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嘴山市图书馆 内容
从有文字记载到秦始皇统一中国，今石嘴山市全境都是北方游牧民族驻牧之地，史籍统称北狄或西戎。这些民族在各个时期又有不同的称谓：尧时称薰鬻（一作荤粥），夏时称淳维，商朝称鬼方，西周称猃狁。后来，以上多个部落融合成匈奴族。到战国时，匈奴已很强盛，成为燕、赵、秦的北面边患。战国时又有昫衍戎族从陇东北上进入石嘴山市的河东地区，但很快被秦国和匈奴兼并。公元前222年，趁战国秦灭六国大战中原之机，匈奴族的白羊王、楼烦王两部渡河南下，进入水草丰美的河南地（今河套“几”字形黄河包围地区），也控制了整个石嘴山地区。秦始皇三十二年（前215年），遣大将蒙恬率兵30万北击匈奴，把白羊王、楼烦王两部逐回故地，并沿黄河筑城、障戍守。
贾谊在《过秦论》中评价蒙恬的功劳说，“匈奴不敢南下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抱怨”。今平罗县陶乐镇附近的塞外浑怀障，即为蒙恬所筑。障，就是在黄河内侧险要之处修建的城池。宁夏境内397公里黄河，南有神泉障，北即浑怀障。因此，塞外浑怀障的修筑，是石嘴山市境内建城之始。仅过了5年多，秦二世与赵高逼迫蒙恬自杀，守御塞外浑怀障和其他城、障的士卒溃散，虚不设防，匈奴白羊王、楼烦王两部又趁机南下河南地，进入整个石嘴山地区。居住在漠北的匈奴族，则在冒顿单于的治理下，实现了各部落的统一，成为有“控弦之士三十万”的草原帝国。冒顿带领这支擅长骑射、绝对服从的骑兵队伍东征西讨，击破东胡，赶走月氏，武力胁迫天山南北的西域诸国臣服，又南下兼并白羊王、楼烦王两部，交其手下的右贤王管理。至此，东至辽东，西至天山南北，整个中国北方尽为匈奴牧地。到汉文帝时，其势力已扩张到秦长城一线，即今固原市南部。汉廷忍辱负重，初以“和亲”“纳贡”等办法笼络，直到汉武帝时，才派名将卫青、霍去病等主动进攻，彻底击败匈奴，石嘴山地区也回归中原王朝版图。
卫青与霍去病北击匈奴，其进军路线都曾经过石嘴山地区。
元朔二年（前127年），汉武帝命令卫青率三万骑经云阳（今陕西淳化南），沿秦始皇修建的直道北出云中（今包头市东北）。但刚进入河南地，就与匈奴白羊王、楼烦王两部遭遇。卫青挥军进击，然后折向西，沿敌兵逃溃线路，进入石嘴山的黄河东岸，又渡西河（今石嘴山到内蒙古五原一段黄河），出高阙（杭锦后旗之北的阴山山阙），将长期盘踞在鄂尔多斯草原、宁夏平原的白羊王、楼烦王逐出河南地。到高阙后，匈奴主力沿黄河西岸向南逃窜，卫青又率部尾随而追，经贺兰山麓转战3000里，直追至陇西郡（今甘肃临洮），俘敌数千，获马、牛、羊百余万。
霍去病数次长途奔袭匈奴，其中一次经过了石嘴山地区，即元狩二年（前121年）祁连山之战。是役，霍去病、公孙敖两路大军俱出北地郡（治今甘肃庆阳马岭），进至石嘴山地区后即分道扬镳：公孙敖沿黄河东岸经塞外浑怀障北上，进入今内蒙古乌海市、临河地区；霍去病则西渡黄河，越过贺兰山进入今阿拉善草原。此时，匈奴休屠王已率主力由漠北西遁。霍去病追过居延（今内蒙古额济纳旗居延湖畔），再沿黑河追至祁连山下，与匈奴主力决战，全歼休屠
王十万余众。
石嘴山地区历史上的第一个县级政权为公元前114年设置的廉县。元狩二年（前121年）后，匈奴远遁，西汉朝廷陆续向北地郡移民，并进行大规模经济开发。数年之后，人口猛增，形成“冠盖相望”局面。元鼎三年（前114年），因北地郡户口增多，朝廷将其西南部分出另置安定郡，并在新的北地郡之下增设廉县（今平罗县下庙乡暖泉村遗址），管理今石嘴山市的河西地区。河东地区则修复、拓展了塞外浑怀障，调士卒屯田戍边，并专设浑怀都尉进行管理。
东汉初期，廉县因战乱人口锐减。东汉中期羌族起义爆发，北地郡及廉县官署于永初五年（111年）三月南迁至关中，郡治寄理池阳（今陕西泾阳县西北）。百姓恋土，不愿南迁，朝廷派官兵“刈其禾稼，发彻室屋，夷营壁，破积聚”。廉县的民众被迫南迁，途中丧亡过半。永建四年（129年）九月，因对羌族作战取得阶段性胜利，朝廷派大臣郭璜督促百姓“各归旧县”，廉县的建置得以恢复。永和六年（141年）十月，因羌族起义再度爆发，朝廷又下令将北地郡南徙冯翊（今陕西高陵），廉县随之废弃，此后再未恢复。此后300年间，石嘴山地区是各少数民族驻牧之地，一直无州、县管属。其中，公元407年至420年，为匈奴人赫连勃勃所建大夏国属地。
北魏统一黄河流域后，石嘴山的河西地区先属薄骨律镇，后属灵州的怀远郡；西魏在平罗县东北设置临河郡。当时的河东地区农田较多，北魏太和元年（477年）将山东历城县（今山东济南）百姓迁来垦殖，故有历城之名。北周政权建立后，在历城（今平罗县陶乐镇西南）新设历城郡，上隶灵州，下管一县，即建安县，郡、县同驻历城。
整个南北朝时期，石嘴山市成为民族融合的大熔炉，既有北方的匈奴、羌、鲜卑、高车、柔然等游牧民族迁入，也有山东、江南的汉族民众到此屯垦。石嘴山这方热土，以海纳百川的气度，将各种文化兼容并收，取其精华，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塞北江南”地域文化。高车族从漠北迁来，也带来了他们惯乘的高车——一种轮子很高的牛车。因为适合宁夏的地理环境，一直沿用了1600多年，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才被现代交通工具取代。刁雍开创黄河长途水运并“永以为式”，为石嘴山以后1500多年的水上交通拉开了序幕，也为石嘴山在近代成为水旱码头、宁夏贸易门户奠定了基础。郦道元作《水经注》，记录石嘴山的历史、城镇、山河，并首次将贺兰山岩画介绍给世人。
石嘴山地区是民族迁徙、融合的走廊。古人沿江河两岸、山脉之麓活动、迁徙，而石嘴山地处贺兰山东麓、黄河两岸，形成南北方向的交通走廊。漠北的游牧民族南至宁夏平原、关陇京畿一带，内地汉族北出阴山，这个走廊是必经之地。所以，先秦至南北朝的诸多北方游牧民族，大多先到石嘴山地区，然后再进入宁夏平原腹地及更南的黄土高原。
历史上石嘴山的经济开发，始于秦汉之际。秦代的移民实边、“徙谪戍”（将罪犯充军边疆戍边），带来了内地的农耕技术。汉武帝对河南地的开发，在石嘴山境内实现了因地制宜、各有侧重。河东地区因设有塞外浑怀障，又有大片平壤之地，还有黄河的岔河（枝津）可以开渠引水，所以采取“斥塞卒”的办法，实行军事屯垦，以农业开发为主。河西地区因为水不到渠未成，则以发展畜牧业为主，朝廷给边民贷给种马，3年后按“什息其一”的利率偿还，即每贷10匹马偿还1驹作为利息。经济开发的前提是要有民众。朝廷事先从内地迁来贫民、灾民，盖好房舍，供给口粮、衣被、农具、子种，付出了巨大代价，造成朝廷和内地各县“府库皆空”的局面。但这种代价是值得的。当时，全国以关中平原的“秦中”最富，故人们形容新贵、新富之人为“新秦中”。二三十年后，整个河南地，在各种典籍、文书中都被称作“新秦中”。迁到这里的移民，原来都是身无分文、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灾民、贫民，若干年后，也变成了新富贵的“新秦中”人。
第一节 游牧“河南地”的匈奴人
匈奴族的习俗
匈奴族世无定居，逐水草而牧，不建城郭，不事农耕，按部落各有领地；没有自己的文字，但有独立的语言；专事畜牧，以饲养马、牛、羊为主，骆驼、驴、骡次之。从君王到牧民，都吃畜肉，衣皮毛，盖毡裘（用各种毛制成的冬装）。礼仪以壮健为贵，老弱为贱。进食也由壮健者先挑肥美之肉，剩下的才给老弱。匈奴人善骑射，儿时即训练骑羊、引弓射鸟，长大骑烈马、射狐兔。作战的长兵器为弓矢，短兵器为刀，以趋利为先，不利则退，不羞于逃遁，不争城池得失。匈奴人都是有名不讳，无姓、字，对单于、诸部之王，都直呼其名。父亲死后，儿子可以娶后母为妻，兄或弟死，可续娶嫂子或弟媳为妻。
匈奴的强盛
秦朝以前，比匈奴更强大的北方游牧民族是东胡和月氏，匈奴被夹在中间。匈奴的强盛，主要在秦末到楚汉相争时。这时，匈奴出了一位冒顿单于（单于相当于天子）。他当太子时，月氏强盛，据有今祁连山至新疆各地。匈奴不敌，把冒顿当做人质送往月氏。在将要被杀的危险关头，他盗得良马逃脱。此后，冒顿就以一种奇特办法训练部下的“忠诚”：制作一种带响声的“鸣镝”，他先射鸟兽，凡不射同一目标的立斩；再射良马，不随射者都斩；又射自己的坐骑，不射者也斩；又射其爱妻，犹豫者即斩。最后，他用这种办法杀死父亲头曼单于，夺取了单于之位。在冒顿单于治理下，匈奴社会实现变革，从过去的部落联盟进入奴隶制国家，建立了完整的国家机构和社会制度。其王庭设在今蒙古国乌兰巴托，把全部领地划分为三部分：中部由大单于直属；东部由左贤王管理；西部由右贤王管理。各部之下又有低一级的小王管理。当时东至辽东，西至天山南北，整个北方尽为匈奴牧地。到汉文帝时，其势力已扩张到宁夏南部的秦长城一线。
入居河南地的白羊王、楼烦王
从战国末年到西汉文帝的50年间，在今石嘴山地区的游牧民族主要是匈奴族的白羊王、楼烦王两部。这两个部落原在河套以北，战国末年渡河南下，进入水草丰美的河南地，即今宁夏固原市以北、贺兰山以东及陕西榆林地区、内蒙古鄂尔多斯草原的广大地区。秦始皇三十二年（前215年），蒙恬率兵把白羊王、楼烦王驱逐到阴山以北。楚汉中原逐鹿，无暇顾及北边，白羊王、楼烦王趁机渡河南下，今石嘴山地区又成其牧地。汉高祖九年（前198年），刘邦派刘敬入匈奴和亲。刘敬返回后把所见所闻报告汉高祖刘邦：匈奴白羊王、楼烦王不但占领了整个河南地，最南已到萧关（今泾源大湾乡附近），距长安只有七百里，轻骑一天一夜就可到京都。汉文帝元年（前179年），冒顿单于率兵南下，兼并了白羊王、楼烦王两部，并把他们划归右贤王统领。从此，石嘴山地区也成为冒顿单于的势力范围，直到卫青北击匈奴后才退走。
第二节 蒙恬逐匈奴置塞外浑怀障
蒙恬与太子扶苏
蒙恬（？～前210年），姬姓，蒙氏，名恬。秦始皇时期的著名将领，被誉为“中华第一勇士”，祖籍齐国（山东）人，是西北最早的开发者。蒙恬出身于名将之家。祖父蒙骜、父蒙武均为秦国名将，为秦国的强盛和秦始皇统一六国立下赫赫战功。蒙恬少年习刑狱法，担任过审理狱讼的文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蒙恬被封为将军，因攻破齐国大获全胜，被拜为内史（管理京城的最高行政长官），其弟蒙毅也官至上卿。蒙氏兄弟深得秦始皇信任，蒙恬管理外事，蒙毅为其内谋，当时号称“二忠信”，其他大臣都不敢与他们争宠。秦统一六国后，为消除北部匈奴侵扰之患，于秦始皇三十二年（前215年）派蒙恬统兵30万北击匈奴。经过数次大战，终于将匈奴驱逐到阴山以北的漠北地区。秦朝的北部边境从此安定下来。
扶苏（？～前210年），是秦始皇的长子，被立为太子。有政治见识，却无政治经验。他认为天下未定，百姓未安，反对秦始皇的焚书坑儒、“重法绳之臣”等政策，因而被秦始皇派到上郡（今陕西榆林东南），在蒙恬的大军中担任监军。始皇三十七年（前210年）冬，秦始皇巡游途中在沙丘病死。中车府令赵高与公子胡亥暗中谋划宫廷政变，伪造遗诏，捏造罪名，派使者下诏赐公子扶苏、蒙恬死，由胡亥篡夺皇位，称秦二世。司马迁在《史记》中叹道：“蒙氏秦将，内史忠贤。长城首筑，万里安边。”
蒙恬北逐匈奴
秦始皇三十二年（前215年）年，秦始皇巡视北边，走到上郡（陕西榆林西南），出海求长生不老之药的卢生归来，上奏说：《讖书》上写了，“亡秦者胡也”。秦始皇认为“胡”就是胡人匈奴，于是以蒙恬为帅，统领30万秦军北击匈奴，收复了河套地区的黄河以南各地，“得肥饶之地七百里”，也包括宁夏平原及石嘴山地区。匈奴白羊王、楼烦王退至漠北。蒙恬“暴师于外十余年”，“威振匈奴”。匈奴“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抱怨”，内地民众不再受其抢掠、烧杀之苦。石嘴山地区也在此时成为中原王朝版图。据司马迁《史记·蒙恬列传》记载，蒙恬除在河套地区筑塞据守、建立军事防御体系外，还干了两件彪炳史册的大事：一是修筑西起临洮、东止辽东的万里长城，世人称之为中华民族的象征；二是修建南起云阳（陕西淳化南）、北至九原（内蒙古包头西）的直道，全长一千八百里，今人誉之为最早的“高速公路”。
石嘴山的第一座城池——塞外浑怀障
蒙恬收复河南地后，于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年）着手建立庞大的军事防御体系。一是“城河上以为塞”，从榆中至河东沿黄河修建34（一作44）座县城临河，宁夏平原历史上第一座县城富平县亦在其中。二是沿黄河内侧“筑亭障以御戎人”。宁夏境内395公里黄河，只有两个障，一个叫神泉障，位置在今吴忠市利通区金积镇以西；另一个就是塞外浑怀障，在今石嘴山市辖境内。塞外浑怀障的防线近200公里，其驻军人数当在数千人之上。按行政区划，塞外浑怀障在富平县境内。秦朝的富平县（治今吴忠利通区境内）辖区很广，包含了今天宁夏的整个黄河自流灌溉区，其南境至中卫市，北境至石嘴山市河东陶乐灌区。
秦汉之际的“障”，就是在边境险要之处所筑的城池。因此，塞外浑怀障是石嘴山历史上的第一座城池，已有2210多年历史。对其具体位置，北魏著名地理学家郦道元在《水经注》中记有准确方位：“河水又北迳廉县故城东。河水又东北与枝津合。河水又东北迳浑怀障西。”汉代的廉县遗址尚存，在今平罗县下庙乡暖泉三队。由此向东北的黄河东岸，就是塞外浑怀障，约在今平罗县陶乐镇西南。为什么取名“塞外浑怀障”？“塞外”二字好理解，就是长城以北；“浑怀”又是什么意思？对此，史学界尚无定论。西汉又将这个要塞加以修缮、扩大，并成为“浑怀都尉”的驻地。我国的古籍名著，有很多都记载了这座城池。如《汉书·地理志》载：“北部都尉治神泉障，浑怀都尉治塞外浑怀障。”又如唐代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载：“其城本蒙恬所筑，古谓之浑怀障，即浑怀所理道。”从这两部权威著作看，在西汉时，“浑怀”可能是一个军事长官的官衔。而“都尉”一职，级别与郡守同。现今在原陶乐县境内发现两处汉墓群，其中兵沟汉墓在今平罗县陶乐镇南50公里，因地处黄河东岸，很多墓穴已被黄河冲毁，现存墓穴数十座。这些墓葬，规格比较高，都有砖砌的墓道、墓穴，所葬之人，不是官员就是富人。一个朝代、一个地方，能有如此多的官员和富户，从侧面印证了秦汉时期塞外浑怀障的存在和地位。当时的黄河东岸，可耕的土地不少。两千多年来，河道东移，冲毁城池，所以再也找不到塞外浑怀障的遗址。
第三节 卫青、霍去病北击匈奴
匈奴南侵掳掠
