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嘴山市图书馆

西夏奉佛教为国教
  西夏是一个礼佛至上的国度，从王公贵族到平民百姓，无不信佛。蒙古人则称西夏皇帝为“不儿罕”，即佛王。西夏本国的臣民也把他们的皇帝视为佛的化身和代表。佛教在西夏发挥了不亚于儒学的作用。《大夏国葬舍利碣铭》中描述了西夏人崇佛的情况：“舍利闪耀着金黄的颜色，象牙染着白玉的光芒。皈依佛教的人像云彩一样屯集，供奉佛祖的人像雨水一样集中。”佛教在西夏如此兴盛是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的。
  首先，西夏统治的河西陇右地区本来就有着深厚的佛教基础。河西、陇右一带，是丝绸古道的必经之路，佛教自这里传入中国，到南北朝时期，佛教在这一地区已经流行了六七百年之久，佛教文化已成为“五凉文化”（前凉、后凉、北凉、西凉、南凉）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外来宗教根植于中国，成为中国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种深厚的佛教文化底蕴对内迁的党项羌族人民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逐渐的党项羌族也开始信奉佛教。
  其次，西夏周边的邻国如宋、辽、吐蕃基本上都是信仰佛教的，为西夏前期接受汉传佛教，后期接受藏传佛教提供了便利的条件。
  再次，党项羌族的统治阶级出于统治的需要，他们大力提倡佛教，借助佛教中提倡的忍耐来麻醉人民，以达到他们的统治目的。饱受战乱之苦的百姓也想从佛教信仰中获得精神上的安慰。这都在客观上促进了佛教在西夏的发展和兴盛。佛教就成为了西夏社会内部占统治地位的宗教。
  西夏统治阶级为了利用宗教来麻醉人民，以巩固其统治，不惜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建造佛塔寺院，使西夏境内的佛塔寺院遍及山野。西夏至少从李德明时期，统治者就开始信奉佛教。宋景德四年（1007年），李德明母亲亡故，李德明曾经请求到宋朝北部的佛教中心五台山修建10座寺庙，为母亲祈福。李元昊时，在境内各地广建寺庙，还规定每年的春、夏、秋、冬四季的第一月的初一为“圣节”，令全境官员百姓到各寺中礼佛。此后的西夏各帝王均对佛教加以尊崇和推广，使西夏“近自畿甸，远及荒要，山村溪谷，村落坊聚，佛宇遗址，只椽片瓦，但仿佛有存者，无不必葺”。在西夏境内形成了诸多以塔寺为载体的佛教文化中心。兴庆府中心（今宁夏银川），这里有李元昊妃子没藏氏出家的戒坛寺，有李元昊所藏经的高台寺，有夏毅宗李凉祚所建的承天寺。这里是西夏佛教的中枢。贺兰山中心（今宁夏银川至石嘴山市的贺兰山中），这里有贺兰山佛祖院、贺兰山五台山寺、贺兰山慈恩寺、拜寺沟方塔等。凉州中心（今甘肃武威），有著名的凉州感应塔及其所在护国寺、圣容寺、天梯山石窟等。甘州、肃州中心（今甘肃张掖），有卧佛寺、崇庆寺、十字寺等。瓜、沙中心（今甘肃敦煌、安西），有莫高窟、榆林窟、西千佛洞等佛窟寺庙。黑水城中心（今内蒙古额济纳旗）。今天，宁夏平罗县境内的田州古塔在西夏统治时期应是定州一带的佛教文化中心。
