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嘴山市图书馆

自古以来，宁夏就为西陲要地，今天的宁夏石嘴山市地区是宁夏北部的门户，因地近塞外，大部分时期成为北方游牧民族，诸如狄、戎的杂居、游牧之地。在母亲河——黄河的浸润下，这里地势平旷，土地肥沃，疏渠溉田，宜于稼穑。黄河从东南流过，贺兰山雄峙于西北，背山面河，有着天然的外险。自秦汉以来，在这里设官驻将，置吏屯田养民，以及后来不同历史时期的窃据废兴，这里轻微的风吹草动都会关系到宁夏与西北乃至国家的安危存亡。
  秦统一六国后今宁夏石嘴山市地区为北地郡辖。后历汉、三国、两晋十六国和南北朝，一直到隋唐五代，这里或是中原王朝抵御北方少数民族入侵的战略要地，或成为少数民族的游牧之地。宋朝再度统一中原，北方游牧民族党项羌族的一支以今宁夏为中心，建立了一个地方割据政权，即西夏。后人常称这一时期为“新三国时期”。先是北宋、辽、西夏鼎立，后为南宋、西夏、金相对峙，战火烽烟伴随着这个时代。在这一时期，今宁夏银北地区先后为北宋和西夏所拥有。对宋夏而言，这里都是御敌的前沿和门户。北宋间，在今宁夏境内恢复州、县建置，宁夏北部包括银北地区大部均归灵州管辖。北宋初，灵州领回乐、温池、鸣沙、灵武、弘静、怀远6县。太平兴国年间（976～983年），灵州领地只剩下回乐县，其余都降为镇，共管8镇：清远、昌化、保安、保静、临河、怀远、定远、灵武镇。辖境包括今整个宁夏平原，其中定远镇的辖区就在今宁夏银北地区，包括今宁夏石嘴山市和贺兰县西北部，是灵州所辖河外五镇之一。管蕃部四族：麴家族都指挥使麴守荣、池浪族巡检使西逋、富儿族巡检使越啜、小阿富儿巡检使遇悉逋。这一时期，灵州辖境有居民26061户，而且少数民族在这里广泛居住。至道年间（995～997年），宋朝在今宁夏银北地区改设威远军。仍属河外五镇之一，被当做灵州外围的重要战区进行统辖。至道三年（997年），宋朝分全国为15路，宁夏境内各州皆属秦凤路统辖。
  咸平四年、五年（1001、1002年），党项族拓跋部首领李继迁先后攻占威远军和灵州。此后，宁夏北部地区归属党项拓跋氏统治。次年，李继迁迁都灵州，改称西平府。1020年，党项新首领李德明迁都怀远镇，改称兴州。1024年，李德明在兴州北部筑省嵬城（今石嘴山惠农区庙台乡境内），加强兴州北部的军事防御。1036年，李元昊升威远军为定州。1038年，李元昊称帝立国，以兴庆府（今宁夏银川兴庆区）为都城，建立西夏政权。从此，宁夏北部的政治、经济中心从灵州移至兴州。兴州以北地区的军事地理位置就显得更为重要，成为庇护兴州的北部屏障，李元昊在这里设右厢朝顺军司，驻军5万人。在西夏统治期间，兴庆府和整个宁夏平原为西夏政权提供了最稳固的经济基础，而西夏政权在宁夏近200年的统治，也对宁夏地区的开发产生了重大的作用和深远的影响。
  宋夏时期，割据于西北的党项政权对宁夏进行了重点经营，促进了这里的农业、畜牧业的发展。李继迁、李德明、李元昊祖孙三代时，党项势力大力向西发展，入居宁夏及河套一带，拥有了绿洲连绵、戈壁环绕、南望祁连山、北临大漠的河西走廊和土地肥沃的宁夏平原。河西走廊一带的绿洲地区自古就是仓库有蓄、民庶殷富，农业文明发达，而西夏中心地带的宁夏平原的灵州、兴州一带又地处黄河两岸，在黄河水的灌润下，唐朝时就有“贺兰山下果园成，塞北江南旧有名；水木万家朱户暗，弓刀千骑铁衣鸣”的美誉。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李元昊也深知“一方之赋，尽出于屯，屯田之恒，籍水之利”的道理，在原有水利设施的基础上，西夏时又修筑了自今青铜峡至平罗的水利工程，后人称为“昊王渠”或“李王渠”，沟渠的遗迹至今仍能看出来。“昊王渠”等渠道的修筑，使首都兴庆府周围成为西夏主要的粮食生产基地之一。兴、灵一带成为“国人赖以生者，河南膏腴之地”。这也是西夏土境虽小，却能与中原大国长期抗衡的经济原因所在。
  畜牧业是西夏的主要生产部门，西夏疆域的绝大部分地区为草原、荒漠。这种自然景观大致以贺兰山为界，贺兰山以东属于草原和荒漠草原，以西属于荒漠和荒漠草原。这种植被景观已与今天相仿佛。西夏的牧区可划分为河西牧区、阿拉善牧区、兴灵牧区与鄂尔多斯牧区。其中兴灵牧区大部分位于黄河上游及其支流流经的区域，地跨黄土高原、内蒙古高原，海拔1000米以上，地势南高北低。自北往南的桌子山、贺兰山、丰台山、罗山、天都山等一系列山脉，成为这一区域的天然屏障，阻挡着寒风侵袭、沙漠东移，使这里既是其农业绿洲所在地，又成为西夏的天然牧场。当时牧区主要分布于定州、灵州、鸣沙州、应理州、威州及贺兰山、丰台山、罗山、天都山一带。党项羌族人民长期从事畜牧业，积累了丰富的畜牧知识和技术。另外，中原各王朝对西夏畜牧产品的需求，使经营畜牧业有丰厚的收益，这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这一地区畜牧业的发展。当时畜牧业的品种主要为羊、马、驼、牛、驴、骡等。西夏的畜牧业有官营和私营两种，设有“群牧司”统管全国的畜牧业，官营畜牧业占主导地位。
  西夏是一个礼佛至上的国家，全国上下，皆笃信佛教，佛教在西夏社会中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在西夏境内形成了一些以寺院为载体的佛教文化中心，其中在今宁夏境内的是以国都兴庆府以及贺兰山区为中心。有兴庆府的承天寺、高台寺、贺兰山佛祖院和定州境内（今宁夏石嘴山地区）的田州塔寺等。田州塔就是定州境内的佛教文化中心。西夏人民笃信佛教对加强西夏同周边地区间的文化交流，对整个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同时，这种佛教的兴盛导致了西夏政府向百姓收取大量的租税用来供养大量的寺庙和成批的僧人，使劳动人民的生活更加困苦，社会的不稳定因素也在增加。定州的哆讹起义就是由此引起的。
  由于宁夏地区自古以来就是戎狄杂居之地，这里民风剽悍，西夏统治时期，又有大量的党项羌族入居宁夏境内，把他们的习俗带到了这里，使这一民风更甚。他们崇武力，尚战斗，重承诺，善骑射，信讥鬼。在婚姻方面党项人保留了原始的收继婚制度和原始的婚姻自由的习俗。即氏族内的妇女在丈夫死后，允许被丈夫的兄弟或侄子娶为妻子。爱到情深，两人可以身殉情，以表达对爱情的忠贞。党项人死后实行火葬，这一丧葬习俗一直保留了很长时间。另外，李元昊称帝之前曾下令，境内居民必须在3日内秃发，恢复鲜卑拓跋部秃发习俗，不从者要被杀死。在宁夏石嘴山市惠农县境内的省嵬城遗址中就出土过瓷制的秃发人头。但随着经济的发展，文化的交融，入居这里的少数民族礼仪日新。
  在西夏统治时期，今宁夏石嘴山市地区具有相当重要的军事战略地位，在这里曾发生过数次大战。在辽夏河曲之战中，此地是李元昊御敌的缓冲地带和最后防线。他凭借着贺兰天险在与辽军的作战中进退自如。此后，辽军先后两次攻入这一带进行掳掠，元昊妻没移氏被俘，西夏摊粮城（今内蒙古巴音浩特境北）被洗劫一空。成吉思汗曾经六攻西夏，蒙古灭夏战争也是多次以贺兰山北部为主战场展开的，其中克夷门之战成为蒙古灭夏战争的转折点。
  总之，在宋夏时期，今石嘴山市地区不论是作为宋朝御敌的前沿，还是作为西夏国都兴州的北部屏障，都发挥着重要的军事防御功能。同时，由于历史上对这一地区的屯田开垦，使得在宋夏时期，这里仍是重要的产粮区和放牧区，为西夏统治者提供了经济和军事方面的双重支持。而西夏统治者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方面的政策也波及到了这一地区，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一节 李继迁攻打威远军
  要说李继迁攻威远军，必先讲李继迁攻灵州，因为在当时，威远军属灵州河外五镇之一。李继迁的既定战略目标是要夺取宋朝的西北军事重镇灵州。攻灵州不克，他才选择先攻灵州外围的五镇，最后使灵州成为孤城，终为李继迁所攻克。
  李继迁出生于银州（今陕西米脂境内）无定河畔，为银州防御使李光俨的儿子，李继捧的族弟，其高祖是拓跋思恭之弟拓跋思忠。李继迁是党项夏州割据集团的重建者，也是西夏立国的奠基者。史料记载，继迁“生而有齿勇悍有谋”，年幼的时候就以“擅射骑，饶智数”而闻名乡里。宋开宝七年（974年），李继迁年仅11岁时，有一天，他率众骑出猎，在山路上遇见一只斑斓猛虎，随从们都吓得惊恐万分，不知所措，李继迁却处乱不惊，他一面令众人躲到松柏林中；一面自己爬到一棵大树上，引弓而发，一箭射中正向他扑过来的猛虎，猛虎即毙命。这件事在党项羌族中广为传颂，李继迁也由此名声大振。
