磴口、石嘴山、平罗、吴忠4所临时战地医院，有3家都在石嘴山地区。
平罗籍学生的爱国进步与救亡活动
“宁夏留平学生会”是在1929年至1937年期间由宁夏在北平求学的青年学生发起组织的一个群众性的学术团体。其目的是以“砥砺学识、互相帮助、共同进步、共同提高”为宗旨。1929年宁夏留平学生中平罗籍的殷占雄、雷启霖、谈尚彦等和他县的两名同学，看到宁夏到北平求学人数逐渐增多，于是倡议组织“宁夏留平学生会”，以联络感情，砥砺学识，探讨家乡各项建设，建议督促地方政府更好地治理家乡。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筹备，并得到在北平工作的孙克廉、张明经等人的支持和赞助，于1929年8月正式成立了“宁夏留平学生会”。留平学生会成立后，选出的第一届委员会委员中有平罗籍的殷占雄、雷启霖、谈尚彦3人。1935年又选举了第二届委员会，其中有平罗籍的高尚信、阎廷栋。1936年5月第三次改选，选出的委员中有平罗籍的余占鳌（并兼任财务）、冒海瑜（兼任文书）。凡到北平求学的宁夏学生，只要赞成这个组织宗旨的均为学生会的成员。参加学生会的平罗籍成员中有在国立北平大学农学院的殷占雄，民国大学的高尚信、姚启圣、征克非（征后转入国立中央大学），俄文法商学院的阎廷栋，国立北平大学的余占鳌、王振刚（即王茜），天津河北学院的贺闻韶，广汉中学的田树琛，还有高继述、高尚文、刘廷栋、张华（女）、杨光浚、高自述、马寿桃、孙丕仁、路生衢等青年学生。
留平学生会的成员大都是宁夏中学和宁夏师范毕业的优秀学生，他们在宁夏读书时正是大革命时期。1926年冯玉祥在五原誓师，率领部队经宁夏、甘肃、陕西到中原参加北伐战争时，部队中共产党员们在宁夏撒下了革命的种子，每到一地就向学生和群众宣传革命思想，张贴革命标语，宁夏学生们接受了爱国主义的思想教育，有些人后来参加了共产党，积极引导学生会逐渐从狭隘的反对地方恶霸和封建军阀的统治斗争转入到反帝反封建、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人民群众的斗争中。为了促进学生学习文化知识，交流学术经验，经委员会决议，创办了《银光》月刊，推选殷占雄、雷启霖等负责筹办。1931年2月正式出版了第一期，《银光》月刊的发行对象主要是宁夏各机关的职员、学校师生及地方进步士绅等，他们读后大加赞许和鼓励，曾得到社会上的好评。1931年6月《银光》月刊又出了第二期。根据“团结精神，研究学识，唤起全宁睡民，改造阴恶环境，以扬文化，以臻文明”的创刊宗旨，对宁夏的政治、教育等设施提出了一些评论，阐述了国民议会选举代表的意义；揭露了军阀、官僚压榨宁夏人民的罪恶。因此，引起了宁夏人民的思想共鸣，一些青年学生和进步人士纷纷来信来稿，表示热烈支持。这些来信和来稿促使学生会的会员们在思想上不断有所提高，使斗争矛头直接指向宁夏的统治集团，引起了统治者的不满。1933年马鸿逵统治宁夏，千方百计地对学生会成员进行迫害，说学生会是共产党组织，留平学生是共产党分子，《银光》月刊是赤色刊物，等等。于是，马鸿逵统治集团一方面明令禁止刊物在宁夏发行；一方面暗地收买学生中的败类，从内部分化瓦解。在这种恶劣形势下，学生会采取了隐蔽活动的策略。为了转移视线，《银光》月刊出了3期后，于1933年更名为《曙光》月刊，接着又出了3期，于1936年更名为《塞北》，只出了1期，由于白色恐怖日甚，不得已只好在1936年年底被迫停刊。办刊经费先有会员们节衣缩食自由捐助，后有委员会决定进行募捐，办法是除在《银光》月刊上刊登募捐启事外，另外印刷捐册，派雷启霖、李雨村、谈尚彦3人回银川、平罗等地劝捐，先后共捐银币370多元，为办刊物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1932年至1935年，留平学生会在北平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组织了“读书会”和“反帝大同盟”。1932年，共产党员李天才从宁夏到北平求学，受党的委托，从学生会中吸收进步青年孙殿才、王绪祥（后改名张子华）、阎廷栋参加共产党，组织“读书会”学习马列主义及进步书刊。当时正是“九一八”事变后不久，北平的抗日救亡运动空前高涨，在党的领导下又组织了“反帝大同盟”，成立了东城和西城两个支部，宁夏留平学生会中的平罗籍学生高尚信（立天）、姚启圣等参加了西城支部，由张子华担任联络工作，经常于夜间张贴标语，散发传单，积极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活动。1935年在北平的“一二·九”运动中，平罗籍学生阎廷栋、王茜（原名王振刚）、余占鳌、贺闻韶等都参加了游行示威。
平罗的3次抗日集会
抗日救国大会这次大会原为“抗日救国赈灾大会”，但在报省备案时没有赈灾内容，故为“抗日救国大会”。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9月20日，中国共产党和日本共产党发表联合声明，反对日本军的侵略行径。9月30日，中共为日军强占东三省发表了第二次宣言，提出“组织群众开展反帝运动，发动群众斗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组织东北游击队，直接给日本帝国主义以打击”（《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第二次宣言》）。为响应中共提出的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侵略者的号召，全国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怒潮。11月4日，平罗县在县城中山俱乐部（今鼓楼西）举行了“抗日救国大会”。是日，县城悬挂国旗，张贴标语、传单，出席大会的有十余个机关团体，还有宁夏一中宣传队、第六区高小宣传队及人民群众共2000人。在会上，一中宣传队、第六区高小学校宣传队的代表和县城高小学生代表作了讲演。演讲完毕，遂举行了抗日示威游行，人们手持小旗，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卖国贼”“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等口号。游行队伍返回中山俱乐部后，各校宣传队为民众演出了《朝鲜亡国》《万宝山惨案》《日本占领满洲》等新编剧，观众无不动容，群情激愤，“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此起彼伏。
