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嘴山市图书馆 内容
581年，杨坚灭北周建立隋朝，结束自西晋以来300余年的分裂、战乱局面，统一了全国。隋朝先实行州、县两级行政建置，后改郡、县两级制。今石嘴山市的河东地区，当时人口、土地都较多，行政建置也较完善，设有历城郡和建安县（后更名广润县、灵武县），郡县的驻地，都在今平罗县陶乐镇西南。河西地区则沿袭北周建置，在今平罗县东北置有临河郡，辖临河一县。
隋代突厥兴起并进入河套地区。位于河东的历城郡、灵武县，既是突厥骑兵南下的必经之地，又是隋军反击突厥的战场。隋初的17年间，突厥常以骑兵南下掳掠，邻近郡县，民无宁日。他们一般从石嘴山的黄河东岸出发，然后经灵武郡、鸣沙南下，至陇东、陇西、陕北甚至关中各地。开皇三年（583年），突厥达头可汗领骑兵40万跨过历城郡，到今海原县后分作两路：一路向西，扫荡今天水、兰州、武威等地；一路向东，掳掠今庆阳、绥德、延安各地。数十州郡烽火连绵，百姓遭殃，不但六畜、粮食被抢光，甚至青年男女也被掳去当奴隶。直到开皇十八年（598年），隋文帝才派蜀王杨秀出灵武道击突厥。次年，又派右仆射杨素、柱国李彻和韩僧寿出灵武道击突厥。杨素率军从灵州沿黄河东岸北上，刚过历城郡（今平罗陶乐镇西南），与达头可汗精骑10万遭遇。隋军带有大量战车，杨素一改惯例，变车阵为骑阵与之对决。达头可汗大败而逃，隋军斩获无数。开皇二十年（600年），隋文帝再派晋王杨广和杨素出灵武道击败突厥。此后，历城郡安定了10多年。605年，杨广登上皇位，史称隋炀帝。为与其名“避讳”，广润县也在这一年更名为灵武县。618年，李渊借农民起义之势灭隋称帝，建立唐朝，定都长安，改年号为武德。唐代早期分全国为十道，后增为十五道。今石嘴山地区多数时期属于关内道的灵州管辖，其行政建置与隋朝相比，变化很大。一是河东地区因黄河游荡冲刷，耕地大量减少，原设的历城郡不复存在，灵武县也迁往今青铜峡邵岗堡西。由此迄清末，河东地区再无郡、县级行政建置。二是河西地区在唐朝建立后130多年有军无县，没有行政建置。原有的临河郡、临河县在唐初即被撤销。开元盛世之后，因人口日渐增加，才在今平罗县姚伏镇附近新设定远县，唐末升为警州。三是河西地区军事地位日显重要，成为关内道、朔方军的屯兵重地。天宝年间以前，整个关内道数十州，包括今陕西秦岭以北、内蒙古中部和西部、宁夏全境、甘肃的陇东，一共才设9个军府，而石嘴山就占了两个：新昌军和定远军。天宝年间撤销新昌军，其兵马并入定远军。从此，定远军兵力更加强盛。石嘴山地区山河交锁，西有贺兰山之固，东有黄河天堑之险，是宁夏平原的北大门，历代为兵家所必争。修筑定远军城的决策者，是武则天时代四位名相中的两位，即张仁愿和郭元振。他们都是赫赫有名的战将，又都从宰相任上调任朔方行军大总管，自然对石嘴山地区的战略地位十分清楚。所以，张仁愿先于景龙元年（707年）在今平罗县姚伏镇东筑定远城，6年后郭元振又在原地拓展重筑。又过约20年后，兵马倍增，原来的城池不敷使用，信安王李玮在城西另筑一城，取名羊马城，又称定远西城，作为安置军马专用。后来新设定远县，又将羊马城重新修缮作为县治。从此，今平罗县姚伏镇就有了“一地两城”。
定远军刚设置时，只有健勇（步兵）5500人。开元九年（721年），朔方节度使在灵州成立，其兵力主要部署在黄河外侧的六座军城，统称“河外六城”，定远军城是其中之一，编制军士7000人，战马3000匹。此时新增了骑兵，所以配备了战马。到天宝年间，兵员已近2万。定远军的战将和士兵中，有很多是在各羁縻州、“六胡州”招募的北方游牧民族后裔，即“六蕃子弟”，其性格刚勇，能征惯战，在保卫家乡、平定安史之乱、收复关中和京都长安的战事中战功卓著。在贞元年间反击吐蕃的战事中，定远军的将士曾一次斩首2000级。唐代大诗人王维《老将行》中的“贺兰山下阵如云”，就是对定远军城的真实写照。
石嘴山地区位于黄河与贺兰山之间，在唐代仍是民族融合的走廊。突厥、回纥的特勒十一姓（一作九姓）、吐蕃、党项等10多个民族，曾在这里和睦相处，共同浇灌黄河文明之花。贞观十五年（641年），居住在杭爱山北麓的薛延陀首领夷男，派其叔父、专使两次到长安请求下嫁公主和亲，每次都驱赶数万头牲畜、携带数万张貂皮作为聘礼，经过石嘴山地区，长途跋涉5000多里，往返于漠北、长安间。贞观二十年（646年），唐太宗亲幸灵州。漠北的铁勒十一姓及回鹘、突厥的数千名酋长、俟斤，也沿黄河西岸南下灵州。唐太宗在帐幕中“张饮高会”，盛情款待各族首领。为了方便漠北各民族进入中原，唐太宗还决定修建一条参天可汗道，由灵州沿黄河西岸向北，直达娑陵水（今蒙古国色楞格河，北流注入贝加尔湖）上的回纥衙帐。沿途设立68所驿站，建馆舍备食宿，免费招待进入中原的各民族、各部落使节。这条“民族团结之路”，自南而北穿过石嘴山市境。唐太宗又在灵州境内设置约20个羁縻州，安置愿意内迁定居的漠北游牧民族。石嘴山境内的贺兰山麓、黄河之滨，也成为他们生息繁衍的乐土。唐中后期，吐蕃族、党项族大量进入石嘴山地区，在今平罗县的姚伏镇、县城的东北，形成若干具有“自治”性质的“民族乡”“民族村”。朝廷让其部落首领担任乡都指挥使或村巡检使，对内部自行管理。经过岁月的磨洗，这些民族后来都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之中。
石嘴山市西屏贺兰山，东依黄河。贺兰山之名，首见于隋朝，在唐代史籍、诗文中广为使用。它的得名，与当时的生态环境有直接关系，也与山下居住的游牧民族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当时的贺兰山，森林密布，有的树呈青色，有的树泛白色，形成“山有树木青白，远望如驳马”的景观。而居住在这里的游牧民族，又将“驳马”叫做“贺兰”，贺兰山也就因此而得名。也有人认为，它是因匈奴或鲜卑族中的曷拉、黑赖、贺赖或贺兰部久居山下而得名。唐代把今汝箕沟口以北的贺兰山叫做“乞伏山”。“乞伏”就是一个鲜卑部族之名。乞伏山有茂密的森林、植被，栖息着各种野生动物、鸟类。山中最多的动物是岩羊、马鹿、麝、野猪和野马。山林中更是鸟类的天堂，雕、白鹘、蓝马鸡是其中的珍禽。唐代诗人中，也留下不少吟诵贺兰山的佳韵。韦蟾所作《送卢潘之朔方》、王维的《老将行》、贾岛的《送李骑曹》、张籍的《送李骑曹灵州归觐》等，都流传至今。黄河对于石嘴山而言，除了水利灌溉，还有水上运输之便。唐代石嘴山境内段黄河可通行木帆船，逆流上溯，可抵灵州、丰安军、雄州；顺流下驶，可经三受降城至今山西省西北的河曲、保德。武德七年（624年），唐高祖李渊甚至决定在灵武至五原的黄河中组建水师，以防御突厥渡河南下。开元九年（721年）后，朔方军的粮草供应，大多数依赖水运。当时的六城水运使、六城水陆转运使，就是专门管理包括定远军城在内的驻军后勤运输。正常情况下，是将灵州所产粮食，顺流而下运抵三受降城、振武军城。在灵州遇到战乱或粮食歉收时，则从山西太原购进粮食，用牛车运到黄河边，然后装船，逆流而上运抵定远军、灵州或丰安军。
第一节 隋朝灵州北境
隋朝石嘴山地区行政建置
北周大定元年（581年）春，早已把持朝政的丞相杨坚（541～604年），以“禅让帝位”的方式，废掉北周才6岁的静帝宇文衍，建立隋政权，改元开皇，史称隋文帝。开皇八年（588年），杨坚派晋王杨广率领51万大军向南方陈朝发动总攻。次年正月元旦清晨，隋朝大将韩擒虎、贺若弼在漫天大雾的掩护下，分别率领军队渡过长江，一举灭掉南朝的陈国，结束了中国南北朝对峙的局面，实现了统一大业。隋开皇三年（583年），废除北周的州、郡、县三级建置郡，只存州、县两级。大业三年（607年），又改为郡、县两级建置。按《隋书·地理志》记载，石嘴山地区的行政建置有：
河西地区，初设临河郡，上隶灵州，下管临河一县，郡、县同治一地，在今平罗县东北，辖今石嘴山市黄河以西各地。临河郡系西魏所置，北周、隋初予以保留。开皇三年（583年）撤销临河郡，只保留临河县建置，上面直属灵州管辖。大业三年（607年），又恢复临河郡，仍辖临河一县。即建安县，郡、县同驻历城（今陶乐镇西南），辖今石嘴山市、银川市的黄河以东各地。开皇三年（583年）撤销郡级建置，保留建安县，上面直属于灵州。开皇十八年（598年）将建安县更名为广润县。大业元年（605年），隋炀帝杨广即帝位，为避名讳，将广润县改名为灵武县。大业三年（607年），又恢复历城郡，仍辖灵武一县。
杨素出灵武击突厥
隋朝建立后，居住在我国北方的突厥也强大起来，经常以骑兵从河套地区南下掳掠。突厥南下，基本不走石嘴山地区的黄河西岸，黄河东岸才是他们南下的出发线路，然后经灵武郡、平凉郡（隋平凉郡在今固原市原州区）至陇东、陇西、陕北甚至关中掳掠。南下抢掠的骑兵队伍，动辄数万，最多时达40万。整个宁夏及关陇百姓苦不堪言，一旦遇上，家业、畜产一扫而光不说，青壮劳力还被掳去当奴隶，青年妇女则掳去做妻妾。但是，隋朝初年因忙于统一战事、整顿内部，朝廷还无力开展对突厥的全面出击。直到开皇十七年（597年）后，才年年派大军主动出击，灵州（或灵武郡）便成为抗击突厥的前沿阵地。从灵武郡沿黄河东岸到今石嘴山黄河大桥一线，也就成为双方兵锋所指的“灵武道”。唐代魏徵修《隋书》，都把几次击突厥的战事记作“出灵武道”。隋朝以“灵武”命名的地方有两个：一是灵武郡，系大业三年（607年）以灵州改置，在今吴忠市利通区古城湾。另一个就是位于今平罗县陶乐镇西南的灵武县，系仁寿元年（601年）以广润县更名。因此，“出灵武道”，也可以理解为出灵武县。
整个隋朝，共有四次派大军经石嘴山地区击突厥。第一次为开皇三年（583年），突厥南下关陇地区抢掠，隋文帝任命赵仲卿为行军总管，与河间王杨弘“出贺兰山”，即沿黄河西岸北上反击。但他们选错线路，结果连突厥兵的影子都没见到，“无敌而还”。第二次为开皇十八年（598年），隋文帝诏令蜀王杨秀出灵武道击突厥，也无战果可言。次年，又派右仆射杨素率领柱国李彻和韩僧寿出灵武道击突厥。开皇二十年（600年），晋王杨广（后登基称隋炀帝）又与杨素出灵武道击突厥。这四次击突厥，以杨素功劳为最大。
杨素（544～606年），字处道，弘农华阴（今陕西华阴）人，隋朝名臣、诗人，杰出的军事家、统帅，隋朝的开国元勋。杨素原为北周名将，因功封成安县公，食邑1500户。后助杨坚建立隋朝，并参与隋朝法律的修定，被封为上柱国。开皇四年（584年），拜御史大夫。杨素统帅隋军，在灭南朝陈国的战争中立下显赫战功，进封越国公，转内史令、右仆射（宰相）。杨素“多权略，乘机赴敌”，治军严厉，部下如有违犯军令者，立斩不赦，绝不宽容。杨素在对突厥的战争中，最著名的是与达头可汗的一战。
开皇十九年（599年）二月，前方传来谍报，达头可汗正部署制造攻城器械，准备大举南下进攻内地郡县城池。隋文帝命令汉王杨谅为元帅（实际未亲临前线），以杨素出灵武道，尚书左仆射高颎出朔州（治善阳，今山西朔县），上柱国燕荣出幽州（治蓟县，今北京城西南），三路夹击突厥。
四月，杨素带领大军沿黄河东岸北上，刚过历城郡（今平罗县陶乐镇西南），与达头可汗所率突厥主力遭遇。中国的车战之法，从春秋战国一直沿袭下来。隋军带有大量战车，按以往的战法，每遇突厥骑兵，将领便成方阵，把步兵、骑兵护在中央。阵外四周遍设鹿角、蒺藜。杨素认为“此乃自固之道，非取胜之方”，力排众议，摒弃车阵改为骑兵在前的骑阵。突厥兵民善骑射，以骑阵对决，正是投其所好。所以，达头可汗闻讯，大喜道：“此天赐我也。”下马仰天而拜，然后指挥精骑10万冲阵，结果大败而逃，其众死伤不可胜数。战后，隋文帝下诏褒奖，赐杨素缣两万匹，加其长子杨玄感大将军，其余诸子杨玄奖、杨玄纵、杨积善都有升迁。后来杨素拥立隋炀帝有功，进位司徒，改封楚公，随即病死。杨素工草隶书，善属文，有集十卷，今皆不存。
杨广击突厥与广润县的更名
杨广（569～618年），是隋文帝的次子，604年即帝位，称隋炀帝，在位15年。杨广年轻时武艺高强，诗也写得很好，可称文武全才。589年，年仅20岁的杨广被拜为隋朝兵马都讨大元帅，统领51万大军南下向富裕的陈朝发动进攻，以完成统一大业。“长江天堑，古以为限”，朝臣都认为无必胜把握。可隋军在杨广的指挥下，纪律严明，英勇善战，一举突破长江天堑。隋军所向披靡，对百姓则“秋毫无犯”，对陈朝的库府资财“一无所取”，博得了广泛赞扬，“天下皆称广以为贤”。这次战役，结束了300年来中国的分裂、战乱时代，杨广功不可没。
隋朝设在今平罗县陶乐镇的广润县，后改名灵武县，就与隋炀帝有直接关系。隋炀帝在当晋王时，曾与杨素同出灵州道击突厥。开皇二十年（600年）四月，突厥步迦可汗率兵进犯隋边。隋文帝命晋王杨广与杨素出灵武道，同时又令汉王杨谅、柱国史万岁出朔州（治善阳，今山西朔县），合击步迦可汗。这次出兵，杨广路过了历城郡广润县，县名就有个“广”字。登基之后，立即将广润县更名为“灵武县”，以避名讳。也因为这次出兵，杨广为培植自己的势力，放下“王”的架子与杨素结交。后来，隋文帝废太子杨勇，立次子杨广为太子，杨素起了重要作用。隋炀帝即位后，立即升杨素为尚书令，以示报答。杨广登基为帝后，在物质生活上与登基前判若两人，不但荒淫奢靡，而且又营建东都洛阳，大造宫殿、园林供自己享乐，迫使百姓无偿劳役，严重破坏了生产力。他甚至下令造“观风行殿”，殿上载歌载舞，盛陈文物，除了乐伎、歌舞伎，还有30多个外国使节、数百名侍卫都在上面；再装上许多车轮，让宫女拉着这个庞然大物出巡“观风”。后来，他从大运河南下游玩，在江都（今江苏扬州）被禁军将领宇文化及缢死，隋朝38载而亡。史学家对隋炀帝的评价是荒淫之君，但在中国历史上也有两大贡献：一是所修建的大运河，成为中国南北交通大动脉，也是世界上最早的人工运河，至今仍在使用；二是亲自领兵西征，击败吐谷浑王国，首次在今青海省设立鄯善、且末、西海、河源四郡。
第二节 唐代民族交往大通道
突厥衰落
在唐王朝存在的280多年间，石嘴山地区一直是北方游牧民族迁移、交往、融合的大通道。突厥、回纥、铁勒各部落迁到内郡安置，中原朝廷遣使到漠北诸部，漠北各游牧民族入唐都长安进贡、请封甚至请婚送聘礼，都要经过包括石嘴山地区在内的古灵州地界。这条大通道的形成，与唐代初期击突厥，灭薛延陀及唐太宗的灵州之行有直接关系。
突厥是公元6世纪兴起的游牧部落，原在阿尔泰山西南、准噶尔盆地北，后迁移至吐鲁番盆地西北。西魏之初，其首领土门击败铁勒，552年又率兵东进大败柔然，然后自称可汗。至隋立国，已统治整个漠北和天山南北、中亚东部。突厥各部经常入隋境掳掠，从灵州、上郡、原州进入尤多。583年，因内乱分裂为东突厥、西突厥。西突厥统治西域，东突厥统治漠北至河套地区。到唐朝建立时，东突厥已十分强大，史称“东自契丹、室韦，西尽土谷浑、高昌诸国，皆臣属焉，控弦百余万，北狄之盛未之有也！”唐高宗李渊下令在灵州、五原设水师布防巡逻，严防东突厥渡河南下。但处罗可汗之子郁射设仍率部众万人越过黄河，入居套内，唐朝只能“以灵州为塞”。颉利可汗更是经常率部南下灵州、原州掳掠。武德七年（624年）八月，颉利、突利可汗从原州“连营而南”，关中震恐。玄武门之变后，他甚至率骑兵攻到渭河便桥上，与唐太宗隔岸对话。随后，突厥内部的薛延陀、回纥、拔也古等部叛乱，唐太宗于贞观四年（630年）趁势部署数路大军合击，突利可汗投降，颉利可汗被俘，东突厥遂亡。与此同时，西突厥也发生了内乱，659年，唐朝派大将苏定方剿灭，北方边患大大缓解。