  宋朝建立后，吸取唐朝灭亡的教训，决心消除地方割据势力的隐患。当时，党项拓跋部已是一支力量十分强大的地方实力派。于是，宋朝命其首领李继捧献上党项长期统治着的夏、银、绥、静、宥五州。宋朝削除党项羌族世代割据夏州（今陕西靖边境内）的措施，对巩固中央集权，实现国家统一具有积极的意义，但是在党项内部却有不同的反应。就在李继捧向宋朝献地的同时，20岁的李继迁却走上了反宋自立的道路，再一次改变了宋朝西北的政治局势。李继迁听取了汉儒谋士张浦“避走漠北，安立室家，联络豪右，卷甲重来”的建议，向宋朝诈称自己的乳母死亡，到郊外去埋葬，将兵器藏在灵柩之中，率数十名亲信逃出了银州，到了离夏州东北300里的地斤泽（今内蒙古伊克昭盟境内），以此为基地，走上了反宋的道路。他的目标是夺回陕北故地，然后向西发展，攻取灵州，占领西凉，为党项族谋取更广阔的发展领地。灵州历来是中原王朝的西北门户，是关中之屏蔽，河陇之噤喉，因此，灵州及其所辖河外五镇之地成为北宋和党项争夺的焦点地带。对李继迁而言，若占领灵州，则可“西取秦界之群蕃，北掠回鹘之健马，长驱南牧”，统一整个西北，与宋、辽抗衡。对宋朝而言，占有灵州则“犹足以张大国之威声，为中原之扦蔽”。如果失去灵州，则边缘诸郡都不可保。因此，双方对灵州都是志在必得。咸平四年（1001年），李继迁率5万人马攻打灵州。面对李继迁的进攻，宋朝内出现了弃灵州与保灵州两种不同的意见。宋真宗力主保灵州，他派王超为西面行营都部署，率兵6万援助灵州。官军与叛军展开了激烈的攻防战，灵州城依然掌握在宋军的手中。在久攻灵州不克的情况下，李继迁改变了作战策略，转而攻打灵州的外围军镇，打算先攻破威远（今宁夏平罗东南）、怀远（今宁夏银川）、保静（今宁夏永宁）、永州（今宁夏银川东南）和清远军（今宁夏盐池境内），给灵州施加压力，使灵州变成孤城，而后再攻灵州。李继迁首先将目标指向了灵州北端的威远军，想通过占领威远军来达到围攻怀远镇的目的，如果李继迁顺利占领了威远军、怀远镇，这将对李继迁攻取灵州提供极大便利。黄河西岸的威远军一带本就是蕃族居住之地，部分党项拓跋部族早在唐末五代时就入居这里，并有很大的势力。据史书记载，到692年，散居在灵州、夏州之间的党项人就已有万余人了，后来唐朝在这些地方设置了十几个小州进行安置。唐朝时，宁夏是朝廷抵御突厥的前沿，这里与陇右等地土地辽阔，水草丰茂，有着天然的畜牧与耕作条件，汉族人民曾经长期在这里生产、生活并创造了先进的封建文明。党项人民在这里定居下来，对于促进他们吸收封建文明，发展生产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这里的党项人长期与汉人杂居，在文化、经济等各方面相互交流与融合，逐渐开始学习农耕技术。唐朝开元年间，在今宁夏境内的盐州有屯田7所，原州有屯田4所，灵州有屯田37所，定远军有屯田40所。吐蕃势力强大后，居于今宁夏石嘴山地区的党项族常联合吐蕃攻掠唐朝边境的州郡。五代时，居于灵州一带的党项贵族常煽动部众抢掠途经灵州一带的商旅，此时的定远镇属朔方节度使管辖。宁夏北部地区的党项部以拓跋彦超最强大，后晋冯晖担任朔方节度使后，曾用怀柔政策笼络拓跋彦超，在灵州城内为其修建豪华宅第，送他丝绸布匹服装，摆宴共享。此举不但使灵州一带的党项各部听从于朔方节度使统领，而且加速了其他党项部族首领的归顺，远在河西的党项也纷纷前来灵州一带进行牛马交易。到宋咸平四年（1001年），李继迁攻灵州时，连灵州城郊都有蕃部三族：傍家外生族巡检司使移香族、媚家族巡检使保尾族、越邦族巡检使罗香族。即整个兴、灵一带居民以少数民族为主。东面以党项族为主；西面以回鹘、党项为主；北面以吐蕃为主；南面通往关中的道路沿线九成居民是吐蕃和党项族。因此，李继迁攻威远、怀远一带时，有很大的优势，通过胁迫、利诱的手段得到了当地党项族和其他蕃族的支持。当时驻守这一带的宋朝守将李赞率兵不满百名，再加上连日作战，已筋疲力尽，最后无法抵御李继迁的强攻，李赞力尽自焚。党项军乘胜又攻破保静、永州和清远军，灵州河外五堡寨乃灵州的肩背，清远军更是保障灵州的粮草运输的要害，自从李继迁攻占灵州河外五镇后，灵州基本失去了外援，成为孤城。李继迁完成了对灵州的包围圈。此时，灵州的知州为裴济，裴济字仲溥，绛州闻喜人。咸平初年，李继迁叛宋时，宋朝命裴济领顺州团练使、知灵州兼都部署。他到灵州后，广兴屯田之利，使境内民众生活充裕，甚得好评。在整个灵州之战中，裴济都全力固守城池，在灵州战事吃紧之时，他曾以血书求救于宋廷，但始终不见宋朝援军的踪影，最后，灵州城中弹尽粮绝，李继迁集重兵攻陷灵州，裴济被杀。
  其实，宋朝在灵州大战时曾派张凝率军北攻，支援守卫灵州的军队，并一度取得重大胜利，但后来张凝的军队并没有打通去灵州的道路，为什么呢？原因与宋朝的政策有关。宋太祖为了防止臣下军权过重，出现和自己当年一样反叛朝廷的事，就采用“杯酒释兵权”的方式将军权集中于皇帝一人手中，长期以来形成兵不识将、将不识兵的局面。李继迁攻取灵州战事开始后，为了抗敌，宋朝任命张齐贤为邠宁环庆泾原仪渭镇戎军经略使，把长安到灵州的全部军事指挥
  权都交给了张齐贤，这本是一个正确的决策，但宋真宗又怕张齐贤军权过重难以节制，不到一个月又把他给免职了。所以，在前线的张凝也就没有去打通通往灵州的道路。从这层意义上讲，灵州的失守，与其说是李继迁攻占，不如说是宋朝拱手相让。
  灵州之战后，李继迁完全占有了黄河两岸的兴灵平原。他以祖上世爵西平辽又授他西平王封号为由改灵州为西平府，并想以灵州为基地进一步拓展他的领地。他十分看好灵州的人文地理环境，认为“西平北控河溯，南引庆凉，据诸路上游，扼守西陲要害。如能修城挖壕，练兵积粮，一旦纵横四出，关中就无法防备。况且这里的人习慕华风，尚礼好学，我们将可以借此地为进取的资本，成就霸业”。于是他将党项贵族迁到西平府，图谋大业。自此，今宁夏石嘴山市地区在长达二百余年的时间里，都处于党项贵族的统治之下。宁夏平原成为党项拓跋氏成就霸业的基地。
  第二节 李德明修筑省嵬城
  以退为进谋发展
  李德明，小字阿移，于宋太平兴国六年（981年）出生，李继迁之子，母亲为野利氏。李继迁去世时，李德明年仅23岁，子承父业，自称定难军留后。他心胸开阔，深谋远虑，多年来随李继迁在兵营中成长，转战南北，战功卓著，一生致力于本土统治的巩固。李继迁命丧攻取西凉的战争中，临终之前，他把权力交给了自己的儿子李德明。并再三嘱咐儿子和谋士张浦，一定要向宋朝请和归顺。因为李继迁认为自己虽已拥有灵、夏之地，但力量还是较弱，不足以与辽、宋抗衡。儿子只要能保住祖先留下的基业，他就已经很满意了。李继迁自己举旗反宋，临终却又让儿子归附于宋，之所以有此反常的举措，是因为他以敏锐的政治眼光对未来的事情做了预测。他认为自己死后李德明会面临几个难题：一是李德明年轻，党项各部族可能会不服李德明的统帅；二是宋朝可能会乘人之危出兵攻打；三是周边的吐蕃、回鹘等也可能会乘机攻打。历史证明了李继迁的预测是正确的。李德明继位后党项割据政权面临的形势相当严峻，“国危子弱”。在党项割据政权内部，党项部众由于李继迁新死，又不见李德明得到宋、辽的册封，所以他们多生疑惑，纷纷内投于宋朝。在外部，宋朝环庆一带的边将建议宋真宗乘党项政权处于幼主新立、人心恍惚之机，一举歼灭，统一西北地区。在严峻形势的考验下，李德明一方面采纳了赵保宁的建议，派使者到辽朝请求册封；另一方面派人到宋朝请和，以稳定人心。景德二年（1005年）六月，李德明在张浦的建议下，凭借收复了西凉，党项割据政权的军威已振的机会，遣使向宋朝入贡。宋朝也借机提出让李德明交出灵州、派一个子弟到朝廷做人质、解散党项军队、归还夺取的宋朝的土地、官吏等条件，这些条件对于党项李氏而言，是无法面对和接受的，李德明以推脱来表示拒绝。辽朝见李德明与宋朝之间出现了抗衡对峙，这对自己非常有利，于是借机册封李德明为“西平王”，以此来鼓动李德明与宋抗争。李德明虽得到了辽朝的册封，但此时，党项内部的分裂十分严重，已有不少部族或明或暗投向宋朝。面对此情况，李德明在宋真宗降低入贡条件的情况下，于景德三年（1006年）九月，再派使臣向宋进贡。宋真宗默认李德明的特殊地位，授予他定难军节度使，进爵“西平王”，每年赐银万两、绢万匹、钱万贯、茶两万斤。准许李德明承袭原有的领地，镇守夏州官署，并给予他内地节度使薪俸，准许夏人到内地进行贸易粮食、青白盐等。还下令河西一带“蕃族各守疆界，沿边诸部如德明无所侵扰，则勿纵兵出境”。至此，李德明巩固了自己在党项割据政权中的统治地位，也缓和了党项割据政权与辽、宋的关系。