西汉王朝自建立到汉武帝元光元年（前134年），与匈奴的关系始终处于被动挨打状态。楚汉相争时，匈奴待机南下进入河南地，还不断到内地掳掠。数万、十多万骑的掳掠，50年间就有13次，小规模的掳掠不可计数。匈奴除畜牧业外，农业、手工业都没有，生活物资奇缺，所以，掳掠的对象是金银财宝、粮食、布帛丝绸、生活器具、牛马家畜，以及青壮劳力和年轻女子。史籍记载，掳掠人口过2000人的就有数十次。汉高祖刘邦曾亲率步骑32万击匈奴，在白登山（今山西大同东北）被40万匈奴骑兵围困7昼夜。后用陈平之计贿赂单于阏氏，刘邦才得以脱逃。此后，汉朝廷退而采取和亲政策，于高帝九年（前198年）以“家人子”（民家女）冒充公主，送予匈奴单于为阏氏（读作焉支，系单于正妻，相当于皇后），并订立和亲盟约，主要内容为：汉、匈约为兄弟；汉每年奉送匈奴数量巨大的丝绸酒米等物资；双方以长城为界互不袭扰；汉朝开放关市，允许双方边民交易。这次和亲属首创，但效果不佳，匈奴的掳掠有增无减，而且规模更大。汉文帝14年（前166年），匈奴14万骑入朝那县（今宁夏彭阳县古城镇）的萧关（今泾源县大湾乡境内），杀北地都尉孙卬，使骑兵入烧回中宫，其前锋到了汉朝皇帝经常居住的甘泉宫。汉朝廷采取移民实边、加强边防、输米入边、外交谈判等各种对策，终不能制止匈奴南侵。
匈奴南下虏掠的线路有多条，其中尤以从今石嘴山市境的黄河东岸向南，再经固原过秦长城、入萧关为多。因为沿河而走，既有道路，又不致迷失方向。抢掠的骑兵甚至夷平了塞外浑怀障，到卫青收复后才修复。
经过“文景之治”的休养生息，汉朝经济复苏，国力增强。汉武帝雄才大略，在登基7年后开始大规模对匈奴用兵，40多年间对匈奴作战18次，最大的战役有三次：一是卫青收复河南地之战，二为霍去病祁连山麓之战，三是卫青、霍去病等漠北之战。战事结束，“匈奴远遁，而漠南无王庭”，汉朝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卫青与霍去病
卫青（？～前106年），字仲卿，河东平阳（今山西临汾）人，西汉名将，为汉朝开拓北部疆域作出过重大贡献。
元光二年（前133年），汉武帝决定改变西汉初期和匈奴的和亲政策，靠“文景之治”积累的财富和训练有素的精锐之师，对匈奴发动了大规模的反击。卫青从公元前129年被封车骑将军开始，多次领兵打击匈奴，创造七战七捷的战绩，立下了显赫战功。
卫青出身贫寒，其母为平阳府家奴。卫青系私生子，幼年受尽虐待，长大后随其母、姊，在平阳公主府中为骑奴，负责饲养马匹。有次，卫青作为随从来到甘泉宫，一个囚徒看到他的相貌后惊讶道：你现在穷困，将来定为贵人，官至封侯。卫青笑道：我身为人奴，只求免遭笞骂，哪里谈得上封侯？建元二年（前139年）春，卫青的姐姐卫子夫被汉武帝选入宫中，卫青也被召到建章监养马。这是卫青人生命运的转折点。后来卫子夫得宠并生下皇子，失宠的陈皇后、其母馆陶长公主为泄其愤，谋害卫青。正在危难关头，卫青的好友公孙敖把他从死亡的边缘夺了回来。汉武帝得知后，大为震怒，于是任命卫青为建章监总管兼侍中。元光五年（前130年），汉武帝派兵出击匈奴，兵分四路，各领万骑；拜卫青为车骑将军，出上谷；太仆公孙贺为轻车将军，出云中；大中大夫公孙敖为骑将军，出代郡；卫尉李广为骁骑将军，出雁门。其余三路皆败，公孙贺无寸功可言，公孙敖损兵7000骑，号称“飞将军”的名将李广甚至当了俘虏，后待机孤身逃回。唯有卫青大胜，一直追到匈奴的王庭龙城，斩首数百而归。首战告捷，卫青被封为关内侯。
此后，卫青作为汉军统帅，多次率兵与匈奴恶战。其中与石嘴山地区有关系的是收复河南地的河南之战。元朔二年（前127年），卫青率3万骑进入鄂尔多斯草原，与长期盘踞在河南地的白羊王、楼烦王激战。二王西退，卫青也向西追袭，然后西渡黄河，北上高阙，再沿黄河西岸向南，转战3000里至陇西，俘敌数千，获马、牛、羊百余万。汉武帝先赏赐卫青食邑3800户，封为长平侯，然后又在朝会讲了一大段夸奖卫青的话，并宣布增赏食邑3000户。这次战役，是汉朝与匈奴军事对峙的转折点，卫青不但派部属修复了秦蒙恬所筑县城、亭障，沿黄河西起今银川市、东北至榆林构建了军事防御体系，还在今杭锦后旗筑朔方城，建朔方郡，史书称之为“筑卫朔方”。河南之战后，整个石嘴山地区回归汉朝版图，从此安定了200多年。卫青率军与匈奴作战，屡立战功，《史记》记载其所得封邑总共有16700户，《汉书》为20200户。虽然战功显赫，权倾朝野，但卫青从不结党营私，对士卒十分体恤，能与将士同甘苦，威信很高。其裨将及校尉封侯者9人，封为将军者15人，其中李广、张骞、公孙贺、公孙敖、李息、李蔡、曹襄、韩说、苏建都在《史记》《汉书》中立有传。卫青病死后，汉武帝为表彰他的战功，陪葬于茂陵之侧。
霍去病（前140～前117年），河东郡平阳县（今山西临汾西南）人，西汉名将，善于长途奔袭。他出生在一个传奇性的家庭，母亲卫少儿是卫青的姐姐，在平阳公主府当女奴时，与小吏霍仲孺私通生下霍去病。但这位小吏却不敢承认，使他成为“无父之子”，看似永无出头之日。在舅舅卫青的影响下，他自幼刻苦练习骑射，养成吃苦耐劳、坚毅果敢的性格。善于选拔人才的汉武帝发现了这位少年奇才，破格任命为天子侍中。元朔六年（前123年），18岁的霍去病被汉武帝任为骠姚校尉，随卫青征讨匈奴于漠南（今蒙古高原大沙漠以南），以轻骑800深入敌后数百里，斩首2028人，杀死匈奴单于的祖父，俘虏单于的国相及叔叔。汉武帝赞叹他的勇冠三军，封其为“冠军侯”。两年后，又封为骠骑将军，率兵出北地、过居延，奔袭退到河西走廊的匈奴主力，斩首3万余，俘获更多，包括5个王及其王母，单于的59名妻子和王子，63名相国、将军、都尉。同年秋，霍去病奉命接应率众降汉的匈奴浑邪王，在部分降众叛乱的紧急关头，率部驰入匈奴军中，斩杀叛者，稳定了局势，浑邪王得以率数万余众（号称10万）归汉。从此，汉朝控制河西走廊，设立了河西四郡，也打通了去西域的道路。元狩四年（前119年）夏，与卫青各率5万骑深入漠北进击匈奴。霍去病率军大败左贤王部，乘胜追击到狼居胥山（今蒙古国肯特山）一带，进行了祭天地的典礼，最后一直打到翰海（今俄罗斯贝加尔湖），共歼敌7万余人。这一战役后，霍去病威震匈奴，后升任大司马，与卫青同掌兵权。他用兵灵活，注重方略，不拘古法，勇猛果断，尤擅长于用骑兵长途奔袭，每战皆胜，深得武帝信任。汉武帝择地专为其盖府第，让霍去病到现场察看，霍去病婉言谢绝，留下了“匈奴未灭，何以家为”的千古名句。元狩六年（前117年），霍去病英年早逝，年仅24岁。汉武帝对霍去病的死非常悲伤，下令将坟墓修成祁连山的模样，彰显他力克匈奴、夺取河西的奇功。
汉匈之战的军事要冲
卫青与霍去病数次击匈奴，各有一次经过了今石嘴山市境内。
元朔二年（前127年）卫青收复河南地的河南之战，最权威的记载当是《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战前汉武帝的部署是，命令卫青“出云中以西至高阙”。但战事的实际进程却是“遂略河南地，至于陇西”。为什么会如此变化呢？要“出云中”，必然经云阳（今陕西淳化南），然后沿秦始皇修建的直道向正北方向穿过鄂尔多斯草原，最后渡过北河才能到云中（今包头东北）。但战场的情况瞬息万变，当时河套以南有匈奴的白羊王、楼烦王两部。卫青沿直道进入河南地后，只好先与两部大战。两部战败向西撤退，于是就出现了战事结束后汉武帝描述的一段话：“今车骑将军青渡西河至高阙，绝梓岭，梁北河……”西河在哪里？就是今石嘴山市至内蒙古五原一段黄河。对此，《水经注》有明确记载：“河水又东北迳廉县故城东，王莽之西河亭。”西汉廉县在今平罗县下庙乡暖泉村三队，王莽时因为其城之东有西河流过，所以改名西河亭。从地图上也可以解释清楚：河套地区的黄河呈“几”字形，西面的叫西河；从内蒙古托克托县到山西壶口一段在东面，故名东河；包头到托克托一段因在最北，故称北河。数万大军要渡西河，必得架桥梁，所以要“梁北河”。唐代张守节《史记正义》引《括地志》：“梁北河在灵州界。”但唐灵州北境一度管到内蒙古五原。而《水经注》把“梁北河”记在西汉的窳浑县下，即今内蒙古临河市北。两相比较，《水经注》的说法应可信。梓岭这座小山，应是今天内蒙古卓资县的卓资山。把以上地名搞清后，卫青这次长途奔袭的线路就清楚了：从长安向北经陕西淳化、靖边进入鄂尔多斯，然后向西北追击至石嘴山市河东地区，又沿黄河东岸追击至五原县，架浮桥（按当时科学技术水平，所架之桥应是浮桥）西渡黄河，向北追至高阙。汉武帝最初部署的“出云中”，实际并未到达。追到高阙后，因匈奴主力沿黄河西岸向南逃窜，卫青又折向南，经贺兰山东麓追至陇西，其间又经过今石嘴山的河西地区。从道路交通发展的历史规律看，也应如此。古道乃至近代的公路、铁路，一般都沿江河两岸或山脉两侧而走，在山岭丘陵地带，则循沟谷而行。当代科学技术水平提高、材料先进，才有可能逢山建隧、遇水筑桥。
元狩二年（前121年）夏，霍去病长途奔袭匈奴主力的祁连山之战，也经过了石嘴山地区。这次战役，汉武帝的部署是兵分四路，寻找匈奴主力并与之决战。东边为李广、张骞两路，俱出右北平；西面为霍去病、公孙敖两路，俱出北地郡（今甘肃庆阳马岭）；如一路发现匈奴主力，邻近一路迅速合围夹击。西面两路出北地郡后即“异道”分开：公孙敖沿黄河东岸北上，到今内蒙古的临河一带逗留观望；霍去病则渡黄河向西，越过贺兰山深入匈奴腹地，得知休屠王已率主力经“龙城道”西遁。“龙城道”是匈奴王庭连接河西走廊、乃至天山北路的交通要道。此时，公孙敖的东路大军已失去联系，霍去病只好孤军作战，追过居延（今内蒙古额济纳旗居延海侧），再沿黑河追至祁连山下，与匈奴主力展开决战，结果大获全胜。休屠王全军覆没，被斩首的达3万多人，被俘的更多，包括王公大臣、妻妾王子，数万精骑尽皆逃散。经过这次战役，匈奴元气大损。《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说匈奴“师减什三”，即“控弦之士”被消灭了三成。霍去病及其部将4人皆因功封侯，而合骑侯公孙敖逗留不前本当斩决，但念前功废为庶人。
第四节 廉县设置与“新秦中”开发
汉代的廉县与北地郡
石嘴山市境内有史可考的第一个县级建置是廉县，始置于西汉元鼎三年（前114年）。汉武帝遣卫青击退匈奴后，数次大规模移民到河南地畜牧、屯垦，北地郡人口倍增，原有行政建置已不适应，朝廷决定将其一分为二：划出西南部增设安定郡；新的北地郡下面增设6个县，廉县是其中之一。县城在今平罗县下庙乡暖泉村三队，遗址尚存。廉县的辖境包括今石嘴山市大武口区、惠农区和平罗县的河西地区及贺兰县的西北部。黄河以东的陶乐镇则属富平县地。因县城位于黄河西岸，西汉后期王莽篡立，新莽政权将廉县更名为西河亭，但时间很短，各种史籍极少使用。东汉恢复廉县之名。永和六年（141年）十月，因羌族起义爆发，朝廷下令将北地郡南徙冯翊（今陕西高陵），廉县随之撤销，以后再未恢复，共存在255年。
今下庙乡暖泉村的廉县遗址，由于农耕破坏，南北仅剩200余米，东西只有100多米，但地表仍有大量灰陶、黑陶及夹砂红陶残片，还有少量卷云纹瓦当和残砖，均具汉代特征。20世纪50年代，当地群众在遗址挖出过两只绳纹陶罐，一件当时即被打碎，另一件完好无损，罐高47厘米，口径22厘米，外壁有汉代的绳纹特征。20纪80年代末，文物工作者到现场察看，就在地表拾到一枚西汉时期的五铢钱。在暖泉村，还有规模较大的汉墓遗址，现存汉墓数十座。这些文物和遗址，都是汉代廉县城址的物证。
廉县上隶北地郡。西汉早期的北地郡范围相当大，包括今天宁夏的全部，甘肃的庆阳地区、平凉地区和靖远县、会宁县，郡城设在今甘肃的宁县。元鼎三年（前114年）析置安定郡（治今固原）后，新的北地郡城向北迁移到马岭（今甘肃庆阳西北），共辖19县，廉县位于全郡的北端。东汉时，北地郡的郡城再次向北迁移到富平城，即今吴忠市利通区关马湖附近。东汉后期因羌族起义，郡城曾两度内迁关中。
秦汉移民实边
秦朝在筑塞外浑怀障的第二年，即公元前214年，实行了两项移民河南地的政策：一是“徙谪戍”，把犯有轻罪的囚徒，流放到新建的亭、障、城戍守。这些人到艰苦边塞充军，脱离了囚牢之苦，也得到一点慰藉。这样，塞外浑怀障就迎来了第一批城民。二是移民“实之初县”，就是往新设置的县迁移内地汉民。今石嘴山地区时属富平新县，当然也安置有移民。
到西汉卫青、霍去病驱走匈奴白羊王、楼烦王后，边境安定，河套以南成为安宁之乡。尤其是宁夏平原，不但土地肥沃，而且有黄河自流灌溉之利。因此，西汉朝廷开始向北地郡的富平县、灵州县、廉县大规模移民。在《史记》《汉书》中记载的有：元狩二年（前121年），移入关东贫民；元狩三年（前120年），山东因河水泛滥遭特大水灾，上百万灾民流离失所，朝廷将其中的70余万口安置到新秦中，其中也包括今天的石嘴山地区；元鼎六年（前111年），汉武帝又下令往河南地调拨士兵60万，安排到各城、障，平时戍守、屯田，一旦有警，召之能战。今石嘴山市的河东地区，因属塞外浑怀障防区，是军屯的重点之一。汉武帝在浑怀障设浑怀都尉一职。西汉河套地区设“障”10多个，宁夏近400公里黄河，只有两个。各障设都尉管理的亦不多。西汉在各郡设都尉，职责是负责全郡军事，相当于今天的省军区司令。后来又设专职、专地的都尉。因此，西汉在塞外浑怀障屯田的士兵，至少过万人。
汉武帝时期的这三批移民，都有一个共同特点：身无分文，没有任何财产。吃的口粮、住的房舍、生产用的农具、籽种，甚至衣被、锅碗瓢盆，都要由官方供应。为了安置移民、解决他们的实际问题，朝廷耗费数亿资金，派出大批官吏，调拨大量物资，造成国库、地方府库空虚。所以，司马迁在《史记·平准书》中说，“衣食皆仰给县官。数岁假予产业，使者分部护之……其费以亿计，于是县官大空”。为解决粮食和子种运输问题，“中国缮道餽粮，远者三千，近者千余里，皆仰给大司农”。
西汉时对石嘴山地区的开发
经元狩年间的大规模移民后，石嘴山地区进入了历史上的第一个经济大开发时期。开发分河西、河东两区；河西以牧业为主，河东发展农业。
先说河西。宁夏黄河以西的平原地区，在西汉时虽已有灌溉渠道，但渠水还到不了石嘴山地区。北魏刁雍修复的“古高渠”，就是西汉的河西干渠，从青铜峡引水向北流，其长度仅120里，只能到银川市西。既无灌溉之利，就只能以畜牧业为主进行开发。而汉武帝拓疆扩土，主要靠骑兵，所以特别重视养马，甚至用“节食损膳”的办法，来维持新招养马人的生活。元鼎五年（前112年），就是设立廉县后的第三年，汉武帝大猎于新秦中，随从达数万骑。据《史记·平准书》记载，汉武帝进入北地郡后，发现道路上千里无亭徼（亭，西汉道路沿线十里设一亭，掌治安、警卫，兼管停留旅客及周围民事；徼，军事要塞），当即诛杀北地太守及其属官，同时下令“民得畜牧边县”。廉县既属北地郡，又是最北面的“边县”，牧马业就成为重点发展产业。为了使“畜牧边县”的政令得到落实，朝廷又制定了扶植政策，由官方给新迁入的移民无偿提供种马，每10匹种马，繁殖三年后，交给朝廷1匹马驹作为利息。所以，每户人家贷给种马的起点是10匹，否则就难以计息。当时的廉县，牧草遍野，高过马腹，有足够的畜牧承载能力，小户人家至少也有10多匹马。当然，除了养马，为解决生计，还要养羊、养牛。至于粮食种植，则成副业。经过30年的开发，到汉昭帝时，廉县的人口数量已达万人左右，呈现出“水草丰美，土宜产牧，牛马衔尾，群羊塞道”的富足景象。