薛延陀败亡
东突厥灭亡后，漠北尽为薛延陀所有，有控弦之士20万。薛延陀原属回纥的铁勒部，与薛姓杂居，后灭延陀，故称薛延陀。隋末始有可汗，名乙失钵。唐贞观二年（628年），乙失钵的孙子夷男率部七万帐投归突厥的颉利可汗。过了一年多，见颉利势衰，又反攻颉利。铁勒诸姓附和，并共推夷男为新可汗，夷男推却“不敢当”。此时唐太宗正部署大军攻颉利，就暗中派游击将军乔师望带着诏韦、鼓纛，前往漠北册封夷男为“真珠毗伽可汗”。夷男遣使致谢，建衙帐于郁都斤山（今杭爱山）北麓仙娥河上源（今蒙古国色楞格河西源），南距长安5000里。贞观四年（630年），突厥颉利部被唐军消灭，夷男率部趁势东扩，回纥诸部莫不款附，势力范围达整个漠北。这是唐与薛延陀关系的第一阶段——分化利用阶段。
贞观十五年（641年），夷男派其叔父向唐朝请婚，并献马3000匹、貂皮3.8万张为聘礼。唐太宗当即谢绝通婚。第二年，夷男再次派使臣至长安请婚，带的聘礼更多，有马5万匹，牛和骆驼共1万头，羊10万只。这两次请婚，送那么多的家畜，光驱赶牲畜的人过千数，从今内蒙古的五原、磴口、乌海，经石嘴山市的黄河西岸南下，在青铜峡市叶盛附近渡黄河至灵州，然后进入长安。早先突厥选黄河东岸南下，是因为鄂尔多斯草原有他们的部落。薛延陀选黄河西岸，是因为这里都是他们的部落，更何况他们的衙帐偏西，不可能绕道走黄河内侧。
唐太宗与群臣计议和亲之事，大臣多反对。唐太宗认为，薛延陀一再要求和亲，我们有两种选择：派兵10万击之，使无遗种，是百年之计；不和亲但尽量安抚，搞好关系，可以减少边患，大概可以维持30年。到底哪种办法好？此刻他心中想的，依然是拒绝和亲。房玄龄说，现在大乱刚过，疮痍未愈，战虽能胜，到底对国家不利，不如和亲更好。唐太宗猛醒称善，决定以亲生的第十六女新兴公主下嫁夷男。当天晚上，唐太宗设宴盛情款待请婚使者突利什，并让群臣作陪，陈宝器，奏十部乐。唐太宗诏告使臣：约期让夷男带更多聘礼到灵州迎娶；我“将幸灵州以成婚”。这是唐与薛延陀关系的
第二阶段——议婚阶段。
使臣回到漠北后，夷男十分张狂，对诸部可汗说：“我本铁勒小帅，上以我为可汗，公主以妻我，乘舆为我幸边，孰与我荣？”骄奢之意溢于言表，已惹得诸可汗、酋长离心；又为聘礼强行征敛，惹得部众怨恨。薛延陀是游牧部落，国中既无府库，部落居住又很分散。现在要临时准备数十万牛羊、马匹、貂皮，国内征调，已是往返千里。其衙帐距灵州3700余里，沿途多是荒漠沙碛，又乏水草，数十万头牲畜尚未赶到灵州，已死其大半，最后还是违了婚期。这样，唐太宗便有理有节地停幸灵州，公开下诏停止和亲。对唐太宗的这次“绝婚”，当时就有大臣提出质疑，后代史家亦多有贬词。司马光著《资治通鉴》写到这里评论道：“孔子称去食、去兵，不可去信。唐太宗知薛延陀不可妻，则初勿许其婚可也。既许之，乃复恃强弃信而绝之……可羞也！”然而，事态的发展，竟一如唐太宗所料：夷男和亲不成被羞辱，引起亲信侮谩；搜刮聘礼，遭到民众怨恨；他本人羞愧难当，不到两年便恚愤而死；他的两个儿子分统其国，却又自相残杀；铁勒诸部失去凝聚力，相继叛离。贞观十九年（645年）十二月，唐太宗派李道宗、李世勣、阿史那社尔等一举灭掉薛延陀，回纥十一部皆归附唐朝。其中李道宗一路，从灵州出发，沿石嘴市的黄河西岸北上。这是唐与薛延陀关系的第三阶段——薛延陀瓦解阶段。
唐太宗灵州之行
薛延陀灭亡后，北部边境安定，铁勒诸部均表示内附。在这种形势下，大病初愈的唐太宗决定亲幸灵州，抚慰内附的回纥、铁勒诸部，当然也有炫耀“北荒悉平”之功的成分。
贞观二十年（646年）秋八月，御驾从长安出发。第二天刚到泾阳，朝中信使来报：铁勒、回纥、拔野古、同罗、仆骨、多滥葛、思结、阿跌、契宓、跌结、浑、斛薛十二部各遣使入贡，并说，薛延陀可汗公开与大国抗衡，现在部落像飞鸟各归林，他自己也下落不明；我们各有领地，请朝廷派遣官员前来管理。唐太宗诏令他们都到灵州会聚，自己继续北上，共走了36天才抵达灵州。
此时，回纥、铁勒十一部的酋长、俟斤等首领数千人已云集灵州。唐太宗举行盛大宴会招待，因人数太多，只能搭上许多帐幕依次会见，并宣布将各族首领数千人任命为唐朝的地方官，在原地管理其部众。朝廷不再另外派遣汉官。
唐太宗奠定的民族怀柔政策
这次灵州盛会，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民族团结盛会，既彰显了唐朝的国威，更昭示了唐太宗以包容、怀柔、安抚为主的民族政策。
唐太宗雄才伟略，在处理民族问题上有其特殊贡献，对唐朝乃至后来几个朝代的民族关系都有深远影响。其民族政策可归纳为四点。第一，统一是基础。实现中华民族的统一，制止分裂，是唐太宗民族政策的基石。第二，以安抚为主。漠北的突厥、薛延陀灭亡后，敕勒十一姓（一作铁勒九姓）慑服。唐太宗不失时机地到灵州抚慰。敕勒、回纥的酋长、俟斤、使节，参加者达数千人之多，愿世世代代友好相处。第三，首创羁縻州府制度。贞观八年（634年），朝廷讨论如何处置突厥的十余万降众问题。唐太宗主张安置在“河南”（今河套地区黄河以南）。绝大多数大臣反对，主张将其化整为零，分散安置到内地各州县消化掉（同化），把漠北变成无人区，彻底消灭这个民族。秘书监魏徵甚至认为：“突厥世为中国仇，不即诛灭，当遣河北。彼为兽野心，非我族类……陛下奈何以河南居之？且降众十万，若经数年，孳息略倍，而近在畿甸，心腹疾也。”只有温彦博一人拿出孔子“有教无类”的论据，支持唐太宗。这场大辩论，实际是在讨论对少数民族的看法，是“非我族类”，还是同族同种的兄弟。唐太宗力排众议，让温彦博实施在内郡建羁縻州集中安置突厥降众的办法。温彦博选取朔方之地，从幽州至灵州，建立顺、佑、化、长四州为都督府，又在定襄、云中分设都督府统之。此为羁縻州府之首创。羁縻，笼络也。将少数民族集中安置，保留其风俗习惯和社会制度，由其首领自行管理并可世袭。据《新唐书》《旧唐书》记载，唐朝共建立856个羁縻行政建置，大者为都督府，次者称羁縻州，小的叫羁縻县。其中，灵州境内就有近20个羁縻州。今石嘴山地区也属灵州，况且河东、河西各地向来都是游牧部落的牧场，肯定设有羁縻州，而且不止一个。但由于史籍只列举了少数羁縻州的位置，石嘴山境内的羁縻州之名、安置的是哪个民族，都难以考订。其中，于调露元年（679年）所设六胡州（鲁、丽、塞、含、依、契州）地处“河曲”的盐州之北，又属灵州管辖，其中一个州应在今石嘴山市的黄河东岸。唐代诗人薛蓬有“六州蕃落从戎鞍”的诗句，是说六胡州各族的子弟，都穿上戎装骑上胡马，加入到唐军的行列。事实证明，这种羁縻州制度有利于化解民族矛盾，增进民族团结，还有利于少数民族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文化知识，发展生产力，实现社会进步。经实践检验的好制度不会被废弃。直到明朝，我国一直在实行羁縻州、卫、所制度。第四，通婚和亲。唐太宗在位时，多次与少数民族政权和亲，都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第三节 唐五代石嘴山地区建置
唐代石嘴山地区多数时期属于关内道的灵州管辖。关内道，就是靠近京城的“内地”，也就是“京畿”地区。唐末至五代还曾设独立的警州。这一时期的主要建置有：定远城、定远军、警州、新昌军等。
定远城
是朔方军屯兵重地，在“灵州东北二百里黄河外”，即今平罗县南姚伏镇附近。这个军城筑过两次：据唐代史籍《元和郡县图志》《通典》记载，第一次为景龙元年（707年）朔方行军大总管张仁愿所筑；按《新唐书·地理志》《旧唐书·郭元振传》记载，第二次为先天元年（712年）由朔方行军大总管郭元振筑。两次筑城位置都在“灵州东北二百里黄河外”，而且都属“关内道九军府之一，受节制”，只是时间相差5年。《元和郡县图志》的作者李吉甫、《通典》的作者杜佑都是唐代名臣，当朝人写当时事，应属“信史”。《旧唐书》作者为五代后晋刘昫，《新唐书》作者为宋代的欧阳修、宋祁，虽属后代人写前朝之事，因属“正史”，查阅了大量档案，也不能轻易否定。这座军城筑毕后，也没有毁坏的记载。合理的解释只有一个：张仁愿是始筑，5年后驻军增多不敷使用，郭元振又拓展面积重筑。
开元九年（721年），朔方节度使设立，定远军成为所辖七军府之一，常驻军士7000人，编制战马3000匹。朔方军由于有很多北方游牧民族的战将和士兵，唐诗中称其为“六蕃子弟”（后详）。
定远县
置县时间不详，疑在天宝元年（742年）之后，位置就在定远军城之侧，原名羊马城，是信安王李祎（唐太宗李世民嫡孙）于开元十五年（727年）前后所筑。今姚伏镇田州古塔东，20世纪70年代尚有马场大队，原属通伏乡，现属姚伏镇，很可能就源于“羊马城”。其城池规模不小，唐《元和郡县图志》记载为“幅员十四里”。后在此置定远县，因民户较多，为上等县，上隶灵州，辖今石嘴山市的河西各地，唐末至五代为警州属县。
警州
本定远军城，唐末撤销定远军，于景福元年（892年）设置警州，辖定远一县。五代的后梁、后唐仍为警州。后晋天福七年（942年）四月废州，改置威肃军，隶灵武节度使。
新昌军
是唐初关内道直属九个军府之一，位置在今平罗县东北，即西魏所置临河郡，详址待考。天宝年间（742～756年）撤销，其驻军并入定远军。
石嘴山市的河东地区，在唐代由于黄河的河道变迁，冲毁大片农田，所以没有州、县设置。
第四节 筑定远军城的名将
定远军城始筑者张仁愿
据唐代史籍《元和郡县图志》《通典》记载，定远军城系张仁愿始筑。张仁愿（？～714年），唐朝名将。华州下邽（今陕西渭南）人，本名仁亶，因与唐睿宗名字的发音相似，故改名仁愿。张仁愿在少年时便才华出众，具有文韬武略。武则天当政时，从小官吏做到殿中侍御史。当时御史郭弘霸为巴结武则天，上表称武则天是弥勒佛转世。凤阁舍人张嘉福、王庆之也上表请求将武承嗣立为皇太子。张仁愿被邀请联名上表，结果遭到严词拒绝。此后，张仁愿多次带兵到北边击默啜（后突厥可汗，此时已进入宁夏平原），因功升州刺史。
神龙二年（706年）十月，张仁愿被调回京城，任左屯卫大将军。次年五月，唐中宗李显任命张仁愿为朔方道大总管、御史大夫，屯边以备突厥。朔方道是一个军事机构，驻灵州城（吴忠市利通区古城湾），统管关内道北部军事，因而十分重要。因此，唐中宗特在望春宫设宴为张仁愿饯行，又作诗送别。皇帝如此，朝中大臣岂敢怠慢，一些文臣也纷纷“奉和圣制”作诗。很可惜，唐中宗的诗已失传，在《全唐诗》中仅存刘宪（太仆少卿）、李适（修文馆学士）、李峤（宰相）、李乂（中书舍人）的四首诗，标题都一样：《奉和圣制幸望春宫送朔方大总管张仁愿》。现仅录宰相李峤之诗于后：
玉塞征骄子，金符命老臣。
三军张武旆，万乘饯行轮。
猛气凌玄朔，崇恩降紫宸。
投醪还结士，辞第本忘身。
露下鹰初击，风高雁欲宾。
方销塞北侵，还靖漠南尘。
张仁愿到任后，首战是追击掠夺陇右监牧（监牧使驻原州）马匹的突厥叛众，夜掩其营，大破突厥军，夺回了被掠的牧马万余匹。
此时，默啜正统帅全军西击突骑施（西突厥部落，当时居于新疆东部），北方兵力空虚。张仁愿觉得是个好机会，上疏请求乘虚夺取漠南之地，在黄河以北修筑三座首尾相应的“三受降城”，即可断绝突厥的南侵之路。朔方军与后突厥一直以黄河（在今内蒙古黄河弯曲段）为界，唐军守河南，突厥守河北。河北岸有一拂云祠，突厥每次发兵，都要去祠中祈祷，然后再发兵南下。筑受降城的同时，也要捣毁拂云祠。
奏疏送至京城后，唐中宗召集大臣商议对策。太子少师唐休璟认为，“两汉已来，皆北守黄河，今于寇境筑城，恐劳人费功，终为贼虏所有”，表示反对。但张仁愿认为机会千载难遇，所以执意请求，最后中宗答应了仁愿的请求。张仁愿又上表请求将戍边满期的兵士留下来，以加快工程进度。当时有200名咸阳籍（今陕西咸阳东）士兵不愿筑城，集体逃走，结果被擒获，为严肃军纪，张仁愿将其全部处斩，一时“军中股栗”，无不尽力。经过将士的努力，只用60天便将三城全部筑成。以拂云祠为中受降城（今内蒙古包头西），与东、西两受降城相去各400余里，皆据要津，遥相应接，向北拓地300余里。又于牛头朝那山（今内蒙古固阳东）北设置烽堠1800座。紧接着，张仁愿又组织士兵在“灵武郡东北二百里黄河外”修筑定远军城，俗名东城，并置兵戍守。从此以后，定远军城与三受降城都成为朔方军的屯兵重地。从秦汉到隋朝，朝廷都把河套地区的军事据点布设在黄河内侧。张仁愿打破陈规，把几座城池修到黄河外侧，也是一种首创。
景龙二年（708年）春，张仁愿回朝任职，升任同中书门下三品，成为宰相，并拜左卫大将军，封韩国公。同年秋，张仁愿再次督军备边。后又迁镇军大将军、右武卫大将军。开元二年（714年）因病去世，朝廷追赠他为太子少保。张仁愿为将，号令严明，赏罚分明，御敌有方。在唐朝这一时期的宰相中，唯李靖、郭元振、唐休璟、张仁愿四人被称作“文武兼备”。
定远军城修筑人郭元振
据《新唐书·地理志》《旧唐书·郭元振传》记载，郭元振是另一位修筑定远军城的唐朝名将。
郭元振（656～713年），名震，字元振。魏州贵乡（今河北大名北）人。少有才智，以书法闻名。16岁为太学生时，家中送来40万钱为生活费。有人上门说“五世未葬”，求助丧葬费，郭元振不问姓名，尽数给予。18岁中进士，任通泉县尉。年轻的郭元振负气仗义，不以细务为意，爱打抱不平，还参加过铸造私钱、贩卖人口等违法活动，所得之钱尽赏宾客。这件事传到武则天那里，召他进宫当面责问。郭元振毫不隐瞒，并慷慨陈词。武则天一听非平庸之辈，向其索要所作文章。郭元振献上诗歌《古剑篇》：
君不见昆吾铁冶飞炎烟，红光紫气俱赫然。
良工锻炼凡几年，铸得宝剑名龙泉。
龙泉颜色如霜雪，良工咨嗟叹奇绝。
琉璃玉匣吐莲花，错镂金环映明月。
正逢天下无风尘，幸得周防君子身。
精光黯黯青蛇色，文章片片绿龟鳞。
非直结交游侠子，亦曾亲近英雄人。
何言中路遭弃捐，零落飘沦古狱边。
虽复沉埋无所用，犹能夜夜气冲天。
武则天览毕大为赞赏，令人传抄数十份赏给学士李峤、阎朝隐等人，破格提升郭元振为右武卫铠曹参军。随后出使吐蕃，返回后，上疏反对朝廷正准备实施的“罢河西四郡兵”案，又献离间吐蕃君臣之计，武则天都一一依从。长安元年（701年）任凉州都督、陇右诸军州大使。景云二年（711年）回朝，授同中书门下三品，享受宰相待遇，并代吏部尚书。后又改任兵部尚书。先天元年（712年）调任朔方军大总管。到达灵州后，当即组织士卒在今平罗县姚伏镇东修筑城池，次年又在当地招募健勇5500人驻扎，设置定远军城。从此之后，定远军城即成为朔方军行军集结之所。与此同时，又在今中宁县石空镇西筑丰安军。当年回朝，恢复宰相之职。唐玄宗即位后（712年）进封为代国公，食实封四百户，又令兼御史大夫，持节为朔方道大总管，以备突厥。正准备赴任，时逢唐玄宗于骊山讲武，郭元振只好到场，但军容不整，坐于纛下。唐玄宗大怒令斩，经宰相刘幽求、张说求情，才免其死罪，流放新州。不久，唐玄宗又想起郭元振的旧功，起用为饶州司马。但郭元振自恃功勋卓著，才当个小小的一州司马，怏怏不得志，死于上任途中。后追赠太子少保，有文集二十卷。
羊马城筑城者李祎