  李德明虽然对辽、宋称臣，但从内心深处并没有真正归属过辽、宋。他之所以这样做，只是为了给自己一个喘息的时间。因为长期的战争使党项割据政权内部经济窘迫、边境艰难，沿边党项纷纷内附宋，李德明急需一个和平的环境来整顿内部、巩固割据政权的地位。其次，与宋议和，也可以得到大量的经济利益。李德明与宋、辽保持友好关系的同时，又请求在保安军（今陕西志丹）设立榷场，使党项羌族人民与汉人在这里自由贸易，双方互通有无。党项割据政权通过与宋朝的贸易往来，促进了自身经济的发展，出现了“自与通好，略无猜情，门市不讥，商贩如织”的景象。由于李德明执行了一条保境息民、发展生产、统一河西的政策，使党项割据政权不但得到了巩固，而且取得了大的发展。从而为以后西夏建国奠定了基础。后来范仲淹描绘这一时期是“朝聘之使往来如家，牛马驼羊之产，金银缯帛之货，交受其利，不可胜纪。塞垣之下，逾三十年，有耕无战。禾黍云合，甲胄尘委，养生葬死，各终其年”。
  等到党项割据政权得到巩固之后，李德明就开始把目光转向了西方，“西掠吐蕃健马，北收回鹘锐兵”，以壮大自己的力量。他用了20余年的时间，先后多次进攻甘州回鹘和西凉吐蕃六谷诸部，先后占据了甘州、瓜州、凉州，最终将势力延伸到了河西一带，拓疆数千里。占领河西一带，对党项割据政权来说，意义重大。河西一带草肥马壮，绵亘数千里。那里盛产的良马、玉器、镔铁剑甲、琉璃器等，不仅为党项割据政权提供了丰富的农产品和牲畜，而且使其在与宋、辽的对抗中，获得了巩固的后方，即“灵、夏之右臂成矣”。李德明采取的以退为进的策略，不但巩固了党项割据政权，而且为西夏立国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选都兴州
  在党项的发展史上有3个地理中心，夏州、灵州、兴州，它们是党项割据政权不同发展阶段的标志。党项以兴州为据点是李德明的选择。天禧元年（1017年）六月，党项内部盛传在怀远镇北的温泉山中有所谓龙出现，李德明认为这是一个吉兆，专门派人去温泉山祭祀，并萌生了将大本营迁至怀远之意。其实李德明选择怀远有两方面的理由。第一，从经济因素考虑。怀远地处于宁夏平原的中心，土地丰饶，农业发达，经济富庶。自北魏以来，银川平原所修的灌渠多在怀远一带，这里有旱涝保收的良田数万顷，是重要的产粮基地。在黄河水的滋润下，早在汉唐时就有“柳拂长堤水绕田”的美景。第二，从军事地理因素考虑。灵州四周无险，敌可以来，我可以往，不利于固守。而怀远镇远离宋、辽，北有贺兰山天险，东南有黄河环绕而过，易守难攻。况且，当时，党项割据政权与辽国关系密切，主要防御对象是宋朝，所以选择怀远城，一旦宋军来攻，既有黄河天堑御敌，又有贺兰山可以退守，是理想的战略据点。另外，此时党项虽未立国，但是李德明已经把目标定向立国了，因此，他是按选国都的标准选择怀远的。于是，李德明便大造在怀远镇营建新城，“以承天命”的舆论，天禧四年（1020年）十一月，李德明改怀远镇为兴州，“迁都”于此。自此，兴州一直是西夏的都城。李德明命令部将贺承珍征集民夫修筑兴州城墙，营建宫殿宗庙。李德明把以游牧为主的党项羌族政治中心，迁到了有千年水利之基的发达的农业区，为以后西夏国的建立和持久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后人是这样评价李德明定都兴州的：“黄河自南流来，入青铜峡，与西夏境内的群山相会，出峡口，向北流三百余里，直接贺兰，兴州、灵州包络其中，可谓四塞险固，西夏据此地二百余年，即使是宋朝西北的边将韩琦、范仲淹也奈何不了。”
  修筑省嵬城
  在宁夏石嘴山市惠农区境内，有一座被人长期忽略的废弃古城，有宽阔的城区，平坦的地面，高大的城墙，那就是西夏省嵬城遗址。历经上千年风雨洗礼尚有如此面貌，可想而知其当年的风貌。省嵬城始建于1024年。1020年，李德明入驻兴州后，就使得兴州北部（今宁夏石嘴山地区）地区在军事地理意义上显得更为重要了。鉴于兴州以北的定州一带土地膏腴，向来是蕃族放牧栖息之地，也是兴州的北大门。这里的省嵬山，山上有省嵬口，为军事防御要地。为了加强对兴州以北及贺兰山一带诸蕃部的驾驭，也为了加强兴州北部的防卫，李德明就派人役民夫在兴州西北200余里远省嵬山的西南（今宁夏石嘴山惠农区庙台乡省嵬村）修筑省嵬城。由于西夏灭亡之后，本国史料的毁坏和佚失，关于省嵬城的建筑及其功能，见于史料记载的不多，只知道宋天圣二年（1024年），“德明作省嵬城于定州”，以控驭蕃族，屏蔽兴州。《明一统志》载：省嵬城在河东，河东废城也。《嘉靖宁夏新志》载：“省嵬城，河东废城也，未详其始。”《宁夏府志》载：“嵬城遗址在省嵬山下，西南去府（今银川）东北一百四十里，逾黄河。”吴广成《西夏书事》载：北宋天圣二年（1024年）春二月，“德明做省嵬城于定州。”这些记载虽简，但却载明了省嵬城遗址的所在地点、修建年代和修建目的。省嵬城作为西夏国都兴州的北部屏蔽，在抵御西北的辽国和后来的蒙古军入侵方面发挥的军事功能是不容置疑的。就目前省嵬城的遗址来看，此城边长约600米，总面积36万平方米。城墙为夯土筑成，西、北墙保存较好，高2～4米不等。城墙上窄下宽，基宽13米。北墙长588米，南墙长587米，东墙长593米，西墙长590米。南墙中部开有一门，城门只有一个门道，宽约4米，长13米。门洞两侧铺一层不甚规整的长条石作为基础，其上有四个圆形石柱础。门道中有一石门槛，用较规整的条石做成，高出地面0.3米。石门槛两侧各有一个石门枕，上有沟槽，似安门框的地方，沟槽北面有一半圆形的孔，为承门枢的轴孔。门前尚留有瓮城墙痕迹。这也证明了此城的主要功能是军事防御。
  立国达190年的西夏政权，曾与北宋、南宋、辽、金政权长期对峙，在历史上创造过一段辉煌文明。但由于世事变迁、政权更迭，保存至今的西夏建筑遗迹寥若晨星。省嵬城是宁夏目前唯一一座尚有比较完整城郭的西夏古城遗址。1964～1965年进行了小规模发掘，并对南城门址进行了清理。在门前填土中发现许多唐、宋、西夏货币及铁钉、铁片、瓷器和鸱吻、砖瓦等建筑材料，后来又出土一具秃发瓷制人头。2001年7月1日，省嵬城被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确定为自治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第三节 李元昊贺兰山中密谋称帝
  党项割据政权从李继迁盘踞西平府，到李德明经营兴州，经过30多年的征战，到李元昊时已拥有了夏、银、绥、宥、静、灵、兴、盐、会、胜、甘、凉、瓜、沙、肃等州，后来，李元昊又把一些堡寨升为州，增加了洪、定、龙、怀等州。定州，就是李元昊为威远军而设立的一个新州。时党项势力的统治区域有万余里，境内积聚大量的财物，蕃汉人才济济。于是，野心勃勃的李元昊开始谋划立国称帝的大事，他向杨守素、野利仁荣等人问计，最后经群臣商讨，决定在参照宋朝典章制度的基础上，保留部分适合党项本民族的制度。在政治、经济、军事、礼仪等各方面进行了改革。至此，西夏的典章制度完备，兵强马壮。元昊认为称帝的时机已经成熟，就派骑兵用铜牌召集各部落首领到贺兰山下共议立国大事。党项游牧民族习俗，各部互不统属，每遇大事，各部落首领席地而坐共同商议。这次也是一样，打猎之后，大家围火而坐，边享用猎物，边议立国大事。元昊告诉各部落首领自己为立国而做的各项准备工作，并表达了自己的想法，认为如今党项疆域辽阔，进则可一统中原，退则可雄踞一方，制度完备、粮草充裕，蕃文既行、已有了称帝立国的基础和条件。不知各位以为如何？大多数部落首领当即就表示只要元昊一声令下，他们就立刻点集军队出征。只有山遇惟亮表示了疑虑，他是元昊的同族叔父，与山遇惟永是兄弟，分别掌管左右厢兵，有很大的兵权。山遇惟亮认为中原物产丰富，历史文化悠久，兵多将广，国力强大。况且长期以来，党项的日常生活用品的来源、牛羊的销售、每年得到的赏赐都离不开宋朝，如果与宋反目成仇，这些问题将无法解决，怕对蕃部不利，希望元昊三思而行。山遇惟亮的意见引起了在座各部落首领的热议。元昊自幼就有当王称霸的梦想，当他听到山遇惟亮的话后，十分不悦。实际上，他立国称帝之意已决，不希望有任何人、任何理由阻止他，于是，元昊拔出剑来，一剑将身边的树砍断，说：“谁要阻我立国，下场与此树相同！”至此，再也没有人敢反对元昊称帝了。各部落首领与元昊一起歃血为盟，立誓追随。