再说河东。石嘴山地区的河东部分，当时位于黄河的岔河东岸。这条岔河叫“枝津”，因水流不急，各处都可引水溉田，《水经注》记作“所在分裂，以溉田圃”。既有灌溉之利，经济开发就以农业为主。当时的黄河枝津，应在今天的黄河略西。枝津与鄂尔多斯台地之间，有大片平地可以开垦。塞外浑怀障的戍田士卒，就在这片土地上屯垦。卫青把匈奴白羊王、楼烦王逐出河南地后，平津侯主父偃上奏说，“朔方地肥饶，外阻河，蒙恬城之以逐匈奴，内省转输戍漕”，建议进行开发。汉武帝予以采纳，“募民徙者十万口”到河南地屯垦。元鼎六年（前111年），又下令“斥塞卒”60万到各城、障开垦土地，穿渠引水。石嘴山河东地区
在此时即形成灌区，实行以农业为主的经济开发。为了发展农业，汉武帝专门设搜粟都尉，任命赵过为首任都尉。赵过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农业专家，他首创“代田法”，将田块分成三畦、三垄，既抗旱节水，又可按畦、垄轮作、间种。他亲自推广普及“代田法”，教百姓耕种，遂成为北方普遍采用的耕作技术。在赵过主持下，还创制了三脚耧等多种耕耘工具。其中的三脚耧，当时在石嘴山地区已广为使用。
第五节 汉代卑移山与黄河
卑移山
《汉书·地理志》在廉县之下有一句注文：“卑移山在西北。”《水经注》也有记载：“河水又北迳廉县故城东，王莽之西河亭，地理志曰卑移山在西北。”按这两条史地名著的权威记载，卑移山并不是指整个贺兰山，而是专指今石嘴山境内一段，即贺兰山北段。
为何取名“卑移山”？对此，不但古籍没有记载，当代学者也很少有人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唯有两种考证，让人读后觉得耳目一新。
一是力识先生的考证《贺兰山的名与义》（载《宁夏文物》1986年试刊）。他认为“卑移”即“白人”的异读音。北方的匈奴、鲜卑等民族，常用黑、白之号来区分部落，称做“白人部”或“黑人部”。“卑移”即“白人”异读的对音。而古代“人”与“民”互通，因而“卑移山”又可称做“白民山”。他的结论是：卑移山系北方某游牧民族白部居地，因此而得名。
宁夏史志专家吴忠礼先生认为，根据“族以地名、地以族名”的惯例，“卑移”源于秦汉之际北方少数民族的一个部族名。这个部族叫“伯夷”，原驻牧于陇山（六盘山脉）地区，传说为“四岳”（亦作西岳、太岳、泰岳）之父。《山海经》有载：“伯夷父生西岳，西岳生先龙，先龙生氐、羌。”也就是说，伯夷是西北游牧民族氐、羌的族源。伯夷在贺兰山也有分布，东汉时羌族更是遍布宁夏平原各地。以“伯夷”名山，音转成为“卑移山”。结论是：卑移山，因“伯夷”游牧部落驻牧此山而得名。
以上两说，从声韵学的角度看，后者似乎更贴切。
黄河西河与枝津
据史籍记载，西汉时即已出现黄河一名，但隋以前（包括《隋书》）的记载一般把黄河称作“河”，而从唐代开始，则普遍记作“黄河”。
黄河进入宁夏平原后，多数为游荡型河床。民谚曰“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黄河的径流量在历史长河中呈递减趋势，所以越往上溯，水的流量越大，河床的摆动也相应大。在秦汉之际，石嘴山地区黄河的走向，也与今天不尽相同。
对宁夏汉代至北魏河流水系的记述，以郦道元的《水经注》最为详尽。这部地理名著，名义上是注释《水经》，实以《水经》原文为纲，作了20倍于原书的补充、扩展和再创作而自成不朽巨著。郦道元生前可能到过宁夏，不但走遍塞上的山山水水，并作为一个有心人实地考察、访问，所以对宁夏的河流水系记述极为详尽、准确。
至于《水经》，则是中国第一部记载河流水系的专著。其作者一说为汉代的桑钦，一说为晋代的郭璞。从《水经》所记“河水”沿岸城镇看，有上河城、典农城、廉县等西汉城镇。因此，所描述的河流当是汉代实况。
按《水经》原文和《水经注》郦道元的注文分别考证，可以理清汉代黄河石嘴山境内段的走向。
河水出青山峡（今青铜峡），经富平县西，然后分作两股：东面为岔河，当时叫枝津，其走向与今天的黄河大同小异，唯石嘴山境内略向西偏三五公里，从枝津引出若干灌渠“以溉田圃”；西面为主流，又称西河，从今天的青铜峡大坝下游约10公里折向正北，经过今青铜峡市蒋鼎乡西、邵岗镇西、银川市新城东，再经西湖北流至汉廉县（在今平罗县下庙乡暖泉村有遗址）东。此处是河水流向的一个拐点，即由正北流变为东北流，至平罗县陶乐镇略西南与枝津汇合。主流和岔河所围的洲岛，古称灵洲。按《汉书·地理志》和《水经注》的描述，西汉时的廉县城，濒临主河道西岸；而塞外浑怀障，则在岔河（枝津）的东岸。古人依水而居，临水而作，所以城镇多建在河流沿岸。
第六节 廉县废弃与羌族起义
东汉时的廉县
经过西汉末年的战乱，各地人口锐减。到东汉时，朝廷按人口多少撤并郡县，北地郡从原辖19县减为6县。位于今宁夏中部、北部的县撤掉一半，但廉县仍然保留，说明这里受战乱影响没有其他地方严重。此时廉县仍属北地郡管辖，但其属地有所增加，即将西汉灵武县（治今青铜峡市邵岗镇）的北部（今贺兰县西部）划入。秦汉时的塞外浑怀障，东汉时已不见史籍记载，估计已经废弃。东汉北地郡6县合计为3122户、18637人。廉县不超过500户、2000人，与西汉中期相较，已是十去七八。但这里的牧场仍相当好，史称“水草丰美，土宜产牧”。东汉中期，羌族、鲜卑族大量进入廉县。据《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载，汉灵帝光和年间（178～184年），鲜卑族首领檀石槐死，其子和连继位。和连是个淫乱而凶残的暴君，他自以为所向无敌，率部众南下进攻北地郡，刚到廉县，就被一位“善弩者”射死。永和六年（141年）十月，声势浩大的羌族起义波及全境，朝廷下令将北地郡南徙关中，廉县亦不复存在。
北地郡的羌族起义
羌族在尧时居三危（敦煌市南30里三危山），商代东迁至青海、陇东，战国秦时一部西迁至河曲（今青海贵德、尖扎间），另一部迁往河西走廊。以后逐步壮大，遍布于青海、甘肃及新疆东南部。西汉后期，东进至三陇、渭河流域及宁夏南北，有“胜兵四十万”。羌族很早就会田畜技术，实行种姓制度，部落首领的每一个子、孙都可形成一个种姓，现代学者称“种姓家支”。东汉时，整个西北地区都有羌族分布，其种落有研、烧当、罕、开、先零、牢姐、封养等30多个。驻牧于今石嘴山一带的，属先零羌。
汉初羌族臣服于匈奴，经常攻打汉地边郡。元鼎五年（前112年），先零羌与诸羌结盟，合兵10万攻令居（甘肃永登）、枹罕（今甘肃临夏）。次年，汉武帝派将军李息率兵10万征讨，占领湟中。朝廷采取三项措施：设置护羌校尉镇守；“因山为塞”修建军事设施；封降者首领为王、侯，以分化诸羌。羌人失去耕牧之地，无计维生，再次反叛。神爵元年（前61年），汉宣帝命将军赵充国领兵6万镇压，斩首7000多，降者3万多。西汉元帝永光二年（前42年），陇西羌因饥荒、地震反叛，朝廷又派兵7万镇压，多数羌人逃走他乡，先零羌即在此时迁入宁夏。
东汉初期，西北各地除关中外，都有面积不等的羌族聚居区，尤以青海、宁夏、甘肃、陕北为多。仍居河湟、陇右的称西羌，东迁入安定、北地、上郡、西河四郡的称东羌。东羌共有70多万，而居住在宁夏南北两地的先零羌，有30万之众。人数之多，已大大超过原住民。东汉初期经济处于恢复时期，官吏清廉，社会安定，羌族亦安居乐业。但到中期，官吏腐败，豪强压迫，民不聊生。羌族人又要多承受一种苦难——民族压迫。据《后汉书·张奂传》记载，张奂赴三水属国（今宁夏同心下马关镇红城水）都尉之任，当地少数民族首领送去金银财宝和良马。张奂不受，而送者感到惊讶：因为前八任都尉个个“贪财货”，种落反叛也由此而起。因此，在整个东汉的中后期，西北各地不断爆发羌族起义。宁夏境内第一位起义领袖为滇零，永初元年（107年）起义，很快波及北地、安定两郡的大部分地方，并在北地郡自称天子。朝廷先后数次派大军征剿，都被义军打败。永初六年（112年），滇零病逝，其子零昌继续称帝，在羌族豪帅狼莫的辅佐下，将指挥中心迁至灵州县的丁奚城（在灵州岛上，详址待考），又以汉人杜季贡为将军，继续与官兵浴血奋战。元初二年（115年），朝廷先派大军攻丁奚城，后又由任尚率轻骑偷袭丁奚城，都是无功而返。元初四年（117年），朝廷又派任尚、马贤率两路大军合围，战于富平县上河城，相持60天后，义军战败，零昌、狼莫先后被暗杀。
北地郡内迁与廉县的废弃
数年之后，先零羌的起义再度爆发，烧当羌、烧何羌又在陇西、金城起义，有的攻入“三辅”，战火蔓延整个西北，其时间之长，范围之广，为西北历史上所罕见，也动摇了东汉政权。位于关中北面的上郡、安定、北地和西面的陇西四郡，曾两度陷落而徙入关中。
永初五年（111年）三月，先零羌部首领零昌在丁奚城的起义正处于鼎盛时期，朝廷决定将北地郡南迁至关中，郡治寄理池阳（今陕西泾阳西北）。郡守、县令等大小官吏原籍多在内地，加之钱财多，害怕被抢掠，所以争先恐后要求南迁；而一般民众除了搬不走的土地、房屋，没有什么可担心的，都不愿离乡背井。朝廷于是下令采取强制措施，百姓被迫南徙，拖家带口，千里路途，加上沿途因蝗灾闹饥荒，许多人病死饿倒在路边，惨不忍睹。对此，《后汉书·西羌传》有记载：“而二千石、令、长多内郡（人），皆争上徙郡县以避寇乱……百姓恋土，不乐去旧，遂乃刈其禾稼，发彻室屋，夷营壁，破积聚。时连旱蝗饥荒，而驱蹙劫略，流离分散，随道死亡，或弃捐老弱，或为人仆妾，丧其大半。”从这段记载看，廉县的民众也被迫南迁了，而且在迁徙途中丧亡过半。永建四年（129年）九月，因朝廷对羌族作战取得阶段性胜利，尚书仆射虞翊认为北地十分富饶，“厥田惟上，沃野千里，谷稼殷实。又有龟兹盐池之利，水草丰美，土宜产牧，牛马衔尾，群羊塞道。北阻山河，乘卮据险。因渠为溉，水舂河漕，用功省少而军粮饶足”。他认为朝廷绝不应放弃对这里的管理，于是上《复三郡疏》，请求将三郡迁回。朝廷派郭璜督促百姓“各归旧县，缮城郭，置侯驿。既而激河浚渠为屯田，省内郡费岁以亿计”。于是，廉县的建置得以恢复，侥幸活下来的民众也返回故乡。可是好景不长，永和六年（141年）十月，因羌族起义再度爆发，朝廷又下令将北地郡南徙冯翊（今陕西高陵）。因为有前次的教训，朝廷也没有对一般百姓采取强制措施。所以这次迁徙，实际南迁的只是北地郡的衙门和廉县等6个县的官署，多数百姓仍留居故地。既无郡守、县令管理，已有255年历史的廉县，也就被废弃了，而且再未恢复。此后300年间，石嘴山地区仍是各少数民族驻牧之地，一直无州、县建置。
第七节 北魏时期石嘴山水陆交通
随高车族传入的牛车
按《魏书·高车传》的说法，高车族系“古赤狄之余种”，开始叫狄历，后来叫敕勒、高车或丁零。近代学术界则认为：狄历、敕勒、丁零都是一个民族，音同字异而已；唯高车是一个独立的民族，因惯乘高轮车而得名。高车族的发祥地在贝加尔湖以北，两汉以后进入今蒙古国色楞格河至阿尔泰山一带，一部分继续南下至今河北一带。由于处在氏族社会，只有部落统领，没有国家政权统一号令，高车人众虽多，但经受不住战争的考验。鲜卑族领袖拓跋珪建立北魏政权后，高车多次遭柔然、北魏军队打击。《魏书》对高车族的食俗、婚俗、衣着、性格有大段文字记述，而他们对宁夏地域文化影响最大的是交通工具。这个民族爱使用木轮高大的牛车。在与北魏的历次战争中，魏军一次就缴获数万乃至20万辆高车，说明其普及程度高得惊人。北魏天兴二年（399年），拓跋珪率军在牛川大败高车，俘获7万余口，缴获高车20万辆、马30万匹、牛羊140万头（《魏书·太祖纪》卷二）。魏太武帝拓跋焘继位后出兵漠北，“高车诸部望军而降者数十万落，获马牛羊亦百余万，皆徙置漠南千里之地”（《魏书·高车传》卷一〇三）。许多部族或被迫南迁或被俘，主要分布在阴山南北、贺兰山以东，成为北魏子民。高车族即于此时迁入石嘴山市，并带来了他们惯乘的高车。这种牛车“车轮高大、辐数至多”（《魏书·高车传》卷一〇三）。由于适合宁夏道路春季易翻浆、周边多沙漠的特点，这种牛车流传1600多年，一直沿用到20世纪70年代。它的两只车轮每只有17辐，高过牛背，直径达1.7米，加上很矮的车厢，高过2米。宁夏民间俗谚“门小窗户大，屋小火炕大，牛小车轱辘大”，第三句说的就是这种牛车即古高车。轮子直径大则力臂大，行经沙漠、草地乃至小沟小坎均不致滞陷，在无道路的田间地头也能使用。它一般用一头牛驾辕，一头牛在前牵挽，载重近1000公斤。如以两头牛牵挽，可载1300公斤。民国年间，这种牛车是石嘴山地区短途运输、农村运输的主要工具。大约在1978年以前，各农村社队仍在广为使用，每个生产队都有四五辆或更多。尤其是冬天往田间送农家肥，其他任何交通工具都很难胜任，唯牛车可通行无阻。这说明科学实用的东西，可以在各民族经久传播。1980年后，这种高车逐渐被手扶拖拉机、农用车等机动车取代，从而退出历史舞台。
刁雍造船、开发黄河水运
在北魏之前，石嘴山境内段黄河只有渡运而无长途水运。北魏太平真君五年（444年），刁雍调薄骨律镇（在今吴忠市古城湾）任镇将，修复了久已废弃的艾山渠，可“溉官私田四万顷”。其后两年，镇内粮食大丰收，“平地积谷”，多得无处存放。当时北魏与漠北少数民族柔然关系紧张，常以兵戎相见，军粮供应一般从山西、河南一带征调转运，但运距超过2000里。太平真君七年（446年），魏太武帝拓跋焘诏令刁雍，调高平（今固原）、安定（甘肃镇原）、统万（陕西靖边北）及本镇牛车5000辆，将50万石军粮运至沃野镇（内蒙古五原县北）以供军需。刁雍接旨后，上了一道奏表，叙述了当时道路状况、用牛车陆运的艰难和弊端，要求改做水运。魏太武帝诏准。刁雍一冬造船200艘，次年三月开始水运，至九月共运送军粮60万石，不但提前两年半超额完成任务，还省去5000辆牛车，免除了上万头耕牛、数千名车夫四年劳役之苦，节省人的口粮及牛料40多万担。《魏书·刁雍传》对此事记载极为详细，从中可以看出当时石嘴山地区的交通状况。
第一，北魏初期，有一条大车道沿黄河西岸自南而北纵贯石嘴山地区。刁雍所运之粮全部在河西，装粮的地点为薄骨律仓城，即今永宁县望洪镇附近。按原计划用牛车陆运就要使用这条大车道，其线路经银川市、贺兰县进入石嘴山市境，最后东渡黄河，可直达沃野镇（今内蒙古五原西）。石嘴山境内路况较好，出境后路况很差，“道多深沙，轻车来往，犹以为难。设令载谷，不过二十石，每涉深沙，必致滞陷”。
第二，当时的石嘴山地区有一处黄河渡口。刁雍的奏表说，用牛车运粮，要两次越渡大河，一次就在今石嘴山市惠农区，即过去的石嘴子，另一次在今内蒙古五原。
第三，当时的石嘴山段黄河，木帆船可畅行无阻。刁雍所造之船，是选用当时江淮地区的船型，船长而窄，吃水在1.6米左右，载重1000石，合今26吨多。刁雍采取“两船并为一舫”的办法仍可畅通无阻，说明当时的黄河航道条件比近现代要好得多，首先是水量大，浅滩少。今天的黄河，四五月份浅滩水深低于一米，这种船根本不能航行。
