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嘴山市图书馆

天主教进入西北
  16世纪中期以后，以罗明坚、利玛窦、庞迪我等为代表的天主教（罗马公教在中国的专称）士，由海路进入中国，学习中国语言和儒家文化，并融会中西，开始在中国传教。清朝初期，不少西方天主教传教士利用天文、历法等科技知识，在中央政府机构中任职，为清政府从事编历书、绘地图、办外交、制枪炮等活动。17世纪中叶，东正教也传入中国。顺治十五年（1658年），梵蒂冈的“罗马教廷”按照其“传教区体制”，在中国设立了第一批监牧区。嘉庆二十三年（1817年）又设立了澳门、北京、南京等主教区及代牧区。康熙时全国有28个城市设有天主教堂，教徒达十几万人。当时，比利时耶稣会士方玉清首先进入西北地区，建立了陕西传教区，甘肃的教务由陕西教区统一管辖。接着，方玉清由陕西汉中来到甘肃凉、甘等州传教，甘肃的教务由陕西教区统一管辖。但由于“礼仪之争”和罗马教廷干涉中国内政，引起康熙帝对天主教的反感。雍正时，清政府又采取取缔天主教的政策，大批传教士或被监禁，或被处死，教堂也被封闭没收。鸦片战争前后，随着清廷“教禁”的废弛和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天主教和新教传教士又大批地涌进中国，教区不断扩张。道光十九年（1839年），中国13个省有天主教徒30万人。当时西北有陕西和甘北两个教区。鸦片战争后，教区和天主教徒数迅速增长，管理体制也不时地调整变化。1882年，罗马教廷派人接管了甘肃教务。1901年又在甘肃成立了两个新教区：即陇南教区，中心教堂在秦州（今天水市）；兰州教区，辖陇西至河西一带，中心教堂在兰州。光绪五年（1879年）以后，由于信仰基督教的人数激增，罗马教廷为了加强管理，进而将中国分为五大传教区，数十个主教区。其中陕西、甘肃、河南为第二教区，管辖范围包括数十个州县，下辖总铎（神父）区、本堂区、支堂及学校等。各教区主教、各级神父由教内层层任命，经费则通过购置地产、经营商贸、高利贷等途径筹措。基督教改革以后的新教传教士，于嘉庆十二年（1807年）进入中国，它比天主教传教士进入中国晚了100余年，但发展速度却相当快。咸丰八年（1858年）《天津条约》签订后，新教传教士来华者日益增多。到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全国共有新教传教会82个，传教士3832人。其宗教组织形式，大致是教区中心城市设有大区教会，下设教堂、医院、中小学堂及慈善机构，县区设有支教会，下设教堂及学校等机构。一般城镇设有布道所，下设教堂。布道所之下，就是分布在各个村庄的教徒团。
  天主教在宁夏的传播
  宁夏是天主教传教的地区之一。天主教本是基督教的三大宗派之一，因教皇驻在罗马，亦称为罗马公教或旧教，以与东正教和基督教新教相区别。所谓“天主教”，是该教在中国的专称，即明代人借用中国的名称对它所信奉之神的译称，取意为“天地真主、主神、主人亦主万物”的至高无上的主宰者。使天主教传播到宁夏地区，是该教的一个传教修会——圣母心会。这个修会标榜以圣母圣心为“主保”（主要保护者），故名。1865年南怀仁亲率4名会士，在张家口开始本会的传教活动。经过十余年的发展，圣母圣心会的传教活动已扩张到河套、陕北和宁夏北部广大地区，教徒发展到14000多名。1883年，罗马教廷再次把该教会的传教区扩大划分为：东蒙古教区（原热河省）、中蒙古教区（原察哈尔省）、西南蒙古教区（原绥远省）。宁夏北部和阿拉善旗均隶属于西南蒙古教区。三盛公教堂为该教区的主教堂。首任主教为比籍神甫德玉明。