庆祝湘北大捷1939年10月10日、11日，结合“双十节”纪念活动及孙中山先生伦敦蒙难纪念日，举行了两天以“庆祝湘北大捷”为中心的群众活动。日本军国主义者为急于达到灭亡我国的野心，于1939年至1941年底，对长沙发动了3次进攻，中国军队与日军在长沙以北汨罗江南展开激战（即长沙会战）。这次会战中国军队打败了日军的猖狂进攻，毙伤日军四五万人，夺得了“湘北会战”的大捷。在第一次会战之后，平罗县各族各界民众于1939年10月10日上午7时，在县城完小门前集会，示威声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参加集会者600余人。大会由县长康觉民主持，全县人民向革命先烈、抗战阵亡将士及死难同胞默哀3分钟后，由女校校长马采萍、男校校长刘廷栋及李梓、姚淑萤等同学作了抗日讲演。下午4时，由县城男、女两校和黄渠桥北校学生组织的“抗战后方服务团”联合演出宣传抗日的话剧，观众约2000人。下午7时，由县党、政、军、警各机关、学校、团体及民众约数千人，举行了提灯游行。所提灯型均深含抗战意识，有双十字型、牌坊型，还有汽车、飞机、坦克、炸弹等模型。游行队伍高呼抗日口号，高唱抗战歌曲，绕行各大街1周后，仍返回操场观看话剧表演。翌日（10月11日）下午4时，继续表演话剧；下午7时，又继续举行提灯及火炬游行。
庆祝抗日战争胜利全国人民救亡图存，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爱国旗帜下，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为基础，经过八年的浴血奋战，日军于1945年9月2日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的抗日战争取得了最后胜利。平罗县为庆祝抗日战争的胜利，召集了县特别会议。会议由国民党平罗县党部书记长郭泰山主持，召集运输站、宁生木厂、县政府、粮商处、看守所、县城男校、镇公所、回教协会、警察局、县城女校、县党部、三青团、地方税局、惠平地方法院、盐务局及三十一师等单位有关人员参加筹备会议。筹备会议最后议定：县筹备会设总务、宣传、游艺、警卫4组，其中总务由县政府、商会、镇公所、警察局担任，宣传由县党部、三青团、男女两校担任，游艺由政治部、男女两校、法院担任；鸣放的礼炮，由总务组负责包纸炮或土枪鸣放。庆祝日，从玉皇阁、鼓楼、城隍庙进行击鼓鸣钟。所举火炬，由各机关自备油绳、黄香、麻秆。男、女两校学生化装游行及讲演；国民党军队三十一师“胜利剧团”演出剧目3天；还有民众表演高跷、龙灯；各家门口挂彩灯；庆祝宣传机关出壁报、画报专号、刊物，书写和贴标语。游行路线由人民会场出发，经南牌楼北至羊肉街口，东向县政府折南至东牌楼，再西到县城高级小学。游行序列，由军乐队引导，随后为军队、保甲长、各机关、学校和民众。1945年9月3日，在县城举行了庆祝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盛会。这一天，北门外高搭彩台举行庆祝，晚间火炬、灯笼游行，并有舞狮、花船助兴，各商号、住户燃放鞭炮，热烈空前，参加盛会者和观众近万人。
少战团活动
卢沟桥事变后，平津沦陷，宁夏留平学生流亡各地，组织“西北流亡团”，后陆续返回宁夏。返宁学生通过宁夏省教育厅组成3支抗日宣传队深入宁夏各地宣传抗日。第一路由司以忠带领，到永宁、中宁等县宣传；第二路由征克非带领，赴金积、灵武各县宣传；第三路由梁飞彪带领，到贺兰、平罗、惠农、石嘴山等县宣传。这是宁夏首次大规模的抗日宣传活动，对推动宁夏社会的抗日斗争起了积极作用。返宁学生和中共派到宁夏的党员大部分在宁夏各学校任教。他们以学校为阵地，发动学生开展抗日活动。1937年7月，宁夏实验小学在校长高立天（即高尚信），教师侯亦人（即杨文海）、薛蒿山的组织带领下，上街游行示威。江苏省“新安少年长途修学旅行团”来到宁夏，引起宁夏各校师生的热烈响应，宁夏的抗日团体纷纷出现，先后建立了宁夏少年战地服务团、后方抗战服务团、农村抗战服务团、回民教长战时教育研究会、文化书社等组织。其中以宁夏少年战地服务团影响最大。
宁夏少年战地服务团分布于宁夏各中小学，宁夏实验小学和黄渠桥北校为其骨干。少战团以“爱护中华，赶走强盗”为宗旨，提出“火线就是操场，战地就是课堂，唤起民众一致抗日”的口号。发表《宣言》和《告西北同胞书》，制定团章，要求团员“不做亡国奴，不做汉奸，不做顺民”，服从组织，为抗战服务。宁夏实验小学少战团多次到马鸿逵公馆请愿，要求成立“西北少年战地服务团”，经过1个月斗争，马鸿逵被迫批准正式成立“宁夏少年战地服务团”，但不准出省活动。少战团取得了合法地位。宁夏实验小学少战团发展团员200多人走上街头，演唱抗战歌曲，演出《放下你的鞭子》《逃难到宁夏》《小放牛》等具有进步内容的话剧，在街头出版墙报，揭露日本侵略者的暴行。1938年春，宁夏少战团抽调一批骨干，组成巡回宣传队，由杨文海、薛云亭率领到吴忠、金积、灵武、中宁、中卫等地进行宣传，不久又与宁夏中学抗日宣传队相配合，由高立天、涂春林带领到立岗堡、姚伏堡、平罗、黄渠桥、石嘴山各地宣传。这些活动宣传了爱国主义，介绍抗战形势，在宁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平罗县黄渠桥北校的抗日宣传队亦改名为宁夏少年战地服务团分团，拥有团员100余人。同时在平罗县城小学校长刘廷栋和教员苏文（中共地下党员）、贺闻绍的组织下，成立了“少年农村服务团”，参加的师生有100余人。平罗成为宁夏抗日宣传最活跃的县。其他地区如石嘴山、宝丰、姚伏各地学校也都组织了抗日团体。各地少战团都有中共党员的指导和参与，在宣传抗日的同时，学生们还接受了进步思想的影响和教育，了解了边区的情况。有的进步教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30多名进步青年先后被送到延安学习，成为边区党组织与宁夏人民联系的主要桥梁。中共宁夏工委曾计划，一旦日本占领宁夏，即以在延安学习的人员为骨干，建立贺兰山抗日革命根据地，发动人民群众进行游击战争，把日本侵略军赶出宁夏。