李祎（660～743年），唐太宗李世民的重孙，郁林王李恪的孙子。自幼立志，以孝子著称。其父早逝，不但对继母孝顺，而且把继母所生弟弟李祗抚育成人。父亲死后所追赠的临江王，本该李祎承袭王位，但他却坚持要弟弟继承。唐中宗李显嘉其品格高尚，特封为嗣江王。开元时改封信安郡王。公元710年为太子太仆，后历任德州、蔡州等诸州刺史，为政令行禁止，部下及百姓都信服。后升任礼部尚书。开元十五年（727年）任朔方节度副使。因节度使李亨（时为太子）并未到职，所以一切军务、政令都出自李祎。他到定远军城，见军马太多，与士卒同在城中，拥挤不堪，便下令在城西另筑一城，方圆十四里，名为羊马城，又名定远西城，即后来的定远县城；原军城俗称定远东城。开元十七年（729年）升朔方节度使，率领朔方军远征青海，与河西、陇右军共击吐蕃，取石堡城（青海湟源县西南），夺取吐蕃所据之地，拓地千里。后又至河北道大败契丹，因功特准开府，仪同三司。天宝元年（742年）任太子少师，第二年刚被任命为太子太师，随即病故。身前战功卓著，朝中宰相多瞒而不报，极少褒奖，很多人都为其愤愤不平。
第五节 唐代石嘴山水陆交通
民族团结之路——参天可汗道
唐太宗时期漠北的回鹘铁勒十一姓及突厥的数千名首领和代表，沿黄河两岸南下，参加了灵州的民族团结盛会，尊唐太宗为“天可汗”，愿意世世代代友好相处。为了方便漠北各民族进入中原，唐太宗决定修建一条交通大道，由灵州向北直达贝加尔湖以南的回纥衙帐。沿途设立68（一作66）所驿站，备足酒肉，招待进入中原的各少数民族。这条驿道后来取名为“参天可汗道”。唐太宗对铁勒十一姓的首领说：你们来到中原，就像鱼儿找到水池，我再为你们掘深、扩大。又说：只要我在，天下周边各族有不安者安之，不乐者乐之。一代帝王，对少数民族能有如此博大胸怀，怎不令人为之动心！这就是唐贞观之后很多少数民族纷纷要求举部内迁的一个重要原因。
按日行70里设一个驿站计算，参天可汗道共68个驿站，总长约5000里。其控制点是3个：灵州，在今吴忠市利通区古城湾；鷿鹈泉，今内蒙古乌拉特中后旗西北，狼山西北200余公里，距今中蒙边界数十公里；回鹘衙帐，在仙鄂河口之南300多公里（仙娥河即色楞格河，也写作仙萼河，唐代称娑陵水，由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北流，入贝加尔湖）。在今石嘴山境内，参天可汗道的走向基本和今天的京藏高速公路走向相同，即由姚伏经平罗、黄渠桥、石嘴山，在麻黄沟出境。此后，各民族的迁徙、安置，友好往来，都沿此路而行，成了名副其实的民族团结之路。
这条陆上交通线路，完全沿黄河外侧而行，因此又连接了朔方节度使与所辖的“河外六城”。由定远军城向南，行200里经朔方节度使驻地灵州，再向南180里即丰安军城（今中宁石空镇西）。由定远城向北，可达西受降城、中受降城、东受降城和振武军城。此外，在黄河东侧，还有一条秦汉时形成的古道，南可至灵州，北可抵丰州（今内蒙古五原境内）。
黄河水运
唐代石嘴山境内的黄河可通行木帆船，逆流上溯，可抵灵州、丰安军、雄州（今中卫）；顺流下驶，可经三受降城至今山西省西北的河曲、保德。武德七年（624年），唐高祖李渊在朝廷询问群臣：有什么良策能巩固北部边防？将作大匠于筠建议在灵武、五原一段黄河组建“舟师”，以防突厥渡河南下。中书侍郎温彦博附议说：魏挖掘长堑防匈奴，行之有效；我们可利用黄河天堑，于筠的办法可行。李渊当即采纳，一方面招募江南造船工人到灵州造战舰，一方面“大发卒”抽调兵员，组建成黄河上的水师，春夏秋三季行河巡防。唐开元九年（721年）之后，沿黄河南起今中卫市、北至内蒙古托克托县，都属朔方节度使的防区，驻有士兵近7万人，战马4万多匹。这么多的军马，后勤运输的数量庞大，光是制作军衣的布匹，每年需运200万匹。至于军粮，要运几千万斤，其中大多数以水运完成。而从唐太宗到唐肃宗的150多年间，宁夏平原没有战乱，所产粮食自给有余，就装船顺流而下，供应下游三受降城、振武军城各地的驻军。按当时的船型，每船可载26吨多，不但运量大，速度也比牛车快得多。而在唐初和唐末，宁夏平原烽火连绵，农业生产受到破坏，连灵州、定远军城、丰安军城、盐州的军粮，都不能自给，须每年花费60万缗钱，从“北都”（今山西省太原市）购进军粮，再用牛车运到黄河岸边，然后装船逆流而上2200多里，运抵定远军城等地。黄河中走上水的重载船舶，按船的载重量要减载2/3，每船最多只能载9吨，而且全程都靠人力拉纤，所以规定上水重载日行程为30里，空驶40里，下水不分空重日行150里。往定远军城运一趟粮，上水要走80天，下水走15天。上水拉纤，船夫十分辛苦，而且有生命危险，所以《新唐书·食货志》说“溯河舟溺甚众”。贞元年间（785～805年），吐蕃军东进，宁夏南北战火不断。吐蕃多次破坏灌溉渠道，本地粮食绝收，只好再度从山西用船往定远军城、灵州、丰安军城运军粮。唐代的定远军城，又是一个水旱码头。河西各地有大车通往这里，河边还有渡口和码头。
魏少游与六城水运使
黄河水运可以说是朔方军镇的生命线。正因为如此，朝廷在灵州专设六城水运使，管理河外六城的水上运输。到开元二十九年（741年）后，干脆由朔方节度使亲自兼任六城水运使，足见水运的重要性。数年后，又更名为水陆转运使。天宝十五年（756年），唐肃宗李亨在灵州登基。当时由朔方节度使郭子仪兼六城水陆转运使，但他不在灵州，而是率领5万朔方军在河北与安禄山的叛军激战。这样一来，筹备登基事务的重担就落在六城水陆转运副使魏少游的肩上。李亨尚在去往灵州的路上，魏少游便率骑卒千余人，干戈耀日，以整齐的军容到鸣沙县（今中宁县鸣沙镇）奉迎，又准备了威严的仪仗队开道，浩浩荡荡接到灵州城。魏少游知道，太子远离宫廷，又是第一次到边镇，所以一切供应，特别是对生活起居的安排，都计划得十分周到。他又在灵州城大兴土木，殿宇宫闱，都仿照长安城的皇宫，只是规模较小；给诸王、公主，则各建独门小院；饮食起居，“供应穷其水陆”。魏少游本是河北钜鹿人，凭借务实干练、体察上意的本事，从一名小吏做到朔方水陆转运副使。这次迎太子登基，充分利用了他分管水陆运输的优势，获得唐肃宗好感，后升刑部侍郎、洪州刺史、御史大夫，封赵国公，先后四次任京兆尹（管理京都的最高行政长官）。大历六年（771年）三月卒于官，赠太师。
第六节 朔方军镇驻兵重地定远城
朔方军镇的伞形防御线
唐朝初年，北方突厥、回纥等游牧民族势力强大，动辄以数十万骑兵南下掳掠，成为朝廷的主要边患。而灵州正处在军事防御的第一线，所以始终设有级别很高的军事机构，如总管府、都督府、大都督府、行军大总管等。
李渊登基建立唐朝的第二年（619年），因袭隋制设立灵州总管府，节制邻近诸州军事。武德七年（624年）改称灵州都督府。先天元年（712年），设朔方行军大总管，以郭元振为首任总管。他在今平罗县姚伏镇组建了定远军，在今中宁县老石空堡组建了丰安军，分别管兵7000人和8000人。开元二年（714年），名将王睃任朔方行军大总管兼安北大都护，整个河套地区防务受其节制，包括东、中、西三个受降城、振武军、丰安军、定远军和邻近地区的驻军。所有这些，都为朔方军镇的设置奠定了基础。
唐睿宗景云中（711年），首次设立幽州、河西两个节度使。开元九年（721年），又在灵州设立朔方节度使。武则天钦点的状元、此时已任宰相的张说为首任节度使，到天宝初年，全国共设九个节度使，这是唐朝在军事上的一项重大改革。节度使又称军镇、节镇，相当于今天的大军区。节度使授职时赐给双旌双节，总揽防区的军、民、财政，辖区内的各州刺史均为其下属。朔方节度使又称灵武节度使，或由宰相外放，或于任后迁升宰相，其权力很大，统管单于都护府及灵州、夏州、盐州、原州、绥州、延州、庆州等20余州，辖7个军府。其防区包括今天的内蒙古中部、西部，整个河套地区，陕北及陇东地区。从此，朔方节度使成为唐、五代至北宋初年的著名军镇。朔方节度使成立时，总编制兵力64708人，战马24300匹。这只是正常时期的“原额”，而到战时，兵力要超过一倍还多。安史之乱时，朔方军就有甲士十几万，开赴河北直捣安禄山老巢的就有5万。到五代时，一般称灵武节度使，成为朝廷要竭力笼络的割据势力。
唐代朔方军镇的兵马，多数驻扎在黄河外侧的六座军城，统称河外六城。“原额”军马分别为：定远军城，驻今平罗县姚伏镇东，管兵7000人，马3000匹；丰安军城，驻今中宁县老石空堡，管兵8000人，马1300匹；东受降城，驻今内蒙古托克托县，管兵7000人，马1700匹；中受降城，驻今包头市西，管兵6000人，马2000匹；西受降城，驻今内蒙古杭锦后旗，管兵7000人，马1700匹；振武军，驻今呼和浩特市西，管兵9000人，马1600匹。另有经略军，驻灵州城内，管兵27000人，战马3000匹。朔方军镇的防御线像一把撑开的伞：灵州是伞的把柄，六个军城是伞面。
定远军城
定远军城头枕贺兰、足蹬黄河，是塞北江南的北面门户。它的北面约600里为西受降城，西南约380里为丰安军城（中宁县石空镇西）。先天元年（712年），朔方行军大总管郭元振认为“西［受降］城远阔，丰安势孤，中间千里无城，烽堠杳渺”，所以在此修筑城池，以便互为应援。第二年即在新筑之城设置定远军，并在当地招募5500名健兵戍守，成为关内道9个军府之一。开元九年（721年）在灵州设立朔方节度使后，为所辖7个军府之一。由于郭元振招募的健兵很多是当地的少数民族，性格刚毅，尤善于骑射，所以定远军的骑兵略占一半，配备的战马比其他军城多出一倍。天宝年间（742～756年），又将位于平罗县东北的新昌军撤销，其驻军全部并入定远军，使定远军的驻军大增。朔方军在开元、天宝年间是全国最强大的军镇，实有的士兵人数、战马都大大超编。由于郭元振筑的军城只考虑了5500名士兵的住所，现在要驻扎10000多名士兵，还有数千匹战马，实在拥挤不堪。开元十五年（727年），信安王李祎任朔方节度副使，下令在城西另筑一城，名为羊马城。
定远军组建后，东征北伐，南进西援，战功显赫。其将士参加过反击默啜、进攻安禄山老巢河北、拥立唐肃宗登基、收复关中、收复京城长安、西援河西战吐蕃的诸多战事。定远军的士兵以少数民族的“六蕃子弟”居多。薛蓬《送灵州田尚书》诗，在回顾初唐时安置铁勒九姓、置六胡州的历史后写道：“九姓浑羌随汉节，六州蕃落从戎鞍。”意思是，
当年安置的少数民族后裔，现在都成为唐军的骨干了。唐宪忠初年，吐蕃大举进入河套地区，河外六城中的三受降城、振武军城都先后陷落，定远军城变为前沿阵地。元和十二年（817年），吐蕃一方面派使臣论矩立到长安议和，暗中却调兵遣将分路进攻平凉、灵州等地。朔方军北路的定远军首当其冲，经过浴血苦战，定远军大胜，斩敌首级2000级。唐宪宗闻讯，当即扣留以论矩立为首的吐蕃使团，两年后才予释放。
到五代时，定远军城仍为朔方军镇屯兵之所，只是在后晋时更名为威肃军。整个五代时期，中原王朝国力衰败，贺兰山以西、黄河以东、定远军城以北都被党项族、吐蕃族占领，唯有定远军坚挺不拔，是中原王朝西北方向的前沿据点。北宋政权建立后，赵匡胤称帝。他本人原为北周的节度使，就是利用掌握兵权的有利条件，以兵变方式夺取政权的。因此，只要各地的军镇存在一天，他就如坐针毡。开宝二年（969年），赵匡胤设宴招待各节度使，佯装酒醉，道出心里话。诸节度使惶恐不安，下跪交出兵权，这就是“杯酒释兵权”的典故。从此，朔方节度使不复存在，定远军也随之撤销。定远军从公元713年成立到此，历时257年。
第七节 唐末五代石嘴山地区少数民族
后突厥
突厥内迁后又再度兴起，故名后突厥。后突厥于武则天执政时，即公元7世纪末进入石嘴山地区，公元744年灭亡后，散居各地，融入其他民族。
贞观四年（公元630年）东突厥灭亡。贞观八年，唐太宗决定在内郡建羁縻州，选取朔方之地，从幽州至灵州，集中安置突厥降众。石嘴山地区刚好在范围之内，也安置了部分东突厥降众。公元682年，颉利可汗的后裔骨咄禄纠合5000人，在黑沙城（今内蒙古呼和浩特西北）反叛，自称颉跌利施可汗，史称后突厥。公元691年，骨咄禄死，其胞弟默啜继立，拥兵40万，西讨党项及西突厥十姓部落，又远征中亚昭武九姓控制地区，东击奚、契丹等族，扩地万里，漠北各部族大多受其控制，势力稍逊于东突厥颉利可汗强盛时期。万岁通天元年（696年），因助唐平契丹，受封为立功报国可汗。次年，默啜可汗向周（武则天时国号）索取安置在丰（今内蒙古五原南）、胜（今内蒙古托克托西南）、灵（今吴忠市利通区古城湾）、夏（今陕西靖边县红墩涧乡白城子）、朔（今山西朔县）、代（今山西代县）等州的突厥降户及单于都护府（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北）之地，又要求唐朝拨给农具、谷种、缯帛、铁。武则天开始不同意，但后来还是满足了全部要求，给予谷种4万石，杂缯（质地稍差的丝绸）五万匹，农具3000件，铁4万斤。这说明后突厥部众已不单纯以游牧为生，他们在南迁后学会了农业生产。至此，默啜成为盛唐时期北部主要边患。就关内道而言，经石嘴山地区南下，是默啜使用最多的南侵路线。朔方节度使成立前后约50年间，主要任务就是防御默啜。
唐中宗即位后，以裴思谅为灵武道行军大总管，以备突厥。唐神龙二年（706年）十二月，默啜又率兵经石嘴山地区南下，在鸣沙（今中宁鸣沙镇）与朔方节度使沙吒忠义大战，唐军大败，士兵战死达几万人。后突厥骑兵南下至原（今固原）、会（今甘肃靖远）等州，抢走陇右监牧的牧马万余匹，整个宁夏都遭蹂躏。朔方军从成立到北宋初年撤销共200多年，最大的败仗就是这次鸣沙之战。公元708年，张仁愿趁默啜主力西征之机，在黄河以北、阴山以南筑东、中、西三个受降城，又在平罗县姚伏镇筑定远军城，以阻挡其南进之路。但默啜对唐境的侵扰仍未停止。
公元716年默啜出征战死。此后30年间，后突厥逐渐衰落。唐玄宗天宝三年（744年），后突厥国中大乱，朔方节度使王忠嗣率大军趁乱北伐，一举歼灭其十一部，而回纥又出兵杀掉后突厥新立的可汗，牧地尽入回纥。突厥老可汗毗伽可汗的妻子（称可敦）率亲信投奔长安，唐玄宗在花萼楼大会群臣，设宴款待，即席赋事“美其事”，当场宣布封可敦为宾国夫人，每年赠给脂粉钱20万。东突厥的民众，有的留在原地融入回纥，有的南下与汉族相处，还有少部分向西投奔西突厥。
回纥（回鹘）
回纥原居漠北，贞观十九年（745年）大量迁入石嘴山地区。
回纥原属东突厥之一部。最早源于匈奴，后称敕勒或铁勒，隋大业中改称回纥。唐贞元四年（788年）取“回旋轻捷如鹘”之意，又改称回鹘。在很长时间内，部族“无君长，居无恒所，随水草流移”。隋朝时牙帐在娑陵水（蒙古国色楞格河）上，有众10万。东突厥灭亡后，回纥又占据薛延陀牧地。据《新唐书·回鹘上》记载，贞观十九年（645年），回鹘新立可汗吐迷度“与诸部攻薛延陀，残之，并有其地，遂南过贺兰山，境诸河”。这段文字记载，对唐高祖李渊、唐太宗李世民统治时期的石嘴山地区，是最详细的文字记载。它记述了三个问题：第一，在贞观四年（630年）突厥灭亡后，薛延陀趁势南下，占领了今石嘴山的整个河西地区。第二，公元745年，回鹘可汗吐迷度吞并了薛延陀，回鹘诸部又“南过贺兰山”，进入石嘴山市的黄河西岸，与唐朝以黄河为界。第三，薛延陀属于回纥的薛、延陀两姓，此时回纥的铁勒（敕勒）部又有九姓（拔野古、同罗、仆骨、多滥葛、思结、阿跌、契宓、跌结、浑）。这十一姓是贞观年间石嘴山地区的主体民族。
贞观二十年（646年），回纥诸部至灵州降唐。唐置燕然都护府统管仍居漠北的回纥，下有六都督府、七州，均以回纥酋长、俟斤任都督、刺史。又在灵州境内设立近20个羁縻州，安置原在漠北又愿意内迁的铁勒九姓。中唐以后，又有
部分回纥人以经商、贩马、助唐平乱等各种方式，经石嘴山地区南下，其中少数在此定居下来，逐渐融入其他民族。
