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嘴山市图书馆

突厥衰落
  在唐王朝存在的280多年间，石嘴山地区一直是北方游牧民族迁移、交往、融合的大通道。突厥、回纥、铁勒各部落迁到内郡安置，中原朝廷遣使到漠北诸部，漠北各游牧民族入唐都长安进贡、请封甚至请婚送聘礼，都要经过包括石嘴山地区在内的古灵州地界。这条大通道的形成，与唐代初期击突厥，灭薛延陀及唐太宗的灵州之行有直接关系。
  突厥是公元6世纪兴起的游牧部落，原在阿尔泰山西南、准噶尔盆地北，后迁移至吐鲁番盆地西北。西魏之初，其首领土门击败铁勒，552年又率兵东进大败柔然，然后自称可汗。至隋立国，已统治整个漠北和天山南北、中亚东部。突厥各部经常入隋境掳掠，从灵州、上郡、原州进入尤多。583年，因内乱分裂为东突厥、西突厥。西突厥统治西域，东突厥统治漠北至河套地区。到唐朝建立时，东突厥已十分强大，史称“东自契丹、室韦，西尽土谷浑、高昌诸国，皆臣属焉，控弦百余万，北狄之盛未之有也！”唐高宗李渊下令在灵州、五原设水师布防巡逻，严防东突厥渡河南下。但处罗可汗之子郁射设仍率部众万人越过黄河，入居套内，唐朝只能“以灵州为塞”。颉利可汗更是经常率部南下灵州、原州掳掠。武德七年（624年）八月，颉利、突利可汗从原州“连营而南”，关中震恐。玄武门之变后，他甚至率骑兵攻到渭河便桥上，与唐太宗隔岸对话。随后，突厥内部的薛延陀、回纥、拔也古等部叛乱，唐太宗于贞观四年（630年）趁势部署数路大军合击，突利可汗投降，颉利可汗被俘，东突厥遂亡。与此同时，西突厥也发生了内乱，659年，唐朝派大将苏定方剿灭，北方边患大大缓解。
  薛延陀败亡
  东突厥灭亡后，漠北尽为薛延陀所有，有控弦之士20万。薛延陀原属回纥的铁勒部，与薛姓杂居，后灭延陀，故称薛延陀。隋末始有可汗，名乙失钵。唐贞观二年（628年），乙失钵的孙子夷男率部七万帐投归突厥的颉利可汗。过了一年多，见颉利势衰，又反攻颉利。铁勒诸姓附和，并共推夷男为新可汗，夷男推却“不敢当”。此时唐太宗正部署大军攻颉利，就暗中派游击将军乔师望带着诏韦、鼓纛，前往漠北册封夷男为“真珠毗伽可汗”。夷男遣使致谢，建衙帐于郁都斤山（今杭爱山）北麓仙娥河上源（今蒙古国色楞格河西源），南距长安5000里。贞观四年（630年），突厥颉利部被唐军消灭，夷男率部趁势东扩，回纥诸部莫不款附，势力范围达整个漠北。这是唐与薛延陀关系的第一阶段——分化利用阶段。
  贞观十五年（641年），夷男派其叔父向唐朝请婚，并献马3000匹、貂皮3.8万张为聘礼。唐太宗当即谢绝通婚。第二年，夷男再次派使臣至长安请婚，带的聘礼更多，有马5万匹，牛和骆驼共1万头，羊10万只。这两次请婚，送那么多的家畜，光驱赶牲畜的人过千数，从今内蒙古的五原、磴口、乌海，经石嘴山市的黄河西岸南下，在青铜峡市叶盛附近渡黄河至灵州，然后进入长安。早先突厥选黄河东岸南下，是因为鄂尔多斯草原有他们的部落。薛延陀选黄河西岸，是因为这里都是他们的部落，更何况他们的衙帐偏西，不可能绕道走黄河内侧。
  唐太宗与群臣计议和亲之事，大臣多反对。唐太宗认为，薛延陀一再要求和亲，我们有两种选择：派兵10万击之，使无遗种，是百年之计；不和亲但尽量安抚，搞好关系，可以减少边患，大概可以维持30年。到底哪种办法好？此刻他心中想的，依然是拒绝和亲。房玄龄说，现在大乱刚过，疮痍未愈，战虽能胜，到底对国家不利，不如和亲更好。唐太宗猛醒称善，决定以亲生的第十六女新兴公主下嫁夷男。当天晚上，唐太宗设宴盛情款待请婚使者突利什，并让群臣作陪，陈宝器，奏十部乐。唐太宗诏告使臣：约期让夷男带更多聘礼到灵州迎娶；我“将幸灵州以成婚”。这是唐与薛延陀关系的
  第二阶段——议婚阶段。
  使臣回到漠北后，夷男十分张狂，对诸部可汗说：“我本铁勒小帅，上以我为可汗，公主以妻我，乘舆为我幸边，孰与我荣？”骄奢之意溢于言表，已惹得诸可汗、酋长离心；又为聘礼强行征敛，惹得部众怨恨。薛延陀是游牧部落，国中既无府库，部落居住又很分散。现在要临时准备数十万牛羊、马匹、貂皮，国内征调，已是往返千里。其衙帐距灵州3700余里，沿途多是荒漠沙碛，又乏水草，数十万头牲畜尚未赶到灵州，已死其大半，最后还是违了婚期。这样，唐太宗便有理有节地停幸灵州，公开下诏停止和亲。对唐太宗的这次“绝婚”，当时就有大臣提出质疑，后代史家亦多有贬词。司马光著《资治通鉴》写到这里评论道：“孔子称去食、去兵，不可去信。唐太宗知薛延陀不可妻，则初勿许其婚可也。既许之，乃复恃强弃信而绝之……可羞也！”然而，事态的发展，竟一如唐太宗所料：夷男和亲不成被羞辱，引起亲信侮谩；搜刮聘礼，遭到民众怨恨；他本人羞愧难当，不到两年便恚愤而死；他的两个儿子分统其国，却又自相残杀；铁勒诸部失去凝聚力，相继叛离。贞观十九年（645年）十二月，唐太宗派李道宗、李世勣、阿史那社尔等一举灭掉薛延陀，回纥十一部皆归附唐朝。其中李道宗一路，从灵州出发，沿石嘴市的黄河西岸北上。这是唐与薛延陀关系的第三阶段——薛延陀瓦解阶段。