马鸿逵十分警惕中共地下党在宁夏活动，尽管少战团取得了合法地位，它的活动却处处受到马鸿违特务便衣的刁难和阻碍。武汉失陷以后。马鸿逮加紧反共，密切监视进步师生的活动，逮捕共产党员和嫌疑人员。宁夏群众抗日运动开展困难，转入低潮。
第七节 惠农、陶乐和磴口县的设立
惠农、陶乐县的设立
惠农县 惠农县因清代开凿惠农渠得名，民国29年（1940年）建县时定名“惠农县”，民国30年（1941年）四月一日，宁夏省政府将平罗县北部8个乡划出设县，县治宝丰镇。辖境包括当时的上宝闸、下宝闸、南长渠、北长渠、里西河、外西河、通润、通惠、惠北、双渠、西永润、东永润、灵沙、渠阳、永屏、庙台、下省嵬、上省嵬、渠中、通丰、东永固、西永固池、西永固、西宝池、万宝池、尾闸、市口27堡和聚宝、万宝、宝马3屯，以及王泉口沟以北的贺兰山区，建县时划分为8个乡47堡639甲。民国34年（1945年），宁夏省政府在县境黄渠桥设置“第三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惠农县为辖县之一。
陶乐县 陶乐县位于市境东南部的黄河东岸、鄂尔多斯台地西缘，南北长98公里，东西宽7.5公里，东北与内蒙古鄂托克旗、乌海市、鄂托克前旗相连，南以明长城为界与灵武市毗邻，西滨黄河与银川郊区、贺兰县、平罗县和惠农县隔河相望，土地总面积909平方公里。明、清时期，陶乐长期为内蒙古鄂尔多斯部牧地。蒙语将县境和黄河两岸的滩地统称为“察汉托辉（护）”，意为“白色的湾子”。此后，人们将“察汉托辉（护）”又称为“托护（勒）滩”。再后来，又音转为“陶乐湖滩”。建县时又简化为“陶乐”做县名。河西农民陆续前往垦荒，逐渐形成沿河东岸的垦殖区，形成一定的人口规模。清末民初为平罗县东永惠堡辖。民国13年（1924年），绥远省主席马福祥建议设“沃野设治局”，派人到鄂旗大量开垦，并对以前租卖土地的农户进行行政管辖。这样，陶乐地区黄河东岸开垦面积达45平方公里。民国17年（1928年）宁夏设省后，就今陶乐县境归属与绥远省发生争端。民国18年（1929年）宁夏省在今县境置“宁夏省陶乐设治局”，治理河东新开垦土地，遭到绥远当局反对。绥远当局以陶乐湖滩与五堆子系鄂托克旗辖境，应属绥远省范围，于民国19年（1930年）八月，绥远省将该地改为“绥远省沃野设治局”，五堆子地段正式划归绥远管辖。民国26年（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绥远沦陷，宁夏当局即将县境纳入版图，置“陶乐设治局”，辖境南起横城，北至王元地，长150公里；东接鄂托克，西滨黄河，宽20公里，治所设今高仁镇。民国30年（1941年）七月十七日，陶乐设治局升为县，辖2乡13个行政村。民国34年（1945年），陶乐为宁夏第三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辖县之一。
磴口县的设立
民国13年（1924年），中国政局风起云涌。新年之初，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和帮助下，发表国民党改组宣言，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并积极准备北伐，铲除军阀统治。时北方仍在北洋军的控制下，直系头目曹锟于上年以重金收买国会议员，顺利当上了“贿选总统”，不久他就发动第二次直奉战争。10月，在直奉大战的关键时刻，直系将领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推翻了曹锟政府，让皖系首领段祺瑞出山，担任北京政府“临时执政”，并电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南北统一和建国大计。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不幸病逝于北京，和平建国受挫。不久，冯玉祥在直皖奉军阀的联合压迫下，无力在北京立足，于是把所部国民革命军改编为西北军，向西北退缩以保存实力。这时他就任西北边防督办兼甘肃省督办。1926年7月，广州革命政府誓师北伐，推动了全国革命的新高潮。其间，冯玉祥曾到苏联考察访问，接受苏联的军事援助，并在西北军中建立政工部门，欢迎国共两党革命青年主持西北军的政治工作。共产党员刘伯坚出任冯玉祥总政治部主任，宣侠父、钱清泉、刘志丹等大批共产党员都到冯军做政治工作。1926年9月17日，冯玉祥从苏联回国后立即在绥远五原（今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盟市五原县府所在地）举行誓师大会，通电全国，宣布西北军集体加入国民党，冯玉祥就任国民革命军联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率全军参加北伐。他还遵照李大钊送来的“固甘、援陕、联晋、图豫”八字方针，由绥向宁甘进军，以便占领西安，以大西北为根据地，东出潼关与南方北伐军在中原会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亦称“首都革命”，是一次反对军阀混战，给人民减轻痛苦的进步行动。“五原誓师”和参加北伐战争，更是一次革命行动。这个时期冯玉祥军事集团应该属于革命阵营的范畴，他的政治举措和军事活动的大方向总体上也是正确的。
国民革命军“五原誓师”加入北伐军行列之后，冯玉祥总部执行西进宁夏、入甘援陕的战略行动。冯军先在磴口设立兵站，为大军筹办粮食和运输工具。当他本人途经磴口一带时，看到这里优越的自然条件和农田水利开发的成绩，同时也目睹到在蒙古王公封建统治下，人民仍然身处奴隶的地位，尤其令他愤怒的是，外国天主教势力也俨然像“皇帝”一般操纵着地方一切大权。冯玉祥是一位具有强烈反帝反封建思想的爱国将领，曾在“首都革命”时把前清废帝溥仪赶出故宫，现在岂能容忍在民国体制下，还让封建残渣余孽与外国洋人在祖国的土地上为所欲为、横行霸道呢？他当即决定在这块土地上设立县治，定名为磴口县，指派总部工兵营营长吴奇峰负责代理县政，进行筹备。随后，他又以国民联军总司令名义为新设磴口县发出训令。训令全文如下：“平罗幅员辽阔，治理诸多困难，亟应于磴口地方添设县治，北自绥远临河界起，南至河拐子止，定名为磴口县。”并任命刘振远为县知事（县长），命令他“觅定县署地址，即日任事。”县府暂时寄驻于黄河西岸巴音牧仁苏木的广庆源商号，并打算修筑一座土城，后因阿拉善旗方阻止而未果。