吐蕃
吐蕃是藏族的前身，于唐代宗广德元年（763）大量进入石嘴山地区。
公元7世纪初，吐蕃在青藏高原兴起。贞观十五年（641年），唐太宗许以宗室女文成公主入吐蕃和亲，弄赞亲自到扎陵湖迎娶。此后，吐蕃与唐朝保持了近30年的友好关系。公元656年以后，吐蕃逐步向内郡扩张。是年灭白兰，公元663年攻灭吐谷浑，占领青海全境。随后又与唐争夺西域控制权，公元670年攻破18个羌族羁縻州及安西四镇。不得已，唐派薛仁贵率十余万军西征至大非川，几乎全军覆没。此后，吐蕃一直实行扩张政策。安史之乱后，更是趁火打劫，大肆东进。剑南、陇南、河西、陇右、西域、陇东乃至原州、盐州等地区，都被攻占。广德元年（763元）甚至攻占京都，在长安抢劫10日，最后郭子仪用疑兵计，才把吐蕃军吓出长安。贞元十三年（797年），吐蕃首领马重英率四万骑攻灵州，并破坏汉渠、御史渠、尚书渠，朔方军在留后常谦光的率领下力保灵州城不失。马重英率部拆毁盐、庆二州的州城后退去。第二年，唐朝派殿中少监崔汉衡出使吐蕃议和。吐蕃赞普提出的条件之一是“云州西尽贺兰山为吐蕃境”，也就是把今天的整个石嘴山辖区划入他的版图，还建议将会盟地点选在贺兰山（后改在平凉清水，即今泾源六盘山镇蒿店村东清水沟门）。这件事说明，在贞元年间（785～805年），石嘴山地区已有大量吐蕃族。元和十二年（817年），吐蕃派使臣论矩立藏到长安与唐议和，而吐蕃兵却在夏州、剑南、平凉等地大肆进攻。其中一路攻入灵州，与朔方军战于定远军城（今平罗姚伏镇）。吐蕃大败退去，被斩首2000级。9世纪中期，吐蕃发生内乱。河西等11州汉族起义归唐，唐军亦组织反攻，收复了近20个州。但很多州县仍为吐蕃部族控制，直到五代都未收复。而整个西北，到处都有吐蕃部落居住，但互不统属。如宁夏平原，到五代末、北宋初时，每个镇都有若干吐蕃乡或村，每个村为一个部落。如位于今平罗县姚伏镇的定远县（北宋初废县为镇），就有四个吐蕃族部落，即：都指挥使麴守荣、麴再遇管理的麴家族；巡检使西逋管理的竾浪族；巡检使越啜管理的富儿族；巡检使遇悉甫管理的小阿父儿族。位于今平罗县东北的临河镇，汉民才67户，而集中居住的吐蕃村有3个，每村百余户，各是一个部族：义征使崖悉逋管理的小父儿一族；巡检副使瘦子管理的鬼悉涡一族；巡检使埋逋管理的鬼悉涡一族。朝廷对这些大分散、小集中的吐蕃部族，采取“以夷治夷”的办法，任命小的部落头领为巡检使，大的部落头领为都指挥使。
党项
党项族是羌族的一支，于唐太宗贞观、唐高宗显庆年间开始迁入石嘴山地区，唐中后期大量进入。
党项族原居青海、甘南、川西北一带，又名“党项羌”。隋朝时与吐谷浑为邻。唐贞观、显庆年间，因不堪吐蕃攻劫，两次降唐内迁共50万人。朝廷在灵州、夏州境设朝、吴、浮、归等十个羁縻州予以安置。石嘴山境内也安置有羁縻州，但州名不详。唐安史之乱后，党项族继续大量迁徙至今陕北、宁夏定居，形成“种落愈繁”的局面。
唐咸通元年（860年）至十四年（873年），党项族首领拓跋思恭占据宥州（陕西靖边城川古城），自称刺史，并建立地方武装。后因平定黄巢农民起义勤王有功，被唐僖宗任为左武卫将军、夏州节度使，赐姓李，封夏国公，节度夏、绥、银、宥四州。至此，由党项首领控制的藩镇形成。五代改称定难军节度使，仍控制陕北五州，表面上臣服中原朝廷。由于有世袭节度使的名号，可以公开扩充军队，李氏集团成为党项族的核心，凝聚力增强，势力逐步扩大至陕北、鄂尔多斯、宁夏东部。五代时，继续大量从甘肃庆阳、环县向灵州境内迁移，灵州、盐州大道沿线的居民，已经全是党项部落。据《宋史·外国六·高昌国》记载，北宋立国后派王延德出使高昌，因盐州地区道路不靖，只好从今陕西靖边县向西北穿过鄂尔多斯草原，在今平罗县陶乐镇附近西渡黄河。渡口的黄河两岸居住着党项族的一个部落，王延德在他的《使高昌行记中》称之为“茅女涡子族”。这个部落对过往行旅比较友善，只要付给一点“打当”就免费提供食宿，钱数也就与食宿费相当。他们的渡河方法让王延德看后很新奇。一种是单人泅渡，“以羊皮为囊，吹气实之浮于水”。显然，这就是在宁夏平原长期流传的“浑脱”，用它可以组并成羊皮筏。第二种办法是“以骆驼牵木筏而渡”。黄河那么宽，需要多长的绳索？绳索没入水中就要承受河水的冲击，多少骆驼才能经住？到底怎么个渡法，王延德没有记载。推断有这种可能：先让骆驼将木筏拉向上游，然后解开绳索，仍用人力划向对岸。到了对岸，用同一方式返回。民国时期石嘴山渡口的木船过渡，就是采用这种原理，只不过将骆驼拉筏变成了人力拉纤。王延德的《使高昌行记》表明，五代末期党项族已大量进入石嘴山地区。
第八节 贺兰山下果园成
隋唐之际的贺兰山
贺兰山南北绵亘200多公里，它挡住了来自蒙古高原的风沙，是石嘴山市的天然屏障。贺兰山又是一道军事屏障，唐代有“边城巨防”之称。检阅史籍，尚未发现突厥、回纥、鲜卑、吐蕃从西面越过贺兰山进入宁夏平原之事，这是因为北方游牧民族都是骑兵，很难翻越高大的山岭。
隋唐之际的贺兰山，在石嘴山境内又名乞伏山，当时生态环境还相当好。
山上森林密布，主要树种有：梓树，树皮呈白色；榆树，树皮为暗灰色；云杉、油松、杜松，呈一片青色；山杨、白桦，呈一片白色。各个树种混杂相间，成为针叶林与阔叶林的混交林。所以，当时的史籍描述为“山有树木青白，远望如驳马”。既有茂密的森林、植被，各种野生动物、鸟类也就有了良好的生存环境。动物最多的是岩羊、马鹿、麝、野猪和野马。鸟类更是品种繁多，不胜枚举。唐代向朝廷进贡的“土贡”中，白膠、青虫、雕、鹘、白羽、麝、野马、鹿革、野猪黄、吉莫靴等，都是出自贺兰山及其山麓的特产。现在中国野生的野马已经绝迹，只有从国外回归、驯养繁殖的普氏野马（即蒙古野马）。但在唐代，这种野马在贺兰山麓尚多，一般行人都可遇见。张籍在《送李骑曹灵州归觐》诗中，就写到这种情形：
翩翩出上京，几日到边城？
渐觉风沙起，还将弓箭行。
席箕［芨］侵路暗，野马见人惊。
军府知归庆，应教数骑迎。
乞伏山与贺兰山的得名
唐代人李吉甫所著《元和郡县图志》说，贺兰山“又北经定远城西，又东北抵河。其抵河之处亦名乞伏山。”这是在说，石嘴山境内汝箕沟以北的一段贺兰山，当时又名乞伏山。十六国到北魏初期，鲜卑族大量进入宁夏，其中居住在河西走廊的乞伏部，也沿黄迁移到贺兰山北段的东麓。久而久之，人们“因族名山”，也就把定远城西到“抵河之处”的一段贺兰山叫成了“乞伏山”。
贺兰山一名，最早见于隋代。《隋书·赵仲卿传》记载有开皇三年（583年）赵仲卿“出贺兰山”击突厥之事。《隋书·地理志》的灵武郡弘静县后也记有贺兰山。到唐代，贺兰山已相当闻名，出现在各种史籍、文学作品中。但是，对贺兰山一名的由来，今天的各种著述却有不同说法。
有人认为：贺兰山一名来源于蒙古语的“骏马”，蒙语骏马的读音为“阿拉善”，然后音转为“贺兰山”。这种说法目前广为流传，1999年版《辞海》贺兰山条的释文也采用此说：“一称阿拉善山，蒙古语贺兰，意即骏马。”这里有三个明显错误：第一，蒙古族形成于12世纪，而贺兰山一名出现于6世纪末的隋代，此时蒙古族尚未形成，更没有蒙古语；第二，历史上从无“阿拉善山”一说；第三，“阿拉善”一名出现很晚，大致在清代，来源于“贺兰山”，先转成蒙古语音，再译成汉文，就变成了“阿拉善”。把贺兰山说成是由阿拉善音转而来，刚好把事情说颠倒了。出现这种错误的根源，可能是最早的《辞源》一书将“駮马”一词误看成了“骏马”：如1979年版《辞源》：“贺兰，山名，山丘多青白草，遥望如骏马，蒙语称骏马为贺兰，故名。”第一部考证贺兰山得名的著述，是唐代的《元和郡县图志》，其卷四灵州保静县后附：“贺兰山，在县西九十三里。山有树木青白，望如駮马，北人呼駮为贺兰。其山与河东望云山形势相接，迤逦向北经灵武县，又西北经保静县西，又北经怀远县西，又北经定远城西，又东北抵河。其抵河之处亦名乞伏山。在黄河西，从首至尾，有像月形。南北约长五百余里，真边城之巨防。山之东，河之西，有平田数千顷，可引水溉灌，如尽收地利，足以赡给军储也。”北宋乐史的《太平寰宇记》废弘静县贺兰山也说的是“駮（驳）马”。可见《辞源》的“骏马”确实有误。此外，把“山有树木青白”改为“山丘多青白草”，也属附会，脱离当地实际。到过贺兰山的人都知道，这里山体高大，山下只有洪积扇，绝对找不到山丘。
何谓“驳马”？古人更多将其解释为一种树木。如陆玑疏云：“驳马。梓、榆也。其树皮青白驳荦，遥视似驳马，故谓之驳马。”《山海经》说成是一种能食虎豹的怪兽，但这种怪兽无人见过，应属传说。唐人杜佑的《通典》说是一种青白相间、斑驳色的马：“马色并驳，故以名云”。《新唐书·北狄》记载为一个国家：“又有驳马者，或曰弊剌，曰暹罗支，直突厥之北，距京师万四千里。”。《元和郡县图志》说的“山有树木青白，望如驳马”，显然是指树木有青有白，就像斑驳色之马。而在这里居住的北方游牧民族（即“北人”），说“驳马”的发音就是“贺兰”，贺兰山也就因此而得名。由于《元和郡县图志》是唐代地理名著，又是第一个考证贺兰山的得名，所以宁夏学术界很多人同意这种观点，即得名于游牧民族称驳马的发音。
学术界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贺兰山的得名，来源于北方游牧民族的某个部落。这个部落长期居住在贺兰山麓，最后以族名山。至于到底是哪个民族的哪个部落，则各有见解。有说是匈奴的黑赖种，有说是匈奴的黑狼、贺赖部……但更为接近的，应是鲜卑族的贺兰部。据《魏书·序纪》记载，在北魏统治集团拓跋部兴起时，另一个强盛的鲜卑部落就是贺兰部。他们敢于和炀皇帝拓跋纥那分庭抗礼，另立翳槐为烈皇帝，废掉烈帝。13年间，上演了两废两立的兴废史。他们拥立的拓跋翳槐最终形成大气候，将帝位传给了他的弟弟什翼犍。什翼犍统治鲜卑达39年久，给拓跋珪建立北魏政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灭刘卫辰之后，贺兰部即进入宁夏平原。因久居贺兰山下，“以族名山”也就顺理成章。当代人有复姓“贺兰”的，也源于鲜卑的贺兰部。《太平寰宇记》也认为“贺兰”的得名与鲜卑族有关：“贺兰山在县西九十三里，山上多有白草，遥望青白如驳马，北人呼驳马为贺兰。鲜卑之类多依山谷为氏族，今贺兰姓者皆以此山名。”至于鲜卑族的贺兰部又因何而得名，则可能与“驳马”有关。这个部族以青、白相间的斑驳色“驳马”命名，而按他们的语音叫做“贺兰部”。
唐诗中的贺兰山
《全唐诗》中，能找到很多吟诵贺兰山的不朽诗篇，其中脍炙人口的当首推韦蟾所作《送卢潘之朔方》。贺兰山下果园城［成］，塞北江南旧有名。水木万家朱户暗，弓刀千骑铁衣明。心源落落堪为将，胆气堂堂合用兵。却使六蕃诸子弟，马前不信是书生。
全诗写出了唐代宁夏平原（当然也包括石嘴山地区）的景象：贺兰山下的果园中，为什么硕果累累？是因为这里早就是闻名于世的塞北江南了。在江南水乡的大场景中，千家万户掩映在林木繁阴之中。在交通大道上，行进着整齐的骑兵队伍。诗人在此笔锋一转，接着写地处边塞的贺兰山英雄男儿：落落大度有为将之才；胆气堂堂有退敌之策；虽说都是“六蕃子弟”，但一上战场，个个都英勇善战。这首诗的作者韦蟾，生年不详，卒于唐懿宗咸通末（873～874年），字隐珪，下杜人，大中年间中进士，初为徐商掌书记。咸通末，卒于尚书左丞任上。韦蟾所作诗，今存10首。前面引用的这首诗，应作于大中年间，此时唐军在与吐蕃的战争中取得了阶段性胜利。诗中的“六蕃诸子弟”，与薛蓬《送灵州田尚书》诗中的“六州蕃落从戎鞍”，都是指朔方军中“六胡州”各少数民族的后裔。
在唐代诗人中，有一位著名的边塞诗人王维，他曾经与一位戍边的老将促膝谈心，并把他的经历写成长诗《老将行》。这位老将少年从军，英勇善战，曾升至云中（今包头市西）守捉。但到中年即退役回家卖瓜种柳，生活凄苦。进入老年后，又应召到贺兰山下再度从戎。老将在何处戍守，诗人没有明说。但考证王维所处时代在“贺兰山下”的屯兵之地，只有一个定远军城，即今平罗县姚伏镇。因此，这首上乘之作描写的“老将”，很有可能就是定远军的低级军官。全诗如下：
少年十五二十时，步行夺得胡马骑。
射杀山中白额虎，肯数邺下黄须儿。
一身转战三千里，一剑曾当百万师。
汉兵奋迅如霹雳，虏骑崩腾畏蒺藜。
卫青不败由天幸，李广无功缘数奇。
自从弃置便衰朽，世事蹉跎成白首。
昔时飞箭无全目，今日垂杨生左肘。
路旁时卖故侯瓜，门前学种先生柳。
苍茫古木连穷巷，寥落寒山对虚牖。
誓令疏勒出飞泉，不似颍川空使酒。
贺兰山下阵如云，羽檄交驰日夕闻。
节使三河募年少，诏书五道出将军。
试拂铁衣如雪色，聊持宝剑动星文。
愿得燕弓射大将，耻令越甲鸣吾君。
莫嫌旧日云中守，犹堪一战取功勋。
诗中叙述了一位老将的经历。他一生东征西战，功勋卓著，结果却落得个“无功”被弃、不得不以躬耕叫卖为业的可叹下场。边烽再起，他又不计恩怨，请缨报国。作品揭露了统治者的赏罚不明、冷酷无情，歌颂了老将的高尚节操和爱国热忱。《老将行》的创作时间为开元二十五年（737年），王维奉命出使河陇。他的另一首名诗《使至塞上》也写于此时单车欲问边，属国过居延。
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
塞上就是指今天的宁夏。“萧关逢候骑（一作堠吏），都护在燕然”之句，是说他走到萧关（唐萧关县，705～707年置，在今海原李旺镇北），向人打听去燕然都护府（今内蒙古五原县北乌加河北岸）的路怎么走。答案不必细说，去燕然都护，当然要经过石嘴山。但目前一般著述认为，王维这次去的地方是凉州（甘肃武威）。凉州是不是属于“塞上”？在开元盛世算不算“边”？“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景观，是写凉州，还是写燕然都护府？王维是否到过石嘴山？在什么地方遇见“老将”并详细了解其一生经历？会不会就在定远军城？由于《新唐书》《旧唐书》中的《王维传》十分简略，这些问题都难做定论，只能留待有志者去研究。但从这首诗的内容看，王维很可能经过石嘴山，也到了燕然都护府。
另一位著名的唐代大诗人贾岛，也在诗中提到了贺兰山。是他一位姓李的朋友，要到朔方军任“骑曹”（朔方节度使下属军职），所以写了一首赠别诗《送李骑曹》：
归骑双旌远，欢生此别中。萧关分碛路，嘶马背寒鸿。
朔色晴天北，河源落日东。贺兰山顶草，时动卷帆风。
“李骑曹”只是朔方节度使帐下的一名军吏，在《全唐诗》中，还有张籍、郎士元也为他到朔方军赴任写过赠别诗，说明他人很正派，交的朋友多。安史之乱后，吐蕃不断侵扰，贺兰山下战火纷飞，顾非熊的《出塞即事》诗，说“贺兰山便是戎疆……无限城池非汉界”。卢汝弼在《边庭冬怨》诗中，为我们留下了夜战中，朔方军将士奋力保卫家乡的场景：“朔风吹雪透刀瘢，饮马长城窟更寒。夜半火来知有敌，一时齐保贺兰山。”卢弼是晚唐诗人，这首诗作于唐昭宗中期，是《和李秀才边庭四时怨》中的一首《冬怨》，写于890年前后。此时，贺兰山下，烽烟昼夜不断，定远军已成为朔方节度使最北面的据点。
咏贺兰山唐、五代诗三首
出塞即事
[唐]顾非熊
贺兰山便是戎疆，此去萧关路几荒。
无限城池非汉界，几多人物在胡乡。
诸侯持节望吾土，男子生身负我唐。
回望风光成异域，谁能献计复河湟？
梁司马画马歌
[唐]顾况
画精神，画筋骨，一团旋风瞥灭没。
仰秣如上贺兰山，低头欲饮长城窟。
此马昂然独此群，阿爷是龙飞入云。
黄沙枯碛无寸草，一日行过千里道。
展处把笔欲描时，司马一騧赛倾倒。