对刁雍造船运粮之事，魏太武帝拓跋焘大加褒奖，认为是“益国利民”之举，要求“非但一运，自可永以为式”。以后各朝代的史籍，如唐代的《元和郡县图志》、宋代的《太平寰宇记》、清代的《古今图书集成·漕运部》等，都将此事当做佳话全文引用。究其原因，就在于刁雍所开发的黄河水运，在后来“永以为式”，延续了1600年。刁雍去世后40多年，高平农民起义军围攻灵州，灵州守将贾显度见无法抵抗，便令守军、官吏及富户登船，顺流而下抵达秀容，即今山西省的忻州西北，可见此时航道又延伸了500多公里。唐武德七年（624年），朝议备边之事，将作大匠于筠提出在灵武、五原的黄河上布设水师，防止突厥渡河南下。唐高祖李渊予以采纳，“召江南船工大发卒治战舰”。唐开元九年（721年）在灵州设朔方节度使后，又专门设置水陆转运使、六城水运使，管理黄河水运。元朝定都大都（今北京）后，黄河水运又进入一个崭新的时期。忽必烈不但派大科学家郭守敬探测黄河航道，还下诏建立黄河水驿。中统四年（1263年）七月一日，这条黄河水驿开通。它南起应理州（今宁夏中卫），东北止于东胜州（内蒙古托克托县），全程1700余里，中间经过的石嘴山地区，还设有两个水上驿站。清代康熙征噶尔丹，曾亲赴宁夏城指挥。他离宁返京选择走黄河水路，由103只木帆船组成的船队，簇拥着康熙帝的御用“楼船”，经石嘴山顺流而北。康熙还曾驾扁舟在石嘴山的河朔湖滩撒网捕鱼。到清光绪年间，石嘴子成为宁夏乃至西北最大的口岸。直到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初期，石嘴山的黄河之滨仍驻有国营船队，建有造船厂……所有这些，都源自刁雍开创的黄河长途水运。
第八节 北朝时少数民族融合
魏晋南北朝时期，石嘴山境内的少数民族主要有：原已迁入的匈奴族、羌族；新迁入的高车族、柔然族、鲜卑族、敕勒族。其中鲜卑迁入的数量既多、对地域文化的也影响更大。
驻牧贺兰山下的鲜卑族
鲜卑是北魏时石嘴山的主体民族。鲜卑原称“东胡”，生活在今辽河上游的鲜卑山区，因山而名，在秦代以前很强盛，匈奴兴起后稍衰。其语言、习俗与乌丸大体同，唯婚姻先髡头，“以季月大会于饶乐水上，饮宴毕，然后配合”。汉初臣服于匈奴。到东汉和帝时，趁北匈奴西迁，鲜卑进入漠北，匈奴未迁的10余万众也融入其中。东汉桓帝时，其首领为檀石槐，建王庭于弹汗山（今内蒙古兴和），北距丁零，南与汉为边，西击乌孙，尽占匈奴故地，东西12000里，南北7000余里。檀石槐的两代继承人无能而贪，至东汉末土崩瓦解，分散成多部。檀石槐的儿子和连继位后，率部南下进攻北地郡，刚进入石嘴山地区，就被廉县的弓弩手射死。西晋时，西部鲜卑又分为河西鲜卑和陇西鲜卑。此后两部逐步东扩，至东晋时进入陇山周边、河套地区。尤其是陇山北陲（六盘山）的高平川（今宁夏清水河）流域，先有陇西鲜卑鹿结部7万余落进入，佑邻部又跟进，兼并鹿结部后，达15万之众。10余年后，河西鲜卑也沿黄河进入高平川，其首领没奕于先被符丕封为安定北部都尉，后被姚兴封为高平公，其部众也有10多万。除此之外，西晋时还有一部慕容氏鲜卑迁至今青海省境内，后来发展为吐谷浑王国。此时进入石嘴山地区的鲜卑族，主要是河西的乞伏部和漠北的贺兰部，分别从南北两个方向沿黄河西岸入居。淝水之战后，在今内蒙古中部、山西北部的鲜卑拓跋部迅速崛起。公元386年，其首领拓跋珪在牛川（今呼和浩特东南）大会旧部，即代王位，立年号为登国，后改称魏王。396年秋七月，拓跋珪建天子旗，改元皇始，置百官。拓跋嗣继位后，南征西讨，于420年定都平城，建立北魏政权。北魏迅速统一中国北方，结束了五胡十六国的长期战乱局面，各族民众得以休养生息。北魏的皇帝中，魏太武帝拓跋焘、魏孝文帝元宏都有雄才大略，能够发展经济文化，促进社会进步，增进民族团结。这也是鲜卑族在中国历史上的不朽贡献。鲜卑族在石嘴山地域文化中留下很深的民族烙印。一是对地名影响大。如贺兰山的得名有两说，一说为“驳马说”，另一说为鲜卑贺兰部说。两说都与鲜卑族驻牧于山下有直接关系（见第三章第八节）。贺兰山北陲，即今石嘴山市境内段，在隋唐之际称乞伏山。乞伏也是鲜卑的一个部落，公元385年由乞伏国仁在河西走廊建立西秦割政权。公元340年后，沿黄河逐步东迁进入宁夏。由于迁入的少数民族人口大大超过汉族，汉族聚居已成为罕见之事，故在北魏初期，出现了汉城（即刁雍所建薄骨律仓城，魏太武诏名刁公城，民众俗谓之汉城）这样的地名称谓。二是加速了各民族的融合和地域文化的融合。迁入石嘴山地区的鲜卑族鹿结部、佑邻部来自陇西，乞伏部来自河西，贺兰部来自漠北，其余来自晋北和阴山南北。他们在原居地已融入当地各民族的习俗，然后带入石嘴山地区，形成畜牧产品、农作物品种、生活习惯、饮食起居、衣着装饰甚至方言土语大体相同的局面。雄踞漠北的柔然族
柔然在古籍中又被音译为蠕蠕、茹茹、芮芮，源出于东胡鲜卑，融合了匈奴、高车及西域多个民族的残部，因此《南齐书·芮芮传》称之为“塞外杂胡”。在北魏祖先力微时代，东胡鲜卑余部有两大主要部落：木骨闾和郁久闾。木骨闾死，子车鹿会统部众，自号柔然。到北魏建国前夕，柔然迅速强大，东至朝鲜，西据焉耆，北过沙漠穷瀚海，南临大碛，敦煌、张掖之北是其经常会聚之所。不久，又占据了准噶尔盆地，东面与北魏接壤并成为主要边患，魏帝多次征讨不胜。429年，魏太武帝拓跋焘再次集兵击柔然，高车亦乘机夹击。魏军扫荡东西5000余里，南北3000里，降者30万。第二年又遣左仆射安原征讨，降者过10万。443年，拓跋焘亲率大军进击至色楞格河之源，收其“人户、畜产百余万”。此后，柔然开始衰落，552年被兴起的突厥灭亡，其部众多数融入突厥，少数被俘、逃散者进入宁夏平原。《魏书·杨播传》载：“初，显祖（拓跋弘）世有蠕蠕万余户降附，居于高平、薄骨律二镇。”其中有一部分游牧于贺兰山下。538年，西魏文帝元宝炬娶柔然主阿那环的长女（即悼皇后郁久闾氏），陪嫁队伍有车700乘，马万匹，骆驼千头，迎娶队伍也是大驾卤簿，浩浩荡荡。两支队伍在黑盐池（今盐池县东）相会。西魏迎婚使请皇后入住帐幕。皇后见幕户都是面南，而蠕蠕习俗是面东，便说道，“我未见魏王，故蠕蠕女也；魏仗面南，我自面东”，然后进入柔然帐幕。
惯乘高车的高车族
高车的发祥地在贝加尔湖以北，两汉以后进入色楞格河至阿尔泰山，一部分继续南下至今河北一带。由于处在氏族社会，只有部落统领，没有国家政权统一号令。魏太武帝拓跋焘继位后出兵漠北，“高车诸部望军而降者数十万落，获马牛羊亦百余万，皆徙置漠南千里之地”。高车族就在这时进入石嘴山地区。在诸多北方游牧民族中，高车族的食俗、婚俗、衣着、性格最为殊异。他们性情粗猛，团结同心，危难关头，相互怜悯。打仗斗无行阵，乍出乍入，来回冲突，然而不能持久。其婚俗颇为复杂：女方以陪嫁牛马多为荣，定亲之日，女方以数十辆高车布成围栏，留一栏口，将马群驱进；男方队伍进栏选马，选中后上马骑出；女方主人在围栏口外站立，用手震惊其马，骑者不坠即可扬长而去，如坠落马下，虽遭女方起哄耻笑，但还是可以入栏中再选。娶亲之日，迎亲队伍乱坐在穹庐前，饮宴终日，留宿一夜，第二天早晨迎亲队伍再入围栏择取良马，然后接新娘归去。新娘的哥哥、弟弟再心疼马群，但不能表示丝毫怨意。高车族忌讳娶寡妇，对守寡之妇尊重、优待、怜悯。成年妇女的头饰也很特殊：以羊皮包裹羊骨，置于头顶，再将长发缠绕其上，形似汉族的“轩冕”。殡葬习俗也属世间少有：掘坑劈坎，死者坐立坎上，张臂引弓，腰佩刀、鞘，如同再生，然后掩埋。每年秋高马肥时，要进行一次叫“震霆”的祓除活动，埋一只羯羊，燃起篝火，数名壮男拔刀而舞，几个女巫念念有词，而其他人都骑马环绕飞驰，满百圈而止。
第九节 郦道元《水经注》中的岩画
郦道元生平
郦道元（466或472～527年），北魏地理学家、散文学家，字善长，范阳琢县（今河北琢县）人。北魏太和年间任尚书主客郎、治书侍御史，以职务之便博览群书，研究《水经》。又因常随皇帝巡游，所到之处，留心山脉、河流、城镇、古迹、民俗，并作笔录。后升辅国将军、东荆州刺史。他为政威猛，执法严明，审理汝南王一案，皇太后出面说情仍不能通融，所以被免官。正光五年（524年），魏孝明帝诏郦道元持节兼黄门侍郎，前往薄骨律等北方六镇，实施“撤镇改置州县”事宜。返回后，淮南王暗中活动予以报复，让朝廷任命到形势危急的雍州（今西安市）任关右大使。当时的雍州刺史萧宝寅已露反意，害怕郦道元的到来对自己不利，便让其行台郎中郭子帙围郦道元及家人、随行人员于阴盘（今甘肃平凉市东）驿亭。亭在岗上，饮用水井却在岗下。大家想法在岗上穿井，十余丈仍不见水。水尽力穷，杀手逾墙而入。郦道元的弟弟、两个儿子均被杀害。郦道元怒目叱贼，厉声而死，后殡于长安城东。事后，赠吏部尚书、冀州刺史、安定县男。郦道元生平好学博览，文笔深峭，周游各地“访读搜渠”，留心观察水道、山脉等地理现象。整理出土的《水经》，以多于原文20余倍的文字做注，撰《水经注》一书，成为有文学价值之地理巨著。《水经注》共40卷，约30万字，记述的大小河道1252条。比《水经》中所记载的137条多出近10倍。对宁夏的高平川水（今清水河）记载尤为详尽。郦道元完成《水经注》，大约是在他50岁前后。他还写过《本志》13篇及《七聘》等书，均已亡逸。
《水经注》对石嘴山历史的考证
可以这样说，郦道元是研究和考证石嘴山历史的开山鼻祖。
郦道元所处时代，今石嘴山地区属薄骨律镇直辖。这是一个军政合一的建置，管辖今宁夏的中部和北部，下面不设郡、县。从《水经注》的记述看，郦道元有可能来过薄骨律镇，做过实地考察，访问过当地老人。如对薄骨律镇名的考究：“访诸耆旧，咸言故老宿谚云：赫连之世有骏马死此，取马色以为邑号，故目城为白口骝韵之谬，遂仍今称。”《魏书·郦道元传》对此也有记载：正光五年（524年），“肃宗以沃野、怀朔、薄骨律、武川、抚冥、柔玄、怀荒、御夷诸镇并改为州，其郡县戍名令准古城邑。诏道元持节兼黄门侍郎，与都督李祟筹宜置立，裁减去留，储兵积粟，以为边备”。因李祟病危，仅郦道元来到薄骨律镇，于孝昌二年（526年）撤镇置灵州，并设郡、县。因沃野等镇发生少数民族起义，未完成其余诸镇的撤镇改州任务，便返回朝廷。所以，《北史》记载此事，多了一句“诸镇叛，道元不果而还”。当时，沃野等镇确实发生了农民起义，但薄骨律镇始终是稳定的。《北史》的“不果而还”，显然是指郦道元只到了薄骨律镇，因其余“诸镇叛”，只好返回朝廷，多数撤镇改州的任务没有完成。石嘴山地区在秦汉时的一段历史，最早的文字记载大多源出于郦道元的《水经注》。如秦代的塞外浑怀障，西汉的廉县和卑移山，北魏以前的黄河主流和岔河枝津，枝津对水利灌溉所起作用，北魏的历城及山东移民等等，如果没有郦道元的记述，恐怕至今仍是谜团。
画石山与贺兰山岩画
郦道元又是中国记录岩画第一人。《水经注》在叙述完塞外浑怀障后，紧接着就是“河水又东北历石崖山西”，“山石之上，自然有纹，尽若战马之状，粲然成著，类似图画，故亦谓之画石山也”。从贺兰山到内蒙古卓资山一带，至今仍留存有大量岩画，印证了《水经注》记载的真实。今贺兰山的石嘴山境内段，各地都有岩画遗存，分布较集中、数量多的是树林口、黑石峁、归德沟，题材以反映狩猎、兽、畜为最多，也有反映当时人类崇拜的太阳、图腾、生殖交媾等题材。创作时间上迄新石器时代，下至西夏时期。其上乘之作有《公牛图》《哺乳图》《奔鹿图》等。
第十节 北朝移民与“塞北江南”文化内涵
南北朝时期石嘴山地区的行政建置
南北朝时期（420～581年），控制黄河流域包括石嘴山全境的是三个少数民族统治者建立的政权，即北魏、西魏和北周。这一时期石嘴山地区的行政区划变动较多，主要有：
436～526年，属薄骨律镇直辖。北魏初期在鲜卑故地设置军政合一的北方六镇，不领郡、县，薄骨律镇为其中之一，驻赫连果城（在今吴忠市利通区古城湾），管辖今宁夏的中部和北部。北魏孝昌二年（526年），“撤镇改州”，将薄骨律镇改为灵州，治地不变，州下设县。今石嘴山市的河西各地属怀远县（治今银川市东），河东地区则属普乐郡管辖的历城。以上建置一直维持到西魏政权建立。
535～557年属西魏之灵州。这22年间，石嘴山河东地区仍属灵州普乐郡管辖的历城，河西地属于新设的临河郡。临河郡城的具体位置尚不清楚。宋代乐史《太平寰宇》排在定远城之北，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说在明代宁夏镇的东北。综合二者所记，似应在今平罗县东北。
557～581年属北周之灵州。北周先在历城（今平罗陶乐西南）新设建安县，后又升为历城郡，上隶灵州，下管一县，即建安县，郡、县同驻历城。因此，北周时，石嘴山市的河东部分属历城郡建安县，而河西各地仍属临河郡。
北魏、北周两朝的内地移民
北魏初期，石嘴山地区的民户中汉人占少数，多数为鲜卑、匈奴、敕勒、高车等少数民族。北魏、北周两个朝代，先后分3次迁入内地汉民。
第一次为北魏太和初年（477年）。郦道元《水经注·河水注》卷三：“塞外浑怀障……太和初三齐平，徙历下民居此，遂有历城之名。”历城是山东省的一个古县，即今济南市，始建于汉代，又称“历下”。今济南市大明湖畔仍有北魏修建的“历下亭”名胜，面山环湖，风景秀丽。郦道元没有记载移民人数。但历城在内地属大县，一县之民都迁来，人数定然不少。
第二次为北周建德三年（574年）。将内地2万户居民迁于灵州的怀远县，以每户平均四五口计，当有八九万人。因为人口众多，朝廷特意在怀远县之上增设怀远郡。当时，今石嘴山市的河西地区隶属于怀远县，当然也要安置部分移民。
第三次为北周宣政元年（578年）。是年三月，北周大将军王轨率兵攻打江南的陈国，生擒陈将吴明彻，俘斩3万余人。朝廷决定将俘虏的官兵全部安置到灵州境内。这些官兵多数有家眷，携家带口，总数也有好几万人。当时的灵州管辖整个宁夏平原，当然也包括今天的石嘴山地区。
“塞北江南”的由来
今天的石嘴山市，地处美丽富饶的“塞上江南”。其实，“塞上江南”的美誉已有近1500年的历史，只是古代称“塞北江南”；古文“上”与“北”相通，不知何时变成了“塞上江南”。为什么称宁夏平原为“塞北江南”？最早的解释在《隋图经》（《太平御览》卷一六四转引）中：“周宣政二年，破陈将吴明彻，迁其人于灵州。江左之人，崇礼尚学，习俗皆化，因谓之塞北江南。”宋初乐史的《太平寰宇记》灵州条下专列“风俗”一目，内容与《隋图经》只有几字之差：“风俗。本杂羌戎之俗，后周宣政二年破陈将吴明彻，迁其人于灵州。其江左之人尚礼好学，习俗相化，因谓之塞北江南。”这些南方移民，带来了先进的文化，带来了农耕技术，带来了内地的风俗习惯，也带来了长江下游“崇礼尚学”的民风。所有这些，与原居的少数民族文化融合，形成了新的民风民俗。这是塞北江南由来的风俗说。此外，还有风貌说。如宋代曾公亮所著《武经总要》：“灵州……有水田、果园，……置堰分河水溉田，号为塞北江南即此也。”还有唐代诗人韦蟾的《送卢潘之朔方》：“贺兰山下果园成，塞北江南旧有名。”意思是说：灵州地区有山有水有果园，自然环境不逊于江南水乡，早就是闻名于世的塞北江南了。以上两说并不矛盾。多种民族的民俗文化，在特定的地理环境中融合，孕育出了新的“塞北江南”地域文化。任何良木奇葩的移植与培育，必须有特定的土壤、气候等环境。如果灵州没有良好的水利灌溉条件，江东之人的水稻种植技术也就无用武之地，只能束之高阁；如果灵州不是鱼米之乡，而是漠北的荒漠草原，江东之人的饮食文化甚至衣着也得改变，只好身着皮毛、口啖膻腥，祟礼尚学之事也就难以讲究了。因此，地域文化产生于特定的地理环境中。