当时北伐尚未成功，各地行政建置和官员任命均由控制该地区的最高军事当局自行决定，所以磴口设县，业经冯玉祥批准就是既成的事实。直到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才于1929年1月30日，再以国民政府指令形式，补作批复，同意在平罗县境北设立磴口县，“应归宁夏省府管辖”，后因旗方把磴口设县一案状告到南京国民政府和蒙藏委员会，要求派人重新调查处理。蒙藏委员会曾派委员唐柯三实地调处，并经省旗双方同意达成八条解决办法：（一）保障磴口等处土地主权均为阿旗所有。（二）磴口设县治一案暂作悬案呈报中央，于相当时期撤出本旗境。（三）遇有关于地方特殊事件，经商征阿旗同意，广庆源县府办事处即行撤销。（四）磴口县各区区长须由人民公选，不由省旗双方委派。（五）磴口县境内除旧有正捐外，其他一切苛捐杂税一概不得征收，并不得增加任何名目。（六）宁夏省在阿旗境内土克木大水沟道、鲁等处所设税局，暂仍其旧，以2年为期。（七）中央每年津贴阿旗大洋3600元，令由宁夏省政府拨给。（八）遇有特殊情况，宁夏省必须派兵到磴口县境内驻扎，事先通知阿旗。以上八条显然对阿旗较为有利，但宁夏当局也是不可能真正去执行的。特别是抗战爆发以后，阿旗王爷达理札雅于1938年初被迫离开旗王府，被软禁于银川、兰州长达7年之久，于分设管理公署和巴格、苏木，并委派总管和达目尔、大小边官、佐领等官员进行控制。就连黄河沿岸农耕区的大片良田沃土，其所有权也控制在旗府手中。原先旗方以租赁的形式，租借给天主教方使用。各地教堂又将土地分配给教民耕种，征收一定地租。抗战胜利后，1946年夏，阿旗末代王爷达理札雅决定，从教堂手中收回黄河两岸的农田。他委派旗府政务处处长白诚禧、副处长罗永寿和磴口、四坝两总管等70余人组成收回旗地丈地工作团，白、罗任正副主任，驻三盛公开展清丈工作。经过使用马拉缰绳的原始丈量方法，计算出基本农田约40000亩，其他沙边、河滩和盐碱地未计面积。根据教会方的要求，除预留3000亩农地仍租给各教堂维持用度外，其余土地全部分给农民耕种，每年按四六分成，农民向当地巴格缴纳地租。磴口地区旗、县各自为政，一室二主的矛盾局面一直找不到有效的解决方法，最终还是苦了老百姓。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磴口人民才摆脱了西方洋教和封建王爷的双重统治与剥削，真正获得了完全解放。
第八节 石嘴山地区煤铁资源初步开发
历史上的石嘴山，地处贺兰山北段荒漠沙滩，环境恶劣，人迹罕见。但因地理位置险要，沿贺兰山有要口19处，驻兵扎营，设关把口。清朝时，石嘴山隶属平罗县。1941年4月，石嘴山矿区与石嘴山区地域大致相同。明末清初，石嘴山仅有五六户人家，依靠黄河渡口为生。1821年后，石嘴山因地处水（黄河）、旱（骆驼）交通要道而形成集镇。汉、蒙“每月交易三次”。开小煤窑也是该集镇上一业。后有山西人发现镇西南煤层中的陶土质优量大，迁居石嘴山经营粗瓷手工业。1887年以后，随着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石嘴山这个小镇也设立了外资洋行。洋人凭借免税特权，利用河运之便，集散内蒙古、宁夏、青海等地之皮毛。集镇人口随之增加，为历史上的极盛期。1927年冯玉祥驻军此地，取消洋人免税条例后，洋行倒闭，市面遂趋萧条。1933年年底到1934年初，孙殿英与马鸿逵在银川地区恶战3个月，石嘴山受到一次大浩劫。加上马鸿逵17年的军阀统治，至1949年宁夏解放前夕，石嘴山一派荒凉景象，居民仅千余人。
据传说，石嘴山的石喇叭一带，明朝末年有小煤窑土法挖煤。此说虽无籍可考，但据北宋末年的朱弁关于“石炭用于世久矣。然西北处处有之”的记载，证明西北地区采用煤炭在宋代已不鲜见。另据矿区7层煤滨河采空区小窑井口上盖着厚度为4.99米的冲积层这一事实，可以推断其开采年代之久远。据《通智石嘴山土神祠纪》记载，雍正四年（1726年），兵部侍郎通智奉命来平罗兴修惠农、昌润水渠工程以及修筑新渠、宝丰两县城时，曾在石嘴山开采煤炭用于施工。有“取煤炭不下十万车”“更取干泥，烧造瓷窑”等记载。清朝《殊批奏折》记载，乾隆五年（1740年），甘肃巡抚元展成奏：“宁夏府属灵州及中卫、平罗二县……俱有煤洞，历听庶民采取，以资日用”，说明早在雍正年间或之前，此处已有煤炭开采，用于炼铁及烧瓷等。而《平罗纪略》又称平罗之“石炭出北山石嘴山、打碨两口”。加之清代文人咏石嘴山的诗中，也有“煤洞云开野火红”的诗句，断定石嘴山煤炭，清朝时期即已开采可谓无疑。特别是1961年，在石嘴山二矿接收的原瓷厂小窑改扩建的小井五层煤老空区挖出了5具近乎木乃伊的尸体，身着清朝服饰，头留长发辫子，更可证明这是清朝年代死于非命的挖煤窑工。
对石嘴山的煤炭记叙还出于俄国学者俄布切夫、中国科学家翁文灏等人的著述以及1940年宁夏省政府建设厅张文漠、刘振中对石嘴山地段的调查报告中。张、刘在调查中首次获得了该区煤质的测定结果。民国期间（1931～1942年），宁夏省建设厅曾对贺兰山北部煤田地质及采煤等情况进行调查。1941年任绩、胡增壁对贺兰山北部进行调查，估测石嘴子（即石嘴山）等6处煤田储量为8569万吨。但他们对煤田滨临黄河能否开采，多谓不太乐观。据《十年来宁夏省政述要》记载，1942年，石嘴山、石炭井以及打磴口（即大武口）等地共有小煤窑30处，年产煤炭3.1万吨。当时，宁夏省建设厅为解决汝箕沟炼铁厂燃料问题，成立官商合办的德昌煤炭公司，日产煤10吨左右。据1956年的调查，仅石嘴山旧煤窑就有113眼，其中清朝开采的19眼、民国时期开采的74眼，日产煤合计约150吨，煤炭开采已形成一定规模。1942年李士林先生对宁夏全省烟煤进行过较细的勘察与记述，唯独未提石嘴山一笔，说明前人只知石嘴山有煤，而并不知其详细。但从1913年到宁夏解放前夕，在石嘴山地区及石炭井沟先后开建和停产的小煤窑百余处，其中石嘴山的老君庙、河拐子、下稍子、石喇叭、王泉沟、火坑眼、药王庙、山水沟一带就有小煤窑30余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下称建国前）的几百年间，石嘴山煤炭资源的开发，并未带来地区的繁荣和人民的幸福，相反，带来的只是广大煤窑工人的贫困、苦难和死亡。那时开煤窑的有两种人，一是本地贫民和外地流来的难民；另一种是财主和商人。这些小煤窑都是沿煤层露头开凿的辘轳井或斜井。挖煤用的是铁锹、刨镐、钎子、大锤等。由于生产条件落后，加之种种封建窑规，广大窑工形同囚犯，人身安全毫无保障。