  贺兰山会盟，使元昊的立国称帝在形式上获得了党项各部落首领的支持与追随，但元昊还不放心，尤其是对掌有兵权的山遇惟亮。为了保证他的称帝能顺利进行，他总想找机会除掉山遇惟亮，但山遇惟亮在党项部落中有很高的威望，一旦处理不好就会激起兵变，这不利于他称帝工作的进行。最后，元昊指使人故意散布山遇惟亮反叛的消息，使山遇惟亮陷于被动。山遇惟亮明知这是元昊的计策，但他心中仍诚惶诚恐，为了不受元昊迫害，山遇惟亮就找弟弟山遇惟永商议投宋的事，惟永劝他先不要轻举妄动，但山遇惟亮认为自己已无路可退，随后，他独自带着家眷悄悄投奔宋朝。岂不知宋夏自修和之后，边境平静，为了维持这种状态，宋廷曾诏谕边境各州县堡寨，不准接收党项蕃户内降，以免引起纠纷。山遇惟亮的投宋遭到了宋边将的拒绝，不但如此，宋边将竟然将山遇惟亮及其家眷押送回夏州。山遇惟亮完全中了元昊的计，等宋朝的边将一走，元昊马上射杀了山遇惟亮。1038年，元昊顺利在兴庆府称帝立国。
  第四节 李元昊与贺兰山离宫
  李元昊（1004～1048年），李德明子，小名嵬理。西夏语“嵬”是“惜”的意思。“理”是“富贵”的意思。史书记载了李元昊性格的多面性，如：“性雄毅，多大略”“阴鸷峻谋杀”“性凶鸷，多猜忌”。就是他建立了以宁夏平原为基地，横跨万里，与辽、宋、金鼎足而立的西夏王国。清代诗人谢启昆作《元昊》一诗写道：戎幕千山百万师，雄豪嵬理自开基。旋风纵击驼鞍炮，盘鸽惊挥鲍老旗。畜牧皮毛轻锦绮，银牌铁骑召熊罴。统传五代西平贵，二百年来霸业垂。
  全书道明了李元昊创立帝业，南北征战的戎马一生。
  李德明病故后，李元昊袭封，他以臣属于宋朝为辱，开始着手做独立称帝的准备工作。李元昊对党项割据政权进行了全方位的改革，内容涉及年号、官制设置、军事、礼乐、习俗等。在这些措施中涉及今宁夏石嘴山市地区的有：李元昊升兴州为“兴庆府”，作为都城。在所谓的京都大兴土木，“广宫城，营殿宇”。同时，还在贺兰山一带兴建离宫，以供他享乐游玩。他还全面整顿了军事建制，将党项部落兵制与中原兵制相结合，建立了西夏的兵制。将军队依所驻地域分为左、右两厢和12个监军司。其中在今宁夏石嘴山市境内的有是右厢朝顺军司，驻克夷门（今宁夏贺兰山东麓）。兵力分布在以都城兴庆府为中心的一个三角线上，其中兴庆府兵力7万人；灵州（西平府）5万人；贺兰山克夷门一带驻兵5万人，统领这里的蕃部，防御辽的入侵。为了壮大声势，李元昊还将许多城镇堡寨改称为州郡，并安置本部族亲信为各州郡官员，以加强对全境的统治。其中在今宁夏境内的有9个州，即兴州、永州、定州、盐州、灵州、环州、顺州、威州和西安州。定州就是改宋威远军而成，辖境在今宁夏平罗县境内。在文化习俗方面，李元昊自认为是鲜卑拓跋氏的后裔，1033年，颁布了“秃发令”，规定党项羌人3日之内一律按鲜卑人的秃发习俗剃发，“三日不从，许众共杀之”。大兴文教，仿汉字笔画而创制了西夏字。经济上注重发展农牧业。李元昊为了开垦贺兰山东麓一带的荒地，又开凿了一条新的渠道，称为“昊王渠”或“李王渠”。
  “文韬武略能称帝，却因酒色早身亡。”李元昊一生，建国立业，但却因贪图女色引发了一场儿子弑父的历史悲剧。西夏在贺兰山一带修建的离宫，就是源于李元昊对爱妃的宠幸。李元昊一生取妻八个。第一妻为卫慕氏，是他的生母惠慈敦爱皇后的娘家侄女，也就是李元昊舅舅的女儿。第二妻索氏，由于得不到李元昊的宠爱，而以调琴鼓瑟、唱歌跳舞度日。第三妻为都罗氏，很早就死了。第四妻为咩迷氏，也得不到李元昊的宠爱，她曾生过一个儿子阿哩，后来被李元昊赐死于王亭镇。第五妻是野利氏，是天都大王野利遇乞的妹妹。李元昊对她既宠爱又畏惧。野利氏有3个儿子，长子宁明，次子宁令哥，长得和李元昊十分相像，因此也受到李元昊的宠爱。三子锡哩，很小就死了。第六个妻子是辽朝的兴平公主。李元昊同兴平公主结婚，完全是出于政治原因。第七个妻子没〓氏，是党项大首领没〓皆山的女儿，家乡在葫芦河（今宁夏南部清水河）东岸的群山中。第八妻为没藏氏，没藏氏实际上是李元昊的大将野利遇乞的妻子。野利遇乞死后，李元昊为了弥补过失，安抚野利族人，就把野利遇乞的妻子没藏氏接到家中居住。没藏氏妩媚、聪慧，深得李元昊的喜爱，不久两人便私通。后来，没藏氏为李元昊生下儿子谅祚。没藏氏生下了谅祚后，被封为皇后，李元昊死后，谅祚年幼，其母没藏氏专权。
  在这些妃子中，李元昊最为喜爱的是没〓氏，此女容光潋滟，惹人喜爱。原本是李元昊为太子宁令哥选的妃子，但李元昊见其貌美便纳为自己的新皇后，倍加宠爱。李元昊废除了宁令哥的生母野利氏的皇后称号，封没〓氏为皇后，还在兴庆府内、贺兰山麓和天都山下分别兴建离宫，供自己和新皇后玩乐。在众多的离宫中，较为典型的有定州（今宁夏平罗姚伏）界内贺兰山大水沟离宫。1227年，蒙古铁骑灭夏，对兴庆府、贺兰山一带的离宫进行了抢掠和焚烧，西夏离宫随之灰飞烟灭。如今这片曾建有亭榭台池的离宫已成为一片废墟，但是从遗留的大量砖瓦中，依然可以看出昔日离宫的壮丽与雄宏。该遗址位于平罗县城西南45里的大水沟山谷中，南北长约4公里。沟南遗址上有建筑台基数十座，其中最大的台面长100米、宽80米、高12米，其余台基高低不一，在5～15米之间；沟北遗址上，有3组建筑台地组成，所有台地，台面都比较平坦，两侧或正中都有石台阶构成。台地上及附近存有大量西夏时期的琉璃砖瓦、鸱吻、瓦当和滴水等残片，与西夏陵区出土的残片相同。由此可见，当时的离宫规模之宏大、建筑之宏伟是宁夏其他地方少有的。可谓“隐隐透出离宫在，昔日辉煌皆去矣”！
  离宫是西夏皇家建筑中的一种，从中不仅可以看出西夏统治者的穷奢极欲，也可窥及西夏建筑的水平。通过离宫遗址中残存的建筑构件来探讨西夏建筑所体现的文化意义和特点。一般来说，中国封建社会的建筑大体分为两类：一是官工建筑，包括宫殿、坛庙、衙署、兵营、陵墓、苑囿、王府、权贵宅第等；另一类是民间建筑，包括民舍、作坊等。历代统治者在制定典章制度时，都要用法律形式将官民建筑的形式和规模确定下来。宋代成书的《营造法式》详细记述了官式建筑的设计、施工、用料等，对宫殿建筑的形体、构件和细部装饰处理都作了严密规定。从西夏的宫殿遗址和出土的大批建筑材料及装饰构件如鸱吻、石础、石柱、方砖、套兽、垂兽、瓦当、滴水等来看，这些构件大都属于《营造法式》中所明确规定的中国传统木构架建筑体系中官式高等殿堂建筑的构件。这也说明了西夏在建筑上基本承袭了中原王朝官式建筑的传统。例如，瓦当构件，唐代因受佛教文化的影响，瓦当多用莲花图案，西夏的瓦当滴水的花卉饰纹大多也是莲花，显而易见，这是继承了五代到唐朝的建筑艺术风格。另外如在《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中规定了佛殿、寺庙、皇宫的建筑材料、色泽、规格等，若违律则要受到惩罚。这都说明了西夏统治者完全接受了中原传统建筑的技术规范。
  第五节 西夏定州塔寺文化
  西夏奉佛教为国教
  西夏是一个礼佛至上的国度，从王公贵族到平民百姓，无不信佛。蒙古人则称西夏皇帝为“不儿罕”，即佛王。西夏本国的臣民也把他们的皇帝视为佛的化身和代表。佛教在西夏发挥了不亚于儒学的作用。《大夏国葬舍利碣铭》中描述了西夏人崇佛的情况：“舍利闪耀着金黄的颜色，象牙染着白玉的光芒。皈依佛教的人像云彩一样屯集，供奉佛祖的人像雨水一样集中。”佛教在西夏如此兴盛是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的。
  首先，西夏统治的河西陇右地区本来就有着深厚的佛教基础。河西、陇右一带，是丝绸古道的必经之路，佛教自这里传入中国，到南北朝时期，佛教在这一地区已经流行了六七百年之久，佛教文化已成为“五凉文化”（前凉、后凉、北凉、西凉、南凉）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外来宗教根植于中国，成为中国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种深厚的佛教文化底蕴对内迁的党项羌族人民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逐渐的党项羌族也开始信奉佛教。
  其次，西夏周边的邻国如宋、辽、吐蕃基本上都是信仰佛教的，为西夏前期接受汉传佛教，后期接受藏传佛教提供了便利的条件。
