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嘴山市图书馆 内容
“石嘴山”最早见诸1461年成书的《大明一统志》，为山名：在“卫城（今银川）东北二百里，山石突出如嘴”。在今石嘴山区黄河大桥以北几公里处，黄河西岸的贺兰山余脉在河水长期冲刷下，形成山石重叠、犬牙交错的河岸高地，“突出如嘴”悬于河边，是为“石嘴山”。清雍正初年（1726年左右），随着惠农渠的开凿和民族贸易“市口”的设置，石嘴山一带开始形成聚落，山名便被借用为地名。史籍中多称谓“石嘴子”“石嘴山”“石嘴子山”等，石嘴山一名遂沿用至今，1960年建市时被定为市名。
元初，今石嘴山地区属于新开设的西夏中兴等路行省管辖。中统二年（1261年），设立西夏中兴路等路中书行省，省城仍设中兴府，辖境基本为西夏时的疆域，宁夏北部石嘴山地区包括在内。不久改为甘肃行中书省宁夏府路，仍置定州，延续了西夏时期的名称。后几经兴废，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中兴府改为“宁夏府路”，宁夏由此得名。此时，石嘴山地区所在的定州，仍归其所辖。元武宗至大三年（1310年），在察汗淖尔设宣慰司，管理鄂尔多斯，今陶乐地区亦在其辖区。明代宁夏是九边重镇之一，而石嘴山则是宁夏镇北之门户，地理位置十分险要，关隘重重，长城环卫，烽燧密布，且西有贺兰山屏障，东有黄河天堑，构成西北一处军事巨防。清代，宁夏成为腹地，行政建制归甘肃省管辖。
由于石嘴山地处西北与华北两大区的结合部，位于华北进入西北地区的战略通道上，加之贺兰山天然沟谷通道众多（其中大武口沟是石嘴山市连接阿拉善高原之间的径直通道），黄河纵贯市境全程通航，所以自古以来就是重要的流通要道，地位突出，地形险要，是历代王朝的北部设防要塞，素有宁夏北部“咽喉”之称。自2200年前，秦始皇筑长城，在市境设置军事城障“浑怀障”后，历代王朝在此移民屯兵，设州置县，以固边防。当年成吉思汗率大军攻打西夏，曾两次从石嘴山古渡强渡黄河。明《嘉靖宁夏新志》载：“镇远关（今石嘴山正谊关）在平虏（今平罗县）城北八十里，实宁夏北境极要之地。”“苟失平虏，则无宁夏（今银川市），无宁夏则无平（平凉）、固（固原），无平、固则关中骚动，渐极于内地，患不可量矣。”明王朝因石嘴山“三面受敌”，先后在此修筑了“西长城”“旧北长城”“北长城”“沿河长堤”等城墙设防。因此，“欲固宁夏，必守石嘴子（今石嘴山区），乃为军事定论”（范长江《中国的西北角》）。直至近代，如清同治年间西北回民起义、1929年马仲英部进攻宁夏、1934年的孙（孙殿英）马（马鸿逵）大战等，石嘴山、平罗城都首当其冲，多次成为军事争夺的主要战场。
石嘴山特殊的区位使得市境长期成为了中原农耕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的交汇点。元代郭守敬就已经在宁夏考察河运，并进行大规模的黄河漕运。明隆庆五年（1571年），明王朝就在平虏城（今平罗）附近设立了蒙汉互市的“夷厂”；清初又将其移至石嘴子，成为当时河套地区民族贸易的重要“市口”。包兰铁路通车（1958年）前，石嘴山还以“水旱码头”而著称，清代宁夏的黄河水路交通也由于政局平稳与生产振兴而有空前发展。石嘴山长期是黄河上游民船航行的起点和货物集散地。举凡宁夏，甘肃西部，内蒙古阿拉善、额济纳、鄂尔多斯的皮毛、药材、水烟等多集中于此，市境的煤炭、陶瓷等产品也经水路北上南下，“装载货物之舟停泊者动逾数百”。清末民初，帝国主义势力侵入西北，石嘴山一度成为西北地区城市外贸中转市场。英、德外国洋行先后在此设有10家分行，甘、宁、青产羊毛皮张多汇聚于此，加工后装船外运，年约运出羊皮百万张、毛3000万斤，呈现出“各洋商均集于此，货财山积”（民国《朔方道志》）的畸形繁荣景象。
清初，宁夏北部黄河西岸一带还是一片荒滩地，这块荒滩地北起石嘴子，南达府城东郊掌政桥，南北绵延100多公里，即今平罗县、惠农区和贺兰县境内沿黄河西岸的大片滩地。雍正初年，川陕总督年羹尧到宁夏视察河渠后，朝廷派单畴书、通智等人来宁主持开渠事务。他们相继开凿惠农渠、昌润渠，使之成为千里沃野。清朝初年改明之“平虏守御千户所”为“平罗所”，“平虏城”遂为“平罗城”。惠、昌两渠开工后，通智从宁夏、宁朔等处招民垦荒，并奏请朝廷批准，在惠、昌两渠灌区内，增设新渠和宝丰两县。雍正五年（1727年）设置新渠县（在今平罗县姚伏镇惠农渠西，田州塔南）；七年（1729年）设置宝丰县（在今平罗县宝丰镇）。县下设堡屯，与平罗县分治。乾隆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即1739年1月3日深夜，宁夏发生了大地震，宁夏府城和平罗、宝丰、新渠等县城都被摧毁殆尽。乾隆四年三月（1739年4月），朝廷依钦差兵部右侍郎班第请奏“宁夏地震，所属新渠、宝丰率成冰海，不能建城筑堡，仍复旧规；请将二县裁汰；所有户口，从前原系招集宁夏、宁朔等乡民人，令其仍回原籍；有愿留佣工者，以工代赈，俟春融冻解，勘民可耕之地，设法安插，通渠概种”。（《清实录宁夏资料辑录》）“不能耕种，已少产米粮数十万石”，其损失可见一斑。震后，裁撤了新渠、宝丰两县，将新渠县原辖的通宁、通朔、通贵、通昶及通吉5堡划归宁夏县，其余清水、通义、通福、通城、五香、六中等堡及宝丰县属各堡屯全部并入平罗县。
清康熙初年，今石嘴山市境内平罗县宝丰一带已有回族定居，多由陕西、甘肃等地迁来。清雍正年间（1723～1735年）惠农渠、昌润渠开通以后，朝廷招民垦种，河东及南部山区缺田少地的回民陆续前来市境开垦荒地，安家落户。伊斯兰教当于此时大规模传入。在咸丰年间西北回族反清斗争中，宁夏石嘴山地区回族群众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是宁夏回族反清斗争的重要地区之一。清光绪五年（1879年），比利时教会又派传教士闵玉清、桑桂仁，由绥蒙地区进入宁夏府平罗县黄河东岸的五堆子、红崖子一带开展传教活动。虽然传教活动没有什么进展，但它是天主教传人宁夏地区的开始。此后，借助不平等条约，天主教在石嘴山地区下营子站稳了脚跟，购买土地1000余亩，建起教堂和住宅，从老教区迁来大批教徒，还发展新教徒100余人，下营子教堂便成了天主教在宁夏的第一个据点。教会势力恶行昭彰，引发了下营子教案的发生，在平罗县城和整个宁夏府引起巨大轰动，它是宁夏近代史上的重要事件之一，与石嘴山十大洋行的发展一起，反映了近代资本主义势力对宁夏的盘剥和控制。
第一节 蒙元时期石嘴山
元代石嘴山行政建制
行省制始创于元朝，是地方最高行政机构，也是一级行政区，同时保留了宋、金时期的路、府、州、县地方行政机构和相应的行政区。据《元史·地理志》，元帝国“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立中书省一，行中书省十有一”。蒙古在太宗三年（1231年），即灭金的前三年，始立中书省，以著名的政治家、地理学家耶律楚材为中书令。入主中原后于宪宗初年（1251年），在燕京等处置设行尚书省。中统初年（1260年），元世祖忽必烈改置行中书省，其后屡屡增多，但是一直到元贞年间（1295～1296年）行省的设置和辖区还都很不固定，即在忽必烈统一中国（1279年）后的20年中行省制并未固定下来。直到13世纪末、14世纪初的元成宗时期才开始固定，逐步形成元代省制行政区划。元英宗至治时（1321～1322年），全国划分为12个一级行政区，1个中书省，11个行中书省。中书省为中央机构中书省的直辖地区，又称都省、腹里，包括今北京、天津、山西、河北、山东以及河南和内蒙古的部分地区。11个行中书省为岭北、辽阳、陕西、河南、江浙、江西、湖广、云南、四川、甘肃、征东。其中，征东行省即高丽国，行省最高长官由高丽国王兼，性质与内地行省不同，所以也有人认为只有10个行中书省。行省下辖路，路领府、州，府、州辖县。元代在1个中书省、11个行中书省下，置路185，府33，州559，军4，安抚司15，县1127。
宁夏地区的行政建制经过数次反复。元初，今石嘴山地区属于新开设的西夏中兴等路行省管辖。中统二年（1261年），设立西夏中兴路等路中书行省，特命蒙元开国重臣粘合重山之子为中书左丞，是中书行省最高长官。省城仍设中兴府，辖境基本为西夏时的疆域，宁夏北部石嘴山地区包括在内。后设甘肃行中书省宁夏府路，仍置定州，延续了西夏时期的名称。后几经兴废，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中兴府改为“宁夏府路”，宁夏由此得名。此时，石嘴山地区所在的定州，仍归其所辖。元武宗至大三年（1310年），在察汗淖尔设宣慰司，管理鄂尔多斯，今陶乐地区亦在其辖区。
郭守敬考察黄河航运
郭守敬（1231～1316年），字苦思，顺德路邢台（今河北邢台市）人，元代最著名的水利专家和天文学家。郭守敬提出了关于开发华北水利的6项建议，包括修复元大都（今北京）附近的运河，引黄河、沁河、漳水、沙河等河道的水灌溉农田等。这些建议体现了他对水资源综合利用的规划思想，得到忽必烈的称赞，他本人随即被任命为“提举诸路河渠”，受命负责河流与渠道的整修、管理事务。中统四年（1263年），郭守敬因兴修水利有功，升任副河渠使。至元元年（1264年），郭守敬随张文谦视察西夏（今宁夏、甘肃一带），他根据忽必烈的指示，全面巡视了西夏的河渠，并将结果绘成示意图报告给皇帝。同年，张文谦出任西夏地方行政长官，郭守敬在他的支持下，在宁夏等地修复、新建了数十条引黄灌溉渠道，并修建了许多闸坝。至今仍在发挥作用的唐徕渠、汉延渠等十几条渠道就是当时重修的。石嘴山地区位于银川平原引黄灌溉区下游，其河西灌区主要有唐徕渠和惠农渠两大渠系。在石嘴山市境内，唐徕渠从贺兰县至八一桥进入市境平罗县，经姚伏、周城、前进3个乡后绕平罗县城，在高庄乡进入排水沟。石嘴山市境内全长41.2公里，唐徕渠系共有大小支斗渠236条，灌溉面积20多万亩。
据郭守敬的学生齐履谦《知太史院事郭公行状》所载，郭守敬在宁夏期间，向元世祖忽必烈提出开发黄河水运和探询黄河河源的建议。郭守敬“尝挽舟溯流而上，究所谓河源”。至元二年（1265年），他从中兴（今宁夏银川市）乘舟，顺河而下，经石嘴山，四昼夜至东胜（今内蒙古托克托），经实地勘察，证实此段黄河可以通航。因此，郭守敬向忽必烈建议：在宁夏黄河段办漕运即水道运输。据《元史》载：“都水少监郭守敬言：舟自中兴沿河四昼夜之东胜，可通漕运。”忽必烈采纳了他的建议，还下令建立了应理州（今中卫）到东胜的水运驿站。沿途设驿站10个，有驿船66艘。从此，宁夏的黄河水运又开始兴盛。
第二节 明代西北军事要塞
关隘
明代宁夏地处边陲，是九边重镇之一，而石嘴山则是宁夏镇北之门户，地理位置十分险要，关隘重重，长城环卫，烽燧密布，且西有贺兰山屏障，东有黄河天堑，构成西北一处军事巨防。
镇远关 根据《万历朔方新志》的记载：“国初……开镇置镇远关，去平虏城北八十里，是宁夏北境极边之地。”由此可知，镇远关的修筑时间，大致于洪武九年（1376年），耿忠为指挥创立宁夏卫的时期，地址在今惠农区西北约五公里地方之正义关沟口老关疙瘩处。《嘉靖宁夏新志》在“关隘”中也记载：“镇远关：在平虏城北八十里，实为宁夏北境极边之要地。关南五里，有黑山营，仓场皆备。弘治前，拨官军更番哨守，为平虏之遮。正德初，因各处征调轮拨不敷，遂弃之，致虏出没无忌，甚或旬月驻牧，滋平虏之患日深。镇远关自不能守，柳门等墩自不能嘹，平虏之势遂至孤立。”在“北路平虏城”也中记载：“宁夏迤北旧有镇远关，关之东为黄河，关之西贺兰山尽头，山水相交，最为要地，以故设关防守，诚振古之见也。关之南五里，旧有黑山营，设有官军备御。黑山营之南七十里，设平虏城。关之西，沿贺兰山四十里，有打磑口，乃贼出入要地，有险可守。先年守筑三关，设立墩台防哨。东西联属，远迩观望，烽火严明，贼亦难入。至弘治以前多因极边地方，供饷不便，军多逃散，兵力寡弱，遂行废弃。黑山止有空营；镇远虽称有墩有军，相距平虏城百里之远，孤危难守，有名无实而已。”
根据上述记载，镇远关实为明代宁夏北部边境之门户。既是明朝防御北方游牧民族的军事要冲，也是游牧民族入犯中原的必经之路。镇远关一旦失守，则宁夏门户大开，可见其军事地位之重要，显然也是明代西北地区农牧业文明撞击和交融的节点。因其重要地位，所以附属的各类军事设施相对完善，因而在现石嘴山区形成互相扶助的军事系统，而镇远关则是整个军事系统中的重点，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军事作用。
打硙口三关 《嘉靖宁夏新志》卷一“打硙口”条记载：“在平虏城西北。沿山诸口，虽通虏骑，尚有险可凭；北则惟打硙，南则惟赤木，旷衍无碍。打磴旧有三关，自正德五年（1510年）以来，渐至颓圮。”嘉靖十年（1531年），弃之不守。打硙口三关关墙遗址经勘察认定：头道关在平汝铁路线一号桥处；二道关在二号桥处。这两道关墙已不复存在。三道关在清水沟与大武口沟交汇处，紧靠田刺窝窝片头的山根。关墙在海拔1325米的小山头上，是扼守大武口沟和清水沟的咽喉要道。关墙遗址尚存，关墙南北长120米，东西宽30米，城门向东。
北关门 明嘉靖十年（1531年），由齐之鸾管理修筑的“边防北关门墙”，即大武口长城上筑有两道关门。齐之鸾在《朔方天堑北关门记》中写道：“为关门二，东曰‘平虏’，中曰‘镇北’。其上皆为堂，若干楹。其下各增城三面，为二堡，周遭里百二十余步，徙旧威镇并镇北堡军实之。”经实地勘察和走访，确定东暗门（平虏）在铁路东。中暗门（镇北）在潮湖农场西水管所处。
贺兰山隘口 贺兰山是宁夏平原西部的天然屏障，自古以来多为华夷的界山，明代也是蒙汉控制区的分界线。400余里的山脉，有许多天然的山谷贯通前后山，成为贺兰山的军事口隘，其中可通车马的大口有30余处。明代北路平虏城分守的贺兰山隘口有：滚钟、黄峡、水吉、镇北、白寺、宿嵬、贺兰、新开、塔峡、西番、大水、小水、汝箕、小风、大风、归德、打硙口共17个。每个隘口中间或口门都筑有关墙，屯兵把守。清代平罗营分管的贺兰山隘口有：石嘴子口、镇远关口、红果子口、王泉口、打硙口、枣儿口、镇北关口、韭菜口、归德口共9个。
营垒
黑山营 以黑山而得名，位于镇远关南2.5公里，明正德初随镇远关废弃而废弃。据《大明一统志》记载：黑山营，永乐元年（1403年）建。因此，它的建置迟于镇远关。清代储大文在《贺兰山口记》中记载：“平罗西（北）八十五里之黑山为贺兰山尾，形如虎踞，扼隘饮河，而山前又有黑水以限之。”正义关沟口上方一座烽火台恰好从大山头的众多支脉上，鹤立鸡群般地显露出来，狼烟若起兵马即动，可起先敌制胜之效。石城东面则居高临下，视野开阔直至黄河之滨，军队活动可尽收眼底。黑山营的原址，恰在此处，可见其设立和选址，是经过极其细致的勘察的，与镇远关互为呼应，起到预警和克敌之功效。
另外，还有洪广营，遗址在今贺兰县；临山堡（今大武口庄子西南200米珍珠岩厂）；石城子（今大武口沟口汽车站西南的高台子上）。
长城
宁夏自古就是我国北部边防前哨，是中原农业文明和北方游牧文明交融碰撞的交汇处，向称“关中屏障，河陇噤喉”。秦、汉、明等王朝都在这里修筑过长城，今石嘴山境内存留的古长城遗址，均为明代所筑。明朝称长城为“边墙”。在宁夏修筑边墙始于成化八至九年（1472～1473年）间先后筑有东边墙、西边墙、北边墙和陶乐长堤以及固原旧边等主干塞防，全长约3000里。在今石嘴山市境内主要有旧北长城，包括河西段，又称“红果子长城”和河东段，又称“陶乐长堤”。在旧北长城弃守后，又重筑新北长城，又称“边防北关门墙”，统称“大武口长城”。
旧北长城，俗称“红果子长城”。为护卫宁夏镇北大门和平虏城（今平罗）而建。建于明洪武至弘治年间（1368～1500年）。明《万历朔方新志》载：“北长城三十里，自西向东接黄河”，指的就是旧北长城。其西起贺兰山扁沟，东抵黄河西岸，全长15余公里。在弘治（1488～1505年）年间，还派兵驻守。到正德初（1506年）因兵源不足，粮运困难，遂放弃不守。从此，外部势力便开始入侵扰乱。据《九边考》记载：“宁夏北，贺兰山黄河之间，外有旧边墙一道。嘉靖十年（1531年）于内复修边墙一道，官军遂弃外边不守，以致内地田地荒芜。”“外有旧边墙一道”，指的就是旧北长城。这段长城自扁沟至小墩湾，原石嘴山市第四中学处，墙虽塌圮，但遗址尚存，有些地段墙高现存3.5米以上。自扁沟门下约1500米处，由于地震造成长城上下错位1.5米，水平错位1.45米。位于石嘴山市第四中学至黄河西岸段的旧北长城，由于垦种而遗迹不存。
旧北长城河东段，俗称“陶乐长堤”。自旧北长城的终点（黄河西岸）越过黄河，在陶乐境内沿黄河南下，到达横城大边（即东长城），这是一道非正式的长城。据《九边考》载：“（嘉靖）十五年……于外边对岸外筑长堤一道，顺河直抵横城大边墙，以截套虏自东过河，以入宁夏之路。”这就是陶乐县境内的长城。它起于黄河东岸内蒙古巴音陶亥，与黄河西岸“旧北长城”的终点遥遥相对，南经都思兔河，进入陶乐县境，沿黄河南下到“横城大边”（即东长城）。它南北纵贯陶乐县境，因不属正式长城，所以叫做“长堤”。现在的平罗县高仁镇（即红旗乡驻地）尚有遗迹。新北长城，明朝称“边防北关门墙”，俗称“大武口长城”。这道长城是嘉靖八年（1529年），兵部尚书王琼实地勘察并上疏皇帝批准后，命佥事齐之鸾修筑的。在明正德初，镇远关、黑山营弃之不守，“致虏出没无忌，甚或旬月驻牧，滋平虏之势遂孤”。当时住宁夏佥事、督储的齐之鸾上书兵部尚书王琼：“不早图之，将延人心腹，夏岂能久？宜河东城燧，河西营垒，固守之耳”。王琼于嘉靖八年（1529年）亲临勘查之后，上书朝廷修筑新墙。皇帝批准后，命齐之鸾修筑新墙，巡按御史朱观推荐提升齐之鸾为按察副使，主持修筑新墙事宜。嘉靖九年（1530年）十月开始筹备工作。嘉靖十年（1531年）三月十五日动工，七月底竣工。东起沙湖（在威镇堡西），西至贺兰山枣儿沟，全长17.5公里，作为边防线，命名“镇北关”。墙高、厚各6.67米。外境开挖城河，深、宽各5米。城墙上筑有暗门，东曰“平虏关”，中曰“镇北关”。两关在关门里建月城，其城约150米见方，关门上面建有哨房。整个长城建敌台4座，燧台8座，各驻兵20人防守，城上边靠外沿建有掩体垛堞，用以避身和眺望敌情。如遇敌人攻城时可下视射击。在贺兰山脚下长城内侧，修城堡一座，名为“临山堡”，驻军防守。北长城东至黄河约2.5公里的地段，修筑沟墙，墙高、厚各5米，沟深、宽各3米。这道长城的修筑，对于稳定石嘴山区边境局势有积极的作用，史称：“宁夏河山如故，扼塞之险一新”。这道边墙，至今遗址尚存。其走向自石嘴山市大武口村西贺兰山半山腰起向东行，过包兰铁路、简泉农场机砖厂，到二闸乡惠威村，再折向东北，经高庄乡幸福村南侧至金星村，以东再无痕迹。其中大武口村东1公里处保存较为完好，墙高约8米，基宽12米，顶宽3.5米。北长城于1985年11月9日被确定为平罗县人民政府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西长城，古称“边防西关门墙”。明代弘治元年（1488年）前修筑。西长城自甘肃省靖远县芦沟界进入宁夏中卫县境，逾黄河向东北沿贺兰山东麓北上，历经中宁、青铜峡、永宁、银川、贺兰等县市，由贺兰山西峰口进入平罗县境内，向北延伸到韭菜沟入石嘴山市大武口境，到扁沟与旧北长城相接。西峰沟、大水沟、小水沟、干沟、汝箕沟、小风沟、大风沟、归德沟、韭菜沟等山沟断断续续均残存长城痕迹。其中大水沟入山1.5公里处有土筑长城一段，自沟北山腰伸向沟中，长约250米，高5米，底宽8米左右，顶宽4.1米，女儿墙1.5～2米，厚25厘米，这段长城保存较好。还有大风沟进沟4公里处的沟北山梁上有两段不同结构的长城，一段利用山势，将山梁西侧削成直壁为长城，长约900米；另一段是土筑，墙高4.2米，顶宽3.5米，底宽约9米，长100米。石嘴山境内的西长城有两个显著特点：其一，地形选择得好，并非一道完整的长城，而是断断续续地在各大沟内筑起短墙，起到了连接贺兰山这道天然屏障的作用。同时，这些短墙大多建在进沟1.5～4公里的地方，这里一面是悬崖陡壁，高达百余米，人马无法攀登。另一面的山梁突然伸向沟中，与对面山崖形成峡谷，只要在这山梁之上筑起敌台或短墙，便可成为一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坚固防御体。其二，施工合理。西长城的修筑者们充分利用了山梁的地势，凡山势险峻的地方，则不动工；凡山势坡度较缓之地，则将山梁的外侧削成陡壁。只有在山势坦缓的地方，才筑以短墙或墩台，这样大大节省了人力、财力，缩短了施工时间，起到了事半功倍之效。西长城于2001年7月1日立碑，定为“石嘴山市人民政府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烽燧（烽火台）