塞上
[五代]谭用之
秋风汉北雁飞天，单骑那堪绕贺兰。
碛暗更无岩树影，地平时有野烧瘢。
貂披寒色和衣冷，剑佩胡霜隔匣寒。
早晚横戈似飞尉，拥旄深入异田单。
隋代突厥兴起并进入河套地区。位于河东的历城郡、灵武县，既是突厥骑兵南下的必经之地，又是隋军反击突厥的战场。隋初的17年间，突厥常以骑兵南下掳掠，邻近郡县，民无宁日。他们一般从石嘴山的黄河东岸出发，然后经灵武郡、鸣沙南下，至陇东、陇西、陕北甚至关中各地。开皇三年（583年），突厥达头可汗领骑兵40万跨过历城郡，到今海原县后分作两路：一路向西，扫荡今天水、兰州、武威等地；一路向东，掳掠今庆阳、绥德、延安各地。数十州郡烽火连绵，百姓遭殃，不但六畜、粮食被抢光，甚至青年男女也被掳去当奴隶。直到开皇十八年（598年），隋文帝才派蜀王杨秀出灵武道击突厥。次年，又派右仆射杨素、柱国李彻和韩僧寿出灵武道击突厥。杨素率军从灵州沿黄河东岸北上，刚过历城郡（今平罗陶乐镇西南），与达头可汗精骑10万遭遇。隋军带有大量战车，杨素一改惯例，变车阵为骑阵与之对决。达头可汗大败而逃，隋军斩获无数。开皇二十年（600年），隋文帝再派晋王杨广和杨素出灵武道击败突厥。此后，历城郡安定了10多年。605年，杨广登上皇位，史称隋炀帝。为与其名“避讳”，广润县也在这一年更名为灵武县。618年，李渊借农民起义之势灭隋称帝，建立唐朝，定都长安，改年号为武德。唐代早期分全国为十道，后增为十五道。今石嘴山地区多数时期属于关内道的灵州管辖，其行政建置与隋朝相比，变化很大。一是河东地区因黄河游荡冲刷，耕地大量减少，原设的历城郡不复存在，灵武县也迁往今青铜峡邵岗堡西。由此迄清末，河东地区再无郡、县级行政建置。二是河西地区在唐朝建立后130多年有军无县，没有行政建置。原有的临河郡、临河县在唐初即被撤销。开元盛世之后，因人口日渐增加，才在今平罗县姚伏镇附近新设定远县，唐末升为警州。三是河西地区军事地位日显重要，成为关内道、朔方军的屯兵重地。天宝年间以前，整个关内道数十州，包括今陕西秦岭以北、内蒙古中部和西部、宁夏全境、甘肃的陇东，一共才设9个军府，而石嘴山就占了两个：新昌军和定远军。天宝年间撤销新昌军，其兵马并入定远军。从此，定远军兵力更加强盛。石嘴山地区山河交锁，西有贺兰山之固，东有黄河天堑之险，是宁夏平原的北大门，历代为兵家所必争。修筑定远军城的决策者，是武则天时代四位名相中的两位，即张仁愿和郭元振。他们都是赫赫有名的战将，又都从宰相任上调任朔方行军大总管，自然对石嘴山地区的战略地位十分清楚。所以，张仁愿先于景龙元年（707年）在今平罗县姚伏镇东筑定远城，6年后郭元振又在原地拓展重筑。又过约20年后，兵马倍增，原来的城池不敷使用，信安王李玮在城西另筑一城，取名羊马城，又称定远西城，作为安置军马专用。后来新设定远县，又将羊马城重新修缮作为县治。从此，今平罗县姚伏镇就有了“一地两城”。
定远军刚设置时，只有健勇（步兵）5500人。开元九年（721年），朔方节度使在灵州成立，其兵力主要部署在黄河外侧的六座军城，统称“河外六城”，定远军城是其中之一，编制军士7000人，战马3000匹。此时新增了骑兵，所以配备了战马。到天宝年间，兵员已近2万。定远军的战将和士兵中，有很多是在各羁縻州、“六胡州”招募的北方游牧民族后裔，即“六蕃子弟”，其性格刚勇，能征惯战，在保卫家乡、平定安史之乱、收复关中和京都长安的战事中战功卓著。在贞元年间反击吐蕃的战事中，定远军的将士曾一次斩首2000级。唐代大诗人王维《老将行》中的“贺兰山下阵如云”，就是对定远军城的真实写照。
石嘴山地区位于黄河与贺兰山之间，在唐代仍是民族融合的走廊。突厥、回纥的特勒十一姓（一作九姓）、吐蕃、党项等10多个民族，曾在这里和睦相处，共同浇灌黄河文明之花。贞观十五年（641年），居住在杭爱山北麓的薛延陀首领夷男，派其叔父、专使两次到长安请求下嫁公主和亲，每次都驱赶数万头牲畜、携带数万张貂皮作为聘礼，经过石嘴山地区，长途跋涉5000多里，往返于漠北、长安间。贞观二十年（646年），唐太宗亲幸灵州。漠北的铁勒十一姓及回鹘、突厥的数千名酋长、俟斤，也沿黄河西岸南下灵州。唐太宗在帐幕中“张饮高会”，盛情款待各族首领。为了方便漠北各民族进入中原，唐太宗还决定修建一条参天可汗道，由灵州沿黄河西岸向北，直达娑陵水（今蒙古国色楞格河，北流注入贝加尔湖）上的回纥衙帐。沿途设立68所驿站，建馆舍备食宿，免费招待进入中原的各民族、各部落使节。这条“民族团结之路”，自南而北穿过石嘴山市境。唐太宗又在灵州境内设置约20个羁縻州，安置愿意内迁定居的漠北游牧民族。石嘴山境内的贺兰山麓、黄河之滨，也成为他们生息繁衍的乐土。唐中后期，吐蕃族、党项族大量进入石嘴山地区，在今平罗县的姚伏镇、县城的东北，形成若干具有“自治”性质的“民族乡”“民族村”。朝廷让其部落首领担任乡都指挥使或村巡检使，对内部自行管理。经过岁月的磨洗，这些民族后来都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之中。
石嘴山市西屏贺兰山，东依黄河。贺兰山之名，首见于隋朝，在唐代史籍、诗文中广为使用。它的得名，与当时的生态环境有直接关系，也与山下居住的游牧民族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当时的贺兰山，森林密布，有的树呈青色，有的树泛白色，形成“山有树木青白，远望如驳马”的景观。而居住在这里的游牧民族，又将“驳马”叫做“贺兰”，贺兰山也就因此而得名。也有人认为，它是因匈奴或鲜卑族中的曷拉、黑赖、贺赖或贺兰部久居山下而得名。唐代把今汝箕沟口以北的贺兰山叫做“乞伏山”。“乞伏”就是一个鲜卑部族之名。乞伏山有茂密的森林、植被，栖息着各种野生动物、鸟类。山中最多的动物是岩羊、马鹿、麝、野猪和野马。山林中更是鸟类的天堂，雕、白鹘、蓝马鸡是其中的珍禽。唐代诗人中，也留下不少吟诵贺兰山的佳韵。韦蟾所作《送卢潘之朔方》、王维的《老将行》、贾岛的《送李骑曹》、张籍的《送李骑曹灵州归觐》等，都流传至今。黄河对于石嘴山而言，除了水利灌溉，还有水上运输之便。唐代石嘴山境内段黄河可通行木帆船，逆流上溯，可抵灵州、丰安军、雄州；顺流下驶，可经三受降城至今山西省西北的河曲、保德。武德七年（624年），唐高祖李渊甚至决定在灵武至五原的黄河中组建水师，以防御突厥渡河南下。开元九年（721年）后，朔方军的粮草供应，大多数依赖水运。当时的六城水运使、六城水陆转运使，就是专门管理包括定远军城在内的驻军后勤运输。正常情况下，是将灵州所产粮食，顺流而下运抵三受降城、振武军城。在灵州遇到战乱或粮食歉收时，则从山西太原购进粮食，用牛车运到黄河边，然后装船，逆流而上运抵定远军、灵州或丰安军。
第一节 隋朝灵州北境
隋朝石嘴山地区行政建置
北周大定元年（581年）春，早已把持朝政的丞相杨坚（541～604年），以“禅让帝位”的方式，废掉北周才6岁的静帝宇文衍，建立隋政权，改元开皇，史称隋文帝。开皇八年（588年），杨坚派晋王杨广率领51万大军向南方陈朝发动总攻。次年正月元旦清晨，隋朝大将韩擒虎、贺若弼在漫天大雾的掩护下，分别率领军队渡过长江，一举灭掉南朝的陈国，结束了中国南北朝对峙的局面，实现了统一大业。隋开皇三年（583年），废除北周的州、郡、县三级建置郡，只存州、县两级。大业三年（607年），又改为郡、县两级建置。按《隋书·地理志》记载，石嘴山地区的行政建置有：
河西地区，初设临河郡，上隶灵州，下管临河一县，郡、县同治一地，在今平罗县东北，辖今石嘴山市黄河以西各地。临河郡系西魏所置，北周、隋初予以保留。开皇三年（583年）撤销临河郡，只保留临河县建置，上面直属灵州管辖。大业三年（607年），又恢复临河郡，仍辖临河一县。即建安县，郡、县同驻历城（今陶乐镇西南），辖今石嘴山市、银川市的黄河以东各地。开皇三年（583年）撤销郡级建置，保留建安县，上面直属于灵州。开皇十八年（598年）将建安县更名为广润县。大业元年（605年），隋炀帝杨广即帝位，为避名讳，将广润县改名为灵武县。大业三年（607年），又恢复历城郡，仍辖灵武一县。
杨素出灵武击突厥
隋朝建立后，居住在我国北方的突厥也强大起来，经常以骑兵从河套地区南下掳掠。突厥南下，基本不走石嘴山地区的黄河西岸，黄河东岸才是他们南下的出发线路，然后经灵武郡、平凉郡（隋平凉郡在今固原市原州区）至陇东、陇西、陕北甚至关中掳掠。南下抢掠的骑兵队伍，动辄数万，最多时达40万。整个宁夏及关陇百姓苦不堪言，一旦遇上，家业、畜产一扫而光不说，青壮劳力还被掳去当奴隶，青年妇女则掳去做妻妾。但是，隋朝初年因忙于统一战事、整顿内部，朝廷还无力开展对突厥的全面出击。直到开皇十七年（597年）后，才年年派大军主动出击，灵州（或灵武郡）便成为抗击突厥的前沿阵地。从灵武郡沿黄河东岸到今石嘴山黄河大桥一线，也就成为双方兵锋所指的“灵武道”。唐代魏徵修《隋书》，都把几次击突厥的战事记作“出灵武道”。隋朝以“灵武”命名的地方有两个：一是灵武郡，系大业三年（607年）以灵州改置，在今吴忠市利通区古城湾。另一个就是位于今平罗县陶乐镇西南的灵武县，系仁寿元年（601年）以广润县更名。因此，“出灵武道”，也可以理解为出灵武县。
整个隋朝，共有四次派大军经石嘴山地区击突厥。第一次为开皇三年（583年），突厥南下关陇地区抢掠，隋文帝任命赵仲卿为行军总管，与河间王杨弘“出贺兰山”，即沿黄河西岸北上反击。但他们选错线路，结果连突厥兵的影子都没见到，“无敌而还”。第二次为开皇十八年（598年），隋文帝诏令蜀王杨秀出灵武道击突厥，也无战果可言。次年，又派右仆射杨素率领柱国李彻和韩僧寿出灵武道击突厥。开皇二十年（600年），晋王杨广（后登基称隋炀帝）又与杨素出灵武道击突厥。这四次击突厥，以杨素功劳为最大。
杨素（544～606年），字处道，弘农华阴（今陕西华阴）人，隋朝名臣、诗人，杰出的军事家、统帅，隋朝的开国元勋。杨素原为北周名将，因功封成安县公，食邑1500户。后助杨坚建立隋朝，并参与隋朝法律的修定，被封为上柱国。开皇四年（584年），拜御史大夫。杨素统帅隋军，在灭南朝陈国的战争中立下显赫战功，进封越国公，转内史令、右仆射（宰相）。杨素“多权略，乘机赴敌”，治军严厉，部下如有违犯军令者，立斩不赦，绝不宽容。杨素在对突厥的战争中，最著名的是与达头可汗的一战。
开皇十九年（599年）二月，前方传来谍报，达头可汗正部署制造攻城器械，准备大举南下进攻内地郡县城池。隋文帝命令汉王杨谅为元帅（实际未亲临前线），以杨素出灵武道，尚书左仆射高颎出朔州（治善阳，今山西朔县），上柱国燕荣出幽州（治蓟县，今北京城西南），三路夹击突厥。
四月，杨素带领大军沿黄河东岸北上，刚过历城郡（今平罗县陶乐镇西南），与达头可汗所率突厥主力遭遇。中国的车战之法，从春秋战国一直沿袭下来。隋军带有大量战车，按以往的战法，每遇突厥骑兵，将领便成方阵，把步兵、骑兵护在中央。阵外四周遍设鹿角、蒺藜。杨素认为“此乃自固之道，非取胜之方”，力排众议，摒弃车阵改为骑兵在前的骑阵。突厥兵民善骑射，以骑阵对决，正是投其所好。所以，达头可汗闻讯，大喜道：“此天赐我也。”下马仰天而拜，然后指挥精骑10万冲阵，结果大败而逃，其众死伤不可胜数。战后，隋文帝下诏褒奖，赐杨素缣两万匹，加其长子杨玄感大将军，其余诸子杨玄奖、杨玄纵、杨积善都有升迁。后来杨素拥立隋炀帝有功，进位司徒，改封楚公，随即病死。杨素工草隶书，善属文，有集十卷，今皆不存。
杨广击突厥与广润县的更名
杨广（569～618年），是隋文帝的次子，604年即帝位，称隋炀帝，在位15年。杨广年轻时武艺高强，诗也写得很好，可称文武全才。589年，年仅20岁的杨广被拜为隋朝兵马都讨大元帅，统领51万大军南下向富裕的陈朝发动进攻，以完成统一大业。“长江天堑，古以为限”，朝臣都认为无必胜把握。可隋军在杨广的指挥下，纪律严明，英勇善战，一举突破长江天堑。隋军所向披靡，对百姓则“秋毫无犯”，对陈朝的库府资财“一无所取”，博得了广泛赞扬，“天下皆称广以为贤”。这次战役，结束了300年来中国的分裂、战乱时代，杨广功不可没。
隋朝设在今平罗县陶乐镇的广润县，后改名灵武县，就与隋炀帝有直接关系。隋炀帝在当晋王时，曾与杨素同出灵州道击突厥。开皇二十年（600年）四月，突厥步迦可汗率兵进犯隋边。隋文帝命晋王杨广与杨素出灵武道，同时又令汉王杨谅、柱国史万岁出朔州（治善阳，今山西朔县），合击步迦可汗。这次出兵，杨广路过了历城郡广润县，县名就有个“广”字。登基之后，立即将广润县更名为“灵武县”，以避名讳。也因为这次出兵，杨广为培植自己的势力，放下“王”的架子与杨素结交。后来，隋文帝废太子杨勇，立次子杨广为太子，杨素起了重要作用。隋炀帝即位后，立即升杨素为尚书令，以示报答。杨广登基为帝后，在物质生活上与登基前判若两人，不但荒淫奢靡，而且又营建东都洛阳，大造宫殿、园林供自己享乐，迫使百姓无偿劳役，严重破坏了生产力。他甚至下令造“观风行殿”，殿上载歌载舞，盛陈文物，除了乐伎、歌舞伎，还有30多个外国使节、数百名侍卫都在上面；再装上许多车轮，让宫女拉着这个庞然大物出巡“观风”。后来，他从大运河南下游玩，在江都（今江苏扬州）被禁军将领宇文化及缢死，隋朝38载而亡。史学家对隋炀帝的评价是荒淫之君，但在中国历史上也有两大贡献：一是所修建的大运河，成为中国南北交通大动脉，也是世界上最早的人工运河，至今仍在使用；二是亲自领兵西征，击败吐谷浑王国，首次在今青海省设立鄯善、且末、西海、河源四郡。
第二节 唐代民族交往大通道
突厥衰落
在唐王朝存在的280多年间，石嘴山地区一直是北方游牧民族迁移、交往、融合的大通道。突厥、回纥、铁勒各部落迁到内郡安置，中原朝廷遣使到漠北诸部，漠北各游牧民族入唐都长安进贡、请封甚至请婚送聘礼，都要经过包括石嘴山地区在内的古灵州地界。这条大通道的形成，与唐代初期击突厥，灭薛延陀及唐太宗的灵州之行有直接关系。
突厥是公元6世纪兴起的游牧部落，原在阿尔泰山西南、准噶尔盆地北，后迁移至吐鲁番盆地西北。西魏之初，其首领土门击败铁勒，552年又率兵东进大败柔然，然后自称可汗。至隋立国，已统治整个漠北和天山南北、中亚东部。突厥各部经常入隋境掳掠，从灵州、上郡、原州进入尤多。583年，因内乱分裂为东突厥、西突厥。西突厥统治西域，东突厥统治漠北至河套地区。到唐朝建立时，东突厥已十分强大，史称“东自契丹、室韦，西尽土谷浑、高昌诸国，皆臣属焉，控弦百余万，北狄之盛未之有也！”唐高宗李渊下令在灵州、五原设水师布防巡逻，严防东突厥渡河南下。但处罗可汗之子郁射设仍率部众万人越过黄河，入居套内，唐朝只能“以灵州为塞”。颉利可汗更是经常率部南下灵州、原州掳掠。武德七年（624年）八月，颉利、突利可汗从原州“连营而南”，关中震恐。玄武门之变后，他甚至率骑兵攻到渭河便桥上，与唐太宗隔岸对话。随后，突厥内部的薛延陀、回纥、拔也古等部叛乱，唐太宗于贞观四年（630年）趁势部署数路大军合击，突利可汗投降，颉利可汗被俘，东突厥遂亡。与此同时，西突厥也发生了内乱，659年，唐朝派大将苏定方剿灭，北方边患大大缓解。
薛延陀败亡