  再次，党项羌族的统治阶级出于统治的需要，他们大力提倡佛教，借助佛教中提倡的忍耐来麻醉人民，以达到他们的统治目的。饱受战乱之苦的百姓也想从佛教信仰中获得精神上的安慰。这都在客观上促进了佛教在西夏的发展和兴盛。佛教就成为了西夏社会内部占统治地位的宗教。
  西夏统治阶级为了利用宗教来麻醉人民，以巩固其统治，不惜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建造佛塔寺院，使西夏境内的佛塔寺院遍及山野。西夏至少从李德明时期，统治者就开始信奉佛教。宋景德四年（1007年），李德明母亲亡故，李德明曾经请求到宋朝北部的佛教中心五台山修建10座寺庙，为母亲祈福。李元昊时，在境内各地广建寺庙，还规定每年的春、夏、秋、冬四季的第一月的初一为“圣节”，令全境官员百姓到各寺中礼佛。此后的西夏各帝王均对佛教加以尊崇和推广，使西夏“近自畿甸，远及荒要，山村溪谷，村落坊聚，佛宇遗址，只椽片瓦，但仿佛有存者，无不必葺”。在西夏境内形成了诸多以塔寺为载体的佛教文化中心。兴庆府中心（今宁夏银川），这里有李元昊妃子没藏氏出家的戒坛寺，有李元昊所藏经的高台寺，有夏毅宗李凉祚所建的承天寺。这里是西夏佛教的中枢。贺兰山中心（今宁夏银川至石嘴山市的贺兰山中），这里有贺兰山佛祖院、贺兰山五台山寺、贺兰山慈恩寺、拜寺沟方塔等。凉州中心（今甘肃武威），有著名的凉州感应塔及其所在护国寺、圣容寺、天梯山石窟等。甘州、肃州中心（今甘肃张掖），有卧佛寺、崇庆寺、十字寺等。瓜、沙中心（今甘肃敦煌、安西），有莫高窟、榆林窟、西千佛洞等佛窟寺庙。黑水城中心（今内蒙古额济纳旗）。今天，宁夏平罗县境内的田州古塔在西夏统治时期应是定州一带的佛教文化中心。
  佛教在西夏社会中占有重要地位，决定了西夏的僧侣们的社会地位也很高，比重很大。“西夏国俗，自其主以下，皆敬事国师，凡有子女，必先以荐国师，而后敢适人”。这反映了在西夏社会中佛教僧侣在民众中的特殊地位。西夏把佛教管理纳入到了行政体系当中，功德司管理宗教寺庙，并分为出家功德司、和尚功德司和护法功德司三种。各寺庙中又设有提举、僧监、僧副等职务，担任这些职务的人都是当时有名的高僧。西夏佛教的兴盛使一系列与佛教有关的文化与艺术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从今宁夏石嘴山市境内遗留下来的佛塔、石刻塔等历史遗迹，可以看出在西夏统治期间定州一带佛教文化的兴盛。
  西夏与田州塔的兴衰
  如今，在宁夏平罗县姚伏镇有一座皇祗禅寺，寺内有田州古塔，俗称“姚伏塔”，皇祗寺以田州塔而著称于世。田州古塔，耸立在姚伏镇东边的柳荫丛中，距平罗县城20公里。古塔建立在“皇祗禅寺”内的台基上，台基南北长约70米，东西宽约40米，高约4米。田州塔是一座平面呈六角形八层楼阁式砖塔，高约38米，塔顶呈六边覆斗状，塔底直径7.5米，南北各有一门。底层檐下雕刻着足以乱真的仿木结构的瓦垄、椽头、横额、头拱和下垂的荷花头。还雕饰有佛像、人物故事。这些砖雕玲珑剔透、工艺娴熟、异常精美，显示出高超的技艺。塔的结构新颖别致、风格独特，在宁夏境内所有古塔中实属罕见。塔的底层南北券门墙上都有对联，其中南门上对联为：
  一柱撑天东带黄河明献瑞
  孤标拔地西屏兰岳秀争辉
  北门对联为：
  凌霄矗庄严陟处仰窥觉路
  冲汉饶色相登来俯视迷津
  对联对仗工整，气势磅礴，精练而准确地描绘出田州塔拔地而起，力擎苍天的气势和东以黄河为带、西以贺兰为屏、阔大雄宏的意境。再加上那隽秀有力的书法，令人叹为观止。
  田州塔据传始建于西夏时期。既名田州塔，必与“田州”之名有关。《明一统志》载：“田州城在卫城（今银川）北六十里，本唐定远城，元昊改为定州。”《嘉靖宁夏新志》载：“定远镇……宋为威远军，伪夏（西夏）改为定州，俗为田州。”《读史方舆纪要》卷六十二载：“田州城在镇（指明代宁夏总镇，即今银川市）北六十里，西夏所置，蒙古废。”《平罗纪略》载：“唐定远城……唐朔方城，宋威远军，夏改定州，俗称田州。”由此可见，田州应为唐代定远城、西夏定州城的俗称。之所以称田州，还是源于唐朝在这一带的屯田政策。唐代、西夏皆为佛教盛行之期，曾大兴土木修庙建塔。田州是唐、夏时期的名称，塔以此为名，由此证明田州古塔是唐或西夏时期所创建。虽然始建的具体年代因现有的历史资料奇缺，无法定断，仍有待于进一步考证。但不论田州塔是始建于唐还是西夏，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在西夏统治宁夏期间，田州塔应属于西夏定州一带的佛教文化中心，田州塔的香火应是十分旺盛的。另外，在西夏统治时期，田州塔有大量的封地，西夏仁宗时，居于定州附近的哆讹就是因为官府将他的田地赏赐给了寺庙，使他无以为生，才率本部族的人发动了起义。
  在数百年的漫长岁月里，田州塔也曾饱经沧桑，经历了大小百余次地震。清乾隆三年（1739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今银川至平罗地区发生强烈地震，平罗县城和新设立的宝丰县城及古塔附近的新渠县城，全部震毁，田州塔亦难幸免。今古塔南门门楣上刻有“田州古塔”的石匾上，有“乾隆四十八年六月维秀和尚募款重修，赵口口书”的字样，说明现存的田州塔很可能是古塔震毁后又于1783年重修的。清同治年间，在马化龙领导的西北回族穆斯林人民的反清抗暴斗争中，战火漫延到平罗，皇祗寺被毁。至光绪十五年（1889年）才得以重修扩建，寺院佛事活动重兴。民国9年（1920年）海原大地震再次波及平罗地区，使古塔出现了裂缝。民国21年（1932年），庙产兴学，在皇祗寺内建小学。1953年迁校时，将皇祗寺厢房拆走。1966年，“文化大革命”中，寺院和塔内外所有设施被洗劫一空，其中包括寺院历史资料以及寺院重要文物。寺院、殿堂、佛像被彻底拆毁，仅存田州古塔。后来塔基座的台基也被挖去，四周台基仅剩下两米宽，古塔已摇摇欲坠。1975年6月15日，田州古塔被定为平罗县文物保护单位。1980年，县人民政府给予大力支持，拨款28000元，对田州塔进行了维修，重新垫起一座高4米、南北长45米、东西宽35米的台基，并以料石包砌，台基上裹砌了一米多高的青砖围墙，塔内也装上了楼板和木梯，可供人登高眺望。田州古塔又恢复了它往日那古朴壮观的雄姿。1985年，田州古塔再次被定为平罗县和石嘴山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正式开放为宗教活动场所。宁夏平罗籍当代著名诗人秦中吟曾有诗句赞曰：
  遥对兰山沐雪寒，雷轰电霹独安然。
  沧桑阅尽迎春色，利剑磨成向青天。
  西夏刻塔
  20世纪80～90年代，在进行宁夏文物普查的过程中，考古人员在贺兰山的山崖上发现多处石刻塔。经过对石刻塔的风格、周围沟内岩画以及西夏遗迹的综合分析和研究，判定这些石刻塔应该属于西夏时期。另外，在宁夏固原须弥山石窟、内蒙古鄂托克旗百眼窑石窟中也有西夏石刻塔多座，这些石刻塔共同构成了西夏刻塔文化。贺兰山中的石刻塔，集中于今宁夏石嘴山市境内的几条山沟内的山崖上，涝坝口2座、大枣沟5座。另外还在贺兰山各沟口的岩画内容中发现各式线刻佛塔26座。由于受到藏传佛教建筑艺术的影响，这些刻塔以覆钵式喇嘛塔居多，平面呈十字折角形。
  涝坝口，位于石嘴山市西北15公里，在沟口北侧的崖壁上并排雕刻着2座喇嘛式塔。两塔相距约1.5米，塔的造型大体相同，呈三角形，由塔座、塔身、塔顶三部分组成。西边刻塔，三层须弥座上为覆斗形塔身，腹下中间开方龛（0.3米×0.34米×0.33米）；宝珠塔顶上置小三角形塔刹；塔体通高2.15米、底宽0.95米。东边刻塔为五层须弥座，塔体通高1.5米、底宽0.8米。两塔塔体上曾涂抹有白灰，因凿刻于沙石崖面上，自然风化严重。
  大枣沟，位于石嘴山市西北6公里，在山沟山崖上刻有5座喇嘛式塔，其中南侧3座，西侧2座，一塔已毁。各塔大小略有差异，造型大体相同，也是由塔座、塔身、塔顶三部分组成。刻塔都是三层须弥座，塔座第三层的中间开龛，可能原用于供奉佛像或安放骨灰。塔体呈覆斗形，外侧用减地阴刻线勾画出背光。塔顶由刹座、刹身和刹顶三部分组成。宝珠衬托天盘刹座，上置三重宝珠相轮为刹身，刹顶为“十三天”。最大的刻塔通高2.66米、底宽1.6米；最小者通高2米、底宽1米。其中5号塔上有白灰层和朱彩痕迹，说明该塔原曾以白灰抹壁，并绘以朱彩图案。石刻塔造型与一百零八塔风格相近；并在刻塔附近发现有西夏遗址。