1935年7月，宁夏建设厅提出应设立矿务局，专门管理全省矿业的勘探与开发，并派员赴各矿区调查，以拟定矿业发展实施方案。省林矿局开展工作之后，主要抓了旧煤窑的调查整顿和各种矿产资源的勘测工作。前一项工作中对宁夏现有煤窑的生产设施、规模、面积、经营状况、交通条件等进行了逐一考察，同时对他们的营业手续和税务进行了整理。1938年宣布旧执照作废，重新划定矿区，发放新照，加强税务管理。1940年11月又公布煤炭价格，禁止强行截收煤炭，哄抬煤价。当时煤窑以汝箕沟产量最大，但因道路失修，仅靠畜力驮运，限制了生产。1940年秋冬，建设厅令平罗县政府组织民夫修筑汝箕沟道路。其费用由各矿商分摊承担，改善了该矿区的交通条件。矿产资源的勘测主要目的是探明宁夏各地矿藏的分布、地质构造、矿石成分等情况，以便为开采提供资料依据。林矿局派出技术人员，着重对贺兰山南石段各点，中卫县单梁山、照壁山，中宁银洞梁，中卫上下河沿，贺兰山北段等处进行了勘探，初步掌握了上述各处所藏铁、铅、硫磺、煤田、大理石等资源的分布与储量及道路状况。其中铁矿资源受到当局的极大重视，查明中宁、同心、平罗、阿拉善等处均有铁矿，而中卫照壁山、麦堆山，中宁银洞梁、老牛湾，平罗红土山5处矿石经中央工业试验所化验证明含铁量均在40％以上。选定平罗汝箕沟老柜地方先行设厂试炼。由于机器无从购置，便以山西土法冶炼，筑小方炉3座，招雇工人30余名，自1942年8月开始试炼，由省建设厅向马鸿逵借贷10万元充作试办费。这次试炼生产历时6个月，共炼出特等铁200斤、头等铁800斤、二等铁3000斤、毛铁11000斤，其质量足可作为制铸军锅农具的材料。马鸿逵等见有利可图，遂于1943年2月成立兰鑫炼铁股份有限公司，集股300万元。马鸿逵任董事长，马继德、李云祥、李翰园任董事。该公司决定以汝箕沟之试炼厂为其第一炼铁厂，采用圆炉冶烘，以干炭为燃料；在大武口设第二炼铁厂，采用小方炉炼铁，生产生铁，故附设铸造部。第一厂每日出产原铁2000斤、净铁700斤、条铁350斤；第二厂每日出产生铁500斤，虽多次铸锅，均未成功。两厂大量使用兵工，1944年春调拨200余名士兵分配两厂，以无偿劳动力从事生产。但这些士兵既不懂技术，又缺少劳动积极性，反而影响了生产的顺利进行。
第九节 中共在石嘴山地区早期活动
中国共产党在石嘴山境内的早期活动与西北军入甘援陕有关。冯玉祥五原誓师后，组织国民军联军，确定“固甘、援陕、联晋、图豫”的方针，部队由绥远入甘，建立西北根据地，出击中原。中共北方局、南方局先后派遣200多名共产党员到国民军工作，其中包括陈延年、刘志丹、谢子长、魏野畴、宣侠父等著名的中共党员。中共党员刘伯坚担任国民军总政治部主任。冯玉祥部政治工作主要由以国民党员公开身份出面的中国共产党党员负责。因此，国民军所到之处都有共产党人的活动。五原誓师之前，国民军已派宣传员为部队西进作宣传。1925年9月宣讲员冯静山、王辅臣等由包头至宁夏，沿途宣讲革命形势。他们先后在磴口、下营子、平罗、立岗堡、宁夏城、广武城、石空堡、中卫县城、沙坡头、长流水等处召集大小会19场，使宁夏城乡人民了解国内外大事和反帝、反军阀的道理。接着，国民军第一军第二师刘郁芬部作为先遣部队由包头入甘。共产党员宣侠父、钱清泉等随军到宁夏，一路进行演讲、散发传单和宣传革命道理。当他们在平罗县城目睹县知事由清朝装束的亲兵拥卫其骡车奔驰而过时，愤怒地向群众指出这骡车是一口棺材，里面是具皇帝时代的骸尸，它已经死去14年，并向群众说明中国已是民主主义的时代，所有皇帝时代的一切仪式，都在扫除之列。这些宣传对闭塞的下层群众无疑起了振聋发聩的作用。国民军控制西北之后，宁夏地区成为冯玉祥部的后方基地。该部政治部主任刘伯坚等共产党员，在石嘴山、黄渠桥、平罗县县城进行了反帝、反封建、反军阀的宣传，并号召民众起来打倒土豪劣绅和贪官污吏，铲除军阀，赶走帝国主义强盗。冯玉祥撤了为官不正的县长王者宾的职务，并写了“打倒贪官污吏”6个大字，令新任县长杨慕翰造匾挂在钟鼓楼北门的上方。当时在甘肃省第五中学、第八师范（设在银川）上学的平罗籍学生阎廷栋、征克非、叶松林、雷启霖、高尚信、谈尚彦、刘棠琛等人，参加了国民联军总政治部在银川举办的马列主义学习班，学习了《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接受了马列主义教育。
1927年5月，叶松林由中共宁夏特别支部负责人李临铭和白虹剑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宁夏国民党当局驱除共产党员出境，中共宁夏特别支部被迫解散。叶松林由组织化名为宁固知，回平罗继续开展活动。中共宁夏特别支部负责人马云垄，由叶松林、刘棠琛掩护也来到平罗，先后在宝丰、石嘴山小学以任教作掩护，从事地下工作。1929年9月底，陕西警备骑兵旅二团连长石英秀（石子俊）和西北地方军谷连舫等部由靖边开往平罗，投靠驻姚伏的冯玉祥部骑兵第四师。师长苏雨生收编谷部为第八旅，谷任旅长；石部为第九旅，石任旅长。1930年1月，中共陕北特委利用苏雨生部队扩充之机会，先后派谢子长、刘志丹、张秀山、张东胶、牛化东等60多名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进入第四师，同正在谷、石两旅搞兵运工作的共产党员高岗等一道进行兵运工作。时该部十五团（团长王子元）驻姚伏，陕北特委又派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40多名，成立了学兵队，张东胶任大队长，高岗任分队长，并在学兵队成立了中共特别支部，张东胶任书记，高岗任副书记，曹育华、李树林、薛应昌分别任组织、宣传和青年委员，有党员30多人。1930年5月，应马鸿宾请求，冯玉祥令苏雨生部开赴平凉。在该部的中共特别支部及其党员亦离宁赴甘。1930年，在共产党员王绪祥等人的领导下成立留平学生会，学生会组织留平学生学习《共产党宣言》《资本论》《论坛》等革命书刊，创办《银光》期刊，后改为《曙光》，每期都传递到平罗，向平罗传播革命思想。同年冬，阎廷栋由孙殿才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6年5月，红军西征向宁夏、甘肃进军，中共中央白区工作部派共产党员王幼平（化名吕义）来宁夏视察，先后在银川、中卫等地活动。7月初，马鸿逵搜捕共产党人，王幼平在处境艰险时，持王绪祥（在中共中央工作，与袁金章在北京上学的同学）的亲笔信面见在国民党宁夏省党部任科长的进步人士袁金章（袁丽生），袁派高尚信（高立天）护送王到平罗县。高向国民党平罗县党务特派员高尚智（高哲夫）介绍，说王幼平是他在北平上学时期的同学，高尚智安排王住在县党部。王在平罗又经高尚信介绍认识了曾在北平上学时参加过革命活动的姚启圣，王向姚公开了自己的身份和来宁夏的目的。然后改名王华堂，持高尚信托县党部文牍王登瀛写的路条，充作党部录事，以回山东奔丧为由，离开平罗县，混过了沿途军警的多次盘查，安全到达绥远。
