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嘴山市图书馆

西夏是一个礼佛至上的国度，从王公贵族到平民百姓，无不信佛。蒙古人则称西夏皇帝为“不儿罕”，即佛王。西夏本国的臣民也把他们的皇帝视为佛的化身和代表。佛教在西夏发挥了不亚于儒学的作用。《大夏国葬舍利碣铭》中描述了西夏人崇佛的情况：“舍利闪耀着金黄的颜色，象牙染着白玉的光芒。皈依佛教的人像云彩一样屯集，供奉佛祖的人像雨水一样集中。”佛教在西夏如此兴盛是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的。
  首先，西夏统治的河西陇右地区本来就有着深厚的佛教基础。河西、陇右一带，是丝绸古道的必经之路，佛教自这里传入中国，到南北朝时期，佛教在这一地区已经流行了六七百年之久，佛教文化已成为“五凉文化”（前凉、后凉、北凉、西凉、南凉）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外来宗教根植于中国，成为中国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种深厚的佛教文化底蕴对内迁的党项羌族人民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逐渐的党项羌族也开始信奉佛教。
  其次，西夏周边的邻国如宋、辽、吐蕃基本上都是信仰佛教的，为西夏前期接受汉传佛教，后期接受藏传佛教提供了便利的条件。
  再次，党项羌族的统治阶级出于统治的需要，他们大力提倡佛教，借助佛教中提倡的忍耐来麻醉人民，以达到他们的统治目的。饱受战乱之苦的百姓也想从佛教信仰中获得精神上的安慰。这都在客观上促进了佛教在西夏的发展和兴盛。佛教就成为了西夏社会内部占统治地位的宗教。
  西夏统治阶级为了利用宗教来麻醉人民，以巩固其统治，不惜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建造佛塔寺院，使西夏境内的佛塔寺院遍及山野。西夏至少从李德明时期，统治者就开始信奉佛教。宋景德四年（1007年），李德明母亲亡故，李德明曾经请求到宋朝北部的佛教中心五台山修建10座寺庙，为母亲祈福。李元昊时，在境内各地广建寺庙，还规定每年的春、夏、秋、冬四季的第一月的初一为“圣节”，令全境官员百姓到各寺中礼佛。此后的西夏各帝王均对佛教加以尊崇和推广，使西夏“近自畿甸，远及荒要，山村溪谷，村落坊聚，佛宇遗址，只椽片瓦，但仿佛有存者，无不必葺”。在西夏境内形成了诸多以塔寺为载体的佛教文化中心。兴庆府中心（今宁夏银川），这里有李元昊妃子没藏氏出家的戒坛寺，有李元昊所藏经的高台寺，有夏毅宗李凉祚所建的承天寺。这里是西夏佛教的中枢。贺兰山中心（今宁夏银川至石嘴山市的贺兰山中），这里有贺兰山佛祖院、贺兰山五台山寺、贺兰山慈恩寺、拜寺沟方塔等。凉州中心（今甘肃武威），有著名的凉州感应塔及其所在护国寺、圣容寺、天梯山石窟等。甘州、肃州中心（今甘肃张掖），有卧佛寺、崇庆寺、十字寺等。瓜、沙中心（今甘肃敦煌、安西），有莫高窟、榆林窟、西千佛洞等佛窟寺庙。黑水城中心（今内蒙古额济纳旗）。今天，宁夏平罗县境内的田州古塔在西夏统治时期应是定州一带的佛教文化中心。
  佛教在西夏社会中占有重要地位，决定了西夏的僧侣们的社会地位也很高，比重很大。“西夏国俗，自其主以下，皆敬事国师，凡有子女，必先以荐国师，而后敢适人”。这反映了在西夏社会中佛教僧侣在民众中的特殊地位。西夏把佛教管理纳入到了行政体系当中，功德司管理宗教寺庙，并分为出家功德司、和尚功德司和护法功德司三种。各寺庙中又设有提举、僧监、僧副等职务，担任这些职务的人都是当时有名的高僧。西夏佛教的兴盛使一系列与佛教有关的文化与艺术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从今宁夏石嘴山市境内遗留下来的佛塔、石刻塔等历史遗迹，可以看出在西夏统治期间定州一带佛教文化的兴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