  虽然西夏在今宁夏石嘴山市境内遗留下来的这些佛塔和刻塔经过多年风雨的洗礼已经残败，失去昔日的光辉，但是通过塔的数量和特点，我们仍不难看出当年这一地区佛教的兴盛和产生的深远影响，也从侧面证明了藏传佛教曾在这里广泛传播。
  第六节 辽夏大战贺兰山区
  裂痕的产生
  辽夏之间本是舅甥关系，从李继迁附辽抗宋，娶辽国的义成公主，到李德明受辽国封西平王，再到李元昊娶辽国兴平公主，西夏始终受辽的庇护，在辽宋对峙中坐收渔翁之利，最大限度地谋取自己的利益。但是国与国之间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辽对西夏是既支持又防范控制，西夏与辽之间的友好关系，到李元昊时悄然地发生了变化。此后，辽夏之间在今宁夏银北贺兰山一带发生了数次大战。战争使西夏取得了与辽近似平等的政治地位，但战争也使辽夏两国境内的人民备受煎熬，生灵涂炭。
  要说辽夏战争的爆发，还要从李元昊立国讲起。李元昊立国后，为了在政治上寻求平等的地位，上表于宋朝，希望取得宋的承认，结果遭到宋的斥责。为了显示实力，提高国威，迫使宋承认西夏国家的合法地位，李元昊开始了对宋朝边境的三次大规模战争。即：三川口战役、好水川之战和定川寨战役。三次大的战役均以西夏的胜利而告终。战争为西夏掠夺了大量的财富，但这并不能弥补战争给西夏国内带来的巨大损失。西夏国内物资奇缺、物价上涨、百姓生活穷困，西夏已无力再战，缺衣少食的西夏百姓中流传着《十不如》的歌谣，宋夏双方都有意议和。第二年（1044年），双方签订了和约，这就是历史上的“庆历议和”。就在夏宋关系趋于稳定的同时，夏辽之间的关系走向了破裂。辽与西夏长期以来都是较为友好的舅甥关系，为什么会恶化呢？这与西夏实力的增强以及长期以来辽夏之间积累的一些矛盾有关。就前者而言，伴随着李元昊的立国，以及宋夏关系的缓和，李元昊不愿再以臣下的身份依附于辽而唯命是从，认为“英雄之生，当王霸耳”，希望取得与辽宋平等的地位。就后者而言，一方面是由于李元昊与辽兴平公主的婚姻不幸，两人长期感情不和，以致兴平公主得病忧郁而死，李元昊竟没有及时向辽兴宗汇报，使辽兴宗对此极为不满，为辽夏两国关系的恶化埋下了祸根；另一方面，是辽夏两国因利益分配不均而起怨恨。夏天授礼法延祚五年（1042年），李元昊请辽发兵援助他攻宋，辽出兵到幽州（今天津蓟县），却不再前进，李元昊十分不满。第二年，西夏出兵帮助辽镇压了夹山部呆儿族的起义，但辽却将全部的掳获物归为己有，使夏辽关系急剧恶化。为了一泄私愤，李元昊煽动辽国山南党项诸部和呆儿族800户叛辽归夏。随后，李元昊又诱使辽国山西五部节度使屈烈率部归夏，并对辽的边境进行骚扰，辽兴宗责令元昊将这些部族归还于辽，但元昊不理。于是，兴宗大怒，准备大举攻伐西夏。而西夏此时与宋已修好，无后顾之忧，李元昊听说辽要攻打西夏，也积极准备与辽应战，于是，辽夏之间的一场大规模的战争已不可避免。
  李元昊诱敌深入
  夏天授礼法延祚七年（1044年）九月，辽兴宗亲自率兵十万出金肃城（今内蒙古准格尔旗北），遣皇太弟、天齐王重元为马步军大元帅，率骑兵7000出南路；北院枢密使、韩国王萧惠率兵6万出北路；东路留守、赵王萧孝友率军跟随其后；准备全力攻西夏。辽夏之间只有大河相隔，素来无城堡可守。辽兵分三路长驱直入400余里，没有遇到任何阻拦。李元昊派出探子视察敌情，结果被辽军俘获。于是，李元昊提前以西夏左厢兵设伏于贺兰山北端，自己则亲率军士出山迎战，与辽国萧惠率领的北路军相遇，辽夏之间的这次大战前期在河曲（今内蒙古伊克昭盟境内）一带进行。在战斗中，李元昊失利，率众退守贺兰山。李元昊见辽军来势凶猛，先行缓兵之计，于是他率党项三部酋长赴辽营请降，上表谢罪，承诺退师十里，将党项军队所得物品献于辽。辽兴宗赐酒李元昊，允许他改过自新。李元昊走后，辽国萧惠向辽兴宗进言说：“夏人忘奕世恩，萌奸计，今车驾亲临，大军并集，天诱其衷，使彼来迎，天与不图，后悔何及！”辽兴宗采纳了臣下建议，决定于次日向西夏军发起进攻。李元昊则退避三舍，避辽军之锋芒。西夏兵每撤退30里，就将沿途方圆数十里的田园烧毁，牧民和牲畜都迁走，以断辽军粮草。辽军见西夏军队不断后退，以为西夏军不堪一击，越发骄傲了，只是贸然地跟进，等到人困马乏、粮草不济的时候才发现已中了李元昊坚壁清野、诱敌深入之计。在此情况下，辽兴宗只好答应和解。这时李元昊却又故意拖延日期，直到辽军人疲马乏，他又率军突然反攻辽军，萧惠率军反击，杀西夏军队数千人。李元昊无法抵挡辽军的猛烈反击，率残部冲出围击，向贺兰山一带溃逃。正在此时，天色突变，狂风大作，飞沙扑面，打得辽军无法睁眼，李元昊乘机急攻，辽军自乱阵脚，相互蹂践而死者不计其数。夏军又追击辽军数十里，辽兴宗在慌乱中连车舆也丢了，还差点做了西夏的俘虏。
  在整个河曲之战中，辽兴宗率10万军队直逼贺兰山，志在一举攻下西夏。而对李元昊而言，贺兰山北部一带是李元昊御敌的缓冲地带和最后防线。他凭借着贺兰山天险在与辽军的作战中进退自如，先以求降示弱策略来麻痹辽军，待辽军人困马乏之际，突然发动反攻，成功一战，而获全胜。之后又以胜请和，迫使辽不得不和。
  李元昊以宁夏平原为核心区，称帝建国后，连续与宋、辽展开了大规模战争，在军事上取得了重大胜利，在政治上取得了与辽宋平等的地位。从此，自称“西朝”。虽对宋、辽称臣，实际上则成为当时中国西北地区的军事强国，与宋、辽鼎足而立。
  辽军俘获西夏皇太后
  辽夏在河曲之战后，有了一段时间的和平，但李元昊对宋辽认识得十分清楚，他临终时留言说：“契丹残虐，宋仁慈，我国不可只屈从于契丹，应该依附于宋，顺于宋朝，则我子孙安宁，还可以得到岁币、赏赐、官爵。”果然，李元昊死后，辽国因旧怨不肯对继位的李谅祚进行封册，还把西夏派往辽的贺正使给扣押了，理由是西夏的贺正使不能按时到辽。并汇集各路军马，以天齐王重元、北院大王耶律仁为前锋，韩国王萧惠为河南道行军都统，赵王萧孝友、汉王贴不副之，率兵渡河袭击西夏。1049年九月，萧惠所率大军浩浩荡荡进入西夏境内，战舰粮艘，绵亘数百里。战士的铠甲军械全载于车上，命军士不得骑马，连续数日不立营栅。萧惠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李元昊已死，李谅祚年幼，西夏国中由没藏氏掌权，他断定西夏国主谅祚会因辽军的威慑力而不战自屈，亲自出境相迎。殊不知，西夏虽是母党掌权，但也不甘示弱，没藏讹庞早已备战于贺兰山。在萧惠军队毫无防备的情况下，没藏讹庞率军从高坡上冲下，打了个辽军措手不及，辽军根本来不及穿甲、拿兵器，慌乱中只顾各自逃跑，西夏军又以箭丛射，辽军大部被歼。此可谓骄兵必败！为了洗血耻，同年十月，辽主遣北道行军都统耶律敌鲁古率阻卜诸部军士，由北路至西凉府，获羊百万、驼20万、牛500，俘获众多老幼，再次到达贺兰山与西夏作战。贺兰山是西夏御敌的天险，没藏讹庞以三千骑兵扼险拒战，杀得辽军乌古敌烈部详隐萧慈氏奴、南克耶律斡里等片甲不留。这时，耶律敌鲁古大呼奋起抗击，西夏军大败。辽军冲进贺兰山一带的西夏离宫，西夏皇太后没〓氏及众多官僚、家属都被掳掠而去。
  没〓氏为什么不住在西夏国都兴庆府，而住在贺兰山离宫中呢？还是源于她的受宠。当年，李元昊有了美貌的新妃没〓氏，自然就冷落了皇后野利氏，西夏天授礼法延祚十年（1047年）六月，李元昊废掉失宠的野利皇后，立没〓氏为新皇后。野利氏不悦，太子宁令哥也因李元昊纳没〓氏而心生怨气。后宫中的这些恩怨被野心十足的没藏讹庞所利用。没藏讹庞是谅祚的舅舅，没藏氏的哥哥，当年，没藏氏得宠后，李元昊封没藏讹庞为国相，管理政务。没藏讹庞是一个野心极大的人。他权高位重之后，便开始谋划夺取西夏皇位。于是他利用李元昊夺取了太子之妻，太子对此深恶之机，唆使太子宁令哥刺杀李元昊。天授礼法延祚十一年（1048年）正月十五，心怀怨恨的宁令哥便派野利浪烈刺杀李元昊，没有成功。随后，宁令哥自己潜入离宫中，趁李元昊喝的不省人事，被侍从扶到离宫中歇息的机会，一刀砍下，削掉了李元昊的鼻子。李元昊因失血过多而死，终年46岁。后人曾留下这样的诗句来感叹此事：
  曾历百战血浴时，谁料枭雄酒色失。
  多少帝王生灾祸，可问知之与不知。
  李元昊死后，没〓氏被没藏氏困于贺兰山离宫中，终日以泪洗面。她本想在贺兰山中了此残生，但没想到的是辽夏之间的一场大战竟将她变成了战争的牺牲品。没〓氏被辽军俘获后，坐在一辆吱呀作响的老牛车上，伴着呼啸的寒风，走过了冰雪覆盖的大草原，来到了辽国的上京（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南波罗城）。辽国认为没〓氏是李元昊的皇后，西夏的国母，俘获了她，就可以重挫西夏的锐气，同时还可以用她当做与西夏谈判的砝码，使西夏臣服于辽国。但实际上现在西夏掌权的人是没藏氏，她并不在乎没〓氏的生死。