烽燧，也称墩台、烟台、烽堠、墩堠、烽火台、狼烟台等。烽火台的使用规定，历代各不相同。按明代军制，“合设烟墩，并看守堠夫，务必时加提调整点，须要广积秆草，昼夜轮流看望。遇有警急，昼则举烟，夜则举火，接递通报，毋致损坏，有误军情声息……传报得宜寇敌者，准其功，违者处以军法”，“今边堠举烽火台放烽炮，若见敌一二人至百余人，举放一烽一炮；五百人二烽二炮；千人以上三烽三炮；五千人以上四烽四炮；万人以上五烽五炮”。据《嘉靖宁夏新志》记载，宁夏左屯卫领烽堠53座，即宁朔、常胜、武定、打硙外口、打硙里口、小枣儿沟、镇北、威远、韭菜口、归德外口、归德中口、归德里口、大风外口、大风里口、小风口、宁靖、西番口、塔峡口、贺兰口、卢沟子、官音湖、淮安、独树儿、新兴、新筑、沙壑子、高渠梢、平湖、罗哥渠、雷家岗、白滩、沙井、镇平、德胜（以上34墩，镇城堡拨军瞭望），汝箕外口、汝箕中口、桃柴口、安定、大水口、小水口、暖泉儿、李家渠、窑湾、擒沙湖（以上10墩，镇朔堡拨军瞭望），镇夷、永兴、宁武、平虏、靖夷、黑滩、沙湖、尖塔儿、蒋达沙窝（以上9墩，威镇堡拨军瞭望）。从以上烽堠的名称和排列次序看，基本上是沿贺兰山各口从北向南排列，其中后面所列的19墩又居于镇朔堡和威镇堡，均在今平罗县境内。同书《北路平虏城》记载：“平虏为宁夏北路，领威镇堡，自镇城以北堡屯皆属之”，领烽堠13座，即镇宁、柳门儿、瓦窑、双谷堆、望远、宁朔（以上6墩，俱宁夏卫拨军守瞭），打硙外口、打硙里口、韭菜沟、归德里口、归德中口、归德外口、枣儿沟（以上7墩俱左卫拨军守瞭）。从以上烽堠的名称和管辖范围看，前6墩应在宁夏府城以北，后7墩则是前左屯卫烽堠的重复。另据《平罗县志·军事防务设施》称：“明代北路平虏营管辖的烽火台共有82座，洪广营管辖的烽火台共有73座，总计为155座。”因其名称和上述烽火台的名称都相吻合，故略。可见明代石嘴山地区烽火台布局之密，至今仍是随处可见。
第三节 明代平虏所（城）与边境战事
明代石嘴山边境战事
明朝建立后，由于残元势力的强大，经常侵扰明朝的北部边境，因此朱元璋在《皇明祖训》里说：“胡戎与中国边境密迩，累世战争，必选将练兵，时谨备之。”洪武以后，鞑靼与瓦剌交相雄长，迭为明朝边患。《明史·鞑靼传》记载：“鞑靼地东至兀良哈，西至瓦剌。当洪、永、宣世，国家全世，颇为戎索，然叛服亦靡常。正统后，边备废弛，声灵不振，诸部长多以雄杰姿，恃其强暴，迭出与中夏抗，边境之祸遂与明终始云。”蒙古贵族对明朝的侵扰，宁夏为首当其冲之地，而石嘴山地区更是战略前沿。整个明朝期间，石嘴山地区发生的边境作战如下。
明天顺五年（1461年）一月，鞑靼部进攻平虏城，指挥许某被杀。
明弘治五年（1492年）十一月，鞑靼部进攻威镇堡。
明弘治十一年（1498年），鞑靼部落首领率部驻贺兰山蒲草沟，总制王越率兵西出贺兰山围剿，击毙40余人，获牛马器仗甚众。明弘治十一年（1498年）七月，久居贺兰山后的蒙古部落“小王子”，多次侵扰边地，总制王越率兵击败于贺兰山柳门沟。
明正德九年（1514年）九月，鞑靼小王子所部3万余人攻入平虏。
明嘉靖十一年（1532年），吉囊骑兵10万屯居贺兰山后进犯镇远关（今石嘴山西北约5公里，正义关沟口老关疙瘩处）。宁夏总兵王效与延绥副总兵梁震、游击将军郑时、史经会兵堵击，吉囊兵向北蜂窝山败退。
明嘉靖十二年（1533年），吉囊率兵屡犯镇远关，宁夏总兵王效、延绥副总兵梁震、游击将军郑时会兵抗击，逾柳门沟，追至蜂窝山，在激战中吉囊部向西北败退。
明嘉靖十三年（1534年），吉囊部进入沙湖（今平石公路与包兰铁路交会处），结帐驻牧，扰乱地方，妨人耕牧，危及宁夏平原。宁夏总兵王效、副总兵苗銮、游击将军蒋存礼会兵攻击，击毙100余人，向山后退走。
明嘉靖十五年（1536年），久居套中的蒙古济农部，用牛皮浑脱渡过黄河，进入贺兰山后，多次进犯宁夏西北边地，总制唐龙、总兵王效、延绥副总兵梁震会兵进剿，济农兵败向西撤退。
明嘉靖十六年（1537年），吉囊部由打硙口（今大武口）大举入侵，总兵王效，副总兵任杰，游击将军郑时，冯大俭会兵阻击，吉囊兵向西北溃退。
明嘉靖十八年（1539年），吉囊率部侵入打硙口（今大武口），结帐扎寨，多次进攻平虏城（今平罗城），宁夏北部不宁，镇城告急。总兵官任杰率兵进剿，击毙40余人，获牛马器仗甚众，镇城危急解除。
明嘉靖二十年（1541年）春，吉囊部进攻镇朔堡，总兵李义率兵迎击，吉囊兵败。
嘉靖四十年（1561年），后套一部来犯省嵬口，欲攻宁夏境地，总兵官赵应率兵阻击，击毙43人，余部撤退。
隆庆二年（1568年），鞑靼部落首领率兵进攻边地，企图侵占宁夏镇之境地。总督王崇古檄总兵雷龙率兵迎击，大败鞑靼于归德口。
隆庆三年（1569年），后套鞑靼部落首领结伙南进，企图放牧于宁夏平原。总督王崇古令雷龙选精兵3000人，追至贺兰山后。
万历三年（1569年）五月，叛明将领土文秀率骑兵500人围攻平虏城（今平罗城），总兵官麻贵率精兵300人至平虏城解围。
万历二十三年（1575年）正月，河套鞑靼部落首领率兵由西北方入侵平虏，总兵解一清督平虏参将吴显率兵至平湖墩围剿，鞑靼部败。是月，鞑靼一部由河东入侵平虏，参将邓凤就、石尚文、守备陈王道会兵围剿，击败鞑靼部于水塘、沙竹梁等地，鞑靼兵退，平虏境安宁。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九月，著力兔率部进犯平虏、横城（今灵武县境），宁夏镇李如柏亲自统兵指挥作战，歼敌数百人。
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鞑靼部进攻威镇堡，明官军抗击，鞑靼兵败。
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著力兔、宰僧纠合众多部落入侵平虏、兴武营等地方，总兵杜同、副总兵马孔英、平虏参将邓风就、中卫参将萧如薰会兵抗战，败敌于水塘沟、兴武营、平虏。
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二月，鞑靼部大举进犯宁夏镇北部地区。巡抚杨时宁、总兵杜同等率精兵协同作战。鞑靼兵败黄草滩。
万历四十年（1612年）七月，巡抚崔景荣得到鞑靼兵驻北长城外的情报后，立即派兵戒严，遂令总兵姚国忠、副总兵王宣率兵急驰平虏，两军大战于沙石老湾，鞑靼兵向西北方向败走。是年，总兵赵应击败后套鞑靼于省嵬口。
崇祯十年（1637年）正月，后套鞑靼哈尔扎联合山丹包六等酋长进入平虏境内，鞑靼被宁夏守军击退。
崇祯十三年（1640年），吉能等部据贺兰山后，酋长刀兔计、王脱兔多次犯边，平虏参将杜希伏统军进剿，王脱兔被杀，于是刀兔计畏服纳款，平虏地方安宁。地方士民为杜希伏建立生祠于平虏城。
崇祯十四年（1641年）正月，哈儿扎联合山丹包六等酋长率兵侵犯平虏地方，总兵抚民提兵临阵，斩获酋长哈儿扎、井台吉恰强等。
从明代蒙古进犯宁夏的情况来看，在成化以前和万历以后，边事较少，成化之后，边事骤增。入犯宁夏镇的蒙古各部大多来自河套地区，为了抵御蒙古各部的侵扰，明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加强边备，并变消极防守为主动出击。弘治十一年（1498年）七月，王越率师袭贺兰山后鞑靼，兵6000，分三路进击，大胜而还。对蒙古各部的抗击和征讨，有效地维护了宁夏镇边防的安定，也使宁夏成为关中地区在前线的坚强堡垒。隆庆五年（1571年），明穆宗诏封俺答汗为顺义王，对蒙古各部采取安抚政策，各地通商互市，自此以后，结束了明蒙对立，出现了沿边和平局面。隆庆六年（1572年），宁夏官市易马牛1500匹，商市易马骡600余匹。万历二年（1574年）十一月特设宁夏中卫与鞑靼宾兔部互市；万历八年和十七年，分别发太仆寺马价银16200两和20000两，解送宁夏互市支用。这些措施缓和了民族矛盾，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民族关系。
平虏城的修筑
今平罗县，位于宁夏平原北部，自古为西北咽喉要塞，是南达甘陕，北往内蒙，东渡黄河至鄂尔多斯高原，西越贺兰山进入阿拉善草原的通衢要道。自然环境独具特色，地势西南高东北低，适宜耕植，屯兵有粮草，进出有通途，防守有山隘，战略地位极为重要。《嘉靖宁夏新志》载：“苟失平虏，则无宁夏；无宁夏则无平、固；无平、固，则关中骚动，渐及内地，患不可量矣。”因此，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各朝代均设重要军事机构，陈兵扼守。明朝永乐初年，为防御北方游牧部落侵扰，在今平罗县城处始建城池，置军马哨备，故名曰“平虏城”。“虏”是汉人对边疆少数民族带有侮辱性的称谓，平虏即是平定鞑靼之意。弘治六年（1493年）扩建。周长1.5公里，东西倍于南北，城界高11.6米，池深3米，阔倍之。万历三年（1575年），用砖石包砌。南北二门均命名为“平虏门”。嘉靖三十年（1551年）七月庚子，改前卫后千户所为平虏守御千户所。事实证明，平虏城（所）的设立，对于巩固明代西北边防起到重要作用，具有重要的军事战略地位。清雍正二年（1724年）改为平罗县。
哱拜、刘东旸叛乱
明万历二十年（1592年），宁夏镇爆发哱拜、刘东旸叛乱，是年是壬辰年，史称“壬辰事变”，亦称“哱刘之变”。
哱拜（一作巴拜），原是蒙古鞑靼部小牧主，横行于贺兰山西，明朝嘉靖中期因内部争权斗争失败，率数百人入关投明，在军内任职。此人作战英勇，屡立战功，得到朝廷的信任和重用，官升至都指挥。万历十七年（1589年），加封为副总兵。哱拜年老退役后，其子承恩袭副总兵之职，他的几个儿子和义子也都是军中悍将。
万历十九年（1591年），洮河告警，巡边御史周宏榆举荐副总兵哱承恩、指挥土文秀及哱拜义子哱云（一作布延）等将领兵征讨，巡抚都御史党馨下令土文秀率部西援。哱拜虽年老，勇不减当年，亲自谒见经略郑洛，表示愿与承恩出师，为朝廷效力。党馨厌恶哱拜自荐，对哱拜表面上赞扬，实则语含讥讽。虽答应随军协战，但却拨给弱马、残兵，引起了哱拜对党馨的不满。承恩兵至金城（今兰州），合诸镇军队作战，得胜取道塞外班师，党馨以承恩冒名领粮和娶民女为妾罪，杖笞二十。党馨对作战有功的土文秀、哮云不但不予奖励，反而对升官横加阻挠，致使土文秀、哮云对党馨也怀恨在心。哱拜因势挑唆刘东旸、许朝等起来造反，背叛明朝。
万历二十年（1592年）三月，刘东旸等杀死党馨、副总兵石继芳，逼总兵官张维忠缢死。刘东旸自称总兵，奉哱拜为谋主，承恩、许朝为左右副将，哱云、土文秀为左右参将，据宁夏城叛明。数日之内，承恩率兵攻陷玉泉营、中卫、广武等河西47堡，河西官军相继投降。土文秀率兵攻打平虏（今平罗城），参将萧如薰坚守不下。双方激战数十日，死伤惨重。由于土文秀动用重兵围城，萧军又无援军，城池陷入孤立，有被攻克的危险。这时，萧之妻杨氏（故尚书杨兆之女，表曰“汝为忠臣妇”）献出金银首饰，购买牛肉与酒犒赏将士，并协助萧指挥守城作战，将士深受感动，士气大振，打退叛军的多次进攻。土文秀攻城数十日不克。万历二十年（1592年）五月，哱云领兵并联合河套著力兔（一作卓力克图）率骑兵500名，哱拜挑选精兵300名，亲自指挥策应，向平虏城猛攻。明军采取以少胜多的战略，将一部分兵留城固守，将一部分兵埋伏在南关，伺机出击，打击来援之部。萧亲自率少数兵迎战诱敌，哱云被乱箭射死，兵溃败北，明军乘胜追出，俘获大批人马凯旋。著力兔见状大怒，遂组织军力反扑过来，不料正遇明军援军赶来，经过一场血战，著力兔军遭挫，向北撤退，被围攻两个多月的平虏城解围。
宁夏兵变，中原震动。万历皇帝急调三边总督、尚书魏学曾“相机剿抚”。魏派员招抚变兵，刘东旸提出：“必欲我降。依我所自署，授官世守宁夏。不者，与套骑驰潼关也”。（《明史纪事本未·平哱拜》卷六十三）哱拜决定向鞑靼诸部求援。三月中旬，鞑靼袄儿都司部首领著力兔率3000名骑兵侵入金贵堡，蒙古其他部落也率军陆续侵入宁夏平原。一时间明军将领不敢出战，入侵鞑靼骑兵到处烧杀掳掠。七月，宁夏镇城仍未攻克，明廷遂将魏学曾革职，任命叶梦熊为兵部右侍郎、陕西三边总督、总理宁夏事务。叶梦熊上任后，“决意欲屠城”。七月十七日，官军绕宁夏镇城筑堤。决开红花、新渠灌城。八月初，部分城墙倒塌。这时，著力兔又攻镇北堡等地，被总兵李如松、麻贵击溃，退回贺兰山后，明廷又用重赏吸引鞑靼部，使其陆续退去，于是隔断了哱拜和鞑靼的联系。九月初，再次攻城，又派人离间哱承恩和刘东旸的关系，致使变兵内讧，刘东旸被杀。九月十七日，官军入城，俘哱承恩，哱拜焚身自尽，参加兵变的2000余人被杀。十一月，哱承恩被押赴长安肢解。十二月八日，历时近十个月的“哱刘之乱”被平息。
一代名将萧如薰
萧如薰，字季馨，男，延安人。明万历十九年（1591年）秋，由世荫百户晋升宁夏参将，镇守平虏城。翌年三月，原宁夏副总兵哱拜伙同军锋刘东旸背叛朝廷，杀死巡抚党馨及副使石继芳等人；放囚犯，联合套军，控制了宁夏镇城（今银川），攻占宁夏河西47堡。命养子千总官哱云、游击土文秀三次领兵围攻平虏城。萧如薰亲自率全城军民日夜坚守在城头上，打退了哱云的多次进攻。萧如薰沉着应战，其妻杨氏献出金银首饰，备酒肉犒赏士兵，与士兵同甘共苦，助夫誓死守城。全城军民一致响应萧如薰誓与城池共存亡的号召，奋力守城。萧如薰利用叛军求胜心切的心理，在南关布下埋伏，杀敌主将哱云，萧如薰急率兵乘胜追击，直逼著力兔兵营，叛军死伤惨重，平罗解围。朝廷于当年五月（1592年6月）给萧赏赐银两，并将其提升为宁夏副总兵，其妻杨氏也受到旌表。同年六月又提升为署都督佥事、宁夏总兵官，并统率延绥、甘肃、固原诸军。是年秋，再次晋升为署都督同知，荫锦衣世指挥佥事。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后，萧如薰和临洮总兵孙仁基又击败了侵犯洮岷地区的叛乱分子，俘虏和斩首340多人。天启初年萧如薰被召回京城，专门负责神机营，受到皇帝的嘉奖。后赴徐州，不久又被召还京，以总兵官之职镇守保定。明崇祯初年，萧如薰病故。皇帝朱由检钦赐“抗逆孤忠”，入“名宦祠”。在平虏城鼓楼南侧建牌坊一座（今新华书店南侧路口处），正面匾额上镶嵌着“抗逆孤忠”，背面记其守城事迹。《平罗纪略》记载萧如薰所作诗赋一首《登南门楼》：“再过艰危地，风尘二十年。闾阎不曾改，斥候至今传。对雪岚光近，瞻云树影连。主恩何以报，登眺意茫然。”
第四节 清代平罗、新渠、宝丰三县的置废
置平罗县
平罗城原名平虏（靖虏、镇虏之意），明永乐初始建，弘治六年（1493年）扩建。清乾隆三年（1738年）发生强烈地霞，城被震毁，城墙下陷2米多。乾隆四年重修，墙高8米，址厚8米，顶宽5米左右，垛堞510个。南门更名为“永安门”，北门更名为“镇远门”，并建两层楼的城门楼2座，瓮城门楼2座，角楼4座，敌楼8座。南门里东侧，北门里西侧，各筑上城马路一道。城内建南北碓房2座，城周建宽16米、深2.5米的护城河。清朝初年改明之“平虏守御千户所”为“平罗所”，“平虏城”遂为“平罗城”。清雍正二年（1724年）十二月十二日川陕总督年羹尧向雍正皇帝奏请：“甘肃之河西各厅，自古皆为郡县，至明代始为卫所。今生齿繁庶，不减内地，宜改卫所为州县。改宁夏卫为宁夏府，其所属左卫改为宁夏县，右卫改为宁朔县。中卫改为中宁县，平罗所改为平罗县，灵寿所改为灵州，宁夏中路厅改为宁夏水利同知，西路厅应仍旧驻扎中卫以资弹压，俱隶宁夏府管辖。”（《清实录宁夏资料辑录》）雍正皇帝当即准奏，即日起平罗县建县。从那时起，平罗县县级地方政权机构一直设在平罗城内。
置新渠及宝丰县
清雍正年间，平罗县曾分置出新渠、宝丰两县。其先后存在了10余年，后因乾隆三年大地震所毁，为朝廷裁撤。
据《大清一统志》和《清实录》记载：雍正二年（1724年）原平罗所改为平罗县，隶属甘肃省宁夏府管辖。雍正四年二月（1726年），雍正皇帝之舅父隆科与甘肃巡抚石文焯奏称，宁夏北部现石嘴山地区适于开垦。于是，朝廷将隆科多、石文焯奏折并地方图一并交与大理寺卿通智带往，同岳钟琪进行实地勘察。经通智、岳钟琪实地察看后认为，自查汗托辉至石嘴子筑堤开渠，有地万顷，可以招民耕种。当年七月开工修建惠农渠，历时近四年，至雍正七年（1729年）五月完工。由于惠农渠东南隅滩地广阔，水难泽及，通智又改六羊河为渠50余公里，以佐大渠（惠农渠）所不及。这条改河而成之渠名为昌润渠。惠、昌两渠开工后，通智从宁夏、宁朔等处招民垦荒，并奏请朝廷批准，在惠、昌两渠灌区内，增设新渠和宝丰两县。雍正五年（1727年）设置新渠县（在今平罗县姚伏镇惠农渠西，田州塔南）；七年（1729年）设置宝丰县（在今平罗县宝丰镇）。县下设堡屯，与平罗县分治。南段以西河沟为界，北段自沙湖边墙起至王记口沟为界，东属新渠、宝丰两县，西为平罗县。新建的新渠县城，周长2000米，城墙高近9米，设南北两门，城中建鼓楼1座，城周开挖护城河1道，宽2.3米，深2米。新增设的宝丰县城，在古省嵬城西偏南，即上省嵬堡地界。宝丰县城，周长2000多米，城墙高近9米，护城河宽2.3米。设南北两城门，南为广福门，北为贡宝门。建中心鼓楼1座，整个城池甚为壮观。据记载：“新渠、宝丰二县，雍正七、八年实垦田，共七百四十顷九十三亩。”至乾隆三年（1738年），新渠县境域辖通吉、通义、通昶、清水、通宁、通朔、通贵等堡，宝丰县境域辖红岗、永润、柔远等堡。
乾隆三年，即1739年1月3日深夜，宁夏发生了大地震，震中紧靠平罗县城，震级为八级，震中烈度达到十度以上，整个银川平原裂度在八度以上（《中国地震资料年表》），这是一次毁灭性大地震。据《宁夏府志》记载，这次大地震“地多斥裂，宽数尺或盈丈，黑水涌溢，其气皆热”，宁夏府城和平罗、宝丰、新渠等县城都被摧毁殆尽。后来，查朗阿赶到宁夏，查看之后，奏报朝廷说：这次地震“竟如簸箕上下两簸。瞬息之间，阖城庙宇、衙署、兵民房屋，倒塌无存。男妇人口奔跑不及，被压大半。城垣四面塌累仅存基础”，“平罗、新渠、宝丰三县，从洪广营，平羌堡，阖城房屋亦倒塌无存”。《清代地震档案史料》载：震中一带地面下陷，使新渠和宝丰两县大部分地区的地面比黄河水面还低2米左右。地震过后，河水汹涌而入，南自新渠县，北至石嘴山，东连黄河，西达贺兰山，周围一二百里的地方变成一片冰洋水海。震灾的幸存者淹死、冻死、饿死的不计其数。乾隆四年三月（1739年4月），朝廷依钦差兵部右侍郎班第请奏“宁夏地震，所属新渠、宝丰率成冰海，不能建城筑堡，仍复旧规；请将二县裁汰；所有户口，从前原系招集宁夏、宁朔等乡民人，令其仍回原籍；有愿留佣工者，以工代赈，俟春融冻解，勘民可耕之地，设法安插，通渠概种”。（《清实录宁夏资料辑录》）就这样，新渠、宝丰两县从银北大地上消失了。“不能耕种，已少产米粮数十万石”其损失可见一斑。震后，裁撤了新渠、宝丰两县，将新渠县原辖的通宁、通朔、通贵、通昶及通吉5堡划归宁夏县，其余清水、通义、通福、通城、五香、六中等堡及宝丰县属各堡屯全部并入平罗县。
第五节 清代石嘴山水利事业
水利灌溉
清初，宁夏北部黄河西岸一带还是一片荒滩地，这块荒滩地北起石嘴子，南达府城东郊掌政桥，南北绵延100多公里，即今平罗县、惠农区和贺兰县境内沿黄河西岸的大片滩地。雍正初年，相继开凿惠农渠、昌润渠。惠农渠系是银川平原主要灌溉渠系之一，由惠农渠及其支干渠昌润渠、滂渠、官泗渠和若干支渠组成，位于黄河以西、唐徕渠系以东，是平罗县东部和惠农县大部分的主要灌溉渠系。渠系市境内灌溉面积达43万亩。
惠农渠惠农渠又名“皇渠”或“黄渠”，系清朝雍正四年（1726年）始建，七年（1729年）竣工，费银16万两。沿河筑防洪堤160公里，渠道两旁种植垂柳10万余株。招徕宁夏、宁朔、灵州、中卫和固原等地移民万余户到新垦区落户。增设宝丰、新渠二县，新置通宁、通贵、通昌、通吉、通义、通伏、通成、通润等堡，俗称“通八堡”。由现青铜峡河西总干渠的唐三闸处引水，流经永宁、银川东部，从贺兰县清水堡进入市境平罗县，至惠农县尾闸乡入第五排水沟。全长175公里，最大引水量为75立方米／秒，年引水量为8亿立方米左右，控制面积185万亩，灌溉面积75万多亩。惠农渠在市境长67公里，其中在平罗县境内长46.1公里，在惠农县境内长20.9公里。市境内灌溉面积22万亩，其中平罗13万亩，惠农9万亩（均不计入支干渠灌溉面积）。惠农渠始修时，稍至平罗县西河堡入西河（古为退水河）。1739年平罗大地震时损坏严重，1744年重修，渠稍延长30里至尾闸堡入黄河。新中国成立前，市境惠农渠有木桥14座，提水闸2座，退水闸2座，渠上共有支斗口270余处，大部分为草土明口，渠身弯曲、淤积严重，灌水期间调配水量因斗渠过多而相互制约，集中用水困难。惠农县因处于渠尾，田高渠低，要用水刮子灌田（水刮子是一种木制的提水器具）。
昌滂渠 昌滂渠系昌润渠、滂渠等合并而来。据《平罗纪略》记载：“昌润渠亦系雍正四年开凿，原接引惠农渠之水，灌溉平罗、石嘴山以东之地。”和惠农渠同时修建，自黄河支流六羊河口开口引水，渠口建石闸一座，名昌润闸；1739年平罗大地震时昌润渠被毁，乾隆八年（1743年）改由惠农渠分水。乾隆三十年（1765年），重修昌润渠，由宁夏县（今贺兰县）通吉堡溜山子黄河支流六羊河重新开口，至永屏堡（今惠农县礼和乡）归入黄河，长68公里，于渠口建闸管水，另设退水闸以退余水。但由于黄河东西摆动，迫使渠口多次上下移动。民国年间，该渠口移至通昌堡之东，自渠口起到分水闸（今平罗县六中乡分水闸村）长42公里。两岸尽属沿河沙滩，渠低田高，无自流灌溉能力。分水闸到头闸段，因两岸地势高亢，灌溉亦十分困难。滂渠与昌润渠同时兴建，1765年于昌润渠建分水闸（在今六中乡祁家桥东），分东西二岔，东为滂渠，西为昌润渠。道光五年（1825年）河崩渠废，重修滂渠时直接从黄河温家桥开口引水，稍至渠阳堡入黄河。民国期间，滂渠口移至通伏堡河岸，渠长30公里，灌田仅1.5万亩，以人力刮水浇灌为主。原滂渠以东，还存永惠、永润、西官、东官4条从黄河引水的小干渠，均以人力刮水灌溉为主。
黄河水运
