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嘴山市图书馆

康熙皇帝途经石嘴山
  噶尔丹，蒙古准噶尔部首领。其部原游牧于天山北麓伊犁河流域，后进占天山南麓，威胁青海、西藏，而且进攻喀尔喀蒙古和漠南蒙古。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噶尔丹举兵南下，深入内蒙古，逼近乌兰布通，震动北京。宁夏尤其是石嘴山地区此时是清军西路防御重点。康熙曾特别诏令：“宁夏地方重要，宜设官兵驻防，可遣官往彼监造营房。”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噶尔丹率骑兵3万，扬言“借俄罗斯鸟枪兵6万，大举南下”。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康熙认为噶尔丹“一日不可姑留”，“朕意将所领兵赴宁夏，有调遣处可相机行事”。为征讨蒙古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经大同，渡黄河，过榆林、定边、花马池（今盐池县境内），于三月二十七日（农历）到达宁夏城。康熙以宁夏为筹集军需、组织剿灭噶尔丹的大本营，以大将军费扬古为主帅的征讨大军陆续自宁夏出发。康熙驻宁夏府城18天后，于闰三月十五日离开宁夏，乘船北行回京。四月十五日行舟至内蒙古布古图，费扬古报告，噶尔丹于闰三月十三日在阿察阿穆塔台服毒自尽。至此，北方割据势力被消灭。
  据《清实录》记载：“康熙三十六年闰三月乙未（1697年5月5日）上自宁夏城往白塔。是日启行，驻跸尧甫堡。康熙三十六年闰三月丙申（1697年5月6日）上驻跸流穆河西岸。康熙三十六年闰三月丁酉（1697年5月7日）上驻跸哨马营西南隅之峡河西岸。康熙三十六年闰三月戊戌（1697年5月8日）上驻跸哨马营。康熙三十六年闰三月己亥（1697年5月9日）上驻跸石嘴子西南隅黄河西岸。由此，康熙乘船顺黄河北行返京，沿途在石嘴山区境内尧甫堡（今姚伏镇）、流穆河西岸、哨马营和石嘴子西南各住一夜。于闰三月二十二日从石嘴子离开宁夏。
  康熙访宁夏，留下很多传说。诸如《铁打的洪广营，纸糊的宁县城》，《王廉哭五更》，《掉底包子糊涂面，有钱没钱吃两碗》等等。据有关史志所载，康熙在宁夏期间，除指挥平叛外，还视察军务、体察民情，所以类似传说并非子虚乌有。
  通智开发石嘴山
  通智，满洲人，时任兵部侍郎。于清雍正四年（1726年）奉旨来宁夏巡查，会同单畴书（山东高密人，时任宁夏道台，后升任户部侍郎）等人，“经营查汉托获地方，开惠农、昌润二渠，筑新渠、宝丰二县，招户垦种”。惠农渠从宁朔县（今青铜峡市）叶升堡东南之陶家嘴为进水口，至平罗县尾闸堡入黄河，全长131公里，大小陡口136座，浇灌新户田28000公顷（合42万亩）。与此同时，又开昌润渠一道，渠从宁夏县（今银川市）通吉堡溜山子开口，至平罗永屏堡入黄河，全长78公里，大小陡口113座，浇灌埂外田11313.4公顷（合16.97万亩），两渠共浇地58.97万亩。为保证新开渠道和田亩不被黄河水淹没，又在沿河一带筑有长堤，以防水患，全长160公里。为了排水，又在唐徕渠东、惠农渠西疏通西河，全长175公里，“以泄汉唐两渠及诸湖碱水”，并在渠堤两岸栽植杨柳10万余株。随着惠农、昌润两渠相继竣工，新立宝丰、新渠两县，“立县令以膺民社，设通判以司水利，建学校以育人才，置营弁以备防汛”。雍正九年（1731年）朝廷应“唐徕渠闸道湃岸废弛损坏，若不补修，将来难以经理，以通智在宁开浚渠道，自然明悉”为由，继续命通智等人浚修唐徕渠。自同年二月二十日动工，至四月十四日竣工，历时53天。“共添运物料，顾觅工匠”，耗银1.8万两。从此，三渠“规模一新，渠流通畅，高下地亩优渥沾足，百姓欢腾”。两渠开通、两县建立后的数年间，“新辟良田数十万顷，安户万余家”，达数万人之多，并新设堡屯53个，使该地区一时繁盛起来。后来，由于乾隆三年（1738年）宁夏大地震，新渠、宝丰两县城坍毁，并被大水淹没，渠亦受损。乾隆四年（1739年），遂将新、宝两县撤销，将原新渠县所属之通宁、通朔、通贵、通昶、通吉5堡归并宁夏县管辖，下剩48堡（史称新户）划归平罗县管辖。这样，平罗县就在原有16堡（史称老户）的基础上，又增加了48堡，共64堡。