  辽军攻破西夏摊粮城
  没藏氏好战，穷兵黩武，对1049年与辽军作战败于贺兰山耿耿于怀，总想找机会报仇雪恨。1050年二月，没藏氏派大将洼普等率兵围攻辽金肃城（今内蒙古准格尔旗北），结果大败而还。没藏讹庞本想诛杀洼普，没藏氏念及其旧功，让洼普到贺兰山练兵，以观后效。三月，没藏氏又派观察使讹都移督兵窥探辽威塞堡，辽都检点萧迭里得率轻骑兵击败夏军。没藏氏的屡次挑衅激怒了辽国，同年五月，辽命西南面招讨使萧蒲奴、北院大王耶律宜新、林牙萧撒末率军伐西夏，辽行宫都部署别古得监战。北院同知枢密使萧革按军边城为声援，蒲奴等进入西夏境内，在西夏国都所在地兴州外围纵兵大掠。没藏氏见辽军来势凶猛，不敢应战，命各城将士闭城坚守。不料，西夏将领洼普率部投降。辽军顺利攻入贺兰山区一带，又攻破贺兰山西北的摊粮城，将城中的储粮全部掠走。摊粮城是西夏的粮食储备基地，兴灵一带的存粮尽存于此，辽军的抢掠使西夏遭受重大损失。
  与辽军作战的多次失败并未使好战的没藏氏偃旗息鼓，她还是经常派人抚谕党项诸部，在国中整顿军队，厉兵秣马，训练从未停止。辽得知西夏的军情后，命人于辽西南沿边建城设防，没藏氏屡次请辽停止修城筑防，但辽深知没藏氏居心叵测，未理睬。此时，辽国觉得被俘获的没〓氏已没有什么用处了，决定将其发配到后方。1051年的夏天，西夏国母没〓氏等被安置到蓟州（今天津蓟县和河北三河一带）。远离故土，没〓氏在孤独和忧伤中走完了她的后半生。
  第七节 任得敬镇压定州哆讹起义
  百姓的起义源于统治者的剥削压榨，西夏的皇族、官府和寺庙任意占地，还不断强征民夫服劳役，弄得民不聊生，怨声载道。哆讹是党项族人民起义的著名首领，他原住在兴州北部靠近定州的一个部落里。夏大庆三年（1142年），兴、灵一带大旱，粮食歉收，境内米价暴涨，百姓食不果腹。祸不单行，第二年，西夏国都兴庆府和夏州境内发生了强烈的地震。由于地震持续时间长、震级高，所以兴庆府和夏州两地：“地裂，涌出黑沙，阜高数丈，广若长堤，林木皆没，陷民居数千。”灾难造成数以万计的人和牲畜死亡。夏仁宗李仁孝虽采取了轻徭薄赋、修复民舍的措施，但是仍然不能改变老百姓衣不蔽体、流离失所的悲惨境遇，物价上涨和严重的饥荒袭卷了整个西夏。哆讹家在大难中，全家人只有他一人逃过劫难，但是大灾过后，他无依无靠，只能靠挖野菜充饥度日，好不容易盼到了麦子成熟的时节。不料他的土地却被朝廷赐给了寺庙。哆讹十分恼怒，于是，他就悄悄地到田里收割属于自己的庄稼，结果被官府发现，把哆讹抓去毒打了一顿。哆讹遍体鳞伤地回到家中，他发誓不再忍受这种屈辱，就对部落中的人说：“被羞辱的没有两个脸面，已死亡的没有两个生命；与其忍辱偷生，不如揭竿而起。”哆讹的话唤起了部族中人们的反抗之心，与此同时，定州一带的篪浪、富儿两个部落中的许多人也跟随哆讹起义。他们依靠自己的力量劫富济贫，攻取城郭，一时声威大震，前来投奔的人越来越多。在哆讹起义军的影响之下，威州（今同心韦州）的大斌、静州（今宁夏永宁境内）的埋庆等部落也相继起义。各路起义军攻打州城，抢夺财物，取得了多次胜利，影响越来越大，给西夏的统治者带来了深深的不安。各州郡的守将诚惶诚恐，纷纷向朝廷发出告急文书。此时西夏的当政皇帝仁孝找群臣商量对策，大臣们多数主张发兵征讨，枢密承旨苏执礼则认为这些人本都是手无寸铁的百姓，只因饥饿而起事，并不是反贼，朝廷应使之有田可耕、有家能养，则他们自会散去。仁孝认为两者都有理，于是他双管齐下，一方面命各州减免地震灾区的租税，赈恤灾民；另一方面派任得敬率军镇压起义军队。
  要说任得敬，他也是激起民变的因素之一。他是个汉人，原本是宋朝西安州通判，西夏攻打西安州时，任得敬出城投降。任得敬是一个很有野心的人，为了自己的仕途，他将自己年满17岁的女儿献给夏崇宗乾顺为妃，自己成为国丈。为了使自己的女儿得宠，任得敬又设法贿赂朝臣及皇室子弟，让他们在乾顺面前赞扬其女。最终，任得敬如愿以偿，乾顺立任得敬的女儿为皇后，授予任得敬为静州都统军。夏大德五年（1139年），乾顺卒，其子仁孝即位，年16岁。李仁孝立任氏、曹氏同为两宫太后。任敬德的势力也随着其女任太后地位的变升而壮大。李仁孝继位后不久，夏州统军萧合达反叛，叛军包围了灵州。正在李仁孝一筹莫展的时候，任得敬为仁孝献上平叛策。仁孝认为可行，就命任得敬出师平叛。任得敬率兵直奔萧合达的巢穴，萧合达急忙率军返回夏州，在返回的途中，被任得敬的军队在盐州堵截，萧军大败，萧合达本人也被部下所杀，叛乱平息。仁孝加封任得敬为翔庆军都统军，封西平公。任得敬自恃功高，在灵州霸占民田，强征民夫修建府第，当地蕃汉人民备受压榨，有些人不堪忍受就向北投奔定州一带的哆讹起义军去了。现在仁孝派任得敬去镇压起义军，只能是增加民怨，但是任得敬是一个善于用计谋的人，他知道各路起义军没有统一的领导和严密的组织，更没有斗争目标，他们只是为了发泄对朝廷的不满。因此，任得敬对他们采取了镇压和招抚两种手段，果然，多数起义军先后瓦解。只有哆讹领导的起义军在兴州以北的定州地区，据险坚守，英勇斗争。在与官军相持了两个多月后，在任得敬的离间计、招抚引诱政策的攻击下，起义军内部出现矛盾。任得敬乘机夜间偷袭起义军据守的堡寨，堡寨被攻破，哆讹惨遭杀害，起义被残酷地镇压下去了。
  西夏渡过了这一难关，后来，任得敬也因镇压饥民起义成功而居功自傲，政治野心越来越大。他不满足于只做朝外的官，曾上书朝廷，请求入朝为官。但遭到朝中的御使大夫热辣公济和濮王仁忠等大臣们的极力反对。夏人庆五年（1148年）十一月，中书令，濮王嵬名仁忠卒。任得敬见有机可乘，便行贿于晋王嵬名察哥，察哥向仁宗提出请召任德敬入朝，仁宗答应，并任命任得敬为尚书令。凭着与晋王的关系，任德敬在仁宗面前日渐得宠。夏天盛二年（1150年），任德敬升为中书令，天盛八年（1156年），晋王嵬名哥卒，任得敬便被任命为西夏国相，从此，西夏的国政大权逐渐落入任得敬手中。
  任得敬采用一系列阴谋手段，入朝窃取大权之后，并没有满足，反而更加贪婪。天盛九年（1157年）六月，任得敬命其弟任得聪为殿前太尉，任得恭为兴庆府尹，直接控制了皇宫与都城的行政大权，其他大臣们对此都是敢怒不敢言。大权在握之后，任得敬开始在各方面显示自己的权高位重，出入俨然帝王的排场。他在朝中排除异己、广结私党；在治国方略方面，公然与仁宗李仁孝唱反调。由于仁宗兴办学校、科举取士选拔的措施妨碍了任得敬网罗亲信、独霸朝政，他对此十分反感，曾上书于仁宗，要求废除学校和科举取士。李仁孝主张以儒治国，而任得敬代表的则是西夏国内崇尚武力的旧贵族的势力，他的治国理念与以仁宗为首的夏国新兴地主阶级以儒治国的思想格格不入。他主动发动了对夏金边境上的庄浪族的战争，以此来表明他欲以武力征服天下的理念。与此同时，他自己开始迫不及待地进行篡权分国的准备工作，公开征发民夫10万人营建灵州城，并在他所驻的翔庆军监军司修建宫殿，梦想着能与李仁孝平分天下。
  这时的李仁孝对任得敬的政治野心已有所觉察，为了扼制任得敬的私党势力，仁宗在设学校、实行科举的基础上又设立了翰林院，将一批具有真才实学、廉洁正直的学子任命为翰林院学士。仁宗还将梁元辅、王佥等一大批蕃汉治国人才安置在西夏朝廷的重要官职上。然而，任得敬依仗自己是太后的父亲，又身居要职，手握重兵，没有把仁宗放在眼里。他最终还是向仁宗提出分国的无理要求：自己分据灵、夏一带，李仁孝去瓜、沙一带为王。面对任得敬的公然挑衅，仁宗求助于金国，他派人赴金国以为任得敬请封为名，向金国通报任得敬的篡权分国阴谋。金世宗听了此事说：“有国之主，岂肯无故分国于人，此必权臣逼夺，非夏主本意。”任得敬得知金国拒绝册封，便有了惧怕之心，于夏乾祐六年（1170年）八月，与他的弟弟任得仁、任得聪等密谋宫廷政变。但出乎他的意料的是政变被仁宗觉察，仁宗在金兵的帮助下，采取果断措施，将任得敬及其同党一网打尽。
  第八节 成吉思汗灭夏战争
  蒙古的扩张方略
  蒙古地区统一以后，成吉思汗的雄心也在不断增强，开始了对周边邻国的军事进攻，金、西夏和西辽便成为蒙古大军攻打的目标。要攻金，必先灭西夏以安后方。因而攻打西夏，首当其冲，揭开了蒙古军队旷日持久的扩张战争的序幕。成吉思汗对西夏的军事进攻先后有6次，时间跨度20余年，其中4次就是由成吉思汗亲率大军进攻的，今宁夏石嘴山市地区曾是战争的主要战区之一。蒙古国崛起之后的对外扩张，除了其自身社会的因素外，还与当时毗邻地区，如金、西夏、西辽、南宋、花剌子模等政权的衰微有很大的关系。蒙古国对邻境所发动的大规模军事行动，除对金国的战争具有解除民族压迫的正义性质外，其余大多数是蒙古贵族为了满足其“各分土地，共享富贵”的贪欲，依恃其强大的骑兵和武力，以种种口实所采取的掠夺战争。