清代宁夏的黄河水路交通也由于政局平稳与生产振兴而有空前发展。黄河出甘肃省黑山峡进入宁夏府以后，水势平缓，很少急流险滩，宁夏川区有250公里黄河可以通航。每年农历三月至十月，载重量为20余吨的木船、皮筏，可以从中卫顺黄河漂流北下至内蒙古托克托县。这条航道的水程是：中卫县新墩30公里至宁安堡。当地盛产枸杞，为水运之大宗，又东45公里至彰恩堡（中宁县白马乡北）。又25公里为青铜峡。这里水流稍急。又10公里为秦坝关。吴忠堡、金积堡一带的物资在这里集散。又10公里为叶升堡。再北行20公里为杨和堡。再北行20公里为横城，这是宁夏城的口岸（埠头），集散货物较多，以皮毛、粮食和绒毡为大宗。再北30公里为李刚堡，又35公里为黄渠桥。再北25公里为石嘴子（石嘴山），系宁夏北端的口岸。再北行即可抵磴口，进入蒙古河套，直到包头和托克托县。宁夏沿河新产粮食、枸杞、皮毛、绒毡、煤炭和陶器等大宗货物多从这里转到京津等地。宁夏境内许多渡口，用木船、皮筏交流两岸的货物和方便人员往来。乾隆年间，宁夏县有高岸、李祥、横城渡口，灵州有宁河、马头、高崖渡口，中卫县有常乐、永康、张义、冰沟、老鼠嘴、青铜峡渡口，共12个。此后，随着人口和生产的发展，渡口也逐渐增多，如光绪年间平罗县因开垦河东土地（原陶乐县地），增加了李刚、头闸和红崖子等渡口。清代，宁夏水陆交通的发展，也促进了本地农牧、盐业、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特别是骆驼的畜养和车船的制造都有长足的发展。
第六节 清代名人与石嘴山
康熙皇帝途经石嘴山
噶尔丹，蒙古准噶尔部首领。其部原游牧于天山北麓伊犁河流域，后进占天山南麓，威胁青海、西藏，而且进攻喀尔喀蒙古和漠南蒙古。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噶尔丹举兵南下，深入内蒙古，逼近乌兰布通，震动北京。宁夏尤其是石嘴山地区此时是清军西路防御重点。康熙曾特别诏令：“宁夏地方重要，宜设官兵驻防，可遣官往彼监造营房。”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噶尔丹率骑兵3万，扬言“借俄罗斯鸟枪兵6万，大举南下”。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康熙认为噶尔丹“一日不可姑留”，“朕意将所领兵赴宁夏，有调遣处可相机行事”。为征讨蒙古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经大同，渡黄河，过榆林、定边、花马池（今盐池县境内），于三月二十七日（农历）到达宁夏城。康熙以宁夏为筹集军需、组织剿灭噶尔丹的大本营，以大将军费扬古为主帅的征讨大军陆续自宁夏出发。康熙驻宁夏府城18天后，于闰三月十五日离开宁夏，乘船北行回京。四月十五日行舟至内蒙古布古图，费扬古报告，噶尔丹于闰三月十三日在阿察阿穆塔台服毒自尽。至此，北方割据势力被消灭。
据《清实录》记载：“康熙三十六年闰三月乙未（1697年5月5日）上自宁夏城往白塔。是日启行，驻跸尧甫堡。康熙三十六年闰三月丙申（1697年5月6日）上驻跸流穆河西岸。康熙三十六年闰三月丁酉（1697年5月7日）上驻跸哨马营西南隅之峡河西岸。康熙三十六年闰三月戊戌（1697年5月8日）上驻跸哨马营。康熙三十六年闰三月己亥（1697年5月9日）上驻跸石嘴子西南隅黄河西岸。由此，康熙乘船顺黄河北行返京，沿途在石嘴山区境内尧甫堡（今姚伏镇）、流穆河西岸、哨马营和石嘴子西南各住一夜。于闰三月二十二日从石嘴子离开宁夏。
康熙访宁夏，留下很多传说。诸如《铁打的洪广营，纸糊的宁县城》，《王廉哭五更》，《掉底包子糊涂面，有钱没钱吃两碗》等等。据有关史志所载，康熙在宁夏期间，除指挥平叛外，还视察军务、体察民情，所以类似传说并非子虚乌有。
通智开发石嘴山
通智，满洲人，时任兵部侍郎。于清雍正四年（1726年）奉旨来宁夏巡查，会同单畴书（山东高密人，时任宁夏道台，后升任户部侍郎）等人，“经营查汉托获地方，开惠农、昌润二渠，筑新渠、宝丰二县，招户垦种”。惠农渠从宁朔县（今青铜峡市）叶升堡东南之陶家嘴为进水口，至平罗县尾闸堡入黄河，全长131公里，大小陡口136座，浇灌新户田28000公顷（合42万亩）。与此同时，又开昌润渠一道，渠从宁夏县（今银川市）通吉堡溜山子开口，至平罗永屏堡入黄河，全长78公里，大小陡口113座，浇灌埂外田11313.4公顷（合16.97万亩），两渠共浇地58.97万亩。为保证新开渠道和田亩不被黄河水淹没，又在沿河一带筑有长堤，以防水患，全长160公里。为了排水，又在唐徕渠东、惠农渠西疏通西河，全长175公里，“以泄汉唐两渠及诸湖碱水”，并在渠堤两岸栽植杨柳10万余株。随着惠农、昌润两渠相继竣工，新立宝丰、新渠两县，“立县令以膺民社，设通判以司水利，建学校以育人才，置营弁以备防汛”。雍正九年（1731年）朝廷应“唐徕渠闸道湃岸废弛损坏，若不补修，将来难以经理，以通智在宁开浚渠道，自然明悉”为由，继续命通智等人浚修唐徕渠。自同年二月二十日动工，至四月十四日竣工，历时53天。“共添运物料，顾觅工匠”，耗银1.8万两。从此，三渠“规模一新，渠流通畅，高下地亩优渥沾足，百姓欢腾”。两渠开通、两县建立后的数年间，“新辟良田数十万顷，安户万余家”，达数万人之多，并新设堡屯53个，使该地区一时繁盛起来。后来，由于乾隆三年（1738年）宁夏大地震，新渠、宝丰两县城坍毁，并被大水淹没，渠亦受损。乾隆四年（1739年），遂将新、宝两县撤销，将原新渠县所属之通宁、通朔、通贵、通昶、通吉5堡归并宁夏县管辖，下剩48堡（史称新户）划归平罗县管辖。这样，平罗县就在原有16堡（史称老户）的基础上，又增加了48堡，共64堡。
通智以钦差大臣的身份来宁夏六年，为石嘴山水利建设和农业开发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深受人民群众的爱戴。人民为了纪念他开渠辟壤之功，将新设堡屯的名称，多冠以“通”字，除前面所提到的划归宁夏县的5堡外，留在平罗境内的还有许多，如通义、通伏、通城、通惠、通润、通丰、东通平等，至今仍为沿用。通智于大功告成后，有佞臣进谗言于皇上，言通智开渠后，沿惠农渠新设之堡，皆以“通”字命名，其意在贪天之功，图谋不轨。雍正轻信之，遂降旨杀通智于正闸桥。其冤案直到乾隆年间才得以平反昭雪。乾隆皇帝念其于社稷有功，遂降旨追封通智为四渠（大清、唐徕、汉延、惠农）总龙王，并在正闸桥旁建庙塑像。规定每年四渠春工完竣开水之时，首先祭奠总龙王，文官到此必须下轿，武官到此必须下马，以示尊敬。“文化大革命”期间，庙宇被毁。
廉吏俞德渊
俞德渊（1778～1835年），字原培，号陶泉，又号默斋主人。祖籍安徽省无为县俞家村（今安徽省无为县俞家村）。清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六月，生于宁夏平罗县头闸镇俞家庄。德渊幼年天资聪慧，勤奋刻苦，早年家境贫寒，父母节衣缩食，送德渊就读于本村和平罗兴平书院，学习成绩优异，考中秀才。后于嘉庆十二年（1807年）参加省试中举，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中进士，选入翰林院庶吉士散馆。道光初年，任江苏荆溪知县，不久调任长州知县。在任期间，严正廉洁，甚得民心，后升任苏州督粮同知。道光六年（1826年），江苏初行海运业务，德渊总揽其役，亲手制定了章程，工作成绩出色。道光八年（1828年），德渊升任常州知府，旋调任江宁知府。道光十年（1830年），两淮盐务混乱，宣宗授陶澍为两江总督，命尚书王鼎、侍郎宝兴到江南主持改革盐法，与会众臣一般都主张“罢官商盐”，归盐场或盐户，由盐场或盐户纳税，俞德渊没有盲从，认为盐归盐场后产值额数难定，又不好稽查，会造成收税难的局面；而盐归盐户，不仅私煎容易拖欠，而且经不住天灾人祸，又不好管理。权衡利弊，还是仍实行官商盐，但需先定章程，重新清核签证，裁减浮加杂费。这样既不因新旧接替而停产，又不影响税收和各地用盐。这一正确意见被朝廷全部采纳，德渊遂被提升为两淮盐运使。为了治理混乱的盐规，他接任后，首先把原来由岸商私自贩运食盐，全部改为派官吏督办，并实行在海运中严格稽查、核价，凡余利如数上交国库的制度。很快形成了一整套切实可行的盐规、盐法，既提高了食盐产量，促进了盐运工作，又增加了国家的税收。俞德渊虽在江南为官，但十分关心家乡教育事业的发展。道光五年（1825年），正值平罗知县徐保字兴修“又新书院”，他把省吃俭用积蓄下的300两银子，从江苏寄来，捐给平罗县扩建“又新书院”。信中勉励童生“立志大植，品正察理”，告诫学子努力学习，以求上进。
俞德渊为官清廉，刚正不阿，美名传颂大江南北。“两淮本脂膏地，运使多以财结权贵及四方游客。”而俞德渊一贯秉公办事，不徇私情，尚书黄铖之子黄中民为盐场大使，欲得美职，德渊不允。德渊生活俭朴，其妻子、儿女亦行节俭，江南一些地区奢华的风俗，也为之大变。两广总督林则徐称他“体用兼赅，表里如一”。两江总督陶澍也非常钦佩德渊的才干，曾多次向宣宗帝推荐“其才可大用”。宣宗也嘉奖德渊的才干，行将被重用，不幸突然患病，于道光十五年（1835年）三月二十日逝世。荆溪、常州及江宁地区的人民听到噩耗，无不痛哭流涕，纷纷请求为他建立祠堂，以示永远纪念。俞德渊逝世后，朝廷诰授他为“中议大夫”，灵柩运回平罗葬于头闸南昌润渠畔。两江总督陶澍、两广总督林则徐及同僚共资助白银5万两，为俞德渊修建了祠堂。俞氏祠堂气势恢弘，但今已不存。“文化大革命”初期，俞德渊的坟墓被挖掘，尸体被焚毁。俞德渊著有《默斋存稿》《默斋公牍》，刊行于世，版藏关中书院。
热心文化的县官徐保字
徐保字（生卒年月不详），字阮邻，男，汉族，浙江归安人（今浙江省湖州市）。徐保字“以名孝廉”，于清道光四至五年（1824～1825年）和道光八年（1828年）先后两次出任平罗县知事。为官三年，励精图治，脚踏实地，善做好事，为后人称颂。道光四年（1824年）徐保字出任平罗县知事时，平罗尚无县志。面对“掌故残缺、文献寂寥”，“询之吏无可考据、咨之士无可商榷”的现状，他把编修县志视为上任后的第一要事，“探风问俗，随所见而笔之”，同时查阅《明一统志》《朔方志》《甘肃通志》等，核证摘录有关资料，历时三年，撰成《道光平罗记略》。这是石嘴山市境内第一部地方志书。
《道光平罗记略》共八卷，撰修总目分为象纬、舆地、古迹、建置、风俗、物产、水利、赋役、祠祭、职官、武卫、选举、人物、艺文、志异15个门类，74000字。这是一部用旧方志体裁记述平罗县境地理概貌、建置沿革、农耕物产、水利灌溉、风土人物等基本情况的官修县志，其内容虽简，但却是唯一用方志体裁记述平罗县方方面面的重要文献。
徐保字热心办学。他对平罗当地“社学久废，贫寒子弟无力读书，自暴自弃”的状况甚感痛惜，便崇尚前人“设家塾乡学”的做法，在平罗县城西南处购置房屋开办“义学”，并捐钱聘请教师，来校就读的达到百余人。考虑到义学之长远，他又拿出自己的薪俸“三百串文，发当商生息，作每岁修脯”（把此钱存人当铺生利息，备义学使用）。为使平罗更多的人有机会读书，徐保字在任期间，又捐出薪俸“八百串文”，在头闸、黄渠桥、石嘴山、虞祥堡、西河堡等地分设义学各一所，遂使平罗县的义学盛极一时。徐保字卸任之后，仍热心于办义学之事，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他先后捐出自己的“廉俸”及“公项钱”共1180千文，全部用于义学。徐保字办“义仓”，助民度荒。他认为：“夫善政莫重救荒，民命莫大积贮”，“义仓之立，计至深远”。主张采取贫困户不捐粮、富裕户多捐的办法，“传各堡二三殷户到署，亲自晓谕，随其捐数，书之于簿，旬日间得仓斗粮二千七百石有奇”。灾荒之年，徐保字及时报奏朝廷，免征、少征遭受旱灾、雹灾的赋税，同时对绝收的农民借给籽种、口粮，扶助他们度过荒年。徐保字主持改修渠道。在任期间，镇朔堡一带因上游“新济渠”有十多里的沟渠年久失修，被积沙堵塞，致使下游断流，大量农田长年灌不上水，附近农民怨声四起。徐保字经过查访，果断决定开挖新渠，对占用农民的田地折价给予补偿。结果，“不数日新渠建成，灌流畅通”，上下两堡民众均感满意。徐保字擅长诗文，尤其是七言律句。《平罗记略·艺文》收录其诗作八题十一首，大多以现实生活中的见闻为题材，有描绘平罗山川景物的，有反映民情疾苦的，抒发其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情怀。徐保字还喜爱撰写楹联，他曾为甘肃盐茶同知署作一副对联：“回民汉民多是子民，我最爱民无异视；礼法刑法无非国法，尔须畏法莫重来。”鲜明地反映了其朴素的民族平等观念和法治思想。徐保字深知为官之道在于为民，关注黎民百姓的疾苦，尽力兴办各种公益事业，实在难能可贵。特别值得称道的是他编修县志之举，为石嘴山留下了一份弥足珍贵的平罗特定时期的县情史料。
第七节 回族入居源流
石嘴山地区回族分布
回族是石嘴山市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宁夏的穆斯林自元代传入，继之明清。“元时回回遍天下，江南尤多”。明朝时，大量的回回从江南迁到西北各地。清康熙初年，今石嘴山市境内平罗县宝丰一带已有陕西、甘肃等地迁来的回族定居。清雍正年间惠农渠、昌润渠开通以后，朝廷“招民垦种”，河东及南部山区缺田少地的回民陆续前来市境开垦荒地，安家落户。伊斯兰教当于此时大规模传入。由于明清以来陕甘穆斯林普遍实行单一的教坊制，即以一个清真寺为核心所形成的共同进行宗教和社会活动以及经堂教育的区域性集体。因此，回族通常以清真寺为中心聚居，从而形成聚居区。乾隆初年，石嘴山已成为整个河套地区最大的民族贸易市口。于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所立的“市口碑”记载了回族在此参与交易之史实。据《宁夏纪要》记载，当时石嘴山人口“回民占三分之二”。
石嘴山市信仰伊斯兰教的有回族、东乡族、撒拉族等6个民族。派别有：格底目、伊合瓦尼、哲赫忍耶、虎夫耶。四个派别在教派上都属于伊斯兰教的逊尼派。在教法教律上同属于逊尼派的哈乃斐学派。格底目教派格底目意为“古老”。格底目派又是最早传入的教派，故称“老教”或“老派”。受哈乃斐的宽容影响，是一个虔守正统、顾全大局、重视安定团结的教派。伊合瓦尼教派伊合瓦尼意为“同教兄弟”。伊合瓦尼派是伊斯兰教的“革新者”，故称“革新派”或“新兴派”。伊合瓦尼派“中阿并重”，举办中阿学校，用汉语言宣传伊斯兰教等主张，适应了革新潮流，故在一段时间内曾在市境得到了传播和发展。哲赫忍耶教派哲赫忍耶系阿拉伯语，为“公开”“高扬”的意思。主张高声念诵记主赞圣的各种“则克尔”词是明扬正道。虎夫耶教派虎夫耶阿拉伯语意为“隐藏”或“低念”，故称“低念派”。它主张念记主“则尔克”词时，以低念为最贵。平罗五香乡新潮村、渠口乡红阳村部分穆斯林遵奉虎夫耶宁夏通贵门宦，没有单独清真寺，礼拜等宗教活动与格底目派合坊进行；在平罗二闸东风村、头闸永惠等地部分格底目信众亦参与虎夫耶宗教活动，每年正月十三（创始人马金贵亡日）前往通贵“道堂”过乜帖。
回族反清斗争
1851年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爆发后，各地人民纷纷响应。太平军扫荡数省，定都南京，形成与清政府相对立的农民政权。农民革命震撼着清王朝的统治，清廷大为震恐。太平天国起义爆发的第二年，清廷急命宁夏、甘肃各地将领遴选精壮士兵，迅速启程赴淮扬一带堵截太平军。宁夏清兵腐败不堪，一触即溃，兵丁逃亡死伤相继。“甘肃平罗营参将张维义……于贼匪出扰时，并不督兵堵截，竟率弁兵不战而溃；甘肃花马池参将陈升，经托明阿：派令招集溃兵；而兵丁已陆续归伍，该参将竟不知去向。”（《清实录宁夏资料辑录》）至1857年，宁夏、甘肃前线之兵所余无几，“且该兵丁现多患病”，“日有病亡，兼之屡次打仗，伤亡甚众，所存精壮官兵无几”。而宁夏本地留存之兵既多老弱，且因军饷不继，不断请饷滋事。陕甘清军已处于兵饷两绝的境地。清初以来，清政府为控制新疆及甘宁青回藏等少数民族，十分注重西北武备，驻军多于其他各省，军事力量较为雄厚。而此时，陕甘军营仅余老弱，前线呼救求援仍连续不断。1858年，胜保以河南危急，要求调甘肃提督、回族将领索文率兵离甘。清廷认为：“陕甘兵力实已空虚”，“甘肃为西陲重地，近来野番出没无常，该提督控制颇为得力……未便调索文赴豫”。可见，清政府在西北的统治力量已被大大削弱。
陕西回族因汉族团练问题爆发反清斗争，给宁夏、甘肃各地广大回族以很大影响。面对陕西团练攻击回民军的事实，宁夏回族迅速行动起来。1862年夏天，陕西回民军“已有传单到甘，且宁夏府属之灵州有回民入境买马、制造军器之事”。9月，盐茶厅所属平原所（今同心县豫旺乡）清军回族把总马兆元，“布散传帖，且称奉上司檄，官兵刻期歼除回头（类）”，首先打起反清旗帜。接着固原以阿訇纳三为首，盐茶以王大桂、田成吉为首，平凉以穆生花为首，纷纷发动当地回民武装反清。而“灵州所属之金积堡、吴忠堡两处回民同时倡乱，势甚猖獗”。10月，同心回民军攻灵州，盐茶回民军攻惠安堡，北部平罗、宁夏（今银川）等处回民亦响应反清，宁夏南北均告事变。持续十年之久的宁夏回族反清斗争爆发。
宁夏回族反清斗争是由马化龙及其子侄组织领导的。马化龙所居之金积堡隶属灵州，两地相距仅十里。这一带回民大多数为哲赫忍耶门宦教众。举事前，这里的回民入灵州买马制械，官府十分紧张。灵州知州张瑞珍“曾将马化龙传到，谕以各安生业，勿生事端”。马化龙答应灵州回民不与陕西回民联系，以麻痹官府。而实际上，不仅金积堡、吴忠堡的回民反清是由马化龙直接组织领导的，北部宁夏、平罗，南部同心、固原、平凉等地回族起事亦与马化龙有密切联系。
马化龙（1806～1871年），灵州金积堡人。哲赫忍耶门宦第五代教主。其祖父马达天、父亲马以德为该门宦第三、第四代教主。马化龙承袭祖业，具有才智机谋。由于马化龙及其家族的巨大影响，金积堡成为宁夏回族反清运动的中心。1862年秋冬，金积堡以南之同心、盐茶等回民军北攻灵州和惠安堡。平罗一带回民军则南下，攻府城。这一军事方案的目的，一是向金积堡聚集，二是解除金积堡周围的军事压力。这反映了宁夏回民军受马化龙的统一领导，形成较为严密的组织体系。1862年10月，金积堡回民军与马兆元部联合围攻灵州城。宁夏驻防满营佐领隆阿、防御英明率旗兵往援，被回民军设伏击败。12月1日，宁夏道侯云登，在署甘肃提督定安的配合下，解灵州之围，回民军暂退往金积堡、同心一带。清军企图乘胜一举歼灭回民军，遂逼近金积堡。回民军针对敌我力量悬殊，采取智取。12月8日，当清军进至郭家桥时，突然决堤放湖沟水阻淹清军，又乘势发动反攻，清军败退灵州城。
在灵州回民起义的推动下，宁夏府城北路的通昌、通贵等上下各堡回民纷纷响应。平罗回民军乘胜围攻平罗县城，知县长谦被击伤，满营佐领吉星、防御庆连和署平罗营守备郭宗魁以及教谕包叶恒等均被击毙。与此同时，宁夏府城亦被回民军包围，满、汉二城同时告急。由于陕甘各地武备空虚，无军驰援，清廷只得急命阿拉善亲王贡桑珠尔默特，调派鄂尔多斯东西两盟蒙古兵数千，出贺兰山口，趋平罗、宁夏救援。
强家沙窝战役后，清军主力大部分瓦解。清政府在甘统治岌岌可危，而在宁夏的统治则已崩溃。宁夏府城和灵州为回民军占据两年多，这一带的清官府早已被回民军扫荡，只有满营一隅未被回民军夺取。宁夏南部，清军溃败之后，从同心至固原皆为回民军所有。宁夏回民军赢得了空前的胜利。当此之时，宁夏回民军领袖马化龙确定“求抚”方针。1865年10月，马化龙先向清朝督办甘肃军务西安将军都兴阿表示愿意求抚。随后形成了长达10年的抚局。
在抚局中，回民军仍然保持着独立的军事力量，北自石嘴山，南至固原，抚局地区的政权完全操控在回民军手中。马化龙自任“总理宁郡两河等处地方军机事务大总戎”，下设参领、元帅诸官职，自成一套统治体系，掌握政治、军事、钱粮等各种权力。因此，左宗棠说抚局“名为官抚回，实则回制官”。总之，抚局反映了回民军反抗清政府是有限度的。一旦清政府在回族地区的统治瓦解，回民军便从斗争转为妥协，以期保持所取得的斗争成果。通过抚局，回族实现了自己的自我管理。
清政府抚局只不过是权宜之计，它是官方兵力处于劣势情况下的妥协，“姑令先献城池，不过缓其心志。指目大兵云集，然后一鼓剿除，庶可操必胜之券，岂有真心议抚之理”。因此，在甘肃各地达成抚局之同时，清政府积极部署力量，准备镇压回族反清运动。1866年9月，清政府任命浙闽总督、湘军统帅左宗棠为陕甘总督，不久又加钦差大臣头衔，令其督办陕甘军务。左宗棠认为，“方今所患者，捻匪回逆耳。以地形论，中原为重，关陇为轻；以平贼论，剿捻宜急，剿回宜缓；以用兵次第论，欲靖西陲，必先清腹地，然后客军无后顾之忧，饷道免中梗之患”（《左文襄公全集·奏稿》），遂制定“先捻后回”“先秦后陇”的战略方针，其关键是，“不令捻回合势”。当时不仅捻军与回民军不相联系，陕甘回民军亦因门宦教派区别，虽有时互相支持，但并未形成统一的组织与指挥，往往各自为战，分股行动。左宗棠正是看到了这一点，采取分别击破的战略原则。虽经艰苦战斗，但金积堡反围剿的战斗，坚持了一年半的时光，终于失败。至此，持续近10年的宁夏回族反清运动宣告失败。
左宗棠从维护清朝专制统治出发，看到马化龙以宗教组织回族所具有的巨大作用，认为宁夏回族反清斗争较之陕西回族牢固坚定，其根源更为深远。他说：“此时若稍松手，将来仍是西北隐患……本朝都燕，以九边为肩背，尤不宜少留根菱，重为异目之忧，卷不比陕回由积衅私斗起事，尚可网开一面也。”不日，刘锦棠以金积堡中搜获“洋枪一千二百余杆”为口实，于3月3日将马化龙父子亲属22人凌迟处死，同日被杀害的还有马化龙的族众党友80多人。这次事件对整个局势的发展影响巨大，分散于宁夏、宁朔、平罗等地的回民军，因金积堡马化龙的失败而先后遭到清军的镇压。
清真寺
明天启三年（1623年）市境宝丰建有清真大寺，当时是宁夏地区最古、最大的清真寺之一。清代著名的有石嘴山清真寺、灵沙清真寺、通伏清真大寺等。在清代同治年间的回民起义过程中，多数清真寺被焚掠一空，后又逐渐恢复。截至1949年，市境内有大小清真寺189座。