东突厥灭亡后，漠北尽为薛延陀所有，有控弦之士20万。薛延陀原属回纥的铁勒部，与薛姓杂居，后灭延陀，故称薛延陀。隋末始有可汗，名乙失钵。唐贞观二年（628年），乙失钵的孙子夷男率部七万帐投归突厥的颉利可汗。过了一年多，见颉利势衰，又反攻颉利。铁勒诸姓附和，并共推夷男为新可汗，夷男推却“不敢当”。此时唐太宗正部署大军攻颉利，就暗中派游击将军乔师望带着诏韦、鼓纛，前往漠北册封夷男为“真珠毗伽可汗”。夷男遣使致谢，建衙帐于郁都斤山（今杭爱山）北麓仙娥河上源（今蒙古国色楞格河西源），南距长安5000里。贞观四年（630年），突厥颉利部被唐军消灭，夷男率部趁势东扩，回纥诸部莫不款附，势力范围达整个漠北。这是唐与薛延陀关系的第一阶段——分化利用阶段。
贞观十五年（641年），夷男派其叔父向唐朝请婚，并献马3000匹、貂皮3.8万张为聘礼。唐太宗当即谢绝通婚。第二年，夷男再次派使臣至长安请婚，带的聘礼更多，有马5万匹，牛和骆驼共1万头，羊10万只。这两次请婚，送那么多的家畜，光驱赶牲畜的人过千数，从今内蒙古的五原、磴口、乌海，经石嘴山市的黄河西岸南下，在青铜峡市叶盛附近渡黄河至灵州，然后进入长安。早先突厥选黄河东岸南下，是因为鄂尔多斯草原有他们的部落。薛延陀选黄河西岸，是因为这里都是他们的部落，更何况他们的衙帐偏西，不可能绕道走黄河内侧。
唐太宗与群臣计议和亲之事，大臣多反对。唐太宗认为，薛延陀一再要求和亲，我们有两种选择：派兵10万击之，使无遗种，是百年之计；不和亲但尽量安抚，搞好关系，可以减少边患，大概可以维持30年。到底哪种办法好？此刻他心中想的，依然是拒绝和亲。房玄龄说，现在大乱刚过，疮痍未愈，战虽能胜，到底对国家不利，不如和亲更好。唐太宗猛醒称善，决定以亲生的第十六女新兴公主下嫁夷男。当天晚上，唐太宗设宴盛情款待请婚使者突利什，并让群臣作陪，陈宝器，奏十部乐。唐太宗诏告使臣：约期让夷男带更多聘礼到灵州迎娶；我“将幸灵州以成婚”。这是唐与薛延陀关系的
第二阶段——议婚阶段。
使臣回到漠北后，夷男十分张狂，对诸部可汗说：“我本铁勒小帅，上以我为可汗，公主以妻我，乘舆为我幸边，孰与我荣？”骄奢之意溢于言表，已惹得诸可汗、酋长离心；又为聘礼强行征敛，惹得部众怨恨。薛延陀是游牧部落，国中既无府库，部落居住又很分散。现在要临时准备数十万牛羊、马匹、貂皮，国内征调，已是往返千里。其衙帐距灵州3700余里，沿途多是荒漠沙碛，又乏水草，数十万头牲畜尚未赶到灵州，已死其大半，最后还是违了婚期。这样，唐太宗便有理有节地停幸灵州，公开下诏停止和亲。对唐太宗的这次“绝婚”，当时就有大臣提出质疑，后代史家亦多有贬词。司马光著《资治通鉴》写到这里评论道：“孔子称去食、去兵，不可去信。唐太宗知薛延陀不可妻，则初勿许其婚可也。既许之，乃复恃强弃信而绝之……可羞也！”然而，事态的发展，竟一如唐太宗所料：夷男和亲不成被羞辱，引起亲信侮谩；搜刮聘礼，遭到民众怨恨；他本人羞愧难当，不到两年便恚愤而死；他的两个儿子分统其国，却又自相残杀；铁勒诸部失去凝聚力，相继叛离。贞观十九年（645年）十二月，唐太宗派李道宗、李世勣、阿史那社尔等一举灭掉薛延陀，回纥十一部皆归附唐朝。其中李道宗一路，从灵州出发，沿石嘴市的黄河西岸北上。这是唐与薛延陀关系的第三阶段——薛延陀瓦解阶段。
唐太宗灵州之行
薛延陀灭亡后，北部边境安定，铁勒诸部均表示内附。在这种形势下，大病初愈的唐太宗决定亲幸灵州，抚慰内附的回纥、铁勒诸部，当然也有炫耀“北荒悉平”之功的成分。
贞观二十年（646年）秋八月，御驾从长安出发。第二天刚到泾阳，朝中信使来报：铁勒、回纥、拔野古、同罗、仆骨、多滥葛、思结、阿跌、契宓、跌结、浑、斛薛十二部各遣使入贡，并说，薛延陀可汗公开与大国抗衡，现在部落像飞鸟各归林，他自己也下落不明；我们各有领地，请朝廷派遣官员前来管理。唐太宗诏令他们都到灵州会聚，自己继续北上，共走了36天才抵达灵州。
此时，回纥、铁勒十一部的酋长、俟斤等首领数千人已云集灵州。唐太宗举行盛大宴会招待，因人数太多，只能搭上许多帐幕依次会见，并宣布将各族首领数千人任命为唐朝的地方官，在原地管理其部众。朝廷不再另外派遣汉官。
唐太宗奠定的民族怀柔政策
这次灵州盛会，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民族团结盛会，既彰显了唐朝的国威，更昭示了唐太宗以包容、怀柔、安抚为主的民族政策。
唐太宗雄才伟略，在处理民族问题上有其特殊贡献，对唐朝乃至后来几个朝代的民族关系都有深远影响。其民族政策可归纳为四点。第一，统一是基础。实现中华民族的统一，制止分裂，是唐太宗民族政策的基石。第二，以安抚为主。漠北的突厥、薛延陀灭亡后，敕勒十一姓（一作铁勒九姓）慑服。唐太宗不失时机地到灵州抚慰。敕勒、回纥的酋长、俟斤、使节，参加者达数千人之多，愿世世代代友好相处。第三，首创羁縻州府制度。贞观八年（634年），朝廷讨论如何处置突厥的十余万降众问题。唐太宗主张安置在“河南”（今河套地区黄河以南）。绝大多数大臣反对，主张将其化整为零，分散安置到内地各州县消化掉（同化），把漠北变成无人区，彻底消灭这个民族。秘书监魏徵甚至认为：“突厥世为中国仇，不即诛灭，当遣河北。彼为兽野心，非我族类……陛下奈何以河南居之？且降众十万，若经数年，孳息略倍，而近在畿甸，心腹疾也。”只有温彦博一人拿出孔子“有教无类”的论据，支持唐太宗。这场大辩论，实际是在讨论对少数民族的看法，是“非我族类”，还是同族同种的兄弟。唐太宗力排众议，让温彦博实施在内郡建羁縻州集中安置突厥降众的办法。温彦博选取朔方之地，从幽州至灵州，建立顺、佑、化、长四州为都督府，又在定襄、云中分设都督府统之。此为羁縻州府之首创。羁縻，笼络也。将少数民族集中安置，保留其风俗习惯和社会制度，由其首领自行管理并可世袭。据《新唐书》《旧唐书》记载，唐朝共建立856个羁縻行政建置，大者为都督府，次者称羁縻州，小的叫羁縻县。其中，灵州境内就有近20个羁縻州。今石嘴山地区也属灵州，况且河东、河西各地向来都是游牧部落的牧场，肯定设有羁縻州，而且不止一个。但由于史籍只列举了少数羁縻州的位置，石嘴山境内的羁縻州之名、安置的是哪个民族，都难以考订。其中，于调露元年（679年）所设六胡州（鲁、丽、塞、含、依、契州）地处“河曲”的盐州之北，又属灵州管辖，其中一个州应在今石嘴山市的黄河东岸。唐代诗人薛蓬有“六州蕃落从戎鞍”的诗句，是说六胡州各族的子弟，都穿上戎装骑上胡马，加入到唐军的行列。事实证明，这种羁縻州制度有利于化解民族矛盾，增进民族团结，还有利于少数民族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文化知识，发展生产力，实现社会进步。经实践检验的好制度不会被废弃。直到明朝，我国一直在实行羁縻州、卫、所制度。第四，通婚和亲。唐太宗在位时，多次与少数民族政权和亲，都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第三节 唐五代石嘴山地区建置
唐代石嘴山地区多数时期属于关内道的灵州管辖。关内道，就是靠近京城的“内地”，也就是“京畿”地区。唐末至五代还曾设独立的警州。这一时期的主要建置有：定远城、定远军、警州、新昌军等。
定远城
是朔方军屯兵重地，在“灵州东北二百里黄河外”，即今平罗县南姚伏镇附近。这个军城筑过两次：据唐代史籍《元和郡县图志》《通典》记载，第一次为景龙元年（707年）朔方行军大总管张仁愿所筑；按《新唐书·地理志》《旧唐书·郭元振传》记载，第二次为先天元年（712年）由朔方行军大总管郭元振筑。两次筑城位置都在“灵州东北二百里黄河外”，而且都属“关内道九军府之一，受节制”，只是时间相差5年。《元和郡县图志》的作者李吉甫、《通典》的作者杜佑都是唐代名臣，当朝人写当时事，应属“信史”。《旧唐书》作者为五代后晋刘昫，《新唐书》作者为宋代的欧阳修、宋祁，虽属后代人写前朝之事，因属“正史”，查阅了大量档案，也不能轻易否定。这座军城筑毕后，也没有毁坏的记载。合理的解释只有一个：张仁愿是始筑，5年后驻军增多不敷使用，郭元振又拓展面积重筑。
开元九年（721年），朔方节度使设立，定远军成为所辖七军府之一，常驻军士7000人，编制战马3000匹。朔方军由于有很多北方游牧民族的战将和士兵，唐诗中称其为“六蕃子弟”（后详）。
定远县
置县时间不详，疑在天宝元年（742年）之后，位置就在定远军城之侧，原名羊马城，是信安王李祎（唐太宗李世民嫡孙）于开元十五年（727年）前后所筑。今姚伏镇田州古塔东，20世纪70年代尚有马场大队，原属通伏乡，现属姚伏镇，很可能就源于“羊马城”。其城池规模不小，唐《元和郡县图志》记载为“幅员十四里”。后在此置定远县，因民户较多，为上等县，上隶灵州，辖今石嘴山市的河西各地，唐末至五代为警州属县。
警州
本定远军城，唐末撤销定远军，于景福元年（892年）设置警州，辖定远一县。五代的后梁、后唐仍为警州。后晋天福七年（942年）四月废州，改置威肃军，隶灵武节度使。
新昌军
是唐初关内道直属九个军府之一，位置在今平罗县东北，即西魏所置临河郡，详址待考。天宝年间（742～756年）撤销，其驻军并入定远军。
石嘴山市的河东地区，在唐代由于黄河的河道变迁，冲毁大片农田，所以没有州、县设置。
第四节 筑定远军城的名将
定远军城始筑者张仁愿
据唐代史籍《元和郡县图志》《通典》记载，定远军城系张仁愿始筑。张仁愿（？～714年），唐朝名将。华州下邽（今陕西渭南）人，本名仁亶，因与唐睿宗名字的发音相似，故改名仁愿。张仁愿在少年时便才华出众，具有文韬武略。武则天当政时，从小官吏做到殿中侍御史。当时御史郭弘霸为巴结武则天，上表称武则天是弥勒佛转世。凤阁舍人张嘉福、王庆之也上表请求将武承嗣立为皇太子。张仁愿被邀请联名上表，结果遭到严词拒绝。此后，张仁愿多次带兵到北边击默啜（后突厥可汗，此时已进入宁夏平原），因功升州刺史。
神龙二年（706年）十月，张仁愿被调回京城，任左屯卫大将军。次年五月，唐中宗李显任命张仁愿为朔方道大总管、御史大夫，屯边以备突厥。朔方道是一个军事机构，驻灵州城（吴忠市利通区古城湾），统管关内道北部军事，因而十分重要。因此，唐中宗特在望春宫设宴为张仁愿饯行，又作诗送别。皇帝如此，朝中大臣岂敢怠慢，一些文臣也纷纷“奉和圣制”作诗。很可惜，唐中宗的诗已失传，在《全唐诗》中仅存刘宪（太仆少卿）、李适（修文馆学士）、李峤（宰相）、李乂（中书舍人）的四首诗，标题都一样：《奉和圣制幸望春宫送朔方大总管张仁愿》。现仅录宰相李峤之诗于后：
玉塞征骄子，金符命老臣。
三军张武旆，万乘饯行轮。
猛气凌玄朔，崇恩降紫宸。
投醪还结士，辞第本忘身。
露下鹰初击，风高雁欲宾。
方销塞北侵，还靖漠南尘。
张仁愿到任后，首战是追击掠夺陇右监牧（监牧使驻原州）马匹的突厥叛众，夜掩其营，大破突厥军，夺回了被掠的牧马万余匹。
此时，默啜正统帅全军西击突骑施（西突厥部落，当时居于新疆东部），北方兵力空虚。张仁愿觉得是个好机会，上疏请求乘虚夺取漠南之地，在黄河以北修筑三座首尾相应的“三受降城”，即可断绝突厥的南侵之路。朔方军与后突厥一直以黄河（在今内蒙古黄河弯曲段）为界，唐军守河南，突厥守河北。河北岸有一拂云祠，突厥每次发兵，都要去祠中祈祷，然后再发兵南下。筑受降城的同时，也要捣毁拂云祠。
奏疏送至京城后，唐中宗召集大臣商议对策。太子少师唐休璟认为，“两汉已来，皆北守黄河，今于寇境筑城，恐劳人费功，终为贼虏所有”，表示反对。但张仁愿认为机会千载难遇，所以执意请求，最后中宗答应了仁愿的请求。张仁愿又上表请求将戍边满期的兵士留下来，以加快工程进度。当时有200名咸阳籍（今陕西咸阳东）士兵不愿筑城，集体逃走，结果被擒获，为严肃军纪，张仁愿将其全部处斩，一时“军中股栗”，无不尽力。经过将士的努力，只用60天便将三城全部筑成。以拂云祠为中受降城（今内蒙古包头西），与东、西两受降城相去各400余里，皆据要津，遥相应接，向北拓地300余里。又于牛头朝那山（今内蒙古固阳东）北设置烽堠1800座。紧接着，张仁愿又组织士兵在“灵武郡东北二百里黄河外”修筑定远军城，俗名东城，并置兵戍守。从此以后，定远军城与三受降城都成为朔方军的屯兵重地。从秦汉到隋朝，朝廷都把河套地区的军事据点布设在黄河内侧。张仁愿打破陈规，把几座城池修到黄河外侧，也是一种首创。
景龙二年（708年）春，张仁愿回朝任职，升任同中书门下三品，成为宰相，并拜左卫大将军，封韩国公。同年秋，张仁愿再次督军备边。后又迁镇军大将军、右武卫大将军。开元二年（714年）因病去世，朝廷追赠他为太子少保。张仁愿为将，号令严明，赏罚分明，御敌有方。在唐朝这一时期的宰相中，唯李靖、郭元振、唐休璟、张仁愿四人被称作“文武兼备”。
定远军城修筑人郭元振
据《新唐书·地理志》《旧唐书·郭元振传》记载，郭元振是另一位修筑定远军城的唐朝名将。
郭元振（656～713年），名震，字元振。魏州贵乡（今河北大名北）人。少有才智，以书法闻名。16岁为太学生时，家中送来40万钱为生活费。有人上门说“五世未葬”，求助丧葬费，郭元振不问姓名，尽数给予。18岁中进士，任通泉县尉。年轻的郭元振负气仗义，不以细务为意，爱打抱不平，还参加过铸造私钱、贩卖人口等违法活动，所得之钱尽赏宾客。这件事传到武则天那里，召他进宫当面责问。郭元振毫不隐瞒，并慷慨陈词。武则天一听非平庸之辈，向其索要所作文章。郭元振献上诗歌《古剑篇》：
君不见昆吾铁冶飞炎烟，红光紫气俱赫然。
良工锻炼凡几年，铸得宝剑名龙泉。
龙泉颜色如霜雪，良工咨嗟叹奇绝。
琉璃玉匣吐莲花，错镂金环映明月。
正逢天下无风尘，幸得周防君子身。
精光黯黯青蛇色，文章片片绿龟鳞。
非直结交游侠子，亦曾亲近英雄人。
何言中路遭弃捐，零落飘沦古狱边。
虽复沉埋无所用，犹能夜夜气冲天。
武则天览毕大为赞赏，令人传抄数十份赏给学士李峤、阎朝隐等人，破格提升郭元振为右武卫铠曹参军。随后出使吐蕃，返回后，上疏反对朝廷正准备实施的“罢河西四郡兵”案，又献离间吐蕃君臣之计，武则天都一一依从。长安元年（701年）任凉州都督、陇右诸军州大使。景云二年（711年）回朝，授同中书门下三品，享受宰相待遇，并代吏部尚书。后又改任兵部尚书。先天元年（712年）调任朔方军大总管。到达灵州后，当即组织士卒在今平罗县姚伏镇东修筑城池，次年又在当地招募健勇5500人驻扎，设置定远军城。从此之后，定远军城即成为朔方军行军集结之所。与此同时，又在今中宁县石空镇西筑丰安军。当年回朝，恢复宰相之职。唐玄宗即位后（712年）进封为代国公，食实封四百户，又令兼御史大夫，持节为朔方道大总管，以备突厥。正准备赴任，时逢唐玄宗于骊山讲武，郭元振只好到场，但军容不整，坐于纛下。唐玄宗大怒令斩，经宰相刘幽求、张说求情，才免其死罪，流放新州。不久，唐玄宗又想起郭元振的旧功，起用为饶州司马。但郭元振自恃功勋卓著，才当个小小的一州司马，怏怏不得志，死于上任途中。后追赠太子少保，有文集二十卷。
羊马城筑城者李祎
李祎（660～743年），唐太宗李世民的重孙，郁林王李恪的孙子。自幼立志，以孝子著称。其父早逝，不但对继母孝顺，而且把继母所生弟弟李祗抚育成人。父亲死后所追赠的临江王，本该李祎承袭王位，但他却坚持要弟弟继承。唐中宗李显嘉其品格高尚，特封为嗣江王。开元时改封信安郡王。公元710年为太子太仆，后历任德州、蔡州等诸州刺史，为政令行禁止，部下及百姓都信服。后升任礼部尚书。开元十五年（727年）任朔方节度副使。因节度使李亨（时为太子）并未到职，所以一切军务、政令都出自李祎。他到定远军城，见军马太多，与士卒同在城中，拥挤不堪，便下令在城西另筑一城，方圆十四里，名为羊马城，又名定远西城，即后来的定远县城；原军城俗称定远东城。开元十七年（729年）升朔方节度使，率领朔方军远征青海，与河西、陇右军共击吐蕃，取石堡城（青海湟源县西南），夺取吐蕃所据之地，拓地千里。后又至河北道大败契丹，因功特准开府，仪同三司。天宝元年（742年）任太子少师，第二年刚被任命为太子太师，随即病故。身前战功卓著，朝中宰相多瞒而不报，极少褒奖，很多人都为其愤愤不平。