  克夷门之战
  说到西夏的灭亡，我们仿佛又看到了那战马嘶鸣、杀声连天的古战场。巍巍贺兰山，耸立在西夏国都中兴府的西北，是保卫西夏都城的天险。在贺兰山的东北段有个山隘，叫做克夷门，克夷门是今宁夏石嘴山东北贺兰山上的一处隘口，是西夏都城中兴府的门户，即是通往中兴府的一条捷径，也是宁夏平原北出塞外的战略要隘。高耸的两山对峙，中间通一条小径，悬绝不可登攀，易守难攻。当年，李元昊就看中了这里地理位置的险要，在此设右厢朝顺监军司，布兵5万守之。夏应天四年（1209年）三月，克夷门的驻军骤增，局势十分紧张，原来是蒙古成吉思汗第三次率军攻西夏。他于1205年和1207年曾两次对西夏进行了试探性的进攻。
  夏天庆十二年（1205年），成吉思汗在灭乃蛮及蔑儿乞部后率军第一次入侵西夏，破力吉里寨，又攻乞邻古撒城，经落思城，破城后大肆洗劫，甚至南下深入到河西走廊地区，纵兵抢掠瓜、沙等州。这是蒙古对西夏的一次掳掠性的战争，也带有一定的军事试探性，为蒙古以后的南霸天下奠定了基础。
  夏应天二年（1207年）秋，成吉思汗以西夏不纳贡称臣和李安全废主自立为由，率大军第二次入侵西夏。这次进军以迫使夏金解除盟约，使西夏臣服蒙古为主要目的。进攻目标为西夏北部的斡罗孩城（也称兀剌海城）。经过激战，蒙古军占领斡罗孩城，四处侵略，西夏国主安全在贺兰山北部地区调集右厢朝顺军司等路军队进行抗击，使蒙古军队难以更进一步深入西夏。于是，蒙古军队携带大量的战利品凯旋。因此，这一时期，定州一带是作为蒙古军与西夏军对峙战争的前沿存在的，其军事地理位置的作用十分明显和重要。就在两国交锋之际，宋与金境内出现大面积的干旱灾荒，只有西夏境内的兴、灵、定州一带稻麦丰收。这为西夏的战事提供了重要的物资保证。
  蒙古军队与西夏军队经过数次的交战后，逐渐了解了西夏的军事实力和作战特点，在此基础上，成吉思汗把这次战争的目标定为向西夏的腹地发动军事进攻，于是就有了克夷门之战。夏应天四年（1209年）三月，蒙古军队在成吉思汗的领导下，兵锋直抵西夏的军事重镇黑水城和斡罗孩城。西夏襄宗派太子承祯为主帅，以大都督府令公高逸为副元帅，率大军5万迎击蒙古军队，结果西夏军败，高逸被擒，不屈而死。紧接着，蒙古军围斡罗孩城，西夏太傅西璧氏率兵与蒙古军展开激战，但终因力量悬殊战败被俘。四月，斡罗孩城被蒙古军攻陷。占领了斡罗孩城后，蒙古军乘胜直驱贺兰山要冲克夷门。俗语说，“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克夷门原来就驻军5万人，这次李安全闻蒙古兵深入，又派西夏著名老将嵬名令公率兵5万前往克夷门增援，试图凭借贺兰山天然的险关来抵御蒙古军的进攻。嵬名令公乃西夏皇族，他身经百战，有着丰富的作战经验，善于谋略，蒙古军一举攻克了西夏斡罗孩城，以为西夏军并没有传说中的那么勇猛，想长驱直入中兴府。蒙古兵到达贺兰山的克夷门时，只见这里地势险要，易守不易攻，但他们还是没把西夏的守军放在眼里，一阵冲杀后夏军败退。蒙古军大胆进入贺兰山口，正当行军至山隘中央时，早已在山上等待多时的西夏老将嵬名令公率军自山上飞驰而下，把蒙古军断成几截，使其首尾不能相顾，蒙古军队措手不及，将士慌乱不能应战。一场激战过后，蒙古军死伤无数，残部退出山口，西夏军队取得了初战胜利。蒙古军退出贺兰山口后，在山西侧驻扎下来，双方军队进入了相持阶段。嵬名令公想通过消耗战取得最终的胜利，他对部下说，只要我们不出克夷门，坚守城池，蒙古军队就不敢轻易进攻。两个月过去了，成吉思汗的军队远来作战，粮草日渐消耗，士气低落。面对这种情况，成吉思汗迅速改变了以前的强攻战术，而采取游骑袭扰，引诱西夏军出城的策略。西夏的守军也在两军对峙中斗志逐渐松懈，嵬名令公以为蒙古军已不堪一击，率军出关偷袭敌营，结果中了蒙古军早已设好的埋伏，嵬名令公被俘，将士死伤无数，蒙古军乘胜攻占克夷门。西夏都城的外围被攻破，蒙古军一路连克定州、兴州各堡寨，烧杀掳掠，中兴府危在旦夕，已无险可守。成吉思汗进而包围了西夏都城中兴府，中兴府自李德明迁都兴州之后，又经历代西夏国主不断加固，城池固若金汤，再加上西夏国主李安全亲自督战，使蒙古军久攻不下。就在成吉思汗为此发愁之际，天突降大雨，黄河水暴涨，成吉思汗立即派将士挖渠筑防，引黄河水灌中兴府。这是一个残酷的战略方针，中兴府城中的居民被溺死的人无以计数，城墙也有坍塌的危险。西夏被迫向金求援，不料金拒绝援助。正当西夏无助时，蒙古军修的筑堤决裂，河水反淹蒙古军队，成吉思汗被迫撤军停战。西夏借机向蒙古称臣纳贡，蒙古放还嵬名令公。
  克夷门之战完成了成吉思汗的第一个战略目的。一方面，通过战争，他获得了大量粮草和战利品，取得了经济上的补给；另一方面，战争使夏金解除了盟约，从而使蒙古完成了对金的战略包围，彻底解除了蒙古灭金的后顾之忧，成为成吉思汗扩张战争的转折点，也成为西夏衰败的转折点。
  西夏国土的沦丧
  克夷门之战是蒙夏战争的转折点，西夏御敌的贺兰山天险和定州一带的北方门户基本失去御敌功能，蒙古军随时可以攻入兴州北部。但是成吉思汗完全占有这片土地，是通过后续的几次战争完成的。
  夏光定七年（1217年），成吉思汗在攻金的同时，派遣木华黎率军队四侵西夏。在西夏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包围中兴府。神宗李遵顼惧怕战争，命太子留城领兵防守，自己逃往西凉府避战，西夏无力抵抗，只得再遣使求降于蒙古。
  夏乾定二年（1224年）秋九月，蒙古大将孛鲁统兵攻破西夏的银州（今陕西米脂境内），杀西夏军队，掳掠西夏牲畜，夺据西夏边地要隘，对西夏进行第五次进攻。西夏献宗德旺遣使向蒙古请降。
  夏乾定四年（1226年），成吉思汗以西夏叛离蒙古，密与金朝议和，不服从征调，不遣质子等为由，亲统大军10万，第六次征伐西夏。是年十一月，蒙古军进攻灵州，围西夏首都中兴府。成吉思汗的军队南下，大军席卷吞灭了西夏。其实，成吉思汗攻灭西夏也不是轻易就得手的。只是到了后期，西夏的确是山穷水尽了。当时，蒙古军队沿黄河直接攻取灵州。灵州是西夏的南大门，因此，当蒙古军队围攻灵州城之际，夏主李派嵬名令公率10万大军前往救援，关系到西夏国命运的一场恶战就在黄河平原上展开。西夏军伤亡惨重，西夏国民纷纷逃进山里，“穿凿土石避之，免者百无一二，白骨蔽野，数千里几成赤地”。西夏军队的主力消耗殆尽，从此无力抗击蒙古军队的进攻。宝义二年（1227年）正月，蒙古大军围困中兴府。中兴府被围后，成为一座孤城，外援断绝。四月，成吉思汗率大军南渡黄河，挥师进入今宁夏南部固原。闰五月，天已大热，成吉思汗驻跸于六盘山，派察罕为特使去中兴府劝降，夏主李拒绝。此时，蒙古军队包围西夏都城中兴府已达半年，祸不单行，1227年六月，强烈的地震使中兴府房屋倒塌、粮尽援绝、疾病流行，偌大的中兴府城已经抗御不了自然灾害带来的打击。西夏末主李在无奈中遣使向成吉思汗乞降。此时的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已病入膏肓，不久死在六盘山。成吉思汗留下遗诏：“死后秘不发丧。夏主投降时，将他与中兴府内所有兵民全部杀掉。”七月，西夏南平王李睍无奈率大臣，带着贡物、男女、驼马赴蒙古军大营献城投降。但西夏末主的乞降并未换得自己的性命与城中百姓的安居。蒙古将帅遵成吉思汗遗命将西夏的都城——中兴府付之一炬，以摧毁中兴府中的“王气”，就连贺兰山下的西夏王陵、山上的避暑行宫都未能幸免。昔日宏伟的建筑，成为瓦砾一片，一派亡国的景象，城内的百姓被杀者十之八九。至此，立国190年的西夏走到了它的尽头，一个曾经拥有今宁夏大部、甘肃大部分、青海及内蒙古部分地区，“方圆二万里”的西夏国从此灭亡。风雨西夏，党项悲歌，这个曾经繁荣的国度及其璀璨的文明随着历史前进的车轮神秘地消失了。元世祖忽必烈于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改中兴府为宁夏府，改中兴路为宁夏路。从此，“宁夏”一名一直沿用至今。“宁夏”一名也使我们不联想到蒙古人建立了元朝后，要使原来的“中兴府”成为“安宁的夏国故地”的良好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