平罗县城清真寺是银北地区较有影响的清真寺之一。根据调查，原县城清真寺位于北大街，民国19年（1930年）由马鸿宾驻平罗部队马吉安、马文庆发起，在全县24坊穆斯林群众积极赞助下修建的。清真寺为中式平顶，大殿15间，左右厢房9间，下对亭4间，沐浴房5间，井房和炭房各1间。附设另院，建房20间，共计57间。清真寺建成后由马仲选（灵沙人）、王孟德（高庄人）、杨文秀（二闸乡老户人）、王维智（高庄人）相继任开学阿訇。1949年时又由杨文秀、王振兴阿訇开学。
石嘴山清真大寺位于石嘴山区，始建于清道光年间，最早系石嘴山20余户回民集资兴建。有上殿15间、厢房10间。同治八年（1869年）西北回民起义失败后，清真寺遭到破坏。光绪十四年（1888年），在迁居石嘴山的回民日渐增多的情况下，又经回民群众集资于中街重建一座15间的清真寺，1926年又续建6间。民国时期冯玉祥、白崇禧等军政要人曾为石嘴山清真大寺题字留念。据资料记载，原建筑殿堂不施彩画，朴素简洁，高雅明快，装饰以精美的砖、木雕刻见长，建筑风格独特。在一些有关中国清真寺建筑的专著中均有记载。“文化大革命”时期，清真寺遭到严重破坏。1981年，由市政府拨款重建，外形为阿拉伯式，山门两侧建有两层“邦克”楼，大殿卷脊，顶部横列三个穹庐，上殿面积800平方米。
第八节 著名古建筑物
玉皇阁
位于平罗县城北门外，是宁夏最大的道教寺院之一。始建于清光绪元年（1875年），民国28年（1939年）续修，占地4200平方米，坐北向南，砖包台座，南北长105米，东西长40米，分为四级，由南向北渐次升高，最高建筑“三母殿”距地面约26米。整个建筑物分为两个时期所建，最初一部分建于清光绪元年（1875年），由著名道人阎合壁（丁义堡人）化缘集资建成。这部分建筑物有城隍殿、观音殿、娘娘殿、三清殿、斗母宫及玉皇大殿等。玉皇大殿为九脊歇山顶两层建筑。后一部分建于民国28年（1939年），由丁福润（平罗商会会长）等主持，杨生业（平罗城关镇人）、赵兴业（山西忻县人，平罗商会职员）具体负责扩建，包括山门楼、文昌阁、关帝阁、无量殿、三官殿、洞宾殿、三宝殿、三母殿等殿宇。总体建筑以玉皇大殿为中心，由16个大小殿宇、楼阁组成，并列十字歇山顶的3层建筑。寺院供奉着60余位道家仙宗。无量殿前的小院墙壁上绘画着《二十四孝图》。这两部分建筑虽为不同时期、不同工匠所设计修建，却结合得非常严谨、协调，两进院落层层相映，高低楼阁互为衬托呼应，回廊、飞桥有如金丝银线，将所有建筑联成一体，可谓“珠联璧合”。
玉皇阁造型独特，规模宏伟；结构严谨，对称平衡；亭台楼阁，工艺精细；高楼气势宏大，小阁玲珑剔透；主体突出，陪衬有致，互为竞相媲美；楼阁出檐深远，檐角翘指苍穹，似雄鹰展翅欲飞，并悬挂风铃，其声清脆悦耳。阁内所有殿宇尽为雕梁画栋，或雕刻花卉兽禽，或彩绘山水人物，刀笔洗练，功底深厚。因此玉皇阁是一座富有民族风格、历史悠久的古建筑群。最高处为三母殿，楼顶造型独特，名为“五凤朝阳盘龙顶”。登临三母殿，可凭栏远眺巍巍贺兰山、滔滔黄河水，平罗县城全景尽收眼底，近年来围绕着玉皇阁又修建了玉皇阁公园。
鼓楼
平罗钟鼓楼位于平罗城中心，据说建于明朝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原建筑物系一层楼，其中悬挂一大钟，门前两侧各建起脊瓦房一间，是打更人的住房。到清朝宣统三年（1911年）遭火而毁，民国2年（1913年）重建。重建时由高登第负责施工，施工前，对其造型曾着实酝酿一番，参与酝酿的人，曾经是游过名山大川，观过胜景佳区之人，将其所见之奇，所闻之特，融合而成为今日奇异之形。这个建筑物的座基约为12平方米，高约4米（原高5米，因解放后街面垫高约1米），用大青砖阀旋成东西、南北二洞，端对东、西、南、北大街，此即群众惯称的“鼓楼洞”。洞顶中心，嵌吊着一个粗约40厘米、长约60厘米的“星”（由于街面垫高，碰撞车辆，故摘除）。楼高约11米，加上座基总高约15米。从外面看是3层，实则两层。座基西南角的西侧，筑一由北向南上的12级砖阶梯，登梯上去向里一拐，是8级砖阶入门梯。楼的下层是洞宾殿，约4.5平方米，四面走廊檐各宽约3米，四角各有顶檐立柱5根，和壁角的一根柱子通过过梁连为一体。这5根柱子前后交错，使楼的顶角构成两个暗角，3个翘角。走廊四边用表砖砌有约70厘米高的花窗漏墙。楼壁系砖基土坯砌成。其门面南，有6扇凤眼格子门。楼后，由西向东，斜竖12级楼梯。上去即二层楼，为财神阁，大小与下层同，走廊宽约2.2米，廊檐宽约2.8米，边有约80厘米高的雕花木栏杆。楼顶样式别具一格，名为“八仙庆寿顶”，四壁各系6扇凤眼格子装成。这外形三层的楼，每层的4个拐角都有3个翘角，下配垂条悬风铃，每层的4个拐角都有两个暗角，既每层有8个暗角，故其样式名为“四明八暗”式。全楼共有36个翘角，72根柱子，象征“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这个造形，在宁夏来说是独一无二的，亦即其奇异之处。鼓楼各层的边檐，俱压飞檐。檐下统统挂有两道挂方，并有升斗、鹅脖、垂条点缀。其挂方系机方、平方、花方和照面方组合而成，并雕刻着各式各样的花样，画有山水人物、飞禽走兽等。所有这些和栋梁、楼门、格子等，统经彩画油饰，真是花红柳绿，五彩缤纷。解放后，县人民政府曾全面彩绘油饰，并点缀了彩灯，五光十色，绚丽辉煌。1984年秋，又进行了复原补修和全面彩画油饰。
北武当庙
北武当庙，又称寿佛寺，位于大武口区西5公里的贺兰山东麓北武当山，为宁夏回族自治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坐南朝北，依山而建，占地12000平方米，建筑面积4300平方米，四进院落的建筑群体布局自然，错落相间。中轴主要建筑有山门楼、灵光殿、观音楼、无量殿、多宝塔、大佛殿等。山门楼高9米，巍然耸立，雄宏大方。庙门前的石狮高约2.5米，雄姿英发，威貌堂堂。整座建筑结构精细，对称呼应，庄重优美，是一座以佛教为主、佛道合一的西北古庙。据《新建北武当庙碑》载：北武当庙为清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由洪广营三宝居士郑惠及宁夏镇城周兆熊等人协力捐资募款，在一座小庙基础上扩建而成，因供真武石像，故名“北武当庙”（寿佛寺）。其后又几经扩建：清乾隆四十年（1775年）在无量殿后建大殿五楹，嘉庆初建配殿，嘉庆十四年（1809年）于山门前置石狮一对，嘉庆十六年（1881年）于殿建立拱门三楹。清光绪年间，北武当庙僧人广煜修学北京，经檀柘寺方丈引见，敬请常来檀拓寺进香的慈禧太后为北武当庙钦书“护国寿佛禅寺”白绢条幅，自此北武当庙又名“寿佛寺”。左宗棠等人也曾为之亲笔题字作画，使之声誉大振，远近闻名。据清《平罗记略》有关北武当山庙会记载：“四月望，男妇乘骑烧香武当山，曰‘朝山’。七月望，九月九皆然，蒙古人多。”每逢农历四月八、七月十五、八月十五、九月九为北武当庙会期，各地前来朝山拜佛的蒙、藏、满、汉等民族的善男信女数万人云集于此，盛况空前。清代平罗地方志记载，武当庙附近“有泉三道，自地溢出，水清且洌”，被列为“平罗八景”之一，号称“佛寺清泉”。
北武当庙无量殿前的西厢里，陈列着对寿佛寺有过较大贡献的圆寂者事迹，其中悼念续早的为多。续早（释融远）在生前系中国佛教协会理事，是宁夏参加中国佛协的唯一理事，在宁夏佛教事业发展中有较大影响。他晚年写的《寿佛寺简历》，是关于这座寺庙较为完备的文字资料。
第九节 清代石嘴山教育
社学 据明《万历朔方新志》记载：明初宁夏设社学5所，其中平虏（平罗）城1所。又据《朔方道志》记载：明成化四年（1468年），平罗人夏景芳考中举人。明嘉靖五年（1526年），平罗人杨经考中进士。可知平罗县社学距今已有五百余年的历史。清乾隆年间，平罗有社学5所：本城关帝庙、西河堡、李纲堡、洪广堡、宝丰城各1所。塾师年束修银120两，府署与平罗县各支60两。
义学 清道光四年（1824年），县知事徐保字视平罗县社学久废，贫寒子弟无读书之所，遂购买城西南处房屋数间，捐资修理一新，办起平罗县第一所义学，入学学童100余人。到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平罗县有义学6所，即：县城汉民义学1所，址在书院西；县城回民义学1所，址在白衣庵寺院内；头闸、黄渠桥、石嘴山、虞祥堡义学各1所。县知事徐保字先后为办义学捐廉俸银和公项银；县知事讷恩登额为义学捐公项银。
私塾 平罗县的私塾有三种形式。其一，有学识、声望高的塾师设馆办学。据《朔方道志》卷十七记载：“张启绪，平罗贡生，设帐讲经，有濂洛风，殁后士林无不成泣。”其二，地方士绅或富裕者家庭办学。如黄渠桥通润堡贡生梁登魁，在娘娘庙设私塾1所，聘请秀才或有学问的人任教，入学学童均为梁姓家族子弟，最多达11人。该私塾延至民国23年（1934年）。其三，联合办学。平罗县私塾多为后一种，几乎全县各大村庄都有。如县城南门外贡生姚光文与姚光兴在本村购房屋4间办起私塾，聘请秀才孙绍先任塾师。入学学童有姚、马、龚、曹、党、李等姓子弟30余人。民国17年（1928年），移址于柳浪渠李应科家，学董马麟聘请秀才李祥凤任教。经费由学董向学生家长筹集。民国18年（1929年）五香北湾子、阮桥联办私塾1所，址在经堂庙，学生来自五香、北湾子、阮桥、新潮等村庄。民国19年（1930年），迁址于五香龙坑堰，由公正刘宗古、士绅罗吉贤主办，聘请秀才任国保任教。学生来自五香、任家嘴子、新潮等村庄，最多达20余人。经费由学生家长公摊。启蒙教材有《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弟子规》《名贤集》《朱子格言》《幼学琼林》等，主要教学童识字、写字。
学宫 学宫，是县官府管理生员与供童生以上生员读书的学校，称儒学。平罗学宫始建年代不详。据《乾隆宁夏府志》载：学宫在县治南，乾隆三年地震毁，六年动帑重建。县学宫，由大成殿、庑房、戟门、更衣厅、省牲所、棂星门、牌坊、崇圣祠、名宦祠、乡贤祠、忠孝祠、节义祠、尊经阁、明伦堂、斋房、学宫署等建筑组成，有房屋40余间。清乾隆以前平罗学额：一年一贡，廪生20名，增生20名，每年考取文、武生各8名，科考取文生8名，武生64名。《道光平罗记略》记载：“《大清会典》平罗小学生科试额进文生八名，岁试额进武生八名。”《朔方道志》载：“平罗县学廪生二十缺，增生二十缺，二年一贡，岁考取文武生各八名，科考取文生八名。”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废科举考试之前的数百年中，平罗县士子考取的具体情况因地震、兵燹档册遗失，故不能尽考。仅据《平罗记略》《续增平罗记略》《朔方道志》记载，明代，考取文进士1人，文举人2人。清代，考取进士10人，其中文进士7人，武进士3人；举人66人，其中文举人14人，武举人52人。光绪二年（1876年）之前，平罗县的士子乡试要到西安贡院，路途遥远，交通不便，有财力能参加乡试的士子，仅占应参加乡试总数的十之一二。中进士、举人步入仕途者多有政声，如明成化戊子（1474年）科举人夏景华官河南彰德府推官。嘉靖丙戌（1526年）科进士杨经官直隶大名府推官。清康熙丁丑（1697年）科武进士夏琳官武昌府参将。清康熙辛丑（1721年）科进士杨魁甲，举翰林院庶吉士，官山西吉州知州。清雍正甲辰（1724年）科武进士白良璧，官洛阳参将。清乾隆丙辰（1736年）科武进士许忠朝，官侍卫。清乾隆己卯（1759年）科武举人夏景云，官涿州参将。清嘉庆丁丑（1817年）科进士翰林院庶吉士俞德渊，官江苏荆溪知县，徐州府同知、常州知府、两淮盐运使。
书院 平罗县知县宋维孜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在县城西南角官地，由热心公益的人士史子继、郑子量二人负责施工，建讲堂1座，宿舍若干间，当即延师招生开学。同时将孔庙和关帝庙的庙产铺面房25间的岁收租金十余串文，和灵沙堡学田八顷（每顷100亩），清水堡（现属贺兰县）学田二顷的岁收租粮四五十石，作为办学经费。后来由于校舍倒塌，办学经费管理不善，逐渐失去着落，学校停办。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知县李鸣薰复又筹集经费抛弃原低洼校址，在县城西大街西端，购置朗润堂院落一座作为学馆，延师开学。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知县王世治筹捐经费增建校舍，加强学田及圣、帝两庙庙产的管理，扩大招生数量，将学馆命名为“兴平书院”。乾隆六十年（1796年），知县张炳在任期间继续办学，此后，因无人管理而停办。嘉庆十一年（1806年），知县王楚堂到任后，对办学事业很重视，他了解到历时50年的书院，由于经费时足时缺，学校时办时停，故决心进行整顿，重新开办，当即筹集经费，于嘉庆十三年秋，除对书院原建筑物进行修缮外，又添建房舍，增置桌凳，使书院规模一新，因而将“兴平书院”更名为“又新书院”，延师开学。之后，他又将自己节约3年之久的廉奉钱2200串文捐献出来，连同剩余租金300串文一并交给各当商（当铺）生息，年得息金300串文，作为书院的补助经费。自此之后，入学学生逐年增加，学习成绩逐年上升。道光五年（1825年），知县徐保字鉴于书院学生增多，校舍狭窄，拟将书院旁的大公馆（即学宫，是考生复习的地方）扩进书院，以解决校舍狭窄问题。但苦无经费，正自谋划筹措之际，恰好在江南做官的翰林俞德渊（平罗头闸人，幼时功读于兴平书院，曾给道光皇帝当过老师，其后代现住正闸大队）给母校赠银300两，当即动工扩建，扩大了书院，容纳了更多的学生。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书院墙垣逐渐倾颓，房屋日渐破漏，知县张梯见此情景，不修缮难以办学，可修补又没经费，所以准备筹划经费，进行修缮。适翌年夏秋，淫雨连绵，书院积水排不出去，房屋经长时间浸泡，倒塌不堪，因而决定重建，带头捐献奉银200两，邀请地方上热心公益事业的人士姚逢春、张伟、吴肇泰等负责劝捐，吴云锦、王致祥、张应辰、徐嘉会等负责监工，于道光二十三年三月动工，将地基增高近1米，大兴土木，至7月竣工，计翻建上房5间，讲堂3间，宿舍24间，建大门1座，二门1座，大门前建照壁1道。后因马化龙反清，发生战乱，书院被迫停办。因无人管理，房屋器具多被毁坏。光绪三年（1877年），知事（即知县）任懋在任期间，对书院进行了维修，复又开学。“兴平书院”先后培养出了大批人才。例如嘉庆年间在书院读书的俞德渊（本县头闸人），中了进士，为翰林院庶吉士。民国4年（1915年）改为本城高等小学堂。第十节 下营子教案始末
天主教进入西北
16世纪中期以后，以罗明坚、利玛窦、庞迪我等为代表的天主教（罗马公教在中国的专称）士，由海路进入中国，学习中国语言和儒家文化，并融会中西，开始在中国传教。清朝初期，不少西方天主教传教士利用天文、历法等科技知识，在中央政府机构中任职，为清政府从事编历书、绘地图、办外交、制枪炮等活动。17世纪中叶，东正教也传入中国。顺治十五年（1658年），梵蒂冈的“罗马教廷”按照其“传教区体制”，在中国设立了第一批监牧区。嘉庆二十三年（1817年）又设立了澳门、北京、南京等主教区及代牧区。康熙时全国有28个城市设有天主教堂，教徒达十几万人。当时，比利时耶稣会士方玉清首先进入西北地区，建立了陕西传教区，甘肃的教务由陕西教区统一管辖。接着，方玉清由陕西汉中来到甘肃凉、甘等州传教，甘肃的教务由陕西教区统一管辖。但由于“礼仪之争”和罗马教廷干涉中国内政，引起康熙帝对天主教的反感。雍正时，清政府又采取取缔天主教的政策，大批传教士或被监禁，或被处死，教堂也被封闭没收。鸦片战争前后，随着清廷“教禁”的废弛和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天主教和新教传教士又大批地涌进中国，教区不断扩张。道光十九年（1839年），中国13个省有天主教徒30万人。当时西北有陕西和甘北两个教区。鸦片战争后，教区和天主教徒数迅速增长，管理体制也不时地调整变化。1882年，罗马教廷派人接管了甘肃教务。1901年又在甘肃成立了两个新教区：即陇南教区，中心教堂在秦州（今天水市）；兰州教区，辖陇西至河西一带，中心教堂在兰州。光绪五年（1879年）以后，由于信仰基督教的人数激增，罗马教廷为了加强管理，进而将中国分为五大传教区，数十个主教区。其中陕西、甘肃、河南为第二教区，管辖范围包括数十个州县，下辖总铎（神父）区、本堂区、支堂及学校等。各教区主教、各级神父由教内层层任命，经费则通过购置地产、经营商贸、高利贷等途径筹措。基督教改革以后的新教传教士，于嘉庆十二年（1807年）进入中国，它比天主教传教士进入中国晚了100余年，但发展速度却相当快。咸丰八年（1858年）《天津条约》签订后，新教传教士来华者日益增多。到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全国共有新教传教会82个，传教士3832人。其宗教组织形式，大致是教区中心城市设有大区教会，下设教堂、医院、中小学堂及慈善机构，县区设有支教会，下设教堂及学校等机构。一般城镇设有布道所，下设教堂。布道所之下，就是分布在各个村庄的教徒团。
天主教在宁夏的传播
宁夏是天主教传教的地区之一。天主教本是基督教的三大宗派之一，因教皇驻在罗马，亦称为罗马公教或旧教，以与东正教和基督教新教相区别。所谓“天主教”，是该教在中国的专称，即明代人借用中国的名称对它所信奉之神的译称，取意为“天地真主、主神、主人亦主万物”的至高无上的主宰者。使天主教传播到宁夏地区，是该教的一个传教修会——圣母心会。这个修会标榜以圣母圣心为“主保”（主要保护者），故名。1865年南怀仁亲率4名会士，在张家口开始本会的传教活动。经过十余年的发展，圣母圣心会的传教活动已扩张到河套、陕北和宁夏北部广大地区，教徒发展到14000多名。1883年，罗马教廷再次把该教会的传教区扩大划分为：东蒙古教区（原热河省）、中蒙古教区（原察哈尔省）、西南蒙古教区（原绥远省）。宁夏北部和阿拉善旗均隶属于西南蒙古教区。三盛公教堂为该教区的主教堂。首任主教为比籍神甫德玉明。这一期间，圣母圣心会急于继续向西扩张传教范围，甘肃省宁夏府首当其冲。1878年，首先派荷籍神甫韩默理率教士接管了甘肃省的教务，并以武威县西松树庄主教堂为基地，准备在全省各中心地区广建教堂。第二年，天主教自行把甘肃划为该教会在中国的第二传教区。并在兰州、宁夏、西宁分设3个布道区。宁夏是与该教会蒙古教区大本营的结合部，更是需要插足的地方。但是由于甘肃回民起义事件甫平，左宗棠大军压境，又作为西征新疆的前进阵地，全省局势非常紧张。多年来的战乱已使城乡经济受到巨大破坏，人民流离失所，造成韩默理传教工作困难重重，不得不悄然而退。1879年比利时教会又派传教士闵玉清、桑桂仁，由绥蒙地区进入宁夏府平罗县黄河东岸的五堆子、红崖子一带开展传教活动。虽然传教活动没有什么进展，但它是天主教传入宁夏地区的开始，时间是清光绪五年（1879年）。1880年，桑桂仁传教士又西渡黄河至立岗堡（今属贺兰县境内）一带进行传教活动，但当地回民居多，其传教亦无成效。闵玉清几经挫折和多年努力，终于在平罗传教取得了一些进展。1891年闵玉清在平罗下营子村购买土地1000余亩，建起教堂和住宅，从老教区迁来大批教徒，在此地积极开展传教活动，还发展新教徒100余人，下营子教堂便成了天主教在宁夏的第一个据点。
下营子教案
下营子教堂建于1891年，为国外天主教在宁夏的第一个据点，隶属当时西南蒙古教区主教堂三盛公教堂管辖。清光绪十八年（1892年）和二十六年（1900年），后套（今内蒙古包头、五原一带）地区两次发生大旱，赤地千里，颗粒无收。当时，蒙古王公早已将士地租给教堂，由教堂向农牧民收租。时逢大旱，百姓们无钱交租，纷纷离乡背井，他地谋生。不少灾民逃到石嘴山、平罗一带。后灾情缓和，但后套地区已十室九空，田园荒芜，无人耕种，使教会的收入受到很大影响。于是，教会“整理教籍”，令逃荒他乡的套民“归籍奉教”。已在平罗地区安家落户的套民当然也在劝迫之列。然而，这些套民在平罗已生活多年，不少人与当地人通婚，生儿育女，成家立业，再让他们返回后套，势必拆散他们的家庭。所以，“归籍奉教”的命令遭到百姓们强烈反对，乡民们与教堂的矛盾日益激化。时有乡民龙占海、姚大奇、马跃川等人，于光绪二十七年十一月十三日（1901年12月23日）夜，冲进下营子教堂，将外国神甫梅伯华、彭寿年杀死，同时还杀死两位来教堂为洋人通风报信的教民。
下营子教案的发生，在平罗县和整个宁夏府引起巨大震动。当时《辛丑条约》刚签订不久，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也因八国联军攻陷北京而逃亡在西安。清廷深怕此事给刚刚了结的“庚子事件”再添麻烦，故接到报案后7天内，一口气发出四道上谕，一面饬令地方“严拿匪徒，毋任漏网”，并要求各地文武官员对“各属教堂、教士、教民加以保护，毋再疏虞，致于重咎”，一面又气急败坏地把平罗县卸任知县王树槐、在任知县李含寿和平罗营参将易庆安等一并革职，勒令其戴罪缉拿凶犯归案。一时间搞得陕甘宁大小官员惊慌失措，人人自危。省、道、府各级官吏挤满了小小的平罗县城。对于被杀洋人，朝廷则“深为怜悯，……立即妥为抚恤”。在宁夏镇总兵官汤泳山、宁夏道台和省派道员张廷楫亲自指挥下，四处逮捕嫌疑犯，严刑逼供，凡与龙占海、马跃川等人有点儿来往或沾点边儿者，均不能幸免。有多名无辜百姓被杀示众。荷兰和比利时政府接到报告后，立即指派当时担任甘肃盐务总办的比利时人林阿德来宁夏监办此案。不久龙占海被抓，1902年3月在平罗县城被杀。清廷还赔偿下营子教堂白银4.2万两。因当时宁夏已无款可筹，遂改以数百顷土地作为抵偿。