贾谊在《过秦论》中评价蒙恬的功劳说，“匈奴不敢南下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抱怨”。今平罗县陶乐镇附近的塞外浑怀障，即为蒙恬所筑。障，就是在黄河内侧险要之处修建的城池。宁夏境内397公里黄河，南有神泉障，北即浑怀障。因此，塞外浑怀障的修筑，是石嘴山市境内建城之始。仅过了5年多，秦二世与赵高逼迫蒙恬自杀，守御塞外浑怀障和其他城、障的士卒溃散，虚不设防，匈奴白羊王、楼烦王两部又趁机南下河南地，进入整个石嘴山地区。居住在漠北的匈奴族，则在冒顿单于的治理下，实现了各部落的统一，成为有“控弦之士三十万”的草原帝国。冒顿带领这支擅长骑射、绝对服从的骑兵队伍东征西讨，击破东胡，赶走月氏，武力胁迫天山南北的西域诸国臣服，又南下兼并白羊王、楼烦王两部，交其手下的右贤王管理。至此，东至辽东，西至天山南北，整个中国北方尽为匈奴牧地。到汉文帝时，其势力已扩张到秦长城一线，即今固原市南部。汉廷忍辱负重，初以“和亲”“纳贡”等办法笼络，直到汉武帝时，才派名将卫青、霍去病等主动进攻，彻底击败匈奴，石嘴山地区也回归中原王朝版图。
卫青与霍去病北击匈奴，其进军路线都曾经过石嘴山地区。
元朔二年（前127年），汉武帝命令卫青率三万骑经云阳（今陕西淳化南），沿秦始皇修建的直道北出云中（今包头市东北）。但刚进入河南地，就与匈奴白羊王、楼烦王两部遭遇。卫青挥军进击，然后折向西，沿敌兵逃溃线路，进入石嘴山的黄河东岸，又渡西河（今石嘴山到内蒙古五原一段黄河），出高阙（杭锦后旗之北的阴山山阙），将长期盘踞在鄂尔多斯草原、宁夏平原的白羊王、楼烦王逐出河南地。到高阙后，匈奴主力沿黄河西岸向南逃窜，卫青又率部尾随而追，经贺兰山麓转战3000里，直追至陇西郡（今甘肃临洮），俘敌数千，获马、牛、羊百余万。
霍去病数次长途奔袭匈奴，其中一次经过了石嘴山地区，即元狩二年（前121年）祁连山之战。是役，霍去病、公孙敖两路大军俱出北地郡（治今甘肃庆阳马岭），进至石嘴山地区后即分道扬镳：公孙敖沿黄河东岸经塞外浑怀障北上，进入今内蒙古乌海市、临河地区；霍去病则西渡黄河，越过贺兰山进入今阿拉善草原。此时，匈奴休屠王已率主力由漠北西遁。霍去病追过居延（今内蒙古额济纳旗居延湖畔），再沿黑河追至祁连山下，与匈奴主力决战，全歼休屠
王十万余众。
石嘴山地区历史上的第一个县级政权为公元前114年设置的廉县。元狩二年（前121年）后，匈奴远遁，西汉朝廷陆续向北地郡移民，并进行大规模经济开发。数年之后，人口猛增，形成“冠盖相望”局面。元鼎三年（前114年），因北地郡户口增多，朝廷将其西南部分出另置安定郡，并在新的北地郡之下增设廉县（今平罗县下庙乡暖泉村遗址），管理今石嘴山市的河西地区。河东地区则修复、拓展了塞外浑怀障，调士卒屯田戍边，并专设浑怀都尉进行管理。
东汉初期，廉县因战乱人口锐减。东汉中期羌族起义爆发，北地郡及廉县官署于永初五年（111年）三月南迁至关中，郡治寄理池阳（今陕西泾阳县西北）。百姓恋土，不愿南迁，朝廷派官兵“刈其禾稼，发彻室屋，夷营壁，破积聚”。廉县的民众被迫南迁，途中丧亡过半。永建四年（129年）九月，因对羌族作战取得阶段性胜利，朝廷派大臣郭璜督促百姓“各归旧县”，廉县的建置得以恢复。永和六年（141年）十月，因羌族起义再度爆发，朝廷又下令将北地郡南徙冯翊（今陕西高陵），廉县随之废弃，此后再未恢复。此后300年间，石嘴山地区是各少数民族驻牧之地，一直无州、县管属。其中，公元407年至420年，为匈奴人赫连勃勃所建大夏国属地。
北魏统一黄河流域后，石嘴山的河西地区先属薄骨律镇，后属灵州的怀远郡；西魏在平罗县东北设置临河郡。当时的河东地区农田较多，北魏太和元年（477年）将山东历城县（今山东济南）百姓迁来垦殖，故有历城之名。北周政权建立后，在历城（今平罗县陶乐镇西南）新设历城郡，上隶灵州，下管一县，即建安县，郡、县同驻历城。
整个南北朝时期，石嘴山市成为民族融合的大熔炉，既有北方的匈奴、羌、鲜卑、高车、柔然等游牧民族迁入，也有山东、江南的汉族民众到此屯垦。石嘴山这方热土，以海纳百川的气度，将各种文化兼容并收，取其精华，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塞北江南”地域文化。高车族从漠北迁来，也带来了他们惯乘的高车——一种轮子很高的牛车。因为适合宁夏的地理环境，一直沿用了1600多年，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才被现代交通工具取代。刁雍开创黄河长途水运并“永以为式”，为石嘴山以后1500多年的水上交通拉开了序幕，也为石嘴山在近代成为水旱码头、宁夏贸易门户奠定了基础。郦道元作《水经注》，记录石嘴山的历史、城镇、山河，并首次将贺兰山岩画介绍给世人。
石嘴山地区是民族迁徙、融合的走廊。古人沿江河两岸、山脉之麓活动、迁徙，而石嘴山地处贺兰山东麓、黄河两岸，形成南北方向的交通走廊。漠北的游牧民族南至宁夏平原、关陇京畿一带，内地汉族北出阴山，这个走廊是必经之地。所以，先秦至南北朝的诸多北方游牧民族，大多先到石嘴山地区，然后再进入宁夏平原腹地及更南的黄土高原。
历史上石嘴山的经济开发，始于秦汉之际。秦代的移民实边、“徙谪戍”（将罪犯充军边疆戍边），带来了内地的农耕技术。汉武帝对河南地的开发，在石嘴山境内实现了因地制宜、各有侧重。河东地区因设有塞外浑怀障，又有大片平壤之地，还有黄河的岔河（枝津）可以开渠引水，所以采取“斥塞卒”的办法，实行军事屯垦，以农业开发为主。河西地区因为水不到渠未成，则以发展畜牧业为主，朝廷给边民贷给种马，3年后按“什息其一”的利率偿还，即每贷10匹马偿还1驹作为利息。经济开发的前提是要有民众。朝廷事先从内地迁来贫民、灾民，盖好房舍，供给口粮、衣被、农具、子种，付出了巨大代价，造成朝廷和内地各县“府库皆空”的局面。但这种代价是值得的。当时，全国以关中平原的“秦中”最富，故人们形容新贵、新富之人为“新秦中”。二三十年后，整个河南地，在各种典籍、文书中都被称作“新秦中”。迁到这里的移民，原来都是身无分文、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灾民、贫民，若干年后，也变成了新富贵的“新秦中”人。
第一节 游牧“河南地”的匈奴人
匈奴族的习俗
匈奴族世无定居，逐水草而牧，不建城郭，不事农耕，按部落各有领地；没有自己的文字，但有独立的语言；专事畜牧，以饲养马、牛、羊为主，骆驼、驴、骡次之。从君王到牧民，都吃畜肉，衣皮毛，盖毡裘（用各种毛制成的冬装）。礼仪以壮健为贵，老弱为贱。进食也由壮健者先挑肥美之肉，剩下的才给老弱。匈奴人善骑射，儿时即训练骑羊、引弓射鸟，长大骑烈马、射狐兔。作战的长兵器为弓矢，短兵器为刀，以趋利为先，不利则退，不羞于逃遁，不争城池得失。匈奴人都是有名不讳，无姓、字，对单于、诸部之王，都直呼其名。父亲死后，儿子可以娶后母为妻，兄或弟死，可续娶嫂子或弟媳为妻。
匈奴的强盛
秦朝以前，比匈奴更强大的北方游牧民族是东胡和月氏，匈奴被夹在中间。匈奴的强盛，主要在秦末到楚汉相争时。这时，匈奴出了一位冒顿单于（单于相当于天子）。他当太子时，月氏强盛，据有今祁连山至新疆各地。匈奴不敌，把冒顿当做人质送往月氏。在将要被杀的危险关头，他盗得良马逃脱。此后，冒顿就以一种奇特办法训练部下的“忠诚”：制作一种带响声的“鸣镝”，他先射鸟兽，凡不射同一目标的立斩；再射良马，不随射者都斩；又射自己的坐骑，不射者也斩；又射其爱妻，犹豫者即斩。最后，他用这种办法杀死父亲头曼单于，夺取了单于之位。在冒顿单于治理下，匈奴社会实现变革，从过去的部落联盟进入奴隶制国家，建立了完整的国家机构和社会制度。其王庭设在今蒙古国乌兰巴托，把全部领地划分为三部分：中部由大单于直属；东部由左贤王管理；西部由右贤王管理。各部之下又有低一级的小王管理。当时东至辽东，西至天山南北，整个北方尽为匈奴牧地。到汉文帝时，其势力已扩张到宁夏南部的秦长城一线。
入居河南地的白羊王、楼烦王
从战国末年到西汉文帝的50年间，在今石嘴山地区的游牧民族主要是匈奴族的白羊王、楼烦王两部。这两个部落原在河套以北，战国末年渡河南下，进入水草丰美的河南地，即今宁夏固原市以北、贺兰山以东及陕西榆林地区、内蒙古鄂尔多斯草原的广大地区。秦始皇三十二年（前215年），蒙恬率兵把白羊王、楼烦王驱逐到阴山以北。楚汉中原逐鹿，无暇顾及北边，白羊王、楼烦王趁机渡河南下，今石嘴山地区又成其牧地。汉高祖九年（前198年），刘邦派刘敬入匈奴和亲。刘敬返回后把所见所闻报告汉高祖刘邦：匈奴白羊王、楼烦王不但占领了整个河南地，最南已到萧关（今泾源大湾乡附近），距长安只有七百里，轻骑一天一夜就可到京都。汉文帝元年（前179年），冒顿单于率兵南下，兼并了白羊王、楼烦王两部，并把他们划归右贤王统领。从此，石嘴山地区也成为冒顿单于的势力范围，直到卫青北击匈奴后才退走。
第二节 蒙恬逐匈奴置塞外浑怀障
蒙恬与太子扶苏
蒙恬（？～前210年），姬姓，蒙氏，名恬。秦始皇时期的著名将领，被誉为“中华第一勇士”，祖籍齐国（山东）人，是西北最早的开发者。蒙恬出身于名将之家。祖父蒙骜、父蒙武均为秦国名将，为秦国的强盛和秦始皇统一六国立下赫赫战功。蒙恬少年习刑狱法，担任过审理狱讼的文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蒙恬被封为将军，因攻破齐国大获全胜，被拜为内史（管理京城的最高行政长官），其弟蒙毅也官至上卿。蒙氏兄弟深得秦始皇信任，蒙恬管理外事，蒙毅为其内谋，当时号称“二忠信”，其他大臣都不敢与他们争宠。秦统一六国后，为消除北部匈奴侵扰之患，于秦始皇三十二年（前215年）派蒙恬统兵30万北击匈奴。经过数次大战，终于将匈奴驱逐到阴山以北的漠北地区。秦朝的北部边境从此安定下来。
扶苏（？～前210年），是秦始皇的长子，被立为太子。有政治见识，却无政治经验。他认为天下未定，百姓未安，反对秦始皇的焚书坑儒、“重法绳之臣”等政策，因而被秦始皇派到上郡（今陕西榆林东南），在蒙恬的大军中担任监军。始皇三十七年（前210年）冬，秦始皇巡游途中在沙丘病死。中车府令赵高与公子胡亥暗中谋划宫廷政变，伪造遗诏，捏造罪名，派使者下诏赐公子扶苏、蒙恬死，由胡亥篡夺皇位，称秦二世。司马迁在《史记》中叹道：“蒙氏秦将，内史忠贤。长城首筑，万里安边。”
蒙恬北逐匈奴
秦始皇三十二年（前215年）年，秦始皇巡视北边，走到上郡（陕西榆林西南），出海求长生不老之药的卢生归来，上奏说：《讖书》上写了，“亡秦者胡也”。秦始皇认为“胡”就是胡人匈奴，于是以蒙恬为帅，统领30万秦军北击匈奴，收复了河套地区的黄河以南各地，“得肥饶之地七百里”，也包括宁夏平原及石嘴山地区。匈奴白羊王、楼烦王退至漠北。蒙恬“暴师于外十余年”，“威振匈奴”。匈奴“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抱怨”，内地民众不再受其抢掠、烧杀之苦。石嘴山地区也在此时成为中原王朝版图。据司马迁《史记·蒙恬列传》记载，蒙恬除在河套地区筑塞据守、建立军事防御体系外，还干了两件彪炳史册的大事：一是修筑西起临洮、东止辽东的万里长城，世人称之为中华民族的象征；二是修建南起云阳（陕西淳化南）、北至九原（内蒙古包头西）的直道，全长一千八百里，今人誉之为最早的“高速公路”。
石嘴山的第一座城池——塞外浑怀障
蒙恬收复河南地后，于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年）着手建立庞大的军事防御体系。一是“城河上以为塞”，从榆中至河东沿黄河修建34（一作44）座县城临河，宁夏平原历史上第一座县城富平县亦在其中。二是沿黄河内侧“筑亭障以御戎人”。宁夏境内395公里黄河，只有两个障，一个叫神泉障，位置在今吴忠市利通区金积镇以西；另一个就是塞外浑怀障，在今石嘴山市辖境内。塞外浑怀障的防线近200公里，其驻军人数当在数千人之上。按行政区划，塞外浑怀障在富平县境内。秦朝的富平县（治今吴忠利通区境内）辖区很广，包含了今天宁夏的整个黄河自流灌溉区，其南境至中卫市，北境至石嘴山市河东陶乐灌区。
秦汉之际的“障”，就是在边境险要之处所筑的城池。因此，塞外浑怀障是石嘴山历史上的第一座城池，已有2210多年历史。对其具体位置，北魏著名地理学家郦道元在《水经注》中记有准确方位：“河水又北迳廉县故城东。河水又东北与枝津合。河水又东北迳浑怀障西。”汉代的廉县遗址尚存，在今平罗县下庙乡暖泉三队。由此向东北的黄河东岸，就是塞外浑怀障，约在今平罗县陶乐镇西南。为什么取名“塞外浑怀障”？“塞外”二字好理解，就是长城以北；“浑怀”又是什么意思？对此，史学界尚无定论。西汉又将这个要塞加以修缮、扩大，并成为“浑怀都尉”的驻地。我国的古籍名著，有很多都记载了这座城池。如《汉书·地理志》载：“北部都尉治神泉障，浑怀都尉治塞外浑怀障。”又如唐代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载：“其城本蒙恬所筑，古谓之浑怀障，即浑怀所理道。”从这两部权威著作看，在西汉时，“浑怀”可能是一个军事长官的官衔。而“都尉”一职，级别与郡守同。现今在原陶乐县境内发现两处汉墓群，其中兵沟汉墓在今平罗县陶乐镇南50公里，因地处黄河东岸，很多墓穴已被黄河冲毁，现存墓穴数十座。这些墓葬，规格比较高，都有砖砌的墓道、墓穴，所葬之人，不是官员就是富人。一个朝代、一个地方，能有如此多的官员和富户，从侧面印证了秦汉时期塞外浑怀障的存在和地位。当时的黄河东岸，可耕的土地不少。两千多年来，河道东移，冲毁城池，所以再也找不到塞外浑怀障的遗址。
第三节 卫青、霍去病北击匈奴
匈奴南侵掳掠
西汉王朝自建立到汉武帝元光元年（前134年），与匈奴的关系始终处于被动挨打状态。楚汉相争时，匈奴待机南下进入河南地，还不断到内地掳掠。数万、十多万骑的掳掠，50年间就有13次，小规模的掳掠不可计数。匈奴除畜牧业外，农业、手工业都没有，生活物资奇缺，所以，掳掠的对象是金银财宝、粮食、布帛丝绸、生活器具、牛马家畜，以及青壮劳力和年轻女子。史籍记载，掳掠人口过2000人的就有数十次。汉高祖刘邦曾亲率步骑32万击匈奴，在白登山（今山西大同东北）被40万匈奴骑兵围困7昼夜。后用陈平之计贿赂单于阏氏，刘邦才得以脱逃。此后，汉朝廷退而采取和亲政策，于高帝九年（前198年）以“家人子”（民家女）冒充公主，送予匈奴单于为阏氏（读作焉支，系单于正妻，相当于皇后），并订立和亲盟约，主要内容为：汉、匈约为兄弟；汉每年奉送匈奴数量巨大的丝绸酒米等物资；双方以长城为界互不袭扰；汉朝开放关市，允许双方边民交易。这次和亲属首创，但效果不佳，匈奴的掳掠有增无减，而且规模更大。汉文帝14年（前166年），匈奴14万骑入朝那县（今宁夏彭阳县古城镇）的萧关（今泾源县大湾乡境内），杀北地都尉孙卬，使骑兵入烧回中宫，其前锋到了汉朝皇帝经常居住的甘泉宫。汉朝廷采取移民实边、加强边防、输米入边、外交谈判等各种对策，终不能制止匈奴南侵。