第五节 唐代石嘴山水陆交通
民族团结之路——参天可汗道
唐太宗时期漠北的回鹘铁勒十一姓及突厥的数千名首领和代表，沿黄河两岸南下，参加了灵州的民族团结盛会，尊唐太宗为“天可汗”，愿意世世代代友好相处。为了方便漠北各民族进入中原，唐太宗决定修建一条交通大道，由灵州向北直达贝加尔湖以南的回纥衙帐。沿途设立68（一作66）所驿站，备足酒肉，招待进入中原的各少数民族。这条驿道后来取名为“参天可汗道”。唐太宗对铁勒十一姓的首领说：你们来到中原，就像鱼儿找到水池，我再为你们掘深、扩大。又说：只要我在，天下周边各族有不安者安之，不乐者乐之。一代帝王，对少数民族能有如此博大胸怀，怎不令人为之动心！这就是唐贞观之后很多少数民族纷纷要求举部内迁的一个重要原因。
按日行70里设一个驿站计算，参天可汗道共68个驿站，总长约5000里。其控制点是3个：灵州，在今吴忠市利通区古城湾；鷿鹈泉，今内蒙古乌拉特中后旗西北，狼山西北200余公里，距今中蒙边界数十公里；回鹘衙帐，在仙鄂河口之南300多公里（仙娥河即色楞格河，也写作仙萼河，唐代称娑陵水，由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北流，入贝加尔湖）。在今石嘴山境内，参天可汗道的走向基本和今天的京藏高速公路走向相同，即由姚伏经平罗、黄渠桥、石嘴山，在麻黄沟出境。此后，各民族的迁徙、安置，友好往来，都沿此路而行，成了名副其实的民族团结之路。
这条陆上交通线路，完全沿黄河外侧而行，因此又连接了朔方节度使与所辖的“河外六城”。由定远军城向南，行200里经朔方节度使驻地灵州，再向南180里即丰安军城（今中宁石空镇西）。由定远城向北，可达西受降城、中受降城、东受降城和振武军城。此外，在黄河东侧，还有一条秦汉时形成的古道，南可至灵州，北可抵丰州（今内蒙古五原境内）。
黄河水运
唐代石嘴山境内的黄河可通行木帆船，逆流上溯，可抵灵州、丰安军、雄州（今中卫）；顺流下驶，可经三受降城至今山西省西北的河曲、保德。武德七年（624年），唐高祖李渊在朝廷询问群臣：有什么良策能巩固北部边防？将作大匠于筠建议在灵武、五原一段黄河组建“舟师”，以防突厥渡河南下。中书侍郎温彦博附议说：魏挖掘长堑防匈奴，行之有效；我们可利用黄河天堑，于筠的办法可行。李渊当即采纳，一方面招募江南造船工人到灵州造战舰，一方面“大发卒”抽调兵员，组建成黄河上的水师，春夏秋三季行河巡防。唐开元九年（721年）之后，沿黄河南起今中卫市、北至内蒙古托克托县，都属朔方节度使的防区，驻有士兵近7万人，战马4万多匹。这么多的军马，后勤运输的数量庞大，光是制作军衣的布匹，每年需运200万匹。至于军粮，要运几千万斤，其中大多数以水运完成。而从唐太宗到唐肃宗的150多年间，宁夏平原没有战乱，所产粮食自给有余，就装船顺流而下，供应下游三受降城、振武军城各地的驻军。按当时的船型，每船可载26吨多，不但运量大，速度也比牛车快得多。而在唐初和唐末，宁夏平原烽火连绵，农业生产受到破坏，连灵州、定远军城、丰安军城、盐州的军粮，都不能自给，须每年花费60万缗钱，从“北都”（今山西省太原市）购进军粮，再用牛车运到黄河岸边，然后装船逆流而上2200多里，运抵定远军城等地。黄河中走上水的重载船舶，按船的载重量要减载2/3，每船最多只能载9吨，而且全程都靠人力拉纤，所以规定上水重载日行程为30里，空驶40里，下水不分空重日行150里。往定远军城运一趟粮，上水要走80天，下水走15天。上水拉纤，船夫十分辛苦，而且有生命危险，所以《新唐书·食货志》说“溯河舟溺甚众”。贞元年间（785～805年），吐蕃军东进，宁夏南北战火不断。吐蕃多次破坏灌溉渠道，本地粮食绝收，只好再度从山西用船往定远军城、灵州、丰安军城运军粮。唐代的定远军城，又是一个水旱码头。河西各地有大车通往这里，河边还有渡口和码头。
魏少游与六城水运使
黄河水运可以说是朔方军镇的生命线。正因为如此，朝廷在灵州专设六城水运使，管理河外六城的水上运输。到开元二十九年（741年）后，干脆由朔方节度使亲自兼任六城水运使，足见水运的重要性。数年后，又更名为水陆转运使。天宝十五年（756年），唐肃宗李亨在灵州登基。当时由朔方节度使郭子仪兼六城水陆转运使，但他不在灵州，而是率领5万朔方军在河北与安禄山的叛军激战。这样一来，筹备登基事务的重担就落在六城水陆转运副使魏少游的肩上。李亨尚在去往灵州的路上，魏少游便率骑卒千余人，干戈耀日，以整齐的军容到鸣沙县（今中宁县鸣沙镇）奉迎，又准备了威严的仪仗队开道，浩浩荡荡接到灵州城。魏少游知道，太子远离宫廷，又是第一次到边镇，所以一切供应，特别是对生活起居的安排，都计划得十分周到。他又在灵州城大兴土木，殿宇宫闱，都仿照长安城的皇宫，只是规模较小；给诸王、公主，则各建独门小院；饮食起居，“供应穷其水陆”。魏少游本是河北钜鹿人，凭借务实干练、体察上意的本事，从一名小吏做到朔方水陆转运副使。这次迎太子登基，充分利用了他分管水陆运输的优势，获得唐肃宗好感，后升刑部侍郎、洪州刺史、御史大夫，封赵国公，先后四次任京兆尹（管理京都的最高行政长官）。大历六年（771年）三月卒于官，赠太师。
第六节 朔方军镇驻兵重地定远城
朔方军镇的伞形防御线
唐朝初年，北方突厥、回纥等游牧民族势力强大，动辄以数十万骑兵南下掳掠，成为朝廷的主要边患。而灵州正处在军事防御的第一线，所以始终设有级别很高的军事机构，如总管府、都督府、大都督府、行军大总管等。
李渊登基建立唐朝的第二年（619年），因袭隋制设立灵州总管府，节制邻近诸州军事。武德七年（624年）改称灵州都督府。先天元年（712年），设朔方行军大总管，以郭元振为首任总管。他在今平罗县姚伏镇组建了定远军，在今中宁县老石空堡组建了丰安军，分别管兵7000人和8000人。开元二年（714年），名将王睃任朔方行军大总管兼安北大都护，整个河套地区防务受其节制，包括东、中、西三个受降城、振武军、丰安军、定远军和邻近地区的驻军。所有这些，都为朔方军镇的设置奠定了基础。
唐睿宗景云中（711年），首次设立幽州、河西两个节度使。开元九年（721年），又在灵州设立朔方节度使。武则天钦点的状元、此时已任宰相的张说为首任节度使，到天宝初年，全国共设九个节度使，这是唐朝在军事上的一项重大改革。节度使又称军镇、节镇，相当于今天的大军区。节度使授职时赐给双旌双节，总揽防区的军、民、财政，辖区内的各州刺史均为其下属。朔方节度使又称灵武节度使，或由宰相外放，或于任后迁升宰相，其权力很大，统管单于都护府及灵州、夏州、盐州、原州、绥州、延州、庆州等20余州，辖7个军府。其防区包括今天的内蒙古中部、西部，整个河套地区，陕北及陇东地区。从此，朔方节度使成为唐、五代至北宋初年的著名军镇。朔方节度使成立时，总编制兵力64708人，战马24300匹。这只是正常时期的“原额”，而到战时，兵力要超过一倍还多。安史之乱时，朔方军就有甲士十几万，开赴河北直捣安禄山老巢的就有5万。到五代时，一般称灵武节度使，成为朝廷要竭力笼络的割据势力。
唐代朔方军镇的兵马，多数驻扎在黄河外侧的六座军城，统称河外六城。“原额”军马分别为：定远军城，驻今平罗县姚伏镇东，管兵7000人，马3000匹；丰安军城，驻今中宁县老石空堡，管兵8000人，马1300匹；东受降城，驻今内蒙古托克托县，管兵7000人，马1700匹；中受降城，驻今包头市西，管兵6000人，马2000匹；西受降城，驻今内蒙古杭锦后旗，管兵7000人，马1700匹；振武军，驻今呼和浩特市西，管兵9000人，马1600匹。另有经略军，驻灵州城内，管兵27000人，战马3000匹。朔方军镇的防御线像一把撑开的伞：灵州是伞的把柄，六个军城是伞面。
定远军城
定远军城头枕贺兰、足蹬黄河，是塞北江南的北面门户。它的北面约600里为西受降城，西南约380里为丰安军城（中宁县石空镇西）。先天元年（712年），朔方行军大总管郭元振认为“西［受降］城远阔，丰安势孤，中间千里无城，烽堠杳渺”，所以在此修筑城池，以便互为应援。第二年即在新筑之城设置定远军，并在当地招募5500名健兵戍守，成为关内道9个军府之一。开元九年（721年）在灵州设立朔方节度使后，为所辖7个军府之一。由于郭元振招募的健兵很多是当地的少数民族，性格刚毅，尤善于骑射，所以定远军的骑兵略占一半，配备的战马比其他军城多出一倍。天宝年间（742～756年），又将位于平罗县东北的新昌军撤销，其驻军全部并入定远军，使定远军的驻军大增。朔方军在开元、天宝年间是全国最强大的军镇，实有的士兵人数、战马都大大超编。由于郭元振筑的军城只考虑了5500名士兵的住所，现在要驻扎10000多名士兵，还有数千匹战马，实在拥挤不堪。开元十五年（727年），信安王李祎任朔方节度副使，下令在城西另筑一城，名为羊马城。
定远军组建后，东征北伐，南进西援，战功显赫。其将士参加过反击默啜、进攻安禄山老巢河北、拥立唐肃宗登基、收复关中、收复京城长安、西援河西战吐蕃的诸多战事。定远军的士兵以少数民族的“六蕃子弟”居多。薛蓬《送灵州田尚书》诗，在回顾初唐时安置铁勒九姓、置六胡州的历史后写道：“九姓浑羌随汉节，六州蕃落从戎鞍。”意思是，
当年安置的少数民族后裔，现在都成为唐军的骨干了。唐宪忠初年，吐蕃大举进入河套地区，河外六城中的三受降城、振武军城都先后陷落，定远军城变为前沿阵地。元和十二年（817年），吐蕃一方面派使臣论矩立到长安议和，暗中却调兵遣将分路进攻平凉、灵州等地。朔方军北路的定远军首当其冲，经过浴血苦战，定远军大胜，斩敌首级2000级。唐宪宗闻讯，当即扣留以论矩立为首的吐蕃使团，两年后才予释放。
到五代时，定远军城仍为朔方军镇屯兵之所，只是在后晋时更名为威肃军。整个五代时期，中原王朝国力衰败，贺兰山以西、黄河以东、定远军城以北都被党项族、吐蕃族占领，唯有定远军坚挺不拔，是中原王朝西北方向的前沿据点。北宋政权建立后，赵匡胤称帝。他本人原为北周的节度使，就是利用掌握兵权的有利条件，以兵变方式夺取政权的。因此，只要各地的军镇存在一天，他就如坐针毡。开宝二年（969年），赵匡胤设宴招待各节度使，佯装酒醉，道出心里话。诸节度使惶恐不安，下跪交出兵权，这就是“杯酒释兵权”的典故。从此，朔方节度使不复存在，定远军也随之撤销。定远军从公元713年成立到此，历时257年。
第七节 唐末五代石嘴山地区少数民族
后突厥
突厥内迁后又再度兴起，故名后突厥。后突厥于武则天执政时，即公元7世纪末进入石嘴山地区，公元744年灭亡后，散居各地，融入其他民族。
贞观四年（公元630年）东突厥灭亡。贞观八年，唐太宗决定在内郡建羁縻州，选取朔方之地，从幽州至灵州，集中安置突厥降众。石嘴山地区刚好在范围之内，也安置了部分东突厥降众。公元682年，颉利可汗的后裔骨咄禄纠合5000人，在黑沙城（今内蒙古呼和浩特西北）反叛，自称颉跌利施可汗，史称后突厥。公元691年，骨咄禄死，其胞弟默啜继立，拥兵40万，西讨党项及西突厥十姓部落，又远征中亚昭武九姓控制地区，东击奚、契丹等族，扩地万里，漠北各部族大多受其控制，势力稍逊于东突厥颉利可汗强盛时期。万岁通天元年（696年），因助唐平契丹，受封为立功报国可汗。次年，默啜可汗向周（武则天时国号）索取安置在丰（今内蒙古五原南）、胜（今内蒙古托克托西南）、灵（今吴忠市利通区古城湾）、夏（今陕西靖边县红墩涧乡白城子）、朔（今山西朔县）、代（今山西代县）等州的突厥降户及单于都护府（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北）之地，又要求唐朝拨给农具、谷种、缯帛、铁。武则天开始不同意，但后来还是满足了全部要求，给予谷种4万石，杂缯（质地稍差的丝绸）五万匹，农具3000件，铁4万斤。这说明后突厥部众已不单纯以游牧为生，他们在南迁后学会了农业生产。至此，默啜成为盛唐时期北部主要边患。就关内道而言，经石嘴山地区南下，是默啜使用最多的南侵路线。朔方节度使成立前后约50年间，主要任务就是防御默啜。
唐中宗即位后，以裴思谅为灵武道行军大总管，以备突厥。唐神龙二年（706年）十二月，默啜又率兵经石嘴山地区南下，在鸣沙（今中宁鸣沙镇）与朔方节度使沙吒忠义大战，唐军大败，士兵战死达几万人。后突厥骑兵南下至原（今固原）、会（今甘肃靖远）等州，抢走陇右监牧的牧马万余匹，整个宁夏都遭蹂躏。朔方军从成立到北宋初年撤销共200多年，最大的败仗就是这次鸣沙之战。公元708年，张仁愿趁默啜主力西征之机，在黄河以北、阴山以南筑东、中、西三个受降城，又在平罗县姚伏镇筑定远军城，以阻挡其南进之路。但默啜对唐境的侵扰仍未停止。
公元716年默啜出征战死。此后30年间，后突厥逐渐衰落。唐玄宗天宝三年（744年），后突厥国中大乱，朔方节度使王忠嗣率大军趁乱北伐，一举歼灭其十一部，而回纥又出兵杀掉后突厥新立的可汗，牧地尽入回纥。突厥老可汗毗伽可汗的妻子（称可敦）率亲信投奔长安，唐玄宗在花萼楼大会群臣，设宴款待，即席赋事“美其事”，当场宣布封可敦为宾国夫人，每年赠给脂粉钱20万。东突厥的民众，有的留在原地融入回纥，有的南下与汉族相处，还有少部分向西投奔西突厥。
回纥（回鹘）
回纥原居漠北，贞观十九年（745年）大量迁入石嘴山地区。
回纥原属东突厥之一部。最早源于匈奴，后称敕勒或铁勒，隋大业中改称回纥。唐贞元四年（788年）取“回旋轻捷如鹘”之意，又改称回鹘。在很长时间内，部族“无君长，居无恒所，随水草流移”。隋朝时牙帐在娑陵水（蒙古国色楞格河）上，有众10万。东突厥灭亡后，回纥又占据薛延陀牧地。据《新唐书·回鹘上》记载，贞观十九年（645年），回鹘新立可汗吐迷度“与诸部攻薛延陀，残之，并有其地，遂南过贺兰山，境诸河”。这段文字记载，对唐高祖李渊、唐太宗李世民统治时期的石嘴山地区，是最详细的文字记载。它记述了三个问题：第一，在贞观四年（630年）突厥灭亡后，薛延陀趁势南下，占领了今石嘴山的整个河西地区。第二，公元745年，回鹘可汗吐迷度吞并了薛延陀，回鹘诸部又“南过贺兰山”，进入石嘴山市的黄河西岸，与唐朝以黄河为界。第三，薛延陀属于回纥的薛、延陀两姓，此时回纥的铁勒（敕勒）部又有九姓（拔野古、同罗、仆骨、多滥葛、思结、阿跌、契宓、跌结、浑）。这十一姓是贞观年间石嘴山地区的主体民族。
贞观二十年（646年），回纥诸部至灵州降唐。唐置燕然都护府统管仍居漠北的回纥，下有六都督府、七州，均以回纥酋长、俟斤任都督、刺史。又在灵州境内设立近20个羁縻州，安置原在漠北又愿意内迁的铁勒九姓。中唐以后，又有
部分回纥人以经商、贩马、助唐平乱等各种方式，经石嘴山地区南下，其中少数在此定居下来，逐渐融入其他民族。
吐蕃
吐蕃是藏族的前身，于唐代宗广德元年（763）大量进入石嘴山地区。