  通智以钦差大臣的身份来宁夏六年，为石嘴山水利建设和农业开发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深受人民群众的爱戴。人民为了纪念他开渠辟壤之功，将新设堡屯的名称，多冠以“通”字，除前面所提到的划归宁夏县的5堡外，留在平罗境内的还有许多，如通义、通伏、通城、通惠、通润、通丰、东通平等，至今仍为沿用。通智于大功告成后，有佞臣进谗言于皇上，言通智开渠后，沿惠农渠新设之堡，皆以“通”字命名，其意在贪天之功，图谋不轨。雍正轻信之，遂降旨杀通智于正闸桥。其冤案直到乾隆年间才得以平反昭雪。乾隆皇帝念其于社稷有功，遂降旨追封通智为四渠（大清、唐徕、汉延、惠农）总龙王，并在正闸桥旁建庙塑像。规定每年四渠春工完竣开水之时，首先祭奠总龙王，文官到此必须下轿，武官到此必须下马，以示尊敬。“文化大革命”期间，庙宇被毁。
  廉吏俞德渊
  俞德渊（1778～1835年），字原培，号陶泉，又号默斋主人。祖籍安徽省无为县俞家村（今安徽省无为县俞家村）。清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六月，生于宁夏平罗县头闸镇俞家庄。德渊幼年天资聪慧，勤奋刻苦，早年家境贫寒，父母节衣缩食，送德渊就读于本村和平罗兴平书院，学习成绩优异，考中秀才。后于嘉庆十二年（1807年）参加省试中举，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中进士，选入翰林院庶吉士散馆。道光初年，任江苏荆溪知县，不久调任长州知县。在任期间，严正廉洁，甚得民心，后升任苏州督粮同知。道光六年（1826年），江苏初行海运业务，德渊总揽其役，亲手制定了章程，工作成绩出色。道光八年（1828年），德渊升任常州知府，旋调任江宁知府。道光十年（1830年），两淮盐务混乱，宣宗授陶澍为两江总督，命尚书王鼎、侍郎宝兴到江南主持改革盐法，与会众臣一般都主张“罢官商盐”，归盐场或盐户，由盐场或盐户纳税，俞德渊没有盲从，认为盐归盐场后产值额数难定，又不好稽查，会造成收税难的局面；而盐归盐户，不仅私煎容易拖欠，而且经不住天灾人祸，又不好管理。权衡利弊，还是仍实行官商盐，但需先定章程，重新清核签证，裁减浮加杂费。这样既不因新旧接替而停产，又不影响税收和各地用盐。这一正确意见被朝廷全部采纳，德渊遂被提升为两淮盐运使。为了治理混乱的盐规，他接任后，首先把原来由岸商私自贩运食盐，全部改为派官吏督办，并实行在海运中严格稽查、核价，凡余利如数上交国库的制度。很快形成了一整套切实可行的盐规、盐法，既提高了食盐产量，促进了盐运工作，又增加了国家的税收。俞德渊虽在江南为官，但十分关心家乡教育事业的发展。道光五年（1825年），正值平罗知县徐保字兴修“又新书院”，他把省吃俭用积蓄下的300两银子，从江苏寄来，捐给平罗县扩建“又新书院”。信中勉励童生“立志大植，品正察理”，告诫学子努力学习，以求上进。