  佛教在西夏社会中占有重要地位，决定了西夏的僧侣们的社会地位也很高，比重很大。“西夏国俗，自其主以下，皆敬事国师，凡有子女，必先以荐国师，而后敢适人”。这反映了在西夏社会中佛教僧侣在民众中的特殊地位。西夏把佛教管理纳入到了行政体系当中，功德司管理宗教寺庙，并分为出家功德司、和尚功德司和护法功德司三种。各寺庙中又设有提举、僧监、僧副等职务，担任这些职务的人都是当时有名的高僧。西夏佛教的兴盛使一系列与佛教有关的文化与艺术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从今宁夏石嘴山市境内遗留下来的佛塔、石刻塔等历史遗迹，可以看出在西夏统治期间定州一带佛教文化的兴盛。
  西夏与田州塔的兴衰
  如今，在宁夏平罗县姚伏镇有一座皇祗禅寺，寺内有田州古塔，俗称“姚伏塔”，皇祗寺以田州塔而著称于世。田州古塔，耸立在姚伏镇东边的柳荫丛中，距平罗县城20公里。古塔建立在“皇祗禅寺”内的台基上，台基南北长约70米，东西宽约40米，高约4米。田州塔是一座平面呈六角形八层楼阁式砖塔，高约38米，塔顶呈六边覆斗状，塔底直径7.5米，南北各有一门。底层檐下雕刻着足以乱真的仿木结构的瓦垄、椽头、横额、头拱和下垂的荷花头。还雕饰有佛像、人物故事。这些砖雕玲珑剔透、工艺娴熟、异常精美，显示出高超的技艺。塔的结构新颖别致、风格独特，在宁夏境内所有古塔中实属罕见。塔的底层南北券门墙上都有对联，其中南门上对联为：
  一柱撑天东带黄河明献瑞
  孤标拔地西屏兰岳秀争辉
  北门对联为：
  凌霄矗庄严陟处仰窥觉路
  冲汉饶色相登来俯视迷津
  对联对仗工整，气势磅礴，精练而准确地描绘出田州塔拔地而起，力擎苍天的气势和东以黄河为带、西以贺兰为屏、阔大雄宏的意境。再加上那隽秀有力的书法，令人叹为观止。
  田州塔据传始建于西夏时期。既名田州塔，必与“田州”之名有关。《明一统志》载：“田州城在卫城（今银川）北六十里，本唐定远城，元昊改为定州。”《嘉靖宁夏新志》载：“定远镇……宋为威远军，伪夏（西夏）改为定州，俗为田州。”《读史方舆纪要》卷六十二载：“田州城在镇（指明代宁夏总镇，即今银川市）北六十里，西夏所置，蒙古废。”《平罗纪略》载：“唐定远城……唐朔方城，宋威远军，夏改定州，俗称田州。”由此可见，田州应为唐代定远城、西夏定州城的俗称。之所以称田州，还是源于唐朝在这一带的屯田政策。唐代、西夏皆为佛教盛行之期，曾大兴土木修庙建塔。田州是唐、夏时期的名称，塔以此为名，由此证明田州古塔是唐或西夏时期所创建。虽然始建的具体年代因现有的历史资料奇缺，无法定断，仍有待于进一步考证。但不论田州塔是始建于唐还是西夏，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在西夏统治宁夏期间，田州塔应属于西夏定州一带的佛教文化中心，田州塔的香火应是十分旺盛的。另外，在西夏统治时期，田州塔有大量的封地，西夏仁宗时，居于定州附近的哆讹就是因为官府将他的田地赏赐给了寺庙，使他无以为生，才率本部族的人发动了起义。
  在数百年的漫长岁月里，田州塔也曾饱经沧桑，经历了大小百余次地震。清乾隆三年（1739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今银川至平罗地区发生强烈地震，平罗县城和新设立的宝丰县城及古塔附近的新渠县城，全部震毁，田州塔亦难幸免。今古塔南门门楣上刻有“田州古塔”的石匾上，有“乾隆四十八年六月维秀和尚募款重修，赵口口书”的字样，说明现存的田州塔很可能是古塔震毁后又于1783年重修的。