元初，今石嘴山地区属于新开设的西夏中兴等路行省管辖。中统二年（1261年），设立西夏中兴路等路中书行省，省城仍设中兴府，辖境基本为西夏时的疆域，宁夏北部石嘴山地区包括在内。不久改为甘肃行中书省宁夏府路，仍置定州，延续了西夏时期的名称。后几经兴废，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中兴府改为“宁夏府路”，宁夏由此得名。此时，石嘴山地区所在的定州，仍归其所辖。元武宗至大三年（1310年），在察汗淖尔设宣慰司，管理鄂尔多斯，今陶乐地区亦在其辖区。明代宁夏是九边重镇之一，而石嘴山则是宁夏镇北之门户，地理位置十分险要，关隘重重，长城环卫，烽燧密布，且西有贺兰山屏障，东有黄河天堑，构成西北一处军事巨防。清代，宁夏成为腹地，行政建制归甘肃省管辖。
由于石嘴山地处西北与华北两大区的结合部，位于华北进入西北地区的战略通道上，加之贺兰山天然沟谷通道众多（其中大武口沟是石嘴山市连接阿拉善高原之间的径直通道），黄河纵贯市境全程通航，所以自古以来就是重要的流通要道，地位突出，地形险要，是历代王朝的北部设防要塞，素有宁夏北部“咽喉”之称。自2200年前，秦始皇筑长城，在市境设置军事城障“浑怀障”后，历代王朝在此移民屯兵，设州置县，以固边防。当年成吉思汗率大军攻打西夏，曾两次从石嘴山古渡强渡黄河。明《嘉靖宁夏新志》载：“镇远关（今石嘴山正谊关）在平虏（今平罗县）城北八十里，实宁夏北境极要之地。”“苟失平虏，则无宁夏（今银川市），无宁夏则无平（平凉）、固（固原），无平、固则关中骚动，渐极于内地，患不可量矣。”明王朝因石嘴山“三面受敌”，先后在此修筑了“西长城”“旧北长城”“北长城”“沿河长堤”等城墙设防。因此，“欲固宁夏，必守石嘴子（今石嘴山区），乃为军事定论”（范长江《中国的西北角》）。直至近代，如清同治年间西北回民起义、1929年马仲英部进攻宁夏、1934年的孙（孙殿英）马（马鸿逵）大战等，石嘴山、平罗城都首当其冲，多次成为军事争夺的主要战场。
石嘴山特殊的区位使得市境长期成为了中原农耕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的交汇点。元代郭守敬就已经在宁夏考察河运，并进行大规模的黄河漕运。明隆庆五年（1571年），明王朝就在平虏城（今平罗）附近设立了蒙汉互市的“夷厂”；清初又将其移至石嘴子，成为当时河套地区民族贸易的重要“市口”。包兰铁路通车（1958年）前，石嘴山还以“水旱码头”而著称，清代宁夏的黄河水路交通也由于政局平稳与生产振兴而有空前发展。石嘴山长期是黄河上游民船航行的起点和货物集散地。举凡宁夏，甘肃西部，内蒙古阿拉善、额济纳、鄂尔多斯的皮毛、药材、水烟等多集中于此，市境的煤炭、陶瓷等产品也经水路北上南下，“装载货物之舟停泊者动逾数百”。清末民初，帝国主义势力侵入西北，石嘴山一度成为西北地区城市外贸中转市场。英、德外国洋行先后在此设有10家分行，甘、宁、青产羊毛皮张多汇聚于此，加工后装船外运，年约运出羊皮百万张、毛3000万斤，呈现出“各洋商均集于此，货财山积”（民国《朔方道志》）的畸形繁荣景象。
清初，宁夏北部黄河西岸一带还是一片荒滩地，这块荒滩地北起石嘴子，南达府城东郊掌政桥，南北绵延100多公里，即今平罗县、惠农区和贺兰县境内沿黄河西岸的大片滩地。雍正初年，川陕总督年羹尧到宁夏视察河渠后，朝廷派单畴书、通智等人来宁主持开渠事务。他们相继开凿惠农渠、昌润渠，使之成为千里沃野。清朝初年改明之“平虏守御千户所”为“平罗所”，“平虏城”遂为“平罗城”。惠、昌两渠开工后，通智从宁夏、宁朔等处招民垦荒，并奏请朝廷批准，在惠、昌两渠灌区内，增设新渠和宝丰两县。雍正五年（1727年）设置新渠县（在今平罗县姚伏镇惠农渠西，田州塔南）；七年（1729年）设置宝丰县（在今平罗县宝丰镇）。县下设堡屯，与平罗县分治。乾隆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即1739年1月3日深夜，宁夏发生了大地震，宁夏府城和平罗、宝丰、新渠等县城都被摧毁殆尽。乾隆四年三月（1739年4月），朝廷依钦差兵部右侍郎班第请奏“宁夏地震，所属新渠、宝丰率成冰海，不能建城筑堡，仍复旧规；请将二县裁汰；所有户口，从前原系招集宁夏、宁朔等乡民人，令其仍回原籍；有愿留佣工者，以工代赈，俟春融冻解，勘民可耕之地，设法安插，通渠概种”。（《清实录宁夏资料辑录》）“不能耕种，已少产米粮数十万石”，其损失可见一斑。震后，裁撤了新渠、宝丰两县，将新渠县原辖的通宁、通朔、通贵、通昶及通吉5堡划归宁夏县，其余清水、通义、通福、通城、五香、六中等堡及宝丰县属各堡屯全部并入平罗县。
清康熙初年，今石嘴山市境内平罗县宝丰一带已有回族定居，多由陕西、甘肃等地迁来。清雍正年间（1723～1735年）惠农渠、昌润渠开通以后，朝廷招民垦种，河东及南部山区缺田少地的回民陆续前来市境开垦荒地，安家落户。伊斯兰教当于此时大规模传入。在咸丰年间西北回族反清斗争中，宁夏石嘴山地区回族群众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是宁夏回族反清斗争的重要地区之一。清光绪五年（1879年），比利时教会又派传教士闵玉清、桑桂仁，由绥蒙地区进入宁夏府平罗县黄河东岸的五堆子、红崖子一带开展传教活动。虽然传教活动没有什么进展，但它是天主教传人宁夏地区的开始。此后，借助不平等条约，天主教在石嘴山地区下营子站稳了脚跟，购买土地1000余亩，建起教堂和住宅，从老教区迁来大批教徒，还发展新教徒100余人，下营子教堂便成了天主教在宁夏的第一个据点。教会势力恶行昭彰，引发了下营子教案的发生，在平罗县城和整个宁夏府引起巨大轰动，它是宁夏近代史上的重要事件之一，与石嘴山十大洋行的发展一起，反映了近代资本主义势力对宁夏的盘剥和控制。
第一节 蒙元时期石嘴山
元代石嘴山行政建制
行省制始创于元朝，是地方最高行政机构，也是一级行政区，同时保留了宋、金时期的路、府、州、县地方行政机构和相应的行政区。据《元史·地理志》，元帝国“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立中书省一，行中书省十有一”。蒙古在太宗三年（1231年），即灭金的前三年，始立中书省，以著名的政治家、地理学家耶律楚材为中书令。入主中原后于宪宗初年（1251年），在燕京等处置设行尚书省。中统初年（1260年），元世祖忽必烈改置行中书省，其后屡屡增多，但是一直到元贞年间（1295～1296年）行省的设置和辖区还都很不固定，即在忽必烈统一中国（1279年）后的20年中行省制并未固定下来。直到13世纪末、14世纪初的元成宗时期才开始固定，逐步形成元代省制行政区划。元英宗至治时（1321～1322年），全国划分为12个一级行政区，1个中书省，11个行中书省。中书省为中央机构中书省的直辖地区，又称都省、腹里，包括今北京、天津、山西、河北、山东以及河南和内蒙古的部分地区。11个行中书省为岭北、辽阳、陕西、河南、江浙、江西、湖广、云南、四川、甘肃、征东。其中，征东行省即高丽国，行省最高长官由高丽国王兼，性质与内地行省不同，所以也有人认为只有10个行中书省。行省下辖路，路领府、州，府、州辖县。元代在1个中书省、11个行中书省下，置路185，府33，州559，军4，安抚司15，县1127。
宁夏地区的行政建制经过数次反复。元初，今石嘴山地区属于新开设的西夏中兴等路行省管辖。中统二年（1261年），设立西夏中兴路等路中书行省，特命蒙元开国重臣粘合重山之子为中书左丞，是中书行省最高长官。省城仍设中兴府，辖境基本为西夏时的疆域，宁夏北部石嘴山地区包括在内。后设甘肃行中书省宁夏府路，仍置定州，延续了西夏时期的名称。后几经兴废，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中兴府改为“宁夏府路”，宁夏由此得名。此时，石嘴山地区所在的定州，仍归其所辖。元武宗至大三年（1310年），在察汗淖尔设宣慰司，管理鄂尔多斯，今陶乐地区亦在其辖区。
郭守敬考察黄河航运
郭守敬（1231～1316年），字苦思，顺德路邢台（今河北邢台市）人，元代最著名的水利专家和天文学家。郭守敬提出了关于开发华北水利的6项建议，包括修复元大都（今北京）附近的运河，引黄河、沁河、漳水、沙河等河道的水灌溉农田等。这些建议体现了他对水资源综合利用的规划思想，得到忽必烈的称赞，他本人随即被任命为“提举诸路河渠”，受命负责河流与渠道的整修、管理事务。中统四年（1263年），郭守敬因兴修水利有功，升任副河渠使。至元元年（1264年），郭守敬随张文谦视察西夏（今宁夏、甘肃一带），他根据忽必烈的指示，全面巡视了西夏的河渠，并将结果绘成示意图报告给皇帝。同年，张文谦出任西夏地方行政长官，郭守敬在他的支持下，在宁夏等地修复、新建了数十条引黄灌溉渠道，并修建了许多闸坝。至今仍在发挥作用的唐徕渠、汉延渠等十几条渠道就是当时重修的。石嘴山地区位于银川平原引黄灌溉区下游，其河西灌区主要有唐徕渠和惠农渠两大渠系。在石嘴山市境内，唐徕渠从贺兰县至八一桥进入市境平罗县，经姚伏、周城、前进3个乡后绕平罗县城，在高庄乡进入排水沟。石嘴山市境内全长41.2公里，唐徕渠系共有大小支斗渠236条，灌溉面积20多万亩。
据郭守敬的学生齐履谦《知太史院事郭公行状》所载，郭守敬在宁夏期间，向元世祖忽必烈提出开发黄河水运和探询黄河河源的建议。郭守敬“尝挽舟溯流而上，究所谓河源”。至元二年（1265年），他从中兴（今宁夏银川市）乘舟，顺河而下，经石嘴山，四昼夜至东胜（今内蒙古托克托），经实地勘察，证实此段黄河可以通航。因此，郭守敬向忽必烈建议：在宁夏黄河段办漕运即水道运输。据《元史》载：“都水少监郭守敬言：舟自中兴沿河四昼夜之东胜，可通漕运。”忽必烈采纳了他的建议，还下令建立了应理州（今中卫）到东胜的水运驿站。沿途设驿站10个，有驿船66艘。从此，宁夏的黄河水运又开始兴盛。
第二节 明代西北军事要塞
关隘
明代宁夏地处边陲，是九边重镇之一，而石嘴山则是宁夏镇北之门户，地理位置十分险要，关隘重重，长城环卫，烽燧密布，且西有贺兰山屏障，东有黄河天堑，构成西北一处军事巨防。
镇远关 根据《万历朔方新志》的记载：“国初……开镇置镇远关，去平虏城北八十里，是宁夏北境极边之地。”由此可知，镇远关的修筑时间，大致于洪武九年（1376年），耿忠为指挥创立宁夏卫的时期，地址在今惠农区西北约五公里地方之正义关沟口老关疙瘩处。《嘉靖宁夏新志》在“关隘”中也记载：“镇远关：在平虏城北八十里，实为宁夏北境极边之要地。关南五里，有黑山营，仓场皆备。弘治前，拨官军更番哨守，为平虏之遮。正德初，因各处征调轮拨不敷，遂弃之，致虏出没无忌，甚或旬月驻牧，滋平虏之患日深。镇远关自不能守，柳门等墩自不能嘹，平虏之势遂至孤立。”在“北路平虏城”也中记载：“宁夏迤北旧有镇远关，关之东为黄河，关之西贺兰山尽头，山水相交，最为要地，以故设关防守，诚振古之见也。关之南五里，旧有黑山营，设有官军备御。黑山营之南七十里，设平虏城。关之西，沿贺兰山四十里，有打磑口，乃贼出入要地，有险可守。先年守筑三关，设立墩台防哨。东西联属，远迩观望，烽火严明，贼亦难入。至弘治以前多因极边地方，供饷不便，军多逃散，兵力寡弱，遂行废弃。黑山止有空营；镇远虽称有墩有军，相距平虏城百里之远，孤危难守，有名无实而已。”
根据上述记载，镇远关实为明代宁夏北部边境之门户。既是明朝防御北方游牧民族的军事要冲，也是游牧民族入犯中原的必经之路。镇远关一旦失守，则宁夏门户大开，可见其军事地位之重要，显然也是明代西北地区农牧业文明撞击和交融的节点。因其重要地位，所以附属的各类军事设施相对完善，因而在现石嘴山区形成互相扶助的军事系统，而镇远关则是整个军事系统中的重点，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军事作用。
打硙口三关 《嘉靖宁夏新志》卷一“打硙口”条记载：“在平虏城西北。沿山诸口，虽通虏骑，尚有险可凭；北则惟打硙，南则惟赤木，旷衍无碍。打磴旧有三关，自正德五年（1510年）以来，渐至颓圮。”嘉靖十年（1531年），弃之不守。打硙口三关关墙遗址经勘察认定：头道关在平汝铁路线一号桥处；二道关在二号桥处。这两道关墙已不复存在。三道关在清水沟与大武口沟交汇处，紧靠田刺窝窝片头的山根。关墙在海拔1325米的小山头上，是扼守大武口沟和清水沟的咽喉要道。关墙遗址尚存，关墙南北长120米，东西宽30米，城门向东。
北关门 明嘉靖十年（1531年），由齐之鸾管理修筑的“边防北关门墙”，即大武口长城上筑有两道关门。齐之鸾在《朔方天堑北关门记》中写道：“为关门二，东曰‘平虏’，中曰‘镇北’。其上皆为堂，若干楹。其下各增城三面，为二堡，周遭里百二十余步，徙旧威镇并镇北堡军实之。”经实地勘察和走访，确定东暗门（平虏）在铁路东。中暗门（镇北）在潮湖农场西水管所处。
贺兰山隘口 贺兰山是宁夏平原西部的天然屏障，自古以来多为华夷的界山，明代也是蒙汉控制区的分界线。400余里的山脉，有许多天然的山谷贯通前后山，成为贺兰山的军事口隘，其中可通车马的大口有30余处。明代北路平虏城分守的贺兰山隘口有：滚钟、黄峡、水吉、镇北、白寺、宿嵬、贺兰、新开、塔峡、西番、大水、小水、汝箕、小风、大风、归德、打硙口共17个。每个隘口中间或口门都筑有关墙，屯兵把守。清代平罗营分管的贺兰山隘口有：石嘴子口、镇远关口、红果子口、王泉口、打硙口、枣儿口、镇北关口、韭菜口、归德口共9个。
营垒
黑山营 以黑山而得名，位于镇远关南2.5公里，明正德初随镇远关废弃而废弃。据《大明一统志》记载：黑山营，永乐元年（1403年）建。因此，它的建置迟于镇远关。清代储大文在《贺兰山口记》中记载：“平罗西（北）八十五里之黑山为贺兰山尾，形如虎踞，扼隘饮河，而山前又有黑水以限之。”正义关沟口上方一座烽火台恰好从大山头的众多支脉上，鹤立鸡群般地显露出来，狼烟若起兵马即动，可起先敌制胜之效。石城东面则居高临下，视野开阔直至黄河之滨，军队活动可尽收眼底。黑山营的原址，恰在此处，可见其设立和选址，是经过极其细致的勘察的，与镇远关互为呼应，起到预警和克敌之功效。
另外，还有洪广营，遗址在今贺兰县；临山堡（今大武口庄子西南200米珍珠岩厂）；石城子（今大武口沟口汽车站西南的高台子上）。
长城
宁夏自古就是我国北部边防前哨，是中原农业文明和北方游牧文明交融碰撞的交汇处，向称“关中屏障，河陇噤喉”。秦、汉、明等王朝都在这里修筑过长城，今石嘴山境内存留的古长城遗址，均为明代所筑。明朝称长城为“边墙”。在宁夏修筑边墙始于成化八至九年（1472～1473年）间先后筑有东边墙、西边墙、北边墙和陶乐长堤以及固原旧边等主干塞防，全长约3000里。在今石嘴山市境内主要有旧北长城，包括河西段，又称“红果子长城”和河东段，又称“陶乐长堤”。在旧北长城弃守后，又重筑新北长城，又称“边防北关门墙”，统称“大武口长城”。
旧北长城，俗称“红果子长城”。为护卫宁夏镇北大门和平虏城（今平罗）而建。建于明洪武至弘治年间（1368～1500年）。明《万历朔方新志》载：“北长城三十里，自西向东接黄河”，指的就是旧北长城。其西起贺兰山扁沟，东抵黄河西岸，全长15余公里。在弘治（1488～1505年）年间，还派兵驻守。到正德初（1506年）因兵源不足，粮运困难，遂放弃不守。从此，外部势力便开始入侵扰乱。据《九边考》记载：“宁夏北，贺兰山黄河之间，外有旧边墙一道。嘉靖十年（1531年）于内复修边墙一道，官军遂弃外边不守，以致内地田地荒芜。”“外有旧边墙一道”，指的就是旧北长城。这段长城自扁沟至小墩湾，原石嘴山市第四中学处，墙虽塌圮，但遗址尚存，有些地段墙高现存3.5米以上。自扁沟门下约1500米处，由于地震造成长城上下错位1.5米，水平错位1.45米。位于石嘴山市第四中学至黄河西岸段的旧北长城，由于垦种而遗迹不存。
旧北长城河东段，俗称“陶乐长堤”。自旧北长城的终点（黄河西岸）越过黄河，在陶乐境内沿黄河南下，到达横城大边（即东长城），这是一道非正式的长城。据《九边考》载：“（嘉靖）十五年……于外边对岸外筑长堤一道，顺河直抵横城大边墙，以截套虏自东过河，以入宁夏之路。”这就是陶乐县境内的长城。它起于黄河东岸内蒙古巴音陶亥，与黄河西岸“旧北长城”的终点遥遥相对，南经都思兔河，进入陶乐县境，沿黄河南下到“横城大边”（即东长城）。它南北纵贯陶乐县境，因不属正式长城，所以叫做“长堤”。现在的平罗县高仁镇（即红旗乡驻地）尚有遗迹。新北长城，明朝称“边防北关门墙”，俗称“大武口长城”。这道长城是嘉靖八年（1529年），兵部尚书王琼实地勘察并上疏皇帝批准后，命佥事齐之鸾修筑的。在明正德初，镇远关、黑山营弃之不守，“致虏出没无忌，甚或旬月驻牧，滋平虏之势遂孤”。当时住宁夏佥事、督储的齐之鸾上书兵部尚书王琼：“不早图之，将延人心腹，夏岂能久？宜河东城燧，河西营垒，固守之耳”。王琼于嘉靖八年（1529年）亲临勘查之后，上书朝廷修筑新墙。皇帝批准后，命齐之鸾修筑新墙，巡按御史朱观推荐提升齐之鸾为按察副使，主持修筑新墙事宜。嘉靖九年（1530年）十月开始筹备工作。嘉靖十年（1531年）三月十五日动工，七月底竣工。东起沙湖（在威镇堡西），西至贺兰山枣儿沟，全长17.5公里，作为边防线，命名“镇北关”。墙高、厚各6.67米。外境开挖城河，深、宽各5米。城墙上筑有暗门，东曰“平虏关”，中曰“镇北关”。两关在关门里建月城，其城约150米见方，关门上面建有哨房。整个长城建敌台4座，燧台8座，各驻兵20人防守，城上边靠外沿建有掩体垛堞，用以避身和眺望敌情。如遇敌人攻城时可下视射击。在贺兰山脚下长城内侧，修城堡一座，名为“临山堡”，驻军防守。北长城东至黄河约2.5公里的地段，修筑沟墙，墙高、厚各5米，沟深、宽各3米。这道长城的修筑，对于稳定石嘴山区边境局势有积极的作用，史称：“宁夏河山如故，扼塞之险一新”。这道边墙，至今遗址尚存。其走向自石嘴山市大武口村西贺兰山半山腰起向东行，过包兰铁路、简泉农场机砖厂，到二闸乡惠威村，再折向东北，经高庄乡幸福村南侧至金星村，以东再无痕迹。其中大武口村东1公里处保存较为完好，墙高约8米，基宽12米，顶宽3.5米。北长城于1985年11月9日被确定为平罗县人民政府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西长城，古称“边防西关门墙”。明代弘治元年（1488年）前修筑。西长城自甘肃省靖远县芦沟界进入宁夏中卫县境，逾黄河向东北沿贺兰山东麓北上，历经中宁、青铜峡、永宁、银川、贺兰等县市，由贺兰山西峰口进入平罗县境内，向北延伸到韭菜沟入石嘴山市大武口境，到扁沟与旧北长城相接。西峰沟、大水沟、小水沟、干沟、汝箕沟、小风沟、大风沟、归德沟、韭菜沟等山沟断断续续均残存长城痕迹。其中大水沟入山1.5公里处有土筑长城一段，自沟北山腰伸向沟中，长约250米，高5米，底宽8米左右，顶宽4.1米，女儿墙1.5～2米，厚25厘米，这段长城保存较好。还有大风沟进沟4公里处的沟北山梁上有两段不同结构的长城，一段利用山势，将山梁西侧削成直壁为长城，长约900米；另一段是土筑，墙高4.2米，顶宽3.5米，底宽约9米，长100米。石嘴山境内的西长城有两个显著特点：其一，地形选择得好，并非一道完整的长城，而是断断续续地在各大沟内筑起短墙，起到了连接贺兰山这道天然屏障的作用。同时，这些短墙大多建在进沟1.5～4公里的地方，这里一面是悬崖陡壁，高达百余米，人马无法攀登。另一面的山梁突然伸向沟中，与对面山崖形成峡谷，只要在这山梁之上筑起敌台或短墙，便可成为一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坚固防御体。其二，施工合理。西长城的修筑者们充分利用了山梁的地势，凡山势险峻的地方，则不动工；凡山势坡度较缓之地，则将山梁的外侧削成陡壁。只有在山势坦缓的地方，才筑以短墙或墩台，这样大大节省了人力、财力，缩短了施工时间，起到了事半功倍之效。西长城于2001年7月1日立碑，定为“石嘴山市人民政府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烽燧（烽火台）
烽燧，也称墩台、烟台、烽堠、墩堠、烽火台、狼烟台等。烽火台的使用规定，历代各不相同。按明代军制，“合设烟墩，并看守堠夫，务必时加提调整点，须要广积秆草，昼夜轮流看望。遇有警急，昼则举烟，夜则举火，接递通报，毋致损坏，有误军情声息……传报得宜寇敌者，准其功，违者处以军法”，“今边堠举烽火台放烽炮，若见敌一二人至百余人，举放一烽一炮；五百人二烽二炮；千人以上三烽三炮；五千人以上四烽四炮；万人以上五烽五炮”。据《嘉靖宁夏新志》记载，宁夏左屯卫领烽堠53座，即宁朔、常胜、武定、打硙外口、打硙里口、小枣儿沟、镇北、威远、韭菜口、归德外口、归德中口、归德里口、大风外口、大风里口、小风口、宁靖、西番口、塔峡口、贺兰口、卢沟子、官音湖、淮安、独树儿、新兴、新筑、沙壑子、高渠梢、平湖、罗哥渠、雷家岗、白滩、沙井、镇平、德胜（以上34墩，镇城堡拨军瞭望），汝箕外口、汝箕中口、桃柴口、安定、大水口、小水口、暖泉儿、李家渠、窑湾、擒沙湖（以上10墩，镇朔堡拨军瞭望），镇夷、永兴、宁武、平虏、靖夷、黑滩、沙湖、尖塔儿、蒋达沙窝（以上9墩，威镇堡拨军瞭望）。从以上烽堠的名称和排列次序看，基本上是沿贺兰山各口从北向南排列，其中后面所列的19墩又居于镇朔堡和威镇堡，均在今平罗县境内。同书《北路平虏城》记载：“平虏为宁夏北路，领威镇堡，自镇城以北堡屯皆属之”，领烽堠13座，即镇宁、柳门儿、瓦窑、双谷堆、望远、宁朔（以上6墩，俱宁夏卫拨军守瞭），打硙外口、打硙里口、韭菜沟、归德里口、归德中口、归德外口、枣儿沟（以上7墩俱左卫拨军守瞭）。从以上烽堠的名称和管辖范围看，前6墩应在宁夏府城以北，后7墩则是前左屯卫烽堠的重复。另据《平罗县志·军事防务设施》称：“明代北路平虏营管辖的烽火台共有82座，洪广营管辖的烽火台共有73座，总计为155座。”因其名称和上述烽火台的名称都相吻合，故略。可见明代石嘴山地区烽火台布局之密，至今仍是随处可见。