  俞德渊为官清廉，刚正不阿，美名传颂大江南北。“两淮本脂膏地，运使多以财结权贵及四方游客。”而俞德渊一贯秉公办事，不徇私情，尚书黄铖之子黄中民为盐场大使，欲得美职，德渊不允。德渊生活俭朴，其妻子、儿女亦行节俭，江南一些地区奢华的风俗，也为之大变。两广总督林则徐称他“体用兼赅，表里如一”。两江总督陶澍也非常钦佩德渊的才干，曾多次向宣宗帝推荐“其才可大用”。宣宗也嘉奖德渊的才干，行将被重用，不幸突然患病，于道光十五年（1835年）三月二十日逝世。荆溪、常州及江宁地区的人民听到噩耗，无不痛哭流涕，纷纷请求为他建立祠堂，以示永远纪念。俞德渊逝世后，朝廷诰授他为“中议大夫”，灵柩运回平罗葬于头闸南昌润渠畔。两江总督陶澍、两广总督林则徐及同僚共资助白银5万两，为俞德渊修建了祠堂。俞氏祠堂气势恢弘，但今已不存。“文化大革命”初期，俞德渊的坟墓被挖掘，尸体被焚毁。俞德渊著有《默斋存稿》《默斋公牍》，刊行于世，版藏关中书院。
  热心文化的县官徐保字
  徐保字（生卒年月不详），字阮邻，男，汉族，浙江归安人（今浙江省湖州市）。徐保字“以名孝廉”，于清道光四至五年（1824～1825年）和道光八年（1828年）先后两次出任平罗县知事。为官三年，励精图治，脚踏实地，善做好事，为后人称颂。道光四年（1824年）徐保字出任平罗县知事时，平罗尚无县志。面对“掌故残缺、文献寂寥”，“询之吏无可考据、咨之士无可商榷”的现状，他把编修县志视为上任后的第一要事，“探风问俗，随所见而笔之”，同时查阅《明一统志》《朔方志》《甘肃通志》等，核证摘录有关资料，历时三年，撰成《道光平罗记略》。这是石嘴山市境内第一部地方志书。
  《道光平罗记略》共八卷，撰修总目分为象纬、舆地、古迹、建置、风俗、物产、水利、赋役、祠祭、职官、武卫、选举、人物、艺文、志异15个门类，74000字。这是一部用旧方志体裁记述平罗县境地理概貌、建置沿革、农耕物产、水利灌溉、风土人物等基本情况的官修县志，其内容虽简，但却是唯一用方志体裁记述平罗县方方面面的重要文献。
  徐保字热心办学。他对平罗当地“社学久废，贫寒子弟无力读书，自暴自弃”的状况甚感痛惜，便崇尚前人“设家塾乡学”的做法，在平罗县城西南处购置房屋开办“义学”，并捐钱聘请教师，来校就读的达到百余人。考虑到义学之长远，他又拿出自己的薪俸“三百串文，发当商生息，作每岁修脯”（把此钱存人当铺生利息，备义学使用）。为使平罗更多的人有机会读书，徐保字在任期间，又捐出薪俸“八百串文”，在头闸、黄渠桥、石嘴山、虞祥堡、西河堡等地分设义学各一所，遂使平罗县的义学盛极一时。徐保字卸任之后，仍热心于办义学之事，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他先后捐出自己的“廉俸”及“公项钱”共1180千文，全部用于义学。徐保字办“义仓”，助民度荒。他认为：“夫善政莫重救荒，民命莫大积贮”，“义仓之立，计至深远”。主张采取贫困户不捐粮、富裕户多捐的办法，“传各堡二三殷户到署，亲自晓谕，随其捐数，书之于簿，旬日间得仓斗粮二千七百石有奇”。灾荒之年，徐保字及时报奏朝廷，免征、少征遭受旱灾、雹灾的赋税，同时对绝收的农民借给籽种、口粮，扶助他们度过荒年。徐保字主持改修渠道。在任期间，镇朔堡一带因上游“新济渠”有十多里的沟渠年久失修，被积沙堵塞，致使下游断流，大量农田长年灌不上水，附近农民怨声四起。徐保字经过查访，果断决定开挖新渠，对占用农民的田地折价给予补偿。结果，“不数日新渠建成，灌流畅通”，上下两堡民众均感满意。徐保字擅长诗文，尤其是七言律句。《平罗记略·艺文》收录其诗作八题十一首，大多以现实生活中的见闻为题材，有描绘平罗山川景物的，有反映民情疾苦的，抒发其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情怀。徐保字还喜爱撰写楹联，他曾为甘肃盐茶同知署作一副对联：“回民汉民多是子民，我最爱民无异视；礼法刑法无非国法，尔须畏法莫重来。”鲜明地反映了其朴素的民族平等观念和法治思想。徐保字深知为官之道在于为民，关注黎民百姓的疾苦，尽力兴办各种公益事业，实在难能可贵。特别值得称道的是他编修县志之举，为石嘴山留下了一份弥足珍贵的平罗特定时期的县情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