清同治年间，在马化龙领导的西北回族穆斯林人民的反清抗暴斗争中，战火漫延到平罗，皇祗寺被毁。至光绪十五年（1889年）才得以重修扩建，寺院佛事活动重兴。民国9年（1920年）海原大地震再次波及平罗地区，使古塔出现了裂缝。民国21年（1932年），庙产兴学，在皇祗寺内建小学。1953年迁校时，将皇祗寺厢房拆走。1966年，“文化大革命”中，寺院和塔内外所有设施被洗劫一空，其中包括寺院历史资料以及寺院重要文物。寺院、殿堂、佛像被彻底拆毁，仅存田州古塔。后来塔基座的台基也被挖去，四周台基仅剩下两米宽，古塔已摇摇欲坠。1975年6月15日，田州古塔被定为平罗县文物保护单位。1980年，县人民政府给予大力支持，拨款28000元，对田州塔进行了维修，重新垫起一座高4米、南北长45米、东西宽35米的台基，并以料石包砌，台基上裹砌了一米多高的青砖围墙，塔内也装上了楼板和木梯，可供人登高眺望。田州古塔又恢复了它往日那古朴壮观的雄姿。1985年，田州古塔再次被定为平罗县和石嘴山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正式开放为宗教活动场所。宁夏平罗籍当代著名诗人秦中吟曾有诗句赞曰：
  遥对兰山沐雪寒，雷轰电霹独安然。
  沧桑阅尽迎春色，利剑磨成向青天。
  西夏刻塔
  20世纪80～90年代，在进行宁夏文物普查的过程中，考古人员在贺兰山的山崖上发现多处石刻塔。经过对石刻塔的风格、周围沟内岩画以及西夏遗迹的综合分析和研究，判定这些石刻塔应该属于西夏时期。另外，在宁夏固原须弥山石窟、内蒙古鄂托克旗百眼窑石窟中也有西夏石刻塔多座，这些石刻塔共同构成了西夏刻塔文化。贺兰山中的石刻塔，集中于今宁夏石嘴山市境内的几条山沟内的山崖上，涝坝口2座、大枣沟5座。另外还在贺兰山各沟口的岩画内容中发现各式线刻佛塔26座。由于受到藏传佛教建筑艺术的影响，这些刻塔以覆钵式喇嘛塔居多，平面呈十字折角形。
  涝坝口，位于石嘴山市西北15公里，在沟口北侧的崖壁上并排雕刻着2座喇嘛式塔。两塔相距约1.5米，塔的造型大体相同，呈三角形，由塔座、塔身、塔顶三部分组成。西边刻塔，三层须弥座上为覆斗形塔身，腹下中间开方龛（0.3米×0.34米×0.33米）；宝珠塔顶上置小三角形塔刹；塔体通高2.15米、底宽0.95米。东边刻塔为五层须弥座，塔体通高1.5米、底宽0.8米。两塔塔体上曾涂抹有白灰，因凿刻于沙石崖面上，自然风化严重。
  大枣沟，位于石嘴山市西北6公里，在山沟山崖上刻有5座喇嘛式塔，其中南侧3座，西侧2座，一塔已毁。各塔大小略有差异，造型大体相同，也是由塔座、塔身、塔顶三部分组成。刻塔都是三层须弥座，塔座第三层的中间开龛，可能原用于供奉佛像或安放骨灰。塔体呈覆斗形，外侧用减地阴刻线勾画出背光。塔顶由刹座、刹身和刹顶三部分组成。宝珠衬托天盘刹座，上置三重宝珠相轮为刹身，刹顶为“十三天”。最大的刻塔通高2.66米、底宽1.6米；最小者通高2米、底宽1米。其中5号塔上有白灰层和朱彩痕迹，说明该塔原曾以白灰抹壁，并绘以朱彩图案。石刻塔造型与一百零八塔风格相近；并在刻塔附近发现有西夏遗址。
  虽然西夏在今宁夏石嘴山市境内遗留下来的这些佛塔和刻塔经过多年风雨的洗礼已经残败，失去昔日的光辉，但是通过塔的数量和特点，我们仍不难看出当年这一地区佛教的兴盛和产生的深远影响，也从侧面证明了藏传佛教曾在这里广泛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