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嘴山市图书馆

民族团结之路——参天可汗道
  唐太宗时期漠北的回鹘铁勒十一姓及突厥的数千名首领和代表，沿黄河两岸南下，参加了灵州的民族团结盛会，尊唐太宗为“天可汗”，愿意世世代代友好相处。为了方便漠北各民族进入中原，唐太宗决定修建一条交通大道，由灵州向北直达贝加尔湖以南的回纥衙帐。沿途设立68（一作66）所驿站，备足酒肉，招待进入中原的各少数民族。这条驿道后来取名为“参天可汗道”。唐太宗对铁勒十一姓的首领说：你们来到中原，就像鱼儿找到水池，我再为你们掘深、扩大。又说：只要我在，天下周边各族有不安者安之，不乐者乐之。一代帝王，对少数民族能有如此博大胸怀，怎不令人为之动心！这就是唐贞观之后很多少数民族纷纷要求举部内迁的一个重要原因。
  按日行70里设一个驿站计算，参天可汗道共68个驿站，总长约5000里。其控制点是3个：灵州，在今吴忠市利通区古城湾；鷿鹈泉，今内蒙古乌拉特中后旗西北，狼山西北200余公里，距今中蒙边界数十公里；回鹘衙帐，在仙鄂河口之南300多公里（仙娥河即色楞格河，也写作仙萼河，唐代称娑陵水，由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北流，入贝加尔湖）。在今石嘴山境内，参天可汗道的走向基本和今天的京藏高速公路走向相同，即由姚伏经平罗、黄渠桥、石嘴山，在麻黄沟出境。此后，各民族的迁徙、安置，友好往来，都沿此路而行，成了名副其实的民族团结之路。
  这条陆上交通线路，完全沿黄河外侧而行，因此又连接了朔方节度使与所辖的“河外六城”。由定远军城向南，行200里经朔方节度使驻地灵州，再向南180里即丰安军城（今中宁石空镇西）。由定远城向北，可达西受降城、中受降城、东受降城和振武军城。此外，在黄河东侧，还有一条秦汉时形成的古道，南可至灵州，北可抵丰州（今内蒙古五原境内）。
  黄河水运
  唐代石嘴山境内的黄河可通行木帆船，逆流上溯，可抵灵州、丰安军、雄州（今中卫）；顺流下驶，可经三受降城至今山西省西北的河曲、保德。武德七年（624年），唐高祖李渊在朝廷询问群臣：有什么良策能巩固北部边防？将作大匠于筠建议在灵武、五原一段黄河组建“舟师”，以防突厥渡河南下。中书侍郎温彦博附议说：魏挖掘长堑防匈奴，行之有效；我们可利用黄河天堑，于筠的办法可行。李渊当即采纳，一方面招募江南造船工人到灵州造战舰，一方面“大发卒”抽调兵员，组建成黄河上的水师，春夏秋三季行河巡防。唐开元九年（721年）之后，沿黄河南起今中卫市、北至内蒙古托克托县，都属朔方节度使的防区，驻有士兵近7万人，战马4万多匹。这么多的军马，后勤运输的数量庞大，光是制作军衣的布匹，每年需运200万匹。至于军粮，要运几千万斤，其中大多数以水运完成。而从唐太宗到唐肃宗的150多年间，宁夏平原没有战乱，所产粮食自给有余，就装船顺流而下，供应下游三受降城、振武军城各地的驻军。按当时的船型，每船可载26吨多，不但运量大，速度也比牛车快得多。而在唐初和唐末，宁夏平原烽火连绵，农业生产受到破坏，连灵州、定远军城、丰安军城、盐州的军粮，都不能自给，须每年花费60万缗钱，从“北都”（今山西省太原市）购进军粮，再用牛车运到黄河岸边，然后装船逆流而上2200多里，运抵定远军城等地。黄河中走上水的重载船舶，按船的载重量要减载2/3，每船最多只能载9吨，而且全程都靠人力拉纤，所以规定上水重载日行程为30里，空驶40里，下水不分空重日行150里。往定远军城运一趟粮，上水要走80天，下水走15天。上水拉纤，船夫十分辛苦，而且有生命危险，所以《新唐书·食货志》说“溯河舟溺甚众”。贞元年间（785～805年），吐蕃军东进，宁夏南北战火不断。吐蕃多次破坏灌溉渠道，本地粮食绝收，只好再度从山西用船往定远军城、灵州、丰安军城运军粮。唐代的定远军城，又是一个水旱码头。河西各地有大车通往这里，河边还有渡口和码头。
  魏少游与六城水运使
  黄河水运可以说是朔方军镇的生命线。正因为如此，朝廷在灵州专设六城水运使，管理河外六城的水上运输。到开元二十九年（741年）后，干脆由朔方节度使亲自兼任六城水运使，足见水运的重要性。数年后，又更名为水陆转运使。天宝十五年（756年），唐肃宗李亨在灵州登基。当时由朔方节度使郭子仪兼六城水陆转运使，但他不在灵州，而是率领5万朔方军在河北与安禄山的叛军激战。这样一来，筹备登基事务的重担就落在六城水陆转运副使魏少游的肩上。李亨尚在去往灵州的路上，魏少游便率骑卒千余人，干戈耀日，以整齐的军容到鸣沙县（今中宁县鸣沙镇）奉迎，又准备了威严的仪仗队开道，浩浩荡荡接到灵州城。魏少游知道，太子远离宫廷，又是第一次到边镇，所以一切供应，特别是对生活起居的安排，都计划得十分周到。他又在灵州城大兴土木，殿宇宫闱，都仿照长安城的皇宫，只是规模较小；给诸王、公主，则各建独门小院；饮食起居，“供应穷其水陆”。魏少游本是河北钜鹿人，凭借务实干练、体察上意的本事，从一名小吏做到朔方水陆转运副使。这次迎太子登基，充分利用了他分管水陆运输的优势，获得唐肃宗好感，后升刑部侍郎、洪州刺史、御史大夫，封赵国公，先后四次任京兆尹（管理京都的最高行政长官）。大历六年（771年）三月卒于官，赠太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