  唐太宗灵州之行
  薛延陀灭亡后，北部边境安定，铁勒诸部均表示内附。在这种形势下，大病初愈的唐太宗决定亲幸灵州，抚慰内附的回纥、铁勒诸部，当然也有炫耀“北荒悉平”之功的成分。
  贞观二十年（646年）秋八月，御驾从长安出发。第二天刚到泾阳，朝中信使来报：铁勒、回纥、拔野古、同罗、仆骨、多滥葛、思结、阿跌、契宓、跌结、浑、斛薛十二部各遣使入贡，并说，薛延陀可汗公开与大国抗衡，现在部落像飞鸟各归林，他自己也下落不明；我们各有领地，请朝廷派遣官员前来管理。唐太宗诏令他们都到灵州会聚，自己继续北上，共走了36天才抵达灵州。
  此时，回纥、铁勒十一部的酋长、俟斤等首领数千人已云集灵州。唐太宗举行盛大宴会招待，因人数太多，只能搭上许多帐幕依次会见，并宣布将各族首领数千人任命为唐朝的地方官，在原地管理其部众。朝廷不再另外派遣汉官。
  唐太宗奠定的民族怀柔政策
  这次灵州盛会，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民族团结盛会，既彰显了唐朝的国威，更昭示了唐太宗以包容、怀柔、安抚为主的民族政策。
  唐太宗雄才伟略，在处理民族问题上有其特殊贡献，对唐朝乃至后来几个朝代的民族关系都有深远影响。其民族政策可归纳为四点。第一，统一是基础。实现中华民族的统一，制止分裂，是唐太宗民族政策的基石。第二，以安抚为主。漠北的突厥、薛延陀灭亡后，敕勒十一姓（一作铁勒九姓）慑服。唐太宗不失时机地到灵州抚慰。敕勒、回纥的酋长、俟斤、使节，参加者达数千人之多，愿世世代代友好相处。第三，首创羁縻州府制度。贞观八年（634年），朝廷讨论如何处置突厥的十余万降众问题。唐太宗主张安置在“河南”（今河套地区黄河以南）。绝大多数大臣反对，主张将其化整为零，分散安置到内地各州县消化掉（同化），把漠北变成无人区，彻底消灭这个民族。秘书监魏徵甚至认为：“突厥世为中国仇，不即诛灭，当遣河北。彼为兽野心，非我族类……陛下奈何以河南居之？且降众十万，若经数年，孳息略倍，而近在畿甸，心腹疾也。”只有温彦博一人拿出孔子“有教无类”的论据，支持唐太宗。这场大辩论，实际是在讨论对少数民族的看法，是“非我族类”，还是同族同种的兄弟。唐太宗力排众议，让温彦博实施在内郡建羁縻州集中安置突厥降众的办法。温彦博选取朔方之地，从幽州至灵州，建立顺、佑、化、长四州为都督府，又在定襄、云中分设都督府统之。此为羁縻州府之首创。羁縻，笼络也。将少数民族集中安置，保留其风俗习惯和社会制度，由其首领自行管理并可世袭。据《新唐书》《旧唐书》记载，唐朝共建立856个羁縻行政建置，大者为都督府，次者称羁縻州，小的叫羁縻县。其中，灵州境内就有近20个羁縻州。今石嘴山地区也属灵州，况且河东、河西各地向来都是游牧部落的牧场，肯定设有羁縻州，而且不止一个。但由于史籍只列举了少数羁縻州的位置，石嘴山境内的羁縻州之名、安置的是哪个民族，都难以考订。其中，于调露元年（679年）所设六胡州（鲁、丽、塞、含、依、契州）地处“河曲”的盐州之北，又属灵州管辖，其中一个州应在今石嘴山市的黄河东岸。唐代诗人薛蓬有“六州蕃落从戎鞍”的诗句，是说六胡州各族的子弟，都穿上戎装骑上胡马，加入到唐军的行列。事实证明，这种羁縻州制度有利于化解民族矛盾，增进民族团结，还有利于少数民族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文化知识，发展生产力，实现社会进步。经实践检验的好制度不会被废弃。直到明朝，我国一直在实行羁縻州、卫、所制度。第四，通婚和亲。唐太宗在位时，多次与少数民族政权和亲，都收到了很好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