“七七”事变后，中共宁夏工委成立，李仰南（化名杨学文）任工委书记，杨一木（化名杨寿亭）、苏文（化名陆平）任委员。1937年11月，李仰南、何广宽到银川面见袁金章。袁得知中共宁夏工委的任务是宣传抗日，送一部分人赴延安学习，若宁夏失陷后准备上贺兰山打游击，逼马鸿逵抗日，袁遂让宁夏省立实验小学校长高立天（高尚信，平罗人）将李仰南安排到该校任庶务主任作掩护。袁又通过黄渠桥教师王振刚（王茜）结识了李仰南和何广宽。王振刚将何广宽带到平罗与进步人士雷启霖、李冲和、贺闻韶等人建立了直接关系。在此期间，宁夏工委派李维均到驻黄渠桥、尾闸、石嘴山一带的马英才部队搞兵运工作。1937年秋，江苏新安旅行团来平罗县，利用讲演和放电影等形式揭露日军侵华的罪行，宣传抗日，唤起民众。一些进步知识分子与学生也加入了宣传队伍。1937年冬，何广宽、雷启霖、王振刚（王茜）、贺闻韶等人到贺兰山察看地形，作日军侵占宁夏后上山打游击的准备。1938年元旦，王振刚、贺闻韶同雷启霖到石嘴山见马鸿逵部驻军旅长马英才，争取马参加抗日，马接受了进步人士的主张。1938年初，经王振刚、高立天，宁夏中学教务长阎廷栋，平罗高小校长刘廷栋、教师贺闻韶等人向省教育厅推荐，由北京回宁的平罗籍进步知识分子余占鳌接任平罗县教育科长。余接任科长后，按王振刚、刘廷栋、贺闻韶等人的建议，将平罗县各主要小学的校长由进步知识分子接任。雍生善（雍明非）任黄渠桥北校校长，叶松林任石嘴山小学校长，刘棠琛任宝丰小学校长，谈尚庸任姚伏小学校长。此举为掩护党的地下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1938年2月，中共三边特委派杨一木等一批共产党员到宁夏。袁金章通过王振刚等人将杨一木安排到黄渠桥二小任教，李万（李宜成）安排到石嘴山小学任教，李平山（李叶平、蒙兴中）安排到宝丰小学任教，苏文（陆平）由雷启霖介绍到马英才旅当文书。苏文组织读书会宣传抗日，被敌人怀疑。为了安全起见，又由王振刚、贺闻韶安排到平罗县城小学任教。在此期间，杨一木通过当地知名人士结识了马英才，并向边区党委要了一个军事测绘秘书，搞情报，测地形，绘制作战地图。杨一木还同马英才到贺兰山马部前沿阵地察看地形，做抗日打游击的准备工作。同年3月，杨一木发展黄渠桥二小教师郭英教（又名郭育三）、李振声（又名李东甫）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郭英教又发展学生常凤翔加入中国共产党，成立了中共黄渠桥支部，支部负责人杨一木。李平山发展宝丰小学校长王福寿（王南山），李万发展石嘴山小学学生王延（沈耀龙、沈存志）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了中共石嘴山支部，支部负责人李平山。并与共产党员苏文和进步知识分子贺闻韶、雍生善等人先后在姚伏、平罗县城、黄渠桥、宝丰、石嘴山小学成立“少年战地服务团”宣传抗日救亡思想。地下党组织还向全县师生与进步人士散发了《向导》《抗战》《群众》《民意》《解放》《全民抗战》《抗战文艺》《文艺阵地》《大众哲学》《新华日报》《青年自学丛书》等报纸杂志。1938年4月，中共宁夏工委选送平罗籍的贺闻韶（李少白）、王振刚（王茜）入延安抗大学习。贺与王于同年7月在抗大加入中国共产党。10月，贺闻韶被派回平罗，仍在县城小学任教，从事抗日救亡运动。1938年秋，苏文因被特务跟踪不宜久留，奉命离开平罗，临行时将县城小学学生杨生桂（又名汪毓彬）、王学文（又名王承业）、李发春（又名李力）带到延安进入边区中学学习。1938年9月，在地下党组织领导下，“平罗县教师战时教育研究会”成立。教研会团结教育界进步人士，推动了全县的抗日救亡运动。
1938年冬，特务马子成在黄渠桥发现了杨一木，因杨一木在陕北认识马子成，而且互知身份，杨觉得情况异常，速将工作向郭英教和童山斗作了交代，便与李振声连夜离开黄渠桥北校，撤往定边县。后，李万、李平山、王延等也相继暴露，也都撤往延安。1939年春，李仰南在平罗重建了中共黄渠桥支部，党员有郭英教、贺闻韶、常凤翔，支部负责人郭英教。新建了中共宝丰、石嘴山地区回民支部，党员有王福寿、马如焕等人，支部负责人王福寿。1939年冬，崔景岳来宁夏接任中共宁夏工委书记。崔景岳与李仰南在黄渠桥郭英教家里完成了交接任务。1940年4月，由于叛徒告密，宁夏地下党的组织遭到破坏。工委书记崔景岳等共产党人被捕。特务李郁华、军警联合督察处科长徐宝璋、牟坤同与平罗县警察局局长郭忠厚带宪兵、警察、特务到黄渠桥抓捕郭英教时，郭英教于前一天由雍生善、童山斗护送过黄河进入绥西。敌人扑空后，先后在平罗、黄渠桥、宝丰、石嘴山等地逮捕了雍生善、童山斗、杨天伟、党廉清、郭铎教、蒋春芳、马兴龙、叶松林、李如檀、雷润霖、高立天、余占鳌、王福清、李翱凤、冒海珠等进步人士。被捕人士经进步人士营救，部分陆续出狱，一部分到宁夏解放时方获出狱。
1946年，中共宁夏工委重新成立。1947年中共宁夏工委三段地分工委王延派郑尚仁（平罗姚伏高荣人）、仇思成（平罗正闸人）到平罗、贺兰做地下工作。1948年初，中共宁夏工委书记赵忠国（孙殿才）派张继珍（平罗新民人）回平罗以做木工、卖盐作掩护搞地下工作，向工委传送马鸿逵部在平罗一带的驻军及地方上的情报。由于地下党组织艰苦细致的工作，给1949年9月宁夏北部各县的解放和顺利接管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第十节 民国时期石嘴山教育
中小学教育