第三节 明代平虏所（城）与边境战事
明代石嘴山边境战事
明朝建立后，由于残元势力的强大，经常侵扰明朝的北部边境，因此朱元璋在《皇明祖训》里说：“胡戎与中国边境密迩，累世战争，必选将练兵，时谨备之。”洪武以后，鞑靼与瓦剌交相雄长，迭为明朝边患。《明史·鞑靼传》记载：“鞑靼地东至兀良哈，西至瓦剌。当洪、永、宣世，国家全世，颇为戎索，然叛服亦靡常。正统后，边备废弛，声灵不振，诸部长多以雄杰姿，恃其强暴，迭出与中夏抗，边境之祸遂与明终始云。”蒙古贵族对明朝的侵扰，宁夏为首当其冲之地，而石嘴山地区更是战略前沿。整个明朝期间，石嘴山地区发生的边境作战如下。
明天顺五年（1461年）一月，鞑靼部进攻平虏城，指挥许某被杀。
明弘治五年（1492年）十一月，鞑靼部进攻威镇堡。
明弘治十一年（1498年），鞑靼部落首领率部驻贺兰山蒲草沟，总制王越率兵西出贺兰山围剿，击毙40余人，获牛马器仗甚众。明弘治十一年（1498年）七月，久居贺兰山后的蒙古部落“小王子”，多次侵扰边地，总制王越率兵击败于贺兰山柳门沟。
明正德九年（1514年）九月，鞑靼小王子所部3万余人攻入平虏。
明嘉靖十一年（1532年），吉囊骑兵10万屯居贺兰山后进犯镇远关（今石嘴山西北约5公里，正义关沟口老关疙瘩处）。宁夏总兵王效与延绥副总兵梁震、游击将军郑时、史经会兵堵击，吉囊兵向北蜂窝山败退。
明嘉靖十二年（1533年），吉囊率兵屡犯镇远关，宁夏总兵王效、延绥副总兵梁震、游击将军郑时会兵抗击，逾柳门沟，追至蜂窝山，在激战中吉囊部向西北败退。
明嘉靖十三年（1534年），吉囊部进入沙湖（今平石公路与包兰铁路交会处），结帐驻牧，扰乱地方，妨人耕牧，危及宁夏平原。宁夏总兵王效、副总兵苗銮、游击将军蒋存礼会兵攻击，击毙100余人，向山后退走。
明嘉靖十五年（1536年），久居套中的蒙古济农部，用牛皮浑脱渡过黄河，进入贺兰山后，多次进犯宁夏西北边地，总制唐龙、总兵王效、延绥副总兵梁震会兵进剿，济农兵败向西撤退。
明嘉靖十六年（1537年），吉囊部由打硙口（今大武口）大举入侵，总兵王效，副总兵任杰，游击将军郑时，冯大俭会兵阻击，吉囊兵向西北溃退。
明嘉靖十八年（1539年），吉囊率部侵入打硙口（今大武口），结帐扎寨，多次进攻平虏城（今平罗城），宁夏北部不宁，镇城告急。总兵官任杰率兵进剿，击毙40余人，获牛马器仗甚众，镇城危急解除。
明嘉靖二十年（1541年）春，吉囊部进攻镇朔堡，总兵李义率兵迎击，吉囊兵败。
嘉靖四十年（1561年），后套一部来犯省嵬口，欲攻宁夏境地，总兵官赵应率兵阻击，击毙43人，余部撤退。
隆庆二年（1568年），鞑靼部落首领率兵进攻边地，企图侵占宁夏镇之境地。总督王崇古檄总兵雷龙率兵迎击，大败鞑靼于归德口。
隆庆三年（1569年），后套鞑靼部落首领结伙南进，企图放牧于宁夏平原。总督王崇古令雷龙选精兵3000人，追至贺兰山后。
万历三年（1569年）五月，叛明将领土文秀率骑兵500人围攻平虏城（今平罗城），总兵官麻贵率精兵300人至平虏城解围。
万历二十三年（1575年）正月，河套鞑靼部落首领率兵由西北方入侵平虏，总兵解一清督平虏参将吴显率兵至平湖墩围剿，鞑靼部败。是月，鞑靼一部由河东入侵平虏，参将邓凤就、石尚文、守备陈王道会兵围剿，击败鞑靼部于水塘、沙竹梁等地，鞑靼兵退，平虏境安宁。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九月，著力兔率部进犯平虏、横城（今灵武县境），宁夏镇李如柏亲自统兵指挥作战，歼敌数百人。
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鞑靼部进攻威镇堡，明官军抗击，鞑靼兵败。
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著力兔、宰僧纠合众多部落入侵平虏、兴武营等地方，总兵杜同、副总兵马孔英、平虏参将邓风就、中卫参将萧如薰会兵抗战，败敌于水塘沟、兴武营、平虏。
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二月，鞑靼部大举进犯宁夏镇北部地区。巡抚杨时宁、总兵杜同等率精兵协同作战。鞑靼兵败黄草滩。
万历四十年（1612年）七月，巡抚崔景荣得到鞑靼兵驻北长城外的情报后，立即派兵戒严，遂令总兵姚国忠、副总兵王宣率兵急驰平虏，两军大战于沙石老湾，鞑靼兵向西北方向败走。是年，总兵赵应击败后套鞑靼于省嵬口。
崇祯十年（1637年）正月，后套鞑靼哈尔扎联合山丹包六等酋长进入平虏境内，鞑靼被宁夏守军击退。
崇祯十三年（1640年），吉能等部据贺兰山后，酋长刀兔计、王脱兔多次犯边，平虏参将杜希伏统军进剿，王脱兔被杀，于是刀兔计畏服纳款，平虏地方安宁。地方士民为杜希伏建立生祠于平虏城。
崇祯十四年（1641年）正月，哈儿扎联合山丹包六等酋长率兵侵犯平虏地方，总兵抚民提兵临阵，斩获酋长哈儿扎、井台吉恰强等。
从明代蒙古进犯宁夏的情况来看，在成化以前和万历以后，边事较少，成化之后，边事骤增。入犯宁夏镇的蒙古各部大多来自河套地区，为了抵御蒙古各部的侵扰，明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加强边备，并变消极防守为主动出击。弘治十一年（1498年）七月，王越率师袭贺兰山后鞑靼，兵6000，分三路进击，大胜而还。对蒙古各部的抗击和征讨，有效地维护了宁夏镇边防的安定，也使宁夏成为关中地区在前线的坚强堡垒。隆庆五年（1571年），明穆宗诏封俺答汗为顺义王，对蒙古各部采取安抚政策，各地通商互市，自此以后，结束了明蒙对立，出现了沿边和平局面。隆庆六年（1572年），宁夏官市易马牛1500匹，商市易马骡600余匹。万历二年（1574年）十一月特设宁夏中卫与鞑靼宾兔部互市；万历八年和十七年，分别发太仆寺马价银16200两和20000两，解送宁夏互市支用。这些措施缓和了民族矛盾，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民族关系。
平虏城的修筑
今平罗县，位于宁夏平原北部，自古为西北咽喉要塞，是南达甘陕，北往内蒙，东渡黄河至鄂尔多斯高原，西越贺兰山进入阿拉善草原的通衢要道。自然环境独具特色，地势西南高东北低，适宜耕植，屯兵有粮草，进出有通途，防守有山隘，战略地位极为重要。《嘉靖宁夏新志》载：“苟失平虏，则无宁夏；无宁夏则无平、固；无平、固，则关中骚动，渐及内地，患不可量矣。”因此，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各朝代均设重要军事机构，陈兵扼守。明朝永乐初年，为防御北方游牧部落侵扰，在今平罗县城处始建城池，置军马哨备，故名曰“平虏城”。“虏”是汉人对边疆少数民族带有侮辱性的称谓，平虏即是平定鞑靼之意。弘治六年（1493年）扩建。周长1.5公里，东西倍于南北，城界高11.6米，池深3米，阔倍之。万历三年（1575年），用砖石包砌。南北二门均命名为“平虏门”。嘉靖三十年（1551年）七月庚子，改前卫后千户所为平虏守御千户所。事实证明，平虏城（所）的设立，对于巩固明代西北边防起到重要作用，具有重要的军事战略地位。清雍正二年（1724年）改为平罗县。
哱拜、刘东旸叛乱
明万历二十年（1592年），宁夏镇爆发哱拜、刘东旸叛乱，是年是壬辰年，史称“壬辰事变”，亦称“哱刘之变”。
哱拜（一作巴拜），原是蒙古鞑靼部小牧主，横行于贺兰山西，明朝嘉靖中期因内部争权斗争失败，率数百人入关投明，在军内任职。此人作战英勇，屡立战功，得到朝廷的信任和重用，官升至都指挥。万历十七年（1589年），加封为副总兵。哱拜年老退役后，其子承恩袭副总兵之职，他的几个儿子和义子也都是军中悍将。
万历十九年（1591年），洮河告警，巡边御史周宏榆举荐副总兵哱承恩、指挥土文秀及哱拜义子哱云（一作布延）等将领兵征讨，巡抚都御史党馨下令土文秀率部西援。哱拜虽年老，勇不减当年，亲自谒见经略郑洛，表示愿与承恩出师，为朝廷效力。党馨厌恶哱拜自荐，对哱拜表面上赞扬，实则语含讥讽。虽答应随军协战，但却拨给弱马、残兵，引起了哱拜对党馨的不满。承恩兵至金城（今兰州），合诸镇军队作战，得胜取道塞外班师，党馨以承恩冒名领粮和娶民女为妾罪，杖笞二十。党馨对作战有功的土文秀、哮云不但不予奖励，反而对升官横加阻挠，致使土文秀、哮云对党馨也怀恨在心。哱拜因势挑唆刘东旸、许朝等起来造反，背叛明朝。
万历二十年（1592年）三月，刘东旸等杀死党馨、副总兵石继芳，逼总兵官张维忠缢死。刘东旸自称总兵，奉哱拜为谋主，承恩、许朝为左右副将，哱云、土文秀为左右参将，据宁夏城叛明。数日之内，承恩率兵攻陷玉泉营、中卫、广武等河西47堡，河西官军相继投降。土文秀率兵攻打平虏（今平罗城），参将萧如薰坚守不下。双方激战数十日，死伤惨重。由于土文秀动用重兵围城，萧军又无援军，城池陷入孤立，有被攻克的危险。这时，萧之妻杨氏（故尚书杨兆之女，表曰“汝为忠臣妇”）献出金银首饰，购买牛肉与酒犒赏将士，并协助萧指挥守城作战，将士深受感动，士气大振，打退叛军的多次进攻。土文秀攻城数十日不克。万历二十年（1592年）五月，哱云领兵并联合河套著力兔（一作卓力克图）率骑兵500名，哱拜挑选精兵300名，亲自指挥策应，向平虏城猛攻。明军采取以少胜多的战略，将一部分兵留城固守，将一部分兵埋伏在南关，伺机出击，打击来援之部。萧亲自率少数兵迎战诱敌，哱云被乱箭射死，兵溃败北，明军乘胜追出，俘获大批人马凯旋。著力兔见状大怒，遂组织军力反扑过来，不料正遇明军援军赶来，经过一场血战，著力兔军遭挫，向北撤退，被围攻两个多月的平虏城解围。
宁夏兵变，中原震动。万历皇帝急调三边总督、尚书魏学曾“相机剿抚”。魏派员招抚变兵，刘东旸提出：“必欲我降。依我所自署，授官世守宁夏。不者，与套骑驰潼关也”。（《明史纪事本未·平哱拜》卷六十三）哱拜决定向鞑靼诸部求援。三月中旬，鞑靼袄儿都司部首领著力兔率3000名骑兵侵入金贵堡，蒙古其他部落也率军陆续侵入宁夏平原。一时间明军将领不敢出战，入侵鞑靼骑兵到处烧杀掳掠。七月，宁夏镇城仍未攻克，明廷遂将魏学曾革职，任命叶梦熊为兵部右侍郎、陕西三边总督、总理宁夏事务。叶梦熊上任后，“决意欲屠城”。七月十七日，官军绕宁夏镇城筑堤。决开红花、新渠灌城。八月初，部分城墙倒塌。这时，著力兔又攻镇北堡等地，被总兵李如松、麻贵击溃，退回贺兰山后，明廷又用重赏吸引鞑靼部，使其陆续退去，于是隔断了哱拜和鞑靼的联系。九月初，再次攻城，又派人离间哱承恩和刘东旸的关系，致使变兵内讧，刘东旸被杀。九月十七日，官军入城，俘哱承恩，哱拜焚身自尽，参加兵变的2000余人被杀。十一月，哱承恩被押赴长安肢解。十二月八日，历时近十个月的“哱刘之乱”被平息。
一代名将萧如薰
萧如薰，字季馨，男，延安人。明万历十九年（1591年）秋，由世荫百户晋升宁夏参将，镇守平虏城。翌年三月，原宁夏副总兵哱拜伙同军锋刘东旸背叛朝廷，杀死巡抚党馨及副使石继芳等人；放囚犯，联合套军，控制了宁夏镇城（今银川），攻占宁夏河西47堡。命养子千总官哱云、游击土文秀三次领兵围攻平虏城。萧如薰亲自率全城军民日夜坚守在城头上，打退了哱云的多次进攻。萧如薰沉着应战，其妻杨氏献出金银首饰，备酒肉犒赏士兵，与士兵同甘共苦，助夫誓死守城。全城军民一致响应萧如薰誓与城池共存亡的号召，奋力守城。萧如薰利用叛军求胜心切的心理，在南关布下埋伏，杀敌主将哱云，萧如薰急率兵乘胜追击，直逼著力兔兵营，叛军死伤惨重，平罗解围。朝廷于当年五月（1592年6月）给萧赏赐银两，并将其提升为宁夏副总兵，其妻杨氏也受到旌表。同年六月又提升为署都督佥事、宁夏总兵官，并统率延绥、甘肃、固原诸军。是年秋，再次晋升为署都督同知，荫锦衣世指挥佥事。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后，萧如薰和临洮总兵孙仁基又击败了侵犯洮岷地区的叛乱分子，俘虏和斩首340多人。天启初年萧如薰被召回京城，专门负责神机营，受到皇帝的嘉奖。后赴徐州，不久又被召还京，以总兵官之职镇守保定。明崇祯初年，萧如薰病故。皇帝朱由检钦赐“抗逆孤忠”，入“名宦祠”。在平虏城鼓楼南侧建牌坊一座（今新华书店南侧路口处），正面匾额上镶嵌着“抗逆孤忠”，背面记其守城事迹。《平罗纪略》记载萧如薰所作诗赋一首《登南门楼》：“再过艰危地，风尘二十年。闾阎不曾改，斥候至今传。对雪岚光近，瞻云树影连。主恩何以报，登眺意茫然。”
第四节 清代平罗、新渠、宝丰三县的置废
置平罗县
平罗城原名平虏（靖虏、镇虏之意），明永乐初始建，弘治六年（1493年）扩建。清乾隆三年（1738年）发生强烈地霞，城被震毁，城墙下陷2米多。乾隆四年重修，墙高8米，址厚8米，顶宽5米左右，垛堞510个。南门更名为“永安门”，北门更名为“镇远门”，并建两层楼的城门楼2座，瓮城门楼2座，角楼4座，敌楼8座。南门里东侧，北门里西侧，各筑上城马路一道。城内建南北碓房2座，城周建宽16米、深2.5米的护城河。清朝初年改明之“平虏守御千户所”为“平罗所”，“平虏城”遂为“平罗城”。清雍正二年（1724年）十二月十二日川陕总督年羹尧向雍正皇帝奏请：“甘肃之河西各厅，自古皆为郡县，至明代始为卫所。今生齿繁庶，不减内地，宜改卫所为州县。改宁夏卫为宁夏府，其所属左卫改为宁夏县，右卫改为宁朔县。中卫改为中宁县，平罗所改为平罗县，灵寿所改为灵州，宁夏中路厅改为宁夏水利同知，西路厅应仍旧驻扎中卫以资弹压，俱隶宁夏府管辖。”（《清实录宁夏资料辑录》）雍正皇帝当即准奏，即日起平罗县建县。从那时起，平罗县县级地方政权机构一直设在平罗城内。
置新渠及宝丰县
清雍正年间，平罗县曾分置出新渠、宝丰两县。其先后存在了10余年，后因乾隆三年大地震所毁，为朝廷裁撤。
据《大清一统志》和《清实录》记载：雍正二年（1724年）原平罗所改为平罗县，隶属甘肃省宁夏府管辖。雍正四年二月（1726年），雍正皇帝之舅父隆科与甘肃巡抚石文焯奏称，宁夏北部现石嘴山地区适于开垦。于是，朝廷将隆科多、石文焯奏折并地方图一并交与大理寺卿通智带往，同岳钟琪进行实地勘察。经通智、岳钟琪实地察看后认为，自查汗托辉至石嘴子筑堤开渠，有地万顷，可以招民耕种。当年七月开工修建惠农渠，历时近四年，至雍正七年（1729年）五月完工。由于惠农渠东南隅滩地广阔，水难泽及，通智又改六羊河为渠50余公里，以佐大渠（惠农渠）所不及。这条改河而成之渠名为昌润渠。惠、昌两渠开工后，通智从宁夏、宁朔等处招民垦荒，并奏请朝廷批准，在惠、昌两渠灌区内，增设新渠和宝丰两县。雍正五年（1727年）设置新渠县（在今平罗县姚伏镇惠农渠西，田州塔南）；七年（1729年）设置宝丰县（在今平罗县宝丰镇）。县下设堡屯，与平罗县分治。南段以西河沟为界，北段自沙湖边墙起至王记口沟为界，东属新渠、宝丰两县，西为平罗县。新建的新渠县城，周长2000米，城墙高近9米，设南北两门，城中建鼓楼1座，城周开挖护城河1道，宽2.3米，深2米。新增设的宝丰县城，在古省嵬城西偏南，即上省嵬堡地界。宝丰县城，周长2000多米，城墙高近9米，护城河宽2.3米。设南北两城门，南为广福门，北为贡宝门。建中心鼓楼1座，整个城池甚为壮观。据记载：“新渠、宝丰二县，雍正七、八年实垦田，共七百四十顷九十三亩。”至乾隆三年（1738年），新渠县境域辖通吉、通义、通昶、清水、通宁、通朔、通贵等堡，宝丰县境域辖红岗、永润、柔远等堡。
乾隆三年，即1739年1月3日深夜，宁夏发生了大地震，震中紧靠平罗县城，震级为八级，震中烈度达到十度以上，整个银川平原裂度在八度以上（《中国地震资料年表》），这是一次毁灭性大地震。据《宁夏府志》记载，这次大地震“地多斥裂，宽数尺或盈丈，黑水涌溢，其气皆热”，宁夏府城和平罗、宝丰、新渠等县城都被摧毁殆尽。后来，查朗阿赶到宁夏，查看之后，奏报朝廷说：这次地震“竟如簸箕上下两簸。瞬息之间，阖城庙宇、衙署、兵民房屋，倒塌无存。男妇人口奔跑不及，被压大半。城垣四面塌累仅存基础”，“平罗、新渠、宝丰三县，从洪广营，平羌堡，阖城房屋亦倒塌无存”。《清代地震档案史料》载：震中一带地面下陷，使新渠和宝丰两县大部分地区的地面比黄河水面还低2米左右。地震过后，河水汹涌而入，南自新渠县，北至石嘴山，东连黄河，西达贺兰山，周围一二百里的地方变成一片冰洋水海。震灾的幸存者淹死、冻死、饿死的不计其数。乾隆四年三月（1739年4月），朝廷依钦差兵部右侍郎班第请奏“宁夏地震，所属新渠、宝丰率成冰海，不能建城筑堡，仍复旧规；请将二县裁汰；所有户口，从前原系招集宁夏、宁朔等乡民人，令其仍回原籍；有愿留佣工者，以工代赈，俟春融冻解，勘民可耕之地，设法安插，通渠概种”。（《清实录宁夏资料辑录》）就这样，新渠、宝丰两县从银北大地上消失了。“不能耕种，已少产米粮数十万石”其损失可见一斑。震后，裁撤了新渠、宝丰两县，将新渠县原辖的通宁、通朔、通贵、通昶及通吉5堡划归宁夏县，其余清水、通义、通福、通城、五香、六中等堡及宝丰县属各堡屯全部并入平罗县。
第五节 清代石嘴山水利事业
水利灌溉
清初，宁夏北部黄河西岸一带还是一片荒滩地，这块荒滩地北起石嘴子，南达府城东郊掌政桥，南北绵延100多公里，即今平罗县、惠农区和贺兰县境内沿黄河西岸的大片滩地。雍正初年，相继开凿惠农渠、昌润渠。惠农渠系是银川平原主要灌溉渠系之一，由惠农渠及其支干渠昌润渠、滂渠、官泗渠和若干支渠组成，位于黄河以西、唐徕渠系以东，是平罗县东部和惠农县大部分的主要灌溉渠系。渠系市境内灌溉面积达43万亩。
惠农渠惠农渠又名“皇渠”或“黄渠”，系清朝雍正四年（1726年）始建，七年（1729年）竣工，费银16万两。沿河筑防洪堤160公里，渠道两旁种植垂柳10万余株。招徕宁夏、宁朔、灵州、中卫和固原等地移民万余户到新垦区落户。增设宝丰、新渠二县，新置通宁、通贵、通昌、通吉、通义、通伏、通成、通润等堡，俗称“通八堡”。由现青铜峡河西总干渠的唐三闸处引水，流经永宁、银川东部，从贺兰县清水堡进入市境平罗县，至惠农县尾闸乡入第五排水沟。全长175公里，最大引水量为75立方米／秒，年引水量为8亿立方米左右，控制面积185万亩，灌溉面积75万多亩。惠农渠在市境长67公里，其中在平罗县境内长46.1公里，在惠农县境内长20.9公里。市境内灌溉面积22万亩，其中平罗13万亩，惠农9万亩（均不计入支干渠灌溉面积）。惠农渠始修时，稍至平罗县西河堡入西河（古为退水河）。1739年平罗大地震时损坏严重，1744年重修，渠稍延长30里至尾闸堡入黄河。新中国成立前，市境惠农渠有木桥14座，提水闸2座，退水闸2座，渠上共有支斗口270余处，大部分为草土明口，渠身弯曲、淤积严重，灌水期间调配水量因斗渠过多而相互制约，集中用水困难。惠农县因处于渠尾，田高渠低，要用水刮子灌田（水刮子是一种木制的提水器具）。
昌滂渠 昌滂渠系昌润渠、滂渠等合并而来。据《平罗纪略》记载：“昌润渠亦系雍正四年开凿，原接引惠农渠之水，灌溉平罗、石嘴山以东之地。”和惠农渠同时修建，自黄河支流六羊河口开口引水，渠口建石闸一座，名昌润闸；1739年平罗大地震时昌润渠被毁，乾隆八年（1743年）改由惠农渠分水。乾隆三十年（1765年），重修昌润渠，由宁夏县（今贺兰县）通吉堡溜山子黄河支流六羊河重新开口，至永屏堡（今惠农县礼和乡）归入黄河，长68公里，于渠口建闸管水，另设退水闸以退余水。但由于黄河东西摆动，迫使渠口多次上下移动。民国年间，该渠口移至通昌堡之东，自渠口起到分水闸（今平罗县六中乡分水闸村）长42公里。两岸尽属沿河沙滩，渠低田高，无自流灌溉能力。分水闸到头闸段，因两岸地势高亢，灌溉亦十分困难。滂渠与昌润渠同时兴建，1765年于昌润渠建分水闸（在今六中乡祁家桥东），分东西二岔，东为滂渠，西为昌润渠。道光五年（1825年）河崩渠废，重修滂渠时直接从黄河温家桥开口引水，稍至渠阳堡入黄河。民国期间，滂渠口移至通伏堡河岸，渠长30公里，灌田仅1.5万亩，以人力刮水浇灌为主。原滂渠以东，还存永惠、永润、西官、东官4条从黄河引水的小干渠，均以人力刮水灌溉为主。
黄河水运
清代宁夏的黄河水路交通也由于政局平稳与生产振兴而有空前发展。黄河出甘肃省黑山峡进入宁夏府以后，水势平缓，很少急流险滩，宁夏川区有250公里黄河可以通航。每年农历三月至十月，载重量为20余吨的木船、皮筏，可以从中卫顺黄河漂流北下至内蒙古托克托县。这条航道的水程是：中卫县新墩30公里至宁安堡。当地盛产枸杞，为水运之大宗，又东45公里至彰恩堡（中宁县白马乡北）。又25公里为青铜峡。这里水流稍急。又10公里为秦坝关。吴忠堡、金积堡一带的物资在这里集散。又10公里为叶升堡。再北行20公里为杨和堡。再北行20公里为横城，这是宁夏城的口岸（埠头），集散货物较多，以皮毛、粮食和绒毡为大宗。再北30公里为李刚堡，又35公里为黄渠桥。再北25公里为石嘴子（石嘴山），系宁夏北端的口岸。再北行即可抵磴口，进入蒙古河套，直到包头和托克托县。宁夏沿河新产粮食、枸杞、皮毛、绒毡、煤炭和陶器等大宗货物多从这里转到京津等地。宁夏境内许多渡口，用木船、皮筏交流两岸的货物和方便人员往来。乾隆年间，宁夏县有高岸、李祥、横城渡口，灵州有宁河、马头、高崖渡口，中卫县有常乐、永康、张义、冰沟、老鼠嘴、青铜峡渡口，共12个。此后，随着人口和生产的发展，渡口也逐渐增多，如光绪年间平罗县因开垦河东土地（原陶乐县地），增加了李刚、头闸和红崖子等渡口。清代，宁夏水陆交通的发展，也促进了本地农牧、盐业、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特别是骆驼的畜养和车船的制造都有长足的发展。