匈奴南下虏掠的线路有多条，其中尤以从今石嘴山市境的黄河东岸向南，再经固原过秦长城、入萧关为多。因为沿河而走，既有道路，又不致迷失方向。抢掠的骑兵甚至夷平了塞外浑怀障，到卫青收复后才修复。
经过“文景之治”的休养生息，汉朝经济复苏，国力增强。汉武帝雄才大略，在登基7年后开始大规模对匈奴用兵，40多年间对匈奴作战18次，最大的战役有三次：一是卫青收复河南地之战，二为霍去病祁连山麓之战，三是卫青、霍去病等漠北之战。战事结束，“匈奴远遁，而漠南无王庭”，汉朝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卫青与霍去病
卫青（？～前106年），字仲卿，河东平阳（今山西临汾）人，西汉名将，为汉朝开拓北部疆域作出过重大贡献。
元光二年（前133年），汉武帝决定改变西汉初期和匈奴的和亲政策，靠“文景之治”积累的财富和训练有素的精锐之师，对匈奴发动了大规模的反击。卫青从公元前129年被封车骑将军开始，多次领兵打击匈奴，创造七战七捷的战绩，立下了显赫战功。
卫青出身贫寒，其母为平阳府家奴。卫青系私生子，幼年受尽虐待，长大后随其母、姊，在平阳公主府中为骑奴，负责饲养马匹。有次，卫青作为随从来到甘泉宫，一个囚徒看到他的相貌后惊讶道：你现在穷困，将来定为贵人，官至封侯。卫青笑道：我身为人奴，只求免遭笞骂，哪里谈得上封侯？建元二年（前139年）春，卫青的姐姐卫子夫被汉武帝选入宫中，卫青也被召到建章监养马。这是卫青人生命运的转折点。后来卫子夫得宠并生下皇子，失宠的陈皇后、其母馆陶长公主为泄其愤，谋害卫青。正在危难关头，卫青的好友公孙敖把他从死亡的边缘夺了回来。汉武帝得知后，大为震怒，于是任命卫青为建章监总管兼侍中。元光五年（前130年），汉武帝派兵出击匈奴，兵分四路，各领万骑；拜卫青为车骑将军，出上谷；太仆公孙贺为轻车将军，出云中；大中大夫公孙敖为骑将军，出代郡；卫尉李广为骁骑将军，出雁门。其余三路皆败，公孙贺无寸功可言，公孙敖损兵7000骑，号称“飞将军”的名将李广甚至当了俘虏，后待机孤身逃回。唯有卫青大胜，一直追到匈奴的王庭龙城，斩首数百而归。首战告捷，卫青被封为关内侯。
此后，卫青作为汉军统帅，多次率兵与匈奴恶战。其中与石嘴山地区有关系的是收复河南地的河南之战。元朔二年（前127年），卫青率3万骑进入鄂尔多斯草原，与长期盘踞在河南地的白羊王、楼烦王激战。二王西退，卫青也向西追袭，然后西渡黄河，北上高阙，再沿黄河西岸向南，转战3000里至陇西，俘敌数千，获马、牛、羊百余万。汉武帝先赏赐卫青食邑3800户，封为长平侯，然后又在朝会讲了一大段夸奖卫青的话，并宣布增赏食邑3000户。这次战役，是汉朝与匈奴军事对峙的转折点，卫青不但派部属修复了秦蒙恬所筑县城、亭障，沿黄河西起今银川市、东北至榆林构建了军事防御体系，还在今杭锦后旗筑朔方城，建朔方郡，史书称之为“筑卫朔方”。河南之战后，整个石嘴山地区回归汉朝版图，从此安定了200多年。卫青率军与匈奴作战，屡立战功，《史记》记载其所得封邑总共有16700户，《汉书》为20200户。虽然战功显赫，权倾朝野，但卫青从不结党营私，对士卒十分体恤，能与将士同甘苦，威信很高。其裨将及校尉封侯者9人，封为将军者15人，其中李广、张骞、公孙贺、公孙敖、李息、李蔡、曹襄、韩说、苏建都在《史记》《汉书》中立有传。卫青病死后，汉武帝为表彰他的战功，陪葬于茂陵之侧。
霍去病（前140～前117年），河东郡平阳县（今山西临汾西南）人，西汉名将，善于长途奔袭。他出生在一个传奇性的家庭，母亲卫少儿是卫青的姐姐，在平阳公主府当女奴时，与小吏霍仲孺私通生下霍去病。但这位小吏却不敢承认，使他成为“无父之子”，看似永无出头之日。在舅舅卫青的影响下，他自幼刻苦练习骑射，养成吃苦耐劳、坚毅果敢的性格。善于选拔人才的汉武帝发现了这位少年奇才，破格任命为天子侍中。元朔六年（前123年），18岁的霍去病被汉武帝任为骠姚校尉，随卫青征讨匈奴于漠南（今蒙古高原大沙漠以南），以轻骑800深入敌后数百里，斩首2028人，杀死匈奴单于的祖父，俘虏单于的国相及叔叔。汉武帝赞叹他的勇冠三军，封其为“冠军侯”。两年后，又封为骠骑将军，率兵出北地、过居延，奔袭退到河西走廊的匈奴主力，斩首3万余，俘获更多，包括5个王及其王母，单于的59名妻子和王子，63名相国、将军、都尉。同年秋，霍去病奉命接应率众降汉的匈奴浑邪王，在部分降众叛乱的紧急关头，率部驰入匈奴军中，斩杀叛者，稳定了局势，浑邪王得以率数万余众（号称10万）归汉。从此，汉朝控制河西走廊，设立了河西四郡，也打通了去西域的道路。元狩四年（前119年）夏，与卫青各率5万骑深入漠北进击匈奴。霍去病率军大败左贤王部，乘胜追击到狼居胥山（今蒙古国肯特山）一带，进行了祭天地的典礼，最后一直打到翰海（今俄罗斯贝加尔湖），共歼敌7万余人。这一战役后，霍去病威震匈奴，后升任大司马，与卫青同掌兵权。他用兵灵活，注重方略，不拘古法，勇猛果断，尤擅长于用骑兵长途奔袭，每战皆胜，深得武帝信任。汉武帝择地专为其盖府第，让霍去病到现场察看，霍去病婉言谢绝，留下了“匈奴未灭，何以家为”的千古名句。元狩六年（前117年），霍去病英年早逝，年仅24岁。汉武帝对霍去病的死非常悲伤，下令将坟墓修成祁连山的模样，彰显他力克匈奴、夺取河西的奇功。
汉匈之战的军事要冲
卫青与霍去病数次击匈奴，各有一次经过了今石嘴山市境内。
元朔二年（前127年）卫青收复河南地的河南之战，最权威的记载当是《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战前汉武帝的部署是，命令卫青“出云中以西至高阙”。但战事的实际进程却是“遂略河南地，至于陇西”。为什么会如此变化呢？要“出云中”，必然经云阳（今陕西淳化南），然后沿秦始皇修建的直道向正北方向穿过鄂尔多斯草原，最后渡过北河才能到云中（今包头东北）。但战场的情况瞬息万变，当时河套以南有匈奴的白羊王、楼烦王两部。卫青沿直道进入河南地后，只好先与两部大战。两部战败向西撤退，于是就出现了战事结束后汉武帝描述的一段话：“今车骑将军青渡西河至高阙，绝梓岭，梁北河……”西河在哪里？就是今石嘴山市至内蒙古五原一段黄河。对此，《水经注》有明确记载：“河水又东北迳廉县故城东，王莽之西河亭。”西汉廉县在今平罗县下庙乡暖泉村三队，王莽时因为其城之东有西河流过，所以改名西河亭。从地图上也可以解释清楚：河套地区的黄河呈“几”字形，西面的叫西河；从内蒙古托克托县到山西壶口一段在东面，故名东河；包头到托克托一段因在最北，故称北河。数万大军要渡西河，必得架桥梁，所以要“梁北河”。唐代张守节《史记正义》引《括地志》：“梁北河在灵州界。”但唐灵州北境一度管到内蒙古五原。而《水经注》把“梁北河”记在西汉的窳浑县下，即今内蒙古临河市北。两相比较，《水经注》的说法应可信。梓岭这座小山，应是今天内蒙古卓资县的卓资山。把以上地名搞清后，卫青这次长途奔袭的线路就清楚了：从长安向北经陕西淳化、靖边进入鄂尔多斯，然后向西北追击至石嘴山市河东地区，又沿黄河东岸追击至五原县，架浮桥（按当时科学技术水平，所架之桥应是浮桥）西渡黄河，向北追至高阙。汉武帝最初部署的“出云中”，实际并未到达。追到高阙后，因匈奴主力沿黄河西岸向南逃窜，卫青又折向南，经贺兰山东麓追至陇西，其间又经过今石嘴山的河西地区。从道路交通发展的历史规律看，也应如此。古道乃至近代的公路、铁路，一般都沿江河两岸或山脉两侧而走，在山岭丘陵地带，则循沟谷而行。当代科学技术水平提高、材料先进，才有可能逢山建隧、遇水筑桥。
元狩二年（前121年）夏，霍去病长途奔袭匈奴主力的祁连山之战，也经过了石嘴山地区。这次战役，汉武帝的部署是兵分四路，寻找匈奴主力并与之决战。东边为李广、张骞两路，俱出右北平；西面为霍去病、公孙敖两路，俱出北地郡（今甘肃庆阳马岭）；如一路发现匈奴主力，邻近一路迅速合围夹击。西面两路出北地郡后即“异道”分开：公孙敖沿黄河东岸北上，到今内蒙古的临河一带逗留观望；霍去病则渡黄河向西，越过贺兰山深入匈奴腹地，得知休屠王已率主力经“龙城道”西遁。“龙城道”是匈奴王庭连接河西走廊、乃至天山北路的交通要道。此时，公孙敖的东路大军已失去联系，霍去病只好孤军作战，追过居延（今内蒙古额济纳旗居延海侧），再沿黑河追至祁连山下，与匈奴主力展开决战，结果大获全胜。休屠王全军覆没，被斩首的达3万多人，被俘的更多，包括王公大臣、妻妾王子，数万精骑尽皆逃散。经过这次战役，匈奴元气大损。《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说匈奴“师减什三”，即“控弦之士”被消灭了三成。霍去病及其部将4人皆因功封侯，而合骑侯公孙敖逗留不前本当斩决，但念前功废为庶人。
第四节 廉县设置与“新秦中”开发
汉代的廉县与北地郡
石嘴山市境内有史可考的第一个县级建置是廉县，始置于西汉元鼎三年（前114年）。汉武帝遣卫青击退匈奴后，数次大规模移民到河南地畜牧、屯垦，北地郡人口倍增，原有行政建置已不适应，朝廷决定将其一分为二：划出西南部增设安定郡；新的北地郡下面增设6个县，廉县是其中之一。县城在今平罗县下庙乡暖泉村三队，遗址尚存。廉县的辖境包括今石嘴山市大武口区、惠农区和平罗县的河西地区及贺兰县的西北部。黄河以东的陶乐镇则属富平县地。因县城位于黄河西岸，西汉后期王莽篡立，新莽政权将廉县更名为西河亭，但时间很短，各种史籍极少使用。东汉恢复廉县之名。永和六年（141年）十月，因羌族起义爆发，朝廷下令将北地郡南徙冯翊（今陕西高陵），廉县随之撤销，以后再未恢复，共存在255年。
今下庙乡暖泉村的廉县遗址，由于农耕破坏，南北仅剩200余米，东西只有100多米，但地表仍有大量灰陶、黑陶及夹砂红陶残片，还有少量卷云纹瓦当和残砖，均具汉代特征。20世纪50年代，当地群众在遗址挖出过两只绳纹陶罐，一件当时即被打碎，另一件完好无损，罐高47厘米，口径22厘米，外壁有汉代的绳纹特征。20纪80年代末，文物工作者到现场察看，就在地表拾到一枚西汉时期的五铢钱。在暖泉村，还有规模较大的汉墓遗址，现存汉墓数十座。这些文物和遗址，都是汉代廉县城址的物证。
廉县上隶北地郡。西汉早期的北地郡范围相当大，包括今天宁夏的全部，甘肃的庆阳地区、平凉地区和靖远县、会宁县，郡城设在今甘肃的宁县。元鼎三年（前114年）析置安定郡（治今固原）后，新的北地郡城向北迁移到马岭（今甘肃庆阳西北），共辖19县，廉县位于全郡的北端。东汉时，北地郡的郡城再次向北迁移到富平城，即今吴忠市利通区关马湖附近。东汉后期因羌族起义，郡城曾两度内迁关中。
秦汉移民实边
秦朝在筑塞外浑怀障的第二年，即公元前214年，实行了两项移民河南地的政策：一是“徙谪戍”，把犯有轻罪的囚徒，流放到新建的亭、障、城戍守。这些人到艰苦边塞充军，脱离了囚牢之苦，也得到一点慰藉。这样，塞外浑怀障就迎来了第一批城民。二是移民“实之初县”，就是往新设置的县迁移内地汉民。今石嘴山地区时属富平新县，当然也安置有移民。
到西汉卫青、霍去病驱走匈奴白羊王、楼烦王后，边境安定，河套以南成为安宁之乡。尤其是宁夏平原，不但土地肥沃，而且有黄河自流灌溉之利。因此，西汉朝廷开始向北地郡的富平县、灵州县、廉县大规模移民。在《史记》《汉书》中记载的有：元狩二年（前121年），移入关东贫民；元狩三年（前120年），山东因河水泛滥遭特大水灾，上百万灾民流离失所，朝廷将其中的70余万口安置到新秦中，其中也包括今天的石嘴山地区；元鼎六年（前111年），汉武帝又下令往河南地调拨士兵60万，安排到各城、障，平时戍守、屯田，一旦有警，召之能战。今石嘴山市的河东地区，因属塞外浑怀障防区，是军屯的重点之一。汉武帝在浑怀障设浑怀都尉一职。西汉河套地区设“障”10多个，宁夏近400公里黄河，只有两个。各障设都尉管理的亦不多。西汉在各郡设都尉，职责是负责全郡军事，相当于今天的省军区司令。后来又设专职、专地的都尉。因此，西汉在塞外浑怀障屯田的士兵，至少过万人。
汉武帝时期的这三批移民，都有一个共同特点：身无分文，没有任何财产。吃的口粮、住的房舍、生产用的农具、籽种，甚至衣被、锅碗瓢盆，都要由官方供应。为了安置移民、解决他们的实际问题，朝廷耗费数亿资金，派出大批官吏，调拨大量物资，造成国库、地方府库空虚。所以，司马迁在《史记·平准书》中说，“衣食皆仰给县官。数岁假予产业，使者分部护之……其费以亿计，于是县官大空”。为解决粮食和子种运输问题，“中国缮道餽粮，远者三千，近者千余里，皆仰给大司农”。
西汉时对石嘴山地区的开发
经元狩年间的大规模移民后，石嘴山地区进入了历史上的第一个经济大开发时期。开发分河西、河东两区；河西以牧业为主，河东发展农业。
先说河西。宁夏黄河以西的平原地区，在西汉时虽已有灌溉渠道，但渠水还到不了石嘴山地区。北魏刁雍修复的“古高渠”，就是西汉的河西干渠，从青铜峡引水向北流，其长度仅120里，只能到银川市西。既无灌溉之利，就只能以畜牧业为主进行开发。而汉武帝拓疆扩土，主要靠骑兵，所以特别重视养马，甚至用“节食损膳”的办法，来维持新招养马人的生活。元鼎五年（前112年），就是设立廉县后的第三年，汉武帝大猎于新秦中，随从达数万骑。据《史记·平准书》记载，汉武帝进入北地郡后，发现道路上千里无亭徼（亭，西汉道路沿线十里设一亭，掌治安、警卫，兼管停留旅客及周围民事；徼，军事要塞），当即诛杀北地太守及其属官，同时下令“民得畜牧边县”。廉县既属北地郡，又是最北面的“边县”，牧马业就成为重点发展产业。为了使“畜牧边县”的政令得到落实，朝廷又制定了扶植政策，由官方给新迁入的移民无偿提供种马，每10匹种马，繁殖三年后，交给朝廷1匹马驹作为利息。所以，每户人家贷给种马的起点是10匹，否则就难以计息。当时的廉县，牧草遍野，高过马腹，有足够的畜牧承载能力，小户人家至少也有10多匹马。当然，除了养马，为解决生计，还要养羊、养牛。至于粮食种植，则成副业。经过30年的开发，到汉昭帝时，廉县的人口数量已达万人左右，呈现出“水草丰美，土宜产牧，牛马衔尾，群羊塞道”的富足景象。
再说河东。石嘴山地区的河东部分，当时位于黄河的岔河东岸。这条岔河叫“枝津”，因水流不急，各处都可引水溉田，《水经注》记作“所在分裂，以溉田圃”。既有灌溉之利，经济开发就以农业为主。当时的黄河枝津，应在今天的黄河略西。枝津与鄂尔多斯台地之间，有大片平地可以开垦。塞外浑怀障的戍田士卒，就在这片土地上屯垦。卫青把匈奴白羊王、楼烦王逐出河南地后，平津侯主父偃上奏说，“朔方地肥饶，外阻河，蒙恬城之以逐匈奴，内省转输戍漕”，建议进行开发。汉武帝予以采纳，“募民徙者十万口”到河南地屯垦。元鼎六年（前111年），又下令“斥塞卒”60万到各城、障开垦土地，穿渠引水。石嘴山河东地区