公元7世纪初，吐蕃在青藏高原兴起。贞观十五年（641年），唐太宗许以宗室女文成公主入吐蕃和亲，弄赞亲自到扎陵湖迎娶。此后，吐蕃与唐朝保持了近30年的友好关系。公元656年以后，吐蕃逐步向内郡扩张。是年灭白兰，公元663年攻灭吐谷浑，占领青海全境。随后又与唐争夺西域控制权，公元670年攻破18个羌族羁縻州及安西四镇。不得已，唐派薛仁贵率十余万军西征至大非川，几乎全军覆没。此后，吐蕃一直实行扩张政策。安史之乱后，更是趁火打劫，大肆东进。剑南、陇南、河西、陇右、西域、陇东乃至原州、盐州等地区，都被攻占。广德元年（763元）甚至攻占京都，在长安抢劫10日，最后郭子仪用疑兵计，才把吐蕃军吓出长安。贞元十三年（797年），吐蕃首领马重英率四万骑攻灵州，并破坏汉渠、御史渠、尚书渠，朔方军在留后常谦光的率领下力保灵州城不失。马重英率部拆毁盐、庆二州的州城后退去。第二年，唐朝派殿中少监崔汉衡出使吐蕃议和。吐蕃赞普提出的条件之一是“云州西尽贺兰山为吐蕃境”，也就是把今天的整个石嘴山辖区划入他的版图，还建议将会盟地点选在贺兰山（后改在平凉清水，即今泾源六盘山镇蒿店村东清水沟门）。这件事说明，在贞元年间（785～805年），石嘴山地区已有大量吐蕃族。元和十二年（817年），吐蕃派使臣论矩立藏到长安与唐议和，而吐蕃兵却在夏州、剑南、平凉等地大肆进攻。其中一路攻入灵州，与朔方军战于定远军城（今平罗姚伏镇）。吐蕃大败退去，被斩首2000级。9世纪中期，吐蕃发生内乱。河西等11州汉族起义归唐，唐军亦组织反攻，收复了近20个州。但很多州县仍为吐蕃部族控制，直到五代都未收复。而整个西北，到处都有吐蕃部落居住，但互不统属。如宁夏平原，到五代末、北宋初时，每个镇都有若干吐蕃乡或村，每个村为一个部落。如位于今平罗县姚伏镇的定远县（北宋初废县为镇），就有四个吐蕃族部落，即：都指挥使麴守荣、麴再遇管理的麴家族；巡检使西逋管理的竾浪族；巡检使越啜管理的富儿族；巡检使遇悉甫管理的小阿父儿族。位于今平罗县东北的临河镇，汉民才67户，而集中居住的吐蕃村有3个，每村百余户，各是一个部族：义征使崖悉逋管理的小父儿一族；巡检副使瘦子管理的鬼悉涡一族；巡检使埋逋管理的鬼悉涡一族。朝廷对这些大分散、小集中的吐蕃部族，采取“以夷治夷”的办法，任命小的部落头领为巡检使，大的部落头领为都指挥使。
党项
党项族是羌族的一支，于唐太宗贞观、唐高宗显庆年间开始迁入石嘴山地区，唐中后期大量进入。
党项族原居青海、甘南、川西北一带，又名“党项羌”。隋朝时与吐谷浑为邻。唐贞观、显庆年间，因不堪吐蕃攻劫，两次降唐内迁共50万人。朝廷在灵州、夏州境设朝、吴、浮、归等十个羁縻州予以安置。石嘴山境内也安置有羁縻州，但州名不详。唐安史之乱后，党项族继续大量迁徙至今陕北、宁夏定居，形成“种落愈繁”的局面。
唐咸通元年（860年）至十四年（873年），党项族首领拓跋思恭占据宥州（陕西靖边城川古城），自称刺史，并建立地方武装。后因平定黄巢农民起义勤王有功，被唐僖宗任为左武卫将军、夏州节度使，赐姓李，封夏国公，节度夏、绥、银、宥四州。至此，由党项首领控制的藩镇形成。五代改称定难军节度使，仍控制陕北五州，表面上臣服中原朝廷。由于有世袭节度使的名号，可以公开扩充军队，李氏集团成为党项族的核心，凝聚力增强，势力逐步扩大至陕北、鄂尔多斯、宁夏东部。五代时，继续大量从甘肃庆阳、环县向灵州境内迁移，灵州、盐州大道沿线的居民，已经全是党项部落。据《宋史·外国六·高昌国》记载，北宋立国后派王延德出使高昌，因盐州地区道路不靖，只好从今陕西靖边县向西北穿过鄂尔多斯草原，在今平罗县陶乐镇附近西渡黄河。渡口的黄河两岸居住着党项族的一个部落，王延德在他的《使高昌行记中》称之为“茅女涡子族”。这个部落对过往行旅比较友善，只要付给一点“打当”就免费提供食宿，钱数也就与食宿费相当。他们的渡河方法让王延德看后很新奇。一种是单人泅渡，“以羊皮为囊，吹气实之浮于水”。显然，这就是在宁夏平原长期流传的“浑脱”，用它可以组并成羊皮筏。第二种办法是“以骆驼牵木筏而渡”。黄河那么宽，需要多长的绳索？绳索没入水中就要承受河水的冲击，多少骆驼才能经住？到底怎么个渡法，王延德没有记载。推断有这种可能：先让骆驼将木筏拉向上游，然后解开绳索，仍用人力划向对岸。到了对岸，用同一方式返回。民国时期石嘴山渡口的木船过渡，就是采用这种原理，只不过将骆驼拉筏变成了人力拉纤。王延德的《使高昌行记》表明，五代末期党项族已大量进入石嘴山地区。
第八节 贺兰山下果园成
隋唐之际的贺兰山
贺兰山南北绵亘200多公里，它挡住了来自蒙古高原的风沙，是石嘴山市的天然屏障。贺兰山又是一道军事屏障，唐代有“边城巨防”之称。检阅史籍，尚未发现突厥、回纥、鲜卑、吐蕃从西面越过贺兰山进入宁夏平原之事，这是因为北方游牧民族都是骑兵，很难翻越高大的山岭。
隋唐之际的贺兰山，在石嘴山境内又名乞伏山，当时生态环境还相当好。
山上森林密布，主要树种有：梓树，树皮呈白色；榆树，树皮为暗灰色；云杉、油松、杜松，呈一片青色；山杨、白桦，呈一片白色。各个树种混杂相间，成为针叶林与阔叶林的混交林。所以，当时的史籍描述为“山有树木青白，远望如驳马”。既有茂密的森林、植被，各种野生动物、鸟类也就有了良好的生存环境。动物最多的是岩羊、马鹿、麝、野猪和野马。鸟类更是品种繁多，不胜枚举。唐代向朝廷进贡的“土贡”中，白膠、青虫、雕、鹘、白羽、麝、野马、鹿革、野猪黄、吉莫靴等，都是出自贺兰山及其山麓的特产。现在中国野生的野马已经绝迹，只有从国外回归、驯养繁殖的普氏野马（即蒙古野马）。但在唐代，这种野马在贺兰山麓尚多，一般行人都可遇见。张籍在《送李骑曹灵州归觐》诗中，就写到这种情形：
翩翩出上京，几日到边城？
渐觉风沙起，还将弓箭行。
席箕［芨］侵路暗，野马见人惊。
军府知归庆，应教数骑迎。
乞伏山与贺兰山的得名
唐代人李吉甫所著《元和郡县图志》说，贺兰山“又北经定远城西，又东北抵河。其抵河之处亦名乞伏山。”这是在说，石嘴山境内汝箕沟以北的一段贺兰山，当时又名乞伏山。十六国到北魏初期，鲜卑族大量进入宁夏，其中居住在河西走廊的乞伏部，也沿黄迁移到贺兰山北段的东麓。久而久之，人们“因族名山”，也就把定远城西到“抵河之处”的一段贺兰山叫成了“乞伏山”。
贺兰山一名，最早见于隋代。《隋书·赵仲卿传》记载有开皇三年（583年）赵仲卿“出贺兰山”击突厥之事。《隋书·地理志》的灵武郡弘静县后也记有贺兰山。到唐代，贺兰山已相当闻名，出现在各种史籍、文学作品中。但是，对贺兰山一名的由来，今天的各种著述却有不同说法。
有人认为：贺兰山一名来源于蒙古语的“骏马”，蒙语骏马的读音为“阿拉善”，然后音转为“贺兰山”。这种说法目前广为流传，1999年版《辞海》贺兰山条的释文也采用此说：“一称阿拉善山，蒙古语贺兰，意即骏马。”这里有三个明显错误：第一，蒙古族形成于12世纪，而贺兰山一名出现于6世纪末的隋代，此时蒙古族尚未形成，更没有蒙古语；第二，历史上从无“阿拉善山”一说；第三，“阿拉善”一名出现很晚，大致在清代，来源于“贺兰山”，先转成蒙古语音，再译成汉文，就变成了“阿拉善”。把贺兰山说成是由阿拉善音转而来，刚好把事情说颠倒了。出现这种错误的根源，可能是最早的《辞源》一书将“駮马”一词误看成了“骏马”：如1979年版《辞源》：“贺兰，山名，山丘多青白草，遥望如骏马，蒙语称骏马为贺兰，故名。”第一部考证贺兰山得名的著述，是唐代的《元和郡县图志》，其卷四灵州保静县后附：“贺兰山，在县西九十三里。山有树木青白，望如駮马，北人呼駮为贺兰。其山与河东望云山形势相接，迤逦向北经灵武县，又西北经保静县西，又北经怀远县西，又北经定远城西，又东北抵河。其抵河之处亦名乞伏山。在黄河西，从首至尾，有像月形。南北约长五百余里，真边城之巨防。山之东，河之西，有平田数千顷，可引水溉灌，如尽收地利，足以赡给军储也。”北宋乐史的《太平寰宇记》废弘静县贺兰山也说的是“駮（驳）马”。可见《辞源》的“骏马”确实有误。此外，把“山有树木青白”改为“山丘多青白草”，也属附会，脱离当地实际。到过贺兰山的人都知道，这里山体高大，山下只有洪积扇，绝对找不到山丘。
何谓“驳马”？古人更多将其解释为一种树木。如陆玑疏云：“驳马。梓、榆也。其树皮青白驳荦，遥视似驳马，故谓之驳马。”《山海经》说成是一种能食虎豹的怪兽，但这种怪兽无人见过，应属传说。唐人杜佑的《通典》说是一种青白相间、斑驳色的马：“马色并驳，故以名云”。《新唐书·北狄》记载为一个国家：“又有驳马者，或曰弊剌，曰暹罗支，直突厥之北，距京师万四千里。”。《元和郡县图志》说的“山有树木青白，望如驳马”，显然是指树木有青有白，就像斑驳色之马。而在这里居住的北方游牧民族（即“北人”），说“驳马”的发音就是“贺兰”，贺兰山也就因此而得名。由于《元和郡县图志》是唐代地理名著，又是第一个考证贺兰山的得名，所以宁夏学术界很多人同意这种观点，即得名于游牧民族称驳马的发音。
学术界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贺兰山的得名，来源于北方游牧民族的某个部落。这个部落长期居住在贺兰山麓，最后以族名山。至于到底是哪个民族的哪个部落，则各有见解。有说是匈奴的黑赖种，有说是匈奴的黑狼、贺赖部……但更为接近的，应是鲜卑族的贺兰部。据《魏书·序纪》记载，在北魏统治集团拓跋部兴起时，另一个强盛的鲜卑部落就是贺兰部。他们敢于和炀皇帝拓跋纥那分庭抗礼，另立翳槐为烈皇帝，废掉烈帝。13年间，上演了两废两立的兴废史。他们拥立的拓跋翳槐最终形成大气候，将帝位传给了他的弟弟什翼犍。什翼犍统治鲜卑达39年久，给拓跋珪建立北魏政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灭刘卫辰之后，贺兰部即进入宁夏平原。因久居贺兰山下，“以族名山”也就顺理成章。当代人有复姓“贺兰”的，也源于鲜卑的贺兰部。《太平寰宇记》也认为“贺兰”的得名与鲜卑族有关：“贺兰山在县西九十三里，山上多有白草，遥望青白如驳马，北人呼驳马为贺兰。鲜卑之类多依山谷为氏族，今贺兰姓者皆以此山名。”至于鲜卑族的贺兰部又因何而得名，则可能与“驳马”有关。这个部族以青、白相间的斑驳色“驳马”命名，而按他们的语音叫做“贺兰部”。
唐诗中的贺兰山
《全唐诗》中，能找到很多吟诵贺兰山的不朽诗篇，其中脍炙人口的当首推韦蟾所作《送卢潘之朔方》。贺兰山下果园城［成］，塞北江南旧有名。水木万家朱户暗，弓刀千骑铁衣明。心源落落堪为将，胆气堂堂合用兵。却使六蕃诸子弟，马前不信是书生。
全诗写出了唐代宁夏平原（当然也包括石嘴山地区）的景象：贺兰山下的果园中，为什么硕果累累？是因为这里早就是闻名于世的塞北江南了。在江南水乡的大场景中，千家万户掩映在林木繁阴之中。在交通大道上，行进着整齐的骑兵队伍。诗人在此笔锋一转，接着写地处边塞的贺兰山英雄男儿：落落大度有为将之才；胆气堂堂有退敌之策；虽说都是“六蕃子弟”，但一上战场，个个都英勇善战。这首诗的作者韦蟾，生年不详，卒于唐懿宗咸通末（873～874年），字隐珪，下杜人，大中年间中进士，初为徐商掌书记。咸通末，卒于尚书左丞任上。韦蟾所作诗，今存10首。前面引用的这首诗，应作于大中年间，此时唐军在与吐蕃的战争中取得了阶段性胜利。诗中的“六蕃诸子弟”，与薛蓬《送灵州田尚书》诗中的“六州蕃落从戎鞍”，都是指朔方军中“六胡州”各少数民族的后裔。
在唐代诗人中，有一位著名的边塞诗人王维，他曾经与一位戍边的老将促膝谈心，并把他的经历写成长诗《老将行》。这位老将少年从军，英勇善战，曾升至云中（今包头市西）守捉。但到中年即退役回家卖瓜种柳，生活凄苦。进入老年后，又应召到贺兰山下再度从戎。老将在何处戍守，诗人没有明说。但考证王维所处时代在“贺兰山下”的屯兵之地，只有一个定远军城，即今平罗县姚伏镇。因此，这首上乘之作描写的“老将”，很有可能就是定远军的低级军官。全诗如下：
少年十五二十时，步行夺得胡马骑。
射杀山中白额虎，肯数邺下黄须儿。
一身转战三千里，一剑曾当百万师。
汉兵奋迅如霹雳，虏骑崩腾畏蒺藜。
卫青不败由天幸，李广无功缘数奇。
自从弃置便衰朽，世事蹉跎成白首。
昔时飞箭无全目，今日垂杨生左肘。
路旁时卖故侯瓜，门前学种先生柳。
苍茫古木连穷巷，寥落寒山对虚牖。
誓令疏勒出飞泉，不似颍川空使酒。
贺兰山下阵如云，羽檄交驰日夕闻。
节使三河募年少，诏书五道出将军。
试拂铁衣如雪色，聊持宝剑动星文。
愿得燕弓射大将，耻令越甲鸣吾君。
莫嫌旧日云中守，犹堪一战取功勋。
诗中叙述了一位老将的经历。他一生东征西战，功勋卓著，结果却落得个“无功”被弃、不得不以躬耕叫卖为业的可叹下场。边烽再起，他又不计恩怨，请缨报国。作品揭露了统治者的赏罚不明、冷酷无情，歌颂了老将的高尚节操和爱国热忱。《老将行》的创作时间为开元二十五年（737年），王维奉命出使河陇。他的另一首名诗《使至塞上》也写于此时单车欲问边，属国过居延。
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
塞上就是指今天的宁夏。“萧关逢候骑（一作堠吏），都护在燕然”之句，是说他走到萧关（唐萧关县，705～707年置，在今海原李旺镇北），向人打听去燕然都护府（今内蒙古五原县北乌加河北岸）的路怎么走。答案不必细说，去燕然都护，当然要经过石嘴山。但目前一般著述认为，王维这次去的地方是凉州（甘肃武威）。凉州是不是属于“塞上”？在开元盛世算不算“边”？“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景观，是写凉州，还是写燕然都护府？王维是否到过石嘴山？在什么地方遇见“老将”并详细了解其一生经历？会不会就在定远军城？由于《新唐书》《旧唐书》中的《王维传》十分简略，这些问题都难做定论，只能留待有志者去研究。但从这首诗的内容看，王维很可能经过石嘴山，也到了燕然都护府。
另一位著名的唐代大诗人贾岛，也在诗中提到了贺兰山。是他一位姓李的朋友，要到朔方军任“骑曹”（朔方节度使下属军职），所以写了一首赠别诗《送李骑曹》：
归骑双旌远，欢生此别中。萧关分碛路，嘶马背寒鸿。
朔色晴天北，河源落日东。贺兰山顶草，时动卷帆风。
“李骑曹”只是朔方节度使帐下的一名军吏，在《全唐诗》中，还有张籍、郎士元也为他到朔方军赴任写过赠别诗，说明他人很正派，交的朋友多。安史之乱后，吐蕃不断侵扰，贺兰山下战火纷飞，顾非熊的《出塞即事》诗，说“贺兰山便是戎疆……无限城池非汉界”。卢汝弼在《边庭冬怨》诗中，为我们留下了夜战中，朔方军将士奋力保卫家乡的场景：“朔风吹雪透刀瘢，饮马长城窟更寒。夜半火来知有敌，一时齐保贺兰山。”卢弼是晚唐诗人，这首诗作于唐昭宗中期，是《和李秀才边庭四时怨》中的一首《冬怨》，写于890年前后。此时，贺兰山下，烽烟昼夜不断，定远军已成为朔方节度使最北面的据点。
咏贺兰山唐、五代诗三首
出塞即事
[唐]顾非熊
贺兰山便是戎疆，此去萧关路几荒。
无限城池非汉界，几多人物在胡乡。
诸侯持节望吾土，男子生身负我唐。
回望风光成异域，谁能献计复河湟？
梁司马画马歌
[唐]顾况
画精神，画筋骨，一团旋风瞥灭没。
仰秣如上贺兰山，低头欲饮长城窟。
此马昂然独此群，阿爷是龙飞入云。
黄沙枯碛无寸草，一日行过千里道。
展处把笔欲描时，司马一騧赛倾倒。
塞上
[五代]谭用之
秋风汉北雁飞天，单骑那堪绕贺兰。
碛暗更无岩树影，地平时有野烧瘢。
貂披寒色和衣冷，剑佩胡霜隔匣寒。
早晚横戈似飞尉，拥旄深入异田单。
相关地名
石嘴山
相关地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