第六节 清代名人与石嘴山
康熙皇帝途经石嘴山
噶尔丹，蒙古准噶尔部首领。其部原游牧于天山北麓伊犁河流域，后进占天山南麓，威胁青海、西藏，而且进攻喀尔喀蒙古和漠南蒙古。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噶尔丹举兵南下，深入内蒙古，逼近乌兰布通，震动北京。宁夏尤其是石嘴山地区此时是清军西路防御重点。康熙曾特别诏令：“宁夏地方重要，宜设官兵驻防，可遣官往彼监造营房。”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噶尔丹率骑兵3万，扬言“借俄罗斯鸟枪兵6万，大举南下”。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康熙认为噶尔丹“一日不可姑留”，“朕意将所领兵赴宁夏，有调遣处可相机行事”。为征讨蒙古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经大同，渡黄河，过榆林、定边、花马池（今盐池县境内），于三月二十七日（农历）到达宁夏城。康熙以宁夏为筹集军需、组织剿灭噶尔丹的大本营，以大将军费扬古为主帅的征讨大军陆续自宁夏出发。康熙驻宁夏府城18天后，于闰三月十五日离开宁夏，乘船北行回京。四月十五日行舟至内蒙古布古图，费扬古报告，噶尔丹于闰三月十三日在阿察阿穆塔台服毒自尽。至此，北方割据势力被消灭。
据《清实录》记载：“康熙三十六年闰三月乙未（1697年5月5日）上自宁夏城往白塔。是日启行，驻跸尧甫堡。康熙三十六年闰三月丙申（1697年5月6日）上驻跸流穆河西岸。康熙三十六年闰三月丁酉（1697年5月7日）上驻跸哨马营西南隅之峡河西岸。康熙三十六年闰三月戊戌（1697年5月8日）上驻跸哨马营。康熙三十六年闰三月己亥（1697年5月9日）上驻跸石嘴子西南隅黄河西岸。由此，康熙乘船顺黄河北行返京，沿途在石嘴山区境内尧甫堡（今姚伏镇）、流穆河西岸、哨马营和石嘴子西南各住一夜。于闰三月二十二日从石嘴子离开宁夏。
康熙访宁夏，留下很多传说。诸如《铁打的洪广营，纸糊的宁县城》，《王廉哭五更》，《掉底包子糊涂面，有钱没钱吃两碗》等等。据有关史志所载，康熙在宁夏期间，除指挥平叛外，还视察军务、体察民情，所以类似传说并非子虚乌有。
通智开发石嘴山
通智，满洲人，时任兵部侍郎。于清雍正四年（1726年）奉旨来宁夏巡查，会同单畴书（山东高密人，时任宁夏道台，后升任户部侍郎）等人，“经营查汉托获地方，开惠农、昌润二渠，筑新渠、宝丰二县，招户垦种”。惠农渠从宁朔县（今青铜峡市）叶升堡东南之陶家嘴为进水口，至平罗县尾闸堡入黄河，全长131公里，大小陡口136座，浇灌新户田28000公顷（合42万亩）。与此同时，又开昌润渠一道，渠从宁夏县（今银川市）通吉堡溜山子开口，至平罗永屏堡入黄河，全长78公里，大小陡口113座，浇灌埂外田11313.4公顷（合16.97万亩），两渠共浇地58.97万亩。为保证新开渠道和田亩不被黄河水淹没，又在沿河一带筑有长堤，以防水患，全长160公里。为了排水，又在唐徕渠东、惠农渠西疏通西河，全长175公里，“以泄汉唐两渠及诸湖碱水”，并在渠堤两岸栽植杨柳10万余株。随着惠农、昌润两渠相继竣工，新立宝丰、新渠两县，“立县令以膺民社，设通判以司水利，建学校以育人才，置营弁以备防汛”。雍正九年（1731年）朝廷应“唐徕渠闸道湃岸废弛损坏，若不补修，将来难以经理，以通智在宁开浚渠道，自然明悉”为由，继续命通智等人浚修唐徕渠。自同年二月二十日动工，至四月十四日竣工，历时53天。“共添运物料，顾觅工匠”，耗银1.8万两。从此，三渠“规模一新，渠流通畅，高下地亩优渥沾足，百姓欢腾”。两渠开通、两县建立后的数年间，“新辟良田数十万顷，安户万余家”，达数万人之多，并新设堡屯53个，使该地区一时繁盛起来。后来，由于乾隆三年（1738年）宁夏大地震，新渠、宝丰两县城坍毁，并被大水淹没，渠亦受损。乾隆四年（1739年），遂将新、宝两县撤销，将原新渠县所属之通宁、通朔、通贵、通昶、通吉5堡归并宁夏县管辖，下剩48堡（史称新户）划归平罗县管辖。这样，平罗县就在原有16堡（史称老户）的基础上，又增加了48堡，共64堡。
通智以钦差大臣的身份来宁夏六年，为石嘴山水利建设和农业开发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深受人民群众的爱戴。人民为了纪念他开渠辟壤之功，将新设堡屯的名称，多冠以“通”字，除前面所提到的划归宁夏县的5堡外，留在平罗境内的还有许多，如通义、通伏、通城、通惠、通润、通丰、东通平等，至今仍为沿用。通智于大功告成后，有佞臣进谗言于皇上，言通智开渠后，沿惠农渠新设之堡，皆以“通”字命名，其意在贪天之功，图谋不轨。雍正轻信之，遂降旨杀通智于正闸桥。其冤案直到乾隆年间才得以平反昭雪。乾隆皇帝念其于社稷有功，遂降旨追封通智为四渠（大清、唐徕、汉延、惠农）总龙王，并在正闸桥旁建庙塑像。规定每年四渠春工完竣开水之时，首先祭奠总龙王，文官到此必须下轿，武官到此必须下马，以示尊敬。“文化大革命”期间，庙宇被毁。
廉吏俞德渊
俞德渊（1778～1835年），字原培，号陶泉，又号默斋主人。祖籍安徽省无为县俞家村（今安徽省无为县俞家村）。清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六月，生于宁夏平罗县头闸镇俞家庄。德渊幼年天资聪慧，勤奋刻苦，早年家境贫寒，父母节衣缩食，送德渊就读于本村和平罗兴平书院，学习成绩优异，考中秀才。后于嘉庆十二年（1807年）参加省试中举，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中进士，选入翰林院庶吉士散馆。道光初年，任江苏荆溪知县，不久调任长州知县。在任期间，严正廉洁，甚得民心，后升任苏州督粮同知。道光六年（1826年），江苏初行海运业务，德渊总揽其役，亲手制定了章程，工作成绩出色。道光八年（1828年），德渊升任常州知府，旋调任江宁知府。道光十年（1830年），两淮盐务混乱，宣宗授陶澍为两江总督，命尚书王鼎、侍郎宝兴到江南主持改革盐法，与会众臣一般都主张“罢官商盐”，归盐场或盐户，由盐场或盐户纳税，俞德渊没有盲从，认为盐归盐场后产值额数难定，又不好稽查，会造成收税难的局面；而盐归盐户，不仅私煎容易拖欠，而且经不住天灾人祸，又不好管理。权衡利弊，还是仍实行官商盐，但需先定章程，重新清核签证，裁减浮加杂费。这样既不因新旧接替而停产，又不影响税收和各地用盐。这一正确意见被朝廷全部采纳，德渊遂被提升为两淮盐运使。为了治理混乱的盐规，他接任后，首先把原来由岸商私自贩运食盐，全部改为派官吏督办，并实行在海运中严格稽查、核价，凡余利如数上交国库的制度。很快形成了一整套切实可行的盐规、盐法，既提高了食盐产量，促进了盐运工作，又增加了国家的税收。俞德渊虽在江南为官，但十分关心家乡教育事业的发展。道光五年（1825年），正值平罗知县徐保字兴修“又新书院”，他把省吃俭用积蓄下的300两银子，从江苏寄来，捐给平罗县扩建“又新书院”。信中勉励童生“立志大植，品正察理”，告诫学子努力学习，以求上进。
俞德渊为官清廉，刚正不阿，美名传颂大江南北。“两淮本脂膏地，运使多以财结权贵及四方游客。”而俞德渊一贯秉公办事，不徇私情，尚书黄铖之子黄中民为盐场大使，欲得美职，德渊不允。德渊生活俭朴，其妻子、儿女亦行节俭，江南一些地区奢华的风俗，也为之大变。两广总督林则徐称他“体用兼赅，表里如一”。两江总督陶澍也非常钦佩德渊的才干，曾多次向宣宗帝推荐“其才可大用”。宣宗也嘉奖德渊的才干，行将被重用，不幸突然患病，于道光十五年（1835年）三月二十日逝世。荆溪、常州及江宁地区的人民听到噩耗，无不痛哭流涕，纷纷请求为他建立祠堂，以示永远纪念。俞德渊逝世后，朝廷诰授他为“中议大夫”，灵柩运回平罗葬于头闸南昌润渠畔。两江总督陶澍、两广总督林则徐及同僚共资助白银5万两，为俞德渊修建了祠堂。俞氏祠堂气势恢弘，但今已不存。“文化大革命”初期，俞德渊的坟墓被挖掘，尸体被焚毁。俞德渊著有《默斋存稿》《默斋公牍》，刊行于世，版藏关中书院。
热心文化的县官徐保字
徐保字（生卒年月不详），字阮邻，男，汉族，浙江归安人（今浙江省湖州市）。徐保字“以名孝廉”，于清道光四至五年（1824～1825年）和道光八年（1828年）先后两次出任平罗县知事。为官三年，励精图治，脚踏实地，善做好事，为后人称颂。道光四年（1824年）徐保字出任平罗县知事时，平罗尚无县志。面对“掌故残缺、文献寂寥”，“询之吏无可考据、咨之士无可商榷”的现状，他把编修县志视为上任后的第一要事，“探风问俗，随所见而笔之”，同时查阅《明一统志》《朔方志》《甘肃通志》等，核证摘录有关资料，历时三年，撰成《道光平罗记略》。这是石嘴山市境内第一部地方志书。
《道光平罗记略》共八卷，撰修总目分为象纬、舆地、古迹、建置、风俗、物产、水利、赋役、祠祭、职官、武卫、选举、人物、艺文、志异15个门类，74000字。这是一部用旧方志体裁记述平罗县境地理概貌、建置沿革、农耕物产、水利灌溉、风土人物等基本情况的官修县志，其内容虽简，但却是唯一用方志体裁记述平罗县方方面面的重要文献。
徐保字热心办学。他对平罗当地“社学久废，贫寒子弟无力读书，自暴自弃”的状况甚感痛惜，便崇尚前人“设家塾乡学”的做法，在平罗县城西南处购置房屋开办“义学”，并捐钱聘请教师，来校就读的达到百余人。考虑到义学之长远，他又拿出自己的薪俸“三百串文，发当商生息，作每岁修脯”（把此钱存人当铺生利息，备义学使用）。为使平罗更多的人有机会读书，徐保字在任期间，又捐出薪俸“八百串文”，在头闸、黄渠桥、石嘴山、虞祥堡、西河堡等地分设义学各一所，遂使平罗县的义学盛极一时。徐保字卸任之后，仍热心于办义学之事，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他先后捐出自己的“廉俸”及“公项钱”共1180千文，全部用于义学。徐保字办“义仓”，助民度荒。他认为：“夫善政莫重救荒，民命莫大积贮”，“义仓之立，计至深远”。主张采取贫困户不捐粮、富裕户多捐的办法，“传各堡二三殷户到署，亲自晓谕，随其捐数，书之于簿，旬日间得仓斗粮二千七百石有奇”。灾荒之年，徐保字及时报奏朝廷，免征、少征遭受旱灾、雹灾的赋税，同时对绝收的农民借给籽种、口粮，扶助他们度过荒年。徐保字主持改修渠道。在任期间，镇朔堡一带因上游“新济渠”有十多里的沟渠年久失修，被积沙堵塞，致使下游断流，大量农田长年灌不上水，附近农民怨声四起。徐保字经过查访，果断决定开挖新渠，对占用农民的田地折价给予补偿。结果，“不数日新渠建成，灌流畅通”，上下两堡民众均感满意。徐保字擅长诗文，尤其是七言律句。《平罗记略·艺文》收录其诗作八题十一首，大多以现实生活中的见闻为题材，有描绘平罗山川景物的，有反映民情疾苦的，抒发其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情怀。徐保字还喜爱撰写楹联，他曾为甘肃盐茶同知署作一副对联：“回民汉民多是子民，我最爱民无异视；礼法刑法无非国法，尔须畏法莫重来。”鲜明地反映了其朴素的民族平等观念和法治思想。徐保字深知为官之道在于为民，关注黎民百姓的疾苦，尽力兴办各种公益事业，实在难能可贵。特别值得称道的是他编修县志之举，为石嘴山留下了一份弥足珍贵的平罗特定时期的县情史料。
第七节 回族入居源流
石嘴山地区回族分布
回族是石嘴山市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宁夏的穆斯林自元代传入，继之明清。“元时回回遍天下，江南尤多”。明朝时，大量的回回从江南迁到西北各地。清康熙初年，今石嘴山市境内平罗县宝丰一带已有陕西、甘肃等地迁来的回族定居。清雍正年间惠农渠、昌润渠开通以后，朝廷“招民垦种”，河东及南部山区缺田少地的回民陆续前来市境开垦荒地，安家落户。伊斯兰教当于此时大规模传入。由于明清以来陕甘穆斯林普遍实行单一的教坊制，即以一个清真寺为核心所形成的共同进行宗教和社会活动以及经堂教育的区域性集体。因此，回族通常以清真寺为中心聚居，从而形成聚居区。乾隆初年，石嘴山已成为整个河套地区最大的民族贸易市口。于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所立的“市口碑”记载了回族在此参与交易之史实。据《宁夏纪要》记载，当时石嘴山人口“回民占三分之二”。
石嘴山市信仰伊斯兰教的有回族、东乡族、撒拉族等6个民族。派别有：格底目、伊合瓦尼、哲赫忍耶、虎夫耶。四个派别在教派上都属于伊斯兰教的逊尼派。在教法教律上同属于逊尼派的哈乃斐学派。格底目教派格底目意为“古老”。格底目派又是最早传入的教派，故称“老教”或“老派”。受哈乃斐的宽容影响，是一个虔守正统、顾全大局、重视安定团结的教派。伊合瓦尼教派伊合瓦尼意为“同教兄弟”。伊合瓦尼派是伊斯兰教的“革新者”，故称“革新派”或“新兴派”。伊合瓦尼派“中阿并重”，举办中阿学校，用汉语言宣传伊斯兰教等主张，适应了革新潮流，故在一段时间内曾在市境得到了传播和发展。哲赫忍耶教派哲赫忍耶系阿拉伯语，为“公开”“高扬”的意思。主张高声念诵记主赞圣的各种“则克尔”词是明扬正道。虎夫耶教派虎夫耶阿拉伯语意为“隐藏”或“低念”，故称“低念派”。它主张念记主“则尔克”词时，以低念为最贵。平罗五香乡新潮村、渠口乡红阳村部分穆斯林遵奉虎夫耶宁夏通贵门宦，没有单独清真寺，礼拜等宗教活动与格底目派合坊进行；在平罗二闸东风村、头闸永惠等地部分格底目信众亦参与虎夫耶宗教活动，每年正月十三（创始人马金贵亡日）前往通贵“道堂”过乜帖。
回族反清斗争
1851年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爆发后，各地人民纷纷响应。太平军扫荡数省，定都南京，形成与清政府相对立的农民政权。农民革命震撼着清王朝的统治，清廷大为震恐。太平天国起义爆发的第二年，清廷急命宁夏、甘肃各地将领遴选精壮士兵，迅速启程赴淮扬一带堵截太平军。宁夏清兵腐败不堪，一触即溃，兵丁逃亡死伤相继。“甘肃平罗营参将张维义……于贼匪出扰时，并不督兵堵截，竟率弁兵不战而溃；甘肃花马池参将陈升，经托明阿：派令招集溃兵；而兵丁已陆续归伍，该参将竟不知去向。”（《清实录宁夏资料辑录》）至1857年，宁夏、甘肃前线之兵所余无几，“且该兵丁现多患病”，“日有病亡，兼之屡次打仗，伤亡甚众，所存精壮官兵无几”。而宁夏本地留存之兵既多老弱，且因军饷不继，不断请饷滋事。陕甘清军已处于兵饷两绝的境地。清初以来，清政府为控制新疆及甘宁青回藏等少数民族，十分注重西北武备，驻军多于其他各省，军事力量较为雄厚。而此时，陕甘军营仅余老弱，前线呼救求援仍连续不断。1858年，胜保以河南危急，要求调甘肃提督、回族将领索文率兵离甘。清廷认为：“陕甘兵力实已空虚”，“甘肃为西陲重地，近来野番出没无常，该提督控制颇为得力……未便调索文赴豫”。可见，清政府在西北的统治力量已被大大削弱。
陕西回族因汉族团练问题爆发反清斗争，给宁夏、甘肃各地广大回族以很大影响。面对陕西团练攻击回民军的事实，宁夏回族迅速行动起来。1862年夏天，陕西回民军“已有传单到甘，且宁夏府属之灵州有回民入境买马、制造军器之事”。9月，盐茶厅所属平原所（今同心县豫旺乡）清军回族把总马兆元，“布散传帖，且称奉上司檄，官兵刻期歼除回头（类）”，首先打起反清旗帜。接着固原以阿訇纳三为首，盐茶以王大桂、田成吉为首，平凉以穆生花为首，纷纷发动当地回民武装反清。而“灵州所属之金积堡、吴忠堡两处回民同时倡乱，势甚猖獗”。10月，同心回民军攻灵州，盐茶回民军攻惠安堡，北部平罗、宁夏（今银川）等处回民亦响应反清，宁夏南北均告事变。持续十年之久的宁夏回族反清斗争爆发。
宁夏回族反清斗争是由马化龙及其子侄组织领导的。马化龙所居之金积堡隶属灵州，两地相距仅十里。这一带回民大多数为哲赫忍耶门宦教众。举事前，这里的回民入灵州买马制械，官府十分紧张。灵州知州张瑞珍“曾将马化龙传到，谕以各安生业，勿生事端”。马化龙答应灵州回民不与陕西回民联系，以麻痹官府。而实际上，不仅金积堡、吴忠堡的回民反清是由马化龙直接组织领导的，北部宁夏、平罗，南部同心、固原、平凉等地回族起事亦与马化龙有密切联系。
马化龙（1806～1871年），灵州金积堡人。哲赫忍耶门宦第五代教主。其祖父马达天、父亲马以德为该门宦第三、第四代教主。马化龙承袭祖业，具有才智机谋。由于马化龙及其家族的巨大影响，金积堡成为宁夏回族反清运动的中心。1862年秋冬，金积堡以南之同心、盐茶等回民军北攻灵州和惠安堡。平罗一带回民军则南下，攻府城。这一军事方案的目的，一是向金积堡聚集，二是解除金积堡周围的军事压力。这反映了宁夏回民军受马化龙的统一领导，形成较为严密的组织体系。1862年10月，金积堡回民军与马兆元部联合围攻灵州城。宁夏驻防满营佐领隆阿、防御英明率旗兵往援，被回民军设伏击败。12月1日，宁夏道侯云登，在署甘肃提督定安的配合下，解灵州之围，回民军暂退往金积堡、同心一带。清军企图乘胜一举歼灭回民军，遂逼近金积堡。回民军针对敌我力量悬殊，采取智取。12月8日，当清军进至郭家桥时，突然决堤放湖沟水阻淹清军，又乘势发动反攻，清军败退灵州城。
在灵州回民起义的推动下，宁夏府城北路的通昌、通贵等上下各堡回民纷纷响应。平罗回民军乘胜围攻平罗县城，知县长谦被击伤，满营佐领吉星、防御庆连和署平罗营守备郭宗魁以及教谕包叶恒等均被击毙。与此同时，宁夏府城亦被回民军包围，满、汉二城同时告急。由于陕甘各地武备空虚，无军驰援，清廷只得急命阿拉善亲王贡桑珠尔默特，调派鄂尔多斯东西两盟蒙古兵数千，出贺兰山口，趋平罗、宁夏救援。
强家沙窝战役后，清军主力大部分瓦解。清政府在甘统治岌岌可危，而在宁夏的统治则已崩溃。宁夏府城和灵州为回民军占据两年多，这一带的清官府早已被回民军扫荡，只有满营一隅未被回民军夺取。宁夏南部，清军溃败之后，从同心至固原皆为回民军所有。宁夏回民军赢得了空前的胜利。当此之时，宁夏回民军领袖马化龙确定“求抚”方针。1865年10月，马化龙先向清朝督办甘肃军务西安将军都兴阿表示愿意求抚。随后形成了长达10年的抚局。
在抚局中，回民军仍然保持着独立的军事力量，北自石嘴山，南至固原，抚局地区的政权完全操控在回民军手中。马化龙自任“总理宁郡两河等处地方军机事务大总戎”，下设参领、元帅诸官职，自成一套统治体系，掌握政治、军事、钱粮等各种权力。因此，左宗棠说抚局“名为官抚回，实则回制官”。总之，抚局反映了回民军反抗清政府是有限度的。一旦清政府在回族地区的统治瓦解，回民军便从斗争转为妥协，以期保持所取得的斗争成果。通过抚局，回族实现了自己的自我管理。
清政府抚局只不过是权宜之计，它是官方兵力处于劣势情况下的妥协，“姑令先献城池，不过缓其心志。指目大兵云集，然后一鼓剿除，庶可操必胜之券，岂有真心议抚之理”。因此，在甘肃各地达成抚局之同时，清政府积极部署力量，准备镇压回族反清运动。1866年9月，清政府任命浙闽总督、湘军统帅左宗棠为陕甘总督，不久又加钦差大臣头衔，令其督办陕甘军务。左宗棠认为，“方今所患者，捻匪回逆耳。以地形论，中原为重，关陇为轻；以平贼论，剿捻宜急，剿回宜缓；以用兵次第论，欲靖西陲，必先清腹地，然后客军无后顾之忧，饷道免中梗之患”（《左文襄公全集·奏稿》），遂制定“先捻后回”“先秦后陇”的战略方针，其关键是，“不令捻回合势”。当时不仅捻军与回民军不相联系，陕甘回民军亦因门宦教派区别，虽有时互相支持，但并未形成统一的组织与指挥，往往各自为战，分股行动。左宗棠正是看到了这一点，采取分别击破的战略原则。虽经艰苦战斗，但金积堡反围剿的战斗，坚持了一年半的时光，终于失败。至此，持续近10年的宁夏回族反清运动宣告失败。
左宗棠从维护清朝专制统治出发，看到马化龙以宗教组织回族所具有的巨大作用，认为宁夏回族反清斗争较之陕西回族牢固坚定，其根源更为深远。他说：“此时若稍松手，将来仍是西北隐患……本朝都燕，以九边为肩背，尤不宜少留根菱，重为异目之忧，卷不比陕回由积衅私斗起事，尚可网开一面也。”不日，刘锦棠以金积堡中搜获“洋枪一千二百余杆”为口实，于3月3日将马化龙父子亲属22人凌迟处死，同日被杀害的还有马化龙的族众党友80多人。这次事件对整个局势的发展影响巨大，分散于宁夏、宁朔、平罗等地的回民军，因金积堡马化龙的失败而先后遭到清军的镇压。
清真寺
明天启三年（1623年）市境宝丰建有清真大寺，当时是宁夏地区最古、最大的清真寺之一。清代著名的有石嘴山清真寺、灵沙清真寺、通伏清真大寺等。在清代同治年间的回民起义过程中，多数清真寺被焚掠一空，后又逐渐恢复。截至1949年，市境内有大小清真寺189座。
平罗县城清真寺是银北地区较有影响的清真寺之一。根据调查，原县城清真寺位于北大街，民国19年（1930年）由马鸿宾驻平罗部队马吉安、马文庆发起，在全县24坊穆斯林群众积极赞助下修建的。清真寺为中式平顶，大殿15间，左右厢房9间，下对亭4间，沐浴房5间，井房和炭房各1间。附设另院，建房20间，共计57间。清真寺建成后由马仲选（灵沙人）、王孟德（高庄人）、杨文秀（二闸乡老户人）、王维智（高庄人）相继任开学阿訇。1949年时又由杨文秀、王振兴阿訇开学。