在此时即形成灌区，实行以农业为主的经济开发。为了发展农业，汉武帝专门设搜粟都尉，任命赵过为首任都尉。赵过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农业专家，他首创“代田法”，将田块分成三畦、三垄，既抗旱节水，又可按畦、垄轮作、间种。他亲自推广普及“代田法”，教百姓耕种，遂成为北方普遍采用的耕作技术。在赵过主持下，还创制了三脚耧等多种耕耘工具。其中的三脚耧，当时在石嘴山地区已广为使用。
第五节 汉代卑移山与黄河
卑移山
《汉书·地理志》在廉县之下有一句注文：“卑移山在西北。”《水经注》也有记载：“河水又北迳廉县故城东，王莽之西河亭，地理志曰卑移山在西北。”按这两条史地名著的权威记载，卑移山并不是指整个贺兰山，而是专指今石嘴山境内一段，即贺兰山北段。
为何取名“卑移山”？对此，不但古籍没有记载，当代学者也很少有人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唯有两种考证，让人读后觉得耳目一新。
一是力识先生的考证《贺兰山的名与义》（载《宁夏文物》1986年试刊）。他认为“卑移”即“白人”的异读音。北方的匈奴、鲜卑等民族，常用黑、白之号来区分部落，称做“白人部”或“黑人部”。“卑移”即“白人”异读的对音。而古代“人”与“民”互通，因而“卑移山”又可称做“白民山”。他的结论是：卑移山系北方某游牧民族白部居地，因此而得名。
宁夏史志专家吴忠礼先生认为，根据“族以地名、地以族名”的惯例，“卑移”源于秦汉之际北方少数民族的一个部族名。这个部族叫“伯夷”，原驻牧于陇山（六盘山脉）地区，传说为“四岳”（亦作西岳、太岳、泰岳）之父。《山海经》有载：“伯夷父生西岳，西岳生先龙，先龙生氐、羌。”也就是说，伯夷是西北游牧民族氐、羌的族源。伯夷在贺兰山也有分布，东汉时羌族更是遍布宁夏平原各地。以“伯夷”名山，音转成为“卑移山”。结论是：卑移山，因“伯夷”游牧部落驻牧此山而得名。
以上两说，从声韵学的角度看，后者似乎更贴切。
黄河西河与枝津
据史籍记载，西汉时即已出现黄河一名，但隋以前（包括《隋书》）的记载一般把黄河称作“河”，而从唐代开始，则普遍记作“黄河”。
黄河进入宁夏平原后，多数为游荡型河床。民谚曰“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黄河的径流量在历史长河中呈递减趋势，所以越往上溯，水的流量越大，河床的摆动也相应大。在秦汉之际，石嘴山地区黄河的走向，也与今天不尽相同。
对宁夏汉代至北魏河流水系的记述，以郦道元的《水经注》最为详尽。这部地理名著，名义上是注释《水经》，实以《水经》原文为纲，作了20倍于原书的补充、扩展和再创作而自成不朽巨著。郦道元生前可能到过宁夏，不但走遍塞上的山山水水，并作为一个有心人实地考察、访问，所以对宁夏的河流水系记述极为详尽、准确。
至于《水经》，则是中国第一部记载河流水系的专著。其作者一说为汉代的桑钦，一说为晋代的郭璞。从《水经》所记“河水”沿岸城镇看，有上河城、典农城、廉县等西汉城镇。因此，所描述的河流当是汉代实况。
按《水经》原文和《水经注》郦道元的注文分别考证，可以理清汉代黄河石嘴山境内段的走向。
河水出青山峡（今青铜峡），经富平县西，然后分作两股：东面为岔河，当时叫枝津，其走向与今天的黄河大同小异，唯石嘴山境内略向西偏三五公里，从枝津引出若干灌渠“以溉田圃”；西面为主流，又称西河，从今天的青铜峡大坝下游约10公里折向正北，经过今青铜峡市蒋鼎乡西、邵岗镇西、银川市新城东，再经西湖北流至汉廉县（在今平罗县下庙乡暖泉村有遗址）东。此处是河水流向的一个拐点，即由正北流变为东北流，至平罗县陶乐镇略西南与枝津汇合。主流和岔河所围的洲岛，古称灵洲。按《汉书·地理志》和《水经注》的描述，西汉时的廉县城，濒临主河道西岸；而塞外浑怀障，则在岔河（枝津）的东岸。古人依水而居，临水而作，所以城镇多建在河流沿岸。
第六节 廉县废弃与羌族起义
东汉时的廉县
经过西汉末年的战乱，各地人口锐减。到东汉时，朝廷按人口多少撤并郡县，北地郡从原辖19县减为6县。位于今宁夏中部、北部的县撤掉一半，但廉县仍然保留，说明这里受战乱影响没有其他地方严重。此时廉县仍属北地郡管辖，但其属地有所增加，即将西汉灵武县（治今青铜峡市邵岗镇）的北部（今贺兰县西部）划入。秦汉时的塞外浑怀障，东汉时已不见史籍记载，估计已经废弃。东汉北地郡6县合计为3122户、18637人。廉县不超过500户、2000人，与西汉中期相较，已是十去七八。但这里的牧场仍相当好，史称“水草丰美，土宜产牧”。东汉中期，羌族、鲜卑族大量进入廉县。据《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载，汉灵帝光和年间（178～184年），鲜卑族首领檀石槐死，其子和连继位。和连是个淫乱而凶残的暴君，他自以为所向无敌，率部众南下进攻北地郡，刚到廉县，就被一位“善弩者”射死。永和六年（141年）十月，声势浩大的羌族起义波及全境，朝廷下令将北地郡南徙关中，廉县亦不复存在。
北地郡的羌族起义
羌族在尧时居三危（敦煌市南30里三危山），商代东迁至青海、陇东，战国秦时一部西迁至河曲（今青海贵德、尖扎间），另一部迁往河西走廊。以后逐步壮大，遍布于青海、甘肃及新疆东南部。西汉后期，东进至三陇、渭河流域及宁夏南北，有“胜兵四十万”。羌族很早就会田畜技术，实行种姓制度，部落首领的每一个子、孙都可形成一个种姓，现代学者称“种姓家支”。东汉时，整个西北地区都有羌族分布，其种落有研、烧当、罕、开、先零、牢姐、封养等30多个。驻牧于今石嘴山一带的，属先零羌。
汉初羌族臣服于匈奴，经常攻打汉地边郡。元鼎五年（前112年），先零羌与诸羌结盟，合兵10万攻令居（甘肃永登）、枹罕（今甘肃临夏）。次年，汉武帝派将军李息率兵10万征讨，占领湟中。朝廷采取三项措施：设置护羌校尉镇守；“因山为塞”修建军事设施；封降者首领为王、侯，以分化诸羌。羌人失去耕牧之地，无计维生，再次反叛。神爵元年（前61年），汉宣帝命将军赵充国领兵6万镇压，斩首7000多，降者3万多。西汉元帝永光二年（前42年），陇西羌因饥荒、地震反叛，朝廷又派兵7万镇压，多数羌人逃走他乡，先零羌即在此时迁入宁夏。
东汉初期，西北各地除关中外，都有面积不等的羌族聚居区，尤以青海、宁夏、甘肃、陕北为多。仍居河湟、陇右的称西羌，东迁入安定、北地、上郡、西河四郡的称东羌。东羌共有70多万，而居住在宁夏南北两地的先零羌，有30万之众。人数之多，已大大超过原住民。东汉初期经济处于恢复时期，官吏清廉，社会安定，羌族亦安居乐业。但到中期，官吏腐败，豪强压迫，民不聊生。羌族人又要多承受一种苦难——民族压迫。据《后汉书·张奂传》记载，张奂赴三水属国（今宁夏同心下马关镇红城水）都尉之任，当地少数民族首领送去金银财宝和良马。张奂不受，而送者感到惊讶：因为前八任都尉个个“贪财货”，种落反叛也由此而起。因此，在整个东汉的中后期，西北各地不断爆发羌族起义。宁夏境内第一位起义领袖为滇零，永初元年（107年）起义，很快波及北地、安定两郡的大部分地方，并在北地郡自称天子。朝廷先后数次派大军征剿，都被义军打败。永初六年（112年），滇零病逝，其子零昌继续称帝，在羌族豪帅狼莫的辅佐下，将指挥中心迁至灵州县的丁奚城（在灵州岛上，详址待考），又以汉人杜季贡为将军，继续与官兵浴血奋战。元初二年（115年），朝廷先派大军攻丁奚城，后又由任尚率轻骑偷袭丁奚城，都是无功而返。元初四年（117年），朝廷又派任尚、马贤率两路大军合围，战于富平县上河城，相持60天后，义军战败，零昌、狼莫先后被暗杀。
北地郡内迁与廉县的废弃
数年之后，先零羌的起义再度爆发，烧当羌、烧何羌又在陇西、金城起义，有的攻入“三辅”，战火蔓延整个西北，其时间之长，范围之广，为西北历史上所罕见，也动摇了东汉政权。位于关中北面的上郡、安定、北地和西面的陇西四郡，曾两度陷落而徙入关中。
永初五年（111年）三月，先零羌部首领零昌在丁奚城的起义正处于鼎盛时期，朝廷决定将北地郡南迁至关中，郡治寄理池阳（今陕西泾阳西北）。郡守、县令等大小官吏原籍多在内地，加之钱财多，害怕被抢掠，所以争先恐后要求南迁；而一般民众除了搬不走的土地、房屋，没有什么可担心的，都不愿离乡背井。朝廷于是下令采取强制措施，百姓被迫南徙，拖家带口，千里路途，加上沿途因蝗灾闹饥荒，许多人病死饿倒在路边，惨不忍睹。对此，《后汉书·西羌传》有记载：“而二千石、令、长多内郡（人），皆争上徙郡县以避寇乱……百姓恋土，不乐去旧，遂乃刈其禾稼，发彻室屋，夷营壁，破积聚。时连旱蝗饥荒，而驱蹙劫略，流离分散，随道死亡，或弃捐老弱，或为人仆妾，丧其大半。”从这段记载看，廉县的民众也被迫南迁了，而且在迁徙途中丧亡过半。永建四年（129年）九月，因朝廷对羌族作战取得阶段性胜利，尚书仆射虞翊认为北地十分富饶，“厥田惟上，沃野千里，谷稼殷实。又有龟兹盐池之利，水草丰美，土宜产牧，牛马衔尾，群羊塞道。北阻山河，乘卮据险。因渠为溉，水舂河漕，用功省少而军粮饶足”。他认为朝廷绝不应放弃对这里的管理，于是上《复三郡疏》，请求将三郡迁回。朝廷派郭璜督促百姓“各归旧县，缮城郭，置侯驿。既而激河浚渠为屯田，省内郡费岁以亿计”。于是，廉县的建置得以恢复，侥幸活下来的民众也返回故乡。可是好景不长，永和六年（141年）十月，因羌族起义再度爆发，朝廷又下令将北地郡南徙冯翊（今陕西高陵）。因为有前次的教训，朝廷也没有对一般百姓采取强制措施。所以这次迁徙，实际南迁的只是北地郡的衙门和廉县等6个县的官署，多数百姓仍留居故地。既无郡守、县令管理，已有255年历史的廉县，也就被废弃了，而且再未恢复。此后300年间，石嘴山地区仍是各少数民族驻牧之地，一直无州、县建置。
第七节 北魏时期石嘴山水陆交通
随高车族传入的牛车
按《魏书·高车传》的说法，高车族系“古赤狄之余种”，开始叫狄历，后来叫敕勒、高车或丁零。近代学术界则认为：狄历、敕勒、丁零都是一个民族，音同字异而已；唯高车是一个独立的民族，因惯乘高轮车而得名。高车族的发祥地在贝加尔湖以北，两汉以后进入今蒙古国色楞格河至阿尔泰山一带，一部分继续南下至今河北一带。由于处在氏族社会，只有部落统领，没有国家政权统一号令，高车人众虽多，但经受不住战争的考验。鲜卑族领袖拓跋珪建立北魏政权后，高车多次遭柔然、北魏军队打击。《魏书》对高车族的食俗、婚俗、衣着、性格有大段文字记述，而他们对宁夏地域文化影响最大的是交通工具。这个民族爱使用木轮高大的牛车。在与北魏的历次战争中，魏军一次就缴获数万乃至20万辆高车，说明其普及程度高得惊人。北魏天兴二年（399年），拓跋珪率军在牛川大败高车，俘获7万余口，缴获高车20万辆、马30万匹、牛羊140万头（《魏书·太祖纪》卷二）。魏太武帝拓跋焘继位后出兵漠北，“高车诸部望军而降者数十万落，获马牛羊亦百余万，皆徙置漠南千里之地”（《魏书·高车传》卷一〇三）。许多部族或被迫南迁或被俘，主要分布在阴山南北、贺兰山以东，成为北魏子民。高车族即于此时迁入石嘴山市，并带来了他们惯乘的高车。这种牛车“车轮高大、辐数至多”（《魏书·高车传》卷一〇三）。由于适合宁夏道路春季易翻浆、周边多沙漠的特点，这种牛车流传1600多年，一直沿用到20世纪70年代。它的两只车轮每只有17辐，高过牛背，直径达1.7米，加上很矮的车厢，高过2米。宁夏民间俗谚“门小窗户大，屋小火炕大，牛小车轱辘大”，第三句说的就是这种牛车即古高车。轮子直径大则力臂大，行经沙漠、草地乃至小沟小坎均不致滞陷，在无道路的田间地头也能使用。它一般用一头牛驾辕，一头牛在前牵挽，载重近1000公斤。如以两头牛牵挽，可载1300公斤。民国年间，这种牛车是石嘴山地区短途运输、农村运输的主要工具。大约在1978年以前，各农村社队仍在广为使用，每个生产队都有四五辆或更多。尤其是冬天往田间送农家肥，其他任何交通工具都很难胜任，唯牛车可通行无阻。这说明科学实用的东西，可以在各民族经久传播。1980年后，这种高车逐渐被手扶拖拉机、农用车等机动车取代，从而退出历史舞台。
刁雍造船、开发黄河水运
在北魏之前，石嘴山境内段黄河只有渡运而无长途水运。北魏太平真君五年（444年），刁雍调薄骨律镇（在今吴忠市古城湾）任镇将，修复了久已废弃的艾山渠，可“溉官私田四万顷”。其后两年，镇内粮食大丰收，“平地积谷”，多得无处存放。当时北魏与漠北少数民族柔然关系紧张，常以兵戎相见，军粮供应一般从山西、河南一带征调转运，但运距超过2000里。太平真君七年（446年），魏太武帝拓跋焘诏令刁雍，调高平（今固原）、安定（甘肃镇原）、统万（陕西靖边北）及本镇牛车5000辆，将50万石军粮运至沃野镇（内蒙古五原县北）以供军需。刁雍接旨后，上了一道奏表，叙述了当时道路状况、用牛车陆运的艰难和弊端，要求改做水运。魏太武帝诏准。刁雍一冬造船200艘，次年三月开始水运，至九月共运送军粮60万石，不但提前两年半超额完成任务，还省去5000辆牛车，免除了上万头耕牛、数千名车夫四年劳役之苦，节省人的口粮及牛料40多万担。《魏书·刁雍传》对此事记载极为详细，从中可以看出当时石嘴山地区的交通状况。
第一，北魏初期，有一条大车道沿黄河西岸自南而北纵贯石嘴山地区。刁雍所运之粮全部在河西，装粮的地点为薄骨律仓城，即今永宁县望洪镇附近。按原计划用牛车陆运就要使用这条大车道，其线路经银川市、贺兰县进入石嘴山市境，最后东渡黄河，可直达沃野镇（今内蒙古五原西）。石嘴山境内路况较好，出境后路况很差，“道多深沙，轻车来往，犹以为难。设令载谷，不过二十石，每涉深沙，必致滞陷”。
第二，当时的石嘴山地区有一处黄河渡口。刁雍的奏表说，用牛车运粮，要两次越渡大河，一次就在今石嘴山市惠农区，即过去的石嘴子，另一次在今内蒙古五原。
第三，当时的石嘴山段黄河，木帆船可畅行无阻。刁雍所造之船，是选用当时江淮地区的船型，船长而窄，吃水在1.6米左右，载重1000石，合今26吨多。刁雍采取“两船并为一舫”的办法仍可畅通无阻，说明当时的黄河航道条件比近现代要好得多，首先是水量大，浅滩少。今天的黄河，四五月份浅滩水深低于一米，这种船根本不能航行。
对刁雍造船运粮之事，魏太武帝拓跋焘大加褒奖，认为是“益国利民”之举，要求“非但一运，自可永以为式”。以后各朝代的史籍，如唐代的《元和郡县图志》、宋代的《太平寰宇记》、清代的《古今图书集成·漕运部》等，都将此事当做佳话全文引用。究其原因，就在于刁雍所开发的黄河水运，在后来“永以为式”，延续了1600年。刁雍去世后40多年，高平农民起义军围攻灵州，灵州守将贾显度见无法抵抗，便令守军、官吏及富户登船，顺流而下抵达秀容，即今山西省的忻州西北，可见此时航道又延伸了500多公里。唐武德七年（624年），朝议备边之事，将作大匠于筠提出在灵武、五原的黄河上布设水师，防止突厥渡河南下。唐高祖李渊予以采纳，“召江南船工大发卒治战舰”。唐开元九年（721年）在灵州设朔方节度使后，又专门设置水陆转运使、六城水运使，管理黄河水运。元朝定都大都（今北京）后，黄河水运又进入一个崭新的时期。忽必烈不但派大科学家郭守敬探测黄河航道，还下诏建立黄河水驿。中统四年（1263年）七月一日，这条黄河水驿开通。它南起应理州（今宁夏中卫），东北止于东胜州（内蒙古托克托县），全程1700余里，中间经过的石嘴山地区，还设有两个水上驿站。清代康熙征噶尔丹，曾亲赴宁夏城指挥。他离宁返京选择走黄河水路，由103只木帆船组成的船队，簇拥着康熙帝的御用“楼船”，经石嘴山顺流而北。康熙还曾驾扁舟在石嘴山的河朔湖滩撒网捕鱼。到清光绪年间，石嘴子成为宁夏乃至西北最大的口岸。直到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初期，石嘴山的黄河之滨仍驻有国营船队，建有造船厂……所有这些，都源自刁雍开创的黄河长途水运。