黄渠桥小学 民国11年（1922年），黄渠桥绅士梁兆麟（清末贡生）创办了黄渠桥小学，自任校长。校址设在黄渠桥北街关帝庙，聘请王卓如、王克正任教师。民国15年（1926年），冯玉祥部大军过境时学校作为临时宿营地，便暂时停办。以后又改在老君庙开学，时称“北校”，也叫黄渠桥一小。民国22年（1933年），罗光吉任校长时和黄渠桥南校（二小）合并，称为黄渠桥小学。随后有党清廉、梁振纲、张进孝等人与地方热心教育的人士联合，推请当时的区长郭英杰出面担任名誉校长，大家情愿不拿薪金，义务教学，也要把原来的“北校”仍然单独办下去。这样过了半年，适逢教育厅厅长葛武棨路过此地，回省后遂批准命名为黄渠桥第二完小（此时南校为第一完小）。民国26年（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雍生善担任校长，这时该校有4个班、6个年级，学生百名左右。民国27年（1938年）初，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派杨一木来宁夏，通过雷启霖、王茜的关系，到平罗黄渠桥北校任教，开展地下工作，后被特务发现，从此，这个学校被马鸿逵的特务看成是共产党地下工作的联络点，时刻在进行监视。民国29年（1940年）春，马鸿逵的特务机关——宁夏军警联合督察处，到宁北一带搜捕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仅黄渠桥北校就逮捕了校长雍生善，教员杨天伟、童山斗、党廉清、郭铎教、刘振彦，学生王振平共7人。一时学校无人管理，陷于停滞状态。这时，当地热心教育的人士张德治出面负责组织，教学得以照常进行。后来有东北沦陷区的知识分子组织的“第十教师服务团”来宁，由该团成员于铎任校长，并将该校应届毕业生编成1个初中班进行教学。抗日战争时期的黄渠桥北校，为抗日救国宣传书写了光辉的一页。1949年解放时，黄渠桥北校由熊振武任校长。这时学校有6个班，教员8人，学生120余人。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各项事业的发展，人民生活的改善，黄渠桥北校相应地得到发展。1951年10月熊振武被评为模范教师，出席了宁夏省第一次模范教育工作者会议。这时学校已发展到16个班，有教职工14人，学生520多人。到秋季开学时，将南校并入黄渠桥北校合为一个学校，校名为“黄渠桥完小”。从此再无南、北或一、二两校之称了。
平罗女子小学 民国19年（1930年），平罗县教育局长李冲和在任期间，为革除旧俗，兴办女子教育，创办了平罗县城女子小学，并自任校长。从此，为县城及附近的女孩子带来了读书上学之便。在此之前，平罗只有个别女子到银川、兰州去上学。
平罗县城女子小学，设于县城鼓楼西南角下文庙后院，校门向北，设6个年级、4个班，学生100人左右。初创时，因五六年级学生较少，便同其他年级合为复式班进行教学，有时合到男校同年级进行教学。到民国29年，学生人数不断增加，五、六年级单独开班教学。学生人数最多时也只有160人。平罗女校先后毕业的学生，只有少数家境好的考入银川女子中学或宁夏师范继续深造。1941～1942年，惠农中学和国立绥宁师范相继在黄渠桥镇建立后，平罗地区的女子考入中等学校的人数才逐渐有所增加，但在新中国成立前，很少有升入高等院校的。女校出去的学生，在师范、中学毕业或肄业，多数回到家乡从事教育工作，如张瑜、李善淑、吴思珍、冯素珍等，都先后在县城小学和女校任教。1948年秋，平罗县城女子小学改为平罗简易师范附属小学，男女兼收，学生人数随之大增。新中国成立后改为县城第二完小。
平罗学社 民国初年，就读于宁夏府城“五中八师”的平罗籍学生雷启霖、高尚智、高尚信等人，由于深受五四运动反帝、反封建新思想的教育启发，于1924年在平罗发起了揭露本县知事王之臣贪污受贿的风潮。他们书写标语、集会演说，用铁的事实痛斥了王之臣的丑行。迫于舆论的压力，朔方道尹（宁夏最高长官）令王之臣退出赃款2000元（银圆），作为困难学生的补助。为妥善处理王之臣退回的2000元赃款，平罗县教育局组织成立了“平罗学社”，规定凡在外地就读的平罗县籍学生家庭困难，经调查属实者便给予补助。该学社自1925年成立至1931年，款已全部用完，学社撤销。平罗学社虽然成立时间短，但还是起到了一定作用。例如一些在外地就读的家庭困难的学生，得到了一小部分补助费，便鼓励其完成中学、师范的学业，走上了工作岗位。他们也影响带动了周围的一些人求知上进。1934年秋，宁夏中学高中三年级全班仅有13名学生，平罗县籍就有贺闻韶、雷润霖、李如檀、王振刚、张光华（女）、冒海榆、俞占鳌、路生衢、司以忠、司维章（司以忠、司维章原系平罗县高荣堡西甲人，于1933年春调整县界划归宁夏县）等10人。平罗县的这10名高中三年级学生中，家庭极困难的要数王振刚了，他省吃俭用，克服一切困难，学习非常认真踏实，高中毕业后，工作了一段时间，便与贺闻韶奔赴革命圣地延安，参加抗大学习。其他8人中，除李如檀等二三人外，均上了大学。1949年以前，平罗先后有大学毕业生50多人。在宁夏各县中，除盐池、同心、磴口、陶乐4个县外，平罗县经济状况不比其他各县好，而培养出大学生50多人，很大程度上与平罗学社有直接或间接关系。
平罗中学 平罗中学始建于民国35年（1946年），当时由高尚信发起，联名阎廷栋、冒良辰、丁富润等，向当时的宁夏省教育厅要求，成立一所中等学校，教育厅于1946年7月批准成立“宁夏省立平罗简易师范”（四年制）。高尚信任校长。办学伊始，条件十分艰苦，一无经费，二无设备，三缺教师，最初校址在县城北门外玉皇阁上，全校仅有1个教学班，21名学生，几名教师。校址于1946年秋季由玉皇阁迁到南门外现在平罗中学所在地。1949年宁夏解放时，共有4个教学班，学生176人，教职工16人（其中教师12人）。1954年改名为平罗中学。
黄渠桥中学 平罗县黄渠桥中学（前身为惠农中学），创办于民国29年（1940年），当时在黄渠桥一完小（北校）任教的于铎、宋雪村等人将该校毕业的学生10余人组成了一个初中班，以宣传抗日为主，兼学国语、数学等课。民国30年（1941年），地方上热心教育的人士张德、李冲和、马赞宏积极支持，创办了惠农初级中学，首任校长于铎，校址设在娘娘庙。但校舍设备严重不足，便动员群众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很快建起教室9间，办公室3间，学生宿舍10间，并购置了课桌凳。招收初中一年级学生45人（平罗、惠农两县的小学毕业生），开设国文、数学、英语、公民等课。到民国33年（1944年），全校共有3个年级，3个教学班，拥有学生100余人。民国35年（1946年）春，刘堂琛任惠农中学第四任校长。在他的倡导和地方热心人士及惠农县政府的支持下，在黄渠桥东面的沙滩上筹建新学校，建起了一所较正规的学校，有教室4座，办公室14间，教师宿舍12间，学生宿舍20间，伙房5间。民国36年（1947年）又建成礼堂28间。当时有初中3个年级，3个教学班，学生120余人，教师10多人。课程开设有国文、数学、英文、物理、化学、历史、美术等。除原有教师外，有的年级的数学、物理、化学等课聘请绥宁师范的教师兼任教学，1名英语教师是刘堂琛校长从外地聘请来的。马鸿逵为了维护其独裁统治，便大肆抓兵，在校学生也不能幸免，多被抓去当兵，再加上平罗简易师范的建立，使惠农中学的学生逐渐减少。新中国成立后，该学校历经变革，现为平罗县黄渠桥中学。