石嘴山清真大寺位于石嘴山区，始建于清道光年间，最早系石嘴山20余户回民集资兴建。有上殿15间、厢房10间。同治八年（1869年）西北回民起义失败后，清真寺遭到破坏。光绪十四年（1888年），在迁居石嘴山的回民日渐增多的情况下，又经回民群众集资于中街重建一座15间的清真寺，1926年又续建6间。民国时期冯玉祥、白崇禧等军政要人曾为石嘴山清真大寺题字留念。据资料记载，原建筑殿堂不施彩画，朴素简洁，高雅明快，装饰以精美的砖、木雕刻见长，建筑风格独特。在一些有关中国清真寺建筑的专著中均有记载。“文化大革命”时期，清真寺遭到严重破坏。1981年，由市政府拨款重建，外形为阿拉伯式，山门两侧建有两层“邦克”楼，大殿卷脊，顶部横列三个穹庐，上殿面积800平方米。
第八节 著名古建筑物
玉皇阁
位于平罗县城北门外，是宁夏最大的道教寺院之一。始建于清光绪元年（1875年），民国28年（1939年）续修，占地4200平方米，坐北向南，砖包台座，南北长105米，东西长40米，分为四级，由南向北渐次升高，最高建筑“三母殿”距地面约26米。整个建筑物分为两个时期所建，最初一部分建于清光绪元年（1875年），由著名道人阎合壁（丁义堡人）化缘集资建成。这部分建筑物有城隍殿、观音殿、娘娘殿、三清殿、斗母宫及玉皇大殿等。玉皇大殿为九脊歇山顶两层建筑。后一部分建于民国28年（1939年），由丁福润（平罗商会会长）等主持，杨生业（平罗城关镇人）、赵兴业（山西忻县人，平罗商会职员）具体负责扩建，包括山门楼、文昌阁、关帝阁、无量殿、三官殿、洞宾殿、三宝殿、三母殿等殿宇。总体建筑以玉皇大殿为中心，由16个大小殿宇、楼阁组成，并列十字歇山顶的3层建筑。寺院供奉着60余位道家仙宗。无量殿前的小院墙壁上绘画着《二十四孝图》。这两部分建筑虽为不同时期、不同工匠所设计修建，却结合得非常严谨、协调，两进院落层层相映，高低楼阁互为衬托呼应，回廊、飞桥有如金丝银线，将所有建筑联成一体，可谓“珠联璧合”。
玉皇阁造型独特，规模宏伟；结构严谨，对称平衡；亭台楼阁，工艺精细；高楼气势宏大，小阁玲珑剔透；主体突出，陪衬有致，互为竞相媲美；楼阁出檐深远，檐角翘指苍穹，似雄鹰展翅欲飞，并悬挂风铃，其声清脆悦耳。阁内所有殿宇尽为雕梁画栋，或雕刻花卉兽禽，或彩绘山水人物，刀笔洗练，功底深厚。因此玉皇阁是一座富有民族风格、历史悠久的古建筑群。最高处为三母殿，楼顶造型独特，名为“五凤朝阳盘龙顶”。登临三母殿，可凭栏远眺巍巍贺兰山、滔滔黄河水，平罗县城全景尽收眼底，近年来围绕着玉皇阁又修建了玉皇阁公园。
鼓楼
平罗钟鼓楼位于平罗城中心，据说建于明朝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原建筑物系一层楼，其中悬挂一大钟，门前两侧各建起脊瓦房一间，是打更人的住房。到清朝宣统三年（1911年）遭火而毁，民国2年（1913年）重建。重建时由高登第负责施工，施工前，对其造型曾着实酝酿一番，参与酝酿的人，曾经是游过名山大川，观过胜景佳区之人，将其所见之奇，所闻之特，融合而成为今日奇异之形。这个建筑物的座基约为12平方米，高约4米（原高5米，因解放后街面垫高约1米），用大青砖阀旋成东西、南北二洞，端对东、西、南、北大街，此即群众惯称的“鼓楼洞”。洞顶中心，嵌吊着一个粗约40厘米、长约60厘米的“星”（由于街面垫高，碰撞车辆，故摘除）。楼高约11米，加上座基总高约15米。从外面看是3层，实则两层。座基西南角的西侧，筑一由北向南上的12级砖阶梯，登梯上去向里一拐，是8级砖阶入门梯。楼的下层是洞宾殿，约4.5平方米，四面走廊檐各宽约3米，四角各有顶檐立柱5根，和壁角的一根柱子通过过梁连为一体。这5根柱子前后交错，使楼的顶角构成两个暗角，3个翘角。走廊四边用表砖砌有约70厘米高的花窗漏墙。楼壁系砖基土坯砌成。其门面南，有6扇凤眼格子门。楼后，由西向东，斜竖12级楼梯。上去即二层楼，为财神阁，大小与下层同，走廊宽约2.2米，廊檐宽约2.8米，边有约80厘米高的雕花木栏杆。楼顶样式别具一格，名为“八仙庆寿顶”，四壁各系6扇凤眼格子装成。这外形三层的楼，每层的4个拐角都有3个翘角，下配垂条悬风铃，每层的4个拐角都有两个暗角，既每层有8个暗角，故其样式名为“四明八暗”式。全楼共有36个翘角，72根柱子，象征“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这个造形，在宁夏来说是独一无二的，亦即其奇异之处。鼓楼各层的边檐，俱压飞檐。檐下统统挂有两道挂方，并有升斗、鹅脖、垂条点缀。其挂方系机方、平方、花方和照面方组合而成，并雕刻着各式各样的花样，画有山水人物、飞禽走兽等。所有这些和栋梁、楼门、格子等，统经彩画油饰，真是花红柳绿，五彩缤纷。解放后，县人民政府曾全面彩绘油饰，并点缀了彩灯，五光十色，绚丽辉煌。1984年秋，又进行了复原补修和全面彩画油饰。
北武当庙
北武当庙，又称寿佛寺，位于大武口区西5公里的贺兰山东麓北武当山，为宁夏回族自治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坐南朝北，依山而建，占地12000平方米，建筑面积4300平方米，四进院落的建筑群体布局自然，错落相间。中轴主要建筑有山门楼、灵光殿、观音楼、无量殿、多宝塔、大佛殿等。山门楼高9米，巍然耸立，雄宏大方。庙门前的石狮高约2.5米，雄姿英发，威貌堂堂。整座建筑结构精细，对称呼应，庄重优美，是一座以佛教为主、佛道合一的西北古庙。据《新建北武当庙碑》载：北武当庙为清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由洪广营三宝居士郑惠及宁夏镇城周兆熊等人协力捐资募款，在一座小庙基础上扩建而成，因供真武石像，故名“北武当庙”（寿佛寺）。其后又几经扩建：清乾隆四十年（1775年）在无量殿后建大殿五楹，嘉庆初建配殿，嘉庆十四年（1809年）于山门前置石狮一对，嘉庆十六年（1881年）于殿建立拱门三楹。清光绪年间，北武当庙僧人广煜修学北京，经檀柘寺方丈引见，敬请常来檀拓寺进香的慈禧太后为北武当庙钦书“护国寿佛禅寺”白绢条幅，自此北武当庙又名“寿佛寺”。左宗棠等人也曾为之亲笔题字作画，使之声誉大振，远近闻名。据清《平罗记略》有关北武当山庙会记载：“四月望，男妇乘骑烧香武当山，曰‘朝山’。七月望，九月九皆然，蒙古人多。”每逢农历四月八、七月十五、八月十五、九月九为北武当庙会期，各地前来朝山拜佛的蒙、藏、满、汉等民族的善男信女数万人云集于此，盛况空前。清代平罗地方志记载，武当庙附近“有泉三道，自地溢出，水清且洌”，被列为“平罗八景”之一，号称“佛寺清泉”。
北武当庙无量殿前的西厢里，陈列着对寿佛寺有过较大贡献的圆寂者事迹，其中悼念续早的为多。续早（释融远）在生前系中国佛教协会理事，是宁夏参加中国佛协的唯一理事，在宁夏佛教事业发展中有较大影响。他晚年写的《寿佛寺简历》，是关于这座寺庙较为完备的文字资料。
第九节 清代石嘴山教育
社学 据明《万历朔方新志》记载：明初宁夏设社学5所，其中平虏（平罗）城1所。又据《朔方道志》记载：明成化四年（1468年），平罗人夏景芳考中举人。明嘉靖五年（1526年），平罗人杨经考中进士。可知平罗县社学距今已有五百余年的历史。清乾隆年间，平罗有社学5所：本城关帝庙、西河堡、李纲堡、洪广堡、宝丰城各1所。塾师年束修银120两，府署与平罗县各支60两。
义学 清道光四年（1824年），县知事徐保字视平罗县社学久废，贫寒子弟无读书之所，遂购买城西南处房屋数间，捐资修理一新，办起平罗县第一所义学，入学学童100余人。到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平罗县有义学6所，即：县城汉民义学1所，址在书院西；县城回民义学1所，址在白衣庵寺院内；头闸、黄渠桥、石嘴山、虞祥堡义学各1所。县知事徐保字先后为办义学捐廉俸银和公项银；县知事讷恩登额为义学捐公项银。
私塾 平罗县的私塾有三种形式。其一，有学识、声望高的塾师设馆办学。据《朔方道志》卷十七记载：“张启绪，平罗贡生，设帐讲经，有濂洛风，殁后士林无不成泣。”其二，地方士绅或富裕者家庭办学。如黄渠桥通润堡贡生梁登魁，在娘娘庙设私塾1所，聘请秀才或有学问的人任教，入学学童均为梁姓家族子弟，最多达11人。该私塾延至民国23年（1934年）。其三，联合办学。平罗县私塾多为后一种，几乎全县各大村庄都有。如县城南门外贡生姚光文与姚光兴在本村购房屋4间办起私塾，聘请秀才孙绍先任塾师。入学学童有姚、马、龚、曹、党、李等姓子弟30余人。民国17年（1928年），移址于柳浪渠李应科家，学董马麟聘请秀才李祥凤任教。经费由学董向学生家长筹集。民国18年（1929年）五香北湾子、阮桥联办私塾1所，址在经堂庙，学生来自五香、北湾子、阮桥、新潮等村庄。民国19年（1930年），迁址于五香龙坑堰，由公正刘宗古、士绅罗吉贤主办，聘请秀才任国保任教。学生来自五香、任家嘴子、新潮等村庄，最多达20余人。经费由学生家长公摊。启蒙教材有《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弟子规》《名贤集》《朱子格言》《幼学琼林》等，主要教学童识字、写字。
学宫 学宫，是县官府管理生员与供童生以上生员读书的学校，称儒学。平罗学宫始建年代不详。据《乾隆宁夏府志》载：学宫在县治南，乾隆三年地震毁，六年动帑重建。县学宫，由大成殿、庑房、戟门、更衣厅、省牲所、棂星门、牌坊、崇圣祠、名宦祠、乡贤祠、忠孝祠、节义祠、尊经阁、明伦堂、斋房、学宫署等建筑组成，有房屋40余间。清乾隆以前平罗学额：一年一贡，廪生20名，增生20名，每年考取文、武生各8名，科考取文生8名，武生64名。《道光平罗记略》记载：“《大清会典》平罗小学生科试额进文生八名，岁试额进武生八名。”《朔方道志》载：“平罗县学廪生二十缺，增生二十缺，二年一贡，岁考取文武生各八名，科考取文生八名。”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废科举考试之前的数百年中，平罗县士子考取的具体情况因地震、兵燹档册遗失，故不能尽考。仅据《平罗记略》《续增平罗记略》《朔方道志》记载，明代，考取文进士1人，文举人2人。清代，考取进士10人，其中文进士7人，武进士3人；举人66人，其中文举人14人，武举人52人。光绪二年（1876年）之前，平罗县的士子乡试要到西安贡院，路途遥远，交通不便，有财力能参加乡试的士子，仅占应参加乡试总数的十之一二。中进士、举人步入仕途者多有政声，如明成化戊子（1474年）科举人夏景华官河南彰德府推官。嘉靖丙戌（1526年）科进士杨经官直隶大名府推官。清康熙丁丑（1697年）科武进士夏琳官武昌府参将。清康熙辛丑（1721年）科进士杨魁甲，举翰林院庶吉士，官山西吉州知州。清雍正甲辰（1724年）科武进士白良璧，官洛阳参将。清乾隆丙辰（1736年）科武进士许忠朝，官侍卫。清乾隆己卯（1759年）科武举人夏景云，官涿州参将。清嘉庆丁丑（1817年）科进士翰林院庶吉士俞德渊，官江苏荆溪知县，徐州府同知、常州知府、两淮盐运使。
书院 平罗县知县宋维孜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在县城西南角官地，由热心公益的人士史子继、郑子量二人负责施工，建讲堂1座，宿舍若干间，当即延师招生开学。同时将孔庙和关帝庙的庙产铺面房25间的岁收租金十余串文，和灵沙堡学田八顷（每顷100亩），清水堡（现属贺兰县）学田二顷的岁收租粮四五十石，作为办学经费。后来由于校舍倒塌，办学经费管理不善，逐渐失去着落，学校停办。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知县李鸣薰复又筹集经费抛弃原低洼校址，在县城西大街西端，购置朗润堂院落一座作为学馆，延师开学。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知县王世治筹捐经费增建校舍，加强学田及圣、帝两庙庙产的管理，扩大招生数量，将学馆命名为“兴平书院”。乾隆六十年（1796年），知县张炳在任期间继续办学，此后，因无人管理而停办。嘉庆十一年（1806年），知县王楚堂到任后，对办学事业很重视，他了解到历时50年的书院，由于经费时足时缺，学校时办时停，故决心进行整顿，重新开办，当即筹集经费，于嘉庆十三年秋，除对书院原建筑物进行修缮外，又添建房舍，增置桌凳，使书院规模一新，因而将“兴平书院”更名为“又新书院”，延师开学。之后，他又将自己节约3年之久的廉奉钱2200串文捐献出来，连同剩余租金300串文一并交给各当商（当铺）生息，年得息金300串文，作为书院的补助经费。自此之后，入学学生逐年增加，学习成绩逐年上升。道光五年（1825年），知县徐保字鉴于书院学生增多，校舍狭窄，拟将书院旁的大公馆（即学宫，是考生复习的地方）扩进书院，以解决校舍狭窄问题。但苦无经费，正自谋划筹措之际，恰好在江南做官的翰林俞德渊（平罗头闸人，幼时功读于兴平书院，曾给道光皇帝当过老师，其后代现住正闸大队）给母校赠银300两，当即动工扩建，扩大了书院，容纳了更多的学生。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书院墙垣逐渐倾颓，房屋日渐破漏，知县张梯见此情景，不修缮难以办学，可修补又没经费，所以准备筹划经费，进行修缮。适翌年夏秋，淫雨连绵，书院积水排不出去，房屋经长时间浸泡，倒塌不堪，因而决定重建，带头捐献奉银200两，邀请地方上热心公益事业的人士姚逢春、张伟、吴肇泰等负责劝捐，吴云锦、王致祥、张应辰、徐嘉会等负责监工，于道光二十三年三月动工，将地基增高近1米，大兴土木，至7月竣工，计翻建上房5间，讲堂3间，宿舍24间，建大门1座，二门1座，大门前建照壁1道。后因马化龙反清，发生战乱，书院被迫停办。因无人管理，房屋器具多被毁坏。光绪三年（1877年），知事（即知县）任懋在任期间，对书院进行了维修，复又开学。“兴平书院”先后培养出了大批人才。例如嘉庆年间在书院读书的俞德渊（本县头闸人），中了进士，为翰林院庶吉士。民国4年（1915年）改为本城高等小学堂。第十节 下营子教案始末
天主教进入西北
16世纪中期以后，以罗明坚、利玛窦、庞迪我等为代表的天主教（罗马公教在中国的专称）士，由海路进入中国，学习中国语言和儒家文化，并融会中西，开始在中国传教。清朝初期，不少西方天主教传教士利用天文、历法等科技知识，在中央政府机构中任职，为清政府从事编历书、绘地图、办外交、制枪炮等活动。17世纪中叶，东正教也传入中国。顺治十五年（1658年），梵蒂冈的“罗马教廷”按照其“传教区体制”，在中国设立了第一批监牧区。嘉庆二十三年（1817年）又设立了澳门、北京、南京等主教区及代牧区。康熙时全国有28个城市设有天主教堂，教徒达十几万人。当时，比利时耶稣会士方玉清首先进入西北地区，建立了陕西传教区，甘肃的教务由陕西教区统一管辖。接着，方玉清由陕西汉中来到甘肃凉、甘等州传教，甘肃的教务由陕西教区统一管辖。但由于“礼仪之争”和罗马教廷干涉中国内政，引起康熙帝对天主教的反感。雍正时，清政府又采取取缔天主教的政策，大批传教士或被监禁，或被处死，教堂也被封闭没收。鸦片战争前后，随着清廷“教禁”的废弛和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天主教和新教传教士又大批地涌进中国，教区不断扩张。道光十九年（1839年），中国13个省有天主教徒30万人。当时西北有陕西和甘北两个教区。鸦片战争后，教区和天主教徒数迅速增长，管理体制也不时地调整变化。1882年，罗马教廷派人接管了甘肃教务。1901年又在甘肃成立了两个新教区：即陇南教区，中心教堂在秦州（今天水市）；兰州教区，辖陇西至河西一带，中心教堂在兰州。光绪五年（1879年）以后，由于信仰基督教的人数激增，罗马教廷为了加强管理，进而将中国分为五大传教区，数十个主教区。其中陕西、甘肃、河南为第二教区，管辖范围包括数十个州县，下辖总铎（神父）区、本堂区、支堂及学校等。各教区主教、各级神父由教内层层任命，经费则通过购置地产、经营商贸、高利贷等途径筹措。基督教改革以后的新教传教士，于嘉庆十二年（1807年）进入中国，它比天主教传教士进入中国晚了100余年，但发展速度却相当快。咸丰八年（1858年）《天津条约》签订后，新教传教士来华者日益增多。到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全国共有新教传教会82个，传教士3832人。其宗教组织形式，大致是教区中心城市设有大区教会，下设教堂、医院、中小学堂及慈善机构，县区设有支教会，下设教堂及学校等机构。一般城镇设有布道所，下设教堂。布道所之下，就是分布在各个村庄的教徒团。
天主教在宁夏的传播
宁夏是天主教传教的地区之一。天主教本是基督教的三大宗派之一，因教皇驻在罗马，亦称为罗马公教或旧教，以与东正教和基督教新教相区别。所谓“天主教”，是该教在中国的专称，即明代人借用中国的名称对它所信奉之神的译称，取意为“天地真主、主神、主人亦主万物”的至高无上的主宰者。使天主教传播到宁夏地区，是该教的一个传教修会——圣母心会。这个修会标榜以圣母圣心为“主保”（主要保护者），故名。1865年南怀仁亲率4名会士，在张家口开始本会的传教活动。经过十余年的发展，圣母圣心会的传教活动已扩张到河套、陕北和宁夏北部广大地区，教徒发展到14000多名。1883年，罗马教廷再次把该教会的传教区扩大划分为：东蒙古教区（原热河省）、中蒙古教区（原察哈尔省）、西南蒙古教区（原绥远省）。宁夏北部和阿拉善旗均隶属于西南蒙古教区。三盛公教堂为该教区的主教堂。首任主教为比籍神甫德玉明。这一期间，圣母圣心会急于继续向西扩张传教范围，甘肃省宁夏府首当其冲。1878年，首先派荷籍神甫韩默理率教士接管了甘肃省的教务，并以武威县西松树庄主教堂为基地，准备在全省各中心地区广建教堂。第二年，天主教自行把甘肃划为该教会在中国的第二传教区。并在兰州、宁夏、西宁分设3个布道区。宁夏是与该教会蒙古教区大本营的结合部，更是需要插足的地方。但是由于甘肃回民起义事件甫平，左宗棠大军压境，又作为西征新疆的前进阵地，全省局势非常紧张。多年来的战乱已使城乡经济受到巨大破坏，人民流离失所，造成韩默理传教工作困难重重，不得不悄然而退。1879年比利时教会又派传教士闵玉清、桑桂仁，由绥蒙地区进入宁夏府平罗县黄河东岸的五堆子、红崖子一带开展传教活动。虽然传教活动没有什么进展，但它是天主教传入宁夏地区的开始，时间是清光绪五年（1879年）。1880年，桑桂仁传教士又西渡黄河至立岗堡（今属贺兰县境内）一带进行传教活动，但当地回民居多，其传教亦无成效。闵玉清几经挫折和多年努力，终于在平罗传教取得了一些进展。1891年闵玉清在平罗下营子村购买土地1000余亩，建起教堂和住宅，从老教区迁来大批教徒，在此地积极开展传教活动，还发展新教徒100余人，下营子教堂便成了天主教在宁夏的第一个据点。
下营子教案
下营子教堂建于1891年，为国外天主教在宁夏的第一个据点，隶属当时西南蒙古教区主教堂三盛公教堂管辖。清光绪十八年（1892年）和二十六年（1900年），后套（今内蒙古包头、五原一带）地区两次发生大旱，赤地千里，颗粒无收。当时，蒙古王公早已将士地租给教堂，由教堂向农牧民收租。时逢大旱，百姓们无钱交租，纷纷离乡背井，他地谋生。不少灾民逃到石嘴山、平罗一带。后灾情缓和，但后套地区已十室九空，田园荒芜，无人耕种，使教会的收入受到很大影响。于是，教会“整理教籍”，令逃荒他乡的套民“归籍奉教”。已在平罗地区安家落户的套民当然也在劝迫之列。然而，这些套民在平罗已生活多年，不少人与当地人通婚，生儿育女，成家立业，再让他们返回后套，势必拆散他们的家庭。所以，“归籍奉教”的命令遭到百姓们强烈反对，乡民们与教堂的矛盾日益激化。时有乡民龙占海、姚大奇、马跃川等人，于光绪二十七年十一月十三日（1901年12月23日）夜，冲进下营子教堂，将外国神甫梅伯华、彭寿年杀死，同时还杀死两位来教堂为洋人通风报信的教民。
下营子教案的发生，在平罗县和整个宁夏府引起巨大震动。当时《辛丑条约》刚签订不久，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也因八国联军攻陷北京而逃亡在西安。清廷深怕此事给刚刚了结的“庚子事件”再添麻烦，故接到报案后7天内，一口气发出四道上谕，一面饬令地方“严拿匪徒，毋任漏网”，并要求各地文武官员对“各属教堂、教士、教民加以保护，毋再疏虞，致于重咎”，一面又气急败坏地把平罗县卸任知县王树槐、在任知县李含寿和平罗营参将易庆安等一并革职，勒令其戴罪缉拿凶犯归案。一时间搞得陕甘宁大小官员惊慌失措，人人自危。省、道、府各级官吏挤满了小小的平罗县城。对于被杀洋人，朝廷则“深为怜悯，……立即妥为抚恤”。在宁夏镇总兵官汤泳山、宁夏道台和省派道员张廷楫亲自指挥下，四处逮捕嫌疑犯，严刑逼供，凡与龙占海、马跃川等人有点儿来往或沾点边儿者，均不能幸免。有多名无辜百姓被杀示众。荷兰和比利时政府接到报告后，立即指派当时担任甘肃盐务总办的比利时人林阿德来宁夏监办此案。不久龙占海被抓，1902年3月在平罗县城被杀。清廷还赔偿下营子教堂白银4.2万两。因当时宁夏已无款可筹，遂改以数百顷土地作为抵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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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嘴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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