第八节 北朝时少数民族融合
魏晋南北朝时期，石嘴山境内的少数民族主要有：原已迁入的匈奴族、羌族；新迁入的高车族、柔然族、鲜卑族、敕勒族。其中鲜卑迁入的数量既多、对地域文化的也影响更大。
驻牧贺兰山下的鲜卑族
鲜卑是北魏时石嘴山的主体民族。鲜卑原称“东胡”，生活在今辽河上游的鲜卑山区，因山而名，在秦代以前很强盛，匈奴兴起后稍衰。其语言、习俗与乌丸大体同，唯婚姻先髡头，“以季月大会于饶乐水上，饮宴毕，然后配合”。汉初臣服于匈奴。到东汉和帝时，趁北匈奴西迁，鲜卑进入漠北，匈奴未迁的10余万众也融入其中。东汉桓帝时，其首领为檀石槐，建王庭于弹汗山（今内蒙古兴和），北距丁零，南与汉为边，西击乌孙，尽占匈奴故地，东西12000里，南北7000余里。檀石槐的两代继承人无能而贪，至东汉末土崩瓦解，分散成多部。檀石槐的儿子和连继位后，率部南下进攻北地郡，刚进入石嘴山地区，就被廉县的弓弩手射死。西晋时，西部鲜卑又分为河西鲜卑和陇西鲜卑。此后两部逐步东扩，至东晋时进入陇山周边、河套地区。尤其是陇山北陲（六盘山）的高平川（今宁夏清水河）流域，先有陇西鲜卑鹿结部7万余落进入，佑邻部又跟进，兼并鹿结部后，达15万之众。10余年后，河西鲜卑也沿黄河进入高平川，其首领没奕于先被符丕封为安定北部都尉，后被姚兴封为高平公，其部众也有10多万。除此之外，西晋时还有一部慕容氏鲜卑迁至今青海省境内，后来发展为吐谷浑王国。此时进入石嘴山地区的鲜卑族，主要是河西的乞伏部和漠北的贺兰部，分别从南北两个方向沿黄河西岸入居。淝水之战后，在今内蒙古中部、山西北部的鲜卑拓跋部迅速崛起。公元386年，其首领拓跋珪在牛川（今呼和浩特东南）大会旧部，即代王位，立年号为登国，后改称魏王。396年秋七月，拓跋珪建天子旗，改元皇始，置百官。拓跋嗣继位后，南征西讨，于420年定都平城，建立北魏政权。北魏迅速统一中国北方，结束了五胡十六国的长期战乱局面，各族民众得以休养生息。北魏的皇帝中，魏太武帝拓跋焘、魏孝文帝元宏都有雄才大略，能够发展经济文化，促进社会进步，增进民族团结。这也是鲜卑族在中国历史上的不朽贡献。鲜卑族在石嘴山地域文化中留下很深的民族烙印。一是对地名影响大。如贺兰山的得名有两说，一说为“驳马说”，另一说为鲜卑贺兰部说。两说都与鲜卑族驻牧于山下有直接关系（见第三章第八节）。贺兰山北陲，即今石嘴山市境内段，在隋唐之际称乞伏山。乞伏也是鲜卑的一个部落，公元385年由乞伏国仁在河西走廊建立西秦割政权。公元340年后，沿黄河逐步东迁进入宁夏。由于迁入的少数民族人口大大超过汉族，汉族聚居已成为罕见之事，故在北魏初期，出现了汉城（即刁雍所建薄骨律仓城，魏太武诏名刁公城，民众俗谓之汉城）这样的地名称谓。二是加速了各民族的融合和地域文化的融合。迁入石嘴山地区的鲜卑族鹿结部、佑邻部来自陇西，乞伏部来自河西，贺兰部来自漠北，其余来自晋北和阴山南北。他们在原居地已融入当地各民族的习俗，然后带入石嘴山地区，形成畜牧产品、农作物品种、生活习惯、饮食起居、衣着装饰甚至方言土语大体相同的局面。雄踞漠北的柔然族
柔然在古籍中又被音译为蠕蠕、茹茹、芮芮，源出于东胡鲜卑，融合了匈奴、高车及西域多个民族的残部，因此《南齐书·芮芮传》称之为“塞外杂胡”。在北魏祖先力微时代，东胡鲜卑余部有两大主要部落：木骨闾和郁久闾。木骨闾死，子车鹿会统部众，自号柔然。到北魏建国前夕，柔然迅速强大，东至朝鲜，西据焉耆，北过沙漠穷瀚海，南临大碛，敦煌、张掖之北是其经常会聚之所。不久，又占据了准噶尔盆地，东面与北魏接壤并成为主要边患，魏帝多次征讨不胜。429年，魏太武帝拓跋焘再次集兵击柔然，高车亦乘机夹击。魏军扫荡东西5000余里，南北3000里，降者30万。第二年又遣左仆射安原征讨，降者过10万。443年，拓跋焘亲率大军进击至色楞格河之源，收其“人户、畜产百余万”。此后，柔然开始衰落，552年被兴起的突厥灭亡，其部众多数融入突厥，少数被俘、逃散者进入宁夏平原。《魏书·杨播传》载：“初，显祖（拓跋弘）世有蠕蠕万余户降附，居于高平、薄骨律二镇。”其中有一部分游牧于贺兰山下。538年，西魏文帝元宝炬娶柔然主阿那环的长女（即悼皇后郁久闾氏），陪嫁队伍有车700乘，马万匹，骆驼千头，迎娶队伍也是大驾卤簿，浩浩荡荡。两支队伍在黑盐池（今盐池县东）相会。西魏迎婚使请皇后入住帐幕。皇后见幕户都是面南，而蠕蠕习俗是面东，便说道，“我未见魏王，故蠕蠕女也；魏仗面南，我自面东”，然后进入柔然帐幕。
惯乘高车的高车族
高车的发祥地在贝加尔湖以北，两汉以后进入色楞格河至阿尔泰山，一部分继续南下至今河北一带。由于处在氏族社会，只有部落统领，没有国家政权统一号令。魏太武帝拓跋焘继位后出兵漠北，“高车诸部望军而降者数十万落，获马牛羊亦百余万，皆徙置漠南千里之地”。高车族就在这时进入石嘴山地区。在诸多北方游牧民族中，高车族的食俗、婚俗、衣着、性格最为殊异。他们性情粗猛，团结同心，危难关头，相互怜悯。打仗斗无行阵，乍出乍入，来回冲突，然而不能持久。其婚俗颇为复杂：女方以陪嫁牛马多为荣，定亲之日，女方以数十辆高车布成围栏，留一栏口，将马群驱进；男方队伍进栏选马，选中后上马骑出；女方主人在围栏口外站立，用手震惊其马，骑者不坠即可扬长而去，如坠落马下，虽遭女方起哄耻笑，但还是可以入栏中再选。娶亲之日，迎亲队伍乱坐在穹庐前，饮宴终日，留宿一夜，第二天早晨迎亲队伍再入围栏择取良马，然后接新娘归去。新娘的哥哥、弟弟再心疼马群，但不能表示丝毫怨意。高车族忌讳娶寡妇，对守寡之妇尊重、优待、怜悯。成年妇女的头饰也很特殊：以羊皮包裹羊骨，置于头顶，再将长发缠绕其上，形似汉族的“轩冕”。殡葬习俗也属世间少有：掘坑劈坎，死者坐立坎上，张臂引弓，腰佩刀、鞘，如同再生，然后掩埋。每年秋高马肥时，要进行一次叫“震霆”的祓除活动，埋一只羯羊，燃起篝火，数名壮男拔刀而舞，几个女巫念念有词，而其他人都骑马环绕飞驰，满百圈而止。
第九节 郦道元《水经注》中的岩画
郦道元生平
郦道元（466或472～527年），北魏地理学家、散文学家，字善长，范阳琢县（今河北琢县）人。北魏太和年间任尚书主客郎、治书侍御史，以职务之便博览群书，研究《水经》。又因常随皇帝巡游，所到之处，留心山脉、河流、城镇、古迹、民俗，并作笔录。后升辅国将军、东荆州刺史。他为政威猛，执法严明，审理汝南王一案，皇太后出面说情仍不能通融，所以被免官。正光五年（524年），魏孝明帝诏郦道元持节兼黄门侍郎，前往薄骨律等北方六镇，实施“撤镇改置州县”事宜。返回后，淮南王暗中活动予以报复，让朝廷任命到形势危急的雍州（今西安市）任关右大使。当时的雍州刺史萧宝寅已露反意，害怕郦道元的到来对自己不利，便让其行台郎中郭子帙围郦道元及家人、随行人员于阴盘（今甘肃平凉市东）驿亭。亭在岗上，饮用水井却在岗下。大家想法在岗上穿井，十余丈仍不见水。水尽力穷，杀手逾墙而入。郦道元的弟弟、两个儿子均被杀害。郦道元怒目叱贼，厉声而死，后殡于长安城东。事后，赠吏部尚书、冀州刺史、安定县男。郦道元生平好学博览，文笔深峭，周游各地“访读搜渠”，留心观察水道、山脉等地理现象。整理出土的《水经》，以多于原文20余倍的文字做注，撰《水经注》一书，成为有文学价值之地理巨著。《水经注》共40卷，约30万字，记述的大小河道1252条。比《水经》中所记载的137条多出近10倍。对宁夏的高平川水（今清水河）记载尤为详尽。郦道元完成《水经注》，大约是在他50岁前后。他还写过《本志》13篇及《七聘》等书，均已亡逸。
《水经注》对石嘴山历史的考证
可以这样说，郦道元是研究和考证石嘴山历史的开山鼻祖。
郦道元所处时代，今石嘴山地区属薄骨律镇直辖。这是一个军政合一的建置，管辖今宁夏的中部和北部，下面不设郡、县。从《水经注》的记述看，郦道元有可能来过薄骨律镇，做过实地考察，访问过当地老人。如对薄骨律镇名的考究：“访诸耆旧，咸言故老宿谚云：赫连之世有骏马死此，取马色以为邑号，故目城为白口骝韵之谬，遂仍今称。”《魏书·郦道元传》对此也有记载：正光五年（524年），“肃宗以沃野、怀朔、薄骨律、武川、抚冥、柔玄、怀荒、御夷诸镇并改为州，其郡县戍名令准古城邑。诏道元持节兼黄门侍郎，与都督李祟筹宜置立，裁减去留，储兵积粟，以为边备”。因李祟病危，仅郦道元来到薄骨律镇，于孝昌二年（526年）撤镇置灵州，并设郡、县。因沃野等镇发生少数民族起义，未完成其余诸镇的撤镇改州任务，便返回朝廷。所以，《北史》记载此事，多了一句“诸镇叛，道元不果而还”。当时，沃野等镇确实发生了农民起义，但薄骨律镇始终是稳定的。《北史》的“不果而还”，显然是指郦道元只到了薄骨律镇，因其余“诸镇叛”，只好返回朝廷，多数撤镇改州的任务没有完成。石嘴山地区在秦汉时的一段历史，最早的文字记载大多源出于郦道元的《水经注》。如秦代的塞外浑怀障，西汉的廉县和卑移山，北魏以前的黄河主流和岔河枝津，枝津对水利灌溉所起作用，北魏的历城及山东移民等等，如果没有郦道元的记述，恐怕至今仍是谜团。
画石山与贺兰山岩画
郦道元又是中国记录岩画第一人。《水经注》在叙述完塞外浑怀障后，紧接着就是“河水又东北历石崖山西”，“山石之上，自然有纹，尽若战马之状，粲然成著，类似图画，故亦谓之画石山也”。从贺兰山到内蒙古卓资山一带，至今仍留存有大量岩画，印证了《水经注》记载的真实。今贺兰山的石嘴山境内段，各地都有岩画遗存，分布较集中、数量多的是树林口、黑石峁、归德沟，题材以反映狩猎、兽、畜为最多，也有反映当时人类崇拜的太阳、图腾、生殖交媾等题材。创作时间上迄新石器时代，下至西夏时期。其上乘之作有《公牛图》《哺乳图》《奔鹿图》等。
第十节 北朝移民与“塞北江南”文化内涵
南北朝时期石嘴山地区的行政建置
南北朝时期（420～581年），控制黄河流域包括石嘴山全境的是三个少数民族统治者建立的政权，即北魏、西魏和北周。这一时期石嘴山地区的行政区划变动较多，主要有：
436～526年，属薄骨律镇直辖。北魏初期在鲜卑故地设置军政合一的北方六镇，不领郡、县，薄骨律镇为其中之一，驻赫连果城（在今吴忠市利通区古城湾），管辖今宁夏的中部和北部。北魏孝昌二年（526年），“撤镇改州”，将薄骨律镇改为灵州，治地不变，州下设县。今石嘴山市的河西各地属怀远县（治今银川市东），河东地区则属普乐郡管辖的历城。以上建置一直维持到西魏政权建立。
535～557年属西魏之灵州。这22年间，石嘴山河东地区仍属灵州普乐郡管辖的历城，河西地属于新设的临河郡。临河郡城的具体位置尚不清楚。宋代乐史《太平寰宇》排在定远城之北，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说在明代宁夏镇的东北。综合二者所记，似应在今平罗县东北。
557～581年属北周之灵州。北周先在历城（今平罗陶乐西南）新设建安县，后又升为历城郡，上隶灵州，下管一县，即建安县，郡、县同驻历城。因此，北周时，石嘴山市的河东部分属历城郡建安县，而河西各地仍属临河郡。
北魏、北周两朝的内地移民
北魏初期，石嘴山地区的民户中汉人占少数，多数为鲜卑、匈奴、敕勒、高车等少数民族。北魏、北周两个朝代，先后分3次迁入内地汉民。
第一次为北魏太和初年（477年）。郦道元《水经注·河水注》卷三：“塞外浑怀障……太和初三齐平，徙历下民居此，遂有历城之名。”历城是山东省的一个古县，即今济南市，始建于汉代，又称“历下”。今济南市大明湖畔仍有北魏修建的“历下亭”名胜，面山环湖，风景秀丽。郦道元没有记载移民人数。但历城在内地属大县，一县之民都迁来，人数定然不少。
第二次为北周建德三年（574年）。将内地2万户居民迁于灵州的怀远县，以每户平均四五口计，当有八九万人。因为人口众多，朝廷特意在怀远县之上增设怀远郡。当时，今石嘴山市的河西地区隶属于怀远县，当然也要安置部分移民。
第三次为北周宣政元年（578年）。是年三月，北周大将军王轨率兵攻打江南的陈国，生擒陈将吴明彻，俘斩3万余人。朝廷决定将俘虏的官兵全部安置到灵州境内。这些官兵多数有家眷，携家带口，总数也有好几万人。当时的灵州管辖整个宁夏平原，当然也包括今天的石嘴山地区。
“塞北江南”的由来
今天的石嘴山市，地处美丽富饶的“塞上江南”。其实，“塞上江南”的美誉已有近1500年的历史，只是古代称“塞北江南”；古文“上”与“北”相通，不知何时变成了“塞上江南”。为什么称宁夏平原为“塞北江南”？最早的解释在《隋图经》（《太平御览》卷一六四转引）中：“周宣政二年，破陈将吴明彻，迁其人于灵州。江左之人，崇礼尚学，习俗皆化，因谓之塞北江南。”宋初乐史的《太平寰宇记》灵州条下专列“风俗”一目，内容与《隋图经》只有几字之差：“风俗。本杂羌戎之俗，后周宣政二年破陈将吴明彻，迁其人于灵州。其江左之人尚礼好学，习俗相化，因谓之塞北江南。”这些南方移民，带来了先进的文化，带来了农耕技术，带来了内地的风俗习惯，也带来了长江下游“崇礼尚学”的民风。所有这些，与原居的少数民族文化融合，形成了新的民风民俗。这是塞北江南由来的风俗说。此外，还有风貌说。如宋代曾公亮所著《武经总要》：“灵州……有水田、果园，……置堰分河水溉田，号为塞北江南即此也。”还有唐代诗人韦蟾的《送卢潘之朔方》：“贺兰山下果园成，塞北江南旧有名。”意思是说：灵州地区有山有水有果园，自然环境不逊于江南水乡，早就是闻名于世的塞北江南了。以上两说并不矛盾。多种民族的民俗文化，在特定的地理环境中融合，孕育出了新的“塞北江南”地域文化。任何良木奇葩的移植与培育，必须有特定的土壤、气候等环境。如果灵州没有良好的水利灌溉条件，江东之人的水稻种植技术也就无用武之地，只能束之高阁；如果灵州不是鱼米之乡，而是漠北的荒漠草原，江东之人的饮食文化甚至衣着也得改变，只好身着皮毛、口啖膻腥，祟礼尚学之事也就难以讲究了。因此，地域文化产生于特定的地理环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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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嘴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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