这一期间，圣母圣心会急于继续向西扩张传教范围，甘肃省宁夏府首当其冲。1878年，首先派荷籍神甫韩默理率教士接管了甘肃省的教务，并以武威县西松树庄主教堂为基地，准备在全省各中心地区广建教堂。第二年，天主教自行把甘肃划为该教会在中国的第二传教区。并在兰州、宁夏、西宁分设3个布道区。宁夏是与该教会蒙古教区大本营的结合部，更是需要插足的地方。但是由于甘肃回民起义事件甫平，左宗棠大军压境，又作为西征新疆的前进阵地，全省局势非常紧张。多年来的战乱已使城乡经济受到巨大破坏，人民流离失所，造成韩默理传教工作困难重重，不得不悄然而退。1879年比利时教会又派传教士闵玉清、桑桂仁，由绥蒙地区进入宁夏府平罗县黄河东岸的五堆子、红崖子一带开展传教活动。虽然传教活动没有什么进展，但它是天主教传入宁夏地区的开始，时间是清光绪五年（1879年）。1880年，桑桂仁传教士又西渡黄河至立岗堡（今属贺兰县境内）一带进行传教活动，但当地回民居多，其传教亦无成效。闵玉清几经挫折和多年努力，终于在平罗传教取得了一些进展。1891年闵玉清在平罗下营子村购买土地1000余亩，建起教堂和住宅，从老教区迁来大批教徒，在此地积极开展传教活动，还发展新教徒100余人，下营子教堂便成了天主教在宁夏的第一个据点。
  下营子教案
  下营子教堂建于1891年，为国外天主教在宁夏的第一个据点，隶属当时西南蒙古教区主教堂三盛公教堂管辖。清光绪十八年（1892年）和二十六年（1900年），后套（今内蒙古包头、五原一带）地区两次发生大旱，赤地千里，颗粒无收。当时，蒙古王公早已将士地租给教堂，由教堂向农牧民收租。时逢大旱，百姓们无钱交租，纷纷离乡背井，他地谋生。不少灾民逃到石嘴山、平罗一带。后灾情缓和，但后套地区已十室九空，田园荒芜，无人耕种，使教会的收入受到很大影响。于是，教会“整理教籍”，令逃荒他乡的套民“归籍奉教”。已在平罗地区安家落户的套民当然也在劝迫之列。然而，这些套民在平罗已生活多年，不少人与当地人通婚，生儿育女，成家立业，再让他们返回后套，势必拆散他们的家庭。所以，“归籍奉教”的命令遭到百姓们强烈反对，乡民们与教堂的矛盾日益激化。时有乡民龙占海、姚大奇、马跃川等人，于光绪二十七年十一月十三日（1901年12月23日）夜，冲进下营子教堂，将外国神甫梅伯华、彭寿年杀死，同时还杀死两位来教堂为洋人通风报信的教民。
  下营子教案的发生，在平罗县和整个宁夏府引起巨大震动。当时《辛丑条约》刚签订不久，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也因八国联军攻陷北京而逃亡在西安。清廷深怕此事给刚刚了结的“庚子事件”再添麻烦，故接到报案后7天内，一口气发出四道上谕，一面饬令地方“严拿匪徒，毋任漏网”，并要求各地文武官员对“各属教堂、教士、教民加以保护，毋再疏虞，致于重咎”，一面又气急败坏地把平罗县卸任知县王树槐、在任知县李含寿和平罗营参将易庆安等一并革职，勒令其戴罪缉拿凶犯归案。一时间搞得陕甘宁大小官员惊慌失措，人人自危。省、道、府各级官吏挤满了小小的平罗县城。对于被杀洋人，朝廷则“深为怜悯，……立即妥为抚恤”。在宁夏镇总兵官汤泳山、宁夏道台和省派道员张廷楫亲自指挥下，四处逮捕嫌疑犯，严刑逼供，凡与龙占海、马跃川等人有点儿来往或沾点边儿者，均不能幸免。有多名无辜百姓被杀示众。荷兰和比利时政府接到报告后，立即指派当时担任甘肃盐务总办的比利时人林阿德来宁夏监办此案。不久龙占海被抓，1902年3月在平罗县城被杀。清廷还赔偿下营子教堂白银4.2万两。因当时宁夏已无款可筹，遂改以数百顷土地作为抵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