平罗县城关一小 平罗县城关第一小学校，简称“平罗一小”，前身是清代的兴平书院（后改名又新书院），位于平罗县城西大街南侧，迄今已有200多年的历史。民国4年（1915年）知事王之臣在任期间，将“又新书院”更名为“本城高等小学堂”。民国12年（1922年），知事廖元估将“学堂”更名为“本城高等小学校”，当时计有讲堂9间，宿舍31间，操场1处；设校长1人，教员3人，在校学生110多人；办学经费除原学租外，又将全县的羊捐、木捐、炭捐、当捐等项收人纳入。民国13年（1924年），学校更名“本城高级小学校”。民国18年（1929年），宁夏建省，学校名称更改为“平罗县第一高级小学校”。校长孟尚义，学识渊博，治学严谨，乐育英才，忠心耿耿。为了办好学校，提高教学质量，他聘请了一批宁夏“五中八师”的优秀毕业生来校任教，从而端正了校风，提高了教学质量，算术考试成绩曾名列全甘肃省第一，培养出了一批有名的学生。例如高尚信、阎廷栋、谈尚彦、殷占雄、姚启圣、征克非等人都先后在该校就读过。民国20年（1931年），校长罗光吉请准县上拨款，由热心公益的人士刘清负责，对部分讲堂、宿舍进行翻修。民国26年（1937年），校长刘廷栋，鉴于学生逐年增多，校舍不足，请县上拨款，增建教室9间，宿舍9间。学校更名为“平罗县城第一完全小学校”。当时正值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中共地下工作者杨一木、苏文（化名陆平）等来宁。陆平曾于1937年秋到平罗一小任教。受江苏省“新安旅行团”的影响，平罗一小师生的抗日爱国热情激增，在陆平、贺闻韶等同志的积极努力下，学校也相应组织开展了宣传活动，推动了平罗抗日救亡活动发展。
师范教育
国立绥宁师范学校，是在抗日战争时期，于民国31年（1941年）三月，由国民政府教育部决定，在宁夏黄渠桥设立的一所学校。这所学校由国民政府教育部边疆教育司直接管理，直接拨给经费。该校专为绥远、宁夏两省培养师资力量，招收绥宁两省学生，故名“国立绥宁师范”。原校址在今宁夏平罗县黄渠桥镇文化站之北（惠农渠黄渠桥原桥头之北），东西约200米、南北约700米的地方。这所学校是20世纪40年代在宁夏地区有较大影响的学校之一。于民国31年（1941年）三月间首任校长边振方从重庆到宁夏筹措建校事宜。4月间泥、木工开始施工，至同年9月1日录取第一期新生入学上课时，建校工作基本完成。建成教室24间，办公室12间，师生宿舍（含教职工家属住房）70多间，食堂餐厅10多间和其他用房，共约140间，都是砖土木结构的平房，占地近百亩。民国32年（1943年）上半年又建成礼堂24间，此后至新中国成立，再没有添建校舍。
由于这所学校是部直属管理并直接拨付经费，因此教职工的待遇比当地教职工较优，该校师资力量也较强。第一任校长边振方，第二任校长王志毅，第三任校长王抡魁，都是当时国内较有建树的学者，教师多为名牌大学毕业或肄业，且多有教学实践经验，深得学生尊崇。教师学生的待遇全系公费，因而招收新生的成绩比当地的中学要高。当年在绥远的陕坝和宁夏的银川、黄渠桥等地设考场，共招生150人，其中简师100名，普师50名。学生全部享受公费待遇，学制简师四年，普师三年。以后每年招生，简师为2个班，普师为1个班，直到民国37年（1948年）。广大学生勤奋刻苦，努力学习，教学质量也比较好。绥宁师范历任校长、主任和教师大多毕业于全国名牌大学，在专业上颇有造诣。学校设校务委员会，负责研究学校重大问题，如聘请教师、招生、授课、实习、毕业分配等。校务委员会下设一室、三处及附属小学。校长办公室：管理全校行政事务和教学情况、公文办理、对外联系等，贯彻执行校务委员会的各项决定。教导处：专管全校教学工作、课程安排、教学进度、入学注册、月考、期中考、期末考及毕业考试等。训育处：专管学生的品德教育，如礼貌、纪律、考勤、奖惩等。总务处：专管财务、基建、设备、师生住宿、伙食、医疗等。为了方便本校毕业生实习，绥宁师范还建立了一所附属高小。教师除聘请社会上的知名教师外，多从毕业生中选留优秀生，校址在黄渠桥镇。
绥宁师范管理正规，纪律严明，学风严谨。普师三年修完国文、数学、物理、化学、历史、地理、生物、伦理学、教育心理学、教育概论、教材教法、蒙文、音乐、体育、美术、军训等16门课程。简师四年修完国文、算术、公民、博物、历史、地理、代数、生理卫生、几何、物理、化学、农村经济、植物、动物、儿童心理学、教育心理学、教育概论、教育行政、蒙文、教材教法、书法、音乐、体育、美术、军训等25门课程。民国38年（1949年）上半年，解放战争已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国民党政府已至崩溃覆没之际，国民政府教育部给该校的经费又不能及时拨到，加之物价飞涨，致使教职工生活不能保障，学生伙食日渐难以维持，暑假中有部分教师自行离校，校长王抡魁也携眷自行离校，这时解放军已进军到宁夏境南，学校形成了自行解散的局面。1949年9月23日宁夏解放，军管会派刘廷栋为军代表，接管绥宁师范学校和惠农中学，并决定把该校与惠农中学合并，其普师学生送原宁夏师范就读，简师各级
学生，除将四年级（46级）保留一个师范班，留惠农中学学习至毕业外，其余（47级、48级）学生与惠农中学同年级按级合班。至此，绥宁师范学校宣告停办。绥宁师范兴教9年，先后就读者近千人，毕业6个班，共300多人；简师毕业12个班，共600多人。这些学生来自全国17个省、市，其中宁夏学生约占50％。他们毕业或肄业后大多服务于边